在古代中外關係史上，以積貧積弱著稱的宋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一方面，在廣袤的北部邊疆，先有遼、夏與宋爭雄，後有金與宋為敵。期間，宋朝曾於“澶淵之盟”後向遼朝納銀輸絹，於“紹興和議”後向金國稱臣納貢，因而就宋與遼、金的關係而言，以往象徵君臣主從關係的朝貢關係，已呈顛倒之勢。西夏與宋的關係雖不同于遼、金，受宋的冊封並頻繁遣使朝貢，但恰如司馬光所說:“所以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余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也。”[1](卷206)元人也認為，西夏“雖嘗受封冊于宋，宋亦稱有歲幣之賜、誓詔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實也”[2](卷486)。另一方面，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政治重心的南移，海外貿易日益繁榮。除大批海外商人來華貿易外，許多國家遣使朝貢。據《宋會要輯稿·蕃夷》所載，宋代來華朝貢的國家有26個，朝貢次數為302次[3](P104)，其中，除東亞的高麗外，交趾、占城、三佛齊、大食等東南亞和西亞國家來華朝貢頻繁。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朝貢關係的特殊性，二是朝貢貿易經歷了由鼓勵到限制的變化。上述特徵在朝貢制度方面皆有所反映。
一、朝貢關係的特殊性
所謂朝貢關係的特殊性，是指在夏夷長期對峙和宋朝一直“積弱”的格局下，宋朝特別是北宋統治者非常注重朝貢的政治、軍事意義，而置朝貢的經濟利益於不顧。所以不僅對朝貢國國王封官授爵，對貢物“估價酬值”，還回賜國王、王室成員及貢使大量貴重物品。即所謂“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2](卷485)。這種情況直到南宋時期，才逐漸有所改變。
朝貢的政治和軍事色彩，在高麗與宋朝的朝貢關係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自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曆宋之世，中日之間一直沒有官方往來，東鄰之國中惟有高麗與宋朝保持朝貢關係。與此同時，高麗先後稱臣于遼、金，向其納貢。因受遼、金制肘，高麗與宋朝的朝貢關係並不順暢。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麗大成王王昭遣廣評侍郎李興、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來宋朝貢。次年，宋太祖降制高麗國王，賜命王昭為開府議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2](卷487)。淳化四年(994)始受制於遼的高麗，在受遼之冊封，奉其正朔的同時，仍不時向宋朝貢。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高麗使者[2](卷487)。天聖八年(1030)高麗王派遣293人的龐大使團奉表來朝，“貢金器、銀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黃、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遣使護送至登州。其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2](卷487)。至神宗年間(1067－1085)，韓中朝貢關係再度活躍。對此，馬端臨評論說:“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4](卷325)但對正在實施變法的宋朝決策者來說，高麗頻頻入貢，為“結之以謀契丹(遼)”提供了千載良機，於是厚遇來使，與夏國使同等對待[2](卷487)。高麗貢使旅途所居亭傳，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麗亭”[5](卷2)。元豐二年(1079)神宗又下詔“立高麗交易法”[2](卷15)。此前，朝廷回賜使者，“須下有司估准貢物乃給”。而新立的“交易法”則認為估准貢物，“有傷事體”，因而規定“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以絹萬匹永為定數”[1](卷302)。朝貢貿易的非經濟性特徵於此可見一斑。元年間，朝中反對變法的保守勢力主張斷絕與高麗的朝貢關係，如蘇軾在元四年至八年間(1084－1088)先後撰寫《論高麗進奉狀》、《乞禁商旅過外國狀》、《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等公文，強調宋與高麗的朝貢關係“無絲發之利，而有五害”[6](“奏議”卷6、8、10)。但其主張未被朝廷採納。至腐敗透頂的徽宗朝，為達“聯麗抗遼”的政治目的，更加優待高麗來使，“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為接送館伴”[2](卷487)，再次提高接待規格，而其他朝貢國從未享受如此殊榮。不過，此時遼政權已處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經營的“聯麗抗遼”的朝貢外交終成泡影。
北宋滅亡後，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強敵金國的威脅下，抱殘守缺，因不再對“結高麗以抗金”抱有幻想，對韓中朝貢關係的態度遂經歷由冷漠到敵視的轉變。而造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南宋朝廷對向金奉貢稱臣的高麗的戒備和恐懼之心越來越重，以致于視其貢使為金國間諜。紹興六年(1136)，“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金帛遣之，懼其為金間也”。是以高麗使臣被拒之門外。紹興三十二年(1168)孝宗即位時，也以同樣原因拒絕高麗遣使朝賀之請[2](卷487)。在此，朝貢的政治、軍事意義，以另一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另外，在與西域諸國的朝貢關係中，宋朝也隱約透露出以之牽制西夏的政治意圖。
可悲的是，對於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統治者而言，發展中外朝貢關係，還有其羞於啟齒的另一層政治意蘊所在，用馬端臨的話說，叫做“柔遠人以飾太平”[4](卷325)。每次戰爭失利之後，北宋統治者往往四處遣使，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以粉飾太平。宋太宗曾發動兩次旨在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大規模北征，皆以慘敗告終。第二次北征結束不久，宋太宗便派遣8名宦官攜詔書、金帛等前往海外國家，邀其朝貢。北宋與遼朝訂立“澶淵之盟”後，真宗與大臣演起“天書屢降”的鬧劇，試圖借神力洗刷恥辱，樹立天朝的尊嚴。這樣，招徠海外國家前來朝貢，成為該出鬧劇的重要一幕。在接下來的一系列祭拜、封禪儀式上，果然有不少外國貢使的身影。大中祥符元年(1008)，為慶祝所謂的天書降臨，宋真宗于泰山行封禪之禮，大食、三佛齊、占城等國貢使攜帶貢物參加了這一儀式。4年後，宋廷又在汾陰行後土禮，應邀參加的有交趾、蒲端、三麻蘭、勿巡、蒲婆等國貢使[7]。此後，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勵海外國家前來朝貢。但在江河日下的形勢下，此舉徒具“壯朝廷之威靈，聳外夷之觀聽”[8]的外表，卻以巨額的賞賜作為代價。
二、朝貢貿易的變化
據統計，宋代來華朝貢較多的國家和地區有:高麗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齊33次，大食40次，於闐34次，龜茲21次[9](P583)587)。與宋保持朝貢關係的海外國家還有注輦、蒲端、婆、渤尼、真臘、拂等。所貢之物包括國王貢物、王室成員貢物、貢使及隨行人員貢物等幾部分，主要是本國土特產，如高麗貢金銀器、娟、布、馬、刀劍、人參、硫磺；交趾、占城、三佛齊等東南亞國家貢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馴象以及各種香料、香木；大食貢玻璃器、水晶、織錦、香料；于闐、龜茲貢駱駝、馬、玉器、乳香等。宋朝對貢物採用“估價酬值”的辦法，貢物估值後，回賜金、銀、錢、絲織品等以償其值，如紹興二年(1132)，“占城國王遣使貢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綾、錦、銀、絹”[2](卷119)。回賜通常高於貢物價值，如乾興元年(1022)，交州所進貢物估價為1682貫，皇帝下詔回賜2000貫。再如天聖六年(1023)，交州所進香藥估價3600貫，朝廷則回賜4000貫[10](蕃夷四)。
北宋初期，對朝貢貿易不加限制，賞賜無度，各國貢使紛至遝來。龐大的貢使隊伍中，不乏借朝貢之名來華貿易的商人，他們在牟取商業利潤的同時，還常常獲得宋廷優厚的賞賜。史載“二聖(宋太祖、宋太宗)以來，四夷朝貢曾無虛歲”[10](蕃夷七)。這種好大喜功的做法自真宗統治末年起，逐漸有所改變。大中祥符九年(1016)，在市舶貿易興盛的廣州，當地官員率先提出朝貢貿易的改革方案，得到真宗批准。據《宋會要輯稿·蕃夷》記載，是年七月，“秘書少監知廣州陳世卿言:-海外蕃國貢方物至廣州者，自今犀、象、珠貝、香、異寶聽齎持赴闕，其餘輦載重物，望令悉納州帑估值聞奏，非貢舉物悉收稅算，每國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輦、三佛齊、婆等國勿過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尼、古邏、摩迦等國勿過十人，並來往給券、料。廣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緣賜與所得貿市雜物，則免稅算，自(其?)餘私物不在此例。從之。”[10](蕃夷七)。這條材料表明，宋朝政府已開始通過限制進京貢使人數、嚴禁蕃商假冒貢使以及削減貢物數量等措施，控制朝貢貿易的規模。而且，除進京所攜貢物估值回賜外，其餘部分作為商品，納入市舶管理制度予以徵稅，不僅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也有利於市舶貿易的良性發展。
至南宋時期，統治者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為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巨額軍費開支，更加注重發展海外貿易。隨著時間的推移，市舶貿易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而重名不重實的朝貢貿易則降到次要地位。講究實際的南宋統治者不僅沒有像北宋朝廷那樣招徠海外國家朝貢，而且一再採用削減乃至拒收貢物，以及限制貢使進京等做法，進一步壓縮朝貢貿易規模，節省政府財政支出。建炎三年(1129)，大食國“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高宗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線。今複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令官員拒其貢物不納[2](卷490)。同年十一月，鑒於四夷朝貢者日眾，而“祖宗以來別無止絕之文”的實情，高宗制訂了更為嚴厲的限貢措施，“敕海舶擅載外國入貢者，徒二年，財物沒官”[11](卷78)。紹興元年(1131)十一月，當廣西經略司奏報安南欲奉表朝貢以賀新皇登極時，得到的答復卻是，/詔入貢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首交割”[10](蕃夷四)。後經廣西經略司上奏並征得禮部同意，貢物照例全收。但此後有所選擇地接受貢物，已是南宋朝廷的慣用做法。例如，乾道三年(1167)，只收受占城貢物的10%。淳熙四年(1177)安南朝貢時，在貢使的要求下，收其貢物的30%。幾年後，安南再次入貢，收受貢物的比例又降為10%[7]。與此同時，南宋朝廷屢屢頒詔給貢使入境的地方政府，令貢使免赴京城，就地移交貢物，進行交易。有時乾脆關閉朝貢大門。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登極伊始，即頒佈詔令:“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沖謙弗受，況朕涼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2](卷119)。凡此種種，皆表明南宋朝廷為形勢所迫，擯棄了以往借朝貢以粉飾太平的政治外表，使維持朝貢關係所造成的經濟負擔有所減輕。南宋後期，朝貢貿易因受冷落而轉入蕭條。
三、朝貢制度的發展
如前所述，宋代各蕃國所進貢物，主要是本國土特產，宋廷對貢物的種類名目，以及貢使的來華路線，即所謂的“貢道”，並無明確規定。各國貢使憑歷代相沿的習慣和經驗，根據地理之遠近、交通便利與否選擇登陸或進入地點。宋中葉以前，高麗貢使主要在登州登岸，後改由明州出入。交趾貢使由廣南西路的如洪鎮入境。其他東南亞國家多從廣州、泉州登岸。西域貢使抵秦州轄境後，由當地政府派人護送至京。阿拉伯國家在北宋時期由陸海兩路來華，南宋時期則多由海路。
各國貢使在京期間，須履行一系列繁瑣的朝貢禮儀。據《宋史》記載，其內容包括呈遞本國表章，移交貢物，應詔覲見皇帝，參加慶典活動和宴會，代表本國國王接受宋廷封賞和官方文書等。有些國家的貢使還將本國習俗傳入，並被宋朝納入朝貢禮儀，如注輦、三佛齊貢使在覲見宋帝時，“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登陛跪散之，謂之撒殿”[2](卷119)。
朝貢具有貿易和政治雙重功能，宋朝政府除在貿易方面對貢物“估價酬值”外，還常對朝貢國國王、貢使進行額外賞賜，亦稱“給賜”、“加賜”等。在政治上則對朝貢國國王、貢使予以冊封。仁宗(1023－1032)以前，“遠國使人貢，賜以間金塗銀帶”。天聖六年(1028)，三佛齊國王遣使朝貢時，“特以渾金帶賜之”[2](卷489)。紹興七年(1137)，三佛齊國王遣使“進貢南珠、象齒、龍涎、珊瑚、琉璃、香藥。詔補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給賜鞍馬、衣帶、銀器。賜使人宴於懷遠驛”[2](卷119)。接受宋朝封號的朝貢國國王除高麗、三佛齊國王外，還有交趾、占城、真臘、注輦、于闐等國的國王，其他則賜以詔書、冠帶、金、銀等。但因宋朝國勢衰微，對上述國家的冊封並不具君臣主從關係的真實內涵。此外，宋朝還授予各國貢使諸如“歸德將軍”、“懷化將軍”、“甯遠將軍”、“郎將”等虛銜[2](卷487-491)。
海外國家遣使來華朝貢，一般都要向宋廷呈遞象徵君臣主從關係的表章，稱“奉表”或“上表”。元豐至紹聖年間(1078－1098)，北宋政府加強了對朝貢事務的管理，規定貢使必須攜帶表章，方許進京，還對有些國家的貢期、回賜等作了限制。北宋初期，西域貢使、商人借宋朝政府招徠朝貢之機，不論有無表章，紛紛湧入京城。元豐初，宋朝頒詔於闐，“惟齎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2](卷490)。又令“西南五姓蕃，五年許一貢”。元二年(1087)，“詔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歲遣貢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余令于熙、秦州貿易”[2](卷119)。紹聖年間，知秦州游師雄上書朝廷:“於闐、大食、拂等國貢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外夷慕義，萬里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2](卷490)他的建議被哲宗採納。此後至宣德年間，對由陸路來華朝貢的阿拉伯國家的朝貢次數略有放寬。至於從海路來華朝貢的東南亞國家，因其朝貢規模遠在市舶貿易之下，並受市舶貿易的制約，所以遲至南宋紹興年間，才對個別國家的貢期有所限制，如許令安南三年一貢[7]。北宋時期，偶有朝貢國不按貢期遣使來朝，宋皇也會作出“懷柔遠人”的姿態，下詔特許。
南宋時期，曾頒佈一系列旨在限制、規範朝貢的法律條文，其中比較重要的除前述對擅載外國貢使來華的華人船主治罪以外，還有:“諸蕃蠻入貢托故不行，而押伴使臣保申不實者，徒二年”；“諸冒化外人入貢者，徒二年”；“諸管押、伴送蕃夷外國貢使計程，無故輒稽留一日，杖一百，一日加一等，至徒二年”等。違法者一經告發，朝廷視情節輕重，給予告發者10－300貫錢的獎賞[11](卷78)。
宋朝中央主管朝貢事務的機構主要有鴻臚寺、禮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館等。鴻臚寺負責“四夷朝貢、宴勞、給賜、迎送之事”。“凡四夷君長、使價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具；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即行其禮命。……其官屬十有二: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驛及管幹所，掌河西蕃部奉舉之事。禮賓院，掌回鶻、吐蕃、黨項、女真等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懷遠驛，掌南蕃交州，西蕃龜茲、大食、于闐、甘、沙、宗哥等國奉舉之事。……同文館及管勾所，掌高麗使命”[2](卷165)。但據《文獻通考》記載，“宋初雖有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4](卷55)故宋初朝貢事務的具體管理，“分隸國信所、都亭、懷遠驛、禮賓院”等外事接待機構，位列九卿之一的鴻臚寺“但掌祭祀、朝會”而已[4](卷56)。至元豐年間上述機構隸屬鴻臚寺後，鴻臚寺開始全面負責朝貢事務的組織與管理工作。其主要職責是:主持對朝貢國的封冊、賞賜儀式和貢使的朝覲禮節；按等級、身份確定對四夷君長、貢使的接待規格；翻譯朝貢文書；驗收貢物；迎送、館餼、宴享貢使等。建炎三年(1129)，鴻臚寺歸併於禮部[2](卷163)。
禮部屬官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以賓禮待四夷之朝貢。凡郊勞、授館、宴設、賜予、辨其等而以式頒之。至則圖其衣冠，書其山川風俗。有封爵禮命，則承詔頒付”[2](卷163)。除禮賓事宜外，還負責記載、圖繪朝貢國的風俗民情。客省“掌國信使見辭宴賜，及四方進奉、四夷朝覲貢獻之儀，受其幣而賓禮之，掌其饔餼飲食，還則頒詔書，授以賜予”[2](卷166)。所謂國信使，政和二年(1112)以前主要指遼國使臣，自該年起宋朝升高麗使為國信使，隸于客省。此外，還有四方館使在貢使參加郊祭、大朝會時，負責安排其位次，引進司使掌“臣僚、蕃國進奉禮物之事”等[2](卷166)。
在地方，外國貢使入境的州縣，皆設館驛安置來使，當地軍政長官負責接待事宜。如元豐年間，貢使入境後“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詣府，其犒設令兵官主之”[2](卷119)。在設置市舶司的港口，市舶司官員參與具體接待事務。宋朝政府規定，貢使抵達後，州縣地方官員須“錄其國號、人數、姓名、年甲及所齎之物名數，申尚書禮部鴻臚寺”。貢使的行程安排及沿途的接待、供應等，也要記錄在案，一併上報。對初入貢者，應“詢問其國遠近、大小、強弱，與已入貢何國為比”，上奏朝廷[11](卷78)。然後，派押伴官護送貢使至京城。貢使往返沿途的供應由所經州縣負擔。
宋承唐制，在東南沿海城市穆斯林較為集中的地區設立“蕃坊”，由蕃長具體管理。北宋前期，“招邀蕃商入貢”，是廣州蕃長的重要職責[5](卷2)。《宋史》卷490《大食國傳》載淳化四年(993)大食國王應廣州蕃長之招，遣使來華朝貢。其表文中有語雲:“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讚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
綜上所論，北宋前期因統治者注重朝貢的政治功能和象徵意義，導致了中外朝貢關係的擴大和朝貢貿易的發展。此後曆南宋之世，統治者從實際需要出發，逐漸限制朝貢貿易的規模，朝貢的經濟因素有所增長。與此相適應，朝貢制度日益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皆有朝貢事務的組織管理機構，其相關制度多為後世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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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8卷第2期，總第18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