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乃至更早以前，中國同周邊的大多數國家一直維持著一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宗藩關係，或稱藩屬關係。有時也叫朝貢關係，或朝貢制度。宗藩政治無論是作為一種國際關係，還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早已不復存在了，然而歷史地客觀地總結和評述這一制度，研究和瞭解它是如何被瓦解及其對東亞國際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對我們今天來說還是很有必要的。 

（一） 

宗藩政治的出現與中國封建政治的發生發展有關。《左傳》中說：“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意思是說掌握天下的君主，應“和柔四夷，以為諸夏之王也”。到了周代，則出現了“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周天子將其親戚分封各地，以屏藩中央。秦代，秦始皇在內地推行郡縣制的同時，在邊遠地區實行“屬邦”的管轄制度。漢代，因避劉邦之諱而將“屬邦”改為“屬國”。此後，隨著中華各民族的不斷融合，日漸形成同周邊地區和國家的一種較為穩定的宗藩關係。 

宗藩包括藩部和屬國兩部分。藩部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新疆、蒙古、西藏等，其疆域包括在中國的版圖之內，其行政系統屬中央政府管轄，其內部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染指。屬國的領土不在中國的版圖之內，它有自己獨立的行政系統和政治制度，它們同中國保持著一種從屬的關係。根據《大清會典》所列屬國表、趙爾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國朝柔遠記》等書記載，鴉片戰前，與中國有從屬關係的國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緬甸、錫金、尼泊爾、暹羅（即泰國）、南掌（即老撾）、高麗（即朝鮮）、琉球、蘇祿（即菲列賓）等。 

宗藩作為一種帶制度化了的政治，它具有以下的性質和特點。 

一、它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依據而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學說在對外關係方面的運用，是三綱中封建君臣關係在對外關係中的延伸。根據這一理論，中國（作為宗主國）與屬國的關係是一種以大字小、以小事大的封建政治關係。對屬國來說，尊奉中國為上國，“奉正朔，求冊封，定名分”，取得中國的承認和保護，名正言順地進行統治；而對中國來說，則以屬國為屏藩，維護天朝的安寧。 

二、它是從“中國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大一統關係演化而來的，是一種封建的政治聯盟。宗主國與屬國疆域分明。對中國來說，既不利其土地和人民，也不干預其內部行政。它們的關係是“從屬但沒有控制”，彼此“是兄與弟的關係，它不總是一種肯定的、一致的關係，他們之間的接觸大部分只是儀式”。“在理論上，且一般地在實踐上，中國並不設法通過這些方式來直接干預這些屬國的內政”，只要“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並履行他們的義務，遵行有關的禮儀制度，這些國家大部分是自主的”。（注：克萊德：《遠東》，第240 －241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一卷，第229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若屬國發生內亂或遭到外來侵略，則行字小存亡之道，維護屬國的安危，以盡其對屬國的義務和責任。在反對外來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爭上，中國同這些國家人民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 

三、它是一種自然的“禮節儀式的關係”，“儒家化了的國家關係體現”，通常是通過朝貢制度來體現的。朝貢既是一種外交禮儀制度，也是一種通商貿易制度。屬國向中國朝貢有時間、路線、人員數量等具體的限制和規定。如：琉球，規定每3年朝貢2次，路線從福建登陸，經福州前往北京；暹羅每3年朝貢1次，路線經由廣州前往北京； 朝鮮每4年朝貢1次，路線須由陸路經山海關，再到北京， 每次朝貢人員不得超過100人，其中包括1名正使，1名秘書，3名譯員，24名保護貢品的護送人員，30名侍從人員。在公文往來上所有屬國須應用中國的禮節和中國曆書的時間。越南每4年朝貢1次；尼泊爾、錫金每5年朝貢1次；蘇祿每5年朝貢1次；緬甸每10年朝貢1次；南掌每10年朝貢1次。 

四、在近代以前，中國是東亞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宗藩政治在文化方面所體現的是中國周邊國家對中華文明的向慕欽佩，因此它又是一種以中華文明為紐帶的東方國際社會秩序。它不同於歐洲資本主義前期各國的附庸國和被保護國之間的關係。在歐洲封建主義時代，封建主是附庸國的宗主，封建制度消滅後，宗主權成為宗主國對附庸國在國際上的權利，在國際上，附庸國主要是由宗主國來代表它。但中國同其屬國之間的關係不是這樣，在國際上，它不代表屬國，屬國在承認自己是中國的藩屬的同時，可以自由地、以一個主權國家身份同外國簽定條約，這在琉球、越南、朝鮮等國的外交關係中表現得極為清楚。“琉球與朝鮮兩國不僅在內政上是獨立的，且有與外國締結條約之權。”（注：胡特生：《世界政治中的遠東》，第80—8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73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二） 

1840—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西方打開中國門戶的第一步，隨後西方資本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了中國。戰爭的失敗震撼了中國，也震撼了亞洲，同時也對傳統的東亞國際關係形成了巨大的衝擊。綿延已久的宗藩政治在戰後不到半個世紀也就迅速瓦解，直到最後崩潰。 

宗藩政治的動搖首先同外國資本主義對作為宗主國的中國不斷發動侵略、迫使清政府接受西方的“國際新秩序”有關。西方的所謂國際新秩序也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國際關係原則。通過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強迫中國簽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獲得各種權益。1861年後西方國家使節開始常駐北京，1873年（同治十二年）6月， 外國駐京公使首次入覲，1877年中國也一改千年來只有屬國遣使來華朝覲的慣例，首次向外國派駐使節。六、七十年代中外關係的這一系列變化，儼然將中外關係劃為前後、新舊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對宗藩政治形成了衝擊。 

西方對作為宗主國的中國的侵略與對中國的屬國的侵略幾乎同步。列強在侵略中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屬國發動大規模侵略。通過奪取中國的宗主權，將中國的屬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直接置於他們的保護之下。宗藩政治從此遭到了破壞。 

中國同屬國的藩屬關係首先遭到破壞的是琉球國。琉球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位於中國的東部，與中國隔海相望，北面與日本相鄰。自明朝洪武年間，就接受中國的冊封。1646年（順治三年）後，作為中國的一個屬國，一直定期朝貢，並在福建設有琉球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1874年4月， 日本藉口臺灣高山族殺害琉球漁民一事，悍然出兵臺灣。“究其目的是欲吞併琉球。”（注：胡特生：《世界政治中的遠東》，第80－8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73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在美國的調停下，中日簽訂協定。協定認為日本的侵略行為是“保民義舉”，等於是承認了琉球是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同意撤退在台的軍隊，中國則向日本支付白銀50萬兩。協定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對中國來說，“這種和解註定了中國的命運，……比起這種準備付款甚至更有意義的是中國輕易地放棄了琉球群島，這個地方曾進貢有五個世紀之久。”（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0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協定簽訂的次年，日本公開改琉球國為日本的一藩，1879年又將它改為沖繩縣，列為日本的一個行政單位。琉球國王秘密遣使來華求救。維護對琉球的宗主權，保護屬國的安危是宗主國義不容辭的責任。清政府就此訓令駐日公使何如璋對日交涉。何氏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據理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復辯論，若不聽從，或援萬國公法以相糾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廷旨將何氏三策發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復議。李鴻章以何氏上、中兩策皆小題大做，認為“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中國受其朝貢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護其國，固為諸國所輕，……若再以威力相角，爭小國區區之貢，……亦且無謂。”（注：吳汝綸輯：《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第八卷，第4－6頁，光緒刻本。）李氏從受貢無大利這個自私的觀念出發，竟採取了消極的放棄論。此後中日雖經交涉，終於不了了之。1881年中國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宗主權。 

琉球的喪失，是中國“所有朝貢的屬國一個一個的相繼被割去的一個序幕”。（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01 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清政府這種聽任別國吞併一個屬國而不拼力相爭的作法，也給其他屬國心理上投下了宗主國無力保護的陰影。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國對屬國的“宗主權的主張是虛無渺茫和做樣子的，而不是認真的”。（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95 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因此，它加速了西方資本殖民主義蠶食和鯨吞中國屬國的步伐。 

日本吞併琉球之後，英、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先後相繼奪取了中國對越南、緬甸、暹羅、尼泊爾、錫金等國的宗主權。宗藩政治遭到了嚴重的削弱。 

越南古稱交趾，漢唐以前原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地一直處於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之下。唐調露年間，唐政府設安南都護府，治所在交州，安南之名由此而來。唐末，藩鎮割據，安南地方勢力遂趁機自立為王，脫離中朝。清代，越南同統治中國的清政府始終保持穩定的宗藩關係，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 

18世紀以後，法國向東方推行殖民擴張的政策。鴉片戰後，法國藉口傳教士多次在越南被殺為由，派遣遠征軍到越南勒索賠償。這些為法國資產階級侵略越南提供了“機會和藉口”。1858年法國利用參加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武力，聯合西班牙，發動侵越戰爭，1862 年2月強迫越南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奪取昆侖島、西貢、下交趾三省。1873年法國對越南再次用兵，次年3月， 又迫使越南簽訂《法越和平聯盟條約》（又稱《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宣稱越南承認並接受法國的保護，法國管理越南政府對一切外國的關係，包括對中國的關係在內。根據這個條約，越南完全置於法國的控制之下。越南國王意識到自身的處境危險，於是秘密地遣使北京，希望清政府予以幫助。1876年越南循例派遣使臣向清政府朝貢，公使在京沒有去拜訪法國公使。1880年又照例派使朝貢，“向中國乞師反抗法國侵略”（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84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1883年7月國王阮福映去世。8月，新國王與法國正式簽訂《順化條約》， 接受法國保護。“法國代替了中國——以一個壓制者代替了一個無權之王，而作了越南的大君主。”（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 38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越南與中國的兩廣、雲南毗連，法國侵佔越南直接關係到中國本土的安危，捍衛越南的宗主權與保衛宗主國的安危相一致。《順化條約》簽訂不久，中國就越南問題同法國展開交涉。但交涉一開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又一次採取消極退讓的方針，他在同法國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時，對條約中的“每一個重要論點都對法國屈服”，完全屈從了法國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慈禧太后的願望”。（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94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他的作法遭到主戰派的強烈反對，簡明條約未被清政府批准。在清政府看來，“在南方邊境上有一個專橫的歐洲強國作為鄰居以代替軟弱的越南人是不愉快的，拋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不論它是怎樣虛假，是更不愉快的，而最不愉快的乃是認定中國自己的虛弱無能，沒有打仗就承認失敗。”（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94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當時中俄伊犁交涉已進入最後階段。中俄伊犁交涉的成功，增強了中國對法交涉的信心。在主戰派的支持下，清政府決定對法開戰。戰爭後期取得了諒山、鎮南關大捷。由於法國侵佔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西方東擴的意圖，此後，英、美、俄等國對清政府頻頻施壓，結果清政府最終還是把對越南的宗主權讓給了法國。 

越南的宗主權喪失後，隨之又帶來暹羅、南掌、緬甸三國宗主權的喪失。暹羅在中法戰爭爆發不久就宣佈停止向中國朝貢，南掌也於1893年被法國兼併，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緬甸自元代起就是中國的一個屬國，每10年遣使經八募、騰越前往北京朝貢。1862年下緬甸被納入英屬印度的控制之下。中法戰後第二年，即1886年，英國擔心法國勢力擴張於己不利，將上緬甸合併到英屬印度，至此緬甸完全落入英國的控制之下。同年7月24日，中英在北京簽訂有關緬甸的條約， 中國承認英國在緬甸的統治權，同意“英國在緬甸當時所秉一切政權，均聽其便”，而英國作為一種讓步，仍允許緬甸“每10年向清政府循例進貢”。1895年緬甸依約向清政府派遣了貢使，進貢了方物，然而這也是它的最後一次。此後，這種“遣使進貢一事”，便被“丟進了人們忘卻的古物儲藏室”，（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41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連這點虛假的宗藩關係也不復存在了。 

越南、暹羅等屬國的喪失，還涉及到以西的尼泊爾、錫金。尼泊爾、錫金自1790年起就是中國的屬國，按期朝貢不絕。它們最後一次朝貢是在1882年。1890年中英簽訂《印藏條約》，同意尼泊爾、錫金歸英屬印度管轄。1893年12月，赫德的弟弟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國立約，承認尼泊爾、錫金為英國的保護國。至此，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屬國全部喪失。它們的喪失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對東方殖民侵略擴張的深入，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中華國際秩序開始崩潰，它直接加深了東亞地區的社會政治危機。 

宗藩政治瓦解的標誌是中國對朝鮮宗主權的喪失。 

朝鮮古稱高麗，與中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早在關外時期的崇德年間，就是清朝的屬國。清朝入主中原後，中朝的藩屬關係完全確立起來，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因此，它是清朝屬國中最重要的一個。 

朝鮮又與日本隔海相望。在歷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入侵。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向海外擴張的道路上，最早提出了“征韓論”。1876年1月，日本派遣海軍到朝鮮。2月，強迫朝鮮簽訂朝鮮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條約規定“朝鮮為自主國”，第一次對中國的宗主權提出了挑戰。此後，日本不斷向朝鮮滲透。為了維護對朝鮮的宗主權，同時也是為了抑制日本及沙俄對朝鮮的侵略企圖，清政府曾以儒家的“以夷制夷”的方法，引導朝鮮參與國際社會活動，同美國等眾多西方國家立約通商。然而“當時西方列強中沒有一個國家（儘管它們與朝鮮訂有條約）準備維護朝鮮獨立的事實和原則，這就為日本這樣作（指侵略朝鮮）開闢了一條道路”。1884年12月，日本在漢城一手製造了反對中國的“甲申政變”。次年4月， 在中日簽訂的《天津會議專條》中，日本取得了在朝鮮的駐兵權。此後中日在朝鮮由外交對抗發展到軍事對峙。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中國應朝鮮國王的請求，派兵入朝平叛。“在行動上一直絲毫不苟地遵守著它作為一個宗主國所具有的責任”，目的“主要是不要給朝鮮政府招致麻煩，維持朝鮮的現狀。”（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655頁， 三聯書店1958年版。）但日本帶著它的政治和經濟目的，趁機派重兵入朝。東學黨起義失敗後，日本拒絕中國同時撤兵的要求，並拋出一項有26款的改革朝鮮內政的綱領，限10日內決定並付諸實施。日本的所謂“改革”只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此時它已下決心，要“雪除1884年的恥辱”（大隈重信語），“要實行侵略以期建立它在國際間的地位”。當中國以日本既認朝鮮為自主國，不應干預朝鮮內政答復後，日本遂採取軍事行動，一手挑起侵略戰爭。1895年4月，中日議和，《馬關條約》簽訂， 中國喪失了對朝鮮的宗主權。至此，綿延數世的宗藩政治徹底瓦解。 

（三） 

宗藩政治在鴉片戰後不到半個世紀內遭到瓦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西方資本殖民主義衝擊與摧毀的結果。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及其屬國所受到的種種苦難乃至變化均來自西方的衝擊，以及日本的殖民侵略。一方面，19世紀上半葉，歐美主要國家正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迫切需要廣闊的海外市場和原料供給地，迫切需要殖民地，而土地遼闊、資源豐富的東方各國首當其衝成為其主要掠奪對象。而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及其屬國還停留在中世紀，“在一個狂熱的、技術的時代裏，中國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是絕對地不足以應付的。”（注：伯斯：《遠東——東亞近代及現代國際關係史》第39—40頁，呂浦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一卷，第327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西方資產階級要按照它們的面貌來改造世界， 要將它們的殖民政治制度移植到東方，因此它們在侵略和掠奪中國的同時，亦通過戰爭剝奪中國的藩屬國，使它們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或置於西方的控制之下。這就是鴉片戰後的二、三十年內中國先後喪失越南、暹羅、緬甸、南掌、尼泊爾、錫金等屬國宗主權的原因。後起的日本對殖民地和市場表現了更大的貪焚欲望和急不可待，而鄰近的琉球和朝鮮則首先成為它掠奪的重要目標。琉球和朝鮮的宗主權的喪失直接源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 

其次，宗藩政治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同清政府的衰敗以及它對屬國的政策失誤有關。對外戰爭的失敗，連年的農民起義，使清政府疲憊不堪，元氣大傷。在經歷了農民起義大風暴的震撼和西方列強的嚴重打擊之後，清政府推行了重內輕外的政策，把農民起義視為“心腹大患”，而將西方侵略看成是“肢體之患”。他們不諳世界大勢，沒有意識到由西方侵略所造成的“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不去多費心思來估計他們自己衰弱的原因或西方強盛的根源”。（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27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在1864－1894年的30年中，“清政府完全可以進行內部整頓，努力使她和受她支配的國家（指屬國）在國際上立於平等地位，可是時間過去了，並不見有效改良或者更新的信號，在陸軍方面，在建立海軍方面也花了些錢，可是在行政改良方面卻一無表現。”（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17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仍循著傳統的思維，恪守“內中華而外夷”的思想，迷戀“天子居中，四方來朝”的往昔歲月，在歷史的巨大慣性和惰性的軌道上滑行。在清政府那裏，興辦洋務的一個最大目的是維護傳統秩序。對於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身上的那些條件，諸如政治上、經濟上的治外法權、行政權、協定關稅權等，一件也未努力加以修改或爭取廢除過，對於西方列強無休止的勒索要脅，仍舊採取逆來順受的作法，與鄰近的日本舉國上下爭取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努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政治上表現了毫無作為。此外，吏治腐敗，貪污盛行，最高統治層爭權奪利。清政府如此腐敗，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只能是日益加深了。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自己的本土免于外患，自然無法給屬國以有力的保護。它雖不情願地放棄自己的宗主權，但在處理屬國的外部事務上，常常搖擺不定，以至嚴重損毀了作為一個宗主國的“正當合理的地位”。如在朝鮮的政策上，清政府一再表示朝鮮是自己的屬國，但實際上則儘量不干涉朝鮮的內政。在西方看來，中國是對朝鮮未盡責任。1866年法國因一名傳教士在朝鮮被殺，要求賠款時，清政府軟弱地拒絕了一個被“公認為是它屬國的臣民所犯行為擔負的責任”。同樣的，1871年1 名美國捕鯨船員在朝鮮海岸被殺，美國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清政府竟要求美國人自己去懲辦。為了抵制日、俄勢力，李鴻章援引“以夷制夷”的作法，引導朝鮮與歐美各國通商立約，清政府這樣做，無疑是向世界各國表明自己在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1876年日本派遣軍艦到朝鮮，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條約中明文規定“朝鮮為自主之邦”，這一規定無疑是要廢除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直到這時，清政府才發覺自己的錯誤，力圖挽回，要朝鮮國王在每一個條約中附上自己是中國的屬國的有關條文。然而各國完全置這種似是而非的作法於不顧。對於朝鮮究竟是獨立國還是藩屬國，各國仍“採取最適合於它自己利益的看法”。（注：莊延齡：《中國，它的過去與現在》，第340—34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一卷，第67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在中法有關越南問題的交涉上，清政府同樣表現得極為軟弱無能。李鴻章從中法越南問題交涉一開始，就誤於“柔、忍、讓”三字（注：《曾紀澤致郭筠仙侍郎函》，《曾紀澤選集》第二卷，湖南出版社1984年版。），持“息事寧人”的態度。認為中國兵力一向單薄，滇防有名無實，海軍又少，切不可與法國開戰，甚至認為法國吞併越南，對於中國只是伏邊患于未來，目前還構不成對中國的威脅，主張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注：參見《翁文恭公軍機處日記》（上）第8頁，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沒有打仗就承認失敗，這就是李鴻章所做的。”（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94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一位西方歷史學家就此批評說：“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的主張是虛無渺茫和做樣子的，而不是認真的。”（注：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394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中法交戰的後期，形勢對中國抗法非常有利，然而清政府卻乘勝收兵，在稍後的談判中，反而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致使對越南的宗主權完全喪失。 

屬國的存亡畢竟直接關係和影響到中國的安危，支持屬國抗擊外來侵略同維護對屬國的宗主權是一致的。在日本侵朝問題上，清政府採取了一種先前未曾有過的積極干預政策來“代替宗主權的消極行使”，動員全國的兵力、財力同日本相角，以盡自己保護屬國的責任和義務。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造成了對朝鮮宗主權的喪失，而且直接動搖和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統治，加重了中國的危機。 

再次，宗藩政治的瓦解還同屬國在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衝擊後所引起的對宗主國——中國的背離傾向分不開。 

西方民族強暴的侵略和擴張的同時，又不自覺地裹挾著一種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歷史內容，那就是逼著東方各國改變傳統的封建制度。它們在對東方進行侵略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近代文化，既有堅船利炮到聲光化電之類的自然科學技術，也有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乃至民權、世界觀、歷史觀、思維方式、價值標準等等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這些如同酵菌一樣，不同程度地催化著東方各民族，並由此引起種種社會變化，對傳統的東方國際社會秩序造成震盪。朝鮮在西方資本主義和明治維新的日本影響下，特別是在與各國立約通商之後，在士大夫官僚中出現了一股要求改革、學習西方的政治傾向，以金玉鈞為首的開化黨，希翼擺脫宗藩地位而求國家自主，無疑代表了近代變局刺激下的合理願望，是無可非議的。但不幸的是，他們力求自主而依託於日本，為求擺脫藩屬地位，結果卻染上了親日反華的色彩，成為日本向朝鮮侵略擴張的一股政治勢力，因此遭到朝鮮國內廣大人民的反對。這種親日反華傾向，終於釀成了1884年親日派誅殺“心服中國者”的“甲申政變”。 

四，宗藩政治的瓦解還同宗藩政治本身的弱點有關。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種以朝貢為形式的宗藩政治是一種自然的、不成文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國際關係。這種國際關係到了近代以後，當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向著中國和這些屬國“發展他們的野心時，就顯得十分無力，難以抵擋列強的奴役和掠奪”。（注：興登：《中國與日本的主要問題》第95—96頁，林海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一卷，第233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因此， 它的瓦解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四）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遭到了慘敗，並失去了朝鮮。因為朝鮮是當時中國的最後一個屬國，因此，它的喪失，標誌了宗藩政治的徹底瓦解。 

宗藩政治的瓦解對遠東國際關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甲午戰後，先前中國的屬國至此完全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所謂國際新秩序，相繼淪為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地或附屬國。西方、日本在奪取這些國家時，雖然標榜“承認它的獨立”，如法越《西貢條約》中曾規定“法國承認越南的完全獨立”，可是事實上，法國在從中國手中奪取對越南的宗主權後，它只是“借政治的、和平的，和行政的行動去擴展和加強它在越南的勢力”，並進一步將其侵略勢力伸進中國的西南地區。在1895年4 月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中，日本曾“允許朝鮮獨立”，但其真實意圖是為了抵制沙俄勢力向朝鮮的擴張。10年之後，日本通過日俄戰爭，擊敗了俄國，不僅控制了朝鮮，而且在稍後不久，便正式吞併了朝鮮，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當初允許朝鮮“獨立”完全是一個騙局。非但如此，戰後，日本還將其侵略勢力擴大到中國，在西方列強掀起的劃分勢力範圍、旨在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日本充當了急先鋒的作用。日俄戰後，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得遼東半島。此後它對中國的侵略再也未停止過，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才被堅決擋住而折回”。（注：賴德烈：《中國近代史》第85—87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一卷，第668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宗藩政治瓦解後，作為遠東國際關係的替代物，日本在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各國推行殖民侵略擴張中，為了獨佔中國，稱霸亞洲，曾先後提出過“亞洲解放論”、“泛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論”，企圖取代宗藩政治，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國際新秩序。他們以亞洲的主宰自居，從狹隘的黃、白人種觀念出發，把日本以外的所謂歐美白種人說成是亞洲各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提出要把亞洲各國從歐美的殖民統治奴役中“解放”出來，以掩蓋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和奴役。它們的所謂“解放”論，就是改由日本獨佔。所謂“東亞共榮”就是東亞各國任由日本宰割。日本的一位歷史家對日本的這一政策解釋得十分透澈：“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內資源缺乏，需要向外發展，日本的大陸政策乃是命中註定了的，不採取這種方向，日本只有滅亡。日本必須確保朝鮮，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注：佐野袈沙美：《中國現代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52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亞洲解放論”、 “大東亞共榮論”就是這種殖民侵略的外包裝。 

為了掩飾“大東亞共榮論”的侵略本質，日本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還常常將它同中國的宗藩政治進行所謂的比較，以之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在一個多世紀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各國所犯下的罪行。宗藩政治雖說是一種前資本主義的東方國際政治，然而同日本帝國主義所推行的“大東亞共榮”政治畢竟有著重大的區別。 

首先，宗藩政治是一種建立在儒家倫理觀點上的國際秩序，多少世紀以來，它之所以為日本除外的東亞各國所接受，“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名義上的上國地位為屬國人民保留了最大的自由和對於他們的錢袋的最小損失。中國一貫樂於容許自治，包括徵稅在內。中國容許把自治作為一種內核，如果能夠以朝貢和名義上臣服的飾金外殼來滿足它的帝國尊容的話。”（注：衛斐利：《中國歷史》第437—439頁，孫瑞芹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65頁，三聯書店 1958年版。）她不干涉屬國的內政，沒有對屬國的騷擾，相反地，當屬國遇到內亂和外患時，她還要幫助屬國，以盡保護屬國的權利和義務。屬國雖同中國保持從屬關係，但只是名義上的，“他們不受干擾地管理著自己的事務”。彼此是通過一種政治上、道義上的承認，和平共處。“在文明、文字和領土方面都代表了更自然的關係。”貢使派往北京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更有經常性、連續性和一種遠為深刻的義務感”，“進貢本身”只是“一種藩屬的標誌”。（注：衛斐利：《中國歷史》第437—439頁，孫瑞芹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65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政治其本質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殖民政治，是對東亞各國的武力征服和瘋狂的掠奪。這種“共榮”是用刺刀和槍炮建立起來的對東亞各國人民的“軍事暴力統治”，是一種違背人道的法西斯暴政。 

其次，宗藩政治存在久遠，它是以東亞各國向慕中國歷史文化為前提條件的，彼此有著共同的思想文化作為基礎。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政治卻沒有這個基礎。“中國為什麼能夠遠久地得到它的屬國的極度尊敬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燦爛的文學可以同樣地通過朝鮮文、越南文、日本文或琉球文使人讀到，這對於蠻夷們的思想引起了感召，就象衰微的羅馬對於歐洲的野蠻人仍舊有著一種半宗教的迷惑力一樣。……一句話，中國與羅馬一樣，是在道義上毀滅不了的。”（注：衛斐利：《中國歷史》第437—439頁，孫瑞芹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認識中國歷史的》第二卷，第665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但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政治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血腥地殺戮，殘酷蹂躪。它是中國及亞洲其他各國的“罪孽淵源所在”。它不是亞洲各國自然形成的政治聯盟，在亞洲沒有存在的社會基礎。它在1945年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而破滅是毫不奇怪的。 

歲月悠悠，滄桑巨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東亞各國早已擺脫資本殖民統治，成為獨立國家並選擇了自己的社會政治制度。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根據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同亞洲乃至世界各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中國一貫熱愛和平，反對侵略，然而日本“大東亞共榮”政治的幽靈時不時出現，這就值得人們注意和警惕。歷史證明，凡是腐朽反動的東西，終究是要滅亡的。 

　（資料來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