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學術研究，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必須隨時應用新資料，始能有所突破以推陳出新，或印證史實而揭史之真相。故陳寅恪先生[1]云：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新材料，指文物出土及紙上遺文。寅公所言時代為民初與當時之新材料，而現在，何嘗無新材料，若能就考古出土之地下實物，與紙上史料相稽，據此探幽抉微之新得，再現既往之客觀歷史過程之科學映像，歸納出科學之歷史事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京分局航浚八師船於廣東省汕頭市達濠區廣澳港深水港碼頭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時，發現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乃以助清淤用之大型耙吸式抽泥船抽撈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銅幣、古瓷殘片，及大小各一方銅印、一門銅銃、两段折斷銅銃、两門鐵炮、一銅水壺等文物。[2]有關部門即於翌年元月組織中國歷史博物館、廣東考古研究所及汕頭市文化局潛水考查，發現淤泥壁4米內中有一古船；一九九七年五月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加入進行第二次探測，以水底浮泥已將船全覆蓋於更深處，無法撈出。[3]有炮之船，當為戰船中之炮船，炮船於世界史發展中為一種最主要之防禦與進攻之水上重武器，物質文明及軍國活動之客觀歷史過程之科學映像；印章，就中國而論亦為一主要信物，權威象徵。於歷史文物中，輒可反映客觀存在之歷史過程之科學映像或訊息，因而引起個人之關注，並赴汕作醉翁之意，而後為文加以探索之。   

二、  文物與史實之探討互稽   

撈出二印：一為小銅印（圖一），正方形，通高1.8cm、鈕高1.1cm、印身高0.7cm.邊長1.2cm，印文四字，糢糊難辨（圖二），大抵屬該船上指揮官之私章；另一大長方形銅印（圖三），背為橢圓形柱體撅鈕，印通高9cm、柄高8cm、印長10cm、印寬5cm、印厚1cm、重超半公斤，全印完整無缺，印文清晰，文為陽文九叠篆體，自右縱讀為「藩前忠振伯前鎮前協關防」（圖四），印背右側為陽刻印文釋文，印鈕上側有「禮部」二字，下側刻一「造」字（圖五）。   

藩、伯何許人？檢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乙酉年[4]云：   

以閏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晉封（鄭）芝龍為平虜侯，尋封   

平國公；賜平國公長子森國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國公部將……   

洪旭為忠振伯……。   

乙酉，為南明思文帝隆武元年（1645），帝為鄭芝龍所擁立，故於鄭家上下予以特恩，賜龍子森為國姓朱。森人稱國姓或賜姓，其部則慣稱其為藩駕或簡曰「藩」，此可見證於楊英《先王實錄》[5]。森，為鄭成功諱。鄭玉海重修《鄭氏宗譜》[6]云：   

第十一世飛黄公、象庭公長子。諱芝龍，字日甲，號飛黃。……子五：   

森、渡、恩、蔭、襲。……   

第十二世大木公、飛黃公長子。諱森。於明朝隆武元年，其父芝龍帶子謁見隆武帝，奉旨賜國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號大木。奉旨封忠孝伯，拜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自此中外以國姓爺稱之而不名。後起勤王兵，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永曆七年，晉封延平王。十三年，晉潮王。   

餘《鄭氏家譜》、《石井本宗族譜》所載意同。鄭克塽等＜鄭氏附葬祖父墓誌＞[7]云：   

王父諱成功，字明儼，號大大，姓鄭氏。……故明末，賜國姓，封延平   

王，率眾海外台灣，開闢疆土，設立府縣居之。   

清户部尚書兼暑理兵部尚書?固山額真噶達洪於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題為補發勘合護送鄭芝龍家眷來京事本＞[8]云：   

……鄭芝龍疏陳，……臣長子鄭森漂流海外，尚未歸降，二子鄭世忠、   

四子鄭世蔭現已在京，三子鄭世恩已長大成人……   

據此，則知「藩」指國姓鄭成功，森以伯爵而步上「王」階，位列藩王之席，故有稱藩駕，而「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簡稱，此明示國姓旗下所屬機關、文武官。忠振伯乃此等隸屬關係，是則伯，即指洪旭。則由此足證該船乃明鄭之戰船組合部分，也為洪旭所屬前鎮前協協將駐紥之主船。船，至今未能打撈上岸，尚有待撈出才能洞悉其所使用之性質，及大小尺寸之確。   

明代之官印，例由中央銅質鑄頒，而洪旭所屬銅印從上文可知為南明隆武朝禮部所頒發於冊封三等爵時，時洪氏率領御營勇武營。御營，乃廣東香山相國何吾騶抱病應詔入閩輔國，鑒於鄭彩失律，芝龍兄弟專擅，隆武中興欲振受制肘，為籌突破諸鄭之勢，乃諫帝自組兵團拱衛以防之，受委任籌措練親兵十標，「計兵數一萬」，選諸鄭中惟一忠貞分子國姓為御營中軍都督，勇武營即國姓直隸第一標也。[9]洪氏字弘藎，號念衷、九峰，福建同安金門人。初為芝龍部將，由千總而擢為將領，隨龍而封伯。[10]隆武為芝龍出賣後，[11]隆武二年（1646）十二月初一日，鄭成功棄貳臣之父，毅然豎明幟義旗於烈嶼，收兵於南澳，號召志士仁人，得舊部來歸，[12]併鄭聯、鄭彩之兵，遂掌東南海上抗清之領導權，而以金、厦為基地，轉戰東南[13]。洪旭聞賜姓舉義，即浮海來附，自後即為始終追隨國姓之一驍將藎臣，以老成持重，慎謀遠慮，為國姓倚為股肱。永曆八年（1654）以取漳州功陞户官，旋加少師。十一年十月，兼理兵官事務。殆經？位，益重之，倡修武備，造船交通，東寧因以大盛[14]。   

明代戰船，據明代造船家沈啟於其《南船記》中稱：一般為二百料重，船身長六丈八寸（約19米），寬一丈六寸（約3.9米）[15]，有两桅；水軍指揮官座船則為四百料戰船，長27.8米，寬5.29米，两桅，尾部設置望亭，全船裝飾較前述者威武，有「鼓扶搖之勢，有不戰而先奪人之心」之顯赫作用[16]（圖六）。洪旭既為藩前驍將，且任水軍指揮官之一，則沉於潮汕達濠廣澳之船，當為戰船，雖非洪氏坐鎮之主艦，然依銅印印文推知其必為洪氏所統轄前鎮前協戰船隊之指揮座船，想其長、寬亦如上述。惟此為明嘉靖二十年（1541）前之常制[17]，而距鄭氏之間已百年，中間又逢倭寇之亂，戰船於胡宗憲、戚繼光等輔世文武之因應時需而予以諸多改進，殆至明鄭處於非常時代，且其出身於善造福船之地與控海權家族，自必因時並進而隨機調用，不必據明嘉靖常制而為。據彭德清編《中國船譜》所載，鄭成功「海上船隊，最强盛時船多達2,000餘艘」，指揮艦，乃依福船型設計而成，稱「中軍船」（圖七），厦門為督造軍艦重地之一[18]。所造戰船有中軍船與先鋒船等，皆為駛帆者，有二層樓，前者為千擔大戰船，每艘能載三四百人，後者為小戰船，與現在漁船相似。戰船用布作帆，有用竹帘作帆。   

據陳延杭、陳曉＜鄭成功中軍帥船船型分析＞[19]謂：   

中軍帥船的特點和裝備：有三桅四帆，三副刀形布質風帆和一布質三角   

帆。船體白底，船首有獸面，两側有龍目（船眼），船尾有飛鷹，两側   

有保護神水蛇（閩南稱胡溜）。两側舷有銃、炮口，甲板上裝大煩（火炮），船後舵樓有指揮台、媽祖旗、燈號、信號旗等。主桅上高掛七星指揮大旗。……其船體總長32米；水線長22米，船寬7.4米；型寬7.1米；吃水27米；排水量225噸。……按常規估算，中軍帥船的重量約110噸。   

據第一次撈起船板之寬、長與上述接近，可見此艘沉船可能即屬明鄭中軍船。而出水之重武器，有两尊鐵炮及銅銃，可見為船上之裝備，則其為屬軍用之船，於此可肯定。   

出水銅銃，一為完整，長78.8cm，口徑5.9cm，底鋬內徑4.2cm，炮口、尾鋬較粗，藥室外呈球形，尾鋬面刻「國姓府」（圖八、圖十）；一為殘存後半部，殘長32.8cm，管徑5.1cm，尾鋬內徑4.2cm，鋬面亦刻「國姓府」（圖九、圖十一）三字。銅銃之發展，乃明神宗時趙士楨倡創後，明軍始漸有，益以徐光啟等於中央呼籲，引進西方技術自鑄後[20]，銅鑄火統鎗之風遂漸展開，明鄭之銅統當承此自鑄，此鑄「國姓府」銅銃為两岸首次發展之撈出寶物，由此足資證明明鄭軍隊已不少有使用銅統火器之專門營類，取之與福建省南安鄭成功紀念館中陳列之銃鎗作一比較，其管口厚度、長度、銃床、扳機、機軌、瞄準裝置（包括準星、照門）之結構均有更先進之處。船上又有两尊大炮。大炮，為鄭成功攻城主力熱火器之一，在《先王實錄》中即明載，明鄭每至任何攻取地方時皆攜帶大量火藥、正副龍煩、銅煩或紅衣炮、威遠炮、佛郎機等各種輕重火器為進取勝利關鍵之一主因，譬如其攻瓜州、鎮江、南京、守廈門取臺灣諸戰役中之運作是[21]。當時之大炮，不能以現在陳列南安鄭成功紀念館之「龍煩」～大炮為例（圖十二）而言，蓋一般與現在不同，不能以現代大炮看當時所製。當時一般大炮炮管之後座為固定而不能調校高底與開關，僅能於後座上方有個小孔用來插入燃點火藥之引線，欲放入火藥、砲彈、固著物，均須由砲口塞入（圖十三），而當時砲彈為一圓形鐵球，但內無火藥混合配置而不能爆炸，只能利用管中火力將鐵彈推噴出，利用其撞擊力將城牆擊撞打開裂口，或撞倒其防禦物、房屋、炮台等，或將水上敵船擊穿裂洞，或打斷桅桿、舵，使之失控而沉，而彈擊碰撞反射出來之斷磚石瓦木屑，則成為散射攻擊敵兵之子彈，殺傷力甚大。   

當時砲彈以重量來表明威力，明鄭所用有重達三十磅（約十五公斤），輕則六磅（約三公斤）重。明鄭主力軍所用而威力最大火炮，主要為西洋火炮，為傳教士所引入，以青銅鑄造，造形奇特，以两條銅龍蟠曲其上，炮身全長136cm，重165斤，無銘文紋飾。前半部分長67cm，圓筒狀；後半部長56cm，呈六棱狀；手柄長13cm，管狀空腔，根部作鼓狀凸起；口徑4.8cm，炮口厚唇與後座皆呈八棱蓮花狀，大小相等；炮口厚唇頂端有準星隆起；後膛處有火門，門两側各有長方形小銅塊，火門前有一突起菱形，正中有一高1.2cm之小銅珠，乃後照門；炮腰箍粗銅两道，上有隻鋬，呈龍形；銅龍鋬長20cm，腰高8cm，龍體有鱗，龍尾呈魚尾形；銅龍伸曲剛勁有力，作騰飛勢；銅龍鋬下有耳，裝有轉動插銷，銷長16cm，轉動角80°。因有手柄與插銷，可安裝於炮架上，能前後移動，左右旋轉，便於操縱調節；益以有雙龍鋬，運動起卸便捷，水陸皆宜。此種大炮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於厦門市部院前村出土，今藏厦門鄭成功紀念館，據潘文貴氏考證，此造形出於中國工匠效法荷蘭炮所鑄，此可印證於原台南教育博物館所收荷蘭人遺下銅炮。此雙龍炮，即明鄭自稱之龍煩，一作靈煩，凡正副，「各以一船專載之」，命名「正副煩船」或「正副龍煩船」，國姓親征，例以煩船護衞中軍船作戰，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皆多次有載，並以其取得多次戰績。該炮無銘文，但其裔再鑄時則有，曰「欽命招討大將軍總統使世子。大明永曆己未仲秋吉旦造。藩前督造守備曾懋德」（圖十四），惟炮形略有改變，但可見已置有鑄炮組織，該炮現藏陝西省博物館。該炮全長210cm，口徑11cm，口外徑31cm，口沿壁厚5cm，雙耳均高12cm，長18cm。砲管前細後粗，有五道箍，每一道箍均由多條細線構成帶狀箍，由炮口至首道箍呈喇形狀，炮底外部有球形尾珠，其前方有一方形火門；炮管中部两側各橫出一個炮耳，耳呈嘉禾瑞草圖。大抵明鄭雙龍銅炮後所自鑄者，於炮各後部必鑄有「欽命招討大將軍」或「……將軍總統使世子」等名稱、鑄造監守者名、年代等銘文，其結構形制則似出自歐洲十六世紀後期之加農炮，而以師法荷蘭為主，火力異於前述之炮[22]。潮汕發現之鐵炮，則屬前述者，當為明代一般使用之佛朗機鐵炮，故炮身未見鑄有「國姓府」等字樣，或若西洋大炮之鑄上永曆年號、爵銜等。由是可見明鄭火器自製，當在永曆六、七年後。此其間明鄭首先要務為重新取回厦門作基地，六年（順治九年，西元1652）於漳口灌口盡殲清閩浙總督陳錦大軍，七年又敗清王子金勵於海澄，遂得控閩粵海疆，永曆冊封其為漳國公，清亦向其推行招撫活動，國姓也利用與清和談，雙方特定空間，以裕軍餉外[23]，亦乘時招聘在閩傳教士代為鑄造此新式武器。   

佛朗機（圖十四），乃白沙巡撫何儒於正德間得自來華西班牙船上之炮，獻給中央，在南京仿製於嘉靖二年（1523），稱佛朗機，又曰大將軍，分作大樣、中樣、小樣三種分給邊防使用。大樣機身長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多斤。茅元儀《武備志》將佛朗機分作五號等次：一、二號屬重型大炮。一號長八九尺，裝鉛子每個重一斤，用藥一斤；二號長六七尺，裝鉛子每個十两重，用藥十一两。三、四號屬輕型大炮。三號長四五尺，裝鉛子每個重三两，用藥三两半。其中三、四號主要用於海軍船隻，一、二號亦有用於船。一船大戰船安裝有十門大炮。潮汕所打撈出來之鐵炮，長、重與三號佛郎機接近，可見首次在两岸發現之明鄭兵船上所用之鐵炮，即佛郎機三號類型。二○○一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東山島冬古灣發現鄭成功沉沒之戰船，打撈出六門鐵戰炮之四尊，大者炮身長1.57米，上沿直徑0.25米，尾部直徑0.14米；小者炮長1.36米，口徑直徑0.20米，尾徑0.15米。皆有炮耳，長0.05米、直徑0.07米之圓柱形炮耳。炮身都有四道鐵環箍，構造簡易，屬戰船上使用安裝之中輕型武器實物[24]，可供參攷。   

七年（順治十年，西元1653），永曆帝遣兵部主事萬年英來厦門封國姓漳國公為延平王，[1][[25]隨後又敕封各有功將校，仍如隆武故事，允其便宜行事，號總統使，許立武官職至一品，文職至六品。自後明鄭乃重組軍事組織為七十二鎮，分親軍、非親軍系統，以後繼有拓至百餘鎮。其親軍分為左右武衛、左右虎衛、神器、親丁、驍騎諸鎮；非親軍分水陸两制：陸軍計有左右先鋒、前鋒、中權、後勁、北鎮騎、五衝、宣毅五鎮、援剿五鎮、正兵、奇兵、殿兵、遊兵、英兵五鎮、仁、義、禮、智、信、木、火、土、金、水十武鎮、以及廿八宿鎮營等；水師計分內司、左、右、前、後鎮、前鋒鎮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鎮、水師鎮及樓船前、後、中、左、右諸鎮；每鎮下置前、後、中、左、右「五協，每協設五正領，十副領，每副領管五十員。」其軍隊系統為鎮之上加提督一官，分領諸鎮；提督又分中軍（水陸軍）提督、前、後、左、右軍水師提督，與前、後、左、右、中陸師提督三種。軍中幕僚則有協理、旗鼓、領兵、坐營諸官。提督之上，間中特委五軍戎政、戎務、總督為征戰時軍隊之總指揮[26]。其軍事行政組織如下表[27]：   

此組織當隨明鄭於八年（1654）以中左所為思明州時正式組織政府，設六官分隸庶政而來，而其中「忠振伯洪，諱旭，任户官事」。[28]由此可知，洪旭主戶都事，然其在此之前則為明鄭之一鎮之領袖，隨軍來潮汕沿岸打糧。《先王實錄》[29]云：   

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鎮洪忠振伯奉藩令來至軍前。……四   

年……正月……諭令三鎮洪忠振伯駐鎮潮陽，以軍器糧務委付任理，徵   

輸轉運不竭，深倚重之。   

三鎮，當即水師部隊中之三支水軍，忠振伯為洪旭，亦即為該三鎮長官提督。既為提督、伯，指揮其水師部隊隨鄭成功來潮，其印信當亦隨座船而來至潮汕地區，則潮汕所發現有忠振伯直轄前鎮前協之官印兵船，由此確證其曾親自帶船隊來潮州地區，並有一段時間長駐潮陽負責將明鄭打糧兵徵所得糧餉運往中左（廈門，後稱思明州），則該船既有其銅印，可證明三鎮水師提督洪旭所轄前鎮協將之座船；而船上之炮亦屬早期未曾置局自鑄之物，故非西洋大炮類。至若銅銃有刻「府」銘文，則為置局自鑄之物，從刻「禮部」「造」之字樣，可知其建制及物資皆統於「國姓府」節制，一切組織與分工非常有序。   

對於史實之判斷，須依據多方無論文物與，史書、志書及學術研究者均可為從事者提供比較可靠之線索以反映科學映像。鄭成功在整個抗清過程中，主要屯兵於金廈，但軍餉之來源，則大部分出自閩、浙、粵沿海州府各屬之地。其入潮州掃蕩清軍及兼併地區主義自捍武裝勢力，將之開辟為根據地，實為進行籌餉、以供練兵、興軍之需。據＜試析吳六奇之保土捍民及其對明鄭集團的打繫＞之研究，鄭軍入潮征戰、取糧有三十六次之多，其中十八次為鄭成功親自指揮[30]。   

鄭成功南澳起義，率軍赴閩之後，越年（1648）夏四月，其叔父定國公鄭鴻逵率舟師三千人，艨艟大小三百餘艘，於南澳總兵陳豹及楊標時、郭子英、蔡升、林貫、林英等將領配合下，航抵潮陽縣港口，由九軍首領對公顯等，引至揭陽縣。舟載明淮王朱常清、寧靖王朱術桂（後於臺灣鄭克塽降清時與王妃自縊）同到。當時福建大飢荒，糧餉缺乏，故來揭陽等地取餉濟軍。此為鄭成功南澳起義後，鄭軍首次來潮打糧。   

永曆三年（順治六年，1649）三月，鄭成功首次親自統領兵馬，征戰潮州大陸。此次入潮之目的，明鄭自言「欲擇一處，以為練兵措餉之地。」先屯兵於閩粵交界之汾水關，修書命楊乾入潮州府見明軍總兵郝尚久，勸其結盟，卻遭拒絕。鄭成功欲進攻潮州城，以該城有備，故改為先下饒平縣黄岡，再到潮州其他縣屬攻地取糧。當時，潮州各屬多為地方主義之組兵武裝以自捍之，形成不「清」不「明」之局，勢力最强者，號稱「五虎」：黃岡之黄海如、海山之朱阿堯、澄海之楊廣、南洋（今蓮陽）之許龍、潮陽之張禮。若不解決「五虎」，鄭成功自知其勢難以在潮立足。因此，先聯絡黄海如。   

黃氏原為南澳鎮明軍之游擊官，清兵入閩後，私回饒平，組織民軍，自衞於東里（今饒平縣東界）、黃岡一帶。鄭成功遣使來說，乃服之而共抗清。鄭成功遂順利到黃岡，然後乘船隊到澄海之汕頭仔，進南洋之港口，要許龍歸附，為許龍拒絕，雙方激戰，許龍敗走，遂為明鄭繳獲大批糧食、武器。陳斌、楊廣、朱阿堯等聞訊，乃不戰而歸順鄭成功。澄海縣遂為鄭軍所有。而達濠之張禮，乃佔據達濠、霞美两寨，糧草甚足，仍抗拒鄭軍不納糧。鄭成功乃親自部署炮攻，連破霞美、青林、達濠三寨，張禮才投降。鄭軍乃乘勝進軍潮陽縣城，任命洪忠樞為守將。又從靖海攻破恵來縣城，任命汪匯為知縣。並轉攻揭陽地美都。陳豹又出兵援助九軍，再攻黄岐山。一個月間，鄭成功遂清除「五虎」之地區勢力，將潮州府沿海各縣掌控，並以各縣城控制主要之鄉鎮，如潮陽之和平、溪頭，普寧之和尚寨，揭陽之棉湖，惠來之靖海等。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鄭成功與其叔鄭鴻逵，率領林勝、楊木、甘輝等二十四鎮（每鎮五百人），共一萬二千部眾，浩浩蕩蕩，開進揭陽，威震全潮。   

鄭成功最後一次入潮為永曆十四年（1660）冬十一月，即在東征臺灣出發前四個月。在五月間，國姓率軍奮勇反擊，以弱勝强，雖擊敗三省清軍之大舉進攻，卻致形成糧餉空虛，乃乘勢親自領大兵，巨艦，至揭陽縣炮台外沿鄉，以兵勒徵得大量稻穀，逾月以所獲理想，始返厦門。此次所獲糧餉，亦為收復臺灣所需之軍資作準備前奏。[31]   

明鄭來潮籌餉興軍過程中，洪旭無疑為其中主要分子。據《先王實錄》洪旭蒞潮始於永曆三年（1649）十一月隨國姓而至，五年（1651）正月初四日隨國姓往南澳，十七日受命返廈門，四月，受國姓命管理再克服之中左地方事、一應兵糧、船器諸政；七年（1653）五月代國姓鎮守中左（廈門），八年七月往銅山島（今東山縣）為國姓撥船配兵議糧，以備大軍應晋王李忘國約，南下會師勤王。   

自此以後至國姓組織正式政府，任命其為户部官後，再未來潮[32]。然則在永曆三年十一月至五年正月間何事令此一為其所轄將領指揮所屬座船沉沒於當時隸屬潮陽縣之達濠區廣澳深水港？為何此一隆武頒發之官印會隨船沉落水底而不顧？而船上又安裝有火炮防禦護航，則其沉沒時，身為指揮官竟無暇將代表其權威之官印帶走，可推知洪旭及其手下必另有任務在倉惶處理中，於無法挽救時才棄船而去。若是，當是處於水戰中，其座船為敵方炮彈擊中而入水，或打斷桅桿，或打斷主舵，致使船失控，且須力加防禦抗擊來敵，又須分人手急修被擊破穿洞之洞孔及裂隙，終於船洞太大，水湧入船而無法搶修，於沉沒之前不得邊戰邊換船而任由座船沉或沒，或全船於戰爭中為敵擊沉，船上戰士及指揮官亦犧牲而沒，致官印私章亦沉沒。若以國姓在潮之戰役而論，於達濠區附近之戰役，僅有永曆三年（1649）十一月初八日及十二月初二日两役：國姓傳令攻不服附己之許龍、張禮於南洋、達濠浦，為己自饒平黃岡至潮陽取糧之通道打通，以便於潮陽及附近聚糧運回厦門。   

據史料及個人研究，國姓自黃岡入潮乃黄海如誘其兵勒索潮人納糧，以供軍餉之需，並為提供五虎所踞地方險要，及如何可取之為鄭有[33]。史載鄭成功初見黃海如，對其云：[34]   

「我舉義以來，屢得屢失，乃囗囗囗（天末厭）亂。今大師至此，欲擇一處，以頭練兵指餉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駐軍措餉，莫如潮陽縣。蓋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且近海口，有海門所（在縣南十五里），達濠浦，可以拋泊海艘，通運糧米次守。近山土豪，數年擁據租粟，負固寨，邑長不敢問。今駐節邑中，撫順剿逆，兵餉裕如。但須假道南洋，由鱟澳過達濠浦至邑，恐許龍、張禮梗道也。」藩曰：「自有以處之。」于是令移師駐紥南洋山頭仔。許龍果抗命，仍敢出兵拒絕。   

因是有十一月初，國姓令舟師進攻其港口，以陸師攻許寨事。「初八日，許龍出兵來迎」，敗，僅以身免而走。但國姓馳督師至南洋「岸上」，仍險中伏受傷。既勝，「駐師南洋，令搬運糧粟萬餘石，餘軍器船隻稱是。其粟石」運回中左。「二十九日，藩移師鱟澳，過達濠浦，此處有三寨：曰達濠，曰霞美，曰青林」，「負固自恃，不隸版圖」。而張禮據青林以控之，明鄭欲擒之，並設計誘之，於是「十二月初八日，傳令發炮攻達濠。張禮果發兵出援，為周瑞等依計殺敗，殲殺殆盡」；乘勝攻破達濠、霞美，合兵進攻青霞寨，張禮降，「達濠遂平。初八日，三鎮洪忠振伯奉藩令來至軍前，並柯震樞子柯平俱到，令忠振伯發助喪銀三百两，付平買米回家，以示優恤。」[35]   

是十一月初八日、十二月初二日於南洋至達濠發生两次戰役，水陸兼發，《先王實錄》雖無著筆海港上戰況，但從洪氏代表國姓恤軍，可見洪氏所統三鎮必在，又從廣澳深水港發現之洪氏所屬前鎮前協座船，可知洪氏必曾指揮「三鎮」所屬水師參與此两役水戰，前協所駐座船並為敵擊沉於戰爭之中。鱟澳，即今廣澳，該區水域界乎南洋、達濠浦之間，則洪氏轉戰於此附近，於地理、時間均符合。何況自此两役後，國姓直入潮陽，再未遇抗禦，「知縣常冀鳳率父老郊迎」，雖有「郭處鄉寨頑」固抗之，「藩隨率師征討負固頑寨，徵輸糧米。」而此等寨均屬潮陽縣屬境內者。是知鱟澳至潮陽縣城一帶再無水面戰爭，則三鎮水師所屬前協座船無可能會沉於廣澳水域，而且國姓駐溯陽後，即「諭令三鎮洪忠振伯駐鎮潮陽，以軍器、糧務委付任理，徵輸轉運不竭」[36]，征戰之事均由他人出動、指揮，直至其於五年離開潮陽，往南澳、中左所，皆主糧運工作，由此亦證其既長駐潮陽邑城主運糧事務，斷無出動前協座船出戰之理，且此期間，廣澳又無暴風、颱風之紀錄，運糧既無被災沉沒之事，由種種歷史事實，足以證明潮汕達濠所發現戰船即三鎮提督、忠振伯洪旭所轄前鎮前協之座船，乃沉於永曆三年（1649）十一月、十二月隨國姓奪取南洋、達濠戰役之中。   

前鎮前協何許人？崔勇氏以為黄大振[37]，乃據《海上見聞錄》永曆四年載征潮暢山賊，有「以閩安侯周瑞為水師右軍，掛印黄大振為援剿前鎮」者而推，實則黃大振乃黃斌卿部將，卿死後，始率眾於四年前，與魯王、周瑞等至中左歸國姓，國姓始用周、黄為鎮將[38]於十月；《先王實錄》及《海上見聞錄》皆於十月後及五年間，潮陽一域水面未有戰事，此亦黃大振改調福建「守海壇」[39]者，是則黄大振不可能於三年間為洪氏之前鎮之鎮將。而其來歸即授為「援剿前鎮」，而非水師前鎮，遑論水師前鎮所轄之「前協」一職。按振，南明閩人陳鴻稱作「王大振」於順治十年七月為國姓派駐江口，後「以其拷餉太酷，吊回殺之。」並尊之為「大鎮」[40]，是則既為大鎮，當非協將，此亦可為上說振非「前協」之旁證。是知崔氏所推有誤。然則，當時前協為何人？此則失載於史冊，而其私章又難以解讀，致難知實為何[41]人，故惟有延疑於後，待新發現而作决，不可謬言為何許人，然而為洪旭轄下前鎮協將卻為不可磨滅之史實。   

三、    結   語   

有歷史學家將歷史事實分作三個層次：一為客觀存在之歷史過程；二為反映此一過程之史料；三為根據史料再現既往之客觀歷史過程之科學映像。認為從此三個層次之掌握自能歸納出科學性之歷史事實。[42]實則上，將發現之文物與歷史發展過程互相印證，確可將歷史客觀科學性之映像更明顯表露。從洪氏沉船、印章、大炮之發現，取之與明鄭歷史發展印證，此等文物皆各自反映明鄭來潮打糧之歷史影子，此等文物雖或有先後之分，但於歷史事實發展之意義則相同，其對明鄭集團來潮打糧，興軍於民族上有其特殊意義，然處於被强取索糧之潮州人言，則又另有其看法[43]，朱希祖先生論國姓取糧[44]曰：   

（《先王實綠》）自永曆三年至永曆十四年約十二年間，沿海之徵取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