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作為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至今，經過七八十年的歷程，已初步確立起來並不斷地得到新的發展，在歷史學領域中佔有越來越突出的重要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也是如此。所謂中國史學史，就是中國史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我們知道，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和人類創造出來文字以後，就有了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有了史學的發展、積累和人們對這種發展、積累的認識，就有了史學史。顯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上，人們對客觀事物的主觀認識是在變化的、發展的，進而對於這種認識的表述也是在變化的和發展的。考察這種變化和發展，在史學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在史學史的研究上也是有意義的。在本書的主要內容展開之前，這裏將首先對史學史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些理論問題以及作者感到興趣的一些問題，作簡要的論述。
第一節 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一 “史”的含義的演變：史官、史書、史事
研究和講述中國史學史，處處都會碰到一個“史”字，而不同時期的“史”，含義並不一樣。前人如梁啟超並沒有十分關注這個問題，而金毓黻撰《中國史學史》時，則對“史字之義”，詳為考證，先後引證《說文》、江永、吳大澂、王國維諸說，又據《大戴禮記》及其注疏和黃以周之論，認為古代史官 “左史”即是“內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證《漢書·藝文志》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可信，並列出詳細的《古代史官表》。其後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專有《釋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礎上進而對“史”的意義及簡冊制度的形成，作了考證，認為周代晚期，“出現正式的簡冊制度”；又據朱希祖說，認為中國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官之史，一種是書記官之史。”他們的考證足以表明，“史”的古義是史官，且職掌範圍很廣。正如王國維所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者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這兩段話，已經把“史”的本意說得很清楚了。諸家考證，大抵不出其範圍。
這裏所要闡明的“史”的含義的演變，是在“史”為官稱尤其是史官之稱的基礎上，人們又如何不斷賦予它以史書（史籍)、史事、史學等含義的發展過程。白壽彝先生指出：“從用以稱史官的‘史’，到用以稱歷史記載的‘史’，不知要經過多少年代。”這是從史學發展上明確提出了“史”的含義之演變的問題。本文將著重考察用以稱作史書《史籍)的“史”和用以稱作史事（客觀歷史運動)的“史”的由來。秦以前，“史”一般還是指史官。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史不絕書”，即指史官沒有中斷過記載之意。《論語》中有孔子所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以及後來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所謂“史之闕文”、“其文則史”中的“史”也當是指史官。
古人賦予“史”以史書的含義，是比較靠後的事情。“史記”一詞的出現，可能是較早的對於史書的泛稱，時在秦漢之際。《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這在古書傳抄之誤上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現的把“史”與“記”結合起來稱作史書的例證之一。又如司馬談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司馬遷說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稱說“史記”，他寫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魯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這裏說的“史記”，即指史書而言。《漢書》所言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這裏提到的“史記”也都是指史書而言。三國以後，以“史”稱史書的情況多了起來。孫權自稱：“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他還希望呂蒙“急讀猻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三國吳人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張溫則撰有《三史略》。西晉史家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於序中說：“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三史”，是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部史書。到了晉人杜預撰《春秋左氏傳序》時，文中所說的“史”、“史記”、“國史”、“舊史”等，多指史書而言，而且也確用了“史書”一詞。他這樣寫道：“其（按指國史——引者)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魏、晉以下，稱“史”為史書之意或直接稱說“史書”的也就逐漸多起來了。如南朝宋人範曄自稱“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他說的“史書”比杜預所說，視野上更開闊了。
古人賦予“史”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是更加靠後的事情。當然，人們關於史事即客觀歷史的觀念的產生卻是很久遠的，當在史官、史書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存在了，這從人們在遠古傳說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蹤影中可以得到證明。但是在史官、史書產生以後，人們對於史事在觀念上的概括卻經過更長久的年代。如果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動”、“言”還只是所書當時之事的話；那麼，“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彰往而察來”，“述往事，思來者”，這裏說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統稱的“往”，當指史事而言。這同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中“事”，是同一含義。以至到司馬遷那裏，凡對於史事的稱說，大多還沒有採用與“史”字有關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這樣一些概念：“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所謂“時事”、“行事”都是說的史事。東漢末年荀悅著《漢紀》，其所用語，仍無明顯變化，他在本書前序中所說的“華夏之事”、“四夷之事”、“質之事實而不誣”、“雖雲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其中“事”、“事實”、“本末”，無疑都是就史事說的；這同他在本書後序中說的“以綜往事”、“綜往昭來”所謂“往事”、“往”，其本意是相同的。總之，直到漢晉時期，還很少見到人們賦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而是用“事”、“時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這種情況到了盛唐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以“史”為客觀歷史的觀念逐漸明確起來了，二是以“史事”這個概念來泛指客觀歷史的情況也出現了。《隋書·經籍志》的作者在講到《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相繼問世後寫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聯繫上文所論諸家撰述由來，可知所謂“一代之史”是指一個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觀歷史過程。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敍述了歷代史的撰述概況，如：“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以及“齊史”、‘梁史”、“陳史”、“十六國史”、“元魏史”、“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高齊史”、“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雲”，“宇文周史”、“隋史”等。這裏所說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們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這裏所說的某家為上、某書為主，無疑都是指的歷史撰述。應當說，這在史學觀念上是很大的進步。與此同時，人們也逐步把“史”與“事”結合起來而運用“史事”這個概念，以泛指客觀歷史或史書所記之事。唐高宗有簡擇史官的詔書，其中說道：“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輯疏舛，亦恐洩漏史事。”這裏說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現今史學中所謂史事。
二 “史學”是什麼?
關於“史”的含義的演變即從史官到史書、史事，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同中國古代史學的進步和人們對史學認識的不斷提高相聯繫的。這裏，我們要進一步講到“史學”這個概念的出現、使用及其意義。中國史學產生於先秦時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人們關於“史學”這一概念的使用卻要晚得多，大致說來，它始於東晉十六國，其內涵則顯現于唐、宋而豐富於明、清，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史學”這一概念的較早提出，很可能始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史載：東晉太興二年（319年)，石勒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浚為史學祭酒。”祭酒，本意指老者、長者，後轉意為功高者，其後更進而轉意為學宮中的領頭人物，如“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律學，即法律之學。晉制，設有律博士；十六國時期之後秦，姚興亦曾“立律學于長安”。由此可見，石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舉措；而“史學”立為官學之一，這在史學發展上也有重要意義。其後，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從經、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150年間，史學始終作為官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儘管當時人們沒有對“史學”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它對推動史學的發展無疑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同後來隋唐之際“《漢書》學”的勃興，唐初官修史書的繁盛，史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獨立科目，都有密切的關係。中晚唐之際，殷侑鑒於本朝科舉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於是他建議恢復史科考試，並在國子監提倡生徒攻讀“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殷侑所說的“史學”，從表面上看是從科舉考試方面提出來的，但他所說的有關史學的內容則是“歷代史書，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代（世)教”，卻又不僅僅是從科舉考試出發的，而是著眼於史書本身的社會意義。史稱，殷侑任諫議大夫，“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道”，這同他關注史學是有關係的。顧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話，說是“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倪思所言“史學”，不僅內容豐富而又有卓見，認為不論是統一時期的歷史，還是分裂時期的歷史，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元初胡三省稱“先君篤史學”，重視史注博洽、書法義例；故胡三省“史學不敢廢”，承先人教誨，作《資治通鑒注》。這裏說的“史學”主要是指編纂學、文獻學方面的內容，從而豐富了“史學”的內涵。此後，使用“史學”這個概念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儀撰《輟耕錄》一書，其友人稱其書說：“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擬于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于優孟者哉!”他說的“專門史學”的含義，既包含了廣泛的社會歷史，又包含了專精的治學之道，是對於“史學”的極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又有更大的發展。阮元認為：“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阮元所說的“史學”，一是從不同的學問領域來看待，已帶有學科分類思想的含義；二是就錢大昕的史學來看，認為他“於正史、雜史，無不尋討，訂千年未正之訛”。所謂“訛”既有史事之訛，也有編纂之訛，可見其研究領域異常遼闊。錢大昕同章學誠，是中國古代賦予“史學”以最豐富的內容和最深刻的含義的史家。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一書以及其他許多著作，主要都是討論史學問題。他直接論述“史學”的地方也很多，概括其要點，主要有：第一，是關於“史學”的核心。他說：“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他認為“史學”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屬辭”、“心知其意”。“比事”是敍事，“屬辭”是體例，“意”是對史事的認識和撰史的目的。這才是“古人所為史學”。章學誠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學”上的成就，顯然不妥，但他對“史學”之本質的解釋確是有創見的。第二，是關於史家在“史學”上的異趣。他說：“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人也。”所謂“史法”，主要指史書編纂；所謂“史意”，主要是指對史事的見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難截然分開，不過主要傾向還是可以分辨出來的。第三，是關於“史學”貴在“著述成家”、“義有獨斷”。他說：“吾于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他還反復稱讚前人的通史之作“別具心裁”、“義有獨斷”。這涉及到史學評論的原則，即貴在有創造性。第四，是關於“史學”工作兩大部門的區分。這是章學誠自謂在探討史學問題上的重要收穫，他在《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中寫道：“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所謂“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即指“撰述”與“記注”的區別而言。其基本論點是：“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這是章學誠直接論到“史學”這個範疇的很重要的論點。章學誠論“史學”，還有一些見解，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學人從科舉取士出發而論“史學”，到章學誠從認識論方法論的不同角度論述“史學”，“史學”這個範疇的演變及其內涵的日益豐富，透視出中國古代史學有了多麼巨大的發展。
三 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最後，我們要簡括地說明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這更是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物件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史學史”這個概念被明確提出來，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這要歸功於梁啟超。但中國史家（不限於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卻由來已久，有漫長的歷程和豐富的內涵。80年代，曾經有過關於“中國史學史之史”的討論，似未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因而未曾深入展開討論。其實，從中國史學史研究物件來考察的話，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討論，它表明了中國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悠久、豐富和深刻。這裏，我不來重複有關的論點，而是著重從史學史意識發展的軌跡所表現出來的若干特點，講一點新的認識。
說到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從比較明確的意義上看，班彪當為前驅。他在續《太史公書》（《史記》)而作“後傳”時，曾“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所論從《詩》、《書》到國史，從《春秋》到《左氏傳》和《國語》，從《世本》到《戰國策》，從《楚漢春秋》到《太史公書》，他都講到了，並由此得到這樣的認識：“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可以認為，班彪的史學史意識不僅是明確的，也是比較突出的。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史傳》，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新進展。本篇前一部分簡述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時期的歷史撰述，後一部分討論了歷史撰述同政治的關係、史書體裁的創建與演變、撰史的“實錄”精神和“信史”原則，以及史家的博識和文采，它包含了對史學之歷史的追尋和對史學之內涵的分析。《隋書·經籍志二》以分類為基礎，考察了歷史撰述的源流與存佚，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又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盛唐時期的劉知幾在史學史意識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覺性，《史通》以“史”和“通”連用而名書，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說：“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可見他是很看重這一點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體》、《雜述》等篇，是互有聯繫的、頗具規模的史學史論著。《史官建置》於篇首稱：“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於篇末稱：“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古今正史》於篇末也說：“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這都是極明確的史學史意識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許多篇目是論述史書的體裁、體例，而這些論述也反映出作者之歷史考察的意識與方法。晚唐人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時人劉軻有《與馬植書》，稱：“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於是依次列舉言東漢、言國志者、言晉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齊史、言梁史、言陳史、言十六國史、言魏史、言北齊史、言後周史、言隋書、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從《隋書》志、劉知幾到劉軻，可以看到唐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之清晰的軌跡。
宋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又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在認識上的明確和撰述上的豐富。如北宋王欽若等編纂的《冊府元龜》這部大類書，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為“國史部”，凡9卷14目，在分類的基礎上，彙集歷代修史的恒情及其異同的有關記載，而《國史部·總序》則是一篇關於歷代修史制度的論綱。又如南宋高似孫撰《史略》一書，其自序稱：“太史公以來，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至於老蝕半瓦，著力汗青，何止間見層出，而善序事、善裁論，比良班、馬者，固有犖犖可稱。然書多失傳，世固少接，被諸簽目，往往莫詳，況有窺津涯、涉閫奧者乎!乃為網羅散佚，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所謂劉向“七錄”，疑是劉歆《七略》之誤，此書凡六卷，卷一述《史記》與研究《史記》之書，卷二述《漢書》以下至《五代史》歷代正史，卷三述《東觀漢記》及各種編年體史書，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鈔、史評、、史贊、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鑒》等，卷五述霸史、雜史等，卷六述《山海經》、《世本》、《水經》、《竹書》等。高似孫自稱此書是仿劉氏校書而作，當屬於歷史文獻學性質。然《史略》的書名表明，這是一本關於史學之要略的書；具體說來，它是一本以分類為基本體例的史學簡史。稍早于高似孫的洪邁，雖未寫出類似《史略》的專書，但他的史學史意識卻是十分鮮明的。他寫出了《歷代史本末》的專篇，從諸侯國史、《春秋》、《左傳》，到新舊唐、五代史，都有簡括的敍述。其篇末寫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這種以答問形式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表明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自覺、更加深入了。洪邁還撰有《九朝國史》、《四朝史志》的專篇，可視為較早的斷代史學史論綱。宋代還有一些書評家如晁公武、陳振孫、葉適等，他們在各自的著作《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習學記言序目》中對歷代史書的評論，也都建立在對史學發展之認識的基礎上。這種情況，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而成為一大總結。
清人在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顯著特點是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在這一點上，他們繼承並發展了劉知幾、鄭樵的遺風。其可論列者甚多，而章學誠、趙翼尤為突出。章學誠論史學以理論分析見長，而他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同史學史意識結合在一起的。他說“六經皆史”，不僅僅是說明經史關係，也是在探索史學的源頭。他闡述“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的異同，是要說記注與撰述的變化及其對史書體裁演變的影響。他說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是為闡明“專門之業，別具心裁”的重要，認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應“義例所通”，“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這都是把史學的歷史同史學的理論結合在一起闡述的。趙翼是一個有理論深度的考史學者，他的名作《廿二史劄記》不僅是傑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上也佔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稱：“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後人由此概括此書“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從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來看，這是從對史書編纂歷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對客觀歷史的考察與對史學社會作用的考察，是一種深層的史學史意識的反映。正如錢大昕評論此書所說：“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于諸史審定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這個評價，對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也還是有啟發的。值得注意的是，錢大昕還從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後經與史的關係變化上，嚴厲地批評了重經輕史的傾向，指出：“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懼門弟子之氾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為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為言之，而空疏淺薄托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玄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若元、明言經者，非剿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這一方面是從經與史的歷史命運的不同考察了史學的社會地位，一方面則指出了重經輕史傾向的錯誤。錢大昕的這些話是嘉慶五年（1800年)寫的，40年後爆發了鴉片戰爭；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裏，經學的空疏進一步暴露出來，而史學則在救亡圖強的民族大義的歷史潮流中發揮著作用，經受著考驗，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這個事實證明了錢大昕從經、史地位的升降來看待史學發展確是卓見。
20世紀初年，即在錢大昕提出上述見解之後約一百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無情剖析“中國之舊史”，力倡建立“新史學”。這種要求變革史學的思想所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十多年後，梁啟超作為中國史學上率先提出“史學史”是一種文化專史之觀念的史家，就怎樣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問題，發表了具體的、創造性的見解，從而為中國史學上之史學史意識的發展畫上了一個句號，也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寫下了開創性的一頁。從世界範圍來看，在此期間，已經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學史著作先後問世，如德國歷史學家佛特的《近代史學史》（1911年)、英國歷史學家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1913年)、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1915年)、德國歷史學家裏特爾的《歷史科學的發展》（1919年)等。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此可見，具有豐富的史學遺產和深刻的史學史意識的中國史學，從20世紀初開始，在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處在世界同行的後進地位了。
中國史學史作為中國歷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了它的艱難的發展歷程。
第二節 史學史的性質和任務
一 史學史的性質
這裏說的史學史的性質，是指史學史的本質特徵而言，亦即是指它在學科上的屬性。
20世紀初，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對史學史作了這樣的界定，他認為：
史學史既不是文學史，也不是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道德作為史等實際性質的歷史，但它當然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因為歷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統一性，雖則它的重點不在實際事實方面，而在史學思想方面，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題。
克羅齊明確地指出：史學史“固有的主題”在於史學思想方面；它不包含史學自身的“實際性質的歷史”，也就是說，它不包含史學自身的發展過程，至少它的重點不在這方面。克羅齊在另一個地方更簡捷地指出：“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可見，他是非常強調史學史在歷史學的思想史方面的特點。通觀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亦曾作《歷史學的理論與歷史》)的第二編“史學史”，他正是按照歷史思想史的模式勾畫出了一幅歐洲“史學史”的圖景。
克羅齊這樣來界定史學史，是他作為哲學家來為史學史作出規範性說明的特點。他甚至把哲學史和史學史作為一對重合體看待，他說：
就歷史家而論是無法區別其歷史思想和哲學思想的，二者在敍述中是渾然一體的。但是，就哲學家而論，也無法保持這種差別，因為我們都知道，或者至少在說，每一個時期都有它所特有的哲學，那是那一時期的意識，因而是它的歷史，至少是它的歷史萌芽；或者照我們所已說過的說，哲學和歷史是重合的。如果它們是重合的，那麼，哲學史和史學史也就是重合的；這一方面不僅不能與另一方面相區別，甚至也不是從屬另一方面的，因為它跟另一方面是一體。
讀了這一段話，就不難理解克羅齊為什麼要強調“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了。當然，克羅齊強調史學史應重視歷史思想史方面的內容，確有其合理的因素，因為史學家不論是對歷史的認識還是對史學自身的認識，都是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但是，克羅齊把史學發展過程即所謂“實際性質的歷史”排斥在史學史之外，其結果將是這樣的局面：“史學史”既不能說明自己的發展過程，又使對於歷史思想或史學思想之歷史的闡述失卻“實際性質的歷史”這一基礎而變得難以理解。這樣的“史學史”，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學史。
本世紀20年代，當梁啟超率先在中國學術界提出應寫一部中國史學史時，他是把史學史同哲學史、自然科學史、社會科學史並列，統稱為“學術思想史”而作為“文化專史”的一個部分。這就是說，史學史是“文化專史”中的“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方面。換言之，史學史是屬於學術思想史的範疇。但是，從梁啟超對史學史的範圍的認識來看，似乎史學史又並非限於學術思想方面。他認為：“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梁啟超對於中國史學史之範圍的界定，並沒有把學術思想置於重要地位，而是對史學之“實際性質的歷史”給予更多的關注，這是他自己的說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顯地不同于克羅齊的見解。同時，梁啟超還認為：“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厲)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從這一點出發，按照梁啟超對“文化專史”的總體分類，史學史本應是“社會科學史”的一部分。不過，“社會科學史”同樣也不能限制在“學術思想史”的範圍內。看來，梁啟超沒有把學術史同學術思想史嚴格區別開來，故於史學史的性質未能有清晰的闡述。
不論是克羅齊強調“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還是梁啟超提出史學史是“學術思想史”的一個分支，都沒有中肯地指出史學史的性質。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對史學史的性質，即它在學科上的屬性，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從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門類來看，史學史自應是社會科學史的一部分；從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內涵豐富的學科來看，史學史自應是其範圍內的一個分支學科。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前者近于學術史的一個部分，是以史學的歷史豐富學術史的內容；後者則近於分科學術史，是對史學自身發展的反思和前瞻。
二 史學史的任務
史學史的任務，是在人們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中逐步明確起來的。在中國史學史上，關於這方面的認識，有漫長而豐富的積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這是考察以往的史書。
——劉勰的《史傳》追尋自“軒轅之世”而“至於晉代”的史學蹤跡，並論其作用，評其得失。
——《隋書·經籍志》對史書的詳細分類、考察源流，開闊了人們對史學的視野。
——劉知幾詳論“古今正史”與“雜述”，以及歷代“史官建置”，這是考察了歷史撰述的發展和史官制度的發展。
——高似孫的《史略》在對史書分類的基礎上，“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評意識的史學簡史。
——章學誠的考察史學，強調“史學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突出了對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視。
——趙翼在考訂史書的同時，十分關注“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的思考與辨析，高度重視史學與社會的關係等等。
可見，古代史家所提出、所關注、所闡述的這些問題，已經把史學史的任務的藍圖描繪出來了。
當然，就中國史學來說，從自覺意識上提出史學史的任務，卻是20世紀以來的事情。 20年代，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應把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作為主要的研究任務。此後，中國史家不斷有所探討、發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觕加銓次，以為誦說之資”。金著《中國史學史》，基本上是按梁啟超所提出的幾個方面撰寫的。同時，金毓黻認為，史料的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也是史學史所應包含的內容，故於書中“附為敘及”。金著的貢獻，是把史學史的任務更加具體化了，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創之功。 50年代，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認為史學史的任務是：
史學史或史學概念一類書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學歷史，要學些什麼，學了以後有什麼用處，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學歷史等等問題。史學概論只是重點介紹，重點說明，或發表自己的歷史觀點。史學史就不同了，要把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寫出來，要把歷史家的歷史哲學系統地介紹出來，而且還要把歷史學在發展途中和其他學科的關係寫出來，主要是寫歷史學的發展過程，把重點很突出地表彰一下。
這是強調把“寫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作為史學史的主要任務，而以歷史編纂學、歷史哲學、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作為重點。這就是說，史學史的任務首先要寫出歷史學“實際性質的歷史”，同時也要寫出“歷史思想的歷史”，而且還強調了史學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史學的用處。這一認識，比起克羅齊來有明顯的區別，比起梁啟超來有很大的發展。
60年代，中國史學家關於史學史的任務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見解，如白壽彝先生提出的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的任務，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重要的見解。 80年代，白壽彝先生在所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敘篇》中，對“史學史的任務和範圍”提出新的、系統的認識，他寫道：
史學史，是指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我們這部書，就是以中國史學為物件，按照我們的理解，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按照這樣的任務，本書論述的範圍，包括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
跟以前的認識相比，這裏突出了史學的時代特點和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對於史學的時代特點的強調，深化了關於史學發展過程的認識；對於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的強調，是把史學的社會作用作為重要問題加以考察。這兩點，都是史學史的任務之核心的問題。
從以上這一簡要的論述來看，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史家關於史學史的任務的探索，走過了漫長的道路，認識也在不斷發展、深化。綜合這一認識過程所得，並結合著者的認識，中國史學史的任務是：
——關於史學的發展過程及其階段性特點（史學的時代特點或史學自身的階段性特點)。
——史官、史家與史學成果及其特點。
——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
——史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
——史學發展與相關學術文化領域的關係。
——史學發展的規律性（歷史的進步與社會生活的日趨複雜與史學內容的逐漸豐富的一致性，不同的歷史觀點、史學觀點的矛盾鬥爭促進著史學的進步，求真與致用的對立統一，史家作為一個整體總是在歷史進步和史學發展中不斷完善著自己等等)。
這裏，有必要說明的是，上面所提出的這些史學史的任務，是從理論上著眼的；因此，我們不能要求每一部史學史著作在事實上都應當實現這些任務，我們只能期待它們大致上或有所側重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第三節 中國歷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
一 史官制度的演變
中國古代史官建置甚早，這是中國素以史學發達著稱於世的原因之一。據《周官》、《禮記》等書所記，三代所置史官名稱甚多，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別。史官職責亦各有異：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曲禮上》還說：“史載筆，士載言。”所有這些不同的分工，說明史官對所記之事是有選擇和有區別的。在最早的古代歷史文獻之一《尚書》中，有多處提到“冊”與“典”。如《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和典，當是兩種官文書，有不同的性質和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