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徽商開始稱雄於中國商界，成爲與晉商齊名的重要商幫。清代前期，徽商勢力達到了高峰，執商界之牛耳。他們擁有巨額的資金，以經營鹽、典、茶、木爲大宗，其所營可謂“無業不居”，其足跡可謂“幾遍宇內”。長江中下游一帶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在揚州的徽籍鹽商，既是明清時期兩淮鹽商中的主要勢力，也是整個徽商的中堅力量。 

徽商巨擘的崛起是明清社會經濟史上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徽州鹽商在文化上的建樹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1] 梁啓超就認爲，以徽商爲主體的兩淮鹽商對於乾嘉時期清學全盛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歐洲文藝復興，可以相提並論。他指出：“歐洲文藝復興，固由時代環境所醞釀，與二三豪俊所浚發，然尚有立乎其後以翼而輔之者。……義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閥族，皆沾染一時風尚，爲之先後疏附，直接間接提倡獎借者不少，故其業益昌。清學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鑒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其時刻書之風甚盛，……固不能謂其於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2]  

梁啓超的評價總的來說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淮南鹽商中，也有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他們的結交儒林，慷慨資助，並非附庸風雅，而是出於志同道合，熱心向學，振興文化事業。在此，我們以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爲例，就徽商對清代文化事業的貢獻作進一步的考察。 

一、“揚州二馬”的家世和生平 

1、“揚州二馬”的故鄉 

《清史列傳·文苑傳》記載：“馬曰琯，字秋玉，安徽祁門人，原江蘇江都籍，諸生，候選知州。性孝友，篤于學，與弟曰璐互相師友，俱以詩名，時稱‘揚州二馬’，比之皇甫子浚伯仲。”[3] 這段話既說明了“揚州二馬”之稱的來歷，也肯定了他們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揚州二馬”的故鄉是安徽省祁門縣。祁門屬徽州府。徽州，地處安徽南陲的黃山白嶽之間。北有雲煙繚繞的黃山迤邐而去，南有峰巒疊嶂的天目山綿延伸展。秀麗的新安江和閶江將她與浙江、江西相溝連。她由歙縣、休寧、績溪、祁門、黟縣和婺源6個縣組成，府治在歙縣。 

徽州多山，群峰環繞，山谷崎嶇，雲遮霧障，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這就使她成爲一個亂世避難的桃源世界。東晉、南朝以來，北方士族爲避戰亂紛紛南遷，入居徽州。兩宋之際，大批士族湧入江南，形成又一次人口南遷的高潮。徽州山多地少，生産的糧食不足以供徽州所居之人口，於是經商之事業起。千百年來，徽州以“商賈之鄉”著稱於世。徽州人“以商賈爲第一等生業”，“業賈者什七八”。 

入居徽州的北方士族帶來了治儒學的家風，使徽州“十家之村，不廢誦讀”，人文之盛，勝於他邑。南宋以後，這裏因是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故里，儒學更是深入人心。史載：“新安爲朱子闕里，而儒風獨茂。”[4] “自井邑田野，以至深山遠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5] 因此，徽州又被稱爲“東南鄒魯”、“文獻之邦”。 

徽人對朱熹極爲崇拜，程朱理學滲透於徽州社會生活之中。朱熹的思想和言論，成爲徽人思想和行動的準則。奔走于四方的徽商也不例外，他們在各經商地建立的徽州會館中都崇祀朱子便是明證。加之，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決定威望與地位高下的社會。“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在這種價值取向下，因從賈而囊豐篋盈的商人，急切地希望以財富彌補社會地位和個人聲望。因此，徽商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賈而好儒”。 

明清時期，徽商“賈而好儒”的表現形式是非常豐富的，至少包含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由於徽州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地區，在氤氳儒學的氛圍中出現的徽商，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識和儒學素養。他們有的自幼讀書，棄儒從商後沒有忘情於儒業，賈而兼儒；有的先賈後儒，儒賈結合。 

例如章策，父親在浙江蘭溪經商，12歲時，他隨父親來到蘭溪，拜名儒趙虹橋爲師，攻讀舉子業。他聰慧好學，心存遠志，讀書輒解，深得老師的器重。18歲時，因父親病逝，不得不棄儒從賈，子承父業，往來蘭溪、徽州之間行商。身處商場的章策，“雖不爲帖括之學，然積書至萬卷，暇輒手一編，尤喜先儒語錄，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勵，故其識量有大過人者”，[6] 且多才多藝，善草書，精音律。 

又如鮑光甸，“生而穎異，器識過人，弱冠通經史，以食指浩繁不克竟舉子業，遂務鹽筴於淮揚。生平仁厚，誠愨古道，自期周急拯危，不鳴其德。……性喜古硯舊書，暇則博考圖書，並工書法。”[7] 

再如汪應誥，自小讀書，但幾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未成功。於是遠離家鄉，服賈於閩越。然而，“好讀書其天性，雅善詩史”，並親自執教兒孫輩，“居家傳子一經，課以制舉業。長已蜚英辟雍，季則譽重庠序，暨孫若曾，弦誦之聲相聞也。”[8] 

“業儒”出身，從賈後，好學不倦，保持儒商風範者，在徽商中比比皆是。先賈後儒，從商後努力提高文化修養，成爲一介儒商者，在徽商中也屢見不鮮。例如，“吳自亮，字孟明，歙西長林人，業鹺兩淮。幼時器識過人，未及成童即身任勞苦，謀甘旨之供。然勤學好問，夜必篝燈誦讀，經書通鑒，能曉大義。”[9] 

徽州人善於處理從賈與業儒的關係，正如他們自己所言：“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響其利矣，及爲子孫計，甯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疊相爲用。”[10] 賈儒結合，疊相爲用，成爲徽州地區普遍的價值取向。徽州人的廳堂裏出現了這樣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二），徽商在經營過程中，大多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以儒術飭賈事”，講求商業信譽，生財有道。 

經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明清時期，我國封建商品經濟已發展到高峰階段，市場更爲擴大，交易更爲複雜，行業內外的聯繫更爲密切，這就對商人的判斷力、組織管理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徽商多爲棄儒從賈，從賈後又不斷學習，其文化知識和儒學素養明顯高於其他商幫，這是他們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商業成功的文化優勢。 

有文化的人，易於學得計然術。徽商大多熟悉儒家的“治生之學”，有敏銳的商業眼光，善於審時度勢，正確地選擇經營方向和地點，客觀地分析供求關係，及時地判斷取捨進退，精確地計算收支得失，從而獲得厚利。例如黃鏞，少時績學業舉，志存經世，後來棄儒經商，轉販於閩、越、齊、魯之間。他“克洞於天人盈虛之數，進退存亡之道”，所以獲利甚多，“貲大豐裕”。又如吳彥先，從商之暇瀏覽史書，與客縱談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爲不及，因而受到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必奉其籌劃。他不負衆望，常常“權貨物之輕重，揣四方之緩急，察天時之消長，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賈者利必倍”[11]。 

徽商大多崇尚儒家的義利觀，講求商業道德，誠信爲本，義中取利。他們認爲，商人“職雖爲利，非義不可取”，“誠招天下客”，“無信不立”。因此，在經營活動中，他們提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以誠待人、重諾守信、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對投機取巧、坑蒙拐騙等不義的行爲。他們還切身體會到，誠信經商有時不一定能立刻致富，但持之以恆必有厚報。放棄眼前一時的“小利”，卻能贏得長久的“大利”。對此，他們作過生動的比喻：“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聖人言：‘以義爲利。’又言：‘見義不爲，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因此，他們強調：“生財有大道，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12] 

（三），徽商在致富之後，倡導“富而教不可緩”，大力振興文教，熱心公益事業。 

微商在獲利之後，不僅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而且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他們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13] 因此，他們在家業隆起之後，立即延師聘教，令子弟業儒，望子成龍。 

不僅如此，他們還慷慨解囊助修書院，促進家鄉的“儒學之盛”。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從宋代起，書院數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一個地區教育發展水準的重要標誌。徽州的書院一直十分發達。據有關學者統計，從宋到清，徽州地區共有書院124所（不包括明清時期的書屋、文會），其中宋元所建者47所，明清所建者77所（不包括對前代書院的重建）。[14] 宗族的辦學熱情和商人在經濟上的資助，是明清時期徽州書院發展的強大動力。宗族創辦的書院，經費來源出於徽商，似無疑問。其府設、縣設書院的經費，主要靠的也是商人的資助。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方志、譜牒中俯拾即是。如歙縣的古紫陽書院，就是徽州鹽商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動支營運項款銀建造的。在建造的過程中，因經費缺額，諸商又紛紛捐銀，其中鮑志道一人就獨力捐銀3千兩。[15] 再如，婺源的紫陽書院在嘉慶年間的重建過程中，合邑紳商俱踴躍捐獻，共捐銀3萬餘兩，其中獨捐千金者就有18人。這18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婺源商人。 

與此同時，徽商也重視和資助寄籍地的文教事業。例如，在揚州業鹽的汪應庚，乾隆元年（1736年），見揚州府縣學宮歲久圮壞，“捐銀四萬七千兩修治，以二千餘金制祭器樂器”。[16] “歷三年而後功成，雖曰繕修，實則重建。”“複爲久遠計，捐金一萬三千一十九兩，置良田一千四百九十八畝四厘二毫，輸之學，以田租變價繳府庫，相兩學歲修所費支給，其餘剩者簿積貯公，於大比時分佽文武試士資斧。”[17] 

“賈而好儒”的優良傳統，使一些徽商家族人才輩出，世代簪纓。在兩淮業鹽者尤爲突出。例如，鄭氏讀書世家，族廣英多，科甲蟬聯，文人輩出。“鄭鍾山字峙漪，儀徵學生，業鹽兩淮。……子宗彜，進士，官至御史。次子宗洛，內閣中書。”[18]  

程氏名門望族，以科第文章顯名於世。袁枚曾經指出：“淮南程氏雖業禺策甚富，而前後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19] 這四人是淮揚一帶提倡風雅最負盛名的人物。 

汪氏科甲興盛，仕宦不絕。如汪懋麟，字蛟門，休寧人，入籍江都。“康熙丁未進士，官刑部尚書郎，預修《明史》，以古文詩詞推重縉紳間，梓行者甚富。……兄耀麟，字叔定，歲貢生，亦知名士。”[20] 

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乾隆年間的鹽務總商江春，工制藝，精於詩，與齊召南齊名。著有《水南花墅吟稿》、《深莊秋詠》等。其兄弟子侄中，見於《揚州畫舫錄》記載的著名詩人、藝術家和鑒賞家，就有15名之多。“壇坫無虛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之盛也。”[21] 

據有關學者研究，1371——1643年間，兩淮鹽商中出的進士多達106名；及至清代，1646——1804年間，産生的進士數爲139名。由於兩淮鹽商的財富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化，使得有清一代揚州府的進士總數多達349名，而且還出過11名一甲進士，成爲國內重要的文化發達地區之一。其中，鹽商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22] 

在“賈而好儒”的徽州紳商的提倡和影響下，揚州鹽商大多風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鉅賈大族均以賓客爭至爲榮。於是揚州成爲全國的文化中心之一，“文人寄跡，半於海內”。“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裕從事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23] 因此，乾嘉時期，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州、常州外，東南郡邑無能與比。揚州學派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揚州的詩文之會盛況空前。“邗上時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學詩翁。”乃至當時有“揚州滿地是詩人”的說法。揚州畫壇成了名流競逐的大舞臺，“揚州八怪”脫穎而出。揚州的圖書事業蓬勃發展，癖好古董之風也風靡一時，鹽商中有人“彜鼎圖書之富”，聞名遐邇。 

由此可見，徽商對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馬曰琯、馬曰璐的故鄉就是徽州，“東南鄒魯”之風的薰陶，歷代先賢的榜樣，對他們的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也是深遠的。 

2、“揚州二馬”的家世與生平 

馬氏是祁門的著姓，其先世爲“漢新息侯援，迨宋末造，丞相廷鸞，隸籍鄱陽，生五子，季爲端益，始遷婺，再傳爲真三，始籍祁門，世遂爲祁門人”。[24] 馬廷鸞的另一個兒子馬端臨，字貴與，是宋元之際的史學家，元初任慈湖、柯山兩書院山長。著《文獻通考》，歷20餘年始成，是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馬端臨是歷史文化名人。因此，人們又稱：“馬氏系出鄱陽貴與先生諱端臨後，後遷祁門。”[25]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出生于讀書世家，史稱“世業儒”[26]。曾祖父大級，字碧筠，明朝諸生，“治經有聲”。[27] 明清易代之後，他山居讀書，不再參加科舉考試。這種不忘故國的節義之舉，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尊敬。“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28]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祖父承運，遷居於揚州，經營鹽業。他“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獨行”。[29] “康熙間設廠賑粥”。[30] 此後，“馬承運以孫曰琯捐職贈朝議大夫，配張氏、胡氏、汪氏並贈恭人”。[31]

馬承運曾遊天長縣的鄉溝橋，“樂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壙，手植松柏，左林右泉，秉氣辟非，青鳥家僉曰吉塚。複買田若干畝，結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稿稭也。暇時或往，避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宅者，人以爲知命。其歿也，竟偃當於是，此馬氏之墓所自起也。”[32] 

馬承運的兄弟承烈，字爾公，“幼遵庭訓，中年理鹽筴，遂居儀真。言必信，行必果，事親能養其志，處兄弟極和協，歷數十年無間言。學宮頹壞，捐貲修葺，收遺嬰，賑荒歉，每好行其德，邑令欽其行誼，禮致賓筵焉。”[33] 

馬承熙，字爾敬，“博通經史，練達鹺政，構橋海濱，以弘利濟；施衣凶歲，以拯孤寒。生平篤于孝友，立身正直，鄉黨重之，敕授儒林郎，刻《雙橋文集》行世。”[34]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父親謙，字幼撝，太學生，州司馬，“幼而篤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逾謹，起居食息，勿離左右，逮歿，喪葬盡禮，里黨咸稱之。”[35] 

馬謙先娶洪氏，繼娶陳氏。洪氏生子二，長曰康，次曰楚。陳氏生子二，長曰琯，次曰璐。馬謙後因曰琯而獲贈朝議大夫，洪氏、陳氏贈恭人。 

洪氏是徽州歙縣人洪嘉賓之女，是封建時代典型的賢妻良母。馬謙的伯兄馬恒早逝，嫂汪氏聘而未行，守貞來歸。當時，曰康年幼，曰楚出生僅數月。馬謙準備將兒子過繼一個給汪氏。親戚中有人認爲不必太急。馬謙對洪氏說道：“主兄公之祀，承長姒之歡，何靳一子，不以慰逝者而安生者乎？”洪氏毅然同意，將曰楚過繼給汪氏。不料，曰康早夭，洪氏未再生育，膝下無子。但她處之恬然，毫無怨言。後來，馬謙繼娶陳氏，生了曰琯、曰璐等子女，洪氏撫之如己出。 

馬謙對兄弟十分友愛，對季弟馬勳尤爲突出。馬勳從小到大，拜師、結婚，馬謙都全力操辦，細緻周到。洪氏亦協力相助，情意敦洽，終身無間言。她爲侄子相親，必擇清門世德有家法者。送侄女出嫁，不異己女。彌留之際，還握著弟弟的手，泫然不忍別，以謹厚自立相囑。聞者皆感動而泣。 

洪氏的言傳身教，對曰琯、曰璐頗有影響。曰琯兄弟的好友、清代著名詩人厲鶚評價道：“今二子束身修行，折節讀書，有聲士友間，蓋亦恭人之教育有以成之也。”因此，他特爲洪氏撰寫墓誌銘，銘曰：“千秋之鄉，峨峨新阡。樂哉斯丘，左林右泉。善之積也，郁而後宣。利其嗣人，振振綿綿。”[36] 

曰琯、曰璐的生母陳氏出生于江都世族，20歲時嫁入馬家。馬謙以禮接之，實爲簉室。當時馬謙因長子曰康早夭，次子曰楚已過繼他人，求嗣之心甚迫。陳氏連生二子，令他喜出望外，對這兩個兒子充滿了父愛之情，望子成龍之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馬謙去世，享年58歲。臨終前，他對陳氏說道：“吾祖碧筠公，前明諸生，治經有聲。吾子皆可教，必令其以文學顯名。”[37] 陳氏遵夫訓，更加重視對二子的教育。“益延名師友，督誨二子以學。曰琯、曰璐不以俗學繕性，而志不求時名，清思窈渺，超絕塵埃，親賢樂善，惟恐不及，方聞有道之士過邗溝者，以不踏其戶限爲闕事。恭人益庀酒食給僕從，流連竟日夕，以申緇衣之好。勾甬全吉士祖望，吳興姚文學世鈺，錢唐厲徵君鶚、陳布衣章，仁和張孝廉熷，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登堂拜親，申論古義，言泉浚發。恭人從屏後聽之，喜曰：‘吾子如此，可以慰先人之志矣。’”[38] 因此，陳氏受到了這些名士的敬重。杭世駿曾爲其撰寫墓誌銘，銘曰：“猗與母儀，洞識本元。提攜二雛，笙典珠墳。行仁蹈義，蔚爲清門。劬躬有造，下報厥考。奧隅永藏，坤德彌藻。刻辭貞石，求世可道。”[39] 

曰琯、曰璐的哥哥曰楚，字開熊，自幼過繼給伯父。長大後，補邑諸生，貢入成均，候選儒學教諭。其妻汪氏，係福建布政使汪楫之孫女，候選儒學教諭汪寅衷之女。曰楚孝友仁明，性質溫粹，博聞勤學，能詩能文。雍正三年（1725年），朋友們在一起作《古錢》詩，他的詩中有“人生天地間，誰得如汝壽”之句。朋友們覺得此乃不祥之句。雍正四年（1726年），曰楚病逝，年僅39歲。葬於天長縣鄉溝橋的馬氏墓地。朋友們深感其年不酬德，良可惋惜。厲鶚爲其作墓誌銘， “刻銘詩，庶不朽。”[40] 

馬氏家族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馬榮祖，字力本，曰琯兄弟之族也。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報罷，後知河南閿鄉縣。縣當秦蜀之沖，與潼關相望。城久圮，榮祖起而新之，創荊山書院。調鹿邑，又創鳴鹿書院，治如在閿鄉時。榮祖工古文詞，作文頌九十二章，自述並著《石蓮堂古文》十三卷”。[41]  

另外，《祁門縣志》記載：馬曰湘，城南人，甘泉籍，康熙五十九年中舉，後任湖北保康縣知縣，升工部虞衡司。[42] 《兩淮鹽法志 · 選舉志》中記載了馬氏家族中的兩位貢士。“馬曰浩，字余若，祁門人，訓導。馬曰恕，祁門人。” 

曰琯的舅舅也是一位名人。曰琯在《奉題頫齋舅氏<因樹樓集>》一詩中寫道：“登樓曾憶十年前，正是花繁夜雨天。紅白繽紛都是淚，親聞指說曲闌邊。賢良吾舅知名久，孺慕閒居七十春。慚愧牢之難得似，重翻詩卷一傷神。”[43] 

綜上所述，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曾祖父是節義之士，祖父、父親賈而好儒，樂善好施，母親是封建時代典型的賢妻良母，親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賈而好儒，或爲政有聲。這些人的言傳身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 

馬曰琯，字秋玉，別字嶰谷，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44] 馬曰璐，字半查（半槎），別字佩兮，生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45] 兄弟二人相差7歲，終身親密無間，志同道合。

作爲兄長，曰琯自幼至性過人，事父母以純孝稱。長大後，德器端凝，不苟言笑。讀書時，據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歲的曰琯回故鄉祁門縣參加考試，充學宮弟子，後爲貢士、候選知州。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父親去世，曰琯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他善於管理，家業蒸蒸而上。雍乾年間，小玲瓏山館、行庵等建築的先後落成，可以說是馬氏家業興旺的一個標誌。與此同時，他熱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人們稱讚他：“以濟人利物爲本懷，以設誠致行爲實務。爲粥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江之昏墊，開揚城之溝渠而重膇不病，築漁亭之孔道而擔負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綿夏帳，櫝死醫羸，仁義所施，各當其厄。”[46] 

曰璐對兄長十分敬重，在爲人處事上皆以兄長爲楷模。兄弟二人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他們在一起考核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互爲師友。春秋佳日，結社吟詩，兄弟二人分吟箋、設佳酌，“硯席相隨，不離跬步”。[47] 

馬氏昆仲並擅清才，博覽旁稽，沈酣深造，俱以詩名。曰琯的詩“纏綿清婉，出入唐宋之間，當世皆知重之。”[48] 曰璐的詩“瀏然以清，窈然以深，世之工詩者皆能識之”。[49]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開博學鴻詞科，曰璐名列薦榜。[50] 但是，他不赴試，繼續與兄長一道，在揚州亦賈亦儒，營造出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景觀。

馬氏兄弟居揚州新城東關街，家有園林曰“街南書屋”。街南書屋有12景，分別名爲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階、覓句廊、石屋、透風透月兩明軒、藤花庵、澆藥井、梅寮、七峰草亭、叢書樓、清響閣。其中小玲瓏山館最爲有名，人們常用它作爲整個街南書屋的代稱。叢書樓是他們的藏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于東南。 

馬氏兄弟熱情好客，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杯酒之款，殆無虛日。全祖望、陳撰、厲鶚、金農、陳章、姚世鈺等皆館其家。馬氏兄弟與揚州本地人士和客卿寓賢結邗江吟社，林園往復，疊爲賓主，寄興詠吟，聯結常課，人比之爲“漢上題襟、玉山雅集”。他們以古書、朋友爲性命，不遺餘力地訪書、購書、抄書，孜孜不倦地讀書、校書，毫不保守地將叢書樓的大門向學者名士敞開。不少詩人、學者既是小玲瓏山館的座上賓，又是叢書樓的老讀者，利用馬氏的豐富藏書，完成了自己的學術著述。馬氏兄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爲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馬氏兄弟賈而好儒，情懷沖淡，但他們畢竟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難免遭遇風波。姚世鈺曾寫有一首詩，名為《秋玉以無妄牽率北去，令弟佩兮趣裝侍行，闕為面別，悵然賦詩》。中云：“昨日邀花伴，高館吟將離（頃昆季招集小玲瓏山館賦芍藥詩）。心聲豈魄兆，蒼黃走京師。”[51] 陳章也在《送嶰谷半查北行》一詩中寫道：“垂老緣何事，倉皇惜此行。暮天風雜雨，遠道弟隨兄。慰藉轉無語，扶持空有情。它時報歸信，放艇笑相迎。”[52] 姚、陳二人的詩中，都用了倉皇一詞，可見此事十分危急。此事發生於何時？據陳章《孟晉齋詩集》排比，應為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何事牽連北行？現難以考證。好在這場風波不久便平息，兄弟二人得以南歸。陳章在《喜聞嶰谷昆季南歸之信》一詩中高興地寫道：“記得斜風細雨時，消魂滋味是臨岐。事因未定愁難釋，信有將歸喜可知。莫厭緇塵疲半道，已看黃色起雙眉。遙憐感激恩波處，北望長安老淚垂。”[53]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首次南巡。馬曰琯迎駕，高宗親問姓名，兩賜御書克食，寵遇優渥。同年冬，他入京爲皇太后祝壽，在慈甯宮荷豐貂宮紵之賜。作爲一名“賈而好儒”的揚州鹽商，清廷的上述賞賜，使曰琯“感激奮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54] 但是，他畢竟年過花甲，身體日衰，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二十一日與世長辭，享年68歲。10多年後，馬曰璐亦去世。 

清代著名學者阮元指出：“（馬氏）徵君昆弟業鹺，資産遜於他氏，而卒能名聞九重，交滿天下，則稽古能文之效也。當時擁重資過於徵君者，奚翅什伯，至今無人能舉其姓氏矣。”[55]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馬氏兄弟生平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二、     在文化事業上的建樹 

1、            聞名遐邇的叢書樓 

叢書樓是馬氏兄弟的藏書樓，位於小玲瓏山館之後。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記載道：“其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餘萬卷。”[56] 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指出：“嶰谷酷愛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無不羅致，有未見書，弗惜重直購之，備藏於小玲瓏山館。”[57] 阮元評價道：“（馬氏）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以故叢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於江北。”[58] 詩人學者異口同聲，充分肯定了叢書樓的規模及其價值。 

馬氏兄弟皆有吟叢書樓的詩。曰琯寫道：“下規百弓地，上蓄千載文。”[59] 曰璐寫道：“卷帙不厭多，所重先皇墳。惜哉飽白蟫，撫弄長欣欣。”[60]  藏書家的嗜書之情，躍然紙上。 

如此豐富的具有學術價值的藏書，得來絕非易事。它是馬氏兄弟精心訪求，不惜重價，四處購買，雇人抄寫得來的。全祖望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描述了馬氏兄弟嗜書、訪書、購書、抄書的情景。他寫道：“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間，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即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即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篤如此。”[61]  

全祖望將清初幾位著名藏書家作了比較，認爲：“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社會根源，也有個人原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愛好之別。正如全氏所評：“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岩石屋，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62] 

馬氏兄弟置身于“康乾盛世”，賈而好儒，嗜書如命，憑藉自己饒富的家產和廣泛的交往，很快便使叢書樓的藏書甲於江南。他們不僅大力購書抄書，而且注重考訂、精心校讎。全祖望曾感慨地說道：“聚書之難，莫如讎校。嶰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燈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僞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63] 全祖望是個嚴謹的學者，這段話絕非溢美之辭，而是馬氏兄弟聚書校書的真實寫照。 

清代著名學者錢謙益說過：“有聚書者之聚書，有讀書者之聚書。”姚世鈺認爲：“其說既美矣，蒙竊以爲未盡也。夫聚書而弗讀，猶弗聚也，讀而不能行，亦猶弗讀而已矣。”[64] 在姚世鈺的心目中，馬氏兄弟就做到了聚而讀，讀而行。因此，他寫下了這樣的《叢書樓銘》：“重屋聯邊，叢書於間。經史子集，搜羅駢闐。學古有獲，非託空言。維孝友于，奉以周旋。三才一貫，百行同源。讀書種子，此爲最先。仰瞻高樓，遙睇陳編。我揭斯義，如日中天。慶雲所獲，過者式焉。”[65] 

馬氏兄弟曾編有《叢書樓書目》，《清史列傳》記載：“一時名流交相傾倒。”[66] 可惜，《叢書樓書目》現在無法找到，我們不能窺見馬氏藏書的全貌，不能體會《叢書樓書目》編輯之精妙。好在全祖望寫過一篇《叢書樓書目序》，似可彌補這一缺憾。 

全祖望寫道：“乾隆戊午，予爲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於今蓋六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爲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於予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掩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乎？予以爲此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於讀書，然所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自得耶？” 

全祖望高度評價道：“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沈酣深造，屏絕世俗剽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萃薈儒林文苑之部居，參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不已，以文則爲雄文，以學則爲正學，是豈特閉閣不觀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也。”[67] 由此可見，馬氏兄弟不僅聚書豐富、讀書刻苦，而且編著有成。 

尤爲突出的是，馬氏兄弟還慷慨地將叢書樓的大門向學者名士敞開。許多人曾到叢書樓借書，不少學者是叢書樓的常客。 

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工詩文，愛才好士，“嘗校刊《乾鑿度》、高氏《戰國策》、鄭氏《尚書大傳》、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子史等書”。[68] 他常向馬氏借書，“因題其所寓樓爲‘借書樓’。……贈秋玉詩云：‘玲瓏山館辟疆儔，邱索搜羅苦未休。數卷《論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荊州’”。[69] 曰琯有《題雅雨先生借書圖》詩，詩中寫道：“會萃書都遍，長須尚往還。高懷輕宦海，絕學寄名山。此地慚題戶，誰家足掩關。圖成宛轉意，終恐一鴟閑。”[70] 鹽官鹽商，儒雅好學，一時傳爲佳話。 

漂泊寒士姚世鈺是叢書樓的常客。他曾滿懷深情地寫道：“薄遊揚州，馬秋玉、佩兮兄弟爲余置榻叢書樓下，膏馥所沾丐，藥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71] 他在叢書樓裏讀書、校書，獲益良多。在《何批唐三體詩跋》中，他就講述了利用叢書樓的藏書校勘三體詩的收穫。他寫道：“乾隆辛酉，雲中鮑公方官長興，買得三體詩舊刻，是吳趨書賈謄寫，義門校本。汪學山適有此書，屬余對勘一過。今年初夏，從馬氏叢書樓見新購江村高氏所開，系何批真跡，因複爲喆士兄校此。自顧年運而往，於詩學了不長進，惟于何先生書雖屢寫而不厭手胝，是亦執鞭欣慕之意，且以知書賈移謄訛脫可笑，未必非一得云。”[72] 

久住叢書樓，姚世鈺對這裏的景物充滿了感情。在《叢書樓下井》一詩中，他寫道：“叢書樓下多時住，長照澄明一鏡淹。冬滌硯辭龜手藥，夏浮瓜愛沁脾甘。灌花老圃無晨暮，抱甕鄰人或兩三。到處交情還似水，就中性淡是街南。”[73] 

對叢書樓的主人，姚世鈺是既感激又欽佩。在《題馬佩兮桐陰小像》一詩中，他這樣寫道：“矻矻窮年萬卷餘，偶來蕭灑送居諸。樹根片石能分我，咨展君家未見書。”[74] 

利用叢書樓裏的藏書而著述斐然者，大有人在。厲鶚、全祖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厲鶚是清代著名的詩人，《清史列傳》記載：“鶚搜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采摭群書至三百餘種，常自比裴松之《三國志注》。”[75] 由此可見，厲鶚充分利用了叢書樓的藏書。 

《宋詩紀事》和《遼史拾遺》是厲鶚的兩部力作，受到時人的好評。《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 “（《宋詩紀事》）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爲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76] “（《遼史拾遺》）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爲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采輯散佚，足備考證。”[77] 

厲鶚去世之後，馬曰璐以沈痛的心情寫下了《哭樊榭》詩，其中兩句“史收遼散佚，詩紀宋英靈。寂寞叢書畔，高樓剩墜螢”，[78] 肯定了厲鶚利用叢書樓的藏書，完成《遼史拾遺》和《宋詩紀事》的學術成就，表達了馬氏兄弟對這位好友的悼念之情。 

全祖望的《困學紀聞三箋》等著述也與叢書樓密切相關。《困學紀聞》20卷，宋王應麟著。清代學者閻若璩、何焯對此書“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79] 全祖望對閻、何二箋尚有不滿之處，故爲之作了“三箋”。在《困學紀聞三箋序》中，全祖望寫道：“歲在辛西，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考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80] 因此，伍崇曜在《沙河逸老小稿跋》中指出：“全紹衣寓（馬氏）畬經堂中，成《困學紀聞三箋》。” 

《宋元學案》由黃宗羲草創，黃百家和全祖望續修。最初分爲《宋儒學案》和《元儒學案》，後來才合而爲一。全祖望曾經說過：“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81] 全祖望又指出：“予每客揚州，館于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余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日苦吟，時各互呈其所得。”[82] 由此可見，《宋儒學案》的續修成功也曾受益於叢書樓。 

值得重視的是，叢書樓的藏書，還爲《四庫全書》的編纂作出了貢獻。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開四庫館，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書。此時馬氏兄弟均已作古，曰琯之子馬裕繼承家業，“恭進藏書，可備采擇者七百七十六種”，[83] 是南方藏書家獻書最多的四家之一。清高宗十分高興，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諭道：“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钜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裨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84] 繼之，又賜平定伊犁御制詩三十二詠、平定金川御制詩十六詠、得勝圖三十二幅。 

清高宗還指出：“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系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弆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85] 因此，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凡馬氏所進之書，皆於書名下標有“兩淮馬裕家藏本”字樣。這是對“揚州二馬”及其叢書樓的最好的紀念。 

2、            享有聲譽的“馬版” 

揚州自唐宋以來即為我國雕版印刷的重要城市。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寅奉旨監刻《全唐詩》成功後，揚州刻書業更成爲全國的楷模。

馬氏兄弟既有廣博的學識，又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不僅富於藏書，而且精於刻書。他們慎選良工，把所藏的善本書籍、金石拓片擇要刻印，以廣流傳。其刻書速度之快、雕工之精、版式之美，均屬上乘，世人稱之爲“馬版”。正如《揚州畫舫錄》所記載：“又刻許氏《說文》、《玉篇》、《廣韻》、《字鑒》等書，謂之馬板。”[86] 

《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過馬氏所刻之書，如：《干祿字書》一卷，唐顔元孫撰，“國朝揚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87]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88] 《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89] 《韓柳年譜》八卷，“近時祁門馬曰璐得宋槧柳集殘帙，其中年譜完好，乃與韓譜合刻爲一編，總題此名云。”[90] 

爲了繁榮學術文化，馬氏兄弟不僅重雕古書，而且不惜重金刊刻時人著作。朱彜尊著《經義考》、王士禛著《感舊集》等書，都是由他們刊於揚州，得以流傳的。 

朱彜尊，浙江秀水人，自少時以詩古文辭見知于江左之耆儒遺老，又博通書籍，顧炎武、閻若璩皆極稱之。康熙十八年（1679年），詔舉博學鴻儒，以布衣入選，任翰林院檢討。所撰《經義考》共300卷，“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本朝，各疏其大略，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而以通說終焉。”[91] “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贍矣。”[92] 

朱彜尊曾向康熙進呈《經義考》。康熙稱讚道：“朱彜尊此書甚好，……可速刻完進呈。”[93] 然而，因此書規模巨大，囿於財力、物力，朱氏始終未能刻完全書。乾隆年間，馬氏兄弟毅然付梓，將此書刻完，使之廣爲流傳。《揚州畫舫錄》記載：“（朱彜尊）著《經義考》，馬秋玉爲之刊於揚州。”[94] 阮元稱讚馬氏兄弟道：“世人願見之書如朱檢討《經義考》之類，不惜千金付梓。”[95] 

王士禛，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順治十五年（1658年）進士，次年任揚州府推官，康熙年間官至尚書。居官之餘，他潛心著述，專攻詩古文辭，被尊爲“詩壇圭臬”，一代文宗，當時文人皆知有漁洋先生。他一生著述甚多，尤以詩學爲最，不僅創作了數量豐富的詩歌作品，而且撰寫了令人矚目的詩學論著，對清代詩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 

王士禛曾撰有《感舊集》，自序云：“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爲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爲之論次，都爲一集。” 

 《感舊集》成書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始終未能版行於世。乾隆十六年（1751年）冬，盧見曾在京城見到此書抄本，愛不釋手，高度評價道：“是集自虞山而下，凡三百三十三人，詩二千五百七十二首，遭遇不同，性情各異，而一經先生選次，如金之入大冶，渣滓悉化，融煉一色，洵選家之巨手也。”[96] “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持擇也，約而不遺。竊謂此書傳，我朝之詩與人俱傳矣。……我朝之詩人，雖不盡於是集，集中名家之詩，亦非是集所能盡，而人之以詩鳴於我朝之初盛，而必傳於後者，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如有志於本朝詩選，舍是集將焉歸乎？”[97]  

時逢馬曰琯進京爲皇太后祝壽，與盧見曾不期而遇。二人談起《感舊集》，所見相同，一致決定刊刻此書。盧見曾興奮地寫道：“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于京邸，不忘久要，慨然任剞劂之事。”[98] 

由於此書稿系輾轉抄寫，訛誤較多，爲了保證出版質量，馬氏兄弟請人再三校讎。盧見曾記載道：“玲瓏山館藏書充棟，所與稽者厲樊榭鶚、陳授衣章，皆博雅君子，幸重檢閱，而後授梓。”[99] 

馬氏兄弟還曾花費千金，爲蔣衡裝潢所書《十三經》。據《清史列傳》記載，蔣衡，字湘帆，江蘇金壇人。時吳中書家推楊賓，衡師之。複博涉晉唐以來各家名跡，積學既久，名噪大江南北。性好遊，足跡半天下。偶遊碑洞，觀諸石刻，慨然曰：“《十三經》皆當時經生所書，非歐虞筆也。中有舛謬，且殘缺。當今崇儒重道，必校正，一手重書，庶足佐聖天子右文之治。”他摒棄一切，專心書寫。“至乾隆三年，《十三經》次第畢成。揚州馬曰琯爲出白金二千鍰，裝潢成三百冊，五十函。四年，總督高斌特疏進呈御覽，藏懋勤殿。”[100] 

3、            結社吟詩之盛況 

馬氏兄弟俱以詩名，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6卷、《嶰谷詞》1卷，曰璐著有《南齋集》6卷、《南齋詞》2卷，頗受士林好評。 

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高度評價道：“馬兄嶰谷獨以古書、朋友、山水爲癖，……具此胸次，發而爲詩，溯洄風騷，下上唐宋，回翔于金元明代，斥淫崇雅，格韻並高，由沐浴於古書者久也。憶舊懷人，傷離悲逝，纏綿委摯，唱歎情深，由敦厚于朋友者至也。至峭刻得山之峻，明淨得水之澄，縋險鑿幽，瀠波疊浪，則又性情與山水俱深矣。嶰谷之詩，非嶰谷之癖所流露而成者耶。”[101] 

清代著名學者杭世駿熱情讚揚道：“馬君半查志潔行芳，秕糠一切，太史所謂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詩不立異，亦不苟同，醞釀群籍，抒寫性真。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鮮榮；搴九華之雲，不足以方其縹緲；煦西顥沆瀣之氣，不足以比其清神而澡魄。舉一世之工詩者，吾未暇以悉數也，以吾黨論之，奸窮怪變，震眩耳目，才力之雄，獨于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闃坐，孤鶴掠空，夜氣既清，天心來複，半查漻然寫孤韻而抽清思，釋躁平吟，凡襟盡滌，學之無從，追之不及，微茫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絕塵埃之外，孰與析其旨乎……故特標‘潔’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題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願與天下之深於詩者共論之。”[102] 

馬氏兄弟不僅勤學工詩，而且慷慨好客，四方遊士過訪，適館授餐，經年無倦色。並與揚州本地人士及客卿寓賢結邗江吟社，寄興詠吟，聯爲常課，極大地推動了揚州地區詩文之會的興盛。 

乾隆時的揚州文人李斗記載道：“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爲最盛。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會酒肴俱極珍美，一日共詩成矣。請聽曲，邀至一廳甚舊，有綠琉璃四。又選老樂工四人至，均沒齒禿發，約八九十歲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間令啓屏門，門啓則後二進皆樓，紅燈千盞，男女樂各一部，俱十五六歲妙年也。”[103] 這種集吟詩、聽曲、品茶、飲酒諸樂趣的詩文之會，自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參加者甚衆。 

馬氏兄弟所主持的詩文之會的盛況，可以從《韓江雅集》一書中窺見一斑。

《韓江雅集》是邗江吟社的一部唱和集，傳世者12卷，陸續刻成。卷一有《金陵移梅歌》，乾隆八年（1743年）作；卷十二有《霍家橋道中》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作。前後六載之久。卷首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沈德潛序，其中寫道：“韓江雅集，韓江諸詩人分題倡和作也。故里諸公暨遠方寓公咸在，略出處，忘年歲，凡稱同志、長風雅者與焉。既久成帙，並繪雅集畫圖共一十六人。”沈氏所說的“雅集畫圖”，指的是葉震初所繪《行庵文讌圖》。關於這幅圖，全祖望、厲鶚都曾寫有專文。 

全祖望在《九日行庵文讌圖序》中寫道：“揚州爲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楹，笙歌輿從，竟日喧聚，其於清歌雅集，蓋罕矣。城北天寧寺，爲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庵，吾友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逾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間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疊和，曲廊高榭，位置間適。出門未數百步，即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間，蕭然有山林之思。”[104] 

厲鶚在《九日行庵文讌圖記》中寫道：“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既收，風日清美，遂約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醪爲供。乃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陶陶衎衎，觴詠竟日。既逾月，吳中寫真葉君震初適來，群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庵文讌圖》。”[105] 

圖中的16人是：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閔崋、全祖望、張四科、厲鶚、陳章、程夢星、馬曰璐、方士  （廣+婕，去女字旁）、汪玉樞、馬曰琯、王藻、陸鍾輝、洪振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6人，是詩社的主要成員，而參加過韓江雅集的詩人，則不止此數。根據對《韓江雅集》卷一至卷十二所載的人、作品進行排列，我們可以看到除上述16人外，還有25人。他們是史肇鵬、楊述曾、高翔、陸錫疇、黃裕、鄭江、張世進、趙昱、丁敬、杭世駿、趙信、趙一清、戴文燈、陳祖范、查祥、姚世鈺、張熷、劉師恕、王文充、團升、方世舉、釋明中、樓錡等。[106] 以此推算，邗江吟社的成員約爲40餘人，數目相當可觀。

在這40餘人當中，全祖望、杭世駿是著名學者；厲鶚是著名詩人；金農、高翔是“揚州八怪”；陳章、陳臯精於詩，有“陳氏二難”之目；趙昱號谷林、趙信號意林，詩文俱佳，有“二林”之目；姚世鈺是“俊才”、漂泊寒士；唐建中是僑寓揚州的謫臣；胡期恒官至甘肅巡撫，罷官歸里；程夢星是翰林院編修，宦情早淡，歸居揚州；馬曰琯、馬曰璐是“賈而好儒”的揚州鹽商。

由此可見，邗江吟社的人員構成不僅打破了士宦商的界限，也打破了學科的界限，這對拓展詩社成員的視野大有裨益。

沈德潛將韓江雅集與歷代有名的詩文唱和活動進行了比較，明確指出：“吾謂韓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蓋賈、岑、杜、王、楊、劉十餘人，倡和於朝省館閣者也；荊、潭諸公，倡和於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於輞川，皮、陸之於松陵，同屬山林之詩，然此贈彼答，祗屬兩人；仲瑛草堂讌集，祗極聲伎宴遊之盛；沈、文數子會合素交，量才呈藝，別于賈、岑以後詩家矣，然專詠落花，而此外又無聞焉。今韓江詩人不於朝而於野，不私兩人而公乎同人，匪矜聲譽，匪競豪華，而林園往復，疊爲賓主，寄興詠吟，聯結常課，並異乎興高而集，興盡而止者。”[107] 

這段話充分肯定了馬氏兄弟主持的韓江雅集的特徵：不於朝而於野，不私兩人而公乎同人，不是隨興而集的偶然聯詠，而是既久成帙。 

馬氏兄弟不僅在揚州本地結社吟詩，而且攜友出遊，登山涉水，吟詩唱和。《焦山紀遊集》、《林屋唱酬錄》就是這類活動的見證。 

乾隆十三年（1748年），馬氏兄弟攜詩友厲鶚、杭世駿、陳章、樓錡、閔崋、陸鍾輝等同遊焦山。他們一行九人，往返兩宿南莊，留山中三日，每人各賦詩數首，聯句一首，結集爲《焦山紀遊集》。 

厲鶚《焦山紀遊集序》寫道：“京口金、焦二山，爲天下絕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檣所經；焦山相去稍遠，岧亭幽敻，孤峙盤渦巨浪間，遊人跡罕至。東坡云：‘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遊，皆馬君嶰谷、半查爲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複因江月發興。同遊者凡九人，往返兩宿南莊，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賦詩七首，聯句一首，次第爲一集，屬予序之，以見茲遊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爲可樂云。”[108] 

道光年間，伍崇曜讀《焦山紀遊集》，神往不已，激動地寫道：“昔顧阿瑛有玉山紀遊一卷，其友袁華所編。遊非一地，而必有詩。所與遊者……皆一時風雅勝流，而山水清音，琴尊佳興，風流文采，千載下尚如將見之。今馬氏昆仲此遊，遍閱卷中姓名，殆足與後先輝映，恨不獲廁身於筆牀茶竈間也。特重刊之。”[109] 

乾隆十七年（1752年），馬氏兄弟又攜陳章、樓錡、閔崋等人南遊蘇州，他們自揚入吳，過惠山，歷虎丘，憩明瑟園，攀天平，歷支硎，俯寒泉，躡華山鳥道，上靈岩，陟鄧尉，由天池石壁，渡太湖，探石公、包山、林屋、縹緲峰、消夏灣諸勝，飲明月坡而返，流連唱和，得詩50餘首，結集爲《林屋唱酬錄》。 

沈德潛欣然作序，《序》中寫道：“吳中名山，在郡城西，多瀕太湖，至石公林屋諸勝，必渡湖涉風濤，約百餘里，可攜筇屐，故遊者殊少，遊而發爲詠吟者尤少。唐皮襲美、陸魯望，明高青邱、徐昌榖諸公外，寥寥無聞焉。……今諸君子境無虛過，過必有詩，是古人所不能兼者，而諸君子兼之也。且諸君子遠居維揚，維揚稱華朊地，乃能涉江航塹，叩寂逃虛，舍明麗之區，入靜深之境，以其筆墨發山水之靈，豈陶貞白所云，見朱門廣廈，無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恒欲就之者與？……讀諸君子詩，神往于幽虛左神間矣。”[110] 

道光年間，伍崇曜重新刊刻《林屋唱酬錄》，《跋》云：“斯遊也，乃獨與二三布衣之士，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借訪荔蘿，談討芝桂，亦可謂放懷事外者矣。偶得傳本重刻之，以識景慕之私。” 

上述可見，馬氏兄弟以古書、朋友、山水爲重，結社吟詩，唱和切劘，極大地推動了揚州地區詩文之會的興盛。馬曰琯在世時，與查爲仁（蓮坡）齊名， 有“南馬北查”之譽。馬曰琯去世之後，杭世駿哀歎道：“查蓮坡歿而北無壇坫，馬嶰谷歿而南息風騷。”[111] 阮元沈痛地寫道：“（馬氏）兄弟竝好客，主持風雅，勒其朋侶遊宴之詩爲《韓江雅集》十二卷。……馬氏之後，有江橙里先生繼之。先生卒後，此風歇絕矣。故元挽先生詩有句云：‘從今名士舟，不向揚州泊。’”[112] 

三、     樂善好施的義舉 

杭世駿在馬曰琯的墓誌銘中，稱讚馬氏兄弟“以濟人利物爲本懷，以設誠致行爲實務”[113]，並列舉了大量事實。在此，僅就馬氏兄弟在文化方面的義舉進行考察。 

1、慷慨解囊，修建書院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其別具一格的教學與組織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廢改於清末，有長達千年以上的發展史，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清朝初年， 對於書院這種獨立於官學系統之外的教育組織，清廷最初是採取了一種抑制發展的政策。順治九年（1652年），清廷下令：“不許別創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114]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廷深恐書院聚徒講學會不利於其統治的穩定。不過，由於書院有著祭祀孔子、程朱等“先賢”的活動，部分書院還以程朱理學作爲教學的主要內容，與清廷尊孔崇朱的文化政策相吻合，所以，清廷在宣佈禁止別創書院的同時，並未宣佈取締原有書院，對於地方上從順治初年就已自發展開的修葺或重建書院的活動也未明令禁止。 

康熙年間，伴隨著清王朝統治的漸趨穩定，清廷對書院的態度明顯改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向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頒賜御書匾額、經史著作，表明清廷對書院發展的政策已從抑制轉爲提倡和鼓勵。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頒佈諭旨，肯定書院有助於“興賢育才”，明令各直省省會均建立書院，“擇其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115] 要求各省督撫等殫心奉行。從此，清代書院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馬氏兄弟出資建起了梅花書院。 

梅花書院位於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這裏早在明朝時期就建有書院，初名甘泉行窩。據《甘泉行窩記》記載：明朝嘉靖年間，湛若水以大司成考績北上，道出維揚，其門人不期而至者五十人，居一日，秉贄而謁者又幾十人。湛若水決定在此停留講學。門人葛澗特選地城東，創講道之所，名爲行窩。“揚故有甘泉山，蜀岡諸阜咸發脈焉。高二三十丈，望五十里，其巔有泉甚洌，曰甘泉，與先生之號不約而同，行窩正當其結聚處。此所以名也。”[116] 行窩門北有銀杏樹一株，高十餘丈，就樹築土爲墠，墠北築基爲堂，題爲至止堂。其心性圖說在北墉，鍾磬在東墉，琴鼓在西墉。二齋在東序，燕居在堂北，廚庫在燕居左右，繞以周垣凡六十有二丈，垣外有溝，溝外有樹，先門外有池，池上有橋，池水與溝水襟帶行窩。行窩之旁，又置田二十餘畝，以資四方來學者。 

此後，甘泉行窩更名爲甘泉書院。萬曆年間，揚州知府開浚城濠，在此積土爲嶺，嶺上植梅，名爲梅花嶺。緣嶺以樓臺池榭，名爲平山別墅。東西爲州縣會館，名爲偕樂園。“其堂與樓，爲諸生講學之所。巡按御史牛應元改名爲崇雅書院。”[117] 崇禎年間，因戰亂書院廢圮。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馬氏兄弟在原址獨力興建，更名爲梅花書院。江都教諭吳銳特撰《梅花書院碑記》，詳細記載了馬氏兄弟的這一義舉。 

首先，吳銳論述了書院的重要性，明確提出：“書院何爲設也？稽之王制，既立之黨庠術序以處士矣，士於是隸籍其中，爭先角藝。先儒又以爲恐近喧囂，乃退求水木清虛之地，相與俯仰揖讓，以爲扶樹道德之所，其功與學校相埒。今所傳四大書院是已。” 

接著，吳銳強調了在揚州修建書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認爲：“維揚爲天下之隩，區彙江海，互南互北，五方雜遝，耳目見聞，薰習濡染，非多爲之所，恐爲風俗憂。文登劉公重選以名進士來佐茲邦，慨然有澄清之志，以爲先自士習始，士習端，則民風相率而馴，而遽與研窮精微，辨析同異，將茫茫然無所向方，不若先之以帖括制藝使有所約束馴習，以斂其心，而漸之乎道德之途。於是進闔郡生童而與之約，匝月一課，招之坐隅，講貫切摩，不啻塾師之督其弟子，間進之以立品立心，敦本敦行之實。久之，赴課者衆，而公堂非講藝之區，官廨非棲士之舍。” 

隨後，吳銳高度評價了馬氏兄弟修建梅花書院的義舉，熱情讚揚道：“馬君曰琯，種學績行，吾黨之祭酒也！以梅花嶺舊有崇雅書院，前明秀水吳公守揚時改築偕樂園，今毀且久矣。乃尋其遺址曰，是閑且曠，正可爲公宏獎人才所也。遂獨任其事。減衣節食，鳩材命工，……始于雍正十二年之春，不期月而落成。” 

同時，吳銳詳細介紹了梅花書院的佈局，使讀者如臨其境，深感書院之壯美。“前列三楹爲門舍，其左爲雙忠祠，右爲蕭孝子祠，又三楹爲儀門，題以梅花書院之額，從其朔也，升階而上，爲大堂，凡五重，複道四周，又進爲講堂，亦五重，東構號舍六十四間，旁立隟宇爲庖廚浴湢之所，西有土阜，高丈許，所謂梅花嶺也。嶺上構數楹，虛窗當簷，簷以外憑墉而立，四望煙戶，如列屏障，下嶺則虛亭翼然，樹以梅桐雜木，四時花卉。” 

最後，吳銳充分肯定了梅花書院的作用及影響，指出：梅花書院建成之後，劉公重選以政餘校課，匝月一舉。銳以備員江都，追陪席末。而先後授課院中者，既有鹽政官員，也有知府縣令。一時群材蔚興，德造並美，如金在鎔，如泥在鈞，與嶽麓、嵩陽、應天、白鹿四大書院並傳不朽。所甄拔之士，皆爲俊材。揚州人士咸感戴劉公之教澤，頌揚馬君慨然復古，以成劉公之志。[118] 

厲鶚在《揚州新構梅花書院紀事二十韻爲秋玉賦》中，熱情地歌頌道：“一簣前朝築，層台久已傾。榛艿誰翦薙，堂廡忽崢嶸。斷手由耆舊，同心快落成。喬林書閣迥，疏影墨池橫。帶草緣文砌，衣魚走旅楹。人來石倉學，地勝月泉名。都講堪重席，高材自短檠。俗將歌吹易，氣以茝蘭更。白雁江南讖，紅羊宋室平。雙忠同抗節，百戰力嬰城。純孝維桑重，天恩綽楔旌。庭闈因愈疾，笄幗獨懷清。血盡棲魂館，風纏託體塋。異時齊俎豆，列屋若宗祊。始作圖經記，姱修月旦評。功逾文太守，頌遍魯諸生。丹雘期千禩，青鞵訪二黌。無忘等嘉樹，有道補由庚。爲約春初霽，還尋郭外行。仍持無算爵，共聽栗留鳴。”[119] 

乾隆四年（1739年），巡鹽御史三保重定梅花書院諸生膏火，由運庫支給。四十二年（1777年），曰琯之子呈請歸公，鹽運使朱孝純諭商捐修，並定每年經費，更新其制。梅花書院與揚州安定書院同例，均由鹽務延師掌院。“安定書院掌院自王步青始，梅花書院掌院自姚鼐始。”“安定、梅花兩書院，四方來肄業者甚多，故能文通藝之士萃於兩院者極盛。”[120] 

嘉慶十三年（1708年），鹽政阿克當阿加梅花書院諸生額數，並增膏火，又招孝廉入院肄業，每課獎賞逾格，來學者四遠畢至。次年，禮幃中式，濟濟稱盛，洪瑩得殿試及第第一人。阿克當阿極爲高興，又建文昌樓五楹，下爲孝廉會文堂，並撰《孝廉會文堂碑記》，其中寫道：“考梅花書院在前明爲湛尚書甘泉行窩，……國朝乾隆初，郡人馬徵君曰琯始重構之，運使朱公孝純又增葺之，額以梅花書院。雖由嶺得名，實取宋廣平獨步之詞，王沂公和羹之語，期學者之由名狀元至賢宰相也。茲洪君既已崛興，斯名爲不負矣。”[121] 

2、交友以心，拯困濟貧 

沈德潛曾經說過：“（馬氏兄弟）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人士，聞名造廬，適館授餐，經年無倦色。……有急難者，傾身赴之，人比之鄭莊楊政。”[122] 事實確實如此。馬氏兄弟交友以心，拯困濟貧，留下了許多佳話。故其卒後，袁枚憑吊於小玲瓏山館，深情地吟頌道：“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123]  

姚世鈺，字玉裁，號薏田，浙江歸安人。少嗜學，負俊才，與弟汝金有“二陸雙丁”之目。[124] 生平學問，以何焯爲宗，貫穿經史，有所考訂，必詳核精當，詩古文清雋高潔。如此通經學古之士，命運竟“以厄窮加之”，“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煢”，[125] 令人痛惜不已。 

他與姐夫王豫同學，二人讀書，皆能冥搜神會，頗爲士林所重。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借曾靜之案大興文字獄，肆意株連。王豫遭此奇禍，被逮入京師。王豫本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況家貧甚，鋃鐺就道，一無所資，長系五年，其妻以望夫死”。[126] 他本人也在出獄後數年，含恨辭世。

姚世鈺自幼體弱，長年委頓，藥不離手。王豫被捕後，他與姐姐擔驚受怕，坐臥不安，終日垂淚。姐姐、姐夫去世之後，他隻輪孤翼，漠然無所向，痼疾益甚。集窮厄、疾病、患難、孤煢于一身的姚世鈺，來到揚州之後，成爲小玲瓏山館的賓客，身心受到慰藉。他深情地寫道：“淮之南有二馬君焉，曰秋玉、佩兮，余得與之交，昆弟間怡怡如也。”[127] 

他長期館於馬家，受到馬氏兄弟的尊重和款待。馬氏兄弟將他安置在叢書樓，供應他的飲食，醫治他的疾病，珍本秘笈供他研讀，使他深感“不知身之在客也”。在《秋夕寓叢書樓同人各以事散去獨坐有作》一詩中，他這樣寫道：“鄴侯插架最多書，假我閑房作蠹魚。”[128] 他在叢書樓裏盡情地讀書問學，“卓然成一家之言”。[129] 

馬氏兄弟不僅向姚世鈺敞開了叢書樓的大門，而且向他慷慨贈書。姚世鈺的詩文中有不少這類記載。在《馬秋玉佩兮昆季寄齊刀及吳漊張氏雕本群經音辨字鑒二書，賦此答謝，並索其新購常熟毛氏所開說文解》一詩中，姚世鈺寫道：“扶風兄弟今原父，遺我錢刀寸徑五。函封再展得新篇，墨彩銅花互吞吐。文存半體辨齊公，字鑒經群分帝虎。恭承嘉惠心語口，複取翻看指畫肚。勸我爲文宜識字，爾雅由來先釋詁。”[130]  

姚世鈺生病時，馬氏兄弟精心照料，問寒問暖。姚世鈺感慨地吟道：“客病三秋候，根從春種深。猿枯失子淚，雁背去鄉心。地主勞相問（謂馬氏兄弟），醫王須自尋。天和如善養，六氣可能侵。”[131] 

明月當空，馬氏兄弟與姚世鈺傾心交談，對姚家的遭遇深表同情。馬曰璐在《定風波 ·聽薏田談往事》一詞中，以沈重的心情寫道：“往事驚心叫斷鴻，燭殘香灺小窗風。噩夢醒來曾幾日？愁述，山陽笛韻並成空。遺卷賴收零落後，牢愁不畔盛名中。聽到夜分唯掩泣，蕭寂，一天清露下梧桐。”[132] 

有了好酒，馬氏兄弟贈與姚世鈺，一同分享。在《玲瓏館主分餉于酒，與喆士對酌，率賦報謝》一詩中，姚世鈺寫道：“少誦虞山詩，頌贊于家酒。美人與君子，比竝未曾有。沈吟欲垂涎，安得嘗旨否。昨聞渡江航，好事餉吾友。”[133] 

姚世鈺50歲時，馬氏兄弟招集詩友祝賀，觴詠竟日。姚世鈺感慨地寫道：“行年忽五十，棲棲爲旅人。暑雨渡江來，雪華霽通津。君家兄弟間，地主宿心親。招邀四三賢，文宴展殷勤。中廚飭甘饌，明燈燦重茵。憫默竊向隅，念我生不辰。少壯叢憂患，垂暮百酸辛。回頭望故園，萬感集茲晨。諸弟屈指期，病婦愁眉顰。朋歡固堪戀，鄉夢亦已頻。曰歸又遲遲，此意將誰申。哀歌激凍弦，聊爲知音陳。”[134]  

姚世鈺歸家時，馬氏兄弟曾以紅船相送渡江。姚世鈺記載道：“秋杪言歸，又以紅船相送渡江。”途中，他賦詩一首，表達了對馬氏兄弟的感激之情。詩中寫道：“自嫌觸熱走殊鄉，只爲春明別有坊。作客渾如在家好，款門不厭借書忙。沈綿痼疾三年艾，安穩歸人一葦杭。回首離情滿江上，寒山千疊正蒼蒼。”[135] 

姚世鈺再度從家鄉赴揚州時，途中遇風，阻於京口。他不禁想起了馬氏兄弟以紅船相送渡江，安穩歸家的情景，感慨地吟詠道：“去年今日送將歸，今年今日重尋去。盈盈一水望瓜州，西北風來橫斷渡。客愁滿眼大江流，誰障狂瀾不東注。但得君家紅板船，不怕金山塔鈴語。”[136] 

乾隆十四年（1749年），姚世鈺病逝於揚州。[137] 曰琯悲傷地吟道：“廿年交契宿心親，一病如何遽殞身。造物忌名從古是，醫家察脈幾時真。沈憂早結離鄉恨，弱質難回辟榖春。留得清風在苕霅，蓮花莊上哭故人。”[138] 曰璐沈痛地寫道：“薏田信高等，神寒乃如此。生長蘋香中，醞浸奩光裏。客死離故鄉，薄葬無妻子。只有冰雪文，清于苕霅水。”[139]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人，出身寒門，幼年喪父，家境清貧，其兄以賣煙葉勉強養活他，並準備將他“寄於僧舍”，以減輕家庭負擔，因他堅決反對才作罷。生活雖然艱苦，但厲鶚的求知欲卻很強。他刻苦用功，“讀書數年，即學爲詩，有佳句”。[140] 後來他又廣泛涉獵，“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141] 並酷愛出遊，登山涉水，詩興勃發，很快就成長爲一位詩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厲鶚參加鄉試，考官是內閣學士李紱。在試闈中，李紱見到他的試卷，讀了他的謝表，感歎道：“此必詩人也！”[142] 立即錄取。次年，厲鶚入京參加會試，未能入選。

回到家鄉後，厲鶚更加熱衷於出遊吟詩。隨著詩名的傳播，他與更多的文人名士結爲朋友，並成爲小玲瓏山館裏的常客。自雍正三、四年（1725、1726年）起，他幾乎年年作客揚州，寄居馬家20餘年，與馬氏兄弟結下了深情厚誼。 

在《樊榭山房集》中，厲鶚留下了大量與馬氏兄弟交往的詩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一起在山館對月聯句，在行庵雅集吟詩，在叢書樓切磋學問，在焦山尋幽探勝，其樂融融。 

20餘年來，厲鶚在馬家始終有一種賓至如歸之感，間有小別，則相互思念不已。如厲鶚曾在詩中吟道：“淮南三載住，追憶忽今宵。舊句開還掩，秋燈短更挑。煙明念佛巷，葉下搗衣橋。多少閑蹤跡，相思逐暗潮。”[143] 重逢之時，他們欣喜不已。例如在一次賞菊雅集時，厲鶚恰好自武林來到揚州，曰琯高興地吟道：“秋花愛寄蕭閑地，好友能開寂寞懷。”[144] 曰璐愉快地寫道：“故人適自湖山至，雅調重聯斷續吟。”[145] 一片真情，躍然紙上。 

厲鶚才華橫溢，但治生無術，貧病多磨。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氣喘，歷秋漸痊。乾隆五年（1740年），他移居東城，又患足疾。乾隆七年（1742年），愛姬朱滿娘病逝，他傷心欲絕，作《悼亡姬十二首》，序云：“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遊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針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拓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綿半載，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悰，爰寫長謠，以攄幽恨。”[146] 此後，厲鶚身體更加孱弱，不斷地受到肺病、齒痛等疾的折磨。 

在此期間，厲鶚靠朋友的饋贈、資助維持生活。馬氏兄弟給過他不少的幫助。例如，他曾寫過一首詞，感謝馬氏兄弟饋贈人參。詞中寫道：“靈苗合在阮生家，香蕊應須溫尉誇。連根便是邊鸞畫。價兼金難賽他。起沈屙何必丹砂？秋寄逢江雨，晨煎汲井花。此意無涯。”[147] 惜厲鶚年老無子，馬氏兄弟又資助他納妾。曰琯寫詩記載道：“竹西自昔多佳麗，名士傾城此一時。聞說蛛絲曾拂面，便看椒實已盈枝。湖邊緩唱迎郎曲，橋畔先歌卻扇詞。雙燭影中杯瀲灩，寒宵真與意相宜。”[148] 

60歲生日時，厲鶚曾作詩一首，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簡短的概括，對良朋好友難以忘懷。詩中寫道：“我生少孤露，力學恨不早。孱軀複多病，膚理久枯槁。干進懶無術，退耕苦難飽。帳下第溫岐，歸敝廬孟浩。風尖恥作吏，山水事幽討。結托賢良友，耽吟忘潦倒。”[149]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厲鶚病逝。曰璐哭道：“大雅今誰續，哀鴻亦叫群。情深攜庾信，義重哭劉賁。望遠無來轍，呼天有斷雲。那堪聞笛後，又作生死分。”[150] 曰琯悲痛地寫下了《哭樊榭八截句》，哀歎：“卅載交情臭味親，磚爐木榻愧留賓。丹鉛不斷杯盂斷，風雨清唫泣鬼神。”[151] 

馬氏兄弟交友以心，拯困濟貧的例子還有許多，限於篇幅不再列舉，僅以杭世駿的話作爲概括：“（馬氏兄弟）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達，輒逆探以適其欲。錢唐范鎮、長洲樓錡，年長未婚，擇配以完家室。錢唐厲徵君六十無子，割宅以蓄華妍。勾甬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師。天門唐太史客死維揚，厚賻以歸其喪。勾吳陸某病既亟，買舟疾趨以就君，曰‘是能殯我。’石交零謝，歲時周恤其孥者，指不勝屈也。”[152] 

綜上所述，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是徽州祁門人。徽州是朱熹故里，素稱“東南鄒魯”，“文獻之邦”。“賈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個重要特色。故鄉的傳統、先賢的榜樣，對馬氏一家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曰琯、曰璐兄弟的曾祖父是節義之士，祖父、父親賈而好儒，樂善好施，母親是封建時代典型的賢妻良母，親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賈而好儒，或爲政有聲。這些人的言傳身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曰琯、曰璐兄弟業鹽揚州，資産遜於他氏，但名聞九重，交滿天下。他們酷愛書籍，不惜重金四處購書、抄書，建起了聞名遐邇的叢書樓。他們既富於藏書、勤於讀書、善於編書，又慷慨地將叢書樓的大門向文人學士敞開，其後代向清廷進獻大量藏書，爲《四庫全書》的編纂作出了貢獻。他們還精於刻書，爲了繁榮學術文化，不僅重雕古書，而且斥钜資刊刻時人著作，創造了享有聲譽的“馬版”。他們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人士，聞名造廬，適館授餐，經年無倦色，並結社吟詩，唱和切劘，大大推動了揚州地區詩文之會的興盛。他們慷慨解囊，修建梅花書院、資助窮苦文人，留下了許多佳話。“揚州二馬”爲雍乾間文化事業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值得我們認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