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又譯“政治一體化”）“意指若干政治單位結合成一個整體。”[1]這一概念在西方一般是指“幾個獨立國家的結合”，即它們之間的“自願結盟”[2]。對清末民初這一時段來說，可以將它作為一個貫穿從傳統帝國瓦解到近代國家重組整個過程中的軸心概念。本文著重考察辛亥革命時期的有關情況。
一、中國歷史週期及清末民初在其中的位置
西方近代文明的東來，雖然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但在清末民初之際，尚不足以逆轉中國幾千年來政治演變的基本節律，誠所謂“中國自有中國之盛衰，不因外國而後有治亂”。[3]不過一般之朝代更替並不就是中國政治大勢本身，此一大勢——其基本框架就是統一-分裂的迴圈週期——只有在更大的尺度上才能把握得住。至少從西周以來，這一週期的基本情況如下[4]：
週期 統一時期 分裂時期
一 西周 春秋戰國
二 秦—兩漢 三國魏晉南北朝
三 隋—唐 五代十國宋遼夏金
四 元—明—清 清末民初大陸臺灣……
與東漢末的黃巾起義和唐末的王仙芝-黃巢起義一樣，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樣標誌著統一時期的結束和新分裂時期的開始。當然，它也是清朝土崩瓦解的開始。這樣，新的政治整合就作為一個巨大而又迫切的問題擺到了當時的中國人面前。由於列強的到來，新的整合不僅關係到一個朝代的生死，也不僅關係到漢族與邊緣民族的分合，而且更重要的是關係到整個中華民族的興衰存亡。在中國歷史的巨大慣性力作用下，是不可能較快扭轉分裂大勢的；再者，列強的均勢與相互牽制也加劇了分裂的走向（列強不允許他們中的任何一員獨佔中國）。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能找到某種新的整合模式，就只能照舊停留在漫長的分裂時期了。
二、聯邦主義對清末政治整合的意義
政治整合的基本問題是若干政治單位（整體的直接成員，即僅次於整體的、由它們直接組成整體的那個層次）如何進行整合和如何維持整合。這大致可以區分出兩種基本模式：一、兼併-集權；二、聯合-分權。前者是以武力-兼併為主要手段整合，以專制-集權體制維持；後者是以和平-聯合為主要手段整合，以法制-分權體制維持。如果說中國在戰國以前的封建盛世中或許還有某些類似於後一種模式的體制存在的話，那麼此後一直到清代，則絕對是前一種模式盛行。
在兼併-集權模式的籠罩之下，中國不僅有一統階段，而且還有列國階段。在此一模式下，分裂不過是統一的簡單對立面，因為它並不是靠法制-分權體制來維持的。實際上，二者是互為依存、互為補充的。它們共同組成一個迴圈，在同一個週期內彼此取代。如果僅僅是憑它們自己的力量，是沒有辦法得到解脫、實現超越的。
聯合-分權型整合中，最適中的一種就是聯邦模式。在中國更具統一傳統，清末又正逢分裂時期之初，以及中國既需要整合來對抗列強瓜分之壓力、又不能因這種整合過於僵硬化而有害于中國的生存和長期發展——的兩難困境和雙重考慮下，用聯邦模式來謀求新的政治整合是比較合適的。聯邦模式超越于傳統的統一和分裂之外，又各取其長而造就出一種穩定的適中狀態。它既反對整體將部分完全溶合、消解，又反對部分完全脫離、孤立於整體。它要形成的是一種一致而非專制、並立而非敵對，合作以避免戰爭、分治以避免暴政——那樣一種更文明的狀態。
具體來說，聯邦主義主要是用於協調、均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至少自秦漢到清季，中國之政制主要只是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中國”範圍內的兼併-集權型中央統治）和專制主義地方分權（“中國”各地分立之兼併-集權型統治）之間打轉。聯邦主義在這些趨於極端化、絕對化的兩極之外，提供了一種不僅是非專制主義的，而且還是非集權主義的新選擇——就前一方面來說，它是民主主義的；就後一方面來說，它是中央與地方之間分權的。聯邦制其實就是民主主義半中央集權加民主主義半地方分權。清末之際，除了列強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部分侵佔、分割外，清廷與各省督撫特別是湘淮系督撫的聯合統治，其實就是一種專制主義半中央集權加專制主義半地方分權的體制。很明顯，這一體制與聯邦體制是同構的，區別只在“專制”或“民主”的性質不同而已。因此，在當時的體制基礎上實現新的政治整合也即政治制度的近代轉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做到的。況且，也只有以這一新的模式重新整合，清廷才有可能在實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同時，又多少保存其中樞尊位。
但是，清室與漢室、唐室一樣，在其衰敗之秋，實無突破專制主義傳統的願望和能力，結果沒有抓住變政自救的歷史機遇。清廷非但沒有實行民主主義的過渡，而且還試圖逆轉為完全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尤其是在宣統朝。這樣，強烈要求立憲、分權卻一再受挫的新舊地方勢力，就起而回應革命黨人的起義，並與他們共同組成衝擊清朝最後統治的巨大力量。至此，清廷以君主立憲實現和平轉型、從而達成新的政治整合的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
三、孫中山的聯邦主義整合觀
為了解決推翻滿清之後的政治整合問題，孫中山早在建立興中會時就提出了“創立合眾政府”[5]的聯邦制綱領。孫之所以對聯邦主義寄以厚望，在他三年後的一次談話中表達得相當清楚：這是為了預防過往那種舊政權垮臺後“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亙數十年不能統一”，“各窮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的局面再次出現；而要使革命速戰速決，就“必使英雄各充其野心”，辦法是在“聯邦共和之名之下”使他們各“為一部之長，以盡其才，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駕馭之，而做聯邦之樞紐”[6]。顯然，孫是以革命後迅速恢復統一為目的，以聯邦共和為手段的。
後來在組建中國同盟會時，他又對各股革命力量“不相聯絡，各自號召”，因而有可能演成秦末、元末那樣的混戰表示了極大的憂慮，相比之下甚至列強之瓜分的危險也退為次要的了[7]。以同盟會實現革命力量的整合，從而預備革命後之國家整合，看來正是孫組建同盟會的主要目標之一。第二年，他又公開表達了這些基本看法。他說：要是還像以往那樣各路英雄“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的話，“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因此“建國民政府”以統合，就“是我們革命的時候的萬不可少的。”[8]
到武昌起義爆發後，孫關注的主要方面依然如故：如何使“各省同心同德”，以便迅速恢復統一[9]。他在回國前反復宣揚實行聯邦制對建立新國家的關鍵性意義[10]；回國後，又不顧周圍同志留粵之勸而執意北上（詳論見後文），也還是出於“專為聯合各省回復秩序”之念[11]。再到後來北伐夭折，拱手讓位于袁氏，其第一考慮仍然是迅速恢復統一：既然自己已無能為力，那就讓有能力的人去辦好了。
但是，孫的這一切良好願望和悉心規劃，不久之後就都統統破滅了。從大的方面考量，對孫來說，其問題出在兩大關鍵性的問題上：一是對統分大勢的錯誤判斷，二是其工具性的且不徹底的聯邦主義已開始轉向中央集權主義。
正如前文所說，中國自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實際上已進入新的分裂時期。清朝形式上的繼續存在與東周、東漢末及唐末曾出現過的情況類似，“統一”已只剩下無靈魂的軀殼。但當局者迷，孫也在其中。他始終把清末看作是統一的：從1903年他以元、明以來分裂短暫的情況來涵蓋幾千年的國史，並推斷中國之未來“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12]；到二十年後他仍認為清末的是統一的，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就在於未能恢復統一[13]。正是出於這種判斷，他才那樣看重革命後統一之恢復，以至於不惜一切代價。（志在取代孫戰略的宋（教仁）戰略，雖然把發動的地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各省”，但其出發點也同是避免形成分裂之局，所謂孫戰略“在邊隅之地……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者[14]。只不過孫的著眼點在國內群雄，宋在列強而已。）
但並不是所有的當局者都未感悟到歷史的律動。早在1867年，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就預言：天下統一已久，勢必分裂，只等“抽心一爛”，然後就會“土崩瓦解”，“方州無主，人自為政”，而不能如晉、宋南遷以苟延也[15]。雖然趙大概也未參透當時已不再是統一，但其能看到長期分裂時期的走勢，亦屬難得之先見。類似的，康有為至少在1902年也已認識到當下之亂已非太平天國時“變自小民”可比，而“有土崩瓦解之患”；已非“秦、隋、元”覆滅而後能迅速重建之勢[16]。對大形勢的基本判斷，多半左右著其人的戰略選擇。師承康的梁啟超，在辛亥之年就曾密授蔡鍔“雄踞長江上游，以觀天下之變”[17]的戰略。且不說孫辛亥之前不知天下分裂，僅就在能否看到滿清徹底瓦解後、天下分崩將久難規複之勢已成這一點上，也大大地落後于趙、康、梁。所謂大勢者，絕非一人、一黨、一地之力所能扭轉之大轉折、大走向也。當事者只有因其勢而利導之，才可能找到可行的成功方案。“統一”之空想、幻想，恐怕正是孫一生革命始終受挫的深層原因之一。
至於孫的聯邦主義，上文業已顯明，其著眼點只在（中央）自上而下消弭各地分爭的消極面上，只是充當迅速恢復（原來並不存在的）“統一”的一種權宜性工具而已。可是聯邦主義的精髓、諸如聯邦成員（各省、各州等）自下而上發揮制衡作用、以防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復活等更根本的積極方面，他則完全沒有考慮到。可以說，孫眼中的聯邦主義實際上只是改朝換代之際的羈靡權術，而絕非近代政制建設之根本大計。也正因為他的聯邦主義是工具性的，所以才顯得那麼三心二意和不徹底。這一點還突出表現在其口號從“創立合眾政府”到“創立民國”[18]的轉變上。由於革命的目標從政體為主變為以國體為主，含混不清的國體訴求就取代了清晰明確的政體綱領，聯邦主義的旗幟也就不再被高舉。這種傾向與排滿民族主義相結合，固然能動員起更多的反清力量，但畢竟是破壞力有餘而建設力不足，對於革命後的新政治整合是很不利的。
孫聯邦主義的不徹底，還表現在其具體策略與實際運作中。在1906年的《革命方略》[19]中，並無有關建立聯邦的內容。領導各地起義軍之都督，也僅僅是在與軍政府（新“中央”）建立聯繫之前擁有肯定的全權；而約法之治則僅以“縣”為地方最高自治單位。這些顯然與聯邦原則不符。另外，作為各省域革命團體聯合的同盟會，雖也建有各方支部和各省分會，但主要是孫的領導問題，卻並未真正徹底貫徹“各回本省”[20]、分別行動、互相配合的聯邦主義戰略。結果，他們不是久攻不下於一隅，就是孤立掙扎於各點，致使革命陷入進退唯穀之困境。等到武昌起義之後，也就只能被動地跟在形勢後面跑了。也許正因為同盟會只在少數獨立省份掌權且基礎不牢，他們主掌的臨時政府才不得不採用外強中乾、名存實亡的中央集權主義。但是在既乏實力又缺辦法的情況下，同盟會哪里還能整合獨立各省？更不要說與袁氏為首的北洋集團決戰了。[21]
四、辛亥獨立各省之聯合
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開“獨立”自救之先例。1900年的“東南互保”開諸省聯合與清廷相抗之先例。宣統朝更有國會請願運動、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之類的聯省運動或組織興起。相比之下，同盟會在各省聯合方面就顯得相當弱。辛亥年各省獨立及其聯合，更多的是此前各省獨立、聯合運動的繼續，而更少是革命黨起義的產物。
在非同盟會領導之武昌起義中，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22]，其要義就在於借黎氏省級軍事要人的名義，一舉登上省級權力舞臺，進而迅速掌握一省，使得自己能有資格號召各省起而響應，形成席捲全國之勢，從而保住自己在本省的勝利。在同年3月的廣州起義中，黃興也曾計畫捉粵督而借其名以為號召[23]。蔡鍔在雲南起義成功後親請滇督出掌大權[24]。甚至梁啟超1900年就曾有取粵後以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為“傀儡”之策[25]。
這些不約而同的籌畫或做法，一則反映了清末省級勢力在大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二則也表明了各種反抗勢力依據這一基本態勢首先奪省獨立戰略的一致性。
就前者而言，清末半地方分權的督撫體制是維繫清廷不倒的關鍵性因素之一；但清廷借立憲之名欲恢復完全之中央集權，打擊、疏離了大多數督撫勢力；舊省權的被削弱，使得新興勢力有機會起而填補其權力真空。因而清廷之亡，不在督撫權大，而恰在督撫權小[26]。另外，清廷也沒有足夠均衡地配置直隸與各省的軍力（其中當然也有其不得己的成分），致使近畿之北洋新軍的質、數遠超過其他各省。北洋軍已不是一般的督撫勢力，而是掌握著強大軍力、其首腦身兼中央與直隸要職的頭號軍政集團；如此就在全局的外重內輕之際、又形成了軍事上的內重外輕。（袁的暫時下野並未改變這種態勢。）結果天下有變時，督撫們既無力有效出擊以平定外省起義之亂，清廷又無能有效防範以消弭肘腋權臣之叛。外省獨立，尚限於割據；袁氏逼宮，一旦授首[27]。
就後者來說，借用舊朝的省級首腦，就可以使自己的起義立即具備政治上足夠高的地位（層次）。像比武昌起義更早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的縣級起義那樣的省級以下造反，因為遲遲不能上升到省級，也就形不成獨豎一幟、激蕩天下之強勢。同盟會一系列起義的失敗，同樣如此。但革命首先在一省得手是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還要取決於有無各省之回應，從而迅速形成清廷無法逆轉的瓦解之局。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就在於它能足夠迅速地（相對於清廷出動的打擊力）發展為以省會為中心的各省起義，進而在省級層面奪取政權，在聯省層面聯合組織政府。為達此結果，借用黎元洪之類人物，以及轉用既有之各省諮議局，都是因勢利導的有效作法。
以上這種局面的形成，其感情與思想背景卻是清末日益強化的“省區主義（provincialism）”[28]。對此的自覺意識，革命党特別是同盟會領導層比起各省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來說，相差雖不甚遠，但影響卻甚大。這也就是他們在大多數獨立省份中未能佔據（更不要說穩據）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典型的例子就是黃興的援鄂和孫中山的北上滬、寧。
革命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省域色彩。以黃興為首的援鄂同盟會要人，多為湘人。如果順應省區主義的潮流，推行各成員以原籍為基本活動地的戰略，他們應早已在湘，至少武昌起義爆發後，也應先赴湘的；而且實際上除了黃興外，其他在場的同志都更看重怎樣迅速地在湖南“形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根據地”。可惜他們的行動太遲了：派出的援軍不及趕到，脆弱的湖南革命黨政權已被顛覆[29]。黃興則迫于鄂人之勢力而屈居於黎之下，替人打頭陣，最後兵敗落荒而走[30]。當然，黃之直接敗因還在鄂人並不全力與第一線的湘軍配合作戰。（其背景是湘人為主的文學社和鄂人為主的共進會之間的矛盾衝突。）黃等湘籍革命黨人的兩頭落空，恰恰說明了在普遍的、濃厚的省區主義氛圍中，此際應首先把本省的事情辦好，在本省能夠站住腳，進可攻、退可守，然後才談得上赴援他省（這本是在各省獨立、自願的基礎上才能實施的行動）。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印證了這一點。
孫中山返華抵港後，不聽胡漢民、廖仲愷等人留粵整軍，以長江各省為戰略掩護，養成實力，然後北上擊破袁集團之切實明智的勸諫[31]；以羞於返鄉養兵，不必以武力爭天下，當下要務是解決無政府狀態、清、袁不足為慮等為由，拒絕了胡等人的獻策[32]。如前所言，同盟會領袖對清末分裂大勢、清後瓦解之局本乏先見，故其戰略始終是要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成功，而對在省區主義潮流中、以本省為基本單位割據立足再謀發展之客觀要求、則幾近盲目，故孫不留粵而北上與黃不赴湘而守鄂，同為棄根本而謀枝葉也。
客觀上武昌起義不過是揭開了各省公開自立的序幕，使清末之省區主義浮上了臺面。如果同盟會的領袖們留粵、湘建立根據地並密切配合，則與湖北、江浙可成鼎立之勢，與西南、西北獨立區域可互相呼應，就足以遏制袁集團；進可援友軍、掃北庭，退可固守根據地、立於不敗，前景能不看好？況且此前同盟會在國內並無可靠實力基礎，而“亂世務邊”又是新起弱者之正道：蔡鍔不留京而于邊省成其大事，吳祿貞離鄂赴京畿而輕敗於北軍，即其前例。早在1900年梁啟超籌畫勤王起義時就認為“未得廣東，而大舉進取，終是險著；洪秀全之事，其前車也”；此際非“秦漢之交、元明之季”豪傑“先取天下而靡爛之者”可比，必先“開府于粵”，從容處理內外事務，然後可以大有為也[33]。可惜孫、黃等昧於大勢，少知彼己，固難出實現新整合必需之長遠良策。欲速則不達。當屢挫後孫不得不再回廣東謀重新起步時，以往那種好形勢卻早已不復存在了。
獨立各省的立憲派與地方實力派，其省區主義帶有明顯的省際權力鬥爭色彩。當時，湖北與江浙兩集團正你來我往，爭奪對(已獨立區域)新政府的主導控制權。江浙集團攝於湖北首義之地位，急需借用革命黨方面可以壓倒黎的人物來支撐門面。起初他們想利用兵敗轉至下游的黃興，但黃對此並不熱衷，把江浙方面私封之“大元帥”位推還給黎[34]。本來，江浙立憲派就以為“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故應“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35]；而孫之北上，正好救了江浙派的急。結果，在客觀上就破壞了原來還勉強保持著的長江中、下游兩大集團間的平衡。進而，湖北集團（包括其中的原革命黨部分人）在組織臨時政府的後期還遭同盟會和江浙集團的疏遠、排斥，所以積怨甚深，埋下了本來就傾向于袁世凱的他們後來完全站到袁一邊的伏筆，南方兩個最主要的反清集團的聯合陣線也終於走上了瓦解之路。
五、兩種統一模式與傳統政制
武昌起義，各省回應，早已殘破不全的大一統皇朝終於徹底瓦解了。此時中國的重新整合，如果還是在中國歷史週期的作用下按老的套路進行的話，那就意味著要推遲到幾百年以後，實際上這就是聽任中國在列強瓜分等災難中沉淪。退一步說，即使能在列強的夾縫中倖免於難，按照傳統的武力兼併方式部分的或整個的“統一”了的中國，那就將照舊處於非近代性的專制集權統治之下，到全面現代化又不知要被推遲多少年。因此，如果中國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新的整合，就必要摒棄傳統的套路而採用學自西方的新模式，即以和平聯合為主要手段實現整合，以法制分權體制維持整合，具體說，就是以聯邦或類似的模式實現中國的新統一。
雖然在大一統格局瓦解前後中國人的整體意識大損，離心力超過了向心力，但除了邊緣的非漢族聚居區如蒙古等地希望完全脫離中國以外，內地各省之“獨立”則並無擺脫中國之意，至少在觀念上是這樣。大致從西周起，“統一”就成為全國性政權合法性（合天命、正統）的最基本條件之一。所以對中國人來說，要緊的不是應不應該統一、而是應由誰來統一的問題。換言之，這裏“沒有認同危機，而只有權威危機。”[36]本來意義之獨立是為了徹底脫離，而辛亥各省之“獨立”如同以往的諸侯反叛一樣，“主要考慮的是某一個時期的中央政權，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不能代表他們所瞭解的‘合法’或‘正統’兩個觀念”[37]。所以，這種“獨立”實際上是一統理念涵蓋下的分立。這與西方之獨立精神主導下的聯合，恰成鮮明的對比。
更重要的是，除了舊的歷史週期的主導作用之外，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下，一些新的因素也已出現。辛亥革命區別於舊式改朝換代“革命”的主要一點就是，它雖然仍舊重視由“誰”統一的問題，但同時也強調“怎樣”統一（武力的還是和平的？兼併的還是聯合的？）、以什麼形式維持統一（帝制還是共和？專制還是民權？）的問題。這些又都集中在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堅決反對上，其結果就是對皇權專制主義大一統式統一的置疑或否定。因此，如果實現新模式的條件不夠的話，其當然的選擇就是寧可（至少在實踐層面）擱置統一問題，留待將來，先割據求自存自立（進而有可能在自己的控制區內實驗新的政制）；相反地，如果以統一為第一目的而不擇手段，那就會不惜、甚至樂得以舊模式謀求統一，這樣就必然會重演武力兼併、專制統治的舊戲。
雖然“獨立”之目的多為“統一”，但分裂之大勢卻是已成之事實。此時唯一能立足的辦法，無論對誰來說都是類似的：那就是首先成為割據者，自生自立自強，以待天時。自上世紀之維新運動始，就有先求一省自立，再求整體恢復之設想。辛亥前後的風雲人物繼承了這些思想[38]。先割據，次聯合，再建國——這正是新整合的一般歷程。
這條新路也並非完全沒有其本土淵源。雖然秦開始的統一都是逐一兼併至少所有當時中國範圍內的列國而形成的，但三代（至少是商、西周）之統一則在僅僅打敗（甚至不是消滅）原王國（及其少數追隨者）之後就已完成；其他各國，則多是新王國取代舊王國過程中的同盟者。這基本上就是（一國主導下的）以聯合各國為根本模式的統一。即使到了春秋時期，仍有諸如五伯聯合諸侯“尊王攘夷”，即列國聯合維繫大局之作法盛行。這也許就是宋恕主張“除周後之弊，反秦前之治”[39]，而孫中山為“再造中華”要“複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40]的部分理由所在吧！
但以上這些聯合畢竟還是封建等級式的，充斥著暴力的，僵硬呆滯、缺乏內在有機聯繫的。到了戰國時期，衰敗的三代之制已無回天之力；眾強的崛起使以往那種一強為主、諸侯擁戴、重新整合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衰弱卻無大過的周室，也使問鼎者很難名正言順地取而代之。於是，列國只得在縱橫捭闔的“不義戰”中大吃小、強吞弱，直至最強同時也是最不義之戎秦將他們一一擊滅為止，一種新的統一模式也隨之而誕生。
到了清末民初之際，由於中國自身統一的需要和西方近代民主政制的影響，以及仍然存在著的傳統慣性，就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統一-統治模式的競爭。但是舊帝國的滅亡基本上是壽終正寢的，舊模式並沒有受到摧毀性的打擊，而分裂瓦解初期存在的又是方興未艾的離心運動。在這種格局中，各省地方勢力之間的聯合就只能多是暫時的、不穩定的、權宜性的，只為一己之便的、甚至只是吞併對方的一種計謀。因此，聯邦主義的中途而廢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辛亥之際的聯邦主義
雖然上文分析了種種對實現聯邦主義不利的因素，但聯邦主義畢竟在辛亥之際有著相當強烈之表現。
在各省立憲派、地方實力派中間，不乏明確主張聯邦制並積極實踐者。山東獨立前夕，立憲派通過魯撫向清廷明確提出憲定中國為聯邦，承認一系列聯邦甚至邦聯性質的省權要求[41]。以蘇、浙二撫名義之聯電號召獨立各省“依照美國（獨立建國時）第一次會議方法”，由“各省舉代表”集議組織政府[42]。江浙立憲派領袖之一的張謇，建議袁世凱依主張共和“十餘省之輿論”及列強態度以“合眾”、“定政體”[43]。張還向袁內閣建議“政治則軍政、外交咸統於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與各省為兩級。財政、民政各省自定”[44]，等等。實際上，從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組織，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定，再到臨時大總統的選舉，共和政權的組織前期均是在聯邦主義的有力影響下進行的。儘管這時的聯邦主義還是不完全的、不徹底的，但它至少還是把清末各省反對清廷中央集權的省區主義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了。
奇怪的是，在革命党一方，不僅如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積極主張“統一制”即單一制、集權制，而且回國前曾大力鼓吹用聯邦制組織新國家、反對中央集權的孫中山[45]，回國後也一反其初衷，閉口不再提及。以光復會要人為核心組織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則挑戰當時最具聯邦性質之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把聯邦與共和說成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選擇[46]；還說什麼聯邦之趨勢稍有偏差，就將釀成分裂[47]。當時革命黨雖然在個別省份掌握著一些權力，但就整個形勢來說則仍處於邊緣狀態；即使後來的南京臨時政府，也基本上是一個空架子，一個立憲派利用來與袁氏“統一”的工具。因此，聯邦主義客觀上主要是代表了各省新實力派、而不是實力仍很薄弱的革命黨的利益。因此，後者疏遠以至反對聯邦制，也屬情理中事吧！就是一些上層立憲派，也不過是利用聯邦主義來收攏獨立各省，以便實現袁氏為首的南北“統一”罷了。
辛亥之際的聯邦主義還主要表現在制定臨時憲法方面。起初獨立各省產生過幾部省級約法，特別是最早的鄂州約法。這些約法的聯邦主義主要表現在其產生的事實本身；如果觀其內容，其中卻並無有關省權、以及省與中央之間許可權劃分之規定[48]，尤其是如果拿後來聯省自治時期省憲中明確的省權規定與之相比的話；而且，它對早先立憲運動中的許可權劃分訴求來說，還是一種倒退。
在全國性憲法的草創方面，起草鄂州約法的宋教仁與上海方面達成決定採用統一（即單一）制等的意見，在武昌代表會議中被否定，並隨之產生了辛亥革命時期最重要的文獻、帶有濃厚聯邦色彩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49]。（兩湖方面、包括其他一些省的代表，在此會之前就已在聯邦制問題上達成了一致[50]。）但這個大綱還不是完全的聯邦憲法，比如它“於地方制度，付之厥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51]。可關鍵性的缺陷還在於沒有中央與各省之間的許可權劃分；而單單一個參議院是不易有效防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復活的。與之相應的是，對美國聯邦（準確說應是“邦聯”，即各邦之聯合）建國的模仿，似乎僅僅停留在各省代表會議和總統選舉這些方面，而對美國共和制“之所以能夠存在和長久延緩”所依賴的“聯邦制度”的精髓即“實行主權分享”[52]，卻知之、行之幾無。
辛亥革命之近代性所在，就是各省以和平協商、廣泛聯合、公正表決的方式組織全國性政府。辛亥各省獨立之意，當時言者多僅以脫離滿清稱之，所謂“驅除韃虜”者；如果真是這樣，那它的近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關鍵在於；各省獨立乃中華民國之原創，民國是建築在獨立各省聯合基礎上的。脫離滿清，乃表面之易幟，根除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才是其所彰之義：“革命的主要目標一直是推翻中央集權，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反中央集權的。”[53]。這一方向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歸宿，正是各省聯合基礎上的聯邦型政體。它將把各省聯合對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革命形式，轉化為制度形式，從而在革命開闢的基礎上，實現新的政治整合。
但是，正如上節提到過的，離心走向的省區主義左右下的各省間權力鬥爭，終於還是葬送了方興未艾的聯邦主義。前文已談到江浙集團與湖北集團之間的問題；而同盟會主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又與這兩方矛盾、衝突，致使南方陣營終至離析。這裏面當然少不了袁氏所起的分化作用，但關鍵還在於獨立各省除了在反清與省區主義方面一致外，並無多少其他相合之處，更不要說他們還很欠缺以新模式實現整合的願望和能力了。不僅有江浙、湖北兩集團站到了袁一邊，而且同盟會主宰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決心要奉行中央集權[54]。可是這種“集權”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南京政府實際上被江浙集團從財政等方面架空。剛回國以為“財政是我最後才考慮的問題”的孫中山[55]，後來雖然“力圖統一財政，但遭到地方勢力的反對”；實業部長“張謇從中阻撓，叫嚷勿擾商”[56]。南京政府“沒有固定的財政來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財政……在軍隊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57]在這種情勢下，同盟會即使要保持現有地位已屬岌岌可危，更不要說北上與袁集團爭鋒了！
獨立各省的互相呼應、彼此支援，是辛亥反清之役初勝的基本前提。可此後其聯合程度卻迅速衰減，內部矛盾與衝突也未能妥善化解與約束，結果大功未成而先已自亂。這是袁集團後來所以得志的基本原因之一。此前袁之尋求停戰與和談，不僅是為了養敵自重，逼清廷讓位下臺，也不僅因為缺乏列強的財政支持已無款再戰[58]，而且也確由於他對起義一方沒有勝算，對共和陣營的凝聚程度不摸底[59]；況且，他自己的北洋軍和北方地盤，也需要時間重新鞏固[60]。因此，關鍵還是在於共和陣營之不團結。尤其是在清廷下臺後，獨立各省之聯合如果還要繼續維持下去的話，其基本條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個新的共同敵人，這在當時只能是袁集團；否則，在各省自立、省區主義離心傾向非常強的局面下，聯合就難以為繼了。各省聯合組建聯邦政體的第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就這樣失之交臂。
對同盟會來說，既然革命後由己方主導迅速恢復統一的願望已幻滅，那就不應執拗於已不合時宜之初衷。實際上在辛亥之際，包括列強中的主流派，袁世凱，同盟會領袖，以及擁袁之立憲-地方實力派，最怕的都是獨立各省堅持獨立，從而使自己“統一”的現實需求或虛假目標難以實現。就袁氏來說，他所以對獨立各省既打又拉，所以逼清室退位，所以贊成共和，無非是要建立以他為元首之統一[61]。可以想見，如果袁不能如願，他將寧可裂土而據，也絕不會甘心檄械讓別人尤其是革命黨去“統一”的。對現實主義的各省新實力派（包括少數同盟會都督掌握的省份）來說，推進“統一”也不能與保住自己的既得地位相衝突。
從客觀形勢來看，武昌起義後，統一（如果可能的話）對列強和袁集團更有利，對新地方實力派（包括革命黨）則更不利。因為當時如果統一，就只可能統一於列強支持下的袁集團，而不可能統一於整合程度不高、又得不到列強承認的獨立各省及其政府。所以對後者來說，即使要統一，也只能以聯邦制甚至邦聯制來進行，而堅決拒絕中央集權式的統一。否則，“於中國前途只有害而無利，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要統一？”（孫中山語[62]）如此“既不能廓清全局，猶可支持偏隅，蓋中央政權雖歸袁氏掌握，而各省統治權仍在民軍都督手中，莫如迅行結合，密約聯盟，上規六國合縱之謀，下師德、美聯邦之制”；“苟袁氏挑釁一都督，則同盟各省當群而攻”[63]。實際上，此際也只有事實上的分裂——如果不得己的話，公開豎旗也在所不惜——才能有效地對抗列強和袁集團。
可是在1912年1、2月間，當美國記者對孫中山說“假如你們與北方協議把國家劃分為二，每邊各自建立一個政府，你們就會得到承認”時，孫卻斷然拒絕，並盲目地認為“所有的人都反對滿清，都站在我們一邊”，甚至否定北方有一個政府存在[64]！這與他在世紀之初積極爭取列強援助、以便在南方建立半壁共和國的努力，又何其截然不同！（幾年後孫才明白：“分裂果佳事者，如病者之解腕，亦當為之。南北各得其所欲之政治，國家反因而強盛，未可知也。”[65]）
袁“統一”之後，黃興“認為為了加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各省的實力人物應該‘隨時準備放棄自己的個人私利和名位，有時甚至要放棄他們負責的那個地方的利益。’”[66]他還以不“破國家統一之制”為由請辭南京留守職[67]。出於相同的理由，袁世凱則以“破壞民國之統一”為由下令剿滅革命黨[68]；又以“擁兵跋扈，形同割據”，“貌襲聯邦各制，以遂其破壞統一之狡謀”為由下令解散國民黨[69]！
就同盟會-國民黨內部來說，以孫中山為首的主戰派估袁失之太輕，也看不到獨立各省之間的凝聚力小，矛盾大，因而整體的實力小，馬上戰勝袁氏的可能性很小；以黃興為代表的主和派則估袁失之太重，以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輕易地把革命絞殺，相反卻小視了革命軍（即使是在立憲派的掣肘下）的相當實力[70]。這就間接地表明，無論是戰是和，都不是當時正確的選擇。既然如此，那麼也許只有不戰也不和的戰略，才最有利於南京方面的利益——這樣既不失現實之實力地位，也照顧到了仍為主流的大一統觀念；因而既不會因戰而冒孤注一擲之險，又不會因和而留半途而廢之憾。但是政治上的不成熟所表現出來的對統一的急迫和對列強干涉的恐懼[71]，使他們未能選擇明智的拖延。如果說迅速實現整合的良好願望反而使理想的整合遲遲難以真正實現，那麼這就是非常值得記取的一例。
七、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週期中的位置
袁正式代孫任臨時大總統，標誌著辛亥革命的基本結束。這場革命固然有其超傳統的新意義，但從其舊的一面來看，卻只是中國歷史週期的推轉。它是上世紀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大起義的繼續（孫曾自稱是“洪秀全第二”）——正像北洋集團是湘、淮集團的繼續一樣——而在客觀上為袁氏代清（形式上是民國代清）打開了道路。在清末朝廷衰敗、列強入主、漢族勢力崛起形成之清帝國分而將崩、裂而將潰的基本格局中，革命党之反滿事業，客觀上順應和推動了權力大規模地、迅速地從滿清貴族手中轉到漢族地方精英手中的大趨勢；其反帝制爭共和的鬥爭，又為各省實力派要求分權、抵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潮流打開了閘門。在革命中，革命党利用各省反滿勢力倒清，但終歸被後者反利用來求自立、自主，就反映了這種深層的主客地位。
可以說，如果沒有革命，袁氏之類人物的得志，將困難得多；很可能要等到各省脫離清廷之趨勢加速，甚至各省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自己鬧起獨立來，才會有可乘之機。革命以其新形式反倒成全了舊週期之延續，實在是人們始料不及的。袁之“統一”（1912年4月至1915年12月）徒有其名，就中國歷史週期而言也屬正常。曹氏代漢和朱氏代唐不也都未實現統一嗎[72]？
另一方面，列強對革命過程的影響也是強有力的。這一因素雖然帶來了一些新的色彩，但就總的情況來看，卻助成、強化了中國歷史固有週期的延續。列強維持中國形式上“統一”的做法與清廷之壽終正寢，列強撒手不顧與清廷之束手於革命，列強的支持與袁氏上臺等等，其間的高相關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清廷壽命的延長——在列強的支持下——使第二次大革命成為必要；而得不到列強的承認與支援，又是革命黨人不得不讓位于袁的主要外因。
統而言之，清末民初之際列強及其在中國之均勢的存在，如果說在表面上、形式上似乎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統合性的話，那麼從實質上、內容上的分析結果則恰恰相反。而當列強之間的均勢動搖時就會發生的某一強國的獨佔性入侵（尤其是日本），雖然從表面上看極不利於中國的統一，其實卻反倒大大啟動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從而促進了中國社會的整合。但無論是表面上的維持或實際上的吞併，列強的到來、與中國又一輪（長期）分裂時期的到來——二者的不期而遇，一方面加強了中國內部的離心傾向，使新的政治整合顯得格外困難；另一方面，西方以聯邦主義為代表的和平-聯合-分權整合模式，卻又為中國提供了能比以往更快、也更好地實現新整合的成功經驗。辛亥革命就是實踐這一新模式的第一次嘗試。
注釋
[1] [2]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頁559。
[3]譚嗣同之言。見《譚嗣同全集》（三聯書店，1954），頁233。
[4]詳見西嶺獨行：《中華政治大勢之統分週期（西元前十一世紀至今）》（首發於《中國研究》2001/2（26）www.nows.com:81/c/）中的“中國政治大勢週期表”。
[5]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盟書〉（1894年11月），《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頁20。
[6]孫中山：〈與宮崎寅藏 平山周的談話〉（1897年8月中下旬），同上注所引書，頁173。
[7]孫中山：〈與陳天華等的談話〉（1905年7月），同注5所引書，頁276。
[8]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會上的演說〉（1906年12月），同注5所引書，頁326。
[9]孫中山：〈致吳稚暉函〉（1911年11月11日），同注5所引書，頁546。
[10]如孫中山〈在歐洲的演說〉（1911年11月中下旬）、〈與巴黎《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1911年11月21-23日間）（同注5所引書，頁560，561-563）等言論中所見。
[11]孫中山：〈與英國記者的談話〉（1911年11月中），同注5所引書，頁559。
[12]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1903年9月），同注5所引書，頁223。
[13]孫中山：〈在廣州滇桂軍歡宴會的演說〉（1923年2月），《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頁119。
[14]徐血兒：《宋先生教仁傳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頁942-943。
[15]隗瀛濤：《實業之夢——張謇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236-237。
[16]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0），頁491，494。
[17]陳恒安：〈貴州軍政府樞密院電稿摘述〉，《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頁271。
[18]1903年7月下旬孫開辦革命軍事學校于日本青山時所用的誓詞。見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1985），頁186。
[19]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之間），同注5所引書，頁298-299。
[20]孫中山之言。見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頁51。
[21]有關孫中山與聯邦主義的關係之系統論述，請參見筆者：〈孫中山：從工具型聯邦主義到党權型集權主義〉（政治文化研究網 www.tszz.com 2002年8月14日首發。也可見“近代中國”WWW.CHINA1840-1949.COM 2002年9月5日登載。）
[22]共進會與文學社在準備起義時，就曾有起義得手後推黎之數議。（劉振嵐 張樹勇：《傀儡總統黎元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35-36。）
[23]施正甫：〈三·二九廣州起義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7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頁222-223。
[24]雷飆：〈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丘權政 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270。
[25]丁文江 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220。
[26]顧炎武《日知錄》〈藩鎮〉：“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顧炎武著 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220-221。）
[27]同上文：“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有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安能強禪天下？”
[28]杜贊奇：〈民國的中央集權主義和聯邦主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1994年10月號，頁30。
[29]〔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華書局，1982），頁265。
[30]有種說法是：黃興雖守漢陽失敗，但在其相持期間，各省乘機紛紛獨立，遂使革命勝利不可逆轉。（彭國興：〈黃興與辛亥武漢保衛戰〉，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編《辛亥兩湖史事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35-237。）但據筆者查考，這種觀點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從11月2日革命軍進保漢陽，黃興3日就任戰時總司令，到袁軍21日開始發動進攻的二十天內，雙方並未發生什麼重大的戰鬥（有的多為隔江打炮）。而在此期間，就有八省（其中四川在重慶）一市（上海）獨立；加上早先已獨立的，共有十三個省，占到全部獨立省份之大半。所以黃興守漢陽之成敗，對全國局勢走向並無決定性的影響。
[31]《胡漢民自傳》，丘權政 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215-216。
[32]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理遺教：談話》，王耿雄：《孫中山史事詳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頁57。
[33]梁啟超：〈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同注25所引書，頁216-217。
[34]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誌〉，同注17所引書，頁250-251。
[35]張謇：〈致袁世凱〉（1912年1月），楊立強等編：《張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28。
[36]L·佩伊：《中國政治精神》，轉引自孫立平《傳統與變遷——國外現代化及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112。
[37]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三聯書店，1980），頁7。
[38]同注28文，頁28-30。
[39]宋恕：〈上李鴻章書〉（1892年5月），鄭大華、任菁選注：《砭世危言——唐才常 宋恕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162。
[40]孫中山：〈複翟理斯函〉（1896年11月），同注5所引書，頁46。
[41]夏蓮居：〈山東省獨立前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294。
[42]同注20所引書，頁117。
[43]張謇：〈致袁世凱〉（1911年11月6日），同注14所引書，頁989。
[44]張謇：〈致袁世凱內閣〉（1911年11月27日），同上書，頁996。
[45]同注5所引書，頁560-564等處。
[46]《中華民國聯合會啟事及簡章》，《時報》（1911年11月20日），同注14所引書，頁776。
[47]程德全、章炳麟為組織聯合會等致軍政府電（1911年11月21日），同注14所引書，頁768-769。
[48]參見張國福：《民國憲法史》（華文出版社，1991），頁4及以下諸頁。
[49]參見同注14文，頁5-6。
[50]〈莫理循致布拉姆函附件〉（1911年11月16日），〔澳〕駱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 袁世凱政治顧問 喬·厄·莫理循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793。
[51]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同注13所引書，頁67。
[52]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頁182。
[53]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27。
[54]南京臨時政府第一次內閣會議（1912年1月21日）即議決行政“主張中央集權”。（見同注32所引書，頁124。）
[55]〈瑞納來函〉（1912年4月），同注50所引書，頁971。
[56]李茂高、廖志豪文，《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頁983。
[57]〈佐原篤介來函〉（1912年2月7日），同注50所引書，頁864。
[58]曾有翼、袁世凱、許鼎霖的三份函件（1911年12月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8集（中華書局，1982），頁352、353、354。
[59]參見杜春和：《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36-137。
[60]恩斯特·楊：〈袁世凱何以能登上總統寶座？〉，《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輯（中華書局，1980），頁259-261。
[61]同上注文：“局面很快就清楚了：這就是只有共和制政府才可能重建對中國各省的中央統治。”（頁265）又見李約翰：《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中華書局，1982，頁300）：“袁世凱決定親自同革命黨交換意見，因為英國公使警告說，和議的決裂可能會導致中國的瓜分。”
[62]孫中山：〈及閘司新聞記者的談話〉（1924年12月），《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頁434。
[63]《天鐸報》1912年2月12日，轉引自胡繩武 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02。
[64]孫中山：〈接見（美國記者）麥考密克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頁143。
[65]孫中山：〈與廣州各報記者的談話〉（1917年7月），《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頁129。
[66]黃興：〈同俄國駐漢口領事館秘書沃茲涅先斯基的談話〉（1912年6月8日），轉引自同注63所引書，頁228。
[67]黃興：〈請求卸職電〉（1912年5月19日），朱宗震 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2。
[68]袁世凱：〈平叛通電〉（1913年7月21日），同上注所引書，頁510。
[69]袁世凱：〈宣佈國民黨議員助亂證據佈告〉（1913年11月4日），同注67所引書，頁822，826。
[70]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200。
[71]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第6版），頁126。
[72]同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