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統一思想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重要內容。過去史學界有不少同志在論及此問題時，往往簡單地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歸納為孫中山關於民族統一所依據的一貫思想和基本原則，具有繼承性與連續性。其實，孫中山民族統一的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摸索的艱難過程，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產生過不同的民族統一的思想。其中，從“反滿興漢”到“五族共和”，基本反映著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民族統一思想演進的歷史軌跡。 

一、以“反滿興漢”為目標，實現民族的獨立與統一 

在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學說中，他的民族主義是產生最早、宣傳最多、影響最大的思想，是民權、民生兩大主義的政治前提與思想基礎。然而，從1893年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口號到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都沒有脫離“反滿興漢”這一革命宗旨。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並不斷向外擴張、掠奪殖民地的時代。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是這一時期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本質所在，處於半殖民地的中國自然無法躲避這種來勢兇猛的侵略與掠奪。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列強趁清政府軟弱可欺，以不平等條約為盾牌，更加肆無忌憚地加緊了對中國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掠奪。他們強佔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從而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銳起來。如何抵禦外侵，挽救民族危亡，再次尖銳地擺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然而，由於當時革命黨人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尚未認識清楚，孫中山甚至還幻想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恩惠與援助。因此，在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略的嚴酷現實面前，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只是簡單地把造成民族危機的總根源歸結為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1〕。認為“瓜分之原因”，完全是由於“政府無振作也”〔2〕。“凡割讓土地、喪權辱國之事”均為清政府“甘心為之”。〔3 〕而今天，“滿清之政治腐敗已極，遂至中國之國勢亦危險已極，瓜分之禍已岌岌不可終日。”〔4〕因此，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 避免帝國主義的瓜分，孫中山認為必須首先進行反滿革命，“非先倒滿清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5〕。 殊不知當時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帶有強烈的時代性與野蠻性，不進行鮮明的反帝鬥爭，民族的獨立與統一都只能是一句空話。正是基於這種對中外情勢及主次矛盾的膚淺認識，孫中山才把“反滿”作為革命最緊迫的問題提上日程，而提不出明確的反帝主張。 

在國內，清政府除了實行專制統治外，還實行了嚴酷的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的政策，加劇了滿族統治者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從而激起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強烈不滿與英勇反抗。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列舉了清政府“把我們作為被征服了的種族來對待”的11條罪狀，控訴清朝統治“貪殘無道，實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異族淩殘之慘，暴君專制之毒，令我漢人刻骨難忍，九世不忘”〔6〕。因此， 為了改變這種“彼主我奴”的地位，孫中山認為也必須進行反滿革命。 

總之，在孫中山看來，當時的中國正處在“數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的危險境地，無論是從挽救民族危亡、避免瓜分之厄運考慮，還是從打破專制與種族之不平出發，都必須首先進行反滿革命。因此，一時間排滿、反滿成了革命黨人普遍接受的思想傾向，並得到了大張旗鼓地宣傳。 

然而，這種反滿革命是以實行漢族獨立與統一、確立漢人主政為目的的。也就是說，反滿只是革命的手段，興漢才是革命的目的。在孫中山看來，在中國，只有實行漢人主政，才算是中國。滿洲本塞外東胡，是異族、異種，本不該入主中原，但由於他們“乘中國多事，長驅直入，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7〕，“種種政策，無非壓抑漢人”，並且，“因漢人文明知識， 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佔優勢，必為其害”〔8〕， 而採取了極端的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的政策，使“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9〕他認為，一個民族只有掌握政權，才算有自己的國家。 我們漢族“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了亡國之民。”“我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種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們漢人的國了。”〔10〕他認為，滿洲入主中原，就是對我們民族的征服，就是消滅我們的民族國家。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我們漢族沒有自己的政權，也沒有自己的國家，只有四萬萬被壓迫、受歧視的亡國之奴。基於這種狹隘的民族觀與大漢族主義思想，出於一種強烈的民族義憤和民族責任感，孫中山大聲疾呼，民族革命的任務就在於“覆彼政府，還我主權”，確立漢人主宰天下的國家，實現漢民族的獨立與統一。在這裏，民族的獨立主要是針對漢民族來講的，並不完全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民族獨立；民族的統一，也主要是恢復漢族主宰下的民族共存與發展。而且這種民族統一既是以民族獨立為前提，又是與民族獨立取同步行動的過程，即漢民族獨立的過程，也就是漢民族統一的過程。從這一時期孫中山的大量言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指的民族，主要是指漢民族，他所建立的國家，主要是建立漢人為主的國家，尚未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 

但是，孫中山思想的形成，並非完全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單一吸收與創建。由於他長期流亡歐美，並對歐美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過詳細的考察與深入的研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社會進化及天賦人權等思想給予孫中山以極大的影響，再加上孫中山又善於不失時機地抓住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而隨機應變地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從而使他的思想能很快地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合乎歷史發展的潮流，並成為革命黨人奮鬥的行動指南。在“反滿興漢”的過程中，他把古代農民戰爭中的平均思想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有機地運用於變化了的革命鬥爭實踐，提出了十分寶貴的思想。 

其一，他針對當時“反滿”宣傳的過激行為以及革命党人中普遍存在的“反滿”、“仇滿”情緒，為了避免新的民族衝突，縮小打擊面，同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反滿鬥爭，他在強調民族主義首先是“種性革命”這一根本之後，又明確指出：民族革命的任務並不是要盡滅滿族，也“並非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11〕。“民族革命的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12〕很顯然，儘管孫中山尚未徹底也不可能徹底拋棄狹隘的民族觀及大漢族主義思想，但出於革命的需要，從革命鬥爭的策略考慮，孫中山又在一定程度上撇開了單一的種族復仇傾向，明確地把滿洲民族與滿洲貴族統治者區別開來，並予以區別對待，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思想。這種思想對團結和吸引包括滿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積極投入到辛亥革命的洪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同盟會成立時期，就有不少滿、蒙古、回、壯、土家等各族愛國志士積極參加革命組織和從事革命活動。在後來的武昌起義和各省獨立的過程中，滿、蒙古、回、藏、壯、苗、土家、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族人民不僅踴躍參加，而且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從而使辛亥革命從單純的漢人反滿變成為以漢族人民為主，團結各少數民族人民，共同進行反對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 

其二，在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過程中，孫中山特別強調國家的性質與政權的組織形式。他提出，民族革命必須與政治革命同時進行。也就是說，革命的任務不光要推倒清朝政府的統治，而且還要將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一塊推倒、剷除。他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種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13〕如果不進行政治革命，那麼我們的民族革命只不過是像明太祖驅除蒙古人一樣，所建立的政體，“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14〕，仍然是封建專制政體。因此，政治革命十分重要，並且要與民族革命同時進行。他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來分作兩次去做。”並且明確指出，這次革命所要確立的政體是“建立民主憲政體”〔15〕。 

總之，在同盟會時期，孫中山的思想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束縛。他講的民族革命只是要爭取漢民族的獨立與統一；他講的政治革命也只是要建立漢人主政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的民族統一思想主要是基於漢民族的統一，並沒有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多民族性以及各民族之間事實上的不等性。按照現代民族統一的概念來衡量，孫中山此時的民族統一思想是單一的、狹隘的，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和排它性。 

二、以“五族共和”為宗旨，實行中華民族的統一 

在同盟會期間，由於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民族主義上面，並且“憑著一腔熱血”、“拼命去做”。而于民權、民生二主義的認識，並“不很透徹”，也“未曾計畫革命成功以後怎樣的繼續進行，怎樣的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和主義”〔16〕。因此，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如何建立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十分清醒的認識。相反，隨著“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便簡單地認為：民族、民權二主義俱已達到，“今後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17〕。為此，孫中山花費了極大的精力與時間，對民生主義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與解釋，而於民族、民權二主義則擱置了起來。直到1919年他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時才予以重新恢復。其實，在此階段，民族問題仍是一個相當複雜且至關重大的問題，即使想回避，也只能是一種徒勞。由於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態勢並沒有什麼改觀，國內民族除漢族以外，其他少數民族也未真正擺脫被壓迫、被歧視的地位。因此，對外來講，中華民族仍存在著一個獨立的問題：對內來講，則存在著一個統一的問題。如何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如何處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統一，仍是這一時期的歷史主題。儘管孫中山這一時期並沒有把民族主義作為一面旗幟樹立起來，但他對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問題仍有自己的看法與見解。在對外方針上，他提出了“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並“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18〕在對內政策上，他特別強調“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19〕，並把民族之統一放在“五大統一”之首。為此，他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原則，並把這一原則作為處理國內民族關係、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施政綱領之一。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就明確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起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滿清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現在“群起解除專制，並非仇滿，實欲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用人類之自由。”〔20〕並且還宣稱：“民國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以為民國之前途著想盡力。”〔21〕1912年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又專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孫中山還進一步指出：“族無分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明確提出了漢、滿、蒙古、回、藏五族平等，實行“五族共和”，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之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對於孫中山“五族共和”的思想，史學界都視之為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最好體現。筆者認為，它是孫中山試圖實現民族統一的一種途徑，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思想。 

首先，它是孫中山有感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及中國傳統的“平等”思想，針對當時民族不平等現狀而提出的。他明確指出，革命成功以後所要建立的政權必須是類似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且要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精神貫徹到革命和改革的始終，這是他主張“五族共和”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清政府實行嚴厲的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政策，不僅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間的隔閡與紛爭，而且嚴重地影響到民族、國家的統一，從而使民族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辛亥革命就是一場旨在反對民族之不平的革命。然而，隨著革命鬥爭的深入發展，尤其是少數民族人民投身於辛亥革命的洪流，這一現實促使孫中山改變了過去認為中國民族僅限於漢人一族的錯誤看法，從而把民族的範疇擴大到漢、滿、蒙古、回、藏五族。並且進一步認識到：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受壓迫、受歧視的不僅僅是漢族，還有其他少數民族。他說過去“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佔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平等，是以有革命。”“凡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在《臨時約法》中鮮明地指出：“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於一部者，今得皆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22〕 

其次，“五族共和”思想是孫中山為鞏固新生政權，加強邊防，維護祖國統一而採取的一種靈活措施，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與鬥爭策略性。在同盟會期間，孫中山所設想的民主共和政體僅僅限於漢人的國家，尚未涉及到周邊各少數民族。後來，隨著反清鬥爭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在孫中山提出“只反滿清貴族，不反整個滿洲民族”口號感召下，不少周邊少數民族人民投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並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一現實再次促使孫中山必須改變對周邊少數民族的看法，並採取有力的措施來正確處理漢民族同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否則，如果實行單一的漢民族的民主共和政體，勢必會重新引起周邊民族的不滿與反抗，勢必會重新挑起新的民族隔閡與糾紛。這對於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來講，顯然是不利的。再從我國的民族分佈來看，我國大多數少數民族都居住在祖國的邊疆地區，他們開拓邊疆，保衛邊疆，為維護祖國的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我國的邊疆屢遭列強的蠶食與蹂躪。對此，孫中山早有醒悟，並曾鮮明地指出：“當今……天下列強高唱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辟土為心”，“日人駐兵于南滿，俄人駐兵于蒙古，英人駐兵于西藏，法人駐兵于滇黔，日思瓜分。”〔23〕為此，他多次強調“籌邊固圉，久為要圖。”〔24〕因此，為了鞏固邊防，維護祖國統一，孫中山也必須聯合並且依靠周邊少數民族來共同對外。於是，辛亥革命勝利以後，孫中山特別強調祖國的統一與民族的聯合。如1912年2月，孫中山以大總統的名義通電蒙古額爾沁親王等， 指出：“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險，非群策群力，奚以圖存。”他要求蒙古親王將此聲明通告蒙古同胞，使蒙漢團結一致，“戮力一心，共圖大計”〔25〕。這也是孫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策略思想之一。 

另外，“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是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內部矛盾調和的產物。在政權的組織問題上，資產階級革命派最初是希望革命以後把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軍政府為中央政權，軍政府統帥的各處國民軍“每軍立一都督，以起義之首領任之”〔26〕。但由於當時革命黨人“惟以滿人為革命對象，漢人中屬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敵視。”〔27〕“凡我族之附義者，不問其曾為官僚、抑為紳士，余皆容之。”〔28〕在這種寬容的認識下，一大批立憲黨人與一些舊官僚、舊紳士便乘機搖身一變而成為革命党人投機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和各省獨立後，這些投機分子便很快地暴露了他們的真實本質，到處煽陰風、點鬼火，詆毀革命黨人將“以天下為己私”，要求革命黨人讓出一部分權力，與革命黨人搶奪政權，並明裏暗裏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在這種壓力下，孫中山及一些革命黨人不得不考慮退讓，並讓出了一部分席位。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清朝統治集團的頑固分子也在積極活動，企圖煽動滿漢衝突，以與革命黨人相對抗。為了調解這些矛盾，孫中山不得不改變“政權歸革命黨獨攬”的看法，採取寬容與退讓的策略。然而，正在這時，在圍繞建立共和政體的問題上，已有不少人先於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儘管他們的目的不盡相同，但“五族共和”總比漢人一族主宰要進步得多。在這種現實因素的促動下，孫中山接受了“五族共和”這一概念，增添了新的內容，並把它作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施政綱領。另外，“五族共和”的思想也能體現民主共和的原則與精神。 

由於“五族共和”帶有如此多的現實需要與鬥爭策略，所以，它並不能忠實地反映孫中山的內心世界與真實思想，同時也遮掩不住孫中山固有的大漢族主義思想與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觀，因而具有很多的局限性。如他只強調漢、滿、蒙古、回、藏五大民族的平等，而忽視五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的平等。這種平等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形式上宣佈民族平等”，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在孫中山此時的心目中，民族是存在著優劣之分的。他強調的自由、平等還是主要針對漢民族而言的，只是由於革命的需要和現實觸動，才使他把這種平等、自由意識暫時擴展到中國境內的“五大民族”之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民族統一思想走過了一段從“反滿興漢”到“五族共和”的演進歷程。在此過程中，孫中山緊扣時代的脈搏，根據革命的需要，嘗試著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最佳方案，並使他的思想朝著民族平等、自由的方向發展。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的限制，他的民族統一思想始終帶有不同程度的種族觀念和大漢族主義色彩，反映著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觀，因而還不能真正成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統一的正確方案。 

注釋： 

〔1〕〔3〕〔7〕〔8〕〔9〕〔10〕〔11〕〔12〕〔13〕〔14 〕〔15〕〔16〕〔17〕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三民主義歷史文獻選編》，第124、124、46、124、47、50、50、51、51、52、52、 106、107、65頁。 

〔2〕〔4〕〔5〕〔6〕〔23〕《孫中山全集》卷一，第233、442、234、317、260頁。 

〔18〕〔19〕《孫中山選集》（上），第83、82頁。 

〔20〕《臨時政府公報》第4號。 

〔21〕《孫中山全集》卷三，第41頁。 

〔22〕1912年9月8日《上海時報》。 

〔24〕〔25〕《公報》第29號、第4號；見《辛亥革命資料》， 第234、30頁。 

〔26〕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第一篇，第55頁。 

〔27〕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72頁。 

〔28〕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第三篇，第926頁。 

（資料來源：《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