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創辦的一支勇營軍隊——淮軍，在中國近代社會存在近40年，並深為清王朝所倚重，究其原因，除諸種社會歷史因素之外，它本身的近代化（或稱“西化”），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就淮軍近代化問題略抒淺見。

淮軍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裝備、組織編制、訓練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裝備近代化為先。

淮軍成軍時，一切均仿湘軍，武器裝備主要為大刀、長矛、小槍（鳥銃）、抬槍、劈山炮等舊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軍進駐上海還不到五個月，李鴻章就已令淮軍各營添練洋槍小隊，共有洋槍千杆。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過程中，淮軍裝備洋槍的數量不斷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鴻章稱：淮軍槍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楊鼎勳、劉士奇、王永勝四軍1．5萬人，洋槍萬余支，劉銘傳所部7000餘人，洋槍4000支。在鎮壓撚軍起義時，淮軍陸師5萬餘人，約有洋槍4萬杆，摒棄了舊式兵器的大部，而裝備近代西洋槍炮。以後，淮軍所裝備的西洋武器，也隨著西洋武器的不斷更新而更新。洋槍由前膛更新為後膛；洋炮則由前膛短炸炮更新為長炸炮、後膛鋼炮。

淮軍的新式武器裝備，最初主要是通過各種管道購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購買價格昂貴，又緩不濟急。因此，在向外洋購買的同時，開始自設局廠製造新式軍火，首先製造新式軍火的兵工廠，有上海的三個炸彈（炮彈）局，統稱“上海炸彈三局”，分別由英國人馬格理、淮軍將領丁日昌、韓殿甲負責，用機器製造開花炮彈。淮軍攻陷蘇州後，李鴻章把由英人負責的上海炸彈局遷至該地，並購買機器設備，成立蘇州洋炮局，每週可生產1500至2000發槍彈和炮彈。同治四年五月，李鴻章在丁日昌、韓殿甲兩炮局的基礎上，又購買了美國的機器設備，組建了規模更大的江南製造總局。該局生產的新式軍火種類繁多，有西式前膛來福槍、林明敦邊針槍、林明敦中針槍、黎意兵槍、快到新槍，九磅子前膛炮、阿姆斯脫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種火藥、槍炮子彈和水雷等。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後，把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擴建為金陵製造局，製造各種槍炮子彈等。同治九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後，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厚督辦的天津機器局，並加以擴大。以上幾個兵工廠全部採用大機器生產，所製造的各種新式武器、彈藥，全部或部分供應淮軍，使其武器裝備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證。

淮軍在武器裝備方面的變化，相應地在組織編制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首先，是洋槍隊的增設。淮軍初起，以營為單位，每營由刀矛、小槍、抬槍、劈山炮等隊混編。同治元年八月，淮軍各營已編配洋槍小隊；淮軍程學啟部於十月還組建了洋槍營。這在當時已算是一種新式編制。其次，是炮隊的編成。同治三年五月，淮軍由程學啟和劉銘傳所部炮隊，組建成專門的炮兵部隊。旋又接管常勝軍炮隊600人。次年，淮軍共組建開花炮隊四營，均裝備了開花炸炮。到光緒三年（1877年）淮軍仿德國炮兵營制，組建新式炮隊19營，裝備德國克虜伯後門鋼炮114尊。第三，淮軍增編了名為“長夫”的“工程兵”。長夫之制本於湘軍，每營設180人，承擔搬運彈藥、軍裝、抬槍、劈山炮等雜役。隨著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的改變，淮軍的長夫則主要擔負修築洋式炮臺、營壘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務，與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軍中編有騎兵部隊。騎兵雖屬清軍舊有建制，但淮軍的騎兵已與舊式騎兵不同，弁兵皆裝備雙響短洋槍。

淮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必然導致採用先進的訓練方法。淮軍剛到上海，李鴻章就密令其將弁學習外國軍隊的“臨敵佈陣之法”。隨後，淮軍將領劉銘傳聘請一名法國軍官，在營中教練施放洋槍。從同治二年開始，李鴻章便令各營雇覓洋人，教練使用炸炮、洋槍之法。到光緒十年，李鴻章又令駐德公使李鳳苞在德國選雇德軍退伍軍官24人來華，到淮軍各營教練槍炮技藝和西方戰陣新法。同時，又派淮軍將弁卞長勝等7人赴德國，入武學院學習德國最新槍法、操法、設伏、繪圖、佈陣等軍事技術。他們學成回國後，即擔任淮軍的軍事教官。

新式訓練需要大批掌握新式軍事技術的教育人才，為此，淮軍積極推行新式軍事教育。李鴻章除派淮軍部分將弁出國留學外，還自行創設軍事學堂。光緒十一年，李鴻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軍事學院之制設立武備學堂，聘請德國軍官10余人為教官，挑選淮軍弁兵入堂學習。學堂設置的課程有兵法、地利、軍器、炮臺、演算法、測繪等；學生除完成專業課程外，每天還要操練炮隊、步隊、工兵隊及分合陣法。學生畢業後，回原單位傳授所學軍事技術。軍事學堂的設立，對於新式軍事技術的普及無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淮軍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發展。

淮軍的近代化之所以發生和不斷深入，從當時社會背景來看，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後，清朝統治者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開始驚醒過來。面對西方的武力挑戰，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認識到刀矛弓箭與槍炮船艦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強”。咸豐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若能添習火器，操演技藝，則器利兵精、臨敵自不虞潰散”[1]。在奕的宣導下，作為洋務運動早期主要內容之一的練兵活動，在沿海地區逐漸開展起來。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請英人教練綠營兵丁使用洋槍，總理衙門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訓練。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給上海、福州督撫將軍寄去天津練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請外國軍官訓練兵丁。兩廣總督勞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請英人訓練廣州旗、綠各營兵丁。請洋人，用洋槍的練兵活動漸趨高漲。

在上海地區鎮壓太平軍的淮軍，自然被捲入到這個練兵活動之中，淮軍到上海不久，李鴻章就接到清廷上諭：“務當體察洋人之性，設法牢籠，上海洋槍隊頗資得力，外國人時常誇耀其力，該署撫不妨多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總理衙門兩次函令李鴻章“練中國兵，用外國法”[3]。於是，李鴻章大辦洋務，大量購制洋槍洋炮，聘請洋人訓練淮軍。以後，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發展，淮軍的近代化也日趨全面、深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洋務運動是淮軍近代化發生和深入的前提條件。

淮軍的近代化，與淮軍進駐上海有著密切的關係。淮軍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區已有英、法軍隊和常勝軍等參與鎮壓太平軍。李鴻章到上海後，多次與英法駐軍磋商防守事宜，淮軍也奉命與英、法軍以及常勝軍共同對太平軍作戰。在這種頻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軍受到外軍的極大影響。在與英、法軍由南翔進攻嘉定太平軍的戰鬥中，李鴻章看到“洋兵數千槍炮併發，所當則靡”，驚歎“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軍將弁“隨隊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炮之施放準則”[4]。英國侵華艦隊司令何伯，亦趁機反復給李鴻章講述軍隊操練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國軍隊“戰勝攻取，固由槍炮之精，亦由紀律之嚴”[5]。以後，李鴻章到英、法軍艦上“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炮臺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因此，“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將士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於是，李鴻章籠絡常勝軍統領華爾，托他代購洋槍洋炮，並請外國鐵匠製造炮彈。可見，上海的優越環境是淮軍近代化迅速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

李鴻章及淮軍將領對淮軍近代化的發生與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鴻章到上海後，對西方先進的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有所認識。同治三年，他曾給陳廷經寫信，說此時他“所深慮者，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若不及早自強，變易兵制，講求軍實，仍循數百年綠營相沿舊規，厝火積薪，可危實甚”[7]。可以說，在當時這種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在軍隊近代化問題上，李鴻章的認識要高於當時的其他清軍將帥。八旗、綠營那些因循守舊的將帥且不論，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營領袖曾國藩、左宗棠等，也較遜色。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早在咸豐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師裝備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國藩寫信給蔡應嵩時還說：“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槍，而少荃到上海，複盛稱洋槍之利，舍弟亦難免習俗之見，開此風氣，殊非所欲。”[8]在鎮壓撚軍時，曾國藩對“淮軍好用開花炮”的效果表示懷疑，而建議李鴻章“悉心體察，應否去大炮而加長矛”[9]。左宗棠在閩浙鎮壓太平軍時曾致力於練兵活動，但直到同治九年他還認為，作戰“宜參用中國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為盡力”，“輔以洋槍，護以刀矛”[10]。他們的思想，確與李鴻章的認識有一定的差距。

淮軍的近代化，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清軍。咸豐十一年，沿海各地清軍奉命陸續開始聘洋人，用洋槍練兵。同治三年，總理衙門在一個奏摺中說：

“撫臣李鴻章不惜重貲，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制，源源濟用各營，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是也。”[11]在另一個奏摺中說：“練兵一事，惟江蘇一省實力舉行，尚得其力”[12]。對李鴻章在江蘇的練兵活動以及淮軍的近代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軍隊近代化的過程中，淮軍走在前頭，因而成了當時其他清軍效法的榜樣。同治三年，總理衙門奏請在八旗、京營火器營中選派官兵48名，到江蘇李鴻章的淮軍中學習外洋炸炮、炸彈及各種軍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諭允。左宗棠也曾請淮軍將領郭松林、楊鼎勳派弁勇10餘人，到他所率領的湘軍中教練開花炮。曾國藩奉命鎮壓撚軍時新招募的3000湘軍，也仿淮軍組建成洋槍隊；並請淮軍將領吳長慶到湘軍中教練使用洋槍和新式陣法。同治九年清廷發佈上諭，“直隸天津、江蘇上海及劉銘傳軍營，均練習槍隊、炮隊，步伐尚為整齊，號令尚為嚴肅。其教演之法，著各該省自行咨取章程照辦，總期實事求是，變疲弱為精強。”[13]劉銘傳部是淮軍中的佼佼者，各地練兵，都依劉部的練兵章程組織實施。李鴻章接管直隸的練軍後，先後派淮軍將領前去任職，並給練軍裝備洋槍，按淮軍操法訓練。各省的練軍又紛紛仿直隸練軍，裝備洋槍，用洋操訓練，清廷對淮軍的近代化高度信賴，動輒令李鴻章從淮軍中給其他省份派員教練、調撥槍械。可見，淮軍的近代化對當時各地清軍均有較大影響。

清末新軍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淮軍的影響。新軍中最早採用新式操法訓練的，有直隸武毅軍、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和湖北撫標護軍。武毅軍是淮軍將領聶士成就直隸駐防淮軍內選練馬步30營，仿德國軍制編成的；新建陸軍是淮軍將領袁世凱，在另一淮軍將領胡燏棻所編定武軍的基礎上編成的；湖北撫標護軍由張之洞仿直隸武毅軍編成的。上述新軍均雇德國軍官和津、粵武備學堂的學生充當教習，用德國最新操法進行訓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練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陸軍、于南由自強軍派往”[14]。至此，清末軍隊完全成為用新式武器裝備和用新式方法訓練的近代化軍隊，結束了數千年來使用弓箭刀矛的歷史。

誠然，作為一支勇營軍隊，淮軍的近代化本身有著很大的局限，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並蓄，軍隊編制仍很落後，武器裝備的繁雜不齊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統的近代化方向發展，而最終退出歷史舞臺。但是，淮軍的近代化，促進了中國對西方的軍事科學、先進的武器裝備和軍工生產技術的引進，推動了中國軍事制度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淮軍在中國軍隊由封建的八旗、綠營向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軍過渡中所起的橋樑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資料來源：《軍事歷史》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