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學術研究以來，我在發表的文字中卻沒有使用坊間通行的一些概念，如“封建社會”（包括“奴隸社會”、“自然經濟”）及“資本主義萌芽”等等。這是為什麼呢？當然，也有朋友認為那不過是些方便的名稱或符號，不需要那麼認真。我又為何不能同意呢？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學術和它的概念大多是從外國躉來。比如人們常說的“封建社會”（即歐洲歷史上的 Feudal System），是一百年前由日本學者把它“翻譯”為這麼一個辭彙， 如同大多數的新名詞一樣介紹到中國，並為中國學界所接受的。當時看來，歐洲的這段歷史與中國的周朝非常相象，如封邦建國、諸侯分立等，於是就使用了中國原有的名詞“封建”。但中國自秦代即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時在西元前三世紀初，而歐洲直到西元十世紀以後才進入“中世紀”。就此而論，歐洲文明的這一發展進程，可能只是在時間上是較為“落後”，而並無其他的不同；也可以說，以歐洲作為其他文明乃至世界歷史的尺規，從這一點就是說不通的。
日本的新名詞傳入中國之後，“封建社會”的概念在中國史的運用上，更包容甚至專指了秦漢以後直至明清時期這一大段的歷史，這就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例如，從政治上講，歐洲的 Feudal Syetem 的基本精神是分權、分層和分立的，而中國則是統一和集權的，從社會經濟上講，歐洲以莊園制為典型形態，農奴生產、自然經濟，這也與秦漢以來的中國大為不同。
因此，從歷史發生的角度和概念的內涵來說，歐洲的 Feudal System 與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秦漢到明清的二千年），並不是能夠等同的東西。把它們硬拉在一起，是在同一的名詞下作兩套解釋，憑空增加了許多的誤解和混亂。這種把“寫歷史的大前提弄錯了”的做法，我們治中國史和中國學的學者，實有必要主動地予以糾正。
當然，在今天要尋找一個可以代替“封建社會”，又同時像它那樣涵義豐富而簡明扼要的辭彙，恐怕是不容易的；在今日學術思想的發展下，可能也是不需要的。或許也可以如同某些學者建議的那樣，在相應的地方，暫時使用“傳統社會”或“傳統農業社會”一類的概念。不過，它的使用，對前者也不應是一種簡單的替代，而毋寧說它更著重于“農耕畜牧”與以前的“狩獵採集”和後面的“工業社會”這種大的階段劃分；從而把所謂“奴隸制”與“封建制”這兩個段落都包括在內（而不把它們的區分看得比前者更為重要）。這樣，它就具有較大的涵蓋面，可以應用到世界各個文明，從而具有較大的使用價值，有利於學術的進一步探討。
如果按照傳統的觀點，說歐洲中世紀始於西元十一世紀，其後才進入“封建社會”，那麼歐洲的“封建社會”為時就相當短暫，中國或其他一些文明的相應時期則顯得“太長”；但從“傳統農業文明”的角度來看，這一情形便大為不同，這一歷史階段在歐洲也就不是那麼“短暫”，而中國則無特殊可言，又何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可惜這樣的問題竟困擾了中國的幾代學者，以至近年以來仍不斷有人打算繼續尋找這問題的答案。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問題更新的重要意義，也可以重新看到各文明歷史間的一致之處。
所謂“進步”或“落後”本是歷史概念，既非常居之道，也無意存褒貶。長期以來，歐洲傳統農業的發展水平即“落後”於中國及其他一些文明。例如，歐洲農村有大量的公地棄而不耕，所耕“敞田”三年一休，並按均等原則被分為零散的小塊，種植什麼、如何耕作在全教區同一，每年只種一季，因此它被稱為一種不經濟的，“讓部分土地荒蕪，又盡可能惡劣地耕種其餘”的方式。這種制度，缺少農民經營選擇的自由，缺乏市場機制和商業精神，生產效率之低下更是不在話下。然而，正是在這個“落後”的歐洲，卻發展出了工業革命。這說明了什麼？難道不是歐洲天生“優越”，即使“一時落後”，卻已種下“資本主義”的種子，而傳統中國一類國家即令“長期先進”，也不可能解決近代化的難題？——在這一問題上，真是充滿了誤解和似是而非的提問。
在許多抱有這種態度的學者看來，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如果和歐洲有什麼不同，那麼就是“不對頭”，至少是有了問題，或是叫做“不典型”，或稱之為“怪胎”；所以在提問時，也總是問中國（在這裏我們是以中國為例）為什麼“沒有”或“未能”這樣那樣；在發展的形式上也是以外在的尺規或模式來衡量。可以說，我們的很多問題都是這樣“比附”而來的。
在這方面一個典型的提問就是，中國為什麼“沒有”或“不能”怎樣，而很少考慮到這樣提問本身存在什麼問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為什麼未能自行走入資本主義”？這和我們常說的“正面觀察”是很不一樣的，或許可稱之為“反向提問”。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類提問帶有很大的危險性，很容易導向錯誤的結果。為什麼呢？這就是當我們問為何“沒有”或是“未能”之時，無意中在我們的腦子裏已經有了一個對應的比較物，這就是那個“有”或“能”，一個“成功”的先例。這是什麼呢？自然就是歐洲的歷史。這樣我們就不是“在中國發現歷史”，而仍不免於墮入“歐洲中心論”的巢臼。因此有學者指出∶“寫中國歷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態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歷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歷史‘何以’如是發生。” 另有學者則直接提出“反面問題”提問之不當。認為這種做法在某些有限的提問或測試性的假設上可能是有用的，卻無助於瞭解該社會的特質；因而主張“從中國本身的角度，而非作為西方經驗的反面事例來分析”中國。
中國和西歐在“工業化”上的不同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為進行比較，一些學者回過頭來，追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歷史，並“發現”和挑出若干“導向”近代社會的線索，再把它們“邏輯”地連貫起來，得出一套可稱為“萌芽史觀”的歷史觀點。然後把它運用於中國，即從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特意挑出一部分（同時把自認為不相關的丟在一邊），如“商品經濟”、“手工工廠”及“包買商制”等等，做為“萌芽史觀”鏈條上的一個個環節；同時認為，有其一，必有其二、其三，或有其二，必有其一等等，編織和建立起整個體系。這一套方法之中有許多問題都值得商榷。
問題可能還有，這種“資本主義萌芽論”或“萌芽史觀”是否符合它的原形即歐洲工業革命的歷史？歐洲從一個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歷史，是否就這樣地“合乎邏輯”？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上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從方法論上講，這種反向觀察（追溯或逆推）、專挑“有利”的“導向”因素，及線性因果論的觀點，會包含多大的“回溯性差異”和方法錯誤？那種因素說、階段論與量變質變相接合的進化論的發展觀，又是否可以做為“放之四海”的真理，運用於任何歷史發展問題之上？
什麼叫做“回溯性差異”？我們可以參考佛洛德的如下論述，他說∶“只要我們從事件的發展過程的最後階段往回追溯，就能發現一條連續相繼的鎖鏈。於是我們以為已經得到了十分滿意的，甚至是詳盡無疑的徹底認識。但是，只要我們掉過頭來，通過分析找出這一發展的開端，再循著開端去追蹤出最後的結果，那麼我們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印象，即認為這些事件發生的順序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的。……”這一段話即指出了倒看（回溯）與正看（按歷史順序）的不同，而我們許多史學理論的建立正是這種“倒看”的結果，特別當人們對這點還缺乏自覺的時候。
“萌芽史觀”的再一個問題，估可以稱為“IF（假如）理論”。 即是認為，一個國家（如中國）的歷史，假如在某個關口或事件上“處理得當”，也許早就“行了”。例如有人以為明比清好，若能一直延續下來，或李自成能坐穩江山，將會如何如何；還有人認為，如果歷史上中國沒有那麼多的人口，或是給後人留出大片的未墾耕地，便會如何如何；在我們討論的十八世紀，也有人認為，假如能多開闢幾個通商口岸，或馬戛爾尼來華時與之建立起近代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又會如何如何，……其中一部分，是要改變根本無從更改的歷史事實（如人口和耕地），因而勢必牽涉到歷史格局的整體變化。另外一部分，則需要一系列的“IF”，以便在特意假設出的“史實”與“邏輯推論”的結局之間，起到一個必要的連接作用。但是，它忽略了在假設的第一個“IF”產生變局之後，對應的所有相關方面，即時都可能發生變化，而且不一定是單向發展，這樣怎能再一步步地假設下去？因此，“IF理論”只能求助於一個不變的系列，這就不免會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方法。同時，這種單個“假設”、“求證”的做法，也就難免會出現以個別代替全局，或把資本主義大體系搞得支離破碎的危險。這正是過去“萌芽”研究備受批評的一點（如大量研究都是只關心勞動形態和雇工經營一類的問題）。
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中，還存在一種認為可以不依賴國際環境而能在一國之內單獨實現工業革命的想法，也是很成問題。拿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來說，它的先進行業（如棉織業）就是依託於國際貿易和國際間的競爭而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這些，英國的工業革命便不可想像。此外，英國乃至歐洲文明都吸取了包括科技和各種知識在內的若干其他文明的成果，它的發展成功，也並非像“獨自”說那樣的簡單。
在工業革命的問題上，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工業文明的產生和農業文明大不一樣。農業文明是從不同地點發生，然後慢慢推廣開來；工業文明的產生卻顯得條件嚴苛得多，因而在歷史上，它是從一點出發，然後較迅速地推向全球，並把未工業化國家也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而且，這種體系一經出現，再談其他國家的“獨立發生”也就不再具有實際的意義。這時各國所面臨的，已不是什麼“獨立發生”（因為已有了成功的先例），也不再是什麼“自行進入”（因為有著迅速的國際傳播），而只是如何“追隨”和“學習”的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反復地追問某一國家“為何未能自行進入資本主義”，或一再去談論“如果沒有外國影響”云云，既於時事無補，也易把史學引入歧途；而且，我們又如何為之憑空設計一整套的偶合機制呢？
以工業文明的產生而論，事實上，在西歐這一唯一“自行發展”成功的個例中，其發展並不是那麼“順序”，而是反乎傳統社會之常的，並且是具有許多甚至遠非人力所及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適逢其時地集合在一起，才形成這一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結構性突變的。 這件事的不同尋常，還有待人們去進一步認識。
由此看來，這裏我們所面對的，實質上是如何認識世界歷史上工業文明或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同時也是重新把握歷史觀的問題。就資本主義的產生來說，我們看到，當一個國家有一些所謂“萌芽”存在時（例如中國的明清時期），並不一定就會發生“資本主義”；而有一些地方並無“萌芽”可言（如英國的棉紡織業），卻能率先實現工業革命。所以，即令認為“萌芽”以及“手工工廠”等等的存在，理論上是“資本主義”的必要前提，但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有“萌芽”也好，無“萌芽”也罷，對於那一國家的工業化來說，都沒有多大的關係，更不用說什麼決定性的作用了。
在這裏我們也可看到，在中國史研究中的“萌芽”概念，既不明確，使用又複任意。如提法上從商品經濟產生到手工工廠出現，無一不可稱為“萌芽”，而不計其差異；在時間上從先秦直到明清，無不存在“萌芽”，跨度足有二千年之久。因此我以為，以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實在是大可不必。在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重新建設中國史學的情況下，這一點會越來越清楚。之所以這樣講，還有一個原因，即是從學術角度說，“萌芽”研究即令再有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中國史特別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部分，而並非是研究和回答整體的經濟發展問題。以“萌芽史觀”主導中國經濟歷史（特別是近五百年）研究的結果，就是在研究課題中遺留了太多的空白，以及製造了許多的理論“誤區”；試看在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關頭，在那些古今相關的重大問題之中，有幾個是“萌芽論”能夠解決的，又有多少是它根本無以回答的？
從“萌芽史觀”的典型提問∶“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來說，它即不是站在現實的立場，研究處於當時當地的中國，應作如何切實的努力；而是不顧國際間已產生工業化的帶頭國家，並已開始影響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事實，在觀念上仍堅持中國有一個所謂沒有外力作用的、獨立發生的同時也是緩慢前進的可能發展道路，並為此製造一系列的假設或一個假設的系列。這樣做的結果，中國的歷史便不只是一部“沒落史”，更成為一部假歷史、死歷史，自置於這樣一種寫“假歷史”的地位，自然就會可悲地與“活生生的歷史”、與當代問題和當代建設失去了共鳴和思想聯繫，與重大的時代問題脫節。 而且，它助長了一種不健康的哀怨的情調，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的心態。這真是一個可悲的事實。
實際上，歷史上的中國可能既不是走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一階段之上，也並非只能有一個“農業社會”的發展前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兩者間是否存在著截然可分的界限，以及何謂“傳統”、何謂“現代”，何謂“資本主義”，也都是學界正在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因而對於中國一類國家或文明的歷史來說，無論是簡單地套用“封建主義”，或用“資本主義”的概念來衡量，恐怕都是不確切的，或難以說明問題的。為此，實有必要創造一個“中國學”，以及相應的一套名辭概念。
近年以來還有一種“中國絕不能自行走入資本主義”的論點，曾經時興一時，也很值得商榷。這種觀點在思想上忽略了，世間的事務可能遠比人們想像的更為複雜。它在方法上採用的因果性觀念，由於主張一種無例外的普遍性和一種“如果—那麼一定”的關係，也可能並不是較好的和唯一的解釋。
再從現代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文化的進化是有不同形式的。如在文化調整或適應過程中，會出現一種“專化”的趨向，也可稱為“穩定性原則”；它所具有的持續性、“生存力”或“慣力”，會使文化向某一方向做單方面的發展，而排除向其他方向變化的可能。實際上，也沒有一種文化可以或有必要囊括適應變異的更多種類和全部優點。因此，進化或是“專化”的出現便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同時，“進化潛勢法則”又表明，一個文化在既定的進化等級中（即在“特殊進化”中）愈是專化和適應，那麼，其走向更高等級（就“一般進化”而言）的潛勢就愈小。也就是說，特殊進化過程與一般的進化潛勢是一種逆反的關係。因而相比之下，一種不大專化的、發展程度較低的、非規則、非連續、非線性的間斷性的文化發展，可能具有較大的“進化潛勢”，而可能“後來居上”。例如西歐的文化即具有如上的若干特點，因而較易抓住各種機會和偶然因素，實現飛躍、突變或“變異”。 相反，像中國一類高度“專化”的文明，發生這種重大的“變異”則相當困難。
由此可見，在歷史研究中許多所謂“能否”一類的疑問，其實不過是“難易”的問題而已。任何絕對化的觀點，在這裏恐怕都是不妥當的。
不錯，在中國近幾百年歷史中確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它也並非那麼“一無是處”或“淨走錯路”。至少在我看來，它就展現了一種不同的面貌，表現出一個合理的發展過程，並與百餘年來現代化事業的開展有著某種正面的接續關係。例如，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從未達到二億，這與以後的四億（或四億以上）還有相當的距離；再如中國的耕地面積，根據官方統計來看，清代以前約有七億畝左右，清代末年達到十二至十四億畝之譜，無論對這套數據怎樣看待，可以肯定，華中、西南和東北的大片土地主要是在清代才得以大力開墾的，以前尚留有很大的“餘地”；還有，農業生產上許多高水準技術，如精耕細作、水利興修以及新作物品種的推廣普及，也是發生在清代十八世紀以後，而在經濟關係上，那種跨省區互相交流的經濟格局，更是到清代才得以實現，在以前則並不能；最後，可能正是在清代，中國經濟超越了基本食用品的生產階段，而開始進入一個以工業製成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生產為先導的更高的梯層。由此看來，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自有規律，有條理、有次序、有步驟，一步步由低向高的合理的發展過程。對於這樣一種發展，又怎麼能說是“長期延續”或“宿疾重重”、只走“錯路”呢？
在現代考古學的觀點看來，中國文化不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其起源既早，傳播範圍又廣，並始終保持了一條綿綿不絕的文化線索，尤為世界文明所僅見。它在傳統農業文明中所達到的成就，更是無可比擬。 因此，中國足以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典型類型。我們不應以中國近代的“落後”而否定它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成就；也不應因為某種先入之見，就對它的現代轉化只作片面的觀察。
舉例來說，中國傳統經濟制度中的許多特點，如農業的家庭經營，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農民選擇生產專案和行業的較多自由，遍佈各地的市集系統和市場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產經營等等，如果與歐洲農業文明的相應制度對比，則無不顯現出其經濟有效和巨大的優越性。但長期以來，這些因素多被斥為“封建”、“落後”、“反動”，而遭致全盤的否定。然而，它們與“現代化”之間真是截然對立、毫不相容的麼？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實際的而不是虛設的歷史貫通起來，並把觀察的尺度放得足夠長遠，那麼就不難發現這些制度的現代意義。例如，縱觀當代中國改革的歷史，便可看到，正是這些“傳統因素”的復興和發揚，支撐了今日的農村改革；同時，各地區經濟活潑發展的結果，再度導入了區域間的優勢交換，其基本格局，除現代大工業和城市興起所引起的某些改變外，與清代相比，並無多大的改變， ……這些重要的史實，事實上已經重新把“古”與“今”、把“傳統”與“現代”貫通起來。在這裏所需要的，只是一種正確的歷史態度和歷史方法，以便不但能面對歷史，也能更好地面對中國的當代問題，——這難道不是我們歷史學者應負的社會責任？
（資料來源：《活著的傳統——18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政策》，北大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