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到1936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與此相應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一變化過程可以以1929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因為這一年既是南京國民政府開始收回關稅自主權，並開始加大經濟建設力度的一年，也是西方世界開始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的一年，使得中國對外貿易的制度條件和經濟因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貿易的總體狀況來說，自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關稅自主權的進一步侵奪，使中國的對外貿易不僅在數量上迅速增長，而且在條件上和性質上更加惡化。但是從具體表現來說，隨著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程度的變化、中國關稅自主權的改善、國際和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動，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表現，並非處於不斷而絕對惡化的狀態。對此，現有的研究雖已有所涉及，但仍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特別是在對外貿易的經濟因素、進口和出口狀況比較方面，更值得探討。本文著重從經濟因素方面分析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狀況的變化，對現有研究提出一些不同的和補充的意見。  

一、1895-1928年進出口貿易態勢的轉變  

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狀況的變化與中國關稅主權狀況密切相關的。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列強就開始侵奪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843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規定了中國改變稅則須經各國同意的“協定關稅”原則。1853年列強又乘上海小刀會起義之機奪取上海海關管理權，至1858年更迫使清政府將全國各海關的管理權交由外國稅務司執掌。與此同時，列強還強迫清政府不斷降低海關進出口稅率。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規定的稅率，出口貨為其價值的1.5-10.75%，進口貨為4-13%，一般普通進口物品為5%，一些主要進口品的稅率較之開關前的稅率降低了58-79%。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所有進出口貨物一律“完納值百抽五”的海關正稅，“另按值百抽二點五的稅率徵收子口稅”，其餘各種內地稅捐一概免征[1]，使主要進口品的稅率又較1843年的稅率降低了13-65%。[2]  

甲午戰爭以後，列強對中國關稅主權的侵奪又增加了新的內容。一是對關稅的控制權從海關擴大到常關，《辛丑合約》規定：為了保證償付賠款，中國的“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即海關——作者）管理”。二是把協定關稅制度從進出口商品擴大到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1895年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三是把減免稅範圍從進出口關稅擴大到購買中國土貨的內地稅，1896年中日簽訂的《通商行船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在通商各口岸購買中國貨物土產，非系禁運出外洋之物，運出口時，只完出口正稅，所有內地稅賦、鈔課、厘金、雜派，一概豁免。”四是攫取陸路貿易的特惠減稅特權，1895年中法簽訂的有關條約規定：凡經中越邊界通商口岸進出口之中國土貨，“應照十分減四”徵收出口稅，免征複進口稅；1896年中俄簽訂的有關條約又規定：凡經中俄合辦鐵路運輸之進出口貨物，其稅額“較之稅則所載之數，減三分之一交納”。[3]這些由日本、法國、俄國領頭攫取的減免稅特權，其他列強各國依據“最惠國”待遇而得以“一體均沾”。  

這種協定關稅制度，及其強迫清政府接受的稅率標準，不僅嚴重侵害了中國的關稅主權，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民族經濟。列強所取得的減免稅特權，使洋商的稅負大大低於華商，在市場競爭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也使中國的進口稅率大大低於列強各國的進口稅率，在1859-1875年間，英、法、德、美的進口稅率為15-42%，相當於中國的3-8倍。[4]此外，這種協定關稅，不是互惠的，而是片面的，它們對從中國輸入的貨物所徵收的進口稅比由它們輸入中國的貨物所交納的進口稅要低得多，如英國對從中國輸入的茶葉所徵收的關稅為25%，日本對從中國輸入的煙草和生絲所徵收的關稅分別為350%和30%，美國對從中國輸入的熟絲所徵收的關稅為35-60%。[5]列強對中國關稅主權的這種侵奪，造成中國關稅制度形同虛設，中外貿易條件嚴重失衡，失去自我保護的功能作用，為洋商的對華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提供便利條件。隨著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列強對中國關稅自主權侵奪範圍的擴大，無論是在進口方面還是出口方面，都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帶來多方面的影響。  

自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收回關稅自主權之前，進出口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其態勢的變化不僅直接顯示中國對外貿易的變化，也間接反映中國經濟的變化。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關稅制度基本沒有什麼改變，但是由於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急劇變化，使進出口貿易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階段進出口貿易態勢變化，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數量的變化，包括進出口數值、入超和出超狀況、進出口物量和出口品購買力指數等；二是品種結構的變化，如進出口商品用途結構（包括生產用品、消費用品）變化、產品結構（包括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機製品、手工製品）的變化。  

就進出口總值的變化而言，不僅保持著穩步增長的態勢，而且出現了兩次快速增長的高潮。據海關統計，1894-1927年間進出口狀態，如下表所示：  

1894-1928年重要年份進出口價值統計分析表（單位：萬海關兩）  

資料來源：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附錄，第170頁。表中“%”是指出口值、入超值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  

 上表所列的年份，除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北京政府最後一年進出口變動狀況的1915、1916和1927年之外，其餘均為進出口總值增加到新一個億的年份。從上表中所反映的情況來看，有三種變化趨勢是值得重視的。  

第一，進出口總值的變化問題。除少數年份之外，自1894年到1928年進出口總值是持續增長的，前後增幅為6.54倍，其中1900年之前增長速度較慢，1900年以後增長速度加快。這一增長趨勢可以從每5-6年進出口總值的增加幅度中得到反映：1894-1900年增加27.52%；1900-1905年增加了82.40%；1905-1911年增加了25.76%；1911-1916年增加17.60%(如果以1917年為下線，則增加了22.61%)；1916-1921年增加了51.01%；1921-1928年增加了45.11%。其中以1900-1905年、1916-1921年的兩個5年間的增長幅度為大；前一個5年的快速增長，主要是由於東北的完全開放、交通業的發展，加之原有底數較小；後一個5年的較快增長則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幾年進口和出口的同時快速增加，並持續到1928年，使1921-1928年也成為增長速度較快的一個階段。  

第二，進口和出口增長狀況的不同變化問題。現有的研究幾乎都認為進口增加較快，出口增加較慢，但從上表的統計來看，除1902、1905、1913、1920、1921年等少數年份之外，總體情況恰好相反，而且出口增長速度愈益快於進口增長速度。1894-1928年間，進口值增加了6.38倍，而出口值增加了6.74倍，出口增長率高於進口增加率的5.64%；如果計算1900-1928年間的增長狀況，那麼進口值和出口值分別增長了4.67倍和5.24倍，出口增長率比進口增長率高12.21%，比前一種計算為高；如果再計算1913-1928年間的狀況，那麼進口值和出口值分別增長了1.10倍1.46倍，出口增長率比進口增長率高32.73%，又比前一種計算高出一大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到1921年間，以1919年為界，進口值先大減後大增，而出口值則是先大增後小減，各有千秋，屬於特殊階段，不可籠統論其增減和快慢。從1924年起恢復正常，進口和出口同時增加，並再度出現出口增加明顯快于進口增加的狀態，1924-1928年間，進口值和出口值分別增加了0.17倍和0.28倍，出口增長率高於進口增長率的64.71%；1926-1928年間，進口值和出口值分別增加了0.06和0.15倍，出口增長率高於進口增長率的150%。與此相應，出口值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呈現為有所提高的趨勢，1894-1911年間，除1905年外，在40-45%之間浮動；1911-1928年間，除1921年外，都在41-50%之間浮動。入超值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也呈現為下降的趨勢，1894-1911年之間，在11-33%之間浮動；1911-1928年之間，則在10-21%之間浮動，最低數和最高數都大幅度降低，且有4個年度在5%以下。當然，這種進出口值增減狀況的變化，在其變化期中是有所起伏的，因而也就引出了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列強對華商品輸出情況的變化問題。對此，現有研究已有共識，即戰時列強對華商品輸出減少，使民族經濟發展的環境有所改善；戰後則大幅度增加，使民族經濟發展的環境再度惡化。從上表來看，這一變化不僅反映在進口值的減少方面，而且反映在出口值的增加，外國商品進口值和入超值占進出口總值比重的降低方面。上表中的統計顯示，戰前進口值和入超值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有增有減；戰時，這兩個比重的變化，只有1914年從1913年的58.6%和17.1%增加到61.5%和23.0%；到1915年時就發生了逆轉，這兩個比重減至52.0%和4.1%，比1914年分別降低9.5和18.9個百分點，這種進口減少、出口增加的狀態一直保持到1918年。到1919年時，與1918年相比，進口值從55 489.3萬海關兩增至64 699.8萬海關兩，增幅達16.6%，但出口值也從48 588.3萬海關兩增63 080.9萬海關兩，增幅更高達29.8%，超過進口值增幅的79.52%，進口值與出口值幾乎持平，成為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近代外貿狀態最好的年份。1920年以後，進口值大幅度增加，但從其所占的比重來看基本上與戰前相似，也就是說基本回復到戰前的狀態。  

進出口值和入超值的變化只是對外貿易的一個方面，它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國際收支情況的一種變化，如果要分析外貿對本國生產的影響力，還需要考察進口物量（即貨物數量，下同）、出口物量和物物交易率（即進口物價指數與出口物價指數的比率）的變化。據前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著名學者何廉的研究，進出口物量和物物交易率指數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1894-1928年進出口物量、物價和交易率指數變化表  

（以1913年為100）  

  資料來源：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936年南開指數年刊》，該所1937年版，37-38頁。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研究以1913年為基點，把該年的各項指數均定為100，是比較合理的。一是因為1913年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一年，國內國際環境相對平穩；二是當時進口和出口物價的漲落尚較協調；三是1913年為鴉片戰爭以後至1921年間進口貨物量最多的一年，出口貨物量亦僅有此前3年和此後第三年起才多於這一年。  

根據這一研究，1894-1928年間的進出口貨物量的變化狀態是：第一，在這35年中，進出口物量的變化明顯地呈現為三個階段和一個特點。三個階段是：1894-1998年5年間的出口物量指數高於進口物量指數階段；1899-1907年9年間（除1905年外）的出口物量指數低於進口物量指數階段；1908-1928年21年間（除1913、1914年外）的出口物量指數高於進口物量階段。一個特點是：出口物量指數高於進口物量指數的年份大大多於相反情況的年份，前者為25年，後者為9年，前者是後者的2.78倍。這說明，相對於1913年而言，從物量上來看，出口的總體狀況是較好的。  

第二，在1908年以前的15年中，出口物量指數和進口物量指數互有增減和高低，且相差幅度較小。除1895年的出口物量指數高於進口物量指數20.5個百分點，1905、1906、1907年的進口物量指數分別高於出口物量指數30.7、34.1、21.6個百分點之外，其餘年份的互相差距均在15個百分點以下。  

第三，1908年之後的21年中出口物量指數持續高於進口物量指數，且超過幅度較大。除1913年持平，1914年出口略低於進口外，其餘19個年份都是出口物量指數高於進口物量指數。出口物量指數超過進口物量指數的幅度較上一階段明顯擴大，除1908、1913、1914、1926年4個年份之外，其餘16年的超幅都在15個百分點以上，尤以1916-1921年間的6年和1927年的超幅為大，一般均在30-40個百分點之間，1919年時的最大超幅達到64.6個百分點。  

第四，1908年之後進口基本處於相對低沉狀態，出口基本處於持續高漲狀態。進口物量指數在1908-1921年的13年間（不含1913年）都低於100，1922年之後雖開始超過100，但增加幅度不大，至1928年的7年中有3年在110之下，增幅最高的1928年為131.5；出口物量指數則只有1908、1909、1914、1915年4個年份在100以下，其餘15個年份都在100以上，其中超過進口物量指數第三高位119.6的年份有9個，超過進口物量指數最高位131.5的年份有7個，且都集中在1919-1928年的10年中，增幅最高的1928年達到156.1。因此，從進出口貨物量來看，出口的增長比進口快，與上述進出口值統計所顯示的態勢不盡一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幾年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其詳情如下表所示：  

1913-1923年進出口價值和物量指數狀況比較表  

（價值單位：萬海關兩，指數以1913年為100）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中，與戰前1913年相比，進口增加有限，而出口增加仍保持著良好的態勢，進口增加對民族工業的壓力應該說不是很大。  

當然，從上表也可以看到，物物交易率指數只有8個年份不及100這一中線，其餘都超過100，且超過100的離中幅度大多高於不及100的幅度，這說明進口物品價格上漲的頻率和幅度都高於出口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半殖民地性，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嚴重。交易率的波動，在外貿中應該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關鍵在於波動幅度有多大。如果把交易率指數達到110以上作為波動幅度較大的標準，那麼上表所列的34個年份中，有13個年份波動幅度較大，且集中在1894-1898年（除1907年外）連續4年、1910-1912年的連續3年和1917-1922年的連續6年中，特別是後6年中有5個年份交易率指數在120以上的，尤以1920年和1921年為高，各為155.6%、142.3%。除了這34年之外，1936年之前的其他各年交易率指數達到110以上的年份也都是集中出現的，曽出現過2次，即1884-1886年、1931-1935年。[6]這種交易率指數上升集中出現的現象，恐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由中國的半殖民地性所決定的，也不能簡單地說是中國外貿半殖民地性的表現，因為半殖民地性對外貿的影響理應是前後一樣的，不應該只是集中地表現在期中的若干個年份中，而且也難以解釋更多年份的交易率指數低於100的現象。導致交易率指數升降的原因，最主要的應該是經濟的因素。一是受金銀供求關係決定的金銀比價升降幅度的影響，二是受幣值和商品供求關係決定的國外物價和國內物價漲落幅度的影響（關於白銀匯率和中外物價指數升降的情況詳見下表）。如1894-1898年間交易率指數上升時，白銀的年平均匯率從1890-1893年間的1.13下降至0.76；同時雖有國內物價指數的上升和國外物價指數的下降，但升降的幅度都較小，[7]主要是白銀匯率的下降影響交易指數的上升。1910-1912年間交易率指數上升時，白銀匯率略有下降，同時國外物價上漲幅度又略超過國內物價上漲幅度，兩者共同影響交易率指數的上升，但由於匯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幅度都不大，因而交易率指數上升幅度亦不大。1917-1922年間交易率指數的大幅度上升時，正是白銀匯率有較大幅度上升之間，年平均匯率回升至1.09，比此前平均上升了20-35個百分點，最高的1919年達到1.39，但是國外物價上漲幅度超過國內物價上漲幅度的程度要比匯率上升幅度高得多，6年中的年平均物價指數，國內為131.7，國外為213.6，如果不計及對中國外貿已沒有直接關係的德國，那麼國外物價的平均指數則高達240.9，比國內物價指數高出109.2，這表明國外物價的快速上漲顯然是導致中國外貿交易率指數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這一階段國外物價的高速上漲，是從1915年開始的，顯然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商品供應緊張所致。  

1894-1925年白銀匯率和中外物價指數表 

（指數以1913年為100）  

資料來源：匯率資料取自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附錄二；其他資料取自何廉：《二十餘年來我國已編之物價指數》，《銀行月報》，第7卷，第2號（1927年2月），第11-12頁。“白銀對美元匯率”指1海關兩兌換美元數；“平均”指英、美、法、徳、日5國物價指數的平均數。   

除了白銀匯率下降和國外物價高速上漲之外，進出口物品結構的變化也是影響中國外貿交易率上升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中國出口的物品以原料和飲食品為主，這種物品種類較少，更新緩慢，生產工藝比較簡單，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其價格的上漲主要決定於供求關係而很少受技術含量的影響。進口的物品則以工業產品為主，它們種類較多，更新較快，生產工藝複雜，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化工產品、交通工具、金屬、機械等物品更為明顯，其價格不僅同樣受供求關係的影響，還與其較高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貿物物交易率大幅上升之時，進出口物品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1913-1920年間，出口品方面，絲及絲織品、茶葉、皮及皮貨、礦砂及金屬、棉花等類物品有程度不同的減少，豆類及豆餅、籽仁及油、蛋及蛋製品、煤炭、棉紗及棉製品、其他雜貨等有多少不等的增加；在進口品方面，棉紗、糧食、麵粉、糖、其他雜貨等類有所減少，棉製品、棉花、煙葉、紙、煤油、液體燃料、交通器材、化學染料及顏料、鋼鐵及其他金屬品、機械等類物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8]特別是後6類物品的增加，對進口物價的上升影響較大，因為它們不僅難以替代、供不應求，而且技術含量較高，因而相對價格也較高。  

當然，外貿物物交易率指數的上升，意味著中國出口品的購買力的降低，也可以說是外貿條件相對惡化的一種表現。交易率較高的年份與交易率較低的年份相比，出口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品數量下降，中國只有相應增加出口品數量才能換回與交易率較低年份相等數量的進口品。如果單從外貿的角度來說，物物交易率的上升，表示了出口品競爭力的減弱和進出口平衡能力的下降，對中國外貿的直接利益是一種損害。如果從刺激國內生產的角度來說，在保證一定利潤的前提下，通過降低本國貨幣匯率和出口品價格以擴大出口量，這是外貿競爭中一種常用的手段。雖然當時中國貨幣匯率和出口品價格的相對低下，不是中國主動採取的一種外貿競爭策略，而是由進口物品相對價格的上升而自然造成的，帶有一定的被動性和依附性，但是它對國內生產發展的內在刺激性也是不可忽視的。由物物交易率上升而帶來的出口物量的增加，必然帶來中國出口生產的擴大，就業率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提高，近代中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與此不無關係。  

此外，這一時期進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在進口商品中，生產資料比重逐漸增加，從1910年的17.6%，提高到1920年的28.5%，1930年略降為26.9%；消費資料比重則逐漸減少，相應從82.4%，降增至71.5%，1930年略升為73.1%，而且下降的幾乎都是直接消費資料，消費品原料比重基本不變。在出口商品中，作為工業原料和食品的農產品和手采礦產品比重從1910年的39.3%，下降到1920年的37.3%，1930年又上升為46.3%，而機采礦產品則相應從0.5%，上升到2.8%和3.4%；手工半成品相應從13.1%，下降到8.2%和3.5%；機制半成品則相應從11.9%，上升到12.3%和12.2%；手工製成品相應從28.3%,升降為31.2%和27.1%；機器製成品相應從6.8%，升降為8.3%和7.4%。更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紀末以來，出口棉花進口棉布這一典型的殖民地貿易格局開始發生顛倒，出口棉花由1910年的75.4萬公擔，減為1920的22.8萬公擔，1930年又增加為49.9萬公擔；進口棉花相應由12.5萬公擔，增為101.8萬公擔而開始由出超轉變為入超，209.0萬公擔而創歷史最高。棉紗進口由1910年的138.0萬公擔，減為1920年的80.2萬公擔，1930年的9.8萬公擔；棉紗出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1920年為4.2萬公擔，1930年增至20.0萬公擔，創歷史最高，並從此由入超而轉變為出超。棉布進口從1910年的9 950.0萬元，增至1920年25 162.4萬元，創歷史最高，1930年減至20 216.6萬元；棉布出口相應從300.7萬元，增至771.2萬元，1 525.9萬元，創歷史最高。[9]進出口商品結構的這種變化，反映出這一時期工業建設的發展。  

二、1928-1936年外貿格局的變化 

1929年元旦南京國民政府收回關稅自主權之後，經過修改海關稅則，提高進口稅，減免出口稅，對改善貿易條件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收回關稅自主權當年的2月，第一次修改稅率，提高關稅進口稅率，實行差等稅率，除與日本未達成修改稅則協定外，其餘均實行5%-27.5%的7級進口稅則；1931 年進行第二次修改，一律實行5%-50%的12級進口稅則；1933年再次進行修改，提高為5%-80%的14級進口稅則。同時公佈裁撤厘金等地方苛捐雜稅和增加國家統一稅種的法規法令，1930年底財政部發出通電：“對於全國厘金及由厘金變名之統稅、統捐、專稅、貨物稅、鐵路貨捐、郵包稅、落地稅及正雜各稅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質者；又海關之50裏外常關稅及其他內地稅、陸路邊境所征國境進出口稅除外，子口稅、複進口稅等，均應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遠廢除。”同時開徵全國統一的統稅和特種消費稅。[10]這些關稅制度改革措施，除了使國家的稅收有較為明顯的增加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洋貨傾銷，促進了國貨出口，改善了進出口貨物的國內流通管道，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雖然關稅制度有所改善，但是這一時期的中國對外貿易，還接連兩次受到了重大外部事件的影響，一次是1929年開始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另一次是1931年爆發的日本侵佔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這兩次事件更是使中國對外貿易發生與前明顯不同變化的重要原因，不僅抵消了關稅制度改革所產生的貿易條件改善，而且使貿易條件的相對惡化更加嚴重。但是，由於經濟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相對惡化。  

1929年以後，在上述這些政治條件的綜合影響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發生明顯變化的基礎上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是進出口價值的變化。這一時期進出口價值的變動狀況詳如下表所示：   

1928-1936年曆年進出口統計分析表（單位：萬海關兩）  

資料來源：1931以前的數字見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第170頁； 1932年以後的數字見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版，附錄二，第337頁。  

說明：表中的“%”號是指出口值、入超值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1932年6月以後的數字不包括東北的進出口貿易統計數。  

上表反映了這樣幾種情況：一是1932年以前繼續保持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進出口價值持續增長的勢頭，其增長速度亦基本前後相稱。二是從1932年起，由於東北被日本侵佔，其進出口貿易已屬於日本殖民地經濟的一部分而不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從而使中國的進出口價值均有明顯減少，反映了日本侵佔東北所帶來的嚴重影響，但進口與出口有所不同，出口的情況較進口為好。進口價值逐年減少，從1931年的143 924.7萬海關兩減至1932年的104 924.7萬兩、1933年的86 365萬兩、1936年的60 432.9萬兩，逐年遞減率為27.10%、17.69%、30.03%，前後減幅達58.01%；出口價值先減後增，從1931年的90 947.6萬兩減至1932年的49 264.1萬兩、1934年的34 352.7萬兩、1936年回升至45 297.9萬兩，逐年間的比率為-45.83%、-30.27%、+31.86%，前後減幅為50.19%。三是1929-1931年間，進口與出口出現了不平衡發展的狀況。進口價值增加較快，從126 577.9萬海關兩增至143 348.9萬兩，增幅達13.24%；出口價值有所減少，從101 568.7萬兩減至90 947.6萬兩，減幅為10.46%。這種進出口的不平衡發展，反映了世界經濟危機中列強各國增加商品輸出、轉嫁危機和中國外貿狀況的惡化。不過，無論是進口的增加，還是出口的減少，幅度都不是很大。四是與第三種情況相應，入超值在1930-1934年間進一步上升，超過了前一時期各個年份的最高值和最高比重。如1921年的入超為30 486.6萬海關兩、1926年降為25 992.6萬兩，到1930-1933年的4年間，依次為41 491.2萬兩、52 401.3萬兩、55 660.6萬兩、47 094.9萬兩，均比1921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尤以1932年為甚，比1921年增加了82.57%，達到最高峰；從入超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來看，亦從1930年起明顯增加，由1921年的20.2%上升到1933年的37.48%，提高了85.54%，比入超的增加幅度還大一些，更反映了世界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影響。總的來說，這一時期9年間的中國對外貿易，經過了發展、惡化、衰退的過程，其中惡化和衰退的原因，既有日本侵佔東北的影響，也有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前者所影響的主要是數量，後者所影響的主要是品質。  

以上1931年以後的外貿狀況是就關內地區而言的，如把東北的進出口值、走私進口值與關內海關進出口值一併計算，其情況更為嚴重，詳如下表所示：  

1932-1936年關內外合計進出口統計分析表（單位：萬海關兩）  

資料來源：關內值據上表；東北值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24、26頁；走私值據鄭友揆：《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和工業發展》，第338頁。  

說明：“合計值”指東北、走私（進口）和關內合計進口、出口和入超值，“%”號指入超占進出口合計總值的比重。   

上表進一步反映了日本侵佔東北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嚴重惡化影響。首先是進口總值和出口總值均趨於連續減少的狀態，到1936年才略有回升。其次是使東北的外貿由原先歷來出超的狀況逐步惡化，從1933年起轉變為入超，且日趨嚴重。同時，隨著1931年中國對日本實行收回關稅自主權，提高進口稅率以後，日貨走私進口日益嚴重。這一切，使得中國的外貿入超更加嚴重，1932-1936年間歷年的入超值都高於1927年以前時期的最高入超值，特別是1933年的入超值高達近6億兩，1935年的入超比重高達38.35%，比前一時期最為嚴重的1921年的入超值3億餘兩和入超比重20.2%增加了近1倍。  

其次是進出口物量指數和物物交易率指數的變化。除了進、出口值和入超值的變化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局勢的變化之外，進出口物量指數和物物交易率指數的變化更反映了外貿條件的惡化。其歷年的變化情況見下表：   

1928-1936年進出口物量、物價與物物交易率指數表 

資料來源：《南開指數年刊》，1936年版，第37-38頁。不包括東北。1913年指數為100。  

由上表可見，在變化的總體趨勢方面，進出口物量的變化與進出口值的變化相似，即從1932年起有較大程度的減少，但就進出口各種狀況及其增減的具體情況而言，則與進出口值的變化有較為明顯的不同。就進口物量指數與進口值的比較而言，在前一時期中，這兩項數值最高的年份均為1926年，指數為130.5，價值為112 422.1萬海關兩，在1928-1931年間，除1931年的指數129.9與1926年的指數基本持平外，其餘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超越，但其超越的程度明顯不如進出口值。如這一時期最高的進口值是1931年的143 348.9萬兩，比1926年增加了27.51%，而同年的進口物量指數則反而略微減少了0.46%；這一時期最高的進口物量指數是1929年139.9，比1926年提高了7.20%，而同年的進口值則為126 577.9兩，比1926年增加了12.59%，比進口物量指數的增加率高出5.39個百分點。就出口物量指數而言，1928-1931年間，僅有1928年的156.1比前一時期最高年份1927年的154.1略增2個百分點之外，其餘均低於1927年，其總體狀況與一次大戰後幾年的狀況基本相同；但同期的出口值卻比戰後幾年增加了10-12個百分點。這種進、出口物量指數與進、出口值變化狀況的不同，反映了出口物價上漲略高於進口物價上漲和物物交易率的改善而帶來的利益。 

1932年以後，情況有所變化。出口物量雖然也有明顯的減少，但與進口物量的減少有顯著的區別。進口物量指數是逐年減少，到1936年時僅為77.9，比1931年的129.9減少了40.03%，而出口物量指數則在1932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之後，便連年提升，到1936年時已回升為125.6，只比1931年的136.5減少了8%。與此同時，出口物量的減少與出口值的減少也有明顯的不同，出口值在1932年有大幅度減少之後，有連續兩年減少，到1935年才開始回升，且回升的幅度較小，到1936年才回升為45 297.92元，仍比1931年的90 947.6萬元減少了50.19%。1932年以後，出口物量的這種與進口物量和出口值的不同變化，與進、出口物價變化的不同是相一致，這幾年中進、出口的物價雖然均呈下降態勢，但出口物價的下降幅度明顯大於進口物價，使外國輸入商品對中國輸出商品的物物交易率再次大幅度提高，反映了中國外貿條件的再度相對惡化，但即便如此，其狀況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的1920、1921年的物物交易率指數155.6和142.3為好；至於出口物量增加對中國生產的刺激作用，則同樣存在。因此，不能只從外貿值入超的增加而強調外貿狀況的惡化，還應該結合進出口物量進行考察，否則對外貿條件惡化程度的評價就會有失偏頗。  

此外，更應該避免因不恰當的統計而過分強調惡化程度。如有的統計以1920年和1930年兩個年份的進口和出口物量指數進行統計，得出這10年間，進口物量增加了70%強，出口物量僅增加了10%，前者比後者高出6倍的結論。[11]但是這只能說明這兩個單獨年份的進、出口物量狀況，如果以此論定這10年間的狀況，則未免片面。因為，在這10年中，1930年的進口物量指數居於第三位，1928年時已達到這一水準；而1930年的出口物量指數則只居於第八位，早在1922年時就已接近這一水準。如果各以這10年中的最高指數作比較，則進口物量指數從1920年的75.9提高到1929年的139.9，增加了84.32%；出口物量指數從1920年的119.3提高到1928年的156.1，增加了30.85%，進口物量指數的增加幅度比出口物量指數的增加幅度高出1.73倍，遠低於上述的統計。如果以這10年的進出口物量平均指數作比較，那麼進口物量平均指數為118.8，比1920年增加了56.52%；出口物量平均指數為139.6，比1920年增加了17.02%，進口物量指數的增加幅度比出口物量指數的增加幅度高出2.32倍，亦遠低於上述統計。  

第三是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的變化。與上述進出口數額和物量的變化相應，這一時期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也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詳如下表所示：  

1920-1936年進出口商品結構狀況表(價值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72-73頁  

說明：“出口土產原材料”包括農林漁牧產品和手工開採礦產品；“機制半成品”包括機器開採礦產品。  

在進口商品方面，繼續保持1910年以來的生產資料所占比重上升和消費資料所占比重下降的態勢。生產資料所占的比重，1920年為28.5%，1930年略降至26.9%，1936年加大到44.4%，比1930年提高了65.06%。消費資料所占的比重，1920年為71.5%，1930年略升73.2%，1936年下降到55.5%，比1930年下降了24.18%，而且改變了前一時期只是直接消費資料下降而消費品原料基本保持不變的狀況，兩者同時下降，前者從1930年的55.8%下降為1936年的42.5%，後者同時從17.3%下降為13%，下降的幅度亦基本相等，分別為23.84%和24.86%。  

在出口商品方面，則改變了1910年以來的農產品、手工品和機製品各有升降的狀態，呈現為農產品和手工品普遍上升，機製品普遍下降的狀態。作為工業原材料的農產品和手采礦產品的比重，從1920年的37.3%，上升為1930年的46.3%，1936年的46.7%，1930年之前上升較快，之後上升很少。手工半成品的比重，相應從8.2%下降為3.5%，繼而又上升至6.7%，1930年之前大幅度下降，之後則又有較大回升。手工製成品的比重呈現為低幅波動，先降後升，相應從31.2%下降為27.1%，後又上升為32.4%。包括機采礦產品在內的機器半成品的比重，相應從15.1%和15.6%，下降至7.2%，1930年之前略有增加，之後則大幅度下降。機器製成品的比重則連續下降，但幅度不大，相應從8.3%下降為7.4%和7.1%。 

除了上述進出口商品總體結構狀況的變化之外，還有兩種現象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進口商品中的生產資料進口的大幅度增加，其中重要生產資料的進口狀況如下表所示：   

1916-1936年重要生產資料進口狀況分析表（價值單位：萬海關兩）  

資料來源： 鄭友揆：《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和工業發展》，第41頁。表中的“%”號表示各類品種占當年進口總值的比重。1936年的數位不包括東北。  

從上表可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36年，重要生產資料的進口經過了1913-1920和1928-1936年的兩次增進階段，而且後一個階段比前一個階段持續的時間更長、增進的幅度更大。在1913-1920年間，進口價值的合計數從7 469萬海關兩增至15 931萬兩，增幅為113.29%；比重從13.1%增至20.9%，增幅為59.54%。在1928-1936年間，比重從18.4%提高到40.1%，提高了117.93%，比1920年則提高了91.87%；進口價值從22 006萬元增至24 234萬元，儘管1936年的數字減少了東北一大塊，但仍然增加了10.12%，比1920年則增加了52.12%；如果以該年的比重和包括東北在內的全國進口總值（不含走私值）100 164萬兩計算，那麼其進口值當為40 165萬兩，比1928年增加了82.52%，比1920年則增加了152.12%。這些重要生產資料進口的持續大幅度增長，反映了1928-1936年間工業化建設進程的持續加快。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棉紡織業的原料和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的轉變。出口棉花、進口棉紡織品是19世紀以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半殖民地性的一種典型表現，這一表現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開始發生改變，到這一時期又有進一步的轉變，其詳情如下表所示：   

1920-1936年棉花和棉紡織品進出口狀況表（單位：數量，萬公擔；價值，萬海關兩）  

資料來源：表中帶“*”號的欄目數據，采自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第177、180-182、185、190頁；其餘根據鄭友揆：《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和工業發展》，第41、42、43-44頁的有關資料計算。1936年的數位不包括東北。   

從上表可見，棉花的進口逐漸增加而出口逐漸減少。進口數量由1928年的191.6萬公擔、6 817.0萬海關兩，增為1931年的465.3萬公擔、18 062.0萬海關兩，增幅分別為142.85%和165.0%，到1936年雖減為67.3萬公擔、2 296.5海關萬兩，這個數字不包括東北的棉花進口數，但仍與1920年相仿。出口數量在1913-1927年的15年中基本上是逐漸增長的，其中只有1914、1915、1920、1921年的出口數量少於1913年，出口數量最高的1927年達到144.7萬公擔，[12]從1928年起開始逐漸回落，由當年的111.2萬公擔、3370.6萬海關兩，降為1931年的79.0萬公擔、2637.5萬海關兩，1936年再減為60.9萬公擔、1811.9萬海關兩，比1928年分別減少了45.23%和46.24%。  

棉紗的進出口狀況則與棉花相反，進口逐漸減少而出口逐漸增加。進口數量保持1913年以來連年減少的態勢，由1928年的28.5 萬公擔、1913.6萬海關兩，減為1931年的4.8處萬擔、430.0萬海關兩，再減為1936年的1萬擔、120.9海關兩，1936年比1928年分別減少了96.49%和93.68%。出口數量則保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連年增加的態勢，從1928年為35.0萬公擔、2158.7萬海關兩，增加為1931年的61.8萬公擔、3361.8海關兩，分別增加了76.57%和55.73%；到1936年時雖降為14.9萬公擔（不包括東北），但仍高於1925年以前的數額。而且，從1928年起由入超轉變為出超，出超額也有不同程度的擴大，由1928年的6.5萬擔、245.1萬海關兩，增至1931年的57萬擔、2931.8萬海關兩，分別增加了7.77倍和10.96倍，到1936年仍有13.9萬擔。除棉紗之外的各類棉織品的出口值亦較1925年以前呈現出更大的增加態勢，1928年為1635.6萬海關兩，1931年為1222.9萬海關兩、1936年為876.7萬海關兩，而且入超在逐漸縮小，出口值占進口值的比重相應從9.60%增至11.22%、94.35%，1936年的進出口值已接近平衡。棉花和棉紡織品進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反映出這一時期本國棉紡織工業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