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華茶初入英倫
英人索西爾（W.E.Soothill）稱，1615年，英國人最早從日本人那裡聽說了中國茶，並求代購[１]。
一千六百一十五年，爲英人到遠東營茶葉之初年。時有東印度公司，掌握遠東政治及商務之霸權。但該公司在支那日本，尚不過小經營耳。每次定貨，只由總司事發函至其代理，求取中國上等之“Chaw”一壇（筆者按：有認爲Chaw是閩人呼茶之音，似乎不確，Chaw或許從廣州土語而來，後來葡萄牙人的音譯來自廣州土話Cha，而英國和荷蘭等國的茶葉譯音是來自廈門土語te或tay。而茶價異常昂貴，時有所謂“擲三銀塊飲茶一盅”之諺，觀此即知其價矣。[２]
這來自日本的“Chaw”是否轉運到了英倫，還是大成問題。另有記載說：1637年由威德爾（J.Weddell率領的英國船員曾在廣州得見茶葉，返回倫敦後，參加者曼第Peter Mundy曾以驚詫口吻描述了中國茶[３]。曼第等人可能確實在廣州嘗試了茶葉，但威德爾船隊中國之行的回航貨物中並沒有茶葉是可以肯定的[４]。
1657年，荷蘭人把少量中國紅茶轉運英國，這應該是茶葉首次登陸英倫。1658年9月，英國報紙刊登了茶葉介紹，茶葉處於試銷，售價60先令一磅[５]。1660年9月25日，佩皮斯（Pepys）在日記中寫道：“我在咖啡館時，侍者送來一杯茶，一種我從未喝過的中國飲料”[６]。這年英國國會的徵稅條文中已有每加侖茶水徵收6便士的規定。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凱瑟琳（Catherine），飲茶嗜好被帶入英國宮廷，飲茶蔚成時尚，“英人爭先恐後以飲茶爲一榮幸事”。凱瑟琳被稱“飲茶王后”。英國東印度公司也不失時機地迎合王室嗜好。1664年，公司或從荷蘭人手中、或從派華職員處花4鎊5先令購2磅2盎司茶葉“作爲一種珍奇的禮品”贈送英皇，據稱這種葉片“香味雋永作用柔和”，“每磅獲獎五十先令”。[７]1666年公司又購22鎊12盎司茶葉再獻英王。東印度公司是很有商業頭腦的，利用王室作宣傳，效果自然奇佳。1667年，倫敦街頭的咖啡館老闆托馬斯‧加韋已經在作廣告式的宣傳：茶具有“舒筋活血……治療頭痛、眩暈憂傷，消除脾胃不適”之功效[８]。經銷茶葉已具有看得見的商業價值。這年，公司董事會指令其在中國貿易的商人採購100磅茶葉運回英國[９]。1668年，公司搶先在政府註冊，獲得運茶進入英國的特許[１０]。
但一種新物品，特別是一種要進入人的腸胃的食品飲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時間，趕時髦者固然不乏，也有不少人表現出了審慎，茶葉在英國流行的初期情況是，好奇嘗鮮者有之，“上癮”者極少，17世紀後半葉茶葉在英國的銷售情況並不穩定。1669年英國進口茶葉數量是143磅8盎司，1670年是79磅6盎司，1671年是266磅10盎司，1673－1674年由某咖啡公司購買了55磅10盎司，1675－1677年乾脆沒有進口。可能是爲了彌補前三年沒有輸入的缺口，1678年的進口量一下子到了4717磅，但價格也隨之大跌，每磅以8先令6便士至12先令4便士出售，較前的60先令或更高的價碼降低不小。1679年後的進口量又銳減，只有197磅，1680年143磅，1681年沒有進口，1682年是70磅，1683－1684年又沒有進口。1685年進口量大增，除了從馬德拉斯和蘇拉特兩地獲得轉口的華茶12070磅外，還直接從中國廈門進口特優茶15000斤，這批進貨由“中國商人號”（China Merchant）運送，領船的大班格勒曼Gladman嚴格按照東印度公司的指示行事，包裝半數罐裝，半數壺裝，外再用箱裝，公司指令要求壺要用白銅製造，每壺盛茶葉1至4斤。1686年的進口又上演了上年進口多下年勢必進口少的循環老劇，只有65磅，1687年是4995磅，1688年是1666磅，1689年又大幅增加，達到25300磅，但積貨又重現，這年“公主號”Princess從廈門返航後，聽到董事會的人訴苦：“近來貿易不佳，……茶葉除上等品外，而用罐、桶或箱包裝的也同樣滯銷……（英倫）的茶葉進口關稅，每磅徵課5先令以上，而低級茶葉每磅售價不超過2先令或2先令6便士”，意味著連繳稅的錢都不夠。情況有些不妙，但變化隨之開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適應”，英國人終於開始普遍接受了茶葉，情況從1697年出現轉機，茶葉似乎從這年開始魔幻般地一下子征服了英吉利民族。從此以後，除個別年份例外（1705年），英國年進口茶葉均在萬磅以上，售價也提高到每磅16先令左右。[１１]茶葉的平民消費時代真正到來！此後的一百年，英國的茶葉消費量增加了四百倍。到18世紀，英國的“每個家庭，不管其地位多麽低下，都要喝茶。”1762年的一位作者寫道：蘇格蘭最卑賤的家庭都已經改飲茶了[１２]。英國和荷蘭成了歐洲兩個茶葉的最大消費國，續起者還有北歐和北美的國家。茶葉最初在歐洲還另有功能，就是被當作藥物，甚至“被釋義爲救命之物”[１３]。一些很流行的並每每被載入各類家庭指導叢書的方法是：吞服茶與山楂煮的水或牛奶可以治療孕婦的羊水破裂；而服用蝸牛煮茶可以治療胸疼；飲用蟑螂與茶共同配製的藥可以治療腎病等等。後來知道，這可能是一些“很危險的作法”[１４]。
早先，享用茶葉的特權只屬於王公貴族，在地區分佈上，也是集中在首府。17世紀，當倫敦已經開始“很時尚地出現公園茶室（Tea-garden）”的時候，“茶在約克郡Yorkshire的鄉間幾乎還是聞所未聞的東西”[１５]。18世紀初，茶葉進入中產階級享用的物品範圍，並開始向大衆飲品過渡，其向平民的普及，通過與富人接觸的部分較早開始，在1700年，“爲皇室服務的職員和商店主們也能分享舒適優裕的生活，有自己的廁所和很好的睡袍，早上有巧克力，兩小時後又有茶水”[１６]。傭人也扮演了茶葉向大衆消費轉化媒介的角色，“除薪水外，傭人們還可以獲得其他好處，捷森Samuel Johnson給他的男僕年薪70鎊。但傭人們往往可以享用與主人同等水準的高品質茶葉，然後還可以把這些飲用過的茶葉第二次出賣給窮人”[１７]。
中國各地區的茶葉品種和差別也漸被英人熟悉，並根據各人口味和經濟狀況的不一樣形成了各茶品的消費群體。說實話，那個時代許多英國人對中國的最初瞭解，尤其是對中國某些省區的瞭解，是通過茶葉來實現的，知道中國非常大，各地區出產的茶葉味道有很大不同。1705年，綠茶第一次在倫敦露面[１８]，茶葉的另一大類別被英人知曉。後來，更多的茶葉品種被引入，英國人於是知道：
茶葉有綠茶和紅茶，其中又有許多品種和成色的區分。比較味濃的品種，像綠茶有珠茶gunpowder tea，紅茶有白毫pekoe，混合的有熙春茶hyson（按：熙春實爲綠茶的一種）和花茶bloom tea，味道逐漸變淡，工夫茶congou是最受喜愛的一種。武夷茶bohea是最便宜的，也是比較不時髦的，但18世紀早期，飲用此茶的人最多，此茶又混合工夫茶成爲一種居中口味的茶，被稱爲“溫和工夫茶”congou kind。茶商自行混合的茶葉也影響著顧客[１９]。
茶葉依據不同品質，在價格上有很大差別。1707年時，上等綠茶和“武夷茶”，1磅賣16先令，1磅“極品綠茶”賣20先令，而“極品武夷茶”是26先令。五年後，“極品武夷”的賣價只是18先令，而較低檔次的只賣到10至14先令[２０]。到1727年，武夷茶的售價降到13先令，1732年，又跌落到11先令[２１]。可以看出，茶價的總趨勢是逐漸走低。
18世紀20年代前後，是絲綢和茶葉貿易地位互換的轉捩點。從那以後，茶取代絲成爲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商品。據檔案記載：1717年，在英國對華貿易中，“茶葉已開始代替絲成爲貿易中的主要貨品”。1722年，在壟斷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已佔有56％的比例，與絲綢的進口值相比具有了較大優勢，1761年更達92％，之後略有波動，但茶葉的進口量總是超過絲綢。1785－1795年間，絲綢交易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輸出額的總比例中，從之前的約31％降到10％以下。絲綢把“頭把交椅”完全拱手讓給茶葉。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索性把絲綢、瓷器等貿易留給它的船員們利用其私人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公司集中經營茶葉。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後幾個年頭，茶葉乾脆成了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以至國會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須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在壟斷的最後幾年中，茶葉帶給英國國庫的稅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萬磅，從中國來的茶葉提供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２２]
茶葉對荷蘭的貿易轉折也在18世紀20年代。1729年，茶葉在荷蘭輸出華貨總額中的比值已佔到85.1％[２３]。此間活躍於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斯坦特（Robert Constant）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來中國的最主要動力，其他貨物只不過是點綴而已”[２４]。美國普及茶葉的年代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在18世紀20年代，這種新飲料（茶）已成爲新英格蘭日常伙食的一部分”[２５]。茶葉成爲18世紀國際貿易的最重要貨品，無怪乎，人們要稱此爲歐亞貿易的“茶葉世紀”[２６]。
二、 茶葉風靡英倫
隨著需求增加，茶葉的進口量也急劇膨脹，1721年，英國對中國茶葉的進口量首次突破了百萬磅。1717到1726年，英國平均年茶葉的消耗量在70萬磅，在1732－1742年間，年消耗量增加到120萬磅[２７]。1762年，東印度公司倉庫中面向家庭出售的茶葉存貨就有400萬磅，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1785年，達10856578磅，五年後，達15035722磅[２８]。另據1787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武夷茶成爲消費群體最鍾愛的茶品，這年茶葉的總消費量是18852675磅，其中武夷茶就佔了6493816磅[２９]。1766年，整個英國的茶葉銷售金額是125萬英鎊，每磅茶葉的價格從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間，平均售價約5先令[３０]。這時可以說，茶葉的售價幾乎是每個英國人的錢包都負擔得起，茶葉的大衆消費時代到來。
18世紀中葉，茶葉已經從奢侈嗜好品變成英國各個社會階層的日用消費品：
從公爵到最卑微的擠奶女工都要飲茶……，一些精明的商人們甚至在收穫季節向翻曬乾草的人出售大碗茶。
人們不可能沒有茶、咖啡和巧克力，又特別是茶葉，它的使用與日俱增，不僅貴族紳士和富商不停地飲茶，而且每一個船工、漿洗工和紡紗工也都飲用它，茶葉成了他們不可缺離的消費品，一早起來就要喝一口，在兩頓飯之間也要飲用。甚至連洗衣婦也認爲，在早餐時她不能沒有合適的茶[３１]……
迪瑞Charles Deering對諾丁漢Nottingham一個食品店的情景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這時進來一位憂鬱的母親領著兩個孩子，乞求施捨價值一便士的茶葉和半便士的糖，當她的要求被滿足後，這位母親對店主說，我敢肯定，如果每天不能喝上一丁點兒茶，我就無法活下去[３２]。
“甚至住在小木屋的農民也模仿以前是貴族老爺們的嗜好，飲用茶湯”。這時商人們爲茶葉作的新的廣告詞是：“痛苦本身並不排斥飲茶，飲茶反而可以排解痛苦，它使情緒變得高昂”，媒體宣傳的主體物件已經下移到處在困苦生活中的貧民，他們已經成爲茶葉的主要顧主[３３]。
茶葉給英國人的社會生活帶來諸多變化。一本1766年出版的書寫道：“王公貴族們在招待會上穿著考究的衣服，三五成群地飲著茶，玩牌，散步，或聚在一處聊天”[３４]。另一本在1776年出版的書也以同樣寫意的筆調寫道：“在遊覽勝地的招待會上有樂隊在演奏優美的樂曲，還款待茶水，當然，這些開銷都包括在門票中了”[３５]。這是上流社會飲茶聚會的閒適畫面。“1744年，一位編織女工做東請客時，她擁有的物品有：亞麻布、桌子、四把茶壺、杯子和勺子……。一間典型的廚房可能自豪地擁有一套中國瓷器，有一把茶壺，一隻茶葉罐，裡面裝有紅茶和綠茶”。這是平民百姓的飲茶用具。“某些人，主要是沒有結婚的男人，則挑選在小酒吧和公園茶室就餐”。這是單身漢的場景[３６]。“來自歐洲大陸的旅行者，對18世紀的英國飲料頗不習慣，他們認爲英國人的茶水中沒有加奶很難喝（筆者按：今天英國人在喝茶時卻習慣加奶）”[３７]。這是來自外國人的抱怨。
茶葉還改變了英國人的作息。“中午稍晚一些時候，人們要停下來喝茶，在18世紀，午茶演變成一頓分開的飯點，它主要是由茶和某種類型的麵包構成－在冬季，通常有熱麵包圈和小松餅配奶油；在夏天，是冷麵包圈和麵包片－那薄得像罌粟葉子一般的麵包片，配以奶油”[３８]。和中國的廣東人“喝早茶”的生活情調一樣，“喝午茶”是英國人的習慣。這個習慣的養成就在18世紀，時至今日，習性依然。中國茶葉竟然能使一整個外國民族的作息習慣發生變化，影響力之大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茶葉還豐富了英語辭彙，隨便翻開一本英語詞典，就能看到許多與茶葉有關的字詞：“black tea”按字面應該是“黑茶”，卻指的是“紅茶”。“scented”或是“jasmine”指的是花茶，這是從此類茶葉的芬芳氣息或用各類花瓣鞣制而成來立意。“gunpowder”本意爲“黑色火藥”，又指中國的“珠茶”，意思殊不可解。“teabag”（袋裝茶），“camomile tea”（甘菊茶），指各種類別的茶葉；而“beef tea”（牛茶）是指一種可以沖泡的牛肉汁，顯然是從茶葉的飲用方式轉意而來。“teaball”（濾茶球）， “teacaddy”（茶葉罐），“teacloth”（茶具的枱布、蓋布）， “teatable”茶桌，“teawaggon”（有小輪的茶几）等，指的各色飲茶用具。“teaparty”（茶話會），“teadance”（招待茶點的舞會），是與茶有關的娛樂交際詞；有意思的是“teacup and saucer”是指反映中產階級生活的文雅戲劇，不知是不是與茶葉較溫和的品性有關。“teatime”（飲茶時間），“hightea”（下午5－6時有肉食冷盤的正式茶點），是與作息時間有關的飲茶用詞。語言反映了語境，反映了在絕大的語言環境中的使用頻率，由茶葉派生出來的林林總總的詞句反映出茶葉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
早期飲茶沒有多少規矩，儘管在酒足飯飽時、精神不濟時、疲憊不堪時、朋友聚會時、私人舞會時，在任何時候人們都可以也往往要飲茶，但在18世紀早些時候，“婦女們的沏茶還缺乏必要的講究”[３９]。稍後，隨著茶葉日漸走入人們的生活，飲茶技藝也在不斷長進，品茗的技巧日臻細膩，“規矩”愈來愈多，還出現了各種飲茶禮節的指導書籍，“如把勺子橫在杯子上是代表‘不要更多的茶了，謝謝你！’的信號……，喝茶應該用帶茶杯托的杯子，而不能徑直用杯子，並且要說：‘請喝，先生’”[４０]。
茶葉的流行，還締造出一批依靠茶葉爲生的經銷商。資料表明，在1764－1765年時，英格蘭有大約五萬家小酒館和小食店出賣茶水。同一時期，英格蘭和威爾士有32234名有執照的茶商，這些都是合法茶商，如果要加算上沒有執照非法經營的茶商，那麽，茶商數量很可能以倍數算。還有一些是跨行業擅自經營茶葉的，比如在18世紀中葉，“有一些名曰玩具店toyshops，卻是出售扇子、瓷器、茶葉、絲綢等。”到1801年時，擁有執照的合法茶商已有56000人，這些執照持有人有很多只是經營茶葉的小本生意，年收入約在60至300鎊。在當時各類職業的收入群體中處在中上水準。但也有大商號，著名的如忒令（Richard Twining）、安格騰Edward Eagleton等，當時茶商一般只經營數十鎊茶葉，但在大茶商的倉庫裡存放的茶葉卻超過1噸乃至更多，可以想見必定有很大的經營規模。[４１]
茶葉的大批量進口和消費，還使其成爲英國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1723年，臥坡勒Walpole請求設立茶葉等的徵稅制度，“其結果很使人感到鼓舞，在七年中，這些物品的稅額每年上漲12萬鎊”[４２]。後來，茶稅不斷提高，在18世紀中葉時長期保持在100％或者更高的稅率水準上，進而成爲英國關稅收入的一個最重要稅項。英國政府從茶葉一踏上英國的土地之時起，就從茶葉上輪番賺取利潤，先是高關稅，然後是國內經銷稅和茶商執照費等等。
高關稅又帶來猖獗的走私。英國的茶葉消費市場非常大，逃避高關稅後的賺頭更是驚人。走私在茶葉輸入英國之後不久就開始，據統計，在1678年，在英國市場上銷售的茶葉已不下5000磅[４３]，而這年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進口量僅爲4717磅，在這之前的三年（1675－1677年），公司又沒有一磅茶葉進口，茶葉又不是能多年存放的物品。結論只能是：走私帶入。不過，這個時期走私規模還不算很大。大規模走私的出現是從18世紀初葉伴隨著茶葉開始走進英國的千家萬戶，而英國又實行高關稅政策後。這是一種具有國際分工性質的勾當，荷蘭、法國、西班牙、瑞典的走私犯負責從中國弄貨，運到英國海岸後，由英國走私犯接手，再轉交給英國國內的茶葉私販經銷，各環節成龍配套。民間有茶葉流通地下管道的種種傳聞，1721年的報章就以揶揄的語氣記載：
大量的茶葉被帶進奧斯坦德Ostend，這是通過荷蘭人之手，價格非常低廉，靠我們忠誠的走私者，對於如何逃稅，經常有大量新的、狡猾的、成功的方式被使用。東印度公司用不著無法從中國帶更多的茶葉而苦惱[４４]。
比利時的奧斯坦德成爲其他西方商人向英國走私茶葉的最早基地。法國的南特是另一個向英國走私茶葉的集散地，1733年的記載有：批量茶葉從這裡被銷往根西島，走私茶葉的最終目的地是英倫[４５]。英國國內的走私者也遍佈有通航條件的近海。“在南薩克森（Sussex）地區，如同哈葩郡Hampshire一樣，充斥著茶葉走私者”[４６]。“位於英格蘭的東南的肯特kent，也盛行走私茶葉”。在那個世紀初葉連茶葉都聞所未聞的約克郡，未幾，“茶葉走私犯便分佈在該地的沿海岸地區”。走私物品也是各個階層都不拒絕享用，曾率先提議徵收茶葉稅並致力於海關更有效率的臥坡勒，自己就飲用走私的白蘭地。“而那位法律堅守者臥德福得Woodford牧師，也不能超然事外，他與走私集團相聯繫，走私者向他提供茶葉。”[４７]
茶葉造假也應時而生。“茶葉的出售和轉運處在政府的嚴密監控下，儘管如此，唯利是圖的商人們還是經常在出售時短斤少兩和以次充好。”早期茶價的高昂使窮人們喝不起正常的茶葉，於是就泡喝有錢人已經喝剩的茶葉渣子，“下等人經常收購那些富人們飲用過的茶葉葉片，但富人們也每每拒絕向他們提供用過的茶葉。因爲他們不能允許把紳士們飲用過的茶葉與其他茶葉混在一起低價出售。”那個年代，還出現了專門經營此類“混合茶葉”的店家，富人們拒絕出售飲用過的茶，是因爲害怕自己也喝到這些“混合茶”，喝到別人喝過的茶渣，是爲了潔身自好。但他們的僕人卻沒有那麽多顧忌，依然把茶渣賣給收購者。富人們實在不應該爲喝別人喝剩的茶葉而擔心，畢竟這還是真正的茶葉。而在18世紀60年代，英國政府還發現“有數百萬磅計的野山梨葉、樺樹葉和其他樹葉被摻雜在茶葉中出售”[４８]。
儘管政府嚴格查禁，但逃避關稅以獲取高額利潤還是極大地誘惑著非法的貿易者，能節省不少金錢又誘惑著消費者，兩者的利益糾纏，惡性推動著走私。在1766年，有七百萬磅非法進口的茶葉流入英國。到1784年，走私茶葉的數量增長到八百萬到九百萬磅[４９]。當然，這個數目很難精確估算。來自1783年海關部門的估計比這個數字要高得多，這年，海關的估計是“近三年來走私增加了三倍，每年經非法走私流入英國的茶葉高達2100萬磅”[５０]。情況變得如此之糟，以至於忒令等大茶葉商要自行聯合茶商們建立聯盟來自我保護，這是對政府無力保護合法者利益的抗議。茶葉商們呼籲政府查禁私下貿易，因爲“它對合法貿易的商人是不公平的，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稅收”[５１]。呼籲持續了數十年的時間。面對種種嚴重情況，政府必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政府官員布克（Burke）建議大幅下調茶葉稅，以便從根本上動搖走私者的基礎，使其無利可圖，這是治本之策，但要面臨政府關稅減少的危險。不過，局勢已到不如此便難以阻遏走私大規模蔓延的關頭，因爲這種走私活動是由外國人大規模參與的，1773至1775年，每年從廣州出口的茶葉，由英國船載的是3149300磅；而由法國、荷蘭、丹麥、瑞典四國載運的是英國的七倍多，四國載運的茶葉相當部分走私進入了英國。這已不單純是保護英國合法商人權益的問題，而是保護英國國家利益的問題了。1784年，皮特（Pitt）採納了布克的建議，下調和整合了茶葉稅，將原來119％的關稅率下調到12.5％，並且是單一稅種。皮特向立法當局提交的調稅報告稱“走私的邪惡在繼續，每年進口的約1300萬磅茶葉中只有不到一半是交過關稅的”。具體數字是550萬磅繳過稅，750萬磅是走私進入。請注意，皮特列舉的數字比一般認爲的茶葉走私量要小得多，不消說，這是為了不至於過分顯示政府在查禁走私的無能[５２]。1785年，英國政府頒佈《交換法》（The Commutation Act，將茶葉關稅的調低以法令形式固定下來，茶葉價格大降，走私無利可圖，東印度公司的銷售量劇增，1783年尚少於5858000磅，1785年即超過15000000磅。英國公司在廣州購買茶葉的數量反超出歐洲大陸公司的總和。稅率的調低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戰勝了外國競爭者，使英國國內的合法商人戰勝了走私犯。
絲茶貿易地位此消彼長的原因，就中國一面說，與清政府的政策有關，“茶葉湖絲二種爲外夷衣食所必須，向來湖絲出洋每船以萬斛爲限，茶葉並無定制”[５３]。使得茶葉轉而成爲法定的大宗出口品。負責中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從提倡茶葉消費到購貨，從轉運到進口，公司通過茶葉賺足了錢，也使茶葉在英倫風行開來。茶葉增長的另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需求，茶葉從宮廷的炫耀品到上流社會的嗜好品，又到一般大衆的普及飲品，至18世紀上半葉，英國人成為飲茶的民族。迎合時尚固然是一個因素，“追逐時髦的風氣在1730年代曾達到高潮”。但茶葉普及另有一些深層的社會原因。他與英國的清教運動有關，與聖公會提倡清廉純潔的享受有關，曾於18世紀早期在牛津大學任教的韋斯廉John Wesley就曾大力鼓吹飲茶的好處，強烈主張所有的聖公會教徒應該以茶代酒，“喝茶在他的刊物上連篇累牘地出現，茶葉對那些嚴守教義墨守成規的人是一種很好的飲品”[５４]。茶葉的愛好者們斷言：茶葉的溫柔品格作爲一種文明會影響個人性格；與此相反，酒卻經常導致暴力和錯誤。茶葉使人們在飲酒上較爲節制，減少酒徒的出現[５５]。因此飲茶便特別地得到婦女、醫生、公職人員和教會人士的青睞[５６]。茶葉在中下階層成爲酒的部分代用品，除道德因素外，還有價格因素，“酒的價格對於平民來說還是略爲昂貴了，茶葉卻較便宜”[５７]。茶葉能特別地對付英人口味，或許還與不列顛的民族性格稟性有關，這是一個不緊不慢按步就班有規有矩的民族，是一個生活節奏悠閒，講究不慍不火優雅紳士風度的民族，茶葉的品格恰好與之相配，英國人也有時間和耐心來慢慢地品茗。到1808年，每年英國的茶葉進口量高達2600萬磅，超過其他國家茶葉進口量的兩倍。
茶葉在英國也並不總是獲得正面評價。一本1702年出版的書記錄了安妮女王Queen Anne時代的桂冠詩人泰特N.Tate的詩，裡面吟詠：“茶葉，我們狹隘地認爲它是安全的，這是在自欺欺人”[５８]。約翰‧克來頓John Clayton宣稱：“飲茶的嗜好可恥地吞沒了人們的時間和金錢”[５９]。著名學者約翰生（Johnson）也曾攻擊“那邪惡的飲茶習慣”[６０]。詩人哈勒‧摩爾（Hannah More將茶葉等具有提神興奮作用的飲品同多次騷亂聯繫一起進行痛斥[６１]。對茶葉作出的“聲討”大量充斥在那個世紀的各種作品中，其集大成的便是海崴J‧Hanway在1756年出版的《茶葉隨筆》Essay on Tea，這位著名的旅行家和慈善家寫道：
當茶葉進入英國後，這塊土地上再也沒有那麽多美麗的東西了，由於飲茶使得侍女們喪失了她們那如花的容貌……我要勸說我們不可能在繼續飲茶的同時想要保持那如花的青春。
他認爲飲茶對身體有害，會引起壞血病，使英國人的本能衰退，削弱其抵抗力，茶還影響睡眠，損害牙齒，敗壞胃口，癱瘓和精神失常等也往往是由飲茶引起。海崴聲稱喝茶對女性的損害來得特別大：
有多少你的甜蜜的性奴隸，由於喝茶使得她們的消化能力萎縮，精神低迷，無精打彩，鬱鬱寡歡，神志恍惚，儘管本能還存在，但通常已是打不起多少興致。告訴她們：不要飲茶，那樣，她們中的大部分又將恢復活力。
他還斷言，飲茶弱化了英國人的性格，“作爲一個聰明、具有活力、不畏戰爭的民族，居然會效仿世界上最柔弱中國人，成爲世界上另一飲茶民族，茶葉是中國人削弱敵手的致命武器，茶葉所向無敵，是華人對付其他人的利器”[６２]。這些對茶葉歇斯底里發洩憤怒情緒的相當部分都是沒有道理的，反映出英國社會中少數人對茶葉的極度痛恨。
但民衆的消費才不管文人的詛咒，到18世紀末，茶葉便擺脫了那些因對茶葉不瞭解而起的流言蜚語，那時的作家又留下了這樣的文字：“除非有人斷言：談論茶葉的人是在談論流言蜚語，那麽，聯合王國的每個人都在談論流言蜚語，因爲他們都喝茶”[６３]。華茶征服英倫不可阻檔，這對貿易的兩極都很重要，在貿易的一方，在相當時間裡，茶葉佔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在貿易的另方，在很多年份，茶葉的出口額約佔中國全部外貿出口額的90－95％[６４]。當時清朝的有識之士對此也有體認，一份鴉片戰前的文人策論說：“查英夷向稱貧弱……自入粵市易以來，日形充裕，其最獲利者，莫如出口之茶葉，每年大小數十舶，航運回國”[６５]。茶葉是英國對華貿易的最大追求。
茶葉還對英國殖民地發生了深刻影響。初時，北美十三州茶葉的貿易轉運控制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手中，但其利用壟斷抬高價格；英國政府也借機利用茶葉剝奪殖民地，1767年6月，“托時德財政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通過，決定向英國轉口美國的茶葉等物品徵收高關稅，遭到殖民地的強烈反對，1769年5月，英國決定廢除“托時德法案”關於其他物品的關稅，但價值不菲的茶稅除外，使得美國茶葉的價格居然高出英國本土一倍[６６]。這一來，其他國家的茶葉走私乘機以低價進入，1769－1772年，英國輸入該地區的茶葉10619900磅，法國、瑞典、荷蘭、丹麥四國輸入的茶葉19902000磅，走私貨已是超過合法入口貨品，自1773至1775年間，英國輸入的茶葉減少到3149300磅，而四國增爲22528800磅。使英國公司庫存積壓17000000磅茶葉，英國因此而頒佈《茶葉法案》Tea Act of 1773，又引發波士頓騷動，憤怒的殖民地民衆把價值10994英鎊的297箱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傾到在海灣中，進而成爲獨立戰爭的導火線。[６７]這段歷史人所熟知。茶葉這一小小葉片的威力直可洞見，來自中國的茶葉居然在北美引發了一場革命！18世紀的美國人已然是中國茶葉的大消費者，緣此，美國獨立後最首要的貿易目標便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貨物便是茶葉。1784年“中國皇后號”從中國首航貨品中茶葉佔有最大份額。到12年後的1796年，美國在中國收購的茶葉數量已比除英國外的所有歐洲國家收購總和還要多。從1784至1811年間，美國共有368艘商船從中國運出茶葉100369920磅。而1828年茶葉占中國輸美貨物總額的45％，1837年是65％，1840年是81％。[６８]因茶葉的關係，太平洋上“最年輕與最古老的兩個帝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繫。
三、 些許斷想
18世紀20年代出現的絲茶貿易地位的互換不能單純視爲中國兩個出口貨品的消長，內中包含深巨的“歷史意義”。哈孟德夫婦指出，絲綢讓位給茶葉表明：
在橫過大西洋或是繞過好望角行駛的船舶上，所運的貨物不是爲宮廷或教堂而是爲小巷和農戶而預定，……爲窮人從印度運來茶葉比爲富人從爪哇運來胡椒要獲利更多，這一天的到來，標誌著世界進入近代體系的一個重要階段。十五到十六世紀的商業革命，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的預備階段。因爲只有當資本能被用來生産人民大衆所消費的貨物時，近代規模的資本主義製造才有可能。[６９]
從爲上等人提供華貴錦緞到爲大衆提供日常飲料，轉折的確是歷史性的。由於生産水準的落後、航海技術的欠缺、交通的不發達，古代的國際貿易主要是爲皇家貴族服務；近代國際貿易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服務對象由貴族轉向大衆，絲茶貿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應出這一時代的重大轉變。應該說，茶葉天然具有利於貿易的“品性”，體輕價高，易於保存運輸。而茶葉又不是能夠簡單移植的品種，茶株擇地性強，培育難度大，成品製作工藝複雜。試想，從茶樹栽培到採摘時令，到烘焙技法，到飲茶竅門（茶具的選擇推動了中國陶瓷器的發展，水質及水溫的挑剔，品茗的姿態過節造出登峰造極的茶道），從産地進入流通領域又要經過多少環節，個中講究極其繁複，非內行人不得其詳。他國進口中國茶葉絕不是只進口茶葉就算完事，還有茶具、配茶的糖及各色蜜餞果品之類，在明清時代的出口貨單中可以經常看到這些附著在茶葉上的貨品。
喝茶有一套非常方便的器具，如一張帶裝飾的桌子（傳統的茶几）、桌旁有一個小爐子、幾個帶抽屜的盒子、水甕、茶杯、茶托、糖勺、做成榛子大小的冰糖塊等等。喝茶時可把冰糖塊含在嘴裡，少量的糖不至於改變茶的香味。伴隨這一切，還有各種果脯和果醬，中國人製作美味甜食的本領遠比（歐洲糖果商）要高。
這是1762年一位西方人品茶的觀感。[７０]茶葉不僅僅是一種産品，還是一種文化，是積澱了一個民族悠久文明的高度結晶體，品茗是千年積累而成的藝術。
茶葉在近代西方的流行開來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隨著地理大發現，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亞洲的茶這三種“異國嗜好”不約而同至歐洲（燒酒業也同時在歐洲蓬勃發展起來）。巧克力傳入歐洲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傳威尼斯。燒酒則在1514年經路易十二的特許首先在法國完成從藥劑師的藥品到普通商品的轉變。這些“提神醒腦”的新飲料幾乎同時在歐洲大行其道，從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會業已出現或正在醞釀著重大變化：人們比以前空閒了，上述種種均爲生活必備品外的“消閒”飲品；群體公衆活動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咖啡館等應運而生，並屢屢成爲近代歐洲重大革命和風潮的策源點，茶葉、巧克力、燒酒、咖啡都屬於“興奮劑”，在歐洲各國革命的前夜流行起來，其中關聯，委實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推論再廣一些，城鎮更多了，城市生活更豐富了，中世紀毫無生氣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閉時代已經或即將結束，市民階層的力量更加強大，人們的情緒趨於激昂，舊時寧靜的心態不再平靜，躁動的人群需要“興奮劑”來加以溫潤發酵，社會也開始了躁動……。有生産才會有消費，反之同樣，有大宗消費才可能有大宗生産，而大宗消費必有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古已有之的茶葉偏偏在18世紀後的歐美獲得廣泛市場，絕不偶然。東西方的聯繫前所未有地緊密，地球上的人們不可分地聯爲一體，更主要的不是通過某種制度體系，某種意識形態，而是通過經濟，通過與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關的一件件物品。
我們之所以略爲展開地描述茶葉在英國的流行史，是爲了更多地引起中國學者對日常生活史和人群嗜好史的研究，這在當今西方學界是熱門課題，但在中國似乎尚未引起足夠關懷。當然，更主要地是爲了闡釋筆者的認知：中國茶葉在18世紀已經成爲英吉利民族須臾不可或缺的日常消費品；當時的英國又沒有中國人所需要的合適的大宗物品來交換，只有用硬通貨——白銀來購買；當18世紀後半期，英國的白銀來源發生問題時；鴉片貿易便應運而生，以鴉片貿易的利潤來購換中國茶葉，維持中英茶葉貿易——這一不列顛民族的生活必須；由此而來，漫長的中英貿易史，便可以大略地劃分爲三個階段：自17世紀30年代開始到18世紀70年代，中英貿易基本上是建立在正常貿易基礎上的；而自18世紀70年代鴉片貿易形成規模後到19世紀60年代之前，中英間的正常貿易是建立在非法貿易——鴉片貿易基礎上的；19世紀60年代之後，基本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其産品價格和品質優勢在中國顯現，印度等地茶葉對中國茶葉的替代進口也已開展，華茶在英國的地位才開始消退。所以，茶葉在兩百來年的中英貿易史中佔有頭等重要的地位，很多問題由此引出，很多問題也只有從中去尋找答案。
註釋：
[１] W.E.Soothill1925. China and West. London，P.67.
[２] 馮國福：《中國茶與英國貿易沿革史》，《東方雜誌》卷十，第三號，第33頁，1913年9月1日出版。
[３] Hakluyt Society1919. The Travel of Peter Mundy. Vol.3.London:Cambridge，P.191.
[４] H.B.Morse（1926-1929），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Oxford
University. P.27.
[５] Mercurius Politicus. Vol.345（Sept.1658）.
[６] T.Volker（1954），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E.J.Brill，P.49.
[７] ,David Macpherson（1812），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London，P.131.另見馮國福：《中國茶與英國貿易沿革史》，《東方雜誌》卷十，第三號，第33頁，1913年9月1日出版。
[８] 王滬摘譯自《史密斯學會學報》，見《世界博覽》，1984年第2期。
[９]《清史稿》第33冊，第10029－10030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1977年。馮國福：《中國茶與英國貿易沿革史》，《東方雜誌》卷十，第三號，第33頁，1913年9月1日出版。
[１０]馮國福：《中國茶與英國貿易沿革史》，《東方雜誌》卷十，第三號，第33頁，1913年9月1日出版。
[１１] 茲將英國初期茶葉進口數量例舉如下：1690年進口47471磅；1691年13750磅；1692年18379磅；1694年352磅；1695年132磅；1696年70磅；1697年22290磅，每磅售價30先令；1698年21302磅；1699年13201磅（此年另有記載爲2萬磅以上，似更準確）；1700年90947磅；1701年66738磅；1702年37052磅；1703年77974磅；1704年63141磅；1705年6739磅；1706年137748磅；1707年32209磅（另有記載爲6萬磅以上）；1708年138712磅；1709年98715磅；1710年127298磅。上列數字根據以下四種資料綜合統計而得出：William Milburn（1813），Oriental Commercial: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 India,China and Japan,etc. Vol.2 London：Black Parry & Co，PP.531－534；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1；前揭：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63－65；Jan Barrett Botsford（1965），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New York，PP.65－66.
[１２] 哈孟德夫婦著，韋國棟譯：《近代工業的興起》中譯本，第20－2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
[１３] Simpson Helen（1986），The London Ritz Book of Afternoon Tea: The Art and Pleasures of Taking Tea, New York: Arbor House, P.13.
[１４] R.b.Schwartz（1985），Daily Life in Johns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137.
[１５] A.S.Turberville（1952），Johnson’s England. Vol.2. Oxford University. P.140.
[１６] 前揭：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P.265.
[１７] Kirstin Olsen（1999），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Baker & Taylor Books，P.126.
[１８] C.Y.Hsu（1995），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P.148－149.
[１９] Mui Hoh-Cheung,and Mui H.Lorna（1989），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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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The Post-BoyJuly 31,1707 and December 21,1712.
[２１] Read’s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January 8,1732.
[２２] 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
[２３] 莊國土：《鴉片戰爭前100年的廣州中西貿易》，載《南洋問題研究》1995年第2期。
[２４] Robert Gardella，The Antedellum Canton Tea Trade:Recent Perspective,in The American Neptune.
Vol,XLVIII. No.4. P.261.
[２５] 韓德著，項立嶺、林勇軍譯，張自謀校：《中美特殊關係的形成》，第7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
[２６] 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第205頁，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
[２７] Jonas Hanway（1756），An Essay on Tea. London. P.216.
[２８] David Macpherson（1805），Annals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336.
[２９] Adam Anderson（1787-89），History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 .667.
[３０] Jonas Hanway. An Essay on Tea. P.268.
[３１]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238.
[３２] Dorothy Marshall（1956），English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gmans, Green. P.172.
[３３] 前揭：An Essay on Tea. P.245.
[３４] Smollett,Tobias G.（1976），The 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 Penguin Classics .P.50。
[３５] John Entick（1776），A New and Accurate History and Survey of London, Westminster, South Wark and Other Places Adjacent. Vol.4 . London，P.446.
[３６] 前揭：An Essay on Tea. PP.234 & 86.
[３７] Simpson Helen（1986），The London Ritz Book of Afternoon Tea: The Art and Pleasures of Taking Tea. New York: ArborHouse. P.13.
[３８] Porter Roy（1990），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Penguin USA. P.273.
[３９] A.S.Turberville（1952），Johnson’s England. Vol. Oxford University. PP.345－346.
[４０] 前揭：An Essay on Tea. P.257.
[４１] 前揭：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167，268－269;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P.197－198, 67, 75 & 144.
[４２] Georgiana Hill（1893），History of English Dress from the Saxo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P.148.
[４３] 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1.
[４４] Applebee’s Original Weekly JournalAugust 19,1721.
[４５] K.N.Chaudhuri. 1978.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392.
[４６]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73.
[４７] J.Carswell（1973），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ngland 1688-1776.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PP.74，78 & 8.
[４８] J.Hanway（1767），Lett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the Labouring Part of Our Fellow-Subjects Vol.2. London，PP. 180－181.
[４９] Craik,George L.（1844），History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551.
[５０] Derek Jarrett（1965），Britain 1688-1815. London.，PP.397－398.
[５１] Read’s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February 14,1736.
[５２] Georgiana Hill，History of English Dress from the Saxo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p.194.
[５３]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1087/7.英國國家檔案局藏檔：外交部檔案類，卷宗號：1087；案卷號：7
[５４] 前揭：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ngland 1688-1776. PP.101－102.
[５５] 前揭：The History of Commerce. Vol.2. P. 215.
[５６] 前揭：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 218－219.
[５７] 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2.
[５８] 前揭：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P.253.
[５９] E.P.Thompson（1993）.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New Press . P.386.
[６０] 前揭：Johnson’s England,Vol.1. P.333.
[６１] Guy Williams（1996），The Age of Agony: The Art of Healing,1700-1800.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PP.51, 57-58; 61-65.
[６２] 前揭：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P.208, 213, 218, 220, 222-223.
[６３] Anon（1807），A Modern Sabbath,or a Sunday Ramble in and about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ister. London，P.72.
[６４] 前揭：The Rise of Modern China,p.148.
[６５]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931/13. 英國國家檔案局藏檔：外交部檔案類，卷宗號：931；案卷號：13
[６６] J.Steven Watson（1960），The Reign of George lll 1760-1815. Oxford University. P.198.
[６７] 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1999），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688-182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21-22;169－170.
[６８] 根據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41頁列表統計。
[６９] 前揭：《近代工業的興起》，第21頁。
[７０] 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 ，第299頁，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
原文载《中西文化研究》2009年总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