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作為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至今，經過七八十年的歷程，已初步確立起來並不斷地得到新的發展，在歷史學領域中佔有越來越突出的重要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也是如此。所謂中國史學史，就是中國史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我們知道，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和人類創造出來文字以後，就有了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有了史學的發展、積累和人們對這種發展、積累的認識，就有了史學史。顯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上，人們對客觀事物的主觀認識是在變化的、發展的，進而對於這種認識的表述也是在變化的和發展的。考察這種變化和發展，在史學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在史學史的研究上也是有意義的。在本書的主要內容展開之前，這裏將首先對史學史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些理論問題以及作者感到興趣的一些問題，作簡要的論述。 

第一節  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一  “史”的含義的演變：史官、史書、史事 

研究和講述中國史學史，處處都會碰到一個“史”字，而不同時期的“史”，含義並不一樣。前人如梁啟超並沒有十分關注這個問題，而金毓黻撰《中國史學史》時，則對“史字之義”，詳為考證，先後引證《說文》、江永、吳大澂、王國維諸說，又據《大戴禮記》及其注疏和黃以周之論，認為古代史官 “左史”即是“內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證《漢書·藝文志》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可信，並列出詳細的《古代史官表》[1]。其後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專有《釋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礎上進而對“史”的意義及簡冊制度的形成，作了考證，認為周代晚期，“出現正式的簡冊制度”；又據朱希祖說，認為中國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官之史，一種是書記官之史。”[2]他們的考證足以表明，“史”的古義是史官，且職掌範圍很廣。正如王國維所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者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3]這兩段話，已經把“史”的本意說得很清楚了。諸家考證，大抵不出其範圍。 

這裏所要闡明的“史”的含義的演變，是在“史”為官稱尤其是史官之稱的基礎上，人們又如何不斷賦予它以史書（史籍)、史事、史學等含義的發展過程。白壽彝先生指出：“從用以稱史官的‘史’，到用以稱歷史記載的‘史’，不知要經過多少年代。”[4]這是從史學發展上明確提出了“史”的含義之演變的問題。本文將著重考察用以稱作史書《史籍)的“史”和用以稱作史事（客觀歷史運動)的“史”的由來。秦以前，“史”一般還是指史官。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史不絕書”，即指史官沒有中斷過記載之意。《論語》中有孔子所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以及後來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所謂“史之闕文”、“其文則史”中的“史”也當是指史官[5]。 

古人賦予“史”以史書的含義，是比較靠後的事情。“史記”一詞的出現，可能是較早的對於史書的泛稱，時在秦漢之際。《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這在古書傳抄之誤上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現的把“史”與“記”結合起來稱作史書的例證之一。又如司馬談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6]司馬遷說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稱說“史記”，他寫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魯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7]這裏說的“史記”，即指史書而言。《漢書》所言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8]，“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9]，這裏提到的“史記”也都是指史書而言。三國以後，以“史”稱史書的情況多了起來。孫權自稱：“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他還希望呂蒙“急讀猻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三國吳人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10]、張溫則撰有《三史略》[11]。西晉史家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於序中說：“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12]。“三史”，是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部史書。到了晉人杜預撰《春秋左氏傳序》時，文中所說的“史”、“史記”、“國史”、“舊史”等，多指史書而言，而且也確用了“史書”一詞。他這樣寫道：“其（按指國史——引者)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魏、晉以下，稱“史”為史書之意或直接稱說“史書”的也就逐漸多起來了。如南朝宋人範曄自稱“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13]。他說的“史書”比杜預所說，視野上更開闊了。 

古人賦予“史”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是更加靠後的事情。當然，人們關於史事即客觀歷史的觀念的產生卻是很久遠的，當在史官、史書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存在了，這從人們在遠古傳說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蹤影中可以得到證明。但是在史官、史書產生以後，人們對於史事在觀念上的概括卻經過更長久的年代。如果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14]，其“動”、“言”還只是所書當時之事的話；那麼，“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5]，“彰往而察來”[16]，“述往事，思來者”[17]，這裏說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統稱的“往”，當指史事而言。這同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中“事”，是同一含義。以至到司馬遷那裏，凡對於史事的稱說，大多還沒有採用與“史”字有關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這樣一些概念：“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18]，“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19]。所謂“時事”、“行事”都是說的史事。東漢末年荀悅著《漢紀》，其所用語，仍無明顯變化，他在本書前序中所說的“華夏之事”、“四夷之事”、“質之事實而不誣”、“雖雲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其中“事”、“事實”、“本末”，無疑都是就史事說的；這同他在本書後序中說的“以綜往事”、“綜往昭來”所謂“往事”、“往”，其本意是相同的。總之，直到漢晉時期，還很少見到人們賦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而是用“事”、“時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這種情況到了盛唐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以“史”為客觀歷史的觀念逐漸明確起來了，二是以“史事”這個概念來泛指客觀歷史的情況也出現了。《隋書·經籍志》的作者在講到《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相繼問世後寫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20]聯繫上文所論諸家撰述由來，可知所謂“一代之史”是指一個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觀歷史過程。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敍述了歷代史的撰述概況，如：“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以及“齊史”、‘梁史”、“陳史”、“十六國史”、“元魏史”、“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高齊史”、“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雲”，“宇文周史”、“隋史”等。這裏所說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們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這裏所說的某家為上、某書為主，無疑都是指的歷史撰述。應當說，這在史學觀念上是很大的進步。與此同時，人們也逐步把“史”與“事”結合起來而運用“史事”這個概念，以泛指客觀歷史或史書所記之事。唐高宗有簡擇史官的詔書，其中說道：“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輯疏舛，亦恐洩漏史事。”[21]這裏說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現今史學中所謂史事。 

二  “史學”是什麼? 

關於“史”的含義的演變即從史官到史書、史事，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同中國古代史學的進步和人們對史學認識的不斷提高相聯繫的。這裏，我們要進一步講到“史學”這個概念的出現、使用及其意義。中國史學產生於先秦時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人們關於“史學”這一概念的使用卻要晚得多，大致說來，它始於東晉十六國，其內涵則顯現于唐、宋而豐富於明、清，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史學”這一概念的較早提出，很可能始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史載：東晉太興二年（319年)，石勒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浚為史學祭酒。”[22]祭酒，本意指老者、長者，後轉意為功高者，其後更進而轉意為學宮中的領頭人物，如“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23]。律學，即法律之學。晉制，設有律博士[24]；十六國時期之後秦，姚興亦曾“立律學于長安”[25]。由此可見，石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舉措；而“史學”立為官學之一，這在史學發展上也有重要意義。其後，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26]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27]從經、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150年間，史學始終作為官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儘管當時人們沒有對“史學”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它對推動史學的發展無疑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同後來隋唐之際“《漢書》學”的勃興，唐初官修史書的繁盛，史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獨立科目，都有密切的關係。中晚唐之際，殷侑鑒於本朝科舉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28]於是他建議恢復史科考試，並在國子監提倡生徒攻讀“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殷侑所說的“史學”，從表面上看是從科舉考試方面提出來的，但他所說的有關史學的內容則是“歷代史書，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代（世)教”，卻又不僅僅是從科舉考試出發的，而是著眼於史書本身的社會意義。史稱，殷侑任諫議大夫，“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道”[29]，這同他關注史學是有關係的。顧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話，說是“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30]倪思所言“史學”，不僅內容豐富而又有卓見，認為不論是統一時期的歷史，還是分裂時期的歷史，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元初胡三省稱“先君篤史學”，重視史注博洽、書法義例；故胡三省“史學不敢廢”[31]，承先人教誨，作《資治通鑒注》。這裏說的“史學”主要是指編纂學、文獻學方面的內容，從而豐富了“史學”的內涵。此後，使用“史學”這個概念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儀撰《輟耕錄》一書，其友人稱其書說：“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擬于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于優孟者哉!”[32]他說的“專門史學”的含義，既包含了廣泛的社會歷史，又包含了專精的治學之道，是對於“史學”的極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又有更大的發展。阮元認為：“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33]阮元所說的“史學”，一是從不同的學問領域來看待，已帶有學科分類思想的含義；二是就錢大昕的史學來看，認為他“於正史、雜史，無不尋討，訂千年未正之訛”。所謂“訛”既有史事之訛，也有編纂之訛，可見其研究領域異常遼闊。錢大昕同章學誠，是中國古代賦予“史學”以最豐富的內容和最深刻的含義的史家。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一書以及其他許多著作，主要都是討論史學問題。他直接論述“史學”的地方也很多，概括其要點，主要有：第一，是關於“史學”的核心。他說：“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34]他認為“史學”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屬辭”、“心知其意”。“比事”是敍事，“屬辭”是體例，“意”是對史事的認識和撰史的目的。這才是“古人所為史學”。章學誠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學”上的成就，顯然不妥，但他對“史學”之本質的解釋確是有創見的。第二，是關於史家在“史學”上的異趣。他說：“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人也。”[35]所謂“史法”，主要指史書編纂；所謂“史意”，主要是指對史事的見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難截然分開，不過主要傾向還是可以分辨出來的。第三，是關於“史學”貴在“著述成家”、“義有獨斷”。他說：“吾于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36]他還反復稱讚前人的通史之作“別具心裁”、“義有獨斷”[37]。這涉及到史學評論的原則，即貴在有創造性。第四，是關於“史學”工作兩大部門的區分。這是章學誠自謂在探討史學問題上的重要收穫，他在《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中寫道：“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38]。所謂“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即指“撰述”與“記注”的區別而言。其基本論點是：“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39]這是章學誠直接論到“史學”這個範疇的很重要的論點。章學誠論“史學”，還有一些見解，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學人從科舉取士出發而論“史學”，到章學誠從認識論方法論的不同角度論述“史學”，“史學”這個範疇的演變及其內涵的日益豐富，透視出中國古代史學有了多麼巨大的發展。 

三  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最後，我們要簡括地說明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這更是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物件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史學史”這個概念被明確提出來，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這要歸功於梁啟超。[40]但中國史家（不限於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卻由來已久，有漫長的歷程和豐富的內涵。80年代，曾經有過關於“中國史學史之史”的討論，似未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因而未曾深入展開討論。其實，從中國史學史研究物件來考察的話，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討論，它表明了中國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悠久、豐富和深刻[41]。這裏，我不來重複有關的論點，而是著重從史學史意識發展的軌跡所表現出來的若干特點，講一點新的認識。 

說到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從比較明確的意義上看，班彪當為前驅。他在續《太史公書》（《史記》)而作“後傳”時，曾“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所論從《詩》、《書》到國史，從《春秋》到《左氏傳》和《國語》，從《世本》到《戰國策》，從《楚漢春秋》到《太史公書》，他都講到了，並由此得到這樣的認識：“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42]可以認為，班彪的史學史意識不僅是明確的，也是比較突出的。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史傳》，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新進展。本篇前一部分簡述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時期的歷史撰述，後一部分討論了歷史撰述同政治的關係、史書體裁的創建與演變、撰史的“實錄”精神和“信史”原則，以及史家的博識和文采，它包含了對史學之歷史的追尋和對史學之內涵的分析。《隋書·經籍志二》以分類為基礎，考察了歷史撰述的源流與存佚，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又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盛唐時期的劉知幾在史學史意識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覺性，《史通》以“史”和“通”連用而名書，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說：“史之稱通，其來自久。”[43]可見他是很看重這一點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體》、《雜述》等篇，是互有聯繫的、頗具規模的史學史論著。《史官建置》於篇首稱：“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於篇末稱：“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古今正史》於篇末也說：“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這都是極明確的史學史意識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許多篇目是論述史書的體裁、體例，而這些論述也反映出作者之歷史考察的意識與方法。晚唐人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44]，時人劉軻有《與馬植書》，稱：“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於是依次列舉言東漢、言國志者、言晉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齊史、言梁史、言陳史、言十六國史、言魏史、言北齊史、言後周史、言隋書、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5]。從《隋書》志、劉知幾到劉軻，可以看到唐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之清晰的軌跡。 

宋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又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在認識上的明確和撰述上的豐富。如北宋王欽若等編纂的《冊府元龜》這部大類書，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為“國史部”，凡9卷14目，在分類的基礎上，彙集歷代修史的恒情及其異同的有關記載，而《國史部·總序》則是一篇關於歷代修史制度的論綱。又如南宋高似孫撰《史略》一書，其自序稱：“太史公以來，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至於老蝕半瓦，著力汗青，何止間見層出，而善序事、善裁論，比良班、馬者，固有犖犖可稱。然書多失傳，世固少接，被諸簽目，往往莫詳，況有窺津涯、涉閫奧者乎!乃為網羅散佚，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所謂劉向“七錄”，疑是劉歆《七略》之誤，此書凡六卷，卷一述《史記》與研究《史記》之書，卷二述《漢書》以下至《五代史》歷代正史，卷三述《東觀漢記》及各種編年體史書，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鈔、史評、、史贊、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鑒》等，卷五述霸史、雜史等，卷六述《山海經》、《世本》、《水經》、《竹書》等。高似孫自稱此書是仿劉氏校書而作，當屬於歷史文獻學性質。然《史略》的書名表明，這是一本關於史學之要略的書；具體說來，它是一本以分類為基本體例的史學簡史[46]。稍早于高似孫的洪邁，雖未寫出類似《史略》的專書，但他的史學史意識卻是十分鮮明的。他寫出了《歷代史本末》的專篇，從諸侯國史、《春秋》、《左傳》，到新舊唐、五代史，都有簡括的敍述。其篇末寫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47]這種以答問形式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表明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自覺、更加深入了。洪邁還撰有《九朝國史》、《四朝史志》的專篇[48]，可視為較早的斷代史學史論綱。宋代還有一些書評家如晁公武、陳振孫、葉適等，他們在各自的著作《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習學記言序目》中對歷代史書的評論，也都建立在對史學發展之認識的基礎上。這種情況，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而成為一大總結。 

清人在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顯著特點是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在這一點上，他們繼承並發展了劉知幾、鄭樵的遺風。其可論列者甚多，而章學誠、趙翼尤為突出。章學誠論史學以理論分析見長，而他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同史學史意識結合在一起的。他說“六經皆史”[49]，不僅僅是說明經史關係，也是在探索史學的源頭。他闡述“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的異同，是要說記注與撰述的變化及其對史書體裁演變的影響。[50]他說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是為闡明“專門之業，別具心裁”的重要，認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應“義例所通”[51]，“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52]這都是把史學的歷史同史學的理論結合在一起闡述的。趙翼是一個有理論深度的考史學者，他的名作《廿二史劄記》不僅是傑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上也佔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稱：“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53]後人由此概括此書“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54]。從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來看，這是從對史書編纂歷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對客觀歷史的考察與對史學社會作用的考察，是一種深層的史學史意識的反映。正如錢大昕評論此書所說：“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于諸史審定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這個評價，對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也還是有啟發的。值得注意的是，錢大昕還從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後經與史的關係變化上，嚴厲地批評了重經輕史的傾向，指出：“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懼門弟子之氾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為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為言之，而空疏淺薄托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玄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若元、明言經者，非剿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55]這一方面是從經與史的歷史命運的不同考察了史學的社會地位，一方面則指出了重經輕史傾向的錯誤。錢大昕的這些話是嘉慶五年（1800年)寫的，40年後爆發了鴉片戰爭；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裏，經學的空疏進一步暴露出來，而史學則在救亡圖強的民族大義的歷史潮流中發揮著作用，經受著考驗，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這個事實證明了錢大昕從經、史地位的升降來看待史學發展確是卓見。 

20世紀初年，即在錢大昕提出上述見解之後約一百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無情剖析“中國之舊史”，力倡建立“新史學”。這種要求變革史學的思想所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十多年後，梁啟超作為中國史學上率先提出“史學史”是一種文化專史之觀念的史家，就怎樣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問題，發表了具體的、創造性的見解，從而為中國史學上之史學史意識的發展畫上了一個句號，也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寫下了開創性的一頁。[56]從世界範圍來看，在此期間，已經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學史著作先後問世，如德國歷史學家佛特的《近代史學史》（1911年)、英國歷史學家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1913年)、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1915年)、德國歷史學家裏特爾的《歷史科學的發展》（1919年)等。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57]由此可見，具有豐富的史學遺產和深刻的史學史意識的中國史學，從20世紀初開始，在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處在世界同行的後進地位了。 

中國史學史作為中國歷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了它的艱難的發展歷程。 

第二節  史學史的性質和任務 

一  史學史的性質 

這裏說的史學史的性質，是指史學史的本質特徵而言，亦即是指它在學科上的屬性。 

20世紀初，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對史學史作了這樣的界定，他認為： 

史學史既不是文學史，也不是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道德作為史等實際性質的歷史，但它當然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因為歷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統一性，雖則它的重點不在實際事實方面，而在史學思想方面，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題。[58] 

克羅齊明確地指出：史學史“固有的主題”在於史學思想方面；它不包含史學自身的“實際性質的歷史”，也就是說，它不包含史學自身的發展過程，至少它的重點不在這方面。克羅齊在另一個地方更簡捷地指出：“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59]。可見，他是非常強調史學史在歷史學的思想史方面的特點。通觀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亦曾作《歷史學的理論與歷史》)的第二編“史學史”，他正是按照歷史思想史的模式勾畫出了一幅歐洲“史學史”的圖景。 

克羅齊這樣來界定史學史，是他作為哲學家來為史學史作出規範性說明的特點。他甚至把哲學史和史學史作為一對重合體看待，他說：   

就歷史家而論是無法區別其歷史思想和哲學思想的，二者在敍述中是渾然一體的。但是，就哲學家而論，也無法保持這種差別，因為我們都知道，或者至少在說，每一個時期都有它所特有的哲學，那是那一時期的意識，因而是它的歷史，至少是它的歷史萌芽；或者照我們所已說過的說，哲學和歷史是重合的。如果它們是重合的，那麼，哲學史和史學史也就是重合的；這一方面不僅不能與另一方面相區別，甚至也不是從屬另一方面的，因為它跟另一方面是一體。[60] 

讀了這一段話，就不難理解克羅齊為什麼要強調“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了。當然，克羅齊強調史學史應重視歷史思想史方面的內容，確有其合理的因素，因為史學家不論是對歷史的認識還是對史學自身的認識，都是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但是，克羅齊把史學發展過程即所謂“實際性質的歷史”排斥在史學史之外，其結果將是這樣的局面：“史學史”既不能說明自己的發展過程，又使對於歷史思想或史學思想之歷史的闡述失卻“實際性質的歷史”這一基礎而變得難以理解。這樣的“史學史”，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學史。 

本世紀20年代，當梁啟超率先在中國學術界提出應寫一部中國史學史時，他是把史學史同哲學史、自然科學史、社會科學史並列，統稱為“學術思想史”而作為“文化專史”的一個部分[61]。這就是說，史學史是“文化專史”中的“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方面。換言之，史學史是屬於學術思想史的範疇。但是，從梁啟超對史學史的範圍的認識來看，似乎史學史又並非限於學術思想方面。他認為：“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62]梁啟超對於中國史學史之範圍的界定，並沒有把學術思想置於重要地位，而是對史學之“實際性質的歷史”給予更多的關注，這是他自己的說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顯地不同于克羅齊的見解。同時，梁啟超還認為：“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厲)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63]從這一點出發，按照梁啟超對“文化專史”的總體分類，史學史本應是“社會科學史”的一部分。不過，“社會科學史”同樣也不能限制在“學術思想史”的範圍內。看來，梁啟超沒有把學術史同學術思想史嚴格區別開來，故於史學史的性質未能有清晰的闡述。 

不論是克羅齊強調“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還是梁啟超提出史學史是“學術思想史”的一個分支，都沒有中肯地指出史學史的性質。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對史學史的性質，即它在學科上的屬性，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從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門類來看，史學史自應是社會科學史的一部分；從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內涵豐富的學科來看，史學史自應是其範圍內的一個分支學科。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前者近于學術史的一個部分，是以史學的歷史豐富學術史的內容；後者則近於分科學術史，是對史學自身發展的反思和前瞻。 

二  史學史的任務 

史學史的任務，是在人們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中逐步明確起來的。在中國史學史上，關於這方面的認識，有漫長而豐富的積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這是考察以往的史書。 

——劉勰的《史傳》追尋自“軒轅之世”而“至於晉代”的史學蹤跡，並論其作用，評其得失。 

——《隋書·經籍志》對史書的詳細分類、考察源流，開闊了人們對史學的視野。 

——劉知幾詳論“古今正史”與“雜述”，以及歷代“史官建置”，這是考察了歷史撰述的發展和史官制度的發展。 

——高似孫的《史略》在對史書分類的基礎上，“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評意識的史學簡史。 

——章學誠的考察史學，強調“史學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突出了對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視。 

——趙翼在考訂史書的同時，十分關注“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的思考與辨析，高度重視史學與社會的關係等等。 

可見，古代史家所提出、所關注、所闡述的這些問題，已經把史學史的任務的藍圖描繪出來了。 

當然，就中國史學來說，從自覺意識上提出史學史的任務，卻是20世紀以來的事情。 20年代，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應把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作為主要的研究任務。此後，中國史家不斷有所探討、發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觕加銓次，以為誦說之資”[64]。金著《中國史學史》，基本上是按梁啟超所提出的幾個方面撰寫的。同時，金毓黻認為，史料的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也是史學史所應包含的內容，故於書中“附為敘及”。金著的貢獻，是把史學史的任務更加具體化了，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創之功。 50年代，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認為史學史的任務是： 

史學史或史學概念一類書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學歷史，要學些什麼，學了以後有什麼用處，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學歷史等等問題。史學概論只是重點介紹，重點說明，或發表自己的歷史觀點。史學史就不同了，要把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寫出來，要把歷史家的歷史哲學系統地介紹出來，而且還要把歷史學在發展途中和其他學科的關係寫出來，主要是寫歷史學的發展過程，把重點很突出地表彰一下。[65] 

這是強調把“寫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作為史學史的主要任務，而以歷史編纂學、歷史哲學、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作為重點。這就是說，史學史的任務首先要寫出歷史學“實際性質的歷史”，同時也要寫出“歷史思想的歷史”，而且還強調了史學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史學的用處。這一認識，比起克羅齊來有明顯的區別，比起梁啟超來有很大的發展。 

60年代，中國史學家關於史學史的任務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見解，如白壽彝先生提出的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的任務[66]，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重要的見解。 80年代，白壽彝先生在所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敘篇》中，對“史學史的任務和範圍”提出新的、系統的認識，他寫道： 

史學史，是指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我們這部書，就是以中國史學為物件，按照我們的理解，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按照這樣的任務，本書論述的範圍，包括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67] 

跟以前的認識相比，這裏突出了史學的時代特點和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對於史學的時代特點的強調，深化了關於史學發展過程的認識；對於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的強調，是把史學的社會作用作為重要問題加以考察。這兩點，都是史學史的任務之核心的問題。 

從以上這一簡要的論述來看，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史家關於史學史的任務的探索，走過了漫長的道路，認識也在不斷發展、深化。綜合這一認識過程所得，並結合著者的認識，中國史學史的任務是： 

——關於史學的發展過程及其階段性特點（史學的時代特點或史學自身的階段性特點)。 

——史官、史家與史學成果及其特點。 

——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 

——史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 

——史學發展與相關學術文化領域的關係。 

——史學發展的規律性（歷史的進步與社會生活的日趨複雜與史學內容的逐漸豐富的一致性，不同的歷史觀點、史學觀點的矛盾鬥爭促進著史學的進步，求真與致用的對立統一，史家作為一個整體總是在歷史進步和史學發展中不斷完善著自己等等)。 

這裏，有必要說明的是，上面所提出的這些史學史的任務，是從理論上著眼的；因此，我們不能要求每一部史學史著作在事實上都應當實現這些任務，我們只能期待它們大致上或有所側重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第三節  中國歷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 

一  史官制度的演變 

中國古代史官建置甚早，這是中國素以史學發達著稱於世的原因之一。據《周官》、《禮記》等書所記，三代所置史官名稱甚多，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別。史官職責亦各有異：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曲禮上》還說：“史載筆，士載言。”所有這些不同的分工，說明史官對所記之事是有選擇和有區別的。在最早的古代歷史文獻之一《尚書》中，有多處提到“冊”與“典”。如《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和典，當是兩種官文書，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不同形式的體制，其詳情尚有待研究，它們同史官職掌是有關係的。《尚書》中還多處記載了“史”或“太史”的活動，如《金縢》稱，“史乃冊祝”；《顧命》稱，“太史秉書，由賓階隮，禦王冊命”；《立政》稱，“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史官在這裏要參與冊祝、秉筆、決獄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還有一種神職的性質。史官的這種性質，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從確切的文獻記載來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歷史見識的史官。《國語·鄭語》記他同鄭桓公論“王室將卑，戎狄必昌”、諸侯迭興的談話，是先秦時期很有分量的政論和史論。周代還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後人的推崇。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史官，這是同西周末年以後各諸侯國國史的撰寫相關聯的。《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國韓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說明史官又有保管歷史文獻的職責。春秋時期著名的史官，晉國有董狐、史墨，齊國有齊太史、南史氏，楚國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筆直書而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孔子盛讚其“書法不隱”的精神。齊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樣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又“以朝夕獻善敗”于楚君，使楚君“無忘先王之業”，而被譽為楚國一“寶”[68]。他是一位知識淵博、通曉治亂興衰之理的史官。處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對歷史變化有深刻認識的史官，他說過這樣的名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69]這些史官的思想和業績，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不小的影響。又如“君舉必書”[70]這樣的優良傳統，也是在春秋時期逐步形成的。隨著各諸侯國政權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貴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晉大夫趙簡子的家臣，他的職責是“墨筆操牘，從君之過。”[71]晉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筆事君”[72]。秦、趙史官，又有禦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趙王會于澠池。秦禦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禦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瓿。”[73]秦國還有太史令之職。史載，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學》七章[74]。先秦史官，名稱繁多，職掌亦甚廣泛，由漢至唐，又有許多變化。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曆法職掌範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係。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台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八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于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75]。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于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于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複。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二  修史機構的發展 

中國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對說來，修史機構的出現，要晚一些；而專門的修史機構的出現就要更晚一些。據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考察，曹魏以前，歷代並無穩定的修史機構。他在講到東漢的蘭台和東觀時這樣寫道：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征詣蘭台。斯則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他稱。[76] 

蘭台和東觀，都是皇家藏書處所，並非是明確的修史處所；只是為著就近于利用藏書的方便，所以蘭台和東觀才先後成了東漢時期的“著述之所”。 

魏、晉時期，開始明確了職掌修史的機構。《晉書·職官志》簡要地記載了這二情況：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為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從這裏可以看出，在魏明帝時，中書省是職掌修史的機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書省職掌修史事務。這就是說，西元3世紀初，中國有了負責修史的機構，而西元292年，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代。儘管中書省和秘書省都不是專門的修史機構[77]，但修史工作在封建皇朝的組織系統中畢竟有了比較穩定的歸屬。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件大事。 

東晉、南朝以及北魏、北齊，均沿襲這一制度。於沿襲中也有變化和發展。南朝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這是一個變化。著作郎除有專職者外，也可有兼職者，即：“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78]這是又一個變化。南朝齊、梁、陳又設置修史學士（亦作撰史學士)，這是第三個變化。北齊有時把屬於秘書省管轄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稱為“史閣”或“史館”，這是“史閣”、“史館”名稱最早的由來。北齊著名文人邢子才作詩贈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館”句可證[79]。這是第四個變化。上述情況，至隋及唐初沒有大的變化。杜佑對於唐初以前修史機構和演變作了這樣的概括：“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秘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80]秘書省屬下的著作郎“專掌史任”，顧名思義，其重在著作，在撰述。中國古代的修史機構，主要指此而言。至於記錄或記注的史職即起居之官的歸屬是： 

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原注：“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禦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禦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敍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于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于門下，置起居郎二人。[81] 

這一段敍述，把唐初以前起居之職的由來、演進及其所屬部門，講得清清楚楚。據此可知：第一，起居之職跟春秋時期史官之“君舉必書”的職責有歷史上的淵源，兩漢時期，這種起居之職很可能只限于宮中，以女官擔任。第二，自魏至晉，起居之職由著作擔任，其後也有以近侍之臣擔任的，始終是“有其職而無其官”。第三，歷史上最早設起居之官的是北魏，最早設職掌起居機構即起居省的是北齊。第四，隋及唐初，起居之官或屬內史省，或屬門下省。而起居之官的名稱也屢改變：在北魏，稱起居令史、修起居注；在隋，稱起居舍人；．在唐初，稱起居郎。唐初以前的修史機構及其屬官大抵如此。 

中國古代修史機構的發展，唐初是一大變化。這個變化的標誌是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唐皇朝正式設立史館於禁中。從此，史館作為官方的主要修史機構，經歷宋、遼、金、元、明、清等朝，有近1300年的歷史。 

《唐會要·史館上·史館移置》記唐代史館的設立說：“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于門下省之南。”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史館移於中書省北。曾“三為史臣”、親歷唐代史館的劉知幾這樣寫道：“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館宇華麗，酒肴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82]武則天稱帝時，改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故劉知幾有“鸞渚”、“鳳池”之喻。通觀劉知幾對史館的看法，他的這些話，並非都是讚美之詞，其中不無譏諷之意。但是，它也確實反映出了皇家對史館的重視。 

史館建立後，為了使其能夠及時地瞭解到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積累必要的文獻，朝廷制訂了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明確規定了應送專案及負責報送的部門，它們是：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 

——天文祥異。太史每季並所占候祥驗同報。 

——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裏遠近，並其主名字報。 

——蕃夷人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殺傷吏人、掠虜畜產，並報。 

——改變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司具所由及樂詞報。 

——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 

——法令改變、斷獄新義。刑部有即報。 

——有年及饑，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氾濫。戶部及州縣，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 

——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 

——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都]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並錄製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 

——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 

——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曆狀跡送。 

——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以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曆狀，附便使送。 

——公主百官定諡。考績錄行狀、諡議同送。 

——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 

凡“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人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案；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83]。 

這些“事例”，涉及到16個方面和朝廷及地方的各級軍政部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報送的時間，一般都有明確的規定；對於報送的內容，大多作了必要的提示。同時史官也有“訪知事由”並斟酌“堪入史者”之權。可見，史館修史，是在朝廷及地方軍政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並非只憑著幾個史官翻書、操筆就可以“修史”的。當然，各個部門對於報送這些事例的規定是必須執行的，不能因為報送的機構是史館而有所懈怠。只有這樣，史館的修史活動才能正常進行。否則，史館有權上奏朝廷，提出申訴。史載：唐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館奏：‘前件事條，雖標格式，因循不舉，日月已深。伏請申明舊制，各下本司。’從之。”[84]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朝廷對於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是非常重視的。 

唐代史館修史，還有兩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一是起居注，一是時政記。《舊唐書·職官志》記載說：“史官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直書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興之政，皆本於起居注、時政記，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之體，為褒貶焉。既終，藏之於府。”這指出了起居注、時政記在修國史中的重要。但這段話對唐代史館修史活動及材料來源的表述並不全面。據上文所述，史館修史的材料來源是很廣泛的，不限於起居注和時政記，何況撰寫時政記在唐代並未成為貫徹始終的制度。 

關於起居注，唐人蘇冕說：“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記注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85]可見起居注的撰寫，也是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的。為了克服這種弊端，於是有人提出宰相撰寫時政記的建議。史載：“長壽二年，修時政記。先是，永徽以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聞。文昌左丞姚躊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疏遠，無從得書。是日，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原注還說：“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躊始也。”[86]但是宰相撰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的做法，並沒有堅持下去。《新唐書·百官志二》已明確指出了這一點：“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到了唐憲宗時，連皇帝本人也不知時政記為何物了，可見這一制度的實行是很有限的。 

有唐一代的史館，在修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是修前代史。唐太宗時期，先後撰成了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和《晉書》；唐高宗時期，先後撰成了《五代史志》和《南史》、《北史》。今存《二十四史》，有8部成于唐初。第二，是修本朝實錄，從高祖至武宗，歷朝皇帝均有實錄。第三，是修本朝國史。安史之亂以前的國史部分，先後經劉知幾、吳兢、韋述等著名史學家參與修撰，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以上這些，成了五代、北宋時期人們認識唐代歷史、撰寫唐代歷史的主要依據，進而使今人得以再見唐代歷史的輝煌。 

唐代史館修史也存在不少缺陷。劉知幾曾批評它有五個方面的不足：一是“藉以眾功”，曠費時日；二是史料難求，不免闕略；三是學風不正，易生忌畏；四是監修者眾，無所適從；五是指授不明，遵奉無准。[87]劉知幾所批評的這些現象，在唐代史館制度下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有的並不是在史館的歷史上都存在的。 

當我們瞭解了唐代的修史機構以後，五代以下的修史機構就比較容易認識了。 

五代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史館修史制度並未荒廢。後唐同光二年（924年)，根據史館的請求，朝廷重申“諸司送史館事例”的要求。後晉天福六年（941年)，詔命大臣修撰唐史，以宰相趙瑩監修。開運二年（945年)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並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賜監修宰臣劉晌、修史官張昭遠、直館王伸等繒彩銀器各有差。”這是第一部完整的《唐書》（即《舊唐書》)。此外，後唐、後漢、後周各朝史館在修撰本朝實錄、訪求圖書文獻方面，亦各有作為。[88] 

宋朝的修史機構，部門多，變化也多。其修史機構除史館（後分為國史院、實錄院)以外，還有起居院、日曆所、會要所、玉牒所等。北宋神宗熙寧以前，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近于唐制。神宗元豐以後，實行新的官制，于秘書省置著作局，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修日曆，以秘書郎掌史館，罷修撰、直館之職。而秘書郎並非專職史官，這樣的變化，實質上是削弱了修史機構爛只能。直到南宋高宗紹興年間，才重新恢復了史館修撰、檢討等史職，但史館仍屬於秘書省管轄。這是宋代史館不同于唐代史館之處[89]。宋高宗時期的史館，負責修撰實錄和國史。紹興九年（1139年)，為修《徽宗實錄》，在史館中設實錄院。次年，因史館未修正史，史館並人實錄院。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實錄書成，詔修《三朝正史》，複置國史院，以宰臣監修。此後，實錄院、國史院，各自屢有罷、複。至嘉泰二年（1202年)國史院、實錄院並置不廢[90]。 

北宋置起居院，負責修起居注，然並無專官，以他官為同修起居注，或稱修注。直至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還是以諫官兼修注。元豐三年（1080年)，推行新官制，改修注為起居郎（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屬中書省)，為專職侍立修注官，稱“兩史”。倘“兩史”或闕而用資淺者，稱“權侍立修注官”。起居注是史官日常侍立皇帝左右所記，定期交付著作局或史館，以備修史之用。這一制度，沿用至南宋[91]。 

日曆所，“隸秘書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執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修撰，為一代之典。”它先後屬門下省編修院、秘書省國史院，又曾以國史院名歸門下省，有修日曆所、修國史日曆所、國史日曆所等名稱。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年)，最終隸于秘書省。其主要職責，是修撰皇帝“寶訓”。 

會要所，隸秘書省，“以省官通任其事”。“並令國史日曆官兼”，主要職責是編修《國朝會要》。玉牒所，宋太宗淳化六年（至道元年，995年)，“設局置官，詔以《皇宋玉牒》為名，建玉牒殿。”玉牒即皇室譜，屬於史書一類，唐代有圖譜院，隸宗正寺，設修圖譜官掌修皇室譜，有時也由史官修撰。宋代的玉牒所即由此而來，設修玉牒及類譜官，亦隸宗正寺。[92] 

總的來看，宋代的修史機構，主要由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互相配合，其中起居院主要是記錄，實錄院、國史院主要是撰述，日曆所則界於二者之間。會要所、玉牒所提供的資料，也是很重要的。宋代修史機構在分工方面比較細緻，然在密切配合方面似未創造出十分引入注意的經驗。而國史院在修撰國史方面，甚至還存在前後不相連貫的弊端。曾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奉命修史的洪邁在講到北宋國史的修撰時說：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禦，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雲：“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促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製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纘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才役，才歸即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93] 

北宋部分的國史，是不同的史官分段所修，或“不免煩複”、或“不相貫屬”的缺陷是必然存在的。神宗命曾鞏合成五朝國史，曾鞏便感到非常棘手，曾三上奏劄，表明困難及打算採取的做法。曾鞏提到的，有“文義曲折”不合體例的問題，有原稿“漏略”需要再次尋訪史實的問題，有要求頒佈禁中記錄以備采摭的問題等等[94]。但曾鞏還是感到不好著手，最終還是辭去了神宗皇帝的這一委任[95]。“會以憂去”，是最符合曾鞏的心理了。而要使九朝國史合而為一、貫串為一個整體，必然會碰到更多的困難，既有文獻上的困難，更有評價上的困難。可見，北宋修史機構在修撰國史方面，是不同于唐代史館的，後者始終是把國史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的，故修撰上保持著國史的連貫性。 

遼、金兩朝都是在文明發展進程落後于中原的發展程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它們對修史也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都建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遼朝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其南面官採用唐制，設三省、六部、台、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其于門下省之下置起居舍人院，設專官掌修起居注；又于翰林院之下置國史院，設史官掌修國史[96]。金朝官制，於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後，遂有三省之制。正隆元年（1156年)罷中書、門下兩省，僅置尚書省，自省而下有院、台、府、司、寺、局、署、所。其尚書省下之右司“兼帶修注官”，屬下有各種譯史多人。其國史院為獨立的修史機構，設有各級史官《包括女真人、漢人和契丹人)掌修國史及《遼史》[97]。遼、金兩朝的修史機構在配合譯書所翻譯漢文史籍方面，在修國史及前朝史方面，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元、明、清三朝是統一的皇朝，其修史機構都有宏大的氣魄，具有逐步完備的趨勢，在修史上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元、明、清三朝的主要修史機構，都與翰林院有一定的關係，這同遼朝的情況相類似。元朝設翰林兼國史院，置修撰、編修官等職，掌修史事宜。翰林兼國史院曾短時間“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不久仍分立集賢院[98]。明朝的修史機構則由翰林院兼掌，置各級史官負責修史[99]。清入關前，修史機構系“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之一。康熙九年（1670年)，廢內三院而設置內閣、翰林院，各司其事。翰林院下置國史館、起居注館，設各級史官，修實錄、史、志、起居注[100]。在歷代皇朝中，清朝的修史機構，一則繼承歷代典制而有所損益，二則因歷史內容的豐富和史學本身的發展，故其修史機構亦日臻完善，呈現出嚴密而靈活的狀況，即有常設的修史機構，又往往開設一些臨時性的修史機構[101]。這是清代官修史書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同它所建立的網路性的修史機構有密切關係。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的專職修史機構，十分明顯地經歷了建立時期（唐代)、發展時期（宋代)、完善時期（清代)幾個階段，這對史學的發展無疑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三  私人著史的成就 

從史學積累和發展來看，史官的職責包含兩個大的方面，此即劉知幾所謂“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第二是“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前者系“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者為“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這兩個方面，“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102]中國史學在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個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於歷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書佔有重要的位置。但在這兩個方面，尤其是在後一個方面作出傑出貢獻的史家，有許多是不曾擔任過史官職務的。換言之，史官當中固不乏優秀的史家，而優秀的史家則並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認識中國古代的史學，還必須充分認識到歷代都有很多並非身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他們的業績，有不少是歷代史官所不及的。這樣的史家，先秦以孔子為代表。自漢迄清，代有其人，舉例說來，如荀悅、袁宏、裴松之、范曄、蕭子顯、李百藥、杜佑、王溥、劉敘、劉恕、鄭樵、胡三省、馬端臨、王圻、王世貞、李贄、陳邦瞻、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馬驌、谷應泰、全祖望、章學誠、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們的撰述，有許多都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第一流作品。還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於數量繁多的雜史、雜傳、野史、筆記、家史、譜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記述等，它們的作者，絕大部分亦非身為史官。這些史家，是龐大的中國史家群體的極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僅數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如《漢紀》、《後漢紀》、《三國志注》、《後漢書》、《通典》、《唐會要》、《通志》、《資治通鑒音注》、《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弇山堂別集》、《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讀通鑒論》、《日知錄》、《文史通義》、《考信錄》等等，不過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實際情形當遠遠超過這些。 

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種種原因。出於皇命，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如荀悅撰《漢紀》，即因漢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方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103]《漢紀》一書，開編年體皇朝史的先聲。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於是“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104]補史官之失，這又是一個重要原因。史官之職，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這就出現了“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的現象[105]。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國史補》，即出於“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意在“以備史官之闕”；林恩撰《補國史》，也是以“補”國史為目的。明清之際談遷所撰《國榷》，是這方面的傑作。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發展史學的自覺意識，是又一個重要原因。如鄭樵、馬端臨都推崇史學的“會通”之旨，前者繼承了《史記》之紀傳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通志》一書，其《通志。略》是對前人成果的重大發展；後者繼承《通典》之典制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文獻通考》一書，它在分門立目上也發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學誠繼承了《史通》之史學批評的傳統，寫出了《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有許多創造性的發展。另外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會責任感和經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從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顧炎武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和王夫之撰《讀通鑒論》，這是貫穿於先秦至明清的一個優良傳統。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與政治及社會的相互關係，以及史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和運動的規律，它是史學發展和成果積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種種情況，有些在歷代史官當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學同政治的關係上，則表現得更為突出。還有一種情況，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並非都是官修史書。例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史通》、《貞觀政要》、《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名作，仍屬於史家私人撰述。 

中國古代史官產生出中國最早的史家，而中國古代史家卻並非都是史官。從廣義上說，中國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沒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輝煌的貢獻。劉知幾論史家的成就和影響之高低與異同說：“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106]他把“史之為務”劃分為三個層次，反映了他的史家價值觀，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同時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論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他說的這六個人中，相傳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馬遷並提。他說的周之史佚，據說是周文王、武王時的太史尹佚。《國語·周語下》記晉國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論，即“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恣。”這表明直到春秋時期，史佚還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劉知幾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評論史家的成就及其社會歷史影響，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的史家批評論上還是第一次。其後，從理論上對史家進行評論，代有所出；而章學誠“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以才識、記誦判定史家成就、得失，這些都具有史家批評之方法論的價值。 

中國歷史上有眾多的史家，中國史學中有豐富的評論家的理論。三千多年來，中國史家緊步中國歷史的足跡，記載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留下了一部輝煌的信史。 

第四節  中國史書的特點 

一  記述的連續性 

悠久的史官制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機構和發達的私人著史，因此，中國擁有古老而眾多的史籍。梁啟超認為：“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哪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107]數量多，這是中國史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此外，中國史書還有記述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的多樣性這幾個特點。 

這裏先說記述的連續性。 

從現存的文字記載和歷史典籍來看，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世本》、《竹書紀年》等，記述了先秦時期的中國歷史；司馬遷繼承了這些成果，益以秦漢之際及漢初的歷史撰述，還有實地考察所得，寫出了宏偉的中國通史——《史記》；此後，或朝代史，或通史，或專史，或一方之史，或各種傳記，其撰述從未間斷，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有系統的、多層面的歷史記載和歷史撰述，成為世界史學上絕無僅有的壯舉。這首先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中國史家群體的貢獻。 

從史學的、文化的觀點來看，這一記述的連續性之特點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史官制度和修史機構作為制度上的保證，已如上節所述。二是有眾多史家的深刻的歷史意識作為思想上的保證。司馬談的臨終遺言表示：對於“漢興，海內一統”的史事，“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108]他深為憂慮的，是“天下之史文”。司馬遷繼承父親未竟之業，寫出了《史記》。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淵提出建議，認為“近代已來，多無正史”，“如至數十年後，恐事蹟湮沒”，“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他主張對於前代所缺之正史，一一修之。[109]其後，在唐太宗時，史館修成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並重修了《晉書》；唐高宗時，史館修成《五代史志》，而史家李延壽撰成《南史》和《北史》。這成為史學上一大盛事。史書的一個重要作用在於“貽鑒今古”，唐初史家對此有深刻的共識。元世祖即位不久，大臣王鶚提出撰寫遼、金兩朝的歷史，他認為：“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10]這就是說，撰寫史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應因朝代的興亡而有所改變。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元順帝時，史臣們寫出了宋、遼、金三朝歷史，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像這樣的鮮明的歷史意識的事例，在中國史學上是屢見不鮮的。儘管不同時期的史家提出問題的根據、方式有所不同，但貫穿其間的核心思想就是撰述歷史的神聖性。對於這種神聖性的認識和實踐，不僅在官修史書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且在私人著史過程中也表現得同樣鮮明。 

二  內容的豐富性 

歷史的進步使社會生活呈現出日益紛繁複雜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中，人們對社會、對自然、對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位置的認識不斷提高。人們這種實踐和認識的歷史進程，開闊著史學家的視野，從而豐富著歷史撰述的內容。 

先秦時期的史書，已經涉及到政治、軍事、民族、制度、地理、天文等內容；而《史記》則向人們展示出社會歷史的豐富內容，歷史進程，朝代興衰，人物活動（上自天子、皇帝，下至工商業者各階層人物的活動)，民族關係，典章制度，社會風習，朝廷與地方，內地與邊區等等，構成了一幅紛繁複雜的歷史長卷。從此，歷史撰述為自己開闢了廣寬的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歷史的發展經歷著巨大的變動：政治上的分裂與統一變動，各民族間的遷移和交往的變動，地主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動，意識形態領域經學傳統地位的變動，以及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選官制度的特點，等等，使這一時期的史學呈多途發展的趨勢。這一時期的歷史撰述不僅數量劇增，而且它們的種類也在迅速發展。南朝梁人阮孝緒著目錄書《七錄》，其中“記傳錄”著錄史書，分史書為十二部[111]。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其史部書分為十三類。盛唐時劉知幾著《史通》，把史書分為“正史”和“雜述”兩個部分，而“雜述”又包含“十品”即十類[112]。《隋書·經籍志》史部十三類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史通》在“正史”以外的“十品”是：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二者參照，除去名異而實同的部分，史書可以獨立為類者，當有十五六類之多。 

唐宋以下迄於明清，史書分類大致如此而又有所損益、變通，反映了史書內容的豐富，始終保持著長盛不衰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典制體史書的撰述來看，更可以看出歷史撰述之內容不斷豐富的趨勢。如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分歷代典章制度為9門；元初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則分歷代典制為24門；明代中後期王圻著《續文獻通考》，又分歷代典制為30門。這一趨勢，無疑是歷史進步的產物，但這同史學家的思想、視野努力跟上這種進步也是有直接關係的。 

中國史學是一座巨大的寶藏，這一方面表現為史書記事的源遠流長、連續不斷，另一方面還表現為史書的內容的豐富、充實。此外，中國史書的多種表現形式，也為這一寶藏增添了許多光彩。 

三  形式的多樣性 

史書體裁的多樣性也是中國史書的一個特點。 

史書體裁是史書的外部表現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學史上，中國史書體裁經歷著辯證的發展過程。有一種年代久遠的說法，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說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說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說明記言、記事是較早的歷史記載形式。但言與事並不能截然分開，《尚書》中就包含了記事的成分；較晚出現的以記言為主的《國語》、《戰國策》，也包含了不少記事的成分。中國史學上最先形成比較規範的表現形式的，是編年體史書《春秋》、《左傳》，它們按年、時、月、日時間順序記事。《左傳》記事豐贍，不僅有精彩的記言，而且也有記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記晉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的經歷。晚出的編年體史書《漢紀》、《後漢紀》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記載了許多歷史人物；《資治通鑒》往往於歷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蹟。可見，編年記事的史書，也記言，也記事件始末，也記人物，其間存在著互補的和辯證的關係。 

比起編年體史書，紀傳體史書出現較晚。戰國時期出現的《世本》是一種綜合體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紀傳體史書的前驅。司馬遷的《史記》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是記事件、制度、人物和歷史進程的綜合體史書，後人稱為紀傳體史書，這跟它記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歷史人物有關。紀傳體史書擴大了史書記述的範圍，同時也擴大了人們的歷史視野，促進了人們對於歷史面貌的整體性認識，是編年體史書所不及的。這是又一層辯證發展關係。 

繼《史記》之後，班固撰《漢書》，“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113]紀傳體史書的發展至唐初達到了全盛時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書撰於此時，可為明證。因此，劉知幾著《史通》總結史學發展時，開篇就從“六家”講到“二體”，認為“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後來作者，不出二途”，視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為歷史撰述的兩種模式。劉知幾在詳論“古今正史”的同時，又指出：“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114]他總結了“史之雜名”，凡有“十品”，認為它們是對“正史”的補充，反映了他對於史書表現形式之辯證發展的樸素的辯證認識。 

中唐時期，杜佑撰《通典》巨著，從會通和分門兩個方面繼承、發展了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寫出了第一部結構嚴謹、規模宏大的典制體通史，從而突破了編年、紀傳“二體”的格局。《通典》的巨大影響和眾多續作，使典制體史書卓然而立，成為中國史書的又一種主要表現形式。《通典》從典章制度的制訂、演變，探討它對於為政得失、民族關係、社會進步、歷史進程的影響，這是全面地突出了歷史運動中主體與客體如何協調的問題，在歷史認識上有重大意義。《史記》和《通典》都足以證明，史書體裁決不僅僅是史家對於史書表現形式的選擇，它也反映著史家對於歷史的理解和認識。這也是中國史書體裁之辯證發展的一個方面。 

晉唐之際數百年間，史學家們對編年、紀傳二體孰優孰劣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餘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傳》者，指摘司馬遷改變了聖人為史之體，崇《史記》、《漢書》者，備言紀傳體存在的必要。劉知幾《史通。二體》篇，分別指出編年、紀傳二體的長短，結論是“考茲勝負，互有得失”，“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在二體孰劣孰優上持公允的態度，但他沒有從理論上回答導致這場爭論的原因。唐後期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一文，從理論上對史書體裁的發展提出新的認識，他指出：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後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系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115] 

他認為編年、紀傳二體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史家發揮其專長創造出來的，因而史書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時指出，衡量“良史”的標準是“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達到這個標準，不論在表現形式上是紀、是傳、是編年，都應當予以肯定。皇甫湜認為，紀傳體史書的出現，克服了編年體史書“多闕載，多逸文”的不足，有利於史書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因而是合理的。他還批評有些論者在史書體裁上的一味“好古”的傾向，無裨于史學的發展。《編年紀傳論》之論史書體裁比起劉知幾所論，一是突出了理論上的說明，二是包含了發展的觀點，是古代史學上論史書體裁的大文章。文中提出“盡事之本末”的要求，對醞釀新的史書體裁的出現，是有思想上的啟發的。 

從《春秋》、《左傳》作為編年體史書奠基著作問世後約三四百年，出現了紀傳體史書的開創性著作《史記》；《史記》問世後約八九百年，有影響深遠的典制體通史《通典》的誕生；關於編年、紀傳二體的數百年的討論而有《編年紀傳論》的撰寫，在《通典》與此論之後約三百餘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樞所撰《通鑒紀事本末》的面世。每一種新的史書體裁的產生，都經歷了漫長的醞釀、發展過程，歷史的發展，史學的發展，史家的創造性才能的發揮，交互影響，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辯證的發展過程。 

編年體、紀傳體、典制體、紀事本末體，是中國史書所採用的幾種主要體裁。編年體，在《資治通鑒》問世後，有重大的發展；紀傳體，在《漢書》問世後，歷代正史都仿效《史》、《漢》，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主幹；典制體，《通典》問世後，續作蜂起，乃有“三通”、“九通”、“十通”的形成；紀事本末體，自《通鑒紀事本末》問世後，出現了歷朝紀事本末的撰寫。此外，中國史書還有學案、表、圖、史論、史評，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成就。同時，各種不同的史書體裁在運用、發展中，存在著相互補充和綜合的趨勢，使各自變得更加合理，更加趨於完善。這些史書體裁，鑄造了中國古代史書多姿多彩的表現形式，顯示了中國史學的鮮明的民族特色。在當代史學發展中，它們仍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具有歷史撰述上的借鑒價值。 

第五節  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歷史思想 

把史學史看作是“歷史思想的歷史”，是一種片面的看法。但是，史學史應當把歷史思想以至於歷史思想史作為重要內容進行研究，則是毋庸置疑的。 

所謂歷史思想或歷史觀念，是指人們對客觀歷史運動的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學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思想，其基本範疇與主要問題大致有：天命與人事的關係，人意、時勢、事理的作用，這些是關於歷史變動的原因及探求其中內在之“理”的思想；古與今的關係，迴圈與變化的關係，這些是關於歷史與現實之聯繫，以及歷史是否在變動中不斷進化的問題；人君、將相和其他各種人物以及民眾在歷史變動中的作用，這是涉及傑出人物和人民群眾之歷史地位的評價問題；還有歷史鑒戒思想和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等等。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中國史學上的歷史思想的發展，是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上演進的，它經歷了非常複雜的發展過程。19世紀後期，西方近代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原有的歷史思想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中國史學在歷史思想領域產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當然，這兩次變革，都同中國固有的歷史思想中的進步因素有直接的聯繫。 

這裏，我們將力圖粗略地描繪出中國史學之歷史思想發展的軌跡。“天”是先秦時期人們歷史觀念中的一個基本範疇，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興亡、世間治亂以至人們的福禍壽夭，都由’“天命”決定。這方面的記載，在先秦的官文書和王朝頌詩等文獻中，俯拾即是。“天”，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被認為是人世間的主宰。“人”也是當時人們歷史觀念的一個重要範疇，不過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人君。《尚書·大誥》：“天亦惟休于前寧人。”這裏的“寧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謂：上天只贊助我們的前輩文王。這是較早把“天”與“人”連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種歷史見解的，表明人是從屬於天的。當時對一般的人只稱做“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謂：“天生烝民”[116]，“天亦哀于四方民”[117]。後來經過西周末年的社會動盪和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人的作用被進一步肯定，“人”的涵義擴大了。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的私人歷史撰述《春秋》與《左傳》、《國語》，有很多地方是講一般人的“人”了，也記載了一些人對“天命”的懷疑。《春秋》一書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重視人事的著作，它認真地記載了政治上的得失成敗。它記水、旱、蟲、雨雹、雷電、霜雪、地震等，都是作為與人事有關的自然現象來看待的。這同孔子“不語怪、力、亂、神”[118]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歷史表述上，是先秦時期史籍中最早擺脫天、神羈絆的史書，這是它在歷史思想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左傳》記周內史的話，說“吉凶由人”[119]，記鄭國大夫子產的話，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120]《國語·周語下》記單襄公的話，說“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傳》和《國語》都寫出了大量的在歷史活動中的人，寫出了他們的活動、議論、風貌。這些都反映出它們在歷史思想上的進步。戰國以後，在歷史思想領域，人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天命”史觀的影響，有時甚至表現得很突出。但從發展趨勢來看，“天命”受到懷疑，人事受到重視，已是歷史思想發展中不可扼止的潮流。司馬遷著《史記》，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重大課題，在歷史撰述和歷史思想發展上有劃時代意義。他批評項羽兵敗身死，“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121]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針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發表評論說：“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也?”這表明司馬遷在歷史思想上是一位對“天命”史觀大膽懷疑的史家。《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為歷史中的主體來看待的偉大著作，它對歷史變化的動因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史記》在歷史思想上的唯物主義傾向，對後來的史學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顯地宣揚“天命”的皇朝史，但它們畢竟都是著眼於寫人在歷史中的活動；其稱說“天命”，固然有真誠的，但不少都是屬於官樣文章了。如同司馬遷在歷史撰述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任務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觀在歷史撰述中之不良影響的任務。他斷然指出：自然界的種種變化，“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系乎人事。”[122]劉知幾並不是徹底否認“天道”，但他說的“天道”顯然已包含了不少屬於自然現象的因素。不論屬於何種情況，他認為凡屬於“天道”範圍者，史家應取“不復系乎人事”的態度。劉知幾從他的樸素唯物思想傾向出發，把“天道”、“人事”的關係作為歷史編纂中的一個理論問題提出來，其意義顯得更為重要。另一位史學批評家、思想家柳宗元《773－819)，繼承和發展了荀子以來“天人相分”的學說，對“天”作了物質的闡釋，從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從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觀。他指出：“天地，大果窳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 [123]自司馬遷提出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觀念表示懷疑以後，到柳宗元的上述論點，可以說是逐步把作為至上神的“天”從人們的歷史觀念中驅除出去的過程，這在“天”與“人”及天人之際的關係之認識上，是一個重大的進展，是歷史思想發展上又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中國古代史學中，在探索“天命”與“人事”對於歷史的關係時，隨著對“天命”的懷疑和對“人事”的重視，便萌生了從人世間來尋求歷史變動原因的思考。春秋時期的史官史墨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 [124]史墨從豐富的歷史知識中認識到，自古以來，掌管國家權力的人沒有不變的，君與臣的位置沒有不變的；他還用自然界的變化來證明自己的見解。史墨的這個認識，在當時來說，可謂石破天驚。他對歷史和現實社會的變化有深刻的認識和感受，至於這種變化的原因，他只能以陵、穀的變遷來加以比附。司馬遷著《史記》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變”，並且認為應當從“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125]等方面來看待社會、歷史的變化。這是明確指出了社會歷史的轉化：變動，是人事和時勢相互影響而造成的，故不足為怪。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還說到，他著《史記》上起黃帝、下至當世，“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這個“理”，即主要是指“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的真相。柳宗元和王夫之發展了以往歷史思想中關於“勢”、“事勢”的思想，柳宗元的《封建論》對“勢”有精闢的闡述，王夫之則進而提出“理”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126]。王夫之所說的“理”不同於司馬遷說的那些具體的道理，而是指的事物自身發展的法則。要之，從“天命”到“人事”，從“事勢”、“時勢”到“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的“理”，這是古代史家關於歷史變化動因的認識軌跡。從司馬遷提出“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到王夫之在《讀通鑒論》敘論中提出“求順於理”，經過漫長的認識過程，終於從具體的“理”昇華到抽象的“理”，成為古代史學之歷史思想中的寶貴遺產。 

古代史家在探討歷史變化動因的過程中，還遇到一個長期為之困惑的問題，這就是人的作用究竟佔有何種位置。關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大致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神與民的關係；第二個階段，是“聖人”和“生人”的關係。《國語·鄭語》記周代史伯引《泰誓》中的話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桓公六年》記季梁同隨侯的對話中，說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這裏還是把作為人的“聖王”放在中心位置來看待的。這個思想在很長時間裏佔據統治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實質上也是以此為理論的核心。在對於秦廢封建而立郡縣之得失的千年聚訟中，有一派意見即認為封建是“先王”之意；秦廢封建是違背了“先王”之意，因而招致速亡，如曹岡《六代論》、陸機《五等論》等，都是如此。對於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變動的原因，許多史學家參與了論辯，在論辯中闡發了各自的歷史思想。其中以李百藥（565－648)、柳宗元分別寫的兩篇《封建論》最有影響，而柳文尤為知名。柳宗元以大量的歷史實事為根據，說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27]。他說的“勢”既有歷史趨勢之意，也有客觀形勢之意。同時，他還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論證了郡縣制之不可輕廢。在柳宗元的論述中，包含了“聖人”因勢制宜的思想，他並沒有完全否認“聖人”’的作用。柳宗元歷史思想中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即他更重視“生人之意”在歷史變動中所起的作用。他明確指出，《貞符》一文是證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128] “受命于生人之意”，是作為“受命於天”的對立面提出來的。“生人”即“生民”，這不是一個涵義清晰的概念，但從柳宗元也使用“黎人”即“黎民”的說法來看，“生人”是包含了普通民眾在內的。柳宗元把自唐初以來唐太宗君臣反復強調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古訓理論化了。他對“生人之意”的肯定，是從隋唐之際的客觀形勢中概括出來的，其中包含著他朦朧地看到民眾在歷史變化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於人在歷史變動中的作用，在中國古代歷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還是肯定帝王將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樣明確地肯定“生人之意”的歷史作用畢竟是少數。不過，肯定帝王將相的作用，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是把歷史的或現實的治亂興衰、得失成敗完全歸結於個人的作用，這在古代史書中有較多的反映。另一種情況是能夠注意到統治集團中不同人才所發揮出來的群體作用。如由魏徵（580－643)執筆撰寫的《隋書》史論，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稅棟樑，莫可棄也。” [129]這種見解，比之於把“帝王之功”完全歸於一人一謀的論點，是很大的進步。還有一種情況是能夠注意到一定時勢、環境對人們的影響和作用。《隋書》史論在評論李圓通、來護兒等人時指出：“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于貧賤。當其抑鬱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恩，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 [130]這三種情況的基本傾向，都認為歷史是少數傑出人物創造的，都屬於英雄史觀；但其間的差別，也是很明顯的，其中後兩種觀點在古代歷史思想發展上有長久的傳統和重要的價值。 

在古代歷史思想中，很早就有了關於對社會歷史變化的認識。上文引史墨的言論，是很典型的例子。稍晚成書的《易·系辭》也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131]這也是解釋歷史變化的典型論點，那麼，歷史變化是循著何種走向呢?大致有三種回答：一是前進，二是迴圈，三是倒退。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歷史進化思想是主要的，歷史循環論和歷史倒退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不小的影響。戰國末年，鄒衍把五行說罩上神秘的外衣，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他認為歷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迴圈轉移的，每一個時代受五行中的某一行支配。一個時代的帝王將興起時，天必顯示祥兆，而這種祥兆符合於支配該時代的某一行的“德”。具體說來，歷史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迴圈。這種論點，承認歷史是按照某種秩序在變化，但它曲解了歷史變化的法則，認為歷史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迴圈。這種論點在天人關係的認識上是主張“天人感應”的。戰國末年至西漢時期，歷史循環論有很大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說：“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又說：“三王之正若迴圈，窮則反本。”從這裏不難看出“五德終始，，說的影子。但是，司馬遷畢竟是一位樸素的歷史進化論者。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於秦皇朝之興滅這樣一個有重大爭論的問題的看法上，他認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132]又如他對於分封和郡縣的認識，都能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加以分析，肯定漢代實行推恩之令，削弱諸侯，而置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呃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133]上述兩件事，是西漢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都十分關注的重大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司馬遷以樸素的歷史進化的觀點闡述了自己的認識，不僅有歷史認識的價值，也有現實的意義。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還反映在史家對於“中華”、“夷狄”之相互關係的認識上。杜佑在《通典·邊防典》序中寫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樸質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祭立屍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他還認為：“古之人朴質，中華與夷狄同。”[134]他進而從地理環境的因素闡述了“中華”和“夷狄”在文明進程上出現的差別。所謂“夷夏之防”是中國歷史長期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杜佑從歷史進化的觀點來說明“中華”本也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夷狄”之所以落後于“中華”則是客觀上的原因。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杜佑的這些認識，同司馬遷看待秦漢之際的重大政治得失一樣，具有歷史認識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王夫之也具有鮮明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這貫串於他的《讀通鑒論》一書中。他的總的認識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35]這是著重從古今制度上指出了人們應當隨著歷史的發展，提出相應的治理天下的措施。王夫之的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是針對鄒衍、董仲舒的歷史循環論而闡發的。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樸素歷史進化思想的發展，往往又是在批判歷史倒退論的鬥爭中前進的。《北齊書》作者李百藥在柳宗元之前即撰有《封建論》一文，他針對曹同和陸機主張恢復分封制的主張寫道：以往“著述之家”，“多守常輒，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恢復分封制，無異於“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漢)曹《魏)之末”[136]。他認為歷史是進化的，人們不能從已經進步的時代倒退回去。唐初，魏徵建議唐太宗于大亂之後實行教化政策。封德彝反對說：“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反駁說：“若言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137]魏徵後來協助房玄齡監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並主編《隋書》，撰寫了《隋書》史論及《梁書》、《陳書》、《北齊書》帝紀總論，對唐代史學發展有很大影響。他的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同當時的政治思想鬥爭有密切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李百藥、魏徵、杜佑、柳宗元、王夫之等，都有共同之處。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特點。 

自秦漢開始，中國已經發展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對於民族關係的認識，也是中國古代史學歷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杜佑的“中華”、“夷狄”論，從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方面反映了他的民族關係思想，而古代史家的民族關係思想還包含有其他方面的內容。以《史》、《漢》創始的中國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幾乎都涉及到多民族的歷史。秦漢統一以前，《尚書》、《詩經》，尤其是《春秋》、《左傳》，也寫到了先秦時期各族的關係。這反映出中國古代史家歷來有重視民族關係史的優良傳統。而在關於民族關係問題上則有種種不同的觀點。從隋唐以後的歷史撰述來看，重視民族間的歷史聯繫以至闡述多民族同源共祖的觀點，是民族關係思想發展的重要趨勢。西晉江統曾著《徙戎論》一文，藉口遵“《春秋》之義”，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戰國、秦漢、三國以來民族關係的發展作消極的評價，提出對內遷各族“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138]。當時有人“服其深識”。但是，客觀歷史卻從根本上否定了《徙戎論》的主張。隨著兩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遷移、鬥爭、融合的發展，不僅“徙戎”的主張變得荒唐可笑，就是華夷之辨也逐漸為史家所反對。隋唐之際，李大師已不滿於“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修史情況，提出“編年以備南北”的撰述思想。其子李延壽後來撰成《南史》、《北史》，就是執行他的遺命，“追終先志”的成果。[139]唐高祖接受了令狐德棻（583－666)的建議，下達修撰粱、陳、魏、齊、周、隋六代史詔，詔書說：“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140]這種以詔書形式對有關六個皇朝的評價，其中包括對於鮮卑族統治者建立的北魏、北周的評價，在稱謂、措詞、歷史地位等方面，都是作同樣看待的，並且都要為它們撰寫後來被稱作正史的、反映其興亡得失的一代之史。這在以往的史學中還不曾有過，它反映了唐初史學家和政治家在民族與民族關係思想上的重大發展。唐太宗時，史家們再次討論修撰前朝史時，承認北齊魏收（505－572)所撰《魏書》和隋朝魏澹所撰《魏書》的正史地位，也具有這樣的性質。唐修《晉書》，對江統的《徙戎論》不取附和態度，指出：“‘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141]這是不同意把西晉之亡歸咎于“戎狄”的說法。唐修《晉書》中以“載記”記十六國史事，雖不免仍有微詞，但也有不少給予很高評價的地方。唐初史家在《隋書·經籍志》史部編目中，創立“霸史”一目，著錄十六國史臣和其他史家所撰有關十六國史事的著作，列于正史、古史、雜史之後，居於起居注類之前。其後序稱：“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劉知幾在《史通·稱謂》篇中指出：“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他批評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的做法，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史家力圖從歷史事實上嚴肅地看待各民族歷史的態度和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杜佑從地理環境的因素來說明“中華”和“夷狄”在發展上出現差別的原因，顯然是不全面的。但他提出的理論上的認識，對於《徙戎論》所提出的戎狄“性氣貪婪，兇悍不仁”一類的偏見，是有力的批駁，也是古代史家民族思想和民族關係思想的重大發展。在古代史學上，有關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起源很早。從《史記·五帝本紀》來看，這種思想在文字產生以前的傳說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史記·匈奴列傳》還具體指出：“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史記》以下，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不絕于史。元末，史家撰遼、金、宋三史。其中《遼史·世表》序說：“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142]，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按系遼史官)稱遼為軒轅後。儼志[143]晚出，盍從《周書》。”這是綜合了唐、遼、元三個皇朝史家的認識，而這三個皇朝的統治者分屬漢、契丹、蒙古三個民族，其認識不超出炎、黃之外，故尤其鮮明地反映出多民族之歷史文化認同的思想。元修遼、金、宋三史，最終決定採用“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的體制，亦頗類似唐初修“六代史”之議和“五代史”之作。明代史家王圻撰《續文獻通考》，上繼馬端臨《文獻通考》，起於南宋淳祐（1241－1252)，下迄于明朝萬曆（1573－1620)，並明確指出增寫遼、金典章制度的必要。這都表明了古代史家在民族關係思想方面的發展和進步，從而也是在歷史思想方面的發展和進步。 

此外，關於對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治亂興衰原因的認識，對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和方法等，也是古代歷史思想領域的重要方面。 

中國古代史學的歷史思想領域，包含著批判意識和理性傳統。19世紀以後，這種固有的批判意識和理性傳統同西方傳入的近代進化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相結合，引起了中國史學在歷史思想領域的兩次巨大的變革。歷史思想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19世紀後期，西方進化論逐步傳入中國，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並使其同中國古代變易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了歷史變革思想。這是中國近代在歷史觀念上出現的新的變革，使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內涵和形式。 

中國古代史家論“勢”和“理”，包含了深刻的歷史進化觀點；他們論歷史階段、國家起源、郡縣制優於分封制、“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時，也反映出了這種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這種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在理論形式上還沒有比較系統的闡述；在具體運用上，就多數史家來說，還缺乏比較明確的自覺意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受到歷史進程本身的影響，故這種古代史學上的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不可能發展到如同產生於歐洲的那樣的進化論。 

19世紀產生於歐洲的進化論，是關於事物按照量的積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逐漸向前發展的理論，它包括宇宙無機物的進化、生物和社會的進化等自然歷史過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和洋務企業的譯書機構，對進化論有一些片斷的介紹。中國思想家中，康有為、譚嗣同是較早受到進化論影響的人物，而嚴複則是在介紹和闡述西方進化論方面最有貢獻的人物。康有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的“大同”、“小康”思想，同進化論結合起來，闡說他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的歷史進化理論，作為他主張變法、建立君主立憲制的理論基礎。他在《論語注》中說：“人類進化，皆有定位，白族制而部落，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漸至立憲，由立憲而漸至共和”；“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他一方面強調“驗之萬國”，一方面認為“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就是推進化之禮而為之。他在《大同書》裏又說：“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這就是康有為把中國“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而形成的進化思想。同時，康有為又在這種進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變通”的思想，從而把它同維新變法結合起來，提出歷史必變的觀點。他說：“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今日不變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144]變，是時勢之必然，是國家命運所必需，“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145]。在這裏，西方進化論被賦予了中國的形式，而中國變法維新則不僅從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中找到歷史根據，尤其是從西方進化論中找到了理論根據。 

康有為的進化理論包含了許多弱點。他是以尊聖、附會的方法來宣揚歷史進化論的。同時，他只主張漸變，所以他宣揚的歷史進化論，反映在社會思想上只主張改良，反對革命。 

從歷史觀念的變革及其理論價值來看，嚴複對西方進化論的介紹和闡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極》、《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進化哲學的基本觀點，倡言變法、救亡、自強的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譯述的《天演論》正式出版。《天演論》一書本是赫胥黎宣傳達爾文主義的通俗讀物。嚴複譯述此書的主旨是“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146]。嚴複在《天演論》譯述的按語裏，推崇斯賓塞的《綜合哲學體系》，宣傳它的普遍進化理論。但嚴複深覺斯賓塞所謂“任天為治”的論點不妥，故譯《天演論》以正其謬，強調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原則。這同“自強保種”的社會目的，是密切關聯的。嚴複所介紹和闡述的進化論思想，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梁啟超在講到康有為、嚴複所倡言的進化論，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進”的階段，同康有為一樣，都帶有庸俗進化論的性質。其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民主主義者才突破了這個局限。嚴複在他的著作中，還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的思想，把自黃宗羲、唐甄以來對君權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義的程度。他在《辟韓》等文個激烈批駁君權神授的腐見而倡言民權思想，認為民是天下的“真主”。這些見解，在歷史觀念和史學批判上引發了對“君史”、“民史”的劃分，即批判“君史”而倡言“民史”，也是歷史觀念變革中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19世紀後期問世的中國史家撰寫的外國著作中，尤其是在王韜的《法國志略》（1871年初撰，l890年重訂)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中，作者都以充分的歷史事實闡述了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所取得的成就，都認為中國應當面對世界，改變故步自封的面貌，特別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給人們這樣的啟示：“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政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147]這樣的歷史著作，事實上已包含著進化論的思想和歷史變革的思想。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上出現了較早的按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撰寫的中國歷史著作，這就是l904年至1906年商務印書館分三冊出版的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反映了歷史撰述的新面貌。此書以章節編次，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歷史階段。上古以西周以前為傳疑時代，春秋戰國為化成時代，中古以秦漢為極盛時代、魏晉南北朝為中衰時代，隋以下未及卒述。這雖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國歷史著作，但它表明：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和表現形式上，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期間，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開始傳入中國，在中國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史學由此而逐漸產生了歷史觀念上的革命性變革。李大釗是這一革命性變革的先驅者。 

1919年，他撰文對唯物史觀作了概括的闡述： 

唯物史觀也稱歷史的唯物主義。他在社會學上曾經、並且正在表現一種理想的運動，與前世紀初在生物學上發現過的運動有些相類。在那個時候是用以說明各種形態學上的特徵、關係的重要，志在得一個種的自然分類，與關於生物學上有機體生活現象更廣的知識。這種運動既經指出那內部最深的構造，比外部明顯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觀就站起來反抗那些歷史家與歷史哲學家，把他們多年所推崇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會構造，都列於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經歷史家輩蔑視，認為卑微曖昧的現象的，歷史的唯物論者卻認為於研究這很複雜的社會生活全部的構造與進化，有莫大的價值。 

歷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歷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自己不能變化的，也不能使別的現象變化。其他一切非經濟的物質的要件，如人種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來變化很少，因之及於社會現象的影響也很小，但於他那最少的變化範圍內，多少也能與人類社會的行程以影響。在原始末開時代的社會，人類所用的勞作工具，極其粗笨，幾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發現的地方，向來沒有什麼意味的地理特徵，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條件。所以歷史的唯物論者，於那些經濟以外的一切物質的條件，也認他於人類社會有意義，有影響。不過因為他的影響甚微，而且隨著人類的進化日益減退，結局只把他們看作經濟的要件的支流罷了。因為這個緣故，有許多人主張改稱唯物史觀為經濟史觀。 

…… 

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於其他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要認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經濟現象雖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會的表面構造（如法律、政治、倫理，及種種理想上、精神上的現象都是)，但這些構造中的那一個也不能影響他一點。受人類意思的影響，在他是永遠不能的。就是人類的綜合意思，也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類的綜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經濟現象的影響，不能與絲毫的影響於經濟現象。換言之，就是經濟現象只能由他一面與其他社會現象以影響，而不能與其他社會現象發生相互的影響，或單受別的社會現象的影響。 

在闡述了物質生活對於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之後，李大釗又闡述了階級鬥爭理論問題，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他寫道： 

與他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係的，還有那階級競爭說。歷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歷史明顯的社會事實，只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他們所以牽入這競爭中的緣故，全由於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我們看那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共產者宣言》中“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的話，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評》序文中，也說“從來的歷史儘是在階級對立——固然在種種時代呈種種形式——中進行的”，就可以證明他的階級競爭說，與他的唯物史觀有密切關係了。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闡述唯物史觀關於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寫道： 

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他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其及於人類精神的影響，亦全與用神學的方法所得的結果相反。這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而社會一語，包含著全體人民，並他們獲得生活的利便，與他們的制度和理想。這與特別事變、特別人物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個人，除去他與全體人民的關係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時，亦是全體人民是要緊的，他不過是附隨的。生長與活動，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決不在他們以外的什麼勢力。最要緊的，是要尋出那個民族的人依以為生的方法，因為所有別的進步，都靠著那個民族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148] 

李大釗這些論述，闡述了唯物史觀關於經濟基礎、階級鬥爭、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是中國歷史觀念中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革。他的許多論著，還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另一些重要論點。他對這些基本觀點和重要論點的闡述儘管在個別問題上還不很準確，但其本質和方向是確定無疑的。在李大釗之後，中國最早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呂振羽、範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則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創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二  史學思想 

中國古代史學中也蘊含著豐富的史學思想，其基本範疇和主要問題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直書與曲筆，史之為用，史之為美，史學與經世，史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等。史學理論是關於史學本身的性質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史家之修養與批評的理論。它同史家對於客觀歷史的認識即歷史思想有密切的聯繫，也有明顯的區別。 

中國古代史學歷來講求信史原則，即：“《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149]這個原則反映在史官記事的要求上，就是“書法不隱”。春秋時期，晉國史官董狐因“書法不隱”而被孔子譽為“古之良史”。春秋時期形成“君舉必書”的傳統，也是信史原則在史官記事方面的要求。《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記魯國曹劌的話說：“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意謂國君所為倘不合乎法度，被史官記載下來，這叫後人怎麼看待呢。北周史官柳虯說：“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150]這是從信史原則發展到對史官直筆的理論說明，即一是“記事”以保存信史；二是“監誡”以“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這本是史學的目的，但史學如果沒有秉筆直書作為前提，這兩個目的都不能達到。劉知幾發展了柳虯的觀點，在《史通》中分別寫了《直書》篇和《曲筆》篇，進一步從理論上對直筆（直書)作了闡述。劉知幾的直筆論，從社會根源、史學工作和史家個人品質來分析直筆這個範疇的涵義及其實踐，是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劉知幾的直筆論也有局限性。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這顯然同他所闡說的“史之為務”的宗旨相悖，也同他所批評的“諛言媚主”、“曲筆阿世”的現象相近。名教在他那裏成了直筆的限度。中唐時期，柳宗元為．批評韓愈寫的《答劉秀才論史書》，寫了《與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的這封信，從無神論的高度批評了韓愈說的“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論點；又以史以“取信”後世的神聖職責闡明史家應堅守“直道”的必要性；還指出史家要有一種自覺的精神，不是要靠別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的。柳宗元這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些見解，把劉知幾的直筆論又從理論上推進了一步，他不僅僅是從個人的“穢跡”、“惡名”來看待直筆的作用，而是真正把直筆同史以取信後世的莊嚴事業直接聯繫起來。中國史學上的“董狐筆法”，經孔子首倡、劉知幾等人的發展，成為有豐富內涵的直筆論，其影響所及直至明清。 

直筆是信史的基礎，但僅有直筆還是不夠。因為秉筆直書一般是對當時人記當時事提出的要求，而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後人的俊識通才方能完成。關於這一點，劉知幾曾有很精闢的論斷：“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151]當時之簡，屬於草創，以博聞實錄為貴，而實錄是其核心。後來之筆，功在經始，以俊識通才為貴，而通識是其核心。二者相須而成，乃有信史。重實錄，自應提倡直筆精神；尊通識，關鍵在於采撰藝術。故采撰論實為信史原則的又一要義。劉知幾說：“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152]他舉出《左傳》、《史記》、《漢書》的作者不僅都廣征博采，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劉知幾十分明確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的聯繫，還列舉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誤的事例，如“苟出異端，虛設新事”，“恢（詼)諧小說，“或神鬼怪物”，“務多為美，聚博為功”，“矜其州裏，誇其氏族”，“訛言難信，傳聞多失”，還有“古今路阻，視聽壤隔”、“涇渭一亂，莫之能辨”等。他的結論是：“作者惡道聼塗説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劉知幾的采撰論，一是指出史家必須“徵求異說，采摭群言”，才有可能寫出名作；二是這種徵求、采摭工作必須謹慎對待各種文獻和“異辭疑事”。總之，不博采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則必然誤人歧途。只有把博采同慎采結合起來，才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在劉知幾看來，這種“後來之筆”在“俊識通才”上的要求，中心問題是鑒別文獻的虛實和價值，是如何把握歷史事實。采撰論提出的論點，在史學上有充分的根據。劉知幾舉《左傳》、《史記》、《漢書》為例，其中《史記》是最有代表性的。司馬遷自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153]司馬遷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劉知幾提出采撰論的史學淵源。采撰論的思想，或直接、或間接地為後人所繼承與闡發。中晚唐時期，李肇撰《唐國史補》，他在序中闡明撰述宗旨時，把“紀事實”放在首要位置上。曾任史館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狀奏》，認為行狀之作，‘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154]。宋人吳縝給“事實”下了一個定義，即“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155]。這些觀點反映出史學家們在關於怎樣看待歷史事實方面所作的理論探索，從而豐富了采撰論的內涵。 

直筆論和采撰論是信史原則的兩大理論基石，其核心是求實與取信，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上佔有重要位置。 

功用論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又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認識到客觀歷史的鑒戒作用。《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詩·大雅·蕩》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都是說要以歷史上的興衰成敗作為鑒戒。人們認識到史學的這種作用也很早，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教導太子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156]韋昭注曰：“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世，謂先王之世系也。”“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語，治國之善語。”“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訓典，五帝之書。”“春秋”，是春秋時期各國國史的統稱。楚國國史，也稱為“禱杌”。春秋、世、令、語、故志、訓典，是幾種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歷史記載。申叔時的話，包含了對於歷史記載之功用的廣泛認識。在史學興起之初，人們就有這樣的認識，說明史學對於政治、對於統治人物的個人修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楚國史官左史倚相，就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見解在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而著稱於世。根據孟子和司馬遷的說法，孔子是古代史學上第一位認識到歷史撰述之社會功用的史家。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157]司馬遷在答壺遂所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時，引用了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58]從《春秋》記事所用的事例來看，他們的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漢初君臣是懂得歷史撰述的政治功用的，劉邦命陸賈撰《新語》一書就是很突出的事例。司馬遷更加明確地闡述了史學的政治功用和社會功用。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強調“《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的作用，指出：“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饞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說明《春秋》中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為借鑒。第二，他認為《詩》、《書》、《春秋》、《國語》等書都有“述往事，思來者”的作用，這也是他著《史記》的主旨。第三，他把“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作為撰寫歷史的主要內容，把“成一家之言”作為自己撰述的志向，這是史學家第一次表明歷史撰述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的自覺意識和崇高信念。東漢以後至唐初，史家論史學功用者甚多，其中東漢末年荀悅所論比較有代表性口他在《漢紀》序中論《漢紀》的內容是：“有法式焉，有鑒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術藝焉，有詭說焉。”這說明他對西漢史事有明確的分類。他又論《漢紀》的功用是：“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者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這雖是就《漢紀》說的，但可以看出，荀悅對史學的功用有比較開闊的認識。當然，這裏說的興、治、動、靜、言、行、懲惡勸善、獎成懼敗，主要還是指的政治功用，但也不限於政治方面。盛唐時，劉知幾著《史通》，進一步豐富了功用論的內容。劉知幾的新貢獻在於：首先，他闡述了史學為什麼具有社會功用的問題。他指出：“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159]這是從歷史認識到古今聯繫上說明歷史撰述的功用，而特別強調古代史官所起的作用。其次，他指出：“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160]把史學的功用提到“急務”和“要道”的重要性上來認識，這還是第一次。把“生人”與“國家”同史學的關係相提並論，以前也不曾有過。唐太宗曾經說過：“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161]這是一個政治家的卓識。劉知幾提出“史之為用”這個概念，在史學理論發展上是有特殊意義的。再次，劉知幾關於“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的論述，也包含著從理論上說明史學功用的幾個方面。中唐以後，史學家經世致用思想有了明顯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充實了功用論的內涵並使其具有鮮明的社會實用目的。杜佑《通典》自序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他強調歷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162]。李翰所作《通典》序，詳論《通典》“經邦”、“致用”之旨，是闡述史學經世致用理論的大文章。杜佑的撰述旨趣，反映出他對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有兩點是不同於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史書中主要從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方面總結治亂得失的模式，進而深入到從各種制度的興革流變對歷史上的治亂得失作全面的考察。事件、人物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而制度、政策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這兩個方面來認識史學的功用，是功用論的重大發展。第二，他突破了史家歷來所強調的史學對於現實社會尤其是現實政治的鑒戒作用這一認識模式，提出了以史學“經邦”、“致用”、“將施有政”這一具有直接實踐作用的認識模式。朱熹認為：“杜佑可謂有志於世務者”[163]。其中道出了杜佑的史學經世思想的真諦。中國古代史學的經世思想，是史學功用論的新發展。在杜佑之後，經宋代司馬光、鄭樵，元代馬端臨，明代王圻，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顧祖禹，直至清中葉龔自珍，都在這方面有理論上的建樹。其中，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鑒之涵義的闡釋，從歷史認識上進一步說明了史學何以有功用，何以可經世。他認為史學具有的功用是：“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王夫之的許多論述，多具有思辨的色彩，這是劉知幾當時所不可能達到的理論高度。中國古代史學之功用論的發展，至龔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164]的命題而達到理論上的高峰。這個命題明快地表述了“史”與“道”的關係：道以史為基礎，史以道為目的。無史無以言道，無道則史亦無用。這還可進一步理解為：史之為用，不應拘於一事一物，而應從明於道人手；道之為言，不應只是空論泛說，尤其是重大的道理，必先致力於史學才能獲得。 

史家修養論在古代史學理論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國古代史學上，論史家修養的人很多，而所論基本範疇則源於孟子所概括的事、文、義。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艾則丘竊取之矣’。”[165]他從歷史的變化講到春秋時期國史的發展，其中重點是論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認為，一般的國史所記之事不過是齊桓、晉文之類，其表述是記載歷史的筆法，只有孔子的《春秋》繼承了《詩》中所包含的大義。戰國以後，史學上討論史家修養或史學批評一般都要涉及到史事、文采、見識這三個方面。大凡有成就的史家，不僅重視史事與文采，而尤其重視歷史見識方面的修養。在這方面，《後漢書》作者范曄（398－445)有很強的自覺意識。他撰《後漢書》，於序、論上尤下功夫。他自謂：“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即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從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說：“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166]範曄對自己所撰的序、論、贊的評價，或揚之過高；但他的序與論，確是上乘之作，他強調“精意深旨”，正表明他對於歷史見識方面修養的重視。他對“贊”的自我評價，說明他也十分重視文采。在史事的“整理”上，他認為與《漢書》相比“未必愧也”。他還重視史例，說：“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從這些方面來看，范曄在史家的自我修養方面有很高的自覺性，也有很深的造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惜他的“紀傳例”已不存，難以窺其全貌了。《文心雕龍》一書雖出於文學評論家劉勰之手筆，。但其中的《史傳》篇卻是較早討論史學理論的專文。《史傳》篇涉及到史學理論的幾個方面，其文末讚語說：“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曆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這幾句話可以依次概括為體、事、義、文、直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不是指一個史家說的，可以看作是對史學的綜合評論，也可以看作是關於史家修養的綜合性概括。 

在唐代史學中，史家修養被作為一個明確的問題提出來。這方面的主要理論和著作主要有：《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唐高宗《簡擇史官詔》、劉知幾論史家須有“三長”、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等。《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畫畫”。其中“博聞強識”、“疏通知遠”兩句，分別出於《禮記》中的《曲禮》和《經解》兩篇。《隋志》作者用這兩句話作為對史家修養的總要求，可謂卓見。所謂“博聞強識”，主要是對史家在知識上的要求，包括廣博的見聞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積累；所謂“疏通知遠”，著重于對史家在歷史知識運用上的要求，包括對以往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歷史發展動向的見識。所謂“識也”、“察也”、“達也”，則是這兩個方面要求的具體表現形式。所謂“書美”、“記惡”云云，是對史家在工作上和成果上的要求。《隋志》作者說的是古，然而寄託於今，反映出他們的史家修養觀。唐高宗《簡擇史官詔》提出要求說：“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貞白，業量該通，讜正有聞，方堪此任。”[167]其中所謂“業量該通”，概括了《隋志》說的“博聞強識，疏通知遠”；所謂“操履貞白”、“讜正有聞”，是對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否則不能確保國史的“典實”。後者正是這篇詔書在史家修養論上的價值所在，它明確地提出了史家不能不注重自身的德操修養。劉知幾的史家須有“三長”說，是在他答友人問中加以闡述。《舊唐書·劉子玄傳》記載：“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根櫓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復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劉知幾首次提出“史才須有三長”的說法，這是他在史家修養論上的理論貢獻。他說的“學”，主要指豐富的歷史知識；他說的“才”，主要指撰述能力；他說的“識”，包含器局和正直兩個方面。才、學、識三個範疇的提出，其理論價值不止是在史家修養方面有了明確的目標和規範，它實際上是涵蓋了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方面。史學理論中的直筆論、采撰論、功用論，以及史學批評論，都離不開才、學、識這些範疇。在劉知幾以後的千餘年中，幾乎所有的史家修養論者只能對其作某些引申和發揮，而無法重建另外的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同時，才、學、識之史家“三長”說的理論影響，還超出了史學的範圍而波及于文學。清代詩歌評論家袁枚認為：“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餘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168]可見史學之外，劉知幾亦有知音。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說同他的直筆論一樣，也有過於嚴峻之嫌。所謂“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不僅不符合中國古代史學的實際，也不符合他在《史通》中所首肯的一大批優秀史家。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一文所強調的是史家的責任感和“直道”精神，自可視為史家修養論看待。 

宋代以下，在史家修養論方面所可稱道者，一是宋代曾鞏，二是清代章學誠。曾鞏曾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修撰等職，參與過一些校正前史的工作，並為此撰寫了有關序錄，反映出他的史學見解。《南齊書目錄序》[169]是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史家修養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把它同史學是否能真正發揮出其社會作用聯繫起來看待的。社會為什麼需要史學?他認為：“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史學之種種成果乃是前人歷史經驗教訓、可為後人借鑒的載體。這同劉知幾說的“史官不絕，竹帛長存”的道理是一樣的。而曾鞏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指出了這種載體可能會有負社會之所托的種種原因，即：“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他說的意、實、理、辭這幾個方面的要求，前人都提到過，但像他這樣作綜合的表述，還不多見。曾鞏進而從正面論到他對“良史”的見解，說：“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這裏他又提出明、道、智、文四個概念，可分別理解為為史之明、為史之道、為史之智、為史之文等幾個方面的要求。這就是他的史家修養論的基本見解。結合劉知幾的才、學、識“三長”來看，曾鞏說的意、理、智，都屬於史識範圍；實、明，當屬於史學範圍；辭、文含義相近，屬於史才範圍。他說的“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有超出才、學、識“三長”的地方，這是中唐以來史學經世思想發展的反映。因此，曾鞏提出的“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的命題，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曾鞏的史家修養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提出的：“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170]他把“良史”提高到“天下之材”的高度上來認識和要求，從而超出了僅僅從史學範圍來討論史家修養問題，這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曾鞏的史家修養論中包含有對史家品質上的要求，但他沒有像前人那樣提得明確。章學誠在史家修養論方面的貢獻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他明確地提出了“史德”這個極重要的範疇，並對其作了比較深入的闡釋；二是他對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三長”說作了理論的說明。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的《書教》、《文德》、《史德》、《婦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多次論及才、學、識。他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171]又說：“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172]表明他是肯定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說的理論價值的。他還對才、學、識三者的關係作了辯證的說明，而尤其強調史識的重要。劉知幾只講了才與學的關係，章學誠發展了他的觀點，同時又指出：“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於是他進而提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173]顯然，章學誠對劉知幾的“三長”多少有些誤解。第一，劉知幾說的才、學、識並不限於記誦、辭采、擊斷，《史通》所論可為明證。第二，劉知幾論史識，強調“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以及他的直筆論，都包含著對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足見他並非不重史德。儘管如此，章學誠明確提出“史德”這個範疇，作為對才、學、識三個範疇的補充，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他說史德是“著書者之心術”，那麼“心術”又作何理解呢?章學誠解釋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174]他講的“天”，就是歷史的客觀性，而“人”就是史家的主觀性，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說不要用史家的主觀好惡去影響歷史的真實面貌。章學誠的看法還包含辯證的因素，這就是完全做到反映歷史的真實即“盡其天”和完全做到排除史家的主觀好惡即“不益以人”。這些要求都是極難達到的，但如若史家懂得這個道理並努力去做，也就稱得上“著書者之心術”即具有史德了。那麼有沒有判斷“心術”的標準呢?章學誠認為，“心術”是通過“文辭”表現出來的，因而由文辭可推知史家之心術，由心術而判斷其德之高下。他進而又認為，“氣”和“情”是審視辭的兩個方面，“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而“氣貴于平”，“情貴於正”，都在平時的修養，即“心術貴於養也”。如若“氣失”，則宕，則激，則驕；“情失”，則流，則離，則偏。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故“心術不可不慎也”。這是章學誠對史德、心術、文辭所作的哲學思考。劉知幾用列舉實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與“不直”的區別；章學誠是用推理的方法，從理性的高度來揭示“心術”之正與不正的區別，這顯示出章學誠在理論上確有超出劉知幾的地方。但劉知幾論“正直”與“不直”時，是從社會根源講起；章學誠分析心術則視為史家的內省功夫，在這一點上章學誠也有不及劉知幾的地方。章學誠同劉知幾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未能擺脫“名教”的桎梏。其《史德》篇以三分之一的文字來證明《離騷》與《史記》“皆不背於名教”，連《史記》中所可能反映出來的任何一點批判精神都加以否認，這不免又使他的“史德”論的理性之光多少帶有一點暗淡的色彩。 

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史學批評論。史學批評反映了社會對史學的評價和要求，也是史學自身批判、繼承、發展的一種機制，故史學批評論實為史學理論的重要方面之一。從史學初具雛形起，就有史學批評的萌生。孔子評論董狐、《左傳》評論《春秋》是這一萌生的最早標誌。孔子曾評論董狐書法。《左傳》前後有兩處評論《春秋》，一處是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另一處是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這兩處評論都包含三層意思，前兩層意思是相近的，一是指出了《春秋》表述上的特點，二是指出了《春秋》的“懲惡勸善”的社會作用。第三層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稱道了《春秋》的作用，後者是說《春秋》受到了有社會身份的人們的重視。綜觀這兩段話對《春秋》的評論，至少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由此可見，至晚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史家已有了史學批評的意識。不過這種意識發展到自覺的階段，當以司馬遷的史學批評思想為標誌。司馬遷跟先秦史家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從史學發展的觀點上來評論《春秋》和其他史籍的。他在《史記》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諸侯年表》序、《匈奴列傳》後論、《儒林列傳》序、《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世家》中，多次講到《春秋》，論及《春秋》所記史事比《尚書》詳細、《春秋》的內容和思想、它在史事處理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特點、它對後世的巨大影響。他還莊嚴地表示要執行先人的遺言：“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春秋》是他在歷史撰述方面追求的崇高目標。這種從史學發展上對於《春秋》的全面評論，反映出他的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在《史記》其他各篇的序及後論中對先秦其他史籍的評論，也同樣反映出他的這種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此後，有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於史籍多有評論。有班彪、班固父子因《史記》而著《漢書》，故對《史記》多有評論。二劉、二班在史學批評上對後世都有較大的影響。可以說從司馬遷到班固，中國古代史學進步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脫離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成為泱泱大國，史學批評也有明顯的發展。其一，此時出現了評論歷史專書的著作，如譙周《古史考》、劉寶《漢書駁議》、徐眾《三國志評》，它們分別是關於《史記》、《漢書》、《三國志》的評論。其二，此時出現了一些史學評論的專篇，而以《文心雕龍》的《史傳》最為知名。而當著史家能夠像司馬遷那樣對以往的歷史著作提出比較全面的評價、又寫出了史學評論的專書，這是到盛唐劉知幾撰《史通》時才實現的。《史通》以史家、史書、史學功用、撰史原則、表述方法、史學評價標準等為研究物件，是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也是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理論發展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自兩宋以下迄於明清，史學批評有了廣泛的發展，史學家、史學批評家、歷史文獻學家關於史學批評的專書代有所出，其專文則不勝枚舉，而《文史通義》則代表這方面的最高成就。史學批評論的基本範圍和主要問題多與歷史思想、史學理論相關聯，但因其著眼於評論，故在提出問題和論述問題方面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點。舉其要者，如：直書，曲筆，這是評史家作史態度；采撰的得與失，這是評論如何對待歷史文獻和歷史事實；史法，史意，這是關於歷史撰述的形式、內容和思想的評論；天，人，天人之際，人意，時勢，事理，這是涉及評論史家對於歷史變動原因之認識的一些範疇；會通，斷代，這是關於史家之兩種歷史視野的評論；史學中的審美意識，這是關於史書體裁、體例和文字表述藝術性的評論；心術，名教，這是關於史學批評的道德標準和禮法原則的兩個基本範疇；事實，文采，褒貶，這是史學批評中一般經常遇到的幾個範疇；此外，還有史家批評論的原則和方法，比較在史學批評中的作用，史學批評中的“知人論世”，史學批評辯證法則的運用，史學批評的誤區，史學批評與史學發展等問題。史學批評是史學自身反省的理論和方法論，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發展及其在理論上的積累，是中國古代史學內在活力的一種表現。 

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史通》和《文史通義》最享有盛名。劉知幾自謂：“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為商略者遠矣，其為發明者多矣。”[175]唯其如此，他希望“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史通》在當時就獲得了知音，著名學者徐堅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176]千年之後，章學誠論《史通》的命運和作用說：“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177]徐、章之論，說明了《史通》在當時和此後千餘年中的作用。章學誠亦自稱：“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178]他希望“百年而後，能有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179]。《文史通義》晚出，不像《史通》經歷了千餘年的史學檢驗。但章學誠所說“百年而後”云云，卻被他言中。他死于嘉慶六年（1801年)，而至20世紀初，《文史通義》不獨為中國史壇所重，而且已躋身于世界史學名著之林。上述二例，足以證明史學批評對於史學發展的重要。 

第六節  史學和社會 

一  社會歷史的演進與史學的發展 

學習和研究史學史，歸根到底，是為了有助於人們認識社會歷史的發展，增強對於社會歷史的責任感，自覺地投身於社會歷史前進的潮流。 

史學與社會的關係，是我們認識史學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認識史學的歸宿。關於這個問題，中國古代史學家、思想家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 

首先，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待社會的變化與史學發展的關係。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180]這話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周王的事業衰落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春秋》。孟子還說，《春秋》一類的書，寫的是關於齊桓公、晉文公這些霸主的事了。在孟子看來，周王室興盛的時代，是《詩》的時代；周王室衰落了，霸主迭起的時代，便是《春秋》的時代了。這是指出了時代的變化及其特徵，影響到《詩》之亡、《春秋》之興。 

那麼，在孟子時代，《詩》意味著什麼呢?從《孟子》一書來看，它講到《詩》的地方有43處，大多為孟子所引用。其中，有的是藉以來闡發孟子的倫理思想、道德原則的，而比較多的徵引都是為了說明歷史，強調以歷史為借鑒，進而表明孟子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以《孟子·梁惠王》為例，孟子見梁惠王，談話剛開始，孟子就引用《詩·大雅·靈台》的詩句，用來說明如下的重要道理： 

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這是諷刺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以為樂的情景。 

當齊宣王自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時，孟子引用《詩·大雅·皇矣》說： 

《詩》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於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還稱讚“武王之勇”，說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同時又尖銳地指出：“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從《詩》、《書》論到文王、武王之勇，是針對齊宣王所謂“寡人好勇”而說的，希望他不要成為“匹夫之勇”。當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時，孟子引用了《詩·大雅·公劉》的詩句，然後說：“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還針對齊宣王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說法，引用《詩·大雅·絲》的詩句，指出：古公亶父的時候，“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通觀孟子同梁惠王、齊宣王的談話，他引用《詩》來說明歷史、引導現實，包含了西周歷史上許多重要的人和事。由此我們可以體察到，孟子說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深刻含義：這是一個時代的衰落，以及反映這個時代之歷史的表現形式的衰落。 

《國語·楚語上》記大夫申叔時論教導太子，其中談到“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三國韋昭注雲：“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這是春秋時期人們的認識，它也是揭示了詩同歷史的關係。孔子對他的學生們強調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181]在孔子看來，詩的內容是非常廣泛、非常重要的。孟子處在孔子作《春秋》之後，他把《詩》與《春秋》聯繫起來考察、比較，因而更加強調了《詩》同歷史的聯繫。清人章學誠繼承、發展前人的認識，提出“六經皆史”的論點，認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182]，其中關於《詩》的認識，當與孟子的見解有歷史上的淵源。 

其次，是從近期的歷史發展來說明社會同史學的關係。這一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很明確的認識。他臨終之前同司馬遷的談話，特別使他引為遺恨的是：“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183]這幾句話，前半部分是講的社會的變化，後半部分是講的應把這個變化記載下來，寫成史文。簡言之，司馬談所說的史文，就是反映“漢興”的歷史。這種把史書看作是社會歷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國史學上是很豐富的。 

例如，唐高祖李淵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指出： 

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繼緒，三國並命，迄于晉、宋，載筆備焉。 

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然而簡牘未修，紀傳鹹缺，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禦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184] 

這篇詔書，主要是說明撰寫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它在說明這種必要性和緊迫性時，正是以這些朝代的歷史為出發點。 

又如，元初大臣王鶚上書世祖忽必烈說： 

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85] 

這段話也是講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則是“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的歷史。唐初先後寫出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和《晉書》、《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則寫出《宋史》、《遼史》、《金史》，這同他們對有關時期的客觀歷史的認識是分不開的。 

再次，是從歷史上的重大變動來說明社會同史學的關係。關於這一點，《隋書·經籍志二》的“霸史”篇小序頗具代表性。它這樣寫道：  

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宇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釆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 

這裏，作者指出了十六國的興起、存亡這一重大事變，是“霸史”即“諸國記注”出現的原因。所謂“霸史”，在當時人看來，是大不同於“正史”的；但作為正史之一的唐修《晉書》，卻在“載記”中大量吸收了“霸史”的資料，可見十六國的興起、存亡之影響史學的發展是多方面的。 

再其次，從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習來看社會與史學的關係。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習會影響到史學的發展，甚至會影響到這一時期的史學的特點。《隋書·經籍志二》譜系篇小序指出：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其為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 

貴本望而重譜系，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風氣；這種風氣的盛行給史學以深刻的影響，那就是譜系之學的發展，並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十三類中佔據一類。其遺風餘韻，至唐盛世而未減。宋人鄭樵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186] 

鄭樵所指出的這一歷史現象，包含了兩種辯證關係：一是門閥風氣與譜系之學的相互關係，一是社會風氣之變化與史學現象之變化的相互關係。 

總之，一定的社會條件必然影響到史學的發展、面貌、特點，這表現在許多方面。這裏所列舉的，是幾個重要的方面。這一點，是我們認識社會與史學之關係的基本理論。只有把握了這個基本理論，我們才能夠深入地揭示史學的社會作用。 

二  史學的社會作用 

如上所述，一定的社會條件創造了一定的史學。但是，史學對於社會的反映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這就是說，史學既是一定的社會歷史的反映，但它同時又反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歷史，這就是史學的社會作用。 

史學的社會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由於時代的特點與史學自身的特點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或在諸種表現形式中有一些表現形式更為突出。這裏所說的，是史學的社會作用所固有的、一般的表現形式。它們是： 

第一，史學與認識歷史。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認識歷史，但通過史學認識歷史無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歷史，才可能繼承種種優秀歷史遺產，為現實的歷史運動提供借鑒、經驗、智慧，開闢和創造新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關於這一點，春秋時期的人們在思想上已有深刻認識，在實踐上也有許多體驗。人們認識到通過學習“故志”即記載前世成敗之書，可以知道歷史上的“廢興”而引為“戒懼”[187]。孔子在回答學生所提問題時曾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188]他還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89]孔子的這兩段話，充分說明了“文獻”（包括歷史記載和賢人)在幫助人們認識歷史方面的重要意義。南朝人劉勰關於這個問題提出了概括性的認識，他指出：“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190] “開闢草昧”的荒遠時代自然尚無文字記載；但在人類創造了文字以後，“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卻是毫無疑義的。其後，唐人劉知幾把這一認識進一步發揮了，他寫道：假如“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過去的人與事“但一從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矣”。反之，“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191]劉知幾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世無竹帛”與“竹帛長存”給予人們的認識帶來的兩種結果，並且特別強調了後人之所以能夠“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在時空上極大地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和心智的重要，是很深刻地道出了史學的本質屬性。傑出的政治家唐太宗從親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認識到史學的重要，他在論到修史事宜的時候慨然說道： 

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銓事，曆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192] 

唐太宗的“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193]的歷史觀念和政治思想，同他對史學的上述本質屬性的認識是密切聯繫的。 

以上這些認識，包含了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一種是著眼“居今識古”，即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另一種是強調“思齊”和“內自省”，即客觀歷史通過史學而對後人產生啟迪和教育作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人們認識歷史，是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受到教育的基礎，而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受到教育則是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中，史學都處於關鍵的位置；離開了史學，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來的，即使提出來也是沒有意義的。 

總之，不論是認識歷史，還是歷史教育，都不能離開史學；歷史知識、歷史思想、歷史經驗、歷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憑藉著史學活動來記載、積累和傳承的。人們的史學活動，是人們在精神領域的歷史活動的一種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質和特點而在人們的歷史活動中處於重要的位置。 

第二，史學與社會進步。史學與社會進步的關係反映在許多方面，而以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最為突出，也最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決策、歷史經驗、憂患意識同史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從政治決策看：《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同舊貴族關於是否變法的激烈辯論，其中商鞅的歷史見解以及他運用這種見解來說明秦國變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對於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政治決策，有重要的作用。漢初，漢高祖劉邦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後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劉邦命名曰《新語》[194]。《新語·無為》篇指出：“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政而用刑太極故也。”認為實行“寬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闡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誤，也是為漢初基本國策的確立提供了歷史的和理論的根據。歷史證明，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是有成效的。唐初，李世民為秦王時，即時時同虞世南“共觀經史”，“商略古今”，這對李世民即位後“貞觀之治”局面的形成，在決策上是有所裨益的。《舊唐書·虞世南傳》記： 

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對於唐太宗來說，在“共觀經史”、“商略古今”中得到的“多所補益”，自非一般問題，當是“帝王為政得失”的大事，且與“貞觀之治”有極密切的關係。從比較廣泛的範圍來看，唐初統治集團的政治活動與史學活動也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唐初所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多是大臣參與而由宰相監修。其中，尤其是《隋書》的史論，多由魏徵撰寫，對於隋朝的興亡原因及其與秦朝的比較，多有深思宏論。這些，對於“貞觀之治”中的決策必也有深刻的影響。正像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修成時，唐太宗勉勵史臣們所說的： 

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195] 

所謂“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這是從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啟示，也是從史學對於政治決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啟示，因而具有豐富的內涵。 

從歷史經驗來看：史學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從對歷史的記載、描述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總結前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上面說到的政治決策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歷史經驗的價值並不僅限於此，它有豐富的內涵和廣泛的表現。如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96]這裏有歷史的考察，也有哲學的思考，以及對於社會命運的關注。從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深刻的見解、翔實的材料、精彩的史筆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開始，以下各部“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優秀之作，如《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隋書》、兩《唐書》、《明史》等，在描述歷史、總結經驗這兩個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又如同司馬遷並稱“兩司馬”的司馬光，其所主編之《資治通鑒》的主旨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人史，以便於“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197]。明清之際王夫之著《讀通鑒論》，以其深邃的歷史見解，闡述了歷史上的種種經驗教訓，並對所謂“資”、“治”、“通”、“鑒”作了精闢的說明[198]。他所總結的“諛臣”是否得勢、得寵與國之存亡的關係[199]，統治階層是否看重“積聚”、“寶貨”與政治得失的關係[200]，“風教之興廢”與朝代興亡的關係[201]等歷史經驗，都是極具啟發性的通論。再如，唐代吳兢的《貞觀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鑒》、王夫之的《宋論》，以及自賈誼《過秦論》以下歷代史學家、思想家所撰史論、政論，其真知灼見，不乏于時。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史學所蘊含的歷史智慧寶庫的幽深博大。 

從憂患意識來看：孟子在講到治國、做人時指出：“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202]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之一。這個品質在史學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龔自珍作了很好的總結，他強調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203]這句話從一個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國歷史上“良史”的優秀品質。孔子、司馬遷、杜佑、司馬光、王夫之等這些古代大史家，無一不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近代以來，如魏源、張穆、何秋濤、姚瑩、王韜、夏燮、黃遵憲、梁啟超、顧頡剛、陳寅恪、陳垣等，亦莫不若是；至於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則更是如此。近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是近代救亡圖強愛國主義思潮的突出表現之一。“良史之憂”的內在精神是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如同郭沫若所說，即使是“風雨如晦”之際，也正是“雞鳴不已”之時[204]。許多事實證明：史學上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各階層人們的思想影響，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之一。 

第三，史學與文化發展。史學是文化的一個方面；史學的發展不僅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也需要有相應的文化條件。但是，史學因其自身的特點，它也對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的作用。這首先表現在史學與文化積累的關係上。從狹義的文化觀念來看，史學的每一進步，都為文化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成果，從《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史書到《隋書·經籍志》史部所著錄的史書，可以看到這種成果積累的趨勢。然而，我們僅僅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這是因為，從廣義的文化觀念來看，史學所反映的內容，無不與文化發展、文明演進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所反映的內容，已遠遠超出史學（作為狹義的文化之一部分的史學)的範圍，而包括了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狹義的文化)、教育等等，並成為這些方面演進的記錄和載體。舉例說來，《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諸書，是史學對文化（狹義的文化)的豐富；而作為史學著作的《隋書》所記載的歷史內容，卻遠遠超出了史學自身的範圍，使人們對隋代的文化（廣義的文化)現象、文明進程有深入認識和研究的可能。可見，史學在文化積累方面肩負著雙重任務。所謂積累，在文獻資料、歷史過程、思想遺產等各個領域，都是十分豐富的。 

其次，表現在史學與大眾文化發展的關係上。史學所提供的歷史知識，所積累的文獻資料和思想資料，對促進思想家的思考、文學家的詩文的創作、科學家的發明，都有重要的價值。從先秦諸子以下，不少思想家於歷史知識的分析、運用中闡述著自己的思想；唐代以下，歷代詩人的“詠史”成了他們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科學家們（如天文學家、數學家、農學家等)利用科學史積累的資料撰述他們的巨集篇巨制等等。這都可以看作是史學對較高層次文化發展的影響。同時，史學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上對大眾文化的發展的影響更為突出。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從敦煌變文到宋元話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變文取材於佛經故事、民間傳說，也取材於歷史傳記。從王重民、王慶菽、向達、週一良、啟功、曾毅公等先生合編的《敦煌變文集》（上下集)[205]所見，前三卷所收93種變文均為歷史故事，按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對話體編次。這種以歷史故事為內容的變文，有的直接取材於正史傳記而鋪張以民間傳說，又益以唱詞，連綴成篇，很是生動。如《伍子胥文》、《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一卷》、《李陵變文》、《韓擒虎話本》等，都與有關正史傳記有密切的關聯。歷史題材成為俗講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俗講既有史實為依據，又有文學的創作成分，是史學與文學結合的產物。唐代講唱變文一類的話本不限於寺院道觀，民間也很流行，並為當時人民所喜愛。時人趙璘《因話錄》和段安《樂府雜錄》都提到俗講大師文淑的故事，說他講唱時“其聲宛揚，感動裏人”，“聽者填咽寺舍”。唐末詩人吉師老有《看蜀女轉昭君變》詩一首，詩雲：“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漬。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206]詩裏說的“清詞堪歎九秋文”，指講唱者持有的話本；“畫卷開時塞外雲”，指講唱之際隨時還有圖畫展開，以增添講唱內容的形象色彩。這樣的講唱，在民間自然會受到歡迎。這首詩還證明，在唐代也有女講唱者的表演，可以證明講唱變文的普遍。宋元話本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才得以發展起來[207]。宋元話本，是說話人的本子。事實上，不論是說話人，還是話本，在唐代都已經出現了。安史之亂中，在官軍恢復長安後，唐玄宗從四川回到長安，雖是做著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卻使他異常抑鬱。史載：“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蘿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208]說話和轉變（說唱變文)並列，足見說話已很流行。至於話本，上面說到的《韓擒虎話本》，有人也認為就是唐代的話本。話本與變文之間的聯繫，還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證明，這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從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來看，話本與變文中都有關於歷史題材的內容，這是它們相同的地方，但話本中歷史題材的內容更豐富了，以致於有“講史”（或稱“演史”)的專稱，這是它們不同的地方，說明了史學影響通俗文學趨勢的加強。北宋京城中，以講史著稱的有孫寬、孫十五、曾無党、高恕、李孝詳；也有以專講一部話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說《三分》（即《三國志》)、尹常賣說《五代史》[209]。蘇軾《東坡志林》卷一記當時?說三國”的影響極為生動，他寫道：“王彭嘗雲，途巷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聽古話。至說三國者，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關於三國的講史，已真正深入到大眾之中了。南宋時，講史又有新發展，有人記載當時臨安（今杭州)的講史盛況說：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鹹淳年間，敷演《複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爾。[210] 

在這段文字中，有幾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講史的範圍擴大了，甚至帶有一定的系統性，其取材多據《資治通鑒》，漢、唐史書，同時出現了像王六大夫這樣“講諸史俱通”的名家。二是《資治通鑒》成書於北宋，南宋時即為說話人所採用，說明它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資治通鑒》部帙太大，不能廣泛流傳，顯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三是講史人和大眾很關注本朝史事，所以《中興名將傳》能夠贏得“聽者紛紛”。四是講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當的數量，以致出現了像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這樣有名的講史藝人。從事講史的說話人，多稱作書生、進士、宣教，還有稱作官人、萬卷的，或許這都是大眾送給他們的雅號以致反倒埋沒了真實的名字。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當史學通過說話（講史)人和社會大眾結合起來的時候，顯示出了生機勃勃的活力，從而產生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講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裏有個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說野史”的[211]。同宋代一樣，這時女性講史也很活躍。明人楊維楨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記下了這位朱女士講史的風采。朱桂英女士擅長于講三國、五代故事，也能講北宋末年故事，她能講得“座客傾耳”[212]，足見其說話藝術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城講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錢塘人，這或許可以說明元代講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繼承了南宋臨安講史之盛的遺風吧。宋元時期的講史話本又稱平話（或稱評話)，它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列，這跟變文中的歷史故事多以單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話》，當是平話系列的匯刻本，可惜現在所見到的只有5種了。它們是：《武王伐紂書（呂望興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並六國（秦始皇傳)》、《前漢書續集（呂後斬韓信)》、《三國志》[213]。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宋元話本的平話，或取材於歷代正史，或採擷於稗官野史，它們所說的歷史故事、興廢爭戰，都跟史學有一定的淵源，但變文和平話都不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因為它們包含了許多民間傳說和變文說唱者與講史藝人的虛構、想像及創作。因此，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平話，都是與歷史著作有關的文學作品；變文說唱者和講史藝人的活動，也都是跟史學活動有關的藝術活動。從這裏，我們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學是在相當大的規模上促進著大眾文化的發展。至於平話成為演義小說的前驅，許多歷史故事被搬上了戲曲舞臺，也都滲透著史學對大眾文化發展的積極影響。 

史學對蒙學讀物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它促進大眾文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白唐宋以下，湧現出一批蒙學讀物。這類讀物，一方面是“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214]的教材，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藉以粗知歷史文化知識的讀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較早的蒙學讀物。該書采輯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編寫成四言韻文，現存本共2484字，621句，讀來琅琅上口，流傳甚廣。此後，有許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學讀物問世，成為大眾文化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在蒙學讀物的發展中，史學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存傳統蒙學讀物，數量不小。其中北宋王令所編《十七史蒙求》、南宋王應麟所編《三字經》、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瓊林》是三部影響較大的蒙學讀物。《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於“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對反映宋朝以前歷代史事的正史的統稱。然而此書在取材上，實已超出“十七史”的範圍，還涉及到《左傳》、《國語》、謝承《後漢書》和《東觀漢記》等。《十七史蒙求》的編寫方法是：“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實，以類纂集，參為對偶，聯以音韻……以資記誦，討論。”[215]這同李翰《蒙求》在編寫方法上大致相似，全書共16卷，比李翰《蒙求》豐富多了。所謂“參為對偶，聯以音韻”，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則歷史人物的故事，並使上下兩句成對，便於閱讀、記誦。《十七史蒙求》所作的啟蒙教育，並不僅僅是歷史知識，它包含了深刻的價值觀教育。從全書來看，還多有關於歷史觀、倫理觀、道德觀方面的內容，它們都寓於具體的歷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經》相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編著，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韻文寫成，明清學人不斷有注釋、增補，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重訂三字經》行於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經訓詁》計，《三字經》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內容卻很豐富。晚清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序說：“世之欲觀古今者，玩其詞，習其義，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之緣由，以及古聖昔賢由困而亨、自賤而貴，縷晰詳明，瞭若指掌。”這當然是指他的注本說的，但於此也可看出他對《三字經》內容的概括即“一部袖裏‘通鑒綱目’”，是有其道理的。《三字經》從人性、教育講起，然後依次講到自然、社會、人倫、經籍、歷史，最後講歷史人物發憤讀書、終成大器的故事。關於歷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傳說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統一的歷史進程。王應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後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歷史寫到這裏為止。章太炎的重訂本把這個問題寫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雖繁，讀有次：《史記》一，《漢書》二，《後漢》三，《國志》四，此四史，最精緻。先四史，兼證經，參《通鑒》，約而精。歷代事，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可見，史學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觀點，尤其是歷代治亂興衰的來龍去脈，成為《三字經》的重要內容。《幼學瓊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就是指“蒙學”；“瓊林”，在唐代是內庫之名，貯藏貢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賜宴及第進士的場所，這裏是借指豐富、重要之意。《幼學瓊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常識的通俗讀本， 

用對偶句子寫成，每句不拘字數，而聯句大致做到押韻，讀來琅琅上口，饒有興味。《幼學瓊林》在流傳中不斷為後人所增補，現今所傳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鄒聖脈的增補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講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講倫理關係，卷三主要講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講學識、技藝。《幼學瓊林》側重取材於紀傳體史書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禮書《禮書也是史書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它以容納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語、掌故為編寫的宗旨，故此書曾有《幼學須知》、《成語考》、《故事尋源》等異名。另外，它也有一些內容是取材於紀傳體史書的紀、傳的。如《文臣》、《武職》等目，都是講歷史人物的才幹、品質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為和影響。當然，蒙學讀本中所講到的歷史，有的是屬於先民的傳說；所作的歷史評價，有的並不是很妥當的；所反映的歷史觀點，有的即使在當時也不是進步的觀點。對於這些，似不必用對於歷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們。事物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我們在看到史學對蒙學讀本發展的積極影響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蒙學讀本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史學的天地很廣闊，大眾文化的天地也很廣闊，史學和大眾文化的結合也必有廣闊的天地。今天的史學，今天的大眾文化，需要人們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來思考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促進它們的結合，這將是大有可為的。 

再次，表現在史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的關係上。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秦漢以後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中華文化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史學以其獨特的形式推動著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史書對於多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歷代“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個方面，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這種影響，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上，二是反映在對多民族歷史淵源的共識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歷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匯上。從《春秋》、《左傳》起，“諸華”與“諸夷”的歷史，就成為古代史家記載的物件與範圍。司馬遷的《史記》更是把周邊各族都寫到了，從而描繪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動的歷史畫卷。歷史上儘管有所謂華夷之辨，但寫多民族的歷史確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黃帝、炎帝成為中國文明史的源頭，在《史記》以後的二千多年中，這一思想傳統和歷史影響始終沒有中斷，從十六國到遼、金，從近代民族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到現今的“多元統一”的民族觀、國家觀，是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的。從《左傳》記孔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216]，到遼、金、元統治者主持翻譯漢文史書《貞觀政要》、《資治通鑒》，推重“五經”、“十七史”，以及隋唐以下歷朝皆尊《魏書》、《北齊書》、《周書》、《遼史》、《金史》等為“正史”，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礎上總匯為《二十四史》，這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的過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匯、發展的過程，而史學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任務。 

第四，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中國先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重視通過學習歷史來提高自己的德行、見識。“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17]，當是對於這一傳統的總結。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論教導太子時，大多講的是對於史書的學習，以增進太子的人生修養[218]。司馬遷寫《史記》，重視歷史上那些“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認為它“辯是非，故長於治人”[219]。可見，他是很自覺地意識到撰寫歷史同有益於人生修養的關係的。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重要，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加以強調。上面講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條。此外，史學家還從治身、治世、明道幾個方面說明史學之不可荒廢。唐代劉知幾從史學與社會的關係這個角度出發，把史家寫人物的問題提到理論上來認識。《史通·人物》篇開宗明義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他的這幾句話，至少表明了兩點認識：第一點認識是，史家作史而寫人物，必著眼於善惡突出者，因為他們可以起到“誡世”和“示後”的作用。第二點認識是，倘若有一些“惡可以誡世”、“善可以示後”的人，死後其名不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職。前一點認識，是提出了史家寫史當以什麼樣的人入史的標準；後一點認識，是指出了史家在寫人的問題上所擔負著的社會責任。劉知幾在本篇末了寫道：“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不論寫人還是寫事，都是史家應當慎而又慎的。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寫道：“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因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他這裏說的“自治”、“防亂”、“事君”、“治民”、“謀事”、“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來概括，只是他對立事講得更多一些；不過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所謂“事君”、“治民”本是一種政治修養，同樣也是人生修養的一個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釋《資治通鑒》的“通”的含義時說，“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王夫之這裏說的，可以視為是比較全面的人生修養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來概括它們的話，那麼所謂“君道”、“國是”、“民情”、“邊防”當屬於立事方面，“臣誼”、“臣節”、“自淑”、“誨人”等等當屬於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來，一部《資治通鑒》對於人生修養來說，確乎是非常重要的。可見，人們認為史學對於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思想傳統。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的思想傳統，即撰史、讀史可以明“道”。胡三省曾經批評一種偏見，寫道：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而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  

胡三省不贊成只有“經”是“載道”的、“史”不過“記事”而已的說法，他認為“道”包含在“事”當中，通過史書所記史事反映出來的得失成敗，可以認識到“道”是始終在發揮作用的。人們要認識“道”，是不能沒有史學的。清代史論家龔自珍也認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220]胡三省、龔自珍用“道”這個古老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史學所包含的認識價值，包含著更明確的從歷史進程中認識其發展規律的觀念。 

總之，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以“畜德”為基礎，以修身、治世、明道為目標：以有益於社會實踐、歷史進步為歸宿。 

第五，史學與歷史教育。史學的社會作用，不論是在於人們認識歷史方面、促進社會進步方面，還是在於推動文化發展方面、裨益人生修養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是史學對於人的作用的結果，都是通過人的認識的提高和人的社會實踐來實現的。這是因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21]。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的社會作用，本質上是歷史教育作用。關於這一點，中國史學史已作了十分明確的回答，即自史學產生以來，人們就越來越自覺地認識到史學的社會作用的極其重要性，就越來越自覺地重視歷史教育。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對於深入地、廣泛地、有效地進行歷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是認識中國歷史，尤其是認識記述中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客觀歷史已經逝去了，我們可以通過記述歷史的重要典籍去認識它、理解它；懂得的歷史典籍越多，對歷史的認識、理解就會越深刻。古人已有“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的認識；我們有唯物史觀作指導，在分析和把握歷史典籍上、在認識和理解歷史上，還應當超過前人。認識中國歷史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比如，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這個發展歷程有些什麼特點和優點；它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有些什麼作為，處於何種位置；它的民族精神是什麼，這種民族精神是怎樣形成的；它積累了哪些精神財富、歷史智慧，這些精神財富、歷史智慧的載體是什麼，人們如何去開發、利用它們，等等。在這方面，豐富的中國史學遺產可以給予人們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幫助。懂得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222]。史學對於歷史教育的重要，其根本即在於此。其次，是認識歷史教育的特點，以便更好地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中國史學歷史悠久，典籍豐厚，內容繁富，形式多樣，史筆優美；短篇小錄者有之，宏編巨制者有之；成於官府者有之，撰於私家者有之；“方以智”、“圓而神”齊備，德、才、學、識各有所長者代有所出。這些優秀的史學遺產，使歷史教育可以充分發揮它的特點和優點：一是由於歷史著作的覆蓋空間恢廓，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使社會公眾都能受到這方面的教育和薰陶。二是由於歷史著作的內容、形式、層次之結合的多姿多彩，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適應性，使社會各階層人物都能從與之相適應的歷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和教益。三是由於歷史著作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蘊和眾多傑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經驗和智慧，這就使歷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劉知幾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223]今天看來，這話仍然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