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梁啟超 

    昔讀《亭林集·書潘吳二子事》之篇，竊歎力田、赤溟兩先生，弱齡樹志，抗跡遷、固，奮然以私家之力，負荷國史；雖橫攖文網，業弗克竟，然其所草創，能使一代大師如顧甯人者，推挹詠歎，何其卓躒而閎遠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無日；即成，亦決不足以饜天下之望。吾儕生今日，公私紀錄，未盡散佚，十口相傳，可征者滋複不少。不以此時網羅放失，整齊其志傳，日月逾邁，乃以守缺鉤沉盤錯之業貽後人，誰之咎也?亦既數數發憤，思以自任，而學殖譾淺，又多所騖，而志慮不專一，荏苒鮮就，彌用增怍．顧嘗端居私祝，謂後起俊彥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絕於天壤?蓋有之也，我未之見耳。吾友蔣百裏手一編見視，則蕭子一山之《清代通史》：為卷三，為第十六，已寫定者，僅上卷三分之二，為篇四，為文三十余萬言。餘窮一日夜力讀卒業，作而歎曰：蕭子之于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近世史學，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謂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世不乏能言之者。雖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別，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術，亦不一致，其孰為最饜心而切理者，且勿論。然而實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之理想，得有所麗，以商榷於世者，何其寥寥也?豈非闡理則易為言，責事則難為力!夫史之為物，兼天下之至賾，與天下之至動：所取材者，既患其寡，複患其多；既不容騁絲毫理想於事實以外，又非可平臚事實於紙上，如鈔胥雲爾。於其至賾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無漏無舛矣，更求所以入吾範，勿使亂。於其至動者，觀其相生，觀其相消，觀其相蕩；攬其主，絮其從，摘其伏，究其極：凡此舉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與此至賾至動之事實作緣，心力常注於其中，而眼光常超於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與於斯?蕭子之學，未見其止；但以所睹本書四篇論，其所述者，為明清嬗代之樞機，為歐亞接觸之端緒，為跡至棼，而不易理；為幾至微，而不易析。讀茲書，何其乙乙而抽，淵淵而入，若視庵摩羅於掌上，而嚼諫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豈惟《清史》?漁仲、實齋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將于蕭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視蕭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鑒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啟超序于京師北海之松坡圖書館。 

清代通史敘 

朱希祖 

蕭君一山擬作《清代通史》三卷，十六篇；先成上卷四篇，並《大事表》《世系表》二篇，將出版矣，來征敘于餘。惟吾國通史之作，創於司馬遷；斷代之史，起子班固；今蕭君作清代史則斷代史也；而又名通史，於義似不安。既又思之：鄭樵作《通志》，而清又敕撰《續通志》，及《皇朝通志》；司馬光作《通鑒》，而薛應旃、王宗沐作《宋元通鑒》，夏燮又作《明通鑒》，既有先例，似可置而不論。況蕭君區分《中國通史》為五期；清代為近世期，故又名《中國近世史》，則清代史，固為通史之一部耳。清史之作，視前代史為尤難；而學者所需，則視前代史為尤要。當明之未亡也，明人之作明史者，代不乏人，一披覽《明史·藝文志》，即可知之。清廷忌漢人之記述其事，屢興史獄，毀史籍；於是野史絕跡，而諱飾之官史，貢諛之家史，為惟一之史材。清史館之設，十年于茲，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之道光以後，東西交通，事蹟繁賾，迥異前代；外人記載清代史事，國有其書，淵博翔實，殆反勝於吾國。不通各國文字，實難勝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難尤甚於前代也。吾國各中學校教授中國通史，往往詳于古而略於今；甚者清代之史，或不及授而即畢業。北京大學同人有鑒於此，故預科二年，專授中外最近世史，以矯其弊。往者司馬遷作《史記》，自黃帝以訖漢武，時代悠長，而漢史占其半；良以歷史之目的，不在乎記憶過去，而在乎觀察未來；尤不在乎摹仿過去，而在乎創造未來；而其樞紐，則全在乎現在．蓋欲創造未來，必先認識現代之社會；現代之社會，由近世所造成者，居其半，由近世以前所造成者，亦居其半；而近世尤有直接之關係。故讀其史，尤親切而有味；且於認識，較古代為尤易，故學者所需，較前代史為尤要也。蕭君不畏難而識其要，可謂豪傑之士!且于史例，尤能斟酌科學，發揮所長。蕭君之《敘例》曰：普通史內容之評價，為文化政治生計三者：文化在社會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導一切；政治握社會上最大權力，故能支配一切；而個人之生存，社會之維持，又端賴生計，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故三者亦均衡銓敘。本此例以作史，可謂洞中機要!今蕭君所成之四篇，雖暫未將清代文化政治生計三者因果之關係，曲折詳敘，以餉承學之士；吾人固速盼其成，得先睹之為快。而時賢對此問題，亦嘗發為偉論，登之報章；即鄙人亦嘗略抒狂論，以為：清代學術，以考據之學為最長，直超出乎漢唐以上；而斯學發達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觀世人泛舉旁因，而不能抉發正因，誠為治史者一大憾事!竊謂清代考據之學，其淵源實在乎明弘治嘉靖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當李夢陽、何景明輩之昌言復古也，規摹秦漢，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非是，則詆為宋學。李攀龍、王世貞輩繼之，其風彌甚。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能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於是《說文》之學興焉。趙撝謙著《六書本義》，趙宦光著《六書長箋》、《說文長箋》，其最著者。當此之時，承學之士，類能審別字形，至刻書亦多作篆楷，以《說文》篆字之筆劃，造為楷書。如許宗魯所刻之《爾雅》、《國語》、《六子》，趙宦光所刻之《說文長箋》、《六書長箋》等皆是。清代陳啟源之《手詩稽古編》，吾友錢玄同之《書小學答問》，其字體亦淵源於此。然古書之難讀，不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於是音韻之學興焉。楊慎著《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餘》、《古音略例》，陳第又為《毛詩古音考》、《屈災古音考》，列舉證據，以明古音；於是顧炎武繼之，成《音學五書》。其書刻于明崇禎時，則其學實成於明代也。清興，顧炎武乃以實事求是之學，提倡一世，於是音韻明而訓詁明，訓詁明而古書不難盡解。加以萬曆以後，歐洲算數輿地之學，輸入中夏，通經之士，類能綜貫中西。算學天文地理亦賴以明；於是古經疑牾，豁然貫通，經學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據之學，發達之正因也。清初文史理學，尚承明代遺風，頗有作者；然清主疑忌漢人，無所不至，史案誅夷，而野史絕；文字獄興，而文士詩文，不敢論時事。清主講理學，於是趨時者即以理學為仕宦捷徑，故康熙雍正以後，文史理學皆窳。一世聰明才智之士，皆迫而納之于治古學，上不為巧宦，下不觸刑綱：此清代學術受政治之影響，而使考據之學獨盛之原因也。乾隆嘉慶之際，考據之學為極盛時期，一世聰明才智之士，既多專治古學，不問時事；於是政治經濟，無正直指道之人，貪庸當道，亂端由是醞釀。迨道光咸豐，遂一敗而不可收拾!其時學者，以考古為本分，而鄙夷時事，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於是內訌外患，相逼而來。既無審察世界大勢之人，又乏深悉國計民生之士；雖曾、胡、左、李諸人，勉強勘定內亂，而其好古自是，不明歐美學術之本原；故對外既失肆應之方，對內又無根本之計。全國人才，不足應付變局；而又鬻官爵，稅鴉片，政以賄成，國計民生，同歸凋敝，訓至喪師失地，終遂覆亡：此皆專治古學，不問時事者階之厲也。清代政治經濟文化相互之關係，大略如此。雖善言飾說，以為科學之興，政治之改革，皆由治古學者所提倡；吾竊以為皆由東西各強國一而再，再而三，槍炮所迫而成．吾儕白懺自悔之不暇，而又欲竊居其功，是誠何心哉?雖有一二治古學者，導揚新學，既已步武他國而起，已無先覺之明；況又不識根本，無以遠過曾李新知。保皇排滿兩派，雖大都出於經學之士，其實徒種今日全國分裂之因，不敵曾、李遺毒之軍閥。數十年來，潰敗滅裂，皆因缺乏通時達變之人才，為之中流柱石，有以致是。今蕭君成此近代史，即可以明此公案，又可以使承學之士，因觀近代史，而上以探原古史，下以審察時事，創造將來。此作史者之目的也。蕭君年富力強，既以《通史》自任，則俟《清史》成後，尤深望其再作《民國史》，即所謂《現代史》；推而上之，繼成上古，中古，近古諸史，以定成中國全部通史，其功德尤為無量!此余所以樂為之敘，而馨香以禱祝者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海鹽朱希祖作於北京。 

序 

蔣百里 

餘嘗以近人譯《清朝全史》于日文為恥。而蕭君一山近乃見示以《清代通史》稿。初觀其目，而知其部署之法；繼觀其表，而知其鉤提之勤；終乃讀其內容，則知其搜討博而不雜，斷制簡而不偏。盛矣!絕後吾弗敢知，空前則可決也!惟鄙意則有二事，足以為蕭君之參考者，因附著之：     

一、通史之要，莫重於圖表。而圖表之術，今勝於古。記載一事，往往有歷數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劃一線而大勢可了然於掌。且可使讀者于暫態間得全體綜合之觀念。此新工具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雖然，造圖表固難，而印圖表尤不易。一圖之費，往往較百頁之書為貴。而吾儕窮措大，雖殫極其精力以制一圖，而不得孔方之許可，則其精神為白費。此吾屬望于蕭君，而又不能專責蕭君者一也。     

一、第三篇標題為《一統期之政略與中國社會之組織》；惟觀其內容，則所謂社會組織者，僅及一部之政治組織，而未及於社會全體，此名實之間，所當審慎者也。清以異族入主中夏。挾其政治之力，以改變社會之風尚，而組織亦有因之以變者；是亦極有價值之研究也。惟搜討極不易耳。此吾屬望于蕭君之將來者二也。 

民國十二年冬十二月十日蔣方震     

序 

[日]今西 龍 

我們通觀清代史，覺得他以新興的強健的滿洲民族為骨子，以有數千年來的教養和文化的漢民族為肌肉，合成一體，對外則拓展了歷代以來廣大無比的版圖，把平和給了諸民族；對內則整理了人類的至寶的文化。假使沒有這個清代的建設，那麼，亞細亞因西力的東漸，現在果該成了個什麼樣子?清代的文勳武功，豈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偉觀?然而正因為清代史宏大而複雜，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他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為困難。清代通史雖然是非常切要，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無論是哪一國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觀的，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近來蕭先生立志從事于這個困難的工作，著成《清代通史》一書，剛好我作客於北京，他把稿本示我。我拜讀之後，覺得他能夠將浩瀚的舊材料，融化成自己的東西，又加上許多新史料，並且記述也安排得宜，詳而且確，實是從來都未曾睹的佳著!他的公刊，必定裨益於世不淺!不過把帝諱改成直書，在東洋文化的精神上，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今且不論。可驚的，是這書比起諸大家費掉多少歲月所著述的都好，可算現時第一的佳著!而著者蕭先生乃是一個年紀還不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學者。他既有天賦的聰明，又富於春秋，只須好學不倦，將來造詣，實未可限量，必有成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我敬服蕭先生之為人，更驚歎他的學力，敢將這書推獎於內外之人，並為先生的前途祝福!     

日本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在北京   

清代通史序 

李大釗 

愚嘗謂一切歷史的紀錄，皆不過為研究史學之資料已耳此等編冊檔案以外，吾人固儼然有一延續永存之活歷史在。歷史學即以此活歷史為所研究之物件者也。一切史書，皆為記述解釋此活歷史而作；故皆為此活歷史所據之領域．綜而別之，史學可分為普通史、特殊史二大類，而普通史與特殊史，又各有其記述之部與理論之部。記述的普通史，為個人史(傳記)，氏族史，社團史，民族史，國民史，人類史等是；記述的特殊史，如經濟史，倫理史，藝術史，文明史等是。夫歷史既為延續永存生動無己者，則其遷流於健行不息之時間，新陳代嬗，興衰迭現，絕無一瞬間停歇；則吾人關於史實之搜求，紀錄，解喻，說明，之業，亦當精勤弗怠，追從此滾滾不盡之史潮以進，而無一瞬間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觀益趨正確；此真史學者之盛業，而亦不容旁貸之大任也。蓋歷盡萬劫，史乘之紛陳於人間者，悉無完成，悉無終結；時間之推演愈深，即史料之產生愈益繁富，史實之解喻愈益正確；所以一切史書，皆不憚重作，且必須重作。故史家之責任，一方宜勤求關於現在發生之史實，載之紀錄，勿使散佚，為後世存留較為詳確之史料；一方宜就過去之史實，依新史料，新史觀，以為改正修補，匡其謬而足其闕。史演無己時，即史業無已時。積累代學者之績業，必能發見足以解釋一切史象之法則，而與人生進路以豫見之導星，此史學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述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于文明與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敍述，且合于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愚故樂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著為重作中國各史之先聲也。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大釗 

序 

楊棟林 

大學同學蕭君一山，彙集有清一代故實，編為一書，顏曰《清代通史》(本書命名吾與蕭君之見稍有出入)，先成一卷，索序于餘。愚以為清主中夏幾三百年。就民族論，則乾嘉以前，乃漢族衰弱之病史，乾嘉以後，則漢族復興之醞釀史也。就政治言，則有清一代，乃專制政治之發達史也，又專制政體之結束史也。就文化言，則海通以前之清代學術，乃由明逆溯而上以迄周秦之縮演史也。海通以後，則東西洋文化將發生接觸機會之過渡史也。又就社會言，則百年前為東亞民族同化于漢人之歷史。近今百年，則東西人類交通之發達史也。其關係綦重，內容複雜，有如此者。吾嘗有志於此，擬編近世中國史一書問世。久未脫稿。今見蕭君之作，聊書數語於下。     

夫編史與他種著作異。蓋不以陳言務去為高，而以寧字有來歷為貴。蕭君雲，其書不炫新奇，不矜創獲，有所徵引，必著來源。則其書取材之精審可知。又吾觀其列目，頗具著書手法。蓋著書與編講義異趣。講義因時間、篇幅、體裁之限制，故所重在綱舉目張，簡而有要。其未筆之於書者，可以口述，補充之。倘著書如講義，則讀者將不免有乾枯乏味之感矣。蕭君之作，取材既豐，配置亦宜。其能得讀書社會之歡迎可預卜也。此真為吾校同學增光不少。今將再就鄙見所及者，以商之蕭君。    

明清之際，非僅一家一姓之興亡，抑且關係東亞諸民族之盛衰。即清末漢人之光復運動，亦以此為淵源，實為彰明較著之事。故本書命名雖標《清史》，而當時各民族間之關係，似不妨多所著錄，一也。複次則三百年來，世界關係，日趨密切。中國乃在在仍居於被動地位。倘不從世界大勢上為之說明，則雖萬語千言，仍不足以明中國所以孤立而被動之真像，二也。又就政治上論之。清代政權兵柄之轉移，無不以民族關係為之機樞。漢滿蒙回藏之盛衰，固不必於靖三藩，平漠北，定回疆，征西藏，以及湖廣革命，蒙藏外叛之頃，乃能見之。須知潛移默化之者功效。不必減於耀武揚威之者舉動也。此其三。最後則所謂社會者，亦與世俗常用之義稍異其趣。愚以為中國史上社會變遷之故實，當在省藩州縣中求之。如人民之移植，文化之隆替，生計之盈虧。無不皆然。夫僅雲著眼社會，固屬無當之空談。而毛舉細故，亦未必能代表社會之真像。求其方法，惟在從各地方著手耳。此其四。凡此諸端。蕭君之見，與鄙意有其相合者，亦有其不相合者。今因為序，故爾連類及之。謹序。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序 

李泰棻 

    革新以還，學術大通，西爪東鱗，文藝漸廣。然率獵彼怪麗，襲人糟粕。今茲數稔，間有反本求源，研幾國學者；顧多寢饋九流，或專墨學。乙部書籍，浩若煙海，研治匪易，浸淫亡人；甚至清社久屋，史無一書。日人《清朝全史》，謬衍累竹，而違譯以還，風行海內。吾邦史界消沉，深可慨焉!蕭君一山，博覽史籍，清代掌故，彌多搜討，雞鳴風雨，無間編述。乃者所著《清代通史》付梓問序。觀其取資之勤，敍事之清，已歎為鴻裁巨業，弗可驟幾!綜厥內容，有數長焉：史公作記，功在十表，諸家紹之，厥用彌宏。有清制度較繁，往代《會典》、《通典》，雖載其詳，顧卷帙紛多，覽之匪易。一山於其官爵，祿位，兵刑，選舉，學校之制，多納於表；卷首並詳列大事，俾讀者一目了然，茲其一。北京大學整理檔案，一山躬與厥業，故所取材，如天聰四年正月詔書之類，雖《開同方略》諸書，亦未曾載，茲其二。章學誠雲“六經皆史”。愚謂治史當以甲乙部為主，丙丁部輔之。清史之作，尤重丁類。一山於福臨為僧事，以梅村《清涼山贊佛詩》為旁證，諸若此類，累見編中。愚於茲事，意雖不同，要其方法，允為至當，茲其三。陳啟源《毛詩稽古篇·敘例》雲：“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雲：“或嚴于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名姓。”凡有作者，允宜若此。茲編于《東華錄》、《會典》、《通典》、《耆獻類征》、《碑傳集》之類，雖注不勝注；其徵引他作，必標書名。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在茲幾希；而一山得之，茲其四。抑愚有言：通史稗乘，例宜有別，清太后下嫁多爾袞，雖屢見稗書，未得確證；且當時太后有孝端孝莊之分，下嫁者誰?尤難征定。茲類史料，似宜審慎。愚與一山同學晉陽，共校燕市，勉為數語，以介國人。敘茲書者，率皆碩彥，愚之一言，罔關輕重也。民國十二年冬，陽原李泰棻序於京寓。 

清代通史序 

蔣夢麟 

    同學蕭一山君，以所著《清代通史》將出版，囑餘為之序，並出其上卷見示。餘披覽一過，覺其取材宏富，敍述詳確，頗可供研究清代史之參考。夫史乘之作，在於敷陳事實，探討其背景，疏抉其演進，使一代政治文化之實際，及其因果來去之跡，了然於紙上，以資當世及來人之鑒借。有清一代乾嘉之際，一隆盛之時代也，故持庶遇外，一執矜張之象及雅片一役而後，外力日逼，國勢陵夷，凡百舉進，莫不受制於外力。清代史上如此線索，讀蕭君此著者，當不難循搜之也。蕭君於其首卷，既詳述清開國之隆績矣，其于道光以降之部分，當亦必指出此期史中外力侵入之影響，使讀之者知今日國勢之由來，而有所以怒惕焉。 

敘  例 

一、鼎革至今，倏逾十年，清史之作，闃焉無人。史館雖開，而國運飄搖，幾等虛設；講述雖夥，而事實簡陋，每病枯塞。餘以研究所得，著為斯編；菅蒯之作，抑何敢濫附史乘?鋟之，聊備學者之參考雲爾。     

一、近世《唯物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歷史；歷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歷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此蓋社會主義(Socialism)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實際的生計問題為中心者也。吾人既不能不認生計為歷史上最重要之問題，亦不能認文化政治純受經濟之支配。蓋普通史之內容的評價，為文化、政治、生計三者：文化在社會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導一切；政治握社會上最大權力，故能支配一切；而個人之生存，社會之維持，又端賴生計，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書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詮敘之。     

一、今之治普通史者，多以文明史附麗於每期之後；是不啻以一史劃割為兩部，而為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故讀者于前半，治亂之現象，固明悉矣，而不知當時之文明若何；於後半，則徒知某人之學藝如何，某制之因革如何，而於其身世年代，固多盲然者；是非讀書之不能融會貫通，作者之例，有以致之也。今擬力矯此弊，統攝諸種現象於一小時期中而並述之，以政治為綱領。蓋政治為國家活動之表現，為文明之一大樞紐也。     

一、班固藝文之志，陳壽輔臣之贊，皆有小注，其後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擴充其體，子注愈繁。蓋除繁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為斯變體，不得不然者也。黃遵憲《日本國志》仿其體例，附以分注，茲因其義，凡有事可相證，或需連類並及者，辭碎則媵于行間，文整則附之節後。至於紀載之外，間論得失，則亦裴氏注志，劉昭續書之意耳。    

 一、清代史料，備極繁賾，披沙揀金，掇摭甚難。本書取裁，自必力求詳確，凡訕謗失實，粉飾已甚者，當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書必可征，未敢輕道也。     

一、清代內閣檔案自拔歸國立北京大學整理後，餘亦躬與斯役，披閱所及，取證滋多。此雖案牘之言，實難盡信，然較之官書，勝萬萬矣!     

一、本書凡三卷，每卷篇章，例皆標明，惟章中各節，以黑字書之(如一、二等)；節內分目，概題小字，並加括弧。除諸目自為系統外，篇章節皆全卷一貫，以清眉目。     

一、本書第一篇，原述後金建國以前之史略，既以思想變遷，毅然刪去。蓋本書所述，為清代社會之事變，而非愛新一朝之興亡。換言之，即所述為清國史，亦即清代之中國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故本書又名曰《中國近世史》。     

一、第七篇之材料，系請趙振之先生(憑鐸)代為搜集，即大體之組織，亦多出振之手筆，餘惟就其稿而加以去取修正而已。爰志其事，深表謝忱。     

一、昔邵陽魏源著《聖武記》，付梓二載，頗覺舛疏，改訂重刊，慨然曰：“學問之境無窮，未審將來心目，又複奚似!災梨之悔，豈有既哉?”旨哉斯言!今餘此書，難免疏漏，雅材通學，幸教正之!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蕭一山識於北京銀閘     

一、本書原采一名之例，於歷代帝王略廟諡而改直書，如明之思宗桂王，則稱由檢由榔，清之世祖聖祖，則稱福臨玄燁，原欲省記憶之煩，並非有褒貶之見。   

日人今西龍序中曾以東洋文化之精神為言，兩國國體不同，持論不妨互異也。     

一、本書名稱原涵兩義：一即中國通史之清代部分，一即西人所謂普通史(General history)也。前者雖系時間之連貫，後者則示綜合的組織，如王應旆《宋元通鑒》、王宗沐《明通鑒》以及《邁爾通史》等，均不乏先例。或有以斷代稱通為不典者，特書此以代釋名。     

一、本書出版已近四十年，國難重重，迄未修訂。於此期間，新史料發現甚多，如軍機處及內閣大庫檔案之整理，《夷務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國遺書文物之研究，各國秘檔私藏之公開展覽，凡足以證往諜傳說之謬誤者，皆一一加以刪正。原缺篇章，亦為補充，又增數十萬言。此一末朝新史之完成，實由親友讀者督促鼓勵之力。妻女分任抄繕，均應志感。 

一九六一年一月，蕭一山補記於臺北板橋。 

導    言 

    歷史者，“宇宙現象之敍述錄也”。[1]宇宙不滅，則現象無窮；現象無窮，則史實靡盡。遂古迄今，不知幾千萬年矣；亙宇呈相，亦不知若干天地也!以吾人一身之位置，與百年之壽命，較之宇宙，其微渺有不堪形容者；故就人類而言史，既已囿隅而不全；更以記述而言史，則尤缺略以難備。雖然，人智之淪，察及其近；結繩而紀，未足示遠；洪荒草昧之世，人跡未達之鄉，雖有史實，而難言史。《列子·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楚辭·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必，何由考之?”蘇東坡詩曰：“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亦可見史實之難稽，而史形之立，將必自有紀述始矣。 

    夫史實既准乎現象，而歷史複昉于紀述，則天地之變遷，事物之原委，政教大綱，裏巷瑣談，無論巨細，有紀述而昭示者，皆可為史；故官書，傳記，稗史，口碑，皆史也。至其虛飾增華，妄意捏造，託辭諷諭，或不足傳信來葉者，辨而正之，亦史家之職志耳。吾國自書契以來，至於今日，歷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鑒，下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棟，畢世不能舉其業。然紀傳之屬，詳於狀個人，而疏于談群治；編年之作，便於檢日月，而難於尋終始。其間雖紀事本末一體，略有合于新史學之義，然其體創始于袁樞，特以便讀《通鑒》者之尋覽。即後之繼此而作者，亦不能有深識別裁，以斟酌乎其中。故皆史實散漫，略無系統，可以為史料，不足以為史學。史學者，“鉤稽史實之真象，為有統系有組織之研究，以闡明其事變演進之跡，並推求其因果相互之關係者也。”嗚呼!外人恒言：“中國無史”。豈真無史哉?無史學而已矣。乙庫之書，浩如煙海，類多鋪敍事實，因襲成例．讀之者不惟徒耗腦力，且足使思想智慧，錯綜無緒。中國學術之不進步，史學不良，未始非一要端也!而今文化革新，國運衰替，士子多矚目瘁心於世變之哲理，與夫實用之科學；于史學之綦要，乃鮮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進文明，浚疏人智，史學之在今日，較他學科為尤要焉。 

    史學之意義，既述如上矣。歷史斷(斷代)分(分期)之當否，亦為吾人所當研究之問題也。斷代為史，始于班固，鄭樵《通志》，曾力詆之；謂其昧於相因之義。夫歷史事變，具有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貫；吾人既不能於其間有所綆斷，則歷史亦不當於彼此有所分割。且社會演進之象，又屬“有漸無頓”；而人類舊習之保存，亦為人性自然之傾向，其結果即成歷史上所謂“歷史之繼續”。Unity Or Continuity of History蓋以人類習慣無驟變之跡，亦無驟變之理；此語殆成史學上最重要之原理。故以歷史連續之事實，劃而為二者，其不當也明矣。雖然，歷史上每因一事變起，足使當代大勢，面目一新者，史家為便編述計，特據此而區分時代焉。顧時代之區分，乃出於史家之見解，常因其觀察不同，而有互異之離合。惟其所取之標準，則不外乎(一)種族盛衰，(二)文化變遷，(三)政治因革，(四)經濟趨勢而已。今姑以第一種為標準，而區分中國史為五期： 

    一、上古期  中華民族成育時代。  自太古至秦一統之間是也。 

    二、中古期  漢族全盛時代。  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千一百三十七年間是也。 

    三、近古期  蒙古族盛勢時代。  自五代至於有明，凡七百三十七年間是也。 

    四、近世期  東胡族主政時代，亦即西力東漸時代。自清初至於滅亡，約二百七十年間是也。 

    五、現代期  五族共和時代，亦即中華民族復興時代，自民國告成以後是也。[2] 

    學者欲知社會變遷之大勢，與中國今日事變之由來乎?則研究近世史為尤要焉。昔龍門作史，羅及漢武，千古史識，首推子長。陳櫟著論(櫟元人，著《歷朝通略》，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按《總目提要》據舊本題《增廣通略》及櫟跋，有金事廷方雖略述之言，因疑廷方為原撰是書者之名字。但陳氏有增廣之功，故《總目》亦以撰者歸之。胡適先生謂非櫟作，系根據《陳文定集》)，獨多兩宋，詳近略遠，為史正職。(《荀子·非相篇》曰：“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故劉子玄《史通煩省篇》，謂史之不均，為辨已久。)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敍之法，即由近世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識。今大學列科，亦以近世為講述之始事，謂時代不遠，關係較密，見聞所及，輸餉易為功也。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近世事變，不豈要歟?夫我國自革新以來，未嘗一日得承平，推源追本，誰厲之階?瀛寰大通，視線群集于華夏，禹域奧土，何由宰割?此不得不求之近世史矣。清白創業，以迄於今，歷時約三百年，史事雖要，無書可憑；非官牘鋪張之言，則口碑疑似之說。借資考鏡，寧為信史?且史學既興，當注意於社會現象之真諦，以明變遷之由；東西文化之融冶，以促交流之會。征上諸端，此《清史》之所為作也。 

清史既屬於近世，亦可稱為中國近代史。今人常有以近百年史名近代史者，意謂吾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始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自強維新革命諸運動，不過欲救亡圖存，建設一近代國家；正如李鴻章所雲：“二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故應劃為一時代也。殊刁：知就世界大勢與中國歷史觀之，三百年以前，方為此“大變局”之開端。姑無論西洋之近代文明，乃始於十六七世紀，即就歐亞通航，與西力東漸而言，豈非由於明清之際乎?豐臣秀吉之遣將西侵，哥薩克騎兵之東下遠征，與夫葡萄牙人之租占澳門，已為後來日俄及西洋諸國之侵略，啟其序幕。吾國受異族最大之蹂躪，積專制無上之權威，皆在於清代，社會文化之回照與沒落，亦適當其時。民國以後，僅屬餘波而已。擾攘數十年，海波鯨山，冰窖魔掌，孰使吾炎黃華胄，受彼荼毒，罹此浩劫?治史者固當溯其源而汲其流，以傳信於天下後世，寧可捨本逐末，妄以五千年之歷史，遽指道光以前，即為近古乎?此不得不首加辯解者也。夫清人以女真入主，其所取代之大國，恰為提倡民族主義者朱元璋所建之明朝，於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見《討元檄文》)之思想，充沛發揮，而民族革命運動，遂成為中國近代史之骨幹與中心。易言之，即三百年來之中國近代社會，整個受民族革命之支配，一切皆依其為樞紐而變動，迄於今日，仍處此“大變局”中而未能已。吾人何為樂此革命而不疲耶?乃因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使我不得自由與平等耳。抵抗為人類之天性，豈可不努力自救哉?至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文化經濟之壓力，侵淩中國，方面雖多，物件雖繁，若擷其大體，則可分三個階段，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與行動，數百年來，始終一貫。惟領導人物與口號，隨時代而不同。茲先表之如下： 

    在第一階段中，我民族革命之物件為滿清，目的是“反清複明”。因滿清宰製中國，在當時視為異族，本於民族主義之觀念，應加以抵抗驅除者也。明太祖驅逐胡元，以中國人之中國作號召，已為民族主義播下種子，恢復明朝之正統，即振興華夏之宗國。是以鄭成功開闢臺灣，保持明朝正朔，其部下乃創立天地會以從事於革命運動矣。彼等全憑小說拜盟之方式，組織秘密革命集團，以下層社會為基礎，用隱語詩句來傳達“暗藏三點革命，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用榮華，同樂太平天下”之意義，此非最初之革命黨乎?楊起隆舉事于北京，吳三桂反正于雲南，皆詐稱朱三太子，似與此革命集團，不無關係。但直接由天地會發難者，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起義于大嵐山，曆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貴、張玉、林爽文、胡秉耀、鐘體剛等，前赴後繼，代有興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由伏流而匯為狂瀾，奇葩茁生，黨勢顯著．第一階段之民族革命，可謂功成近半矣。蓋反清之目的，雖未全達，而政權轉移于漢人之手，愛新覺羅氏之皇位，不過“屍居餘氣”而已。 

    第二階段中，我民族革命之對象，已非滿清之帝國主義，而為列強之帝國主義。以“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濤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吾國憂時之士，無間朝野，均孜孜以救亡圖存為事，提倡自強運動，維新運動，但此種運動，皆未能收預期之效果。因“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於是國父孫先生知非顛覆清廷，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組織興中會、同盟會，為國民前驅。從光緒乙未廣州起義，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此舉不但完成前期之民族革命，“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複軋鑠淩制之象”，而且剷除“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跡，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見《中國革命史》)。雖列強之帝國主義尚未摧毀，而建設“革命政府”之目的，卻已達到。“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此則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之碩果也。 

    在第三階段中，又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之革命對象，仍為列強帝國主義，第二時期之對象，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由瓜分而變為共管，日本侵略中國，由蠶食而變為鯨吞。前者注重經濟榨睃，後者悍然武力掠奪。但均以專制餘孽之軍閥作虎倀，所以革命黨欲抵抗外力，打倒帝國主義，必先打倒軍閥，克服民賊，建設真正之革命政府。自討袁之役，護法之役，以至組黨建軍，完成北伐，均系肅清反革命勢力，取得政權，以為實行三民主義之張本。列強之帝國主義，凜於世界民族獨立之潮流，逐漸放鬆，而日本帝國主義反暴露猙獰面目，不恤變本加厲，於是有濟南五三慘案，瀋陽九一八事變，及蘆溝橋七七抗戰之發生。八載奮鬥，萬民犧牲，終獲最後勝利，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我國列為世界四強之一。民族革命運動，至此應告厥成矣。 

    民族革命之三階段，始終有其一貫性與連環性。天地會之革命集團，發於閩台，遍及禹域，且橫渡重洋，浸淫海外，長江以南尤昌大焉。雖以洪大全之被俘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餘緒，益以基督教義，建立太平天國，使清室命運，不絕如縷。惜乎秀全數典忘祖，以致引起湘淮軍之反對而遭失敗，其餘黨重回天地會之懷抱。湘軍自陷同族，有功不賞，裁撤以後，憤鬱慘沮，亦多半加入秘密會黨，因而天地會之勢力複大盛。海外洪門，兩廣三合，長江哥老，四川漢留，均為辛亥革命重要之力量，另一主要力量則為新軍。新軍系由湘淮軍演變而來，一方面是反革命勢力之源，一方面又為漢人政權所寄，所以能因會黨之聯絡而協同起義，推翻滿清。但終因來路不同，變成民國以後之軍閥。國父深知革命事業，必須逐步完成，不能一蹴而就；革命集團，亦須隨時改進，不能始終不變。天地會之進為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之進為國民革命，皆時代然也。辛亥革命之成功，系由同盟會所領導，而同盟會宣言，卻溯源于延平金田，可見我民族革命之一貫性。歷史乃積漸而成，因果常倚伏難測，是以同盟會能收辛亥革命之功，而不能實行三民主義之革命方略，致民國以後，迭遭頓挫，非無由矣。國父欲完成其大責重任，故不得不改組國民黨，訓練軍事幹部，著書立說，昭示來茲，而北伐抗戰兩役，遂告成功。自國民革命史觀之：興中會同盟會為一時期，北伐抗戰又為一時期，前者推翻滿清，締造共和，後者打倒軍閥，攘除暴日，然而離革命建國之目的尚遠。國父中道崩殂，雖不及親見厥成，但潛力猶在，景命方新，端視繼之者何如耳。若自民族革命史觀之：國父仍系受太平天國之影響，而太平天國又由天地會而來。革命運動，原屬一貫，革命思想，亦有所本。民族主義“實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可不具論。民權主義，國父溯自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實則孟子民為邦本之義，清儒天下為公之說，以及天地會之平等觀念，太平軍之鄉治設施，似均不無影響。至民生主義，則洪秀全固嘗實行“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之共產制矣。中山先生依我國固有之思想，參以歐美之學說制度，創造主義，厘定方略，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如噓星星之火，發為日月之光，其克奏民族革命之膚功，固為世人所豔稱；然能就孔子中庸之道統，集中西文化之大成，執兩用中，並行不悖，“將一舉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非救國最後之方案，建國最佳之準繩乎?綜而言之，我國近三百年來民族革命之事業，如剝春筍，層層進裏，如行百里，步步成功，不論在中國歷史上，即令在世界歷史上，亦可謂唯一無二之奇跡也。 

何以謂民族革命有連環性乎?此不得不就中國近代史加以剖析矣。清人人關，內滿外漢，軍政大權，操於宗室八旗之手，視漢人若奴隸；然大多數之民眾，全為漢人。其統治之方法愈嚴，則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見亦愈深。漢奸降人，為避嫌遠禍計，不惜降志辱身，以媚茲一人，喪失臣僚之體態，助長君主之權威，生殺予奪，惟意所欲，祖宗歷史，隨便捏造。一人犯順，株連九族，隻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蜷伏於積威之下，不特無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亦且無思想治學謀生之自由，於是士子相率鑽研於故紙堆中，而考據訓詁之小學，遂風靡於一世，置明道救世(顧亭林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大學而不敢講，買櫝還珠，載車遺人，號稱漢學復興，實則瞀世之俗學耳。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借利祿以收買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統之說，使讀書人盡成八股闈墨之祿蠹，三家村塾之學究，人不能盡其才，學不能致其用，於是“政治經濟無正直指導之人，貪庸當道，政以賄成，國計民生，同歸凋敝，馴至喪師失地，終遂覆亡，此皆專治古學，不問實事者厲之階也。”(朱希祖先生序《清代通史》語)此為政治與文化兩方面交互之影響。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統治農業經濟之大國，官莊旗田，全賴佃奴，口糧賞賜，多做遊手；食眾生寡，漸感不支。旗人既不准經營商業，又需度優裕生活，其道奚由哉?只有憑藉宗室(黃帶子)覺羅(紅帶子)或親屬之關係，以鑽迎於仕宦之途，謀其衣食享受。政治視貪污為固常，焉得而不民窮財盡!因之水旱交祲，萑苻遍野，人民日處於水火之中，而白蓮教、天地會以及太平天國都獲得絕好之機會。再加帝國主義者以鴉片與洋貨輸入中國，人民習染日深，身體斷喪，勞力銳減，生產漸蹙，手工業為價廉物美之機制貨品所破壞，於是“國日貧，民日弱”。清廷既無抵制之方略，反變本加厲，稅鴉片，開捐例，賄賂公行，民不聊生。在此雙重帝國主義枷鎖之下，舍革命外，尚有何途可循耶?此為政治、經濟兩方面之交互影響。文化原為指導人生之南針，吾國自宋明以來受佛道影響，專究性命之學，走人靜寂瑣碎、無為、無用之境域，文化喪失活力，社會何殊死水，學而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徒以為士大夫吟風弄月之娛樂品，升官發財之敲門磚，百姓細民，日處苦難之中，謀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文盲遍于全國，愚昧乃屬必然。智識既低，而生活益苦，生活既苦，而文化愈低。列強以科學機械之優勢，侵人中國，鉗制吾政治，摧殘吾經濟，淪我為次殖民地，頤指氣使，擬於太上。於是國人頓失自尊之信心，一變排牴而為諂媚，競事摹仿，盲目崇拜，固有文化之價值，泯然殆盡。洋奴買辦，因緣時會，操縱政治，剝削人民，為帝國主義者作侵略之工具，使吾國之稅關，不能自主，產業無由發達，而淺聞浮慕之士，又騖奇趨新，競事奢靡，思想龐雜，國本動搖，此又文化與經濟之交互影響也。夫人類歷史之內容，不外乎文化、政治、經濟三者，此三者之所以能互為影響，則又以異民族之統治壓迫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結其果，因果疊乘，而變生焉。所謂“一大變局”也者，確屬近代史之特色：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變，而且要變更革命之性質，如《同盟會宣言》有雲：“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此即民族革命變為國民革命之主要理由也．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義，爭民族之獨立自由而已，對滿清之帝國主義已足矣，以滿清僅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反落我後。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因西洋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利用機械生產作戰，至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大量生產之結果，不得不爭市場求原料。我國地大物博，科學落後，實為西洋人心目中最佳之侵略對象。況西洋人在列強爭雄之環境中，養成愛國心與民族意識，團結異常強固，政治趨向民主。我國則社會缺乏組織，人口雖多，類如散沙一盤。所以非“改良社會經濟組織，無一夫不獲其所”，即不足以言抵抗經濟侵略。非“恢復固有道德，迎頭趕上科學”，使“一國之內，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權憲法”，則不足以言抵抗文化侵略與政治侵略。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時制宜，欲造成獨立自由、富強康樂之近代國家，乃發明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僅為抵抗帝國主義者所必需，抑且配合歷史背景，適應世界潮流，具有一貫之哲學根據。茲先列一簡表： 

何為而解釋三民主義?因三民主義為吾國民族革命之產品，亦世界文化之結晶物也．如不瞭解其由來，即不能知有清一代所造成之史心。國父嘗言：“中國之所以革命，與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雖繁，約而言之，不外歷史之留遺，與時代之進化而已”。此二語含義甚深，非一般人所能明瞭，一部中國近代史，即應為此二語作注釋耳。夫所謂近代國家者何?民族化之國防，民主化之政治，科學化之產業，如斯而已，三民主義豈非針對此三者而致力乎?夫所謂民族革命者何?爭取民族之自由與平等而已，三民主義豈非欲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以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耶?(見《三民主義講演》)夫所謂世界潮流者何?十八世紀之民族主義，十九世紀之民權主義，與二十世紀之社會主義而已，(民國十二年中國國民黨《宣言》雲：“近世以來，革命思潮，磅礴于歐，漸漬於美，波蕩于東亞，所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由磨礱而愈進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趨於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國當此，亦不能不激勵奮發，于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三民主義豈非適應世界潮流，欲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乎?(見光緒三十一年國父《民報發刊詞》)上述三事，皆為吾國近代史之特色，而三民主義乃以“繕群之道，與群俱進，擇別取捨，惟其最宜”，依中庸辯證之法則，合時代進化之原理，不追逐于已然之末軌，作一勞而永逸之設計，“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其作用蓋不僅為中國之復興，而實以世界和平為鵠的者也。惜國人視之為口頭禪，不求甚解，徒以政治革命之主張，忘卻文化改造之精義，倡新詆舊，倒孔潰堤，社會失其重心，邪說因而盛行。以致九仞虧一簣之功，皇漢陷倒懸之厄，此真可為太息痛恨者也。 

    近代既為中國歷史上之“一大變局”，吾人治史，固不應只觀其變，而不知其所以變，與如何變。宜推求其變之因果，變之法則，鑒往知來，考實運虛，方能見研究歷史之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論，天地會肇其端，太平軍揚其波，革命黨竟其功。然洪秀全起義後，即不再假借天地會，革命党卻利用反革命之新軍，其故安在哉?乃以革命党本身隨時代而演進，所謂反革命勢力也者，仍屬民族革命之產物而已。天地會之“反清複明”口號，在清初實合乎時宜，至太平天國時，即不能行矣，所以洪秀全只反清而不復明。太平天國之驅除光復運動，在當時實為一有力之號召，至清末則又不可行矣，因滿清仍屬中華民族之一支，而壓迫中國之列強帝國主義轉成民族革命之新對象。其初抵抗滿清，意義簡單，著手甚易，若抵抗列強，抵抗日本，抵抗蘇俄，卻極複雜艱巨。僅用某一和主義，解決某一部分問題，殊不足以獲得預期之效果。必須“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使革命內容，益加充實，各種問題，同時解決，方能符合人類進化之原理，“中庸”辯證之法則。蓋歷史之演進，原屬有漸無頓，其變也，當亦愈後愈速，愈趨愈佳。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一因果也；“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此又一因果也。因果疊乘，而變生焉。如前述政治、文化、經濟三方面之交互影響，雖錯綜複雜，抑豈能逃出歷史因果之公例。再如，二百年之民族革命，造出一個太平天國；六十年之漢人政權，造出一個中華民國；四十年之黨治運動，建立一個國民政府。但漢人政權，卻種因于太平天國，方能培植新軍之武力；黨治運動，卻種因于漢人政權，方能瀰漫革新之思想。在前一時期中，二者互相影響而助成，在後一時期中，二者又互相牴牾而消長。革命党之所以利用新軍助力，完成辛亥革命，絕非偶然，因新軍仍為前期革命所造成之漢人武力，所以袁世凱以新軍領袖，能取得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之碩果，為中華民國之首任總統。但終以來路不同，袁世凱壓迫革命黨，革命黨又將北洋餘孽之軍閥打倒。其中機栝，甚為微妙，倘能知歷史漸變之法則，即不應詫為奇事。吾國之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在變，而民族革命之動力亦在變；民族革命之物件在變，而革命之口號亦在變。第一階段，滿清和列強，交侵中國，至第二階段，滿清與我“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僅餘列強矣。第二階段，列強和日本，協以謀我，至第三階段，列強已逐漸放棄其侵略，而與我並肩作戰，以對付暴日矣。暴日潰而蘇俄興，其侵略已擴充至全世界，蓋不僅以中國為目的物，惟中國正首當其衝耳．此固我國人之大不幸，然亦為世界上之一大變局，又不可不知也。倘各國能有如國父之高瞻遠矚，早“塞經濟革命之源”，抑何致使我大陸沉淪，全球隉阢不安乎?是故三民主義不僅為曲突徙薪之“一次革命論”，實亦為“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殊非虛語。吾人如能遵循力行，必可完成近三百年來朝暮相處之民族革命，亦可解決世界上人類和平共存之問題。因三民主義乃適應世界潮流，不悖歷史趨勢，使中國變為近代國家，使世界趨於大同社會之正確理論，中國文化之精神正在此。若研究中國近代史而不知此義，則又何貴乎有歷史耶? 

    就近代史實之演變，民族革命固有其一貫性與連環性：反清、倒帝、抗日、抗俄，逐步成功；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同時改造；冶近代思想於一爐，期中庸文化之復興。因果疊乘，源流隱現，非溯自秘密社會之運動，東西國際之交通，不足以畢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來之社會變遷，其端緒由愛新人主啟之，道、鹹而後，始為劇烈變動之時代，民國則急轉直下矣。故清史亦可謂中國民族革命史，以其與民族革命之源流相終始耳。然清人為東胡之後裔，亦華族之支派，誠如雍正帝《大義覺迷錄》所雲：“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而當時人之所以必欲抵抗驅除者，乃基於“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明太祖所謂：“中國居內以制夷狄，未聞夷狄居中國而治”，斯為吾民族主義發生之先河。倘在宋元以前，則未必如是矣。顧清白努爾哈赤建號稱王，至皇太極改元稱帝，立國于邊徼者約三十年。值明覆亡，吳三桂導之入關，不費一矢之遺，坐擁九有之業。雖南明偏安，革命暗流，而福臨移宰中國，相傳十主，垂二百六十八年，何以能享國如此之久?此蓋有二因焉：一日君主多賢明。太祖、太宗，創業開基，勇武睿智，自不必論。世祖年幼，賴多爾袞以為治，駕馭貳臣，混一寰宇，痛愛妃之死而欲逃禪，其聰慧亦有過人者。聖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觀。以其有好學不倦之精神，寬大愛民之治術，謹事惜時，深耕易耨，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葉雖稍流縱弛之弊，然大亂之後，亟需休養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徑也。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高宗席累朝之積業，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之規模，卻種衰弱之肇因。嘉慶以後，武力不競，紀綱敗壞，教徒紛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節儉，均有可稱。乃十九世紀為世界變動劇烈之時代，西力壓迫，門戶開放，民族革命多年之醞釀，造成太平天國之大亂，政權逐漸轉移于漢人之手。文宗、穆宗，巽懦童騃，曷能當此大局?然亦無顯著之失德。同治以後，全為慈禧太后之天下。其才能敏捷，意志堅強，信用曾、左、胡、李諸人，遂有中興之事業。惟好逸樂，貪財貨，閹寺弄柄，吏治日偷，攬權競勢，頑固驕虛，內阻自強之機，外招聯軍之禍，卒為清朝覆亡之最大原因。德宗鮮始皇之雄才，行熙寧之新法，以一無能之懦夫，而欲對三次專政之宮廷老婦作幹蠱，宜其百日無成，身被囚死，可憐亦複可哀!溥儀乳臭小兒，生父為親貴之班首，嫡母乏西後之才略，大廈將傾，賴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綜論關內十帝，性格與成就各不相同，若與明朝之君主相較，則猶勝一籌。明朝除肇造諸帝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權臣，擅作威福。清朝惟咸豐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亦未若明武宗之荒淫；慈禧、隆裕寵用李蓮英、小德張，招權納賄，然亦無明光、熹“客魏之禍”。明君賢相，仁政惠績，皆較明朝為多；權奸巨憝，苛政暴斂，亦較明朝為少。何以吾先民仍刻刻從事於革命?此固由於“蠻夷猾華”之民族意識所驅迫，抑亦“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血債有以激之。惟清為華族支派，久受薰陶，逐漸同化，血統早巳不純，通婚更少畛域，是以國父之民族主義，迥不同于光復會以“排滿復仇”為事，而欲其“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惟革命政權須建立，專制政體須廢除而已。 

    二曰政策獲成功。清以邊夷入主中國，鑒於元朝賤儒蔑漢，暴力統治之失策，故不以旗兵為壓迫之工具，而以政治為籠絡之方法。內閣六部，漢滿大學士尚書分庭抗禮，均為堂官。各省督撫亦滿漢兼用，對於降將貳臣，受權胙土，示與若輩共有天下。使漢人有聯合為治之想，無亡國受制之虞，此政策獲得最大之成功。又針對華族之特性，把握社會之基層，一松一緊，時張時弛，寬嚴互濟，恩威兼施，深得兩重政策之運用。士子入其彀中，黎民順其治理，是以剪明裔而殲義師者皆降人也；博功名而爭效命者，皆讀書人也。士大夫為社會之領導階級，甘作鷹犬，供其驅策，八旗宗室，可以垂拱而治矣。譬如入關之初，以弔民伐罪為言，因明帝無後，始遷都北京。福王立於江南，名正言順，自不得不予以承認。故檄文有：“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丑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實以拯救中國為計。……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諸語，然而南都遣使至北京犒勞通好，反遭扣留，施以恫嚇。迨山陝底定以後，即“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矣。此一松一緊之例一也。中國為家族宗族之社會，對於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比較淡薄，所以異代興替，朝統變更，無論帝王誰屬，大多以順民自居。但若涉及文化禮俗，則有其傳統之保守根性。明人束發，以峨冠博帶為雅服，清人辮發，以“金錢鼠尾”為陋規。攝政王多爾袞恐引起人民反感，諭令：“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發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照舊束發，悉聽其便!”及江南平定，政權鞏固，又毅然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相威脅。諭雲：“今中外一家，天下一體，若不劃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今限旬日，盡使薙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因是激起上下江民兵之反抗，“保護一己之發，竟捨身命以抵抗敵軍，其關切較勝於為國家，為皇室”。所謂“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發必不可蘿，其意豈在一發哉?蓋不忍中國之衣冠，淪于夷狄耳”。此一松一緊之例二也。明朝之亡，三餉為一大原因，清人“以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更有召買加料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除額賦外，一切加派，盡為刪除，仍依舊《會計錄》作準，隨時蠲免逋賦錢糧。但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一案，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不下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鞭撲枷責，衣冠掃地。貪吏蠹胥，侵吞多至千萬，反置不問。此一松一緊之例三也。其設施政綱，最為顯著者，即金之俊十從十不從之策也。曰：“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官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就男女老少，儒釋娼優等類，分別從否，或臨之以威，或施之以恩。倘有抗拒，動輒屠城，稍事詆謨，亦多族誅。然於老幼鰥寡孤獨廢疾之貧苦無告者，則遍設養老院、救濟院、孤兒院、盲啞院、育嬰堂、清潔堂、常平倉、粥廠、義莊之類以恤之。蓋左手握金，右手持劍，從之則生，逆之則死。此非清代兩重政策，一松一緊，一張一弛之極致乎? 

然而清朝政治之成功，尚不僅對於一般人民心理感情之控制，尤其在對於一般士大夫之牢籠與駕馭。因為中國社會組織之基層，乃讀書作官之士大夫，而非農工商賈之勞苦群眾也。清廷于此頗費經營，凡明朝官吏降附者各與升級，殉難者予諡立廟，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征辟錄用，使不因國亡而失其職業，自可相安於無事。順治二年開科取士，一切依明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進身之階，即不患無用武之地矣。至少數特殊人物，非科舉所能誘惑，則詔舉博學鴻儒，選以特科，賜之出身，正途人員，或譏為“野進士”。其有博學鴻儒所不能網羅者，則宏開史館，設法延攬，使之纂修《明史》，以寄託其孤臣亡國之痛．碩儒如顧亭林、黃梨洲等，均不屑就，而萬斯同諸人，卻以私人贊襄史事，著為史稿。當時有“一隊夷齊下首陽，蕨薇堪嗟已吃光”之諧詩，即可見一般士大夫之趨附新朝，受其牢籠。天地會之革命運動，只向下級社會宣傳，國父喻為藏寶污穢之地，即以是也。清人對於士大夫階級，可謂極盡籠絡之能事，但有時複濟之以威，使凜然于統治者固有之尊嚴，不敢輕於嘗試。譬如哭廟之獄，蘇州士子多人，因揭知縣不法事，聚哭文廟，巡撫即罪以震驚先帝之靈，處金人瑞等極刑。奏銷之案，徐元文以狀元而降經歷，葉方靄以折錢一厘掛誤，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三岡識略》雲：“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為之一空，籲，過矣!”其實乃清廷“積怨南方人心之未盡向服，假大獄以示威”。如斯荼毒縉紳，玩弄士大夫，仍為一松一緊、寬嚴互濟之作用。總之清人對於中國文化之體認，因其居於旁觀地位，似較身處局中者為更清楚。“文可長治，武難久行”之道，“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之理，皆能善為運用，以致獲得二百六十餘年之君權。然仍不能逃文化融冶之公例，革命漸進之暗流，盛衰迴圈，卒歸破碎。此亦天演進化之原則，歷史變遷之趨勢，國父所謂：“革命為順天應人之事，順天則昌，逆天者則亡。”不豈然哉?余于勝朝之史，不敢以鋪陳故實，考訂章句為業，欲依史家三要之新法，作繼周百世之可知，誠如太史公所雲“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惟清史為最繁難之學科，資料浩如煙海，牽涉普及寰瀛，乃中國社會演進之總結，世界潮流變動之樞紐，紫績鉤提，殊非易易。章實齋有言：“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去蓋在幾希。”此吾國大史學家之悟道語。四十年來搜集鑽研之功力，亦不知其為醇醪、為糟糠矣。惟望讀史能勿拘泥於陳跡，洵屬開券有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