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爱平教授主编，并有诸多学者包括部分研究生共同参与编纂的《清史书目（1911—2011）》，不久前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展读后，深感此书规模宏大，主旨明确，体例规范，著录齐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清史研究工作者理应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也是近年来清史领域的一项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此就《清史书目》（以下简称《书目》）编纂的主旨、特色、价值，略作评述。
一、《书目》编纂的主旨
一般而言，要编纂一部大型图书，其学术质量是否有保证，首先要看其是否有明确的编纂主旨，是否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和充实的编纂实力。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对《书目》一书予以衡量。
从是书《前言》可知，此书之编纂缘起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推动清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开展，认为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清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脉络，考察百年间清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分析各个时期清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特征，总结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与利弊得失，进而展望今后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进方向，应该说这是很有价值和颇有远见的考虑。由此出发，该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了由戴逸、李文海两位学界前辈、清史大家领衔主持的“百年清史研究学术史”课题，并申请重大项目且获准立项。《书目》的编纂正是作为此项课题的基础工作而启动的。在书前《凡例》中，编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收录自清朝灭亡迄今，即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中国境内以汉文发表、出版的清史著述（含译著、论集、工具书等），整理影印的清代文献档案资料等。期冀全面展示学术界既有成果，为学者研究提供便利。”足见《书目》编纂的主旨、内容和目的都十分明确，立意甚好，起点很高。
当然，要实现上述主旨和立意，必须要有一个水平高、实力强的编纂队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以研究所为建制的清史研究机构，经过建所几十年来的学术积累和人才培养，可谓兵强马壮，具有相当的编纂实力。《书目》主编黄爱平教授既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专家，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且有清史研究所为后盾，能组织动员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书目》的编纂。从《书目》扉页开列的名录可知，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达三四十人之多。而研究生参加《书目》编纂，还可作为教学实践，学以致用。这样既编书，又练人，应该说是很好的编纂经验。
在确立编纂主旨并组织学术团队的基础上，要实施编纂工作，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和操作程序。据了解，编纂组首先对已有清史著作成果进行摸底调查，并搜集各种相关书目资料，再根据清史研究发展的脉络和整体面貌，将百年清史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段：即民国时期（1911—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79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1年），并将参与编纂工作的成员相应划分为三个组，以分工合作，分别承担不同时段的编纂任务。
《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广泛参考利用了《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中国古籍总目》，以及《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台湾、香港出版的中文图书目录》等书目文献资料，并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查阅利用各种网络及有关数据库资源，而后按规定的体例予以逐条著录。初稿合成后，又反复进行审核，删除重复，改正讹谬，増遗补缺，再分门别类，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成编。历经两年多时间，终于编成这部大型的书目著述。
二、《书目》编纂的特色
在我国修史、编书的悠久传统中，历代都不乏对书目类图书的编纂，但盈千累万的各种书目，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经久不衰传之千秋？那就要看其是否有自身的价值和特色。令人欣喜的是《清史书目》虽问世不久，就被学界认为是清史领域的一项新的重要成果而引起重视和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确有自身独具的特色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以笔者拙见，《书目》的独有特色，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
其一、规模宏大，时间跨度长，涵盖面广
《书目》全书卷帙浩繁，著录各类书籍包括重印、再版在内达四万余条，近二百万字。如此宏大规模，实为近年来已出版同类书目所罕见。再者，其收录书籍的时间范围，上起1911年清朝灭亡，下迄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作为一部断代史清史的专门书目，该书基本囊括了百年间出版的各类清史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资料，堪称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的大型工具书。
其二、体例规范，类目细致，编排合理，收录完备
大凡书目性质的图书编纂，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体例与类目，以便有章可循，避免杂乱不一。正如我国古代著名目录学专家郑樵所说：“类书（即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像《书目》这样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的目录著作，尤应具备规范的体例与合理的类目。
打开《书目》，开卷即可见全书的《凡例》，切实细致，有主有次，既揭示出全书的主旨与收录范围，又对书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本书目收录著述以有清一代（1644—1911）历史的研究为范围”，但考虑到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又规定“其中有关涉明朝末年以及民国初年者，亦予收录”。再如，对收录的各类图书“均著录书名、责任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项，鉴于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典籍或名著，曾先后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或再版，为使读者了解该书不同版本的流传情况，又规定“同一书若出版者或出版时间不同，则分别予以著录”。诸如此类的各项规定，看似琐碎，实则有了这样的规定，才使得全书整齐划一，条理分明。
为使《书目》编排合理，眉目清晰，足以统括百年间出版的清史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资料，编者在类目的设置上也颇具匠心。首先从大的方面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收录“研究著作”，下编著录“文献档案”。其下再根据书籍的内容与性质，分别设置大类、小类，乃至小目。如上编所收研究著作，即按内容分为：总论、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边疆民族、宗教结社、教育科举、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文物考古、历史地理、中外关系、人物，凡十六大类。各大类之下，又进而划分小类，小类之下或再分出小目。以文学艺术类为例，其下即分为文学、艺术两个小类，小类之下又各分小目。如文学小类之下，便分为通论、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语言文字及其他，共七个小目。正是因为全书设置了比较完善的由编而类而小类，再到小目的类目体系，从而使数万种书籍有条不紊的各归其类，各入其目，既系统全面地展示出百年清史研究的整体面貌，又方便了读者的查阅和利用。
其三、将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资料汇编于一书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书目著作或着眼于学术研究，只收录研究著述，或专注于古籍整理，只著录文献资料。然而，清史领域已有成果本身呈现的特点，则是不仅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著作，还有对有清一代存留至今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整理与编纂。特别是清代档案，作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是否利用及此，往往成为衡量一部清史研究著作学术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有鉴于此，《书目》编者毅然决定既收录研究著作，又著录文献档案资料，以期全面反映百年清史领域已有成果的完整面貌。而且，依据文献具体情形以及现代文献整理的内容、形式和特点，编者在采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斟酌划分小类，小类之下或再分小目。如“经部”大类之下，设综论综考、五经（附孝经）、四书、小学凡四小类，其中五经小类下分易、书、诗、礼、春秋三传、孝经六小目，四书小类下分论语、孟子两小目，小学类下则分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四小目。这样的类目设置，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变通和创新，但凡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儒家经学的训诂注疏著述，以及现当代学者对清人经学研究的整理成果，均囊括无遗。可以说，汇研究著作和文献档案于一编，尤为《书目》编纂的一大特色。
三、《书目》编纂的价值
从《书目》的编纂主旨及其特色，我们不难看到该书的学术价值。
其一，全面展示百年清史历程的整体面貌。清代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而现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方为开始，迄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在此期间，清史研究自身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如辛亥革命前后，曾兴起一股“清史热”，其研究内容和立场观点大多从推翻帝制的政治需要出发，充斥着排满仇满的思想观点，把清朝的统治骂得狗血喷头，一团漆黑。而后北洋政府设馆纂修清史，由于参与编纂的人大多为清朝遗老，不免站在清室立场为清朝统治歌功颂德，因此编出的《清史稿》尽管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仍称不上是科学的清史之作。此后，涌现出孟森、萧一山等老一辈清史学家，他们或搜集整理大量史料进行实证性清史研究，或编撰全面系统、翔实厚重的一代通史，为清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前驱先路之功实不可没，然而其时代的局限与烙印也十分明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逐步出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论著，也整理出版了一些清史方面的文献和档案，但受机械唯物论与片面的阶级斗争观的影响，研究内容多偏重在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对诸多领域的研究都付之阙如。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清史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研究力量日益壮大，研究成果逐渐丰硕，研究方法有所更新，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又将整个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提高到新的水平。伴随清史编纂十多年来的进程，清史研究的论著更加丰富多彩，大量的清史文献档案（包括海外）资料得到整理出版，整个清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突飞猛进，清史学界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而在清史研究开展百年之际，《书目》将百年间学术界出版的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最大限度地著录于一书，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清史研究成果的整体面貌，也反映和折射出百年来清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得失。这无疑是对百年清史研究带有总结性的尝试，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其二，为读者提供治学津梁和读书门径。清代经史考据大师王鸣盛曾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诚如其言，目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清史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有必要了解清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哪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哪些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哪些难点尚待突破，又有哪些空白尚未填补等，都需要通过《书目》这样的图书来了解有关情况。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更有必要了解清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需要读哪些书？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应该向哪些方面开展和深入？这些问题，《书目》都可以提供参考。就此而言，研究者都应重视目录，将其作为治学第一要紧之事，研究过程中更要善于利用目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书目》无疑是清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
四、不足与有待商榷之处
在肯定《书目》编纂的主旨、特色和价值时，也有必要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
其一，有所遗漏。尽管《书目》的著录已比较齐备，却仍有遗漏。举要言之，如上编总论之中国通史类下，遗漏了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系列中属于明清时期的第九册和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明清史一类则遗漏了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和其《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其二，尚有讹误。《书目》对书名、责任者及出版社等义项的著录不免讹误，如责任者方面，第117页《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条，其中的作者“湖滨”应为“胡滨”。第251页《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册（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年），中册著录为“张昭军”，下册“李帆”。事实上应为中册“李帆”，下册“张昭军”。
其三，重复著录。《书目》对书籍的著录还有前后重出的情形，如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一）、（二）、（三）、（四）、（五）凡5册，既见于《总论·晚清史》一类，又见于《政治·通论》一类；卞僧慧著《吕留良年谱长编》，既著录于上编《人物·单传》一类，又收录于下编《史部·传记》类。
与上述疏误类似之情况，《书目》尚有不少，不一一列举。实事求是地说，编纂一部工程如此浩大的工具书，且出自众人之手，存在一些疏误，势所难免。然而，作为一部研究清史常备的工具书，理应精益求精，反复核校，以最大限度减少差错，避免误导读者。
《书目》之所以出现上述讹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与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对于类目的设置过多、过细，似乎也有一定关系。以总论一类为例，其下设有15个小类，其中既有“清朝通史”，又有“历朝”（包括入关前和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各朝），还有“晚清史”。而史学界所说的“晚清史”，一般即指“道、咸、同、光、宣”各朝。这样的设置，极易造成所收各书的在时限与内容范围上的重复。此外，人物类下分设“单传、合传、总传”各小类；论集小类之下，分设“一般论集、个人论集、会议论集”等小目，也不免失之过细。因此，如何使《书目》的编纂体例及类目的设置更加严谨和科学，还可再加斟酌与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