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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先生视“盛世修史”为当代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1]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两汉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司马迁，正是于西汉国力极盛的武帝时期完成《史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史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东汉“光武中兴”，班彪续司马迁之业，作《太史公书》“后篇”数十篇，为其子班固作《汉书》奠定基础。班固深得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积二十余年心力，终成《汉书》。《汉书》被史学史家认为是中国史学“正史格局形成的标志”。[2]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常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辉煌盛世。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征等人主持修前代史，并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书（《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同时修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下诏重修《晋书》，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两年后，《晋书》修成。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唐朝设立史馆及完善史馆制度，为后世沿袭，对保存正史起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清朝统治者在入关第二年（1645年）即设立明史馆，但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史馆才开始修《明史》的工作。历经数十载，《明史》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成。梁启超认为“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3]

以上只是盛世修史活动的荦荦大者。其他如元朝，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盛世，但中国疆域于此时达极盛，有史家称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元朝并修《宋史》、《辽史》、《金史》，体现出开放包容的思想特色，也属别具一格。因此，说盛世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并不为过。

当然，中国史学传统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乱世著史。

春秋战国时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4]《春秋》一书被认为中国史学开始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动荡不已的时代。这个时代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急剧增多。除去官修史书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5]陈寿、沈约、范晔、鱼豢、王荃、吴均、崔鸿等都是一时的名家。后世学者认为中国成为史学之泱泱大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6]

唐代安史之乱，整个社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三年（766），杜佑开始写《通典》。自称“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7]

两宋立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时困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8]以便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产生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环志略》，何秋涛编《朔方备剩》，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国初年，天下纷扰，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新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声。

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代表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共同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历史意识。二者在指导思想、承载着的历史内容等方面又有着较大差异。盛世修史多为朝廷组织，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端：一，保存历史的轨迹。太史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也，汝甚念哉！”[9]司马迁秉承父意，修成《史记》。这种历史意识为后世继承。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便建议：“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且恐岁久渐至遗忘。…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矣”。[10]元世祖甚重其言，遂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三，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班氏父子表现出太多为本朝辩护的意识，他们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11]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指导思想。以上出发点决定了正史常有诸多不足。

梁启超谓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之家谱”，所言极是。但绝不能因此认为正史就缺少历史价值。二十四史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受到过或此或彼的指责，仍然是其他史书所无法取代的。以颇遭非议的《元史》为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迅速下诏修史，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元史》体裁内容上也多有重复混乱之处，但仍旧是我们研究元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黑格尔曾经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12]倘若没有朝廷的组织，这种历史纪录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是不可以想象的。

与盛世修史相比较，乱世著史多为个人从事。大抵乱世的朝廷自顾不暇，更无心力去劳师动众修纂史书。常怀治平使命的的知识分子，却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血性一点的，慷慨悲歌，投笔从戎。文弱一些的，则穷究经史，探寻摆脱困境的办法。所以乱世所著史书更多地表现出探求历史治乱之道的色彩，包含着更为浓郁的经世致用思想。因较少朝廷约束之故，这类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历史之立脚点”，[13]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强，更富于历史批判精神。试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黄宗羲何能发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者”的黄钟大吕之声？如果不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何能向旧史学猛烈开火？

无论是“盛世修史”还是“乱世著史”，都不过是今天研究者基于对中国史学传统认识后的一种提炼和概括。当然，我们也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不同的概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何种概括，王先生用电脑对古籍数据库“查阅”，都查阅不到。历史研究者难道是“吃干饭”的吗？不“检索”古人就不能说话？

历史学从来不是脱离历史进程而独立存在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是脱离历史时代而独立的局外人。爱德华·卡尔说，时代决定我们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这句话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学家所做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说明，任何历史学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清人有句话说得好，做学问之难，就在于一人求之不得，千万人求之，则莫有不得；一时求之不得，千万时求之，则莫有不得。对待历史学家，以偏概全、求全责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具备共同的优秀素质。王先生在写文章时曾经提到“伟大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可以说治史成才的三要素”。[14]可见，王先生对历史学家的素养是很在意的。但王先生不该忘记，刘知几的“史才三长”经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发展，已经变成众人皆知的“史才四长”了。不知是王先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但认为不重要，王先生在文章中少了章学诚所疾呼的第四长——史德。

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章学诚进而感叹“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5]今天看来，普及这种认识仍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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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2]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4]《孟子·滕文公下》。

[5]《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

[6]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7] 杜  佑：《通典·自序》。

[8]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9] 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1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11] 班  固：《汉书·叙传》。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3]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14]《学林春秋》三编下册686-701页，王增瑜《我和宋辽金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