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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学兄告诉我王曾瑜先生在报端乱说话，给我传真一篇批评戴逸先生的文章。读后以为大谬。我没看过『通史』，没有发言权。但王曾瑜先生用已故张正烺先生的话讥讽别人，太不应该。

　　说一段当年和邓广铭先生的一次谈话。1998年上半年。我和学兄陪同邓老在圆明园附近的酒店吃饭。谈起修改《辩奸论》一文，还有关于王安石的一篇文章【文章名字不记得了。】记得邓先生感慨地说到《辛弃疾》一书的遗憾。还谈到了潘庆德先生联系的一些外事接待活动。

　　邓老最后谈到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和《宋朝兵制》。 邓老说：“现在看还是乖谬百出，但算可以拿的出手。他的学问只能是作些考据，做不了大块文章。此人心气太旺，将来不可在史界出头任大事。”【谈话原意大致如此】

　　邓广铭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严加约束，他的话应当可能切中要害。但是这不防碍王曾瑜先生在学术上可以取得成绩。还可以写几百万字的宋史小说。邓老的话不是金科玉律，有的说的对，有的可能说过了头，但邓老没否定王曾瑜先生的著作。

　　王曾瑜先生不认识戴逸先生，以宋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凭道听途说对人家说那么重的话，是过分。前天我在书肆见到几部历史彩图读本，都是署名“中国通史”，装璜印刷漂亮，没来得及细看。有李学勤当顾问的一本带彩图的《话说中国》，洋洋千万字，银码一千多。据说已经印行几十万。我粗粗翻了一下，感觉此书肯定可当通史读。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通史。这本书可以肯定也会拿大奖。看看人家作的事情，我做学术的自愧不如。

　　做考据的做考据，写通史的写通史，各司其事，各尽其责。一本通俗读物，就是有错，犯不着大动砍伐。

　　戴逸先生我不熟悉，但他能当上史学会会长，能出人头地，自然不是凭空得到。妄指一本书的错误而否定别人，要不得。专门去找错攻击人家，更要不得。张老的话怎么可以当作批评别人的证据，前辈学者没这么做事的。我今天这么说，本不符合学人规矩，想让王曾瑜以此为戒而已。

　　上面这段邓老的话并非孤证，有我学兄当时在场，我的脾气耿直，可以署名对证。但顾忌学兄的人情面子。只好“做虚妄言。”我不懂网络，叫学生去发稿。不署名字，所述旧事缺人缺证，信则有，不信则无，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