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907）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创造了繁荣富丽、博大自由的服饰文化，而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引领女装潮流，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胡服、轻巧坦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整体看来，唐代贵族女装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襦裙装、胡服与女著男装。初唐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襦，披帛，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绸带系扎，以后数百年虽屡经变化，且受到别样流行服式冲击，但始终保持襦裙这一基本样式；盛唐时期，来自异域的胡服以其全新的形式受到广大贵族女性的青睐，在此风气影响下女著男装也盛行一时；中晚唐以来，胡风渐弱，更多地恢复了汉族传统，经过改制的宽衣大袖的襦裙装又成为妇女的主要着装形式。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唐代贵族女装胡汉兼收、大胆时尚是唐代国力强盛、社会开放、文化发达的产物，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备，因为它无法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多变开放的贵族女装恰恰产生在唐朝，而不是国家大分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或是后世的宋元时期？为什么女子着装会在宫廷和上层社会这些当时最高等级区域产生多样性的特点？胡汉双轨制的服装格局又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制约？新兴的心理分析方法为此提供了一条思路：在构成社会风气转变的先声——社会心理变化中进行把握。 

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独特的社会心理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此外，自李唐王朝建立以来，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武则天则以佛教治国，玄宗时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它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唐朝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唐人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使人民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家敢于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文化思潮的多元化，带来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旧礼教的大崩溃又使唐代妇女，尤其是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女性，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使其获得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她们洋溢着艺术的激情，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这一点突出反映在首服的演变中，即初行羃蘺，复行帷帽，再兴胡帽等。“羃蘺者，唐武德、贞观年中，宫人骑马多著羃蘺。……其羃蘺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绸帛为之。”[1] 羃蘺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原本目的是避免风沙，传到中原后，与儒家经典《礼记•内则》“女子出门必拥其面”的封建意识相结合，反而变成贵族女性出门远行时为防范路人窥视面容而设置的防范措施了，羃蘺形制是用大幅黑色纱罗直接上覆于顶，后垂于背，蔽护全身，而且可合可分，欲窥人视物时可用手搴开。但是由于其使用不便，唐高宗时期宫中又开始流行帷帽，它是一种高顶宽沿的笠帽，帽檐周围缀有一层网状的面纱，考究一些的还在网帘上加饰珠翠，显得十分高贵华丽，其长度比羃蘺短得多，下垂至颈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不断缩短，以至脸面部分显露，对此统治者无法容忍，遂加以禁止，然而女性对美的追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限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蘺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蘺之制。”此后胡风盛行，妇女皆着胡服胡帽，帷帽之制又湮没不彰。史称，“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2]所谓胡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安史乱后胡风减弱，又回归汉装传统，一些贵族女性骑马出行，使用一片纱网于额间为饰，整个面庞也基本坦露于外，名曰“透额罗”。 

从全身披覆的羃蘺，发展到渐为浅露的帷帽，后至靓妆露面的胡帽、透额罗，这是女性服装史上的伟大进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广大妇女一直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所谓“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等等都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清规戒律，唐代贵族女性为了摆脱这种羁绊，作出了大胆的尝试，逐渐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看清了自己本来真实而美丽的脸庞，这是一次人之本性，即表现个体的存在，与礼教的抗争，是在开化的社会意识和人本的自我表现二者兼备基础上产生的卓越成果，同时，这种独特着装现象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会产生，是典型的时代产物。经济的繁荣，纺织印染工艺的发达，为唐代女装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要的是自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现实，是大唐帝国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基本国情。在唐朝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经济繁荣期有之，社会稳定期有之，尽管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服装发展，却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服装发展水平能与唐代匹敌，服装毕竟是一种文化现象，脱离不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绝不能仅仅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翻版，说到底还是要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唐代多种民族交融、多样文明渗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这种多元文化结构对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的影响和支配，不但给当时的女性构思、设计各种服装提供着文化依据，同时也对唐代贵族女装形成独特风格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 

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 

李唐皇室祖先起自西垂，具有浓厚的胡族血统，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孤独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3] 天生的异族血统和固有的胡人心态使李唐皇室对所谓的“华夷之辨”相对淡薄，而对胡族习俗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这会唤起他们对以往“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劲旅那带有边塞烽火和大漠风沙气息的刚强、剽悍之中不无粗豪、朴野味道的勇武雄壮的精神气质”[4]的美好回忆，其中统治者对胡舞的垂青是胡服流行的直接原因。唐太宗、玄宗等均喜胡舞，柘枝舞、胡旋舞最为盛行，它们本是西域胡人的乐舞，后来不仅乐曲舞姿传入中原，而且各国经常向唐廷进贡会跳此舞的女艺人，表演时舞人须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帽上缀有宝珠，时时闪烁发光，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腰上系着佩有饰物的革带，足蹬软靴。白居易《柘枝妓》诗云：“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其《柘枝词》亦称：“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这样一套装束，既是一种舞服，又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和友好国家的日常服装，具有浓郁的异族风情。 

在以皇室为中心的宫廷主导文化强大辐射力影响下，贵族女性从对胡舞的喜爱发展到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模仿，从而使胡服在唐代迅速流行。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新唐书•五行志一》：“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唐代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贵族妇女著胡服在此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初、盛唐时期从宫中到民间广泛盛行来自西域、高昌、龟兹并间接受波斯影响的胡式服装，特征为头戴浑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衣长及膝的小袖袍衫，下著条纹裤，脚穿半靿软靴或尖头锈花软鞋，腰束蹀躞带，带下垂挂随身物品。中、晚唐时期流行回鹘装，回鹘与唐朝有姻亲关系，尤其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派兵援助唐廷讨伐叛逆，长期的和睦相处使回鹘装在盛唐时期传入中原。花蕊夫人《宫词》：“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点出了回鹘装的特点，即袖子、腰身窄小的翻领曳地长袍，颜色以暖色为主，尤喜用红色，材料多采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金锦花边。穿著此服时，通常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时称“回鹘髻”，其上另戴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饰凤鸟，两鬓插有簪钗，耳边及颈项各佩许多精美的首饰，足穿翘头软锦鞋。 

有着悠久服饰文明的中原地区，在经历了先秦服饰礼仪的规范，两汉文化的熏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发展之后，作为名副其实的服饰礼仪之都唐朝，为什么非但没有对这些不见经传的异域服饰加以排斥，反而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除了统治者的认可之外，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女装讲究政治等级和社会礼仪，摒弃服装原有的实用、审美功能相比，胡服没有森严的等级性和政治性，装饰自由方便，穿着舒适且男女混穿，它不仅形式独特新颖，而且相对比较贴身，有利于突出女性身体各部分的曲线，因而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这种有些逆反味道的服装选择倾向，一方面是南北朝以来多种民族文化交融与流变，唐代社会明显保持了西北少数民族那带有尚武精神和崇尚人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唐代贵族女性渴望摆脱封建礼教禁锢与束缚，回归女性本真美好愿望的集中体现。自古以来，历代统治阶级依据一套礼制来实行对社会的管理，装饰于人体表面的重要生活必需品服饰，就成为表示身分，区别等级的标志，最早的《周礼•天官》初步规定了后妃命妇的服饰制度，等级森严且不可逾越，此后历朝不断完善。到了唐朝，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孕育了唐人开明通达的观念，频繁的中外交流、胡汉融合拓展了女性的视野，因而使风气为之转变。贵族女性着装虽然仍有传统礼制的含义，但用以美化和装饰的目的却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前者，妇女服装并不完全遵循制度，“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好所尚” [5]，外在的着装成为女性追求自然天性的载体。 

女权意识的崛起 

唐朝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文化，为人们追求生活享受创造了条件，女权意识也就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崛起：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一些贵族女性更是获得了与男性相当的政治权利，在唐代不仅出现了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等一系列宫廷女性弄权的政治事件，而且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在七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初期，实际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正是在她的治理下，唐朝国力进一步提高，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女皇的存在不能不承认受到当时正在勃兴的女权意识的影响，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其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是作为脱离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不久的边陲少数民族的大唐皇室，有着容纳妇女参政这一历史事实的思想基础，妇女参政的客观存在又反过来强化着社会对女性的普遍尊重心理。 

女权意识的兴起使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种开放的着装现象——女著男装，它首先盛行于宫中，《新唐书•五行志一》：“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新唐书•李石传》记载：“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此种风气后来波及民间，史称：“ 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6]其形象多为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缺胯衫，腰系蹀躞带，足着乌皮靴。幞头起源于汉末、魏晋时期的幅巾，北周武帝在其上裁出脚后幞发，“幞头一谓之四脚，及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7]隋唐时期在其下加固定饰物“巾子”使有硬挺外形，先后流行过“平头小样”、“武家诸王样”、“内样”、“官样”等式样；身服圆领缺胯衫明显吸收了胡服的特点，袖子窄小且较为贴身，而且为了行动方便，衫子的两侧被分叉到膝盖处，故称“缺胯衫”；蹀躞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男子为随身携带小件物品而佩服的腰带，它由连接带端的带钩、皮革质的带身和从带身垂下的用于系物的小皮带蹀躞三部分组成；这个时期的靴子基本上为黑色，制作前先将皮料染黑，然后根据靴子的造型，将皮料裁剪为大小不等皮块，由于每只靴子通常用六块皮料缝合而成，寓意东、西、南、北及天、地四方六合之意，故名“乌皮六合靴”。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礼记·内则》早就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女子著男装被视为不守妇道，视为妖服，而唐代正是在女权意识崛起的特殊情况下才产生了如此开放的着装方式，反过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与兼容。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思想文化的异常活跃，长期的外来文化与本土习俗的水乳交融产生共同的认同感，李唐皇室开明的治国方式等等共同孕育了博大精深、包容开放的大唐文化，唐代的开放说到底是人的开放，是适宜的社会环境使人的自由创造天性得以充分释放的必然结果。唐代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生活在社会风气如此开化的环境中，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生存权利，她们虽然仍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之中，虽然父母还抱有“生儿弄璋，生女弄瓦”的传统观念，虽然她们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还并不是太多，但的确获得了许多接触公众的机会，她们不但可以参加各种民俗节日如上元节、端午节、七夕节，还可以在平时参加种种娱乐活动，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都人仕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长期大量地与外界接触，塑造了唐代贵族女性开放、刚强的性格，激发了她们潜在的创造力，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女权意识的氛围，其外在表现即是女著男装现象的出现，贵族女性以服装——人类的第二皮肤作为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有力武器，以此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想，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因而女著男装宛如一枝出园的红杏，使本来已经色彩缤纷的唐代女装更加富有魅力，使整个唐代也为之鲜活起来了。 

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 

唐之前世对女性纤丽含蓄之美有良好的评价，而唐人对人体自身的欣赏，更注重于写实，在纤细中包含饱满，从而使女性的曲线美突出了健康开放的特色，这种勇于发现和直言不讳地表现生活中一切美妙之处的胆略，使对女性美的欣赏成为流行于宫廷市井的风尚，由初唐稍嫌清秀的仕女到盛唐俏丽的女郎至中唐丰满甚至略显臃肿的贵妇，以丰满为美以开放为尚，成为唐人审美的特征，而唐代世俗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在审美情趣上的不谋而合，使从盛唐开始把女性以胖为美的欣赏推到极致，绘画中出现了大量这种肉感十足的妇女形象。 

对丰腴肥美体态的欣赏，促使贵族妇女服装在潇洒的胡服、男装之外，充分吸收初唐窄袖襦裙的特点产生了新式服装：大袖袒胸裙，它由大袖衫和高束腰的裙子组成，为袒胸贯头式，领子开得很底，不著内衣，胸乳半露于外，同时为了充分突出美丽丰腴的曲线，女性往往以轻纱为裙质地，其上绣团花，露肩裸背，从披纱中透出细腻的肌肤。男性对这种服装是肯定的、欣赏的，纷纷加以赞美，如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温庭均《女冠子》：“雪胸鸾镜里”；周濆《逢邻女》：“漫步罗裙半露胸”；李群玉《赠歌妓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欧阳询《南阳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等等，唐人在壁画、陶俑、雕塑中也把这种装束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穿过悠远的历史时空，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女性高贵典雅的美。 

“绮罗纤缕见肌肤”的袒胸裙，以娇奢、雅逸的情调和对柔软温腻、动人体态的勾勒，形象地再现了唐人的审美风尚和艺术情趣。唐代是一个崇尚美的社会，从美伦美奂的唐三彩到优美和谐的唐朝乐舞，从充满灵性的雕塑到游龙惊鸿的书法，唐人对美的追求不言而喻。一个民族在满足了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必然转向更高的生活需求，即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唐朝国富民强，文化繁荣，人们可以尽情享受生活，从而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转化成为对美的赞颂和追求，而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由于性别及身份的特殊性遂成为社会美的载体，唐代文人士子描写、溢美妇女形态的作品不计其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女为悦己者容”，男性乃至整个社会对贵族女性的注意、赞美，促使她们多方面地去寻找美、创造美，最能体现美的内涵的服装就成为这些女性展示美、创造美的最好领域，无论是初唐婀娜的窄袖褥裙，还是盛唐时期潇洒、干练的胡服和男装，无不透射着唐人在不同时期独特的审美眼光。 

从唐太宗至唐玄宗的一百多年中，唐人表现出的是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在服饰上即体现为蓬勃向上的美感意识。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社会矛盾逐渐发展，政治思想斗争愈演愈烈，使广大世俗地主知识分子既沉醉于盛世的终极快乐，又大肆标榜儒家教义，对妇女加强了礼法控制，《女论语》和《女孝经》应运而生，受此影响人们的审美眼光也随之转变，回归至传统的汉族文化，贵族女性中亦开始流行襦裙装，只不过略加改制，成为袒胸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