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一批记载孙吴师、佐及其家属状况的竹简牍[1]。师、佐种类复杂，就目前所见，分别有干锻师、治师、鑢师、镰师、鎌师、刚师、觚慰师、皮师、贯连师、贯田师、模师、絻师、干锻佐、鑢佐、镰佐、刚佐、鎗佐、钱佐、绡白佐、锦佐、别佐、汥佐等，从名称上推测，师、佐应该是具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史籍中有关三国手业者的资料十分稀少，师佐籍竹简的问世，使这种缺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弥补，对了解孙吴政权中的手工业状况有很大帮助。但是，由于这批竹简残损严重，据此进行的研究，有些方面只能算是推测，很难说是定论，仅供参考。
一、 师佐籍书写格式
要对孙吴政权中的手工业者进行研究，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对师佐籍简进行复原。由于师佐籍简出土时遭到破坏，编绳也已朽烂，而且与一般户籍简相比，数量少得多，要做到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只能大致复原一下其书写格式。考虑到师佐籍简数量较少的情况，师、佐重名的可能性比一般户籍简小得多，所以，把同一名字的师佐简及其亲属当作一个家庭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下面以此为线索，列出几个师佐的家庭成员：
贯田师临湘鲁章年卌一 （6607）
章妻姑年廿七 见 （5923）
/ 章子男伯年三岁 / （6794）
章侄子男世年十岁 见 （5838）
剛师临湘杨槕年□三 见 （6006）
槕妻巨年卌五 见 （5961）
槕子男经年十六 见 （5966）
槕子男节年六岁 见 （5826）
章男弟槕年十五在本县章侄子男□年廿七在本县 （5830）
/□区表年卅七 见 （5895）
表妻汝年卌在本县 留 （5896）
/表小妻姑年卅一 见 （5852）
表子女小年十三在本县 留 （6011）
表子女麦年四岁 见 （6771）
由上可见，师佐籍简中，以师、佐为户主，第一支简首先记载师、佐的情况，其后的竹简则分别记载师、佐家庭成员，而且基本是一人一简，两人合用一简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比较少见。如上所见，这些家庭成员主要包括妻子、儿女、子侄。另外还包括母亲或兄弟：
樵母思年五十七 见 （5898）
□□师临湘益买兄并年五十六在本县 （5832）
就上述家庭成员而言，其与民籍并无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成员中，还记载其父：
□□佐建★劉□父□年卌六在本县 （7484）
物故干锻佐永新□东父纪/ （7554）
/ 嵩父王年五十一在本县 留 （8409）
当然，民籍记载其父的情况也比较常见：
车父公乘平年九十九 平妻大女肆年七十 （945）
佃父公乘廷年八十二刑右手 （2625）
强母父年八十二 （7426）
但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民籍的“父”多为高龄之人，他们均已过了缴纳租赋的年限。制定民籍的目的是统计缴纳租赋的人口，既然民籍中的“父”已不再缴纳租赋，那么在建立民籍时，不以其为户主是自然之事，对这些老年人的处理方式是附于其子之后，注明年龄，有疾病者则要注明为何种疾病。上引师佐之父的年龄则要年轻得多，其中一为四十六岁，一为五十一岁。但制定师佐籍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征调手工业者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户主自然为师佐。即使师佐之父尚在壮年，但只要不是手工业者，就不能成为户主，只能附于作为师佐的其子之后。
除上述家庭成员外，奴也附列于师佐之后，如：
广奴德年十岁 见 （6621）
根据上引师佐籍简，作为户主的师佐，其记载格式为：某师（或某佐）+县名+人名+年龄+见。与民籍中的户主简不同之处是，前者籍贯为某县，而后者籍贯则为某里。另外，前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简末加一“见”字，而后者则无。这种区别不是不可以解释的。师、佐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里或乡很难有较好的销路，而县城作为当地商品集散地的中心，显然更适合手工业者生存。因此，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及其家属集中在县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政府这次统计师佐及其家属，是为了征调他们到官府服役，但并非全部征发，其家属成员有的仍可以留在本县，上述区表之妻及其大女儿就是这种情况。不被征发者要在简末写一“留”字，而“见”正是相对于“留”而言的。他们被征发至郡后，郡政府自然会见到这些手工业者，因此统计者对这些人特别标一“见”字。一般户籍简是政府征税的依据，因此只要在简中注明“算若干”即可，而不必注“见”字。另外，民籍中的户主姓名前一般都有爵位，而师、佐则无。这说明，政府授爵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师、佐被排除在外。
师佐家庭成员的记录方式一般记其与师佐的关系、名字、年龄，如被征发，和师佐一样，在年龄后写一“见”字，否则在年龄后记“在本县”，然后末尾写一“留”字。如果已经去世，则在“在本县”后记其去世的具体年、月、日：
阳子男山年廿一在本县嘉禾三年六月十一日物故 （5887）
冉侄子男取年廿四在本县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物故 （6023）
如果另有任务，不能随师、佐发送至郡，也要在简中注明：
□子男生年九岁在本县 屯将行 （5924）
小妻姑年廿七在本县 屯将行 （6705）
/ □妻□年卅一在本县 屯将行 （6766）
□子男水年廿一别使行 屯将行 （6715）
“屯将行”不知是何含意，难道是将要去屯田之意吗？可以推断的是，政府征调他们另有事情可做，因此就不必随师、佐到郡去从事手工业生产了。
除了有妻室的师、佐外，师佐籍对单身的师佐也加以记录，其与一般师、佐不同之处是在年龄后加“单身”二字：
□锻攸张生年廿一 单身 见 （6641）
/建寜黄民年廿一 单身 见 （6656）
/下隽监军年廿四 单身 （6710）
觚慰师醴陵侯曹年廿八 单身 见 （6720）
将全县的师、佐及家庭成员单独统计完毕后，还会有一个概括性的统计，说明全县领有师佐及其家庭成员的总人数，如：
凡吴昌领师佐十四人弟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一人 （5908）
右永新领师佐五人妻子七人合十二人 （5915）
凡下隽领师佐十八人母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五人 （6727）
□刘阳领师佐—十二人母兄妻子廿九人合卌一人 （6757）
凡醴陵领师佐廿六人母弟妻子六十二人合八十八人 （7470）
由于每个师、佐前面均已注明县名，那么在数个同一县的师、佐家庭之后出现的概括性统计自然是指此县，特别是出现“右”字，其所指向的县更是十分明了，因此，从格式上讲，并不要求必须在这支简上注明何县，下面这支简就是这种情况：
右见师佐廿一人兄弟妻子及奴七十八人合九十九人 （6708）
由于师佐的家属并不一定全部被征发，因此，还要在总人数之后记录多少人被发送至郡，多少人留在本县：
其十四人师佐弟妻子廿一人见今送 （5907）
其师佐五人妻子五人见今 送 （5974）
其师佐十八人母妻子廿二人见今送 （7507）
其十六人弟妻子在本县 （5978）
其二人在本县 （8205）
其二人在本县 / （7918）
“见今送”即“发送至郡”的意思。就已发现的师佐籍而言，所有师、佐均被征发。也就是说，一县所领的师、佐与发送至郡的师、佐人数应该是相等的。如果将两县师佐人数偶合的因素排除在外，那么，5907简、5974简、5707简分别是吴昌、永新、下隽三县发送至郡的人数。5978简记留本县的家庭成员人数为十六人，与5907简发送至郡的家庭成员二十一人相加，恰好等于吴昌县所师佐家庭成员的总人数三十七人。8205简中的人数与5974简人数相加，也等于5915简的总人数。当然，我们不能肯定，5978简与8205简分别是吴昌和永新二县师佐籍的最后一支简，因为这存在着偶合的可能性，比如7918简与8205简记载内容完全相同，很难断定哪支是永新师佐籍的最后一支简，也许两者均与永新县无关。但无论如何，像吴昌、永新师佐籍的最后一支简记载的内容应该与5978简及8205简相同。
如果县所领师佐家庭成员有“别使”即另有任务的特殊情况，也须加以记录：
其一人别使 （5916）
其子一人别使□□录送 （7435）
其二人使到武昌 （8207）
这里的“别使”应该就是前引竹简中的“屯将行”之类的情况。
师佐籍简还记有物故师佐及其家属成员的状况，他们与上面的师佐区别开来，单独统计：
物故绡白佐临湘朱异妻端年五十在本县 留 （5914）
物故刚佐醴陵文孙子男■年十一在本县 （5955）
物故刚师临湘张■子男秋年十二 见 （6609）
物故干锻佐醴陵文理妻婢年卅四在本县 （5956）
其书写格式为：物故+某师（佐）+县名+人名+亲属称谓+年龄+在本县+留（“留”可以省略）。如果物故师佐的家庭成员被征发，则在年龄后加“见”，如6609简。不过，从现有师佐简看，物故师佐家庭成员被征发者远少于在世师佐家庭成员，所以，大部分人在年龄后写“在本县”三字。所有物故师佐家庭成员统计完毕后，还要进行概括性统计，写明本县所领物故师佐家庭成员的总数：
/ 右物故师佐七人妻子七人 （5842）
右领物故师佐兄弟妻子十八人 （5909）
右物故师佐子二人 （7900）
右物故师佐妻子五人 （8218）
右物故师佐妻子七人 （8233）
5842简还注明物故师佐的人数，但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们即已去世，自然谈不上是留本县还是被征发，统计其人数多少也就失去了意义。况且在这类师佐简中，每个家庭的师、佐必然已去世，所以，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即有多少物故的师、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7900简、8218简及时简就不对物故师佐人数进行统计，而只是记录每县总领物故师佐家庭成员的总人数。
当然，和在世师佐籍一样，最后还须记录发送至郡的物故师佐家庭成员的总人数：
其子女一人见今送 （5825）
其妻子四人见今送 （5920）
其妻子三人见今送 （6719）
其妻子三人见今送 （6726）
其妻子六人见今送 （7537）
其一人见今送 / （8215）
其一人见今送 / （8729）
之所以认定这些人都是物故师佐的家庭成员，是因为凡在世师佐家庭成员都和师佐一起发送，其前必有师佐。这些妻子、儿女单独被发送，说明师佐已经去世。
当然，如果物故师佐家庭成员不被征发，也要加以记录，其形式与简5978、7918、8205完全相同。这种形式的竹简尚有许多，不过，要确定哪些属于物故家庭成员留在本县的记录十分困难。
至此，我们可以把一县师佐籍的体例格式总结如下：
某师（或某佐）+县名+姓名+年龄+见
师（或佐）名+亲属称谓（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子侄）+姓名+年龄+见
师（或佐）名+亲属称谓（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子侄）+姓名+年龄+在本县+留
师（或佐）名+奴+姓名+年龄+见
师（或佐）名+亲属称谓（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子侄）+姓名+年龄+在本县+年月日+物故
亲属称谓+姓名+年龄+在本县（别使行）+屯将行
某师（或某佐）+县名+姓名+年龄+单身+见
右（或凡）+县名+领+师佐+人数+亲属称谓（+奴）+人数+合+人数
其+师佐+人数（或人数+师佐）+亲属称谓（+奴）+人数+见今送（或今见送）
其+亲属称谓+人数（或人数+亲属称谓）+在本县
其+亲属称谓+人数+别使（或使到武昌）（+录送）
物故师佐籍体例格式如下：
物故+某师（佐）+县名+人名+亲属称谓（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子侄）+年龄+在本县+留
物故+某师（佐）+县名+人名+亲属称谓（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子侄）+年龄
+见
右领+物故师佐+亲属称谓+人数
其+亲属称谓+人数+见今送
其+亲属称谓+人数+在本县
当然，下面这支师佐籍简性质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鑢师□师□师锦师母妻子人名年纪为簿如牒 见 （5948）
这支简涉及了四种“师”，未涉及佐。竹简中“师”的种类远超过四种，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此县的“师”只有四种。但一个县没有“佐”却很难说得过去。不过，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县师佐籍的第一支简，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我们只能说，上述两部分简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县师佐籍的基本框架，但很难说完整无缺。
二、师佐考
绡白：《说文·纟部》：“绡，生丝也。”《广韵》卷2：“绡，生丝缯也”。清任大椿《释缯》：“缯，帛也，熟帛曰练，生帛曰缟，曰素，曰绡，曰缣，曰绢。”据此，绡与缟、缣、绢、素等均为生丝，属同一种丝织品。缟、素二字在文献中常见，如缟衣、缟冠、缟带、缟裘、素衣、素服、素族、素食等，至于缟、素二字连用更为经常，汉高祖刘邦亲为项羽所害的义帝发丧，“诸侯皆缟素”的故事人所熟知。以后，“缟素”作为孝服的含义一直使用至今。《说文·纟部》释“素”曰：“白致缯。”“绡”与“素”既为同种丝织品，其与“白”连称自在情理之中，其含义与“缟素”亦复相同。“绡白师”、“绡白佐”就是生产生丝的手工业者。当然，“绡白”一词在文献中十分少见，吴简中的“绡”、“白”连用大概尚属首次。
锦：《急就篇》颜师古注：“锦，织彩为文也。”即以彩色的丝织出花纹的丝织物。锦又称为“织成”，如《续汉书·舆服志》：“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任大椿《释缯》：“古文锦必有地，于素地织采则为‘素锦’，于朱地织采则为‘朱锦’，若‘织成’则全以采丝织为文章。”因此，锦有素锦、彩锦之分。《释名》卷4：“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如金，故其制字帛与金也。”可见，锦是比较贵重的丝织品。特别是彩锦，“事先用染好的彩色丝缕制织，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2]。
鎗：有多种含义。一指金、钟之声。作为象声词，经常与“铿”连用，即现代意义上的“铿锵”。此种用法在《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中常见。《史记》卷24《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铿鎗之类皆为音，应律乃为乐。”吴简中的“鎗”自然不可能有此意，否则，“鎗师”就成为“乐师”了。二指鼎类，即现代意义上的锅。《广韵·庚韵》：“鎗，鼎类。”《南史·孝义上·陈遗》：“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鎗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三指酒器。宋宝苹《酒谱·饮器》：“自晋以来，酒器又多云鎗，故《南史》有‘饮酒鎗’。……鎗者，本温酒器也。”四指兵器，诸葛亮《将苑·地势》：“芦苇相参，竹树交映，此鎗矛之地也。”这里的“鎗”实际就是“枪”。以“枪”为意，唐代以后十分普遍，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鼎、酒器，还是枪，均属常见，制造这些工具，似乎不需要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任何一个从事冶铁业的手工业者都可以胜任，似无必要专门为此设“鎗师”和“鎗佐”。简中的“鎗”应是指一种特殊的工艺。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记载了嘉兴髹工“鎗金”、“鎗银”的工艺。方法是，在朱色或黑色漆地上用针尖或刀锋镂刻出纤细花纹，花纹内填漆，然后将金箔或银箔粘上，成为金色或银色的花纹。虽然陶宗仪所说的“鎗金”、“鎗银”工艺是明代的事情，但据学者研究，此工艺早在汉代即已出现。湖北光化县3号、6号汉墓出土的两件漆卮，均在黑漆地上刻出了怪人和虎、马、兔等纹饰，其间刻有流云纹，全部刻纹内填入金彩，产生了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的效果，年代约当汉武帝时期[3]。不过，无论是有关汉代的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物，似乎对从事此种工艺的工匠尚无专门的称呼，吴简中出现“鎗师”、“鎗佐”这样的称呼尚属首次，这是否意味着三国时期中国的髹漆工艺有了较大的发展了呢？
镰：《广韵》卷2曰：“镰，刀镰也。《释名》曰，镰，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意指镰刀。《论衡》卷12《量知篇》：“山野草茂，钩镰斩刈，乃成道路也。”即用镰刀斩割山中茂草，辟成道路。后世释“镰”多取此意，如元王桢《农书》卷14：“镰，刈禾曲刀也。”并引《风俗通》：“然镰之制不一，有佩镰，有两刃镰，有袴镰，有钩镰，有镰祠之镰，皆古今通用芟器也。”但和鼎、酒器、枪一样，镰刀是一种十分普通的农业用具，铸造镰刀不需要高深的技艺，一般冶铁工匠皆可，不会因此特设“镰师”或“镰佐”。《方言》卷九在另一种意义上提到“镰”：“凡箭镞胡合嬴者，四镰或曰拘肠；三镰者谓之羊头。其广长而薄镰谓之錍，或谓之钯。”郭璞注：“镰，棱也。”《广雅·释器》释“镞”为“镝”，即箭头。据此，三镰、四镰指三棱箭头、四棱箭头。大概镰数不同功用亦有异，因此有“拘肠”、“羊头”之类的不同称呼。多镰箭头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兵器，需要特殊的工匠才能生产制造出来。而且三国鼎立时期战争比较频繁，一些特殊兵器需要量增大，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镰师”、“镰佐”这种专门工匠的出现。
鎌：《方言》卷5：“刈钩，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鎌，或谓之锲。”《齐民要术·水稻》：“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鎌侵水芟之，草悉脓死。”据此，“鎌”即镰刀。《玉篇》卷18与《广韵》卷2均释“鎌”同“镰”。既然吴简中的“镰”指多棱箭头，意义与“镰”完全相同的“鎌”也可能主要在此意义上使用，指镰刀的可能性不大。“鎌”、“镰”字形、读音均十分相似，而意义又复相同，所以，在记录“镰师”、“镰佐”时，将其写成“鎌师”、“鎌佐”是十分可能的。
鑢：《说文·金部》释鑢字云：“鑢，错铜钱也。” 《广雅·释诂三》：“鑢，磨也。”文献中见到的“鑢”字，亦为“磨磋”之意。《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提到董卓所造小钱云：“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不磨鑢”，即不加打磨，用以形容董卓所铸小钱质量十分低劣，最终导致小钱难行。这是较孙吴稍前的事情。《刘书》卷75《颜竣传》记载，刘宋时期，前废帝铸二铢钱，民间仿铸，大小厚薄，皆不及官铸之钱，“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仿铸之钱是为了获取暴利，在用工上自然不如官钱讲究，甚至不加刮磨，所以看起来十分粗糙。吴简中的“鑢师”或“鑢佐”可能就是以刮磨铜钱为业的手工业者。类似的匠人在西汉末年既已出现，贵州省清镇出土的平帝元始三年（3年）漆杯，上刻有生产漆杯的所有匠人的名字，其中提到“★工”，据学者推测，可能就是雕工，其职责是对漆器精心刮磨，使其产生光泽[4]。当然，漆器不同于钱币，但二者均需打磨，以显精致。因此，“鑢师”、“鑢佐”可能就是西汉的雕工。
贯连：唐陆羽《茶经·二之具》：“贯，削竹为之，长二尺五寸，以贯茶焙之。” 据此，“贯”指焙茶用具。但作为此意，“贯”无法与“连”组成一词，因此，吴简中的“贯连”不应与“焙茶”有关。《说文·毌部》：“贯，钱贝之贯，从毌、贝。”段玉裁注：“钱贝之毌，故其字从毌、贝，会意也。”按此解释，“贯”即古时穿钱用的绳索，即钱串。《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以此为基础，“贯”引伸为动词“穿过”之意，并与“连”连用。“贯连师”、“贯连佐”或即以制造钱串为业的手工业者。至于“贯田”，可能是“贯连”的误写，因为在所有师佐简中，“贯田师”只出现过一次。
钱：“钱师”和“钱佐”性质比较清楚，他们是从事货币铸造的手工业者。吴简中还有另一种与货币铸造有关的手工业者“模师”。汉代铸钱，要使用陶范或铜范，范分为母范和钱范两种，母范即称为模，用以翻刻钱范，钱范用来制造货币[5]。特别是铜铸母范所印成的子范，大多是迭片铸钱，其数量可多可少（4至58枚），十分方便，而且经久耐用。因此，以铜铸母范铸钱的方法一直沿用至六朝。西汉还有砖制母范，使用起来虽然也比较方便，但由于不如铜制母范经久耐用，到新莽天凤元年（14年）便销声匿迹了[6]。因此，“模师”大概是铸造铜模的手工业者。
刚：“刚师”、“刚佐”之“刚”即“钢”。汉晋时期，“钢”多写作“刚”。《文选》卷25载晋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刚（钢），化为绕指揉。”《太平御览》卷665引陶弘景说：“作刚（朴）是上虞谢平，凿镂装治是石（右）尚方师黄文庆，并是中国绝手，……别有横法刚（钢），公家自作百炼。”又《北齐书》卷49《方伎·綦母怀文传》载綦母怀文造宿铁钢刀，亦写作“刚”：“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因此，“刚师”、“刚佐”是从事炼钢的手工业者。
皮：皮师是从事皮革手工业的工匠。皮革手工业是一门十分精细的技术，《考工记》记有春秋时期皮革器的制造过程。制作皮革器，先把皮革椎击坚硬，刮除皮里面的不洁物，然后裁制并钻小孔加以缝制。缝的线要藏在皮革里，使不易损坏。皮稍加洗濯，使成荼白色。并且要搽上油脂，使其柔滑。当时，牛皮、羊皮制造一般皮革器，而犀皮、兕皮则用来制造甲胄。孙吴时期，皮作为百姓向政府缴纳的调，十分普遍，其中有麂皮、羊皮、牛皮、水牛皮、鹿皮等，主要用来制作衣帽等[7]。可能正是由于江南地区皮产品十分丰富，因此出现了专门以制造皮革器为业的“皮师”、“治皮师”。
“干锻师”、“干锻佐”、“觚慰师”、“觚慰佐”最为常见，可惜由于相关文献资料太过缺乏，难以确切了解其意。干锻师、佐既在吴简中屡次出现，说明其所从事的是比较常见的手工业。从名称上推断，“干锻”应为锻造、锻打之意，而冶铁业自汉以来就是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干锻师、佐大概是冶铁业的手工业者。吴简中另有“治师”，可能就是“冶师”，即从事冶铁的手工业者。但其与干锻师、佐有何区别，却不得而知。“觚”有“简牍”之意。《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其属也。”南方盛产竹木，觚慰师、佐或是剖竹为简的手工业者。但“慰”是何含意，却无法解释，此处只能存疑。另外，像6612简中的“别佐”、5964简中的“汥佐”均仅此一见，推断其含义十分困难，只有等到新材料出现，才有可能破解。
三、几点意见
按《三国志·吴志》卷2《孙权传》所记，嘉禾五年（236年）孙吴“铸大钱，一当五百”。为防止私人铸盗铸，“又设盗铸之科”。师佐简中经常有钱师、钱佐出现，如前所论，这些师、佐均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之能够在民间自由铸钱，可能是在“盗铸之科”颁布以前。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师佐籍建立的下限是在嘉禾五年以前呢？简中所载师佐及家庭成员的去世年月均在嘉禾五年以前，似乎也暗示着这一点。
竹简中所记物故师佐及其家庭成员多在嘉禾年间（232年——238年）。按吴增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孙吴黄武元年（222年）至太元二年（252年）长沙郡属县十九，分别为：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吴昌、罗、建宁、蒲圻、巴陵、湘南、连道、益阳、临蒸、湘西、衡阳、新阳、酃、茶陵。王素等先生曾指出吴、杨表脱安成县，所言甚是，因为师佐籍中就提到了安成县：
乾锻佐安成区承年廿二 见 （6704）
师佐籍简涉及的县共有十二个，其中十一个为长沙郡属县，这说明师佐籍主要是长沙郡属县发往长沙郡的上行文书。虽然其他九个属县在师佐籍中未得到反映，但并不意味着师、佐的征发未波及到这些县。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县均有类似的上行文书，但已丢失，因此吴简未见是很正常。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县或许根本就没有师、佐，因此在师佐籍中得不到反映。前引5915简系永新县所领师佐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永新在东汉末年设置，吴时先属庐陵郡，后属安成郡[8]，但不知为何与长沙郡属县的上行文书混在了一起，以后需要认真研究。
师佐籍是长沙郡属县为向郡府发送师佐及其家属而作，而史籍有关政府征发手工业者的材料十分稀少，因此，师佐籍的出现为我们重新思考孙吴的手工业提供想像的空间。
《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出土的秦兵器铭文经常提到“工师”。这时的工师是政府管理手工业的重要官吏，他们不仅要对官府工场产品的规格、质量负责，而且还有权去干预民间手工业的某些生产事宜[9]。秦简中亦见到与手工业有关的“佐”：“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廿给。”“采山重殿，赀啬夫一甲，佐一盾。”[10]这里的“佐”不是一般手工业者，可能是县佐之类的官员。一般手工业者则称为“工”，秦代出土的铜器有“工鬼薪”、“工隶臣”之类的铭文，而前引汉代出土的漆器铭文则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之分。
吴简中的师、佐是否也是管理各县手工业的官吏呢？以临湘县为例，师、佐各有十三名，很难想象如此之多的“师”、“佐”均是管理临湘县手工业的官吏。而且在这些“师”、“佐”中，“干锻师”、“觚慰师”、“镰师”各有两个，而“干锻佐”更是多达六个，政府在同一机构中不可能设置职权重复的官吏。因此，吴简中的师佐与秦汉时期管理地方官府手工业的工师性质显然不同，他们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一般手工业者。至于作为一般手工业者，“师”与“佐”有何区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许是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因而名称有异。
以“某师”称呼手工业者并非始自孙吴。《太平御览》卷826引东汉崔寔《政论》曰：“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这里的“织师”是指以丝织业见长的手工业者，虽然不如吴简中诸如“绡白师”、“锦师”、“絻师”分类细致，但性质大体相同，这可能是文献中某一行业的手工业者称“师”的最早记录。但以佐为称者似乎尚未见诸史籍。
这些师、佐并不是官府控制的手工业者，亦非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手工业的个体农民，而是一些具有专门技艺并以此为生的个体工匠。前引5852简及6705简家庭成员为“小妻”，这显然是与“大妻”相对而言的，另有两简亦有“小妻”、“大妻”的记载：
令大妻思年卅五在本县 嘉禾三年二月五日物故 （8216）
□小妻姑年卌 见 （7445）
这说明，有的师、佐即有妻又妾，甚至有的师、佐家庭中还雇有奴仆：
□奴客年卅三 见 （5905）
广奴德年十岁 见 （6621）
右见师佐廿一人兄弟妻子及奴七十八人合九十九人 （6708）
6708简是对一县师佐家庭成员概括性的统计，其中特别提到奴，这似乎说明师佐家庭有奴比较常见。秦汉以来，官府作场中的手工业者劳动条件恶劣，政府对其剥削十分严重，而且还经常受到管理人员的凌辱和虐待。吴简中的师、佐不仅有妾，而且还雇有奴仆，很难想象他们会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官府手工业者。另外，这些师、佐及其家庭成员均以县为籍贯，其与以里为籍贯的农民有明显区别。而且他们既以某行业的师、佐为称，显然是从事某行业的专门人员，像一般农民只是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不会被称为师、佐的。“师”作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并非始自孙吴。崔寔雇佣的“织师”在被雇以前，当然是独立的手工业者。
东汉末年以来，战争的频繁使城市遭受严重破坏，无论是官府控制的手工业者，还是个体手工业者，纷纷流散四方，两汉以来高度发展的手工业遭受严重打击[11]。但是，相对于中原地区，长江以南并未遭受大的战争灾难，因此，其手工业特别是民间手工业没有衰退，反映在吴简中，就是个体手工业者的大量涌现。不过，随政府对手工业产品需要量的增加，其对手工业者的占有正逐渐变得迫切起来。《三国志·吴志》卷1《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所载孙策俘获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的事例为治史者所熟知，这些百工部曲也就分配于孙策的军营及官府作场中，从事手工业生产[12]，这是孙吴建国以前的情况。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战争相对减少，这种工匠的来源渐趋枯竭，可是政府对手工业者的需求并未减少。《宋书》卷39《百官志》称江南诸郡县铁冶机构“多是吴所置”。如此多的官府手工业自然需要大量的工匠，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从民间征发个体手工业者。师佐籍就是为响应长沙郡征发师、佐及其家属而做的户口统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所有长沙郡所有师、佐均被征发，但其家属未必全被征发，像前引诸简中简末标有“留”字样的家属继续在本县居住，未标“留”，但标有“在本县”的亦不在征发之列。只是何人被征发，何人留县在现有师佐籍中体现得十分混乱，如前引区表一家，区表大女十三岁被留在本县，而小女只有四岁却征发，这当然不能以小女年龄尚小，无法脱离父母独立生活来解释，因为区表之妻就未被征发。从区表两个女儿的情况看，年龄大小不是征发与否的根据。用性别差异也难以解释得通：
昌子男鼠？年十八在本县 留 （6801）
恳兄明年卅四在本县 留 （6717）
横母汝年五十五 见 （6783）
前两简中的家庭成员均为男性，且均在壮年，但他们却得以留在本县，而后一简中“横”的母亲年已五十五，却仍被征发。因此，从现有师佐籍简中尚不能发现政府征发的标准，情况如何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政府不一定对师佐全家进行征发，说明孙吴早期官府对工匠及其家属的控制尚不十分严格。唐长孺先生论及魏晋“百工”身份地位时说：“律令上对于违法的百工是用家来计算的，这就是说百工的卑微身份包括了他们的家属在内，暗示着世袭的不可移动的户籍。”[13]就师佐籍而言，孙吴早期政府对工匠的控制正逐渐加强，所有工匠其家属大部分被征发就说明了此点。但是，也应看到，此时工匠的户籍未必是世袭的。将其与小农区别开来，单独统计户籍，是因为他们都已离开农村，成为个体手工业者。另外，去世师、佐的家庭成员大多留在本县，也暗示着此时的孙吴并未形成严格的工匠世袭制度。
不过，这种稍为宽松的状况恐怕没有维持很久，到永安六年（263年），我们已看到征发工匠全家的迹象：“交趾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谞先时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而察战至，恐复见取，故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也。”[14]前引简5908、6727、6757、7470所载四县师、佐及家属总人数以醴陵最多，为八十八人，这也与竹简中所见醴陵师、佐较多相合。长沙郡治临湘县的师、佐就现有竹简看，比醴陵县略多，那么其所领师佐及家属总人数也会稍多，但恐怕也只在一百人左右。至于其它各县所领人数都少于这两县，像刘阳所领只有四十一人，尚不及醴陵一半。而师、佐籍未涉及的蒲圻、巴陵、湘南、连道、临烝、湘西、衡阳、酃、茶陵等九县，虽不能断定没有师、佐，但即使有师、佐，其数量肯定很少，超过永新的可能性不大。按此计算，长沙郡二十县所领师、佐及其家属不过一千人左右。孙谞所在的交趾郡地处边远，其各县手工业大概不会比长沙郡各县还要发达。永安七年交趾郡领有十三县[15]，较之长沙郡的二十县少了许多，但孙谞征发的工匠数量却大体与长沙郡相等。所以，“手工千余人”全部为工匠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应该包括了工匠的家庭成员。比照长沙郡的情况，交趾郡的这次征发可能包括了工匠全家，而不再有家庭成员留县。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交趾郡民怨沸腾，吕兴才能乘机扇动民众反叛。
从孙吴工匠家庭成员大部分被征发到全部被征发，再到西晋以法律规定工匠及其家庭成员的卑微身份和世袭世份，最后到北魏时将工匠家庭分为绫罗户、细茧户、罗縠户等，这一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者身份卑微化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并非如曹魏的士家制一样，一开始就形成了匠户制度，而师佐籍反映的师、佐征发制度正是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
此外，如何正确评价孙吴时期的手工业，也是我们发现师佐籍后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太平御览》卷815引《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治史者常引用此段资料用以说明蜀国织锦业的发达，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据此说孙吴没有织锦业，甚至认为孙吴丝织业比较落后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前引5948简及下面这支简
物故□锦佐临湘袁当妻禀年五十七在本县 （6714）
关于锦师、锦佐的记载，反映孙吴还是有自己的织锦业的。至于丝织业，竹简中所见有绡白师、絻师、锦师等名称，说明其分类比较细致，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孙吴丝织业并非如论者所说那样落后，这也是以后研究孙吴手工业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1]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凡本文所引竹简未出注者，均引自此书，简后号码为整理者所作的竹简编号。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 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年第3期
[4] 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第48、4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宋治民：《汉代手工业》，第57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6] 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第217——218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7] 王子今：《走马楼简的入皮记录》，未刊。
[8] 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
[9] 吴荣曾：《秦汉的官府手工业》，《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10]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11] 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2] 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3] 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4]《三国志·吴志》卷3《孙休传》。
[15] 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资料来源：《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