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风学社主办的主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清代中国”青年学者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50名青年学者，围绕明清以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这近50篇参会论文，既能体现当代清史青年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和关怀，也能窥见当前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对象的立体化
自上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深刻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就清史而言，呈现出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等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的趋势。这在青年学者的研究中就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历史叙述的主体从内部向周边扩散，边疆地区、朝鲜、日本被冠以新的研究面向，他们以“观察者”的身份重新审视清代历史，使清史研究的视角呈现多样化趋势。
如彭贺超《清末边疆新政的另类视角——以外籍人士眼中的新疆新政为中心》一文，以清末外籍人士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马达汉、日野强、莫理循等人在新疆任职或游历时留存的著作、游记、考察报告书和图片集为史料，来论述清末边疆的新政，史料、研究思路和切入视角均为新颖。从中可以看到，在外籍人士眼中，清末新疆新政每一阶段每一领域的改革成效参差不齐，新政成果在实际运作中或虚有其表、或表里如一。而他们重点关注了新疆边防实力与军事改革，反映了新疆作为边疆省份的特殊性。也为观察后世研究者构建新疆新政图景提供了重要参照。
奚伶的《1880年代日本的“清国货币金融改革论”——以<东京经济杂志>为中心》，从国际金融环境的大背景入手，利用日本民间发行的《东京经济杂志》的新史料，对“日美清货币同盟”的构想进行细致的阐述，文章考察了中、日两国对其不同的反响，以反映日本在1880年代的东亚进行国际金融协调、寻求货币制度一致并最终失败的历史过程。郭阳在《日人所见之郑经“西征”——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中，主要依托日文史料《华夷变态》对郑氏军事活动的记述，观察海商们就郑氏的动向作出的不同供述，作者透过这些内容相左的汇报，了解到三藩之乱中不同阵营的人对时局的各种见解，也可看到三藩方面对于反清之举正当性的强调，从东亚这个大的视野中重新考察认识了“三藩之乱”。
“周边”在传统史学场域中并非主角，但在上述文章中作者强化了这些叙述对象的主体性，关注了边缘地域及人物的历史参与性，补充了历史中不以主角出现的、以往被忽略的“边缘”，使得历史研究呈现更为立体的景象。
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通过与前人对话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和再解释。如卫宇《19世纪上半叶中美茶叶贸易中的假茶问题研究》一文，关注到学界不曾重视的假茶问题，以新发现的1821-1849 年美国在华茶商在广州从事贸易期间的详细数据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当时中国假茶在美国市场流入量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假茶对中美贸易的长远影响。王刚的《荣禄幕府考》一文，详细梳理了荣禄幕府情况模糊的状态，以时间顺序，从甲午之前、从甲午到戊戌、北洋时期、武卫军时期四个阶段分析了荣禄幕府人员的具体变化，并考察了这些人的详细履历和数量，以及对荣禄作出决策的影响，总结出荣禄幕府人数少、成分杂贪员多、流动性大几个特点。
常冰霞的《嘉庆朝广开言路下的洪亮吉事件》，以往学者认为嘉庆帝对言渎奏现象一直较为隐忍，直至洪亮吉上书事件才爆发，作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嘉庆帝惩罚洪亮吉“言事违例”，是强化密折排他性和机密性的一种手段。文章将洪亮吉事件放在嘉庆朝广开言路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纵向考察，对该问题给予了独到的解释。陈志辉以《乾隆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为题，利用文集、朱卷、乡试录等史料，结合历史背景，以乾嘉时期的几次科举考试为例，从天算专门之学这个特殊的领域在科举考试中对策论题、四书题和八股文的渗透，力图揭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完全僵化。
历史发展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流动中的转折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对历史“节点”中细节的深描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动性，于是就存在一些“转折时期”、“衰败”等形容变化的语汇，历史事物在节点前后甚至能够发生质变。这种基于动态视角的研究，也存在于参会论文中。如姬凌辉以《“琉球案”与黄遵宪对日认识之转捩》为题，运用《黄遵宪全集》、《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等资料，对“琉球案”外交始末再梳理，分析了黄遵宪从“轻日”到“师日”，实现了由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转捩，就此而言，黄遵宪与同为使臣的何如璋、张斯桂相比，其对日思想更富有弹性。
黄燕强在《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从章学诚到龚自珍》一文中，从道统转向、经子一体，以及学统的变化，这三方面进行考察，进而认为乾嘉学术虽表面上仍称经学，但在形态与性质上，已然发生了融通经子为一体的转向。这一变化既展示了乾嘉经子之学与汉学之分区，以及与宋学之异质，也预示了晚清、民国经学沉沦而子学复兴的学术意向。
韩祥的《略论晚清的财政亏空弥补与财政平衡》，认为财政亏空只是传统财政在统计上的一个抽象化概念，与财政赤字有着本质不同，在实际社会中并不单独存在，只有与亏空弥补结合起来考察，才具有现实意义。阐述了清代财政在咸丰以后出现重大转折，传统的财政体系逐渐瓦解，新增的常例收入，厘金、关税、官业等支撑着迅速扩张的财政支出，而新型的非常例收入，外债、内债、金融垫款等逐渐取代传统非常例收入，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主要手段，使晚清财政收支得以基本平衡。提出，清末立宪对预算财政的初步探索，促进了由传统财政亏空向近代财政赤字过渡的观点。
朱江琳对《明清潞绸兴衰始末及其原因分析》，从明清泽潞地区蚕桑业发展的历程入手，在原料来源、上贡数额、商品流通情况几个层面，分析了明清潞绸兴衰始末及原因，认为潞绸最迟兴起于明初，明代中期正当潞绸发展兴盛之时，潞州蚕桑业却急速枯竭，导致其走上依靠他省蚕茧继续生产丝绸的道路，从而为潞绸日后衰败埋下伏笔。最终在战乱、织造之害、气候转冷、丝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在明末清初走向衰败。
姜博在《“丙寅洋扰”与清政府在朝鲜涉外事务中的角色转变》文中，就发生在丙寅年、即1866年英、法、美等国入侵朝鲜的事件中，作为宗主国的清王朝的角色作用进行了讨论。作者通过考察清朝对朝鲜涉外事务的态度变化，认为同治以前是从容主导，而在“丙寅洋扰”中法交涉之初，清廷则有意回避，最后迫于形势而开始主动干预。指出，清政府的这种角色变化，反映了清季中朝之间传统封贡关系的瓦解，开始转向近代外交体制。
康健的《现象描述与历史事实：“无徽不成镇”俗语考证》一文，考证了“无徽不成镇”这一俗语，认为道光以前徽商处于兴盛时期，在江南各大市镇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在近代，徽商从昔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退居为配角，普遍衰落，“无徽不成镇”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出现了很大差距。此类谚语与历史事实的差距考察，有利于全面认识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
不同视角观察下的清代是多面的、立体的、动态的，研究者们重新定位不同历史主体在清代社会中的角色，不过所要警惕的是，过分关注个体、边缘，忽略大历史的走向。
二 传统史料的新解读及新史料的运用
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对传统史料的新解读也是非常必要的，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解读其更多层面的内涵及意义对历史研究是有利的。此外，近些年各种历史档案的出版，部分清代、民国期刊、报纸的公开，人们开始关注并利用这些新史料，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如蒲海涛《清季会计年度改革动议》大量利用清末报纸资料，对清末财政改革中一个细微却很关键的环节“会计年度”，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尤其对朝野集中讨论的“历年制”、“四月制”、“七月制”等争论进行了细致梳理，展现了清末财政改革过程中特有的中西财税体制融洽度及其中西文化选择的内部博弈和外部紧张。张楚南的《清代年终密考制度形成考》，利用档案考证，密考制度起源于雍正十三年乾隆登基之初。但从密考发展到年终密考的固定制度，经历了一个过程，前期具体表现在考核范围扩大、各地总督巡抚考核、出具考语范围不定、具折频率不统一，至乾隆四十九年六月，高宗对总督巡抚考核属员的范围及具折频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年终密考制度终成定制。
除以往较多使用的汉文、英文史料外，不少作者更多地重视了对满文、蒙文、俄文、日文等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和解读，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多语种史料不仅可以用来补充、佐证或充实汉文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解决过去只依靠汉文史料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这对研究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瑞典籍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马腾（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十二字头>与清代满文语学》以教育史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将“十二字头”看成一个初级满文教材的版本体系，通过一份写于1632年的木刻文本，推断“十二字头”产生于入关前，在当时就已具备教学作用。入关后，随着满汉双语教育的推行，“十二字头”不仅在版本形态上有所变化，更以汉文文字及音韵学知识加以推广。以此考察了“十二字头”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指出，这种新趋势体现了包括汉文文字学借来的概念与蒙满传统的意译词在内的多元性。强光美在《<满洲实录>满、汉文本对勘研究》中，通过对比使用最为广泛的乾隆四十四年上书房本《满洲实录》的满、汉两个文本，发现相较满文本而言，汉文本存在信息缺失、增补、错误以及校正、润色等问题，认为，这除了翻译本身无法达到两种文本完全一致的局限外，也有翻译过程中，包括译者文化素质、语言能力、个人喜好在内的人为因素等，译者的政治立场也是一个不容疏忽的重要原因。
刘世珣的《西药中用：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大量运用满文史料，论证了西药“德里鸦噶”实为“底野迦”的另一译名，早在张仲景的《五脏论》中就描述过“底野迦”，但在清代档案和医书中多以“德里鸦噶”这个西洋译名出现，一般通过耶稣会士进呈、官员进献和皇帝向西洋耶稣会士求取的方式进入清宫，成为宫内常用的西药之一，储存在内务府武英殿的露房之内。作为稀珍之物，康熙帝 将“德里鸦噶”的使用，限定在皇室、皇帝亲信病情危急之时。其药效并非像历史上记载的包治百病，曾有病患在服药后并无起色。
马子木在《论清朝翻译科的形成与发展（1723-1850）》一文中，认为翻译科设立时间的问题可分两种含义进行断定：以翻译为考试内容的八旗科举 早在顺治年间设立。而作为 科试专名的翻译科当始于雍正元年，至雍正九年，蒙古翻译科的设置标志着翻译科制度框架的基本成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翻译科的制度化时期，翻译考试的规模在乾隆朝及嘉庆初年呈现空前盛况，其发展逐渐呈现“文场化”的趋向。提出，经由翻译考试入仕的八旗士子是八旗官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雍乾之际非军功世荫阶层的蒙古旗人渐次取代国初功勋子弟成为八旗蒙古官僚主体等学术观点。并强调说，翻译科的设置，对蒙古文官群体的兴起贡献良多，具备多语种资质的翻译出身者中产生了一批边务专业官僚。其结论是，世宗开创翻译科以期“理藩院亦收得人之效”的设想，在乾隆、嘉庆两朝成为现实。就政治文化视角来看，翻译科实现了清朝统治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模式或政治文化，以期维持单一族群各自的认同，同时确立各族群对满洲统治的认同。
陶祺谌在对《1901年福岛安正访华述论》中，利用了大量日文史料，论述了在庚子事变后，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身份访华，为军方提供派遣上海驻屯队的建议，拉拢南方士绅，支持日人在华活动，积极邀请各地派员赴日参观军演，以期插手清末新政的过程。认为福岛此次访华采取的措施和态度，是日本在新条约框架下扩大在华势力的一个因素。
三 研究方法的传承与研究路径的创新
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选择，对于解读、分析史料是至关重要的。除了传统的考证，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不同学科的渗透，以及跨学科的对比研究。史学研究中，厘清史实是最基本的。本次论坛中，人们普遍使用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考证方法，尤其表现在文献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体现了对考证方法的传承。如项旋的《清代内府铜活字诸问题再探》，立足于清代内府刻书资料等相关档案的发掘和考证，对几个关于铜活字研究的所谓“定论”，如制作目的、时间、地点、数量以及方法等问题提出质疑，尤其对韩国学者铜活字研究的一些失当之处进行回应。还就传教士是否参与内府铜活字的制作和刷印做了大胆而又有根据的推断。周勇军在《乾隆朝钦定正史述略》中，以乾隆朝官方钦定正史为研究对象，从乾隆朝钦定正史缘起、过程和结果，探讨确立过程中的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强调了乾隆朝钦定正史对于后世学术（尤其是史学）的影响，分析了这一行为蕴含了乾隆帝“以史御汉”、“以史御下”的政治意义。沈伟《清代私修类书编纂状况探析》，以学界关注极少的清代私修类书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自顺治朝至道光朝间的私修类书总量、时代分布，分门别类探讨私修类书的类型及内容特征。还从私修类书的编纂者群体特征以及类书的学术性、文化性等角度入手，强调了清代私修类书对于研究清代社会的知识传播和学术文化的重要意义。
以上诸文是对某一制度或者现象进行了考证，而更多的注意力仍是放到了历史人物的研究上，不同于以往的是，研究者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去观察相关历史背景下的政治运行、社会互动乃至国际环境下的国家。让文章更有深度和层次。如徐鹤涛的《日常中的国家——晚清民国的北京小贩与城市管理》，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讨论了国家与社会这一宏大问题，以晚清民国北京小贩管理问题为例，勾勒了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形成与效力，把国家社会关系还原到日常生活，展现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复杂性。
余福海《从宋荦的行政看康熙朝江南政策的作用》一文，以宋荦任江苏巡抚期间的行政为个案研究，探讨了他与江南精英群体的互动，以及宋荦与康熙皇帝的互动与沟通。认为宋荦的江南怀柔施政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时期康熙帝和地方官员密切配合，扶植笼络江南士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江南政策的理解。
张一驰在《乾隆初年京官社交与政治——许王猷、仲永檀事件再研究》中，引入社交网络的概念，以许王猷为发轫，鄂善案为爆发，赵国麟案为插曲，终结于仲永檀案，对京官社交网络的形成及连接原因进行了新的解读，考察了乾隆时社交网络对官员政治行为的道德作用和功能导向，分析了乾隆初年社交团体的政治作用，认为，乾隆帝在处置朝政时，需要考虑到京官社交网络，并力求在“用人体面”和“朝廷纲纪”上做出平衡。
苑琛在《尴尬的权力：清末海关总税务司继任人选争夺与中英外交交涉》中，讨论了1900年前后海关总税务司继任人选的争夺，以及中英在此问题上的交涉过程。认为，清政府希望逐步收回海关利权，并于1906年任命税务大臣，并设税务处统辖海关，以削弱总税务司的权力。同时，英国为加强海关控制，希望能建立新的海关体系以取代赫德时代所建立的海关管理体制。最终，在各方的妥协下，安格联得以继任。安格联上台后推行改革,试图重建海关中立的形象，仍难逃被中国政府革职的命运。
文学、宗教、艺术、医学、经济等多个学科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式，既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也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边界，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如李谷悦在《试论清修宋代文学家年谱——以清修陆游年谱二种为例》中，通过对赵翼与钱大昕各自所纂《陆游年谱》的对比研究，指出赵、钱二人在编修风格、思想和方法上存有异同，其中体现了乾嘉学人对于宋学、尤其是宋代文学的看法，有助于认识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关系。而年谱文献研究，是对清人的宋学研究乃至乾嘉学术都是一个较好地实证性研究。
沈艺的文章，《明末清初：日本教难推动的中、日、欧文化交流——以澳门圣保禄教堂为中心》，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图片，以澳门圣保禄教堂为中心，分析了圣保禄教堂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日本、欧洲三种文化融汇沟通中的作用。认为，教堂隶属于日本教区，而日本江户时期天主教殉教事件的重要性，也使从前壁到内部装饰上都体现了殉教主题。成为日本避难者场所后，该教堂为日本文化在澳门的传播作了铺垫，成为统领远东教区事务的耶稣会组织机构。该文是基督教史、艺术史、神学、明清文化史、日本史等跨学科、跨领域的一种结合性写作。
孙灵芝在《明末清初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书写的中国本草学》的写作中，以卜弥格生平行为及所留文字为研究对象，针对学界对卜弥格在中西方医学交流史上本草学领域的地位的认识误区，考证了以《卜弥格文集》为中心的文本内容，从传统中医知识角度强调了卜弥格在明末清初将中医介绍给西方世界的贡献。作者通过卜弥格在中国经历的考察，试图说明卜弥格的作品受到李时珍的影响，点明了卜弥格医学成就《中国植物志》与《单味药》，与中国本土医学文献之间联系与区别。属于中医医药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相结合研究的产物。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同一概念和相似事件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地域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命运。刘庆霖《社会主义初入中日两国的比较研究》，对现代所通行的源自欧洲的概念——“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上的考量，将视野放置于其初入中日两国之时，比较两国的知识人对其的思考、理解和接纳，并将之传扬过程中的异同。指出，“社会主义”在初入中日之时，均有多被反对的境遇，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知识界对其的接受显得更为迟钝，这与中日时局不无关系；国人多以取迳东洋的方式接受西方文化，在接纳“社会主义”过程中同样受日本影响很大。因此，要探究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仅要考虑到西方的因素，更要关照到日本的影响，突显出了东亚文明内部及其与西方现代文明互动的关系，实际上挖掘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西方现代文明概念传入东亚以后相应的解释与变异问题。王瓒玮在《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中日地震救灾比较研究》中，运用了日文史料，引入日本为比较对象，分析中国震灾应对模式。梳理了从清前期到民国的中国政府的震灾应对，介绍了从江户到二战结束日本政府的震灾应对，从国家的层面来分析灾后应对及制度演变。并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社会的灾后应对情况和制度，对比了中日震灾应对及其近代化的变迁。
类似的研究方式还体现在赵刘洋的《“东方病夫”视野中的“欧洲病夫”——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土耳其的观察与认知》中，他讨论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与近代中国有相似命运的土耳其的观察与认知，指出知识界对土耳其的观察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本国的政治思考，是对中国自身的认知与反思，并希望通过对土耳其的研究，试图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以进行本国的国族构建，整合中国民众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在讨论中，有作者提出，清代中国并非闭塞的，这从文化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如辛格非的《调和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尝试——浅论满人德沛之哲学思想》，作者在陈垣先生有关德沛的研究基础上，论证了德沛为天主教徒，并根据德沛著述进一步讨论天主教徒身份对其哲学思想之影响，点出了在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之际，满洲人在面临多元文化环境中既有汉化也有西化的双重可能。
刘姗姗在《试论<圣谕广训>对清代基督教的影响》中，论述了《圣谕广训》这一文本在清代道德教化中的变化过程，从一定层面上诠释了政治的变迁。指出，康熙九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于雍正二年经过更细致、全面的注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制宣讲。清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就已注意到清政府的教化与传教之关系，为能在中国更好的传教，他们翻译、借鉴以及诠释了“圣谕”。至晚清，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对基督教实施了弛禁政策，传教在深入内地的同时，教案也频繁发生。“圣谕”成为晚清民众反洋教斗争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
四 区域史研究的理路
区域史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特色。人们对区域史的研究走得越来越深，或关注地方与国家互动，或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旨在呈现大社会中小区域的独特性。如施剑的《界邻区域及其运作机制——基于江南地区跨界市镇的疆界管理分析》，选择具有典型特征的乌青镇和临浦镇，作为清代江南政区边界中较为特殊的“跨界市镇”个案，考察了在特定的区域和社会背景下的地方管理实态，认为乌青镇放弃新建县治而以府之同知驻扎，临浦镇则采取两县合置“山萧县丞”的方式，简化了行政成本、提升了行政效率。
王聪明在《漕官为善：清江丰济仓与晚清两淮荒政》中，阐述了由河库道徐泽醇创设于道光二十三年的清江丰济仓的过程，重点分析其行政运作、规模扩益、保障功能等问题，借此探讨在漕政式微情况下的清淮荒政。认为，清淮荒政中“漕官为善”的财政思路，提醒人们不宜过高估计士绅在丰济仓的作用，这为重新理解清淮地区社会士绅与官方的关系提供了又一可视角度。曹晔的《救荒与士绅的社会角色——以明崇祯十四年绍兴山阴县天乐乡的旱灾为例》一文，以晚明《祁忠敏公日记》为基础，选取“乡”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发生在崇祯十四年绍兴山阴县天乐乡的旱灾及当地社会的反应，指出地方士绅阶层尤其是外来士绅在救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政府下放的部分权力，考察了他们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定，以此探讨地方政府、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中的职能及双方互动等问题。
李诚的《官堤民修与民堤官修——清代“千里长堤”考论》一文，详细考证了清代直隶地区“千里长堤”的修建历程、长度与名称的演变，认为长堤的兴修有民堤官修和官堤民修两种形态。对长堤的具体分布和历史变迁的考证，有助于晚清逐渐消失于时人记载的“千里长堤”的书面上的重新构建。
刘晨在《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社会慈善事业述评》中指出，基于重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打破清政府原本“官督民办”的方式，试图独揽社会“慈善”事业，建立相应的一系列的救济组织，并在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但最后基本都归于失败，这和当时战乱的时局不无关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客观环境的限制、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在理念上和形制上均存在冲突等。
黄壮钊在《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以山西常平关帝祖祠为中心的考察》中，以关羽出生地的山西常平的关帝祖祠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金代以来，关帝祖祠建筑形式、在当地社会生活中角色等方面的转变，考察关羽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互动过程，并讨论了信仰背后所关涉的制度、礼仪以及群体利益等问题。
詹夺对《新政初期东三省蒙旗治权探究（1901—1903）》，就新政前期东三省治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渗入蒙旗给予了分析，认为一是利用将军的“兼辖”权，一是通过在蒙旗开放之地设立蒙荒局进行治理。东三省渐进地将蒙荒地正式纳入到其管辖范围内，直到实现蒙荒地所有权的转移。文中还对这一时期理藩院 的职能进行了讨论，认为理藩院对蒙旗的仍有其影响力并有法律约束效应。通过对奏事之权的考察，分析了将军体制和盟旗体制的关系。
解军的《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与社会变迁（1936—1951）》一文，通过研究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建立、发展、改组的过程，及其宗旨、社会功能等问题，描绘了抗战前期至新中国建立时评弹在上海的发展，并透过评弹研究反观了上海及中国在此期间的社会变动，交揉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多个研究角度，探讨了自生文化与国家外力监督、控制之间的关系。文章探讨的时段是民国时期，但其反映的诸多问题却需要上溯至清代中晚期。可见，社会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其研究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框架内。
五 历史的书写：在史实与理论之间
历史研究并非描摹过去发生的每个细节，而是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地再认识历史。近十余年来的历史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这对人们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但中国历史具有特殊性，在理论的运用中，不能随意将其与其他国家作简单的类同。陈文亮的《乙酉之难：薙发令下的身体与政治》，主要从身体史的角度考察了清初的剃发令，认为清朝通过剃发易服进一步从身体上完成对汉人的征服，并且指鹿为马地篡改了衣冠的概念，汉人的反抗最终失败，是“身体”在权力的支配下沉沦。区别于以往身体史学在医疗史和社会史中的应用，该文探讨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将传统剃发令与身体、政治、文化相结合，展现出将身体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新倾向。
裴广强《想象的偶然——从近代早期中英煤炭业比较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看“加州学派”的分流观》从近代早期中英煤炭业比较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重新考察，批驳了“加州学派”的分流观，认为近代早期的英国与江南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燃料利用结构、矿业政策、开采技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导致煤炭业在两地趋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为批判地理解“加州学派”有关中西分流“偶然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新尝试。
此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了本土的理论，如杨辉建《“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史回顾》梳理了“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范式变迁。1936年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逐渐受到学者关注，魏特夫、吴景超、杨联陞、张荫麟、费孝通、胡适皆给予不同层面的评论。国内庄辉明等学者皆运用过“基本经济区”尝试进行新的研究。鲁西奇教授则对“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反思与修正，并提出“核心区”的分析概念，展现了利用更为丰富的史实修正一个旧的分析范式，并提出新的分析范式的修正过程。最后号召构建本土史学的主体性、对传统范式抑或历代学者的较为原始的抽象思考进行“推陈出新”。
本次论坛主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清代中国”，意在考察清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注重清朝与周边乃至世界互动的同时，也注重历史脉络里中国内部的各种因素和层面，寻找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以显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桂涛在其《“小中华”意识：大明恩情？抑或朝鲜主体意识的萌生？》中指出，明清易代后，朝鲜产生出独特的“小中华”意识，自视为“中华正统”而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作者考察了朝鲜使臣对明清两朝的认识，发现其“小中华”是相对于周代而言，并非以明朝为对象。并且，朝鲜人以从箕子那里继承而来的礼仪制度为“中华正统”。这种“小中华”意识，应该是缘于明清易代所造成的中原无主局势而萌生出来主体意识的结果。
王大文以《“大一统”的丧失与重构——晚清民国<一统志>的命运》为题，叙述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丧权失地，大一统的局面受到重大冲击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下，一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恢复强盛，挽回已失去的利权。正是在这一政治诉求的背景下，清朝官修《大清一统志》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自1849年，阳湖薛子瑜用木活字重印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后，国人一直对重印《一统志》持有不竭之热情。多种版本相继迭出，而无论是官修、私修，还是重修、续修，都蕴含着渴望中国能够重新归于一统，国家重新走向强盛的强烈意愿，文章强调了《一统志》的纂修已经与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史学界现在常用的一些概念，尤其是未形成共识的概念，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分析，同时要注重不同历史时期内其涵义的演变问题。特别是新概念的运用，一定要注意概念的定义、定性及历史性。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运用西方的理论也要慎重，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后现代等西方理论影响下的清史研究，很多概念被重新解读，如“帝国”、“内陆亚洲”、“中国本部”、“满清”等，在讨论中，人们注意到有参会者对这些概念提出和演变的过程不加细致考察就随意使用，忽略了其背后更深的政治内涵，这是不严谨的。
在本次论坛中，青年学者对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和解读的研究手段值得肯定。不排除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包括汉文史料的使用过程中，都存在一些不合适的情形。如史料的采择是否存在过多偏倚某一种外文史料及运用史料单一化的倾向，及选择史料时是否存在过度主观化甚至人为切割史料的情况。在研究中，应当注重多语种史料的互参，正确地利用外文史料。个别论文还存在史料引用冗长，缺乏深度加工处理的情形。
此外，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则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地去理解和认知。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一方面促进了历史研究能走向更广更深的层面，也能呈现更为全面的、立体的和动态的景象，但是也要警惕过犹不及的倾向。人们在叙述某一历史事件或一历史事物时往往就事论事，而对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乃至国际背景有所忽略，导致在论述问题时容易“剑走偏锋”，使得“大历史”被忽略。西方理论、社会学、人类学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好的一方面是让我们关注到过去被忽略的历史主体，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重视，往往会忽略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研究主体立场的模糊化。
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无疑是今日学术发展的需要，但各学科仍有自身的研究主体与理路，在实践跨学科研究中，需要注意到可行性的问题，即要注重不同时段和地域中研究对象比较的可行性，注意不同历史主体、群体间的差别，避免以偏概全和牵强附会。
综上所述，从时间段来看，与会论文涉及的时间贯穿清朝初期、中期、晚期，甚至民国。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囊括其中。从学科门类来说，则有历史学、艺术学、科技史、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结合。可以说时间跨度大、研究领域广、学科门类多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特色，也契合了本次论坛的主题。此外，新视角和新史料成为青年学者研究的重要突破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之，来自海内外的本次论坛参与者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均有，提交的论文质量也高于往届论坛的水平。虽然均为年轻的清史研究者，但不难看出，他们未来将成为清史研究队伍中一支新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