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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清史》、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
作者:朱浒 责编: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04-16  点击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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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2 年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国家投入经费之大、涉及部门之广、调动人员之多,都是此前各类人文社科类项目所难以比拟的。该工程自启动以来的十五年间,成为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一个话题,各类媒体上的报道屡见不鲜,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亦不绝于耳。尤其是关于新修《清史》的动议、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的关系等问题,各类媒体以往的报道大多失之于片段、零散,且口径不一,很多时候给人以颇为混乱和矛盾的印象。据悉该工程现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了避免一些不确切说法的继续流传,本文除系统整理权威机构曾公开发布的诸多相关史实外,还利用了一些内部资料,力图较为全面地揭示清史纂修从动议到实现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条件限制,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不足之处,尚祈有识者指正。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纂修动议


① 本文利用的内部资料,主要是中国人民清史研究所自协助倡修清史以来所收存的各类请示报告、会议记录、访谈记录、报道底稿,等等。由于这些资料还处于未加整理的原始状态,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尚祈原谅。至于广为人知的许多事实,在各类公开文献中被反复提及,随处可见,故亦无须累赘作注,可参见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

谈及新修一部《清史》的最初动议,必须从《清史稿》说起。北洋政府于 1914 年开设清史馆,历时十四年,到 1927 年大致纂成一部合乎传统正史体例的史稿,但因时局变化,来不及细加核改,便匆匆推出《清史稿》而告终。虽然这部《清史稿》在清史纂修史上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也曾经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然而,鉴于这部史著从观点到史料、体例等方面,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缺陷,所以在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都没有得到一部正史所应有的承认。所谓 “第二十六史”的称呼,大多是书商为推广发行而使用的宣传用语,从未成为公认说法。就连当初的编纂者自身,也不敢宣称清史纂修已经成书,而只敢将此稿视之为“先导”,书名亦明确加一“稿” 字。北伐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与北洋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场,很快公开表示了不承认《清史稿》具有正史地位的态度。不过,南京国民政

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条件,也同样无法为完成一部更为完善的清史提供保障。这就决定了整个民国时期的清史纂修活动,最终不得不以这部《清史稿》而草草宣告收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史学界,都很快注意到了民国时期清史纂修的不良状况,故而出现了重新纂修一部《清史》的声音。不过,从这种声音的最初出现,到清史工程的正式启动,其间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一历程艰苦且漫长,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曲折回旋。大体上,这种希望与坎坷并存的状态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才终于出现了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先提出重新纂修清史问题的是政府高层人士。20 世纪 50 年代初,身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便向中央建议修撰两部史书,一部是中共党史,一部是清史,作为两个大型文化工程。董必武同志之所以这么早提出修撰清史的任务,除了根据中国 “易代修史”的长期传统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在开展编修清史的工作,试图以之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争夺正统地位的一个手段。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事实上也不可能立即将纂修清史的工作付诸实施,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忘怀此事,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以后,便把纂修任务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

1958 年,周恩来同志委托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具体考虑怎样开展纂修清史的工作。吴晗接受这个任务后,与郑天挺、戴逸、任继愈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并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设立清史馆,网罗大批翻译人才,除英、法、德语外,还需要满语和蒙语等语种的翻译,总共需要 100 人的规模;此外还计划招收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进行清史方面的专门培养,等等。然而,由于紧接着就遭遇到三年困难时期,所以这个计划只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来得及进行实质性活动。不过,这个计划也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清史纂修问题已经开始进入操作层面的考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也对清史问题表示出了格外的兴趣和注意。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刘大年教授向戴逸教授回忆,在困难时期过去以后,毛泽东同志有一次跟范文澜谈话时曾说,他本人今后退居二线,管的事情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毛泽东同志对清史的这种关注,很可能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他的秘书田家英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时,又一直对清史研究情有独钟,不仅收集了很多清人的书法,而且对清朝的人文风俗非常熟悉。据戴逸教授回忆,他曾经听过田家英的演讲,对其熟悉清史的程度感到惊讶。尤其是田家英对清朝的文籍如数家珍,有些甚至连作为清史专家的戴逸教授都不太知道。据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女士回忆,田家英一直有志于写一部《清史》,还曾把这种想法和毛泽东同志谈过,并得到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圈子中存在着的这种对清史的浓厚兴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终于正式启动了一次纂修清史的尝试。这次尝试性行动出现在 1965 年。是年秋,也就是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抛出前两三个月的时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纂修清史问题的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共由 7 人组成,分别是郭影秋(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尹达、关山复 ( 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刘大年、佟冬( 吉林大学清史专家) 、刘导生和戴逸。其中,戴逸是最年轻的一位,时年仅 39 岁。此次部长会议还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纂修清史的基础单位。这次会议结束后,由于郭影秋同志当时正在北京前沙涧搞 “四清”活动,因此由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同志在国庆节之后向戴逸传达了这个会议的有关决定,并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校区中选定了一个地方,即沙井胡同和蓑衣胡同一带,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

不幸的是,这次筹建行动还没有开展就很快流产了。本来,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很紧张,所以周扬在召开这次清史编纂会议时,就有意没有邀请当时两位著名明清史专家吴晗、郑天挺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党外人士。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即当年 12 月间,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以后,外部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很快对清史纂修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致使整个工作陷入停顿。不久后,连清史研究所筹建活动依托的母体中国人民大学也被勒令解散。

二、改革开放后的纂修动议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就出现了要求纂修清史的呼声。1979 年,一封建议国家纂修清史的人民来信直接寄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邓小平同志很快在这封人民来信上作了重要批复,并将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处理。接到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常委兼副主任刘导生同志向戴逸传达了这个精神。虽说这封人民来信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始终无人知情,但无论如何,以此信为契机,纂修清史的动议得以被再次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纂修清史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历史研究所王戎笙研究员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1979 年成立了一个由 5 人组成的清史编纂规划小组,经过大小会议的讨论,起草了一份《清史编纂规划( 草案) 》。同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这个规划草案被提交给大会讨论,但最终审议的结果,并未能就此规划立项。至于未能立项的原因,按照王戎笙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一重大项目,专题研究不充分,许多清代史料特别是清代档案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整理,对国外及港台地区清史研究状况所知甚少,规划草案本身也不完善,等等。

尽管 1979 年的讨论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结果,但纂修清史的动议并没有就此止步。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1981 年制定“六五”社科规划时,清史项目被列为历史学科最大的重点,并且在 “七五”社科规划期间,清史继续被列入资助项目。在这一时期,由于当年确定的 7 名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大多年事已高,所以戴逸教授成为此时对清史纂修最为着力的倡议者。1982 年,由戴逸教授倡导并牵头,全国第一次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与会学者在会上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后,在这次会议意见的基础上,戴逸教授发表了《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一文,把纂修清史的迫切要求向社会各界作了公开表达。

不过,这次纂修清史的动议不久之后便归于沉寂。并且,国家社科规划对清史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淡漠下去了。戴逸教授后来把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的经费不足,资助的力度太小;二是学术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清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古代史的力量集中在先秦、秦汉或者隋唐等时期,到清代已是强弩之末,而近代史研究是从鸦片战争算起,鸦片战争以前也不搞,因此清代前期历史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没有多少学术成果; 三是各方面力量不好协调,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力量比较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都有一部分研究清史的力量,国内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研究力量。当年的两个五年规划虽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而该所只不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下属机构,缺乏权威性,不可能号召和组织全国力量从事这么宏大的文化工程。因此,修纂清史的事情再次被耽搁下来。

三、新时期纂修条件的成熟

虽然前面几次有关清史纂修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但是这些努力终究促成了清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清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清史研究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繁荣景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再提出清史纂修动议的过程有着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反过来又为启动新一轮纂修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方面,戴逸教授个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在刚进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时候,他给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做助手,主要从事党史研究。其后他的主要研究方向逐渐转为中国近现代史,并以《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史学界同行的注意。1958 年,他写成了《中国近代史稿》( 第一册) ,此书很快便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起,成为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主要教材。因此,当他首次受任参与清史纂修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专长,对清前期历史并没有太多的涉猎。而正是从此之后,戴逸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展开了对整个清史的贯通研究。1977 年,他出版了《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标志着其学术转向的全面完成。1985 年主持完成的两卷本《简明清史》,更是对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进行了整体性探索,标志着其彻底打通了整个清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少有的清代通史专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他又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开展对清史进行横断面的研究。1992 年出版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鲜明地体现了他在这个方面的深入思考,并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他之所以苦心孤诣地进行这些方面的探索,跟他心目中浓郁的清史情结,显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个人著述之外,戴逸教授还在培养清史人才方面,贯注了与学术研究同样多的精力。20 世纪 50 年代,国内培养出来的史学人才并不多,至于研究清史的专才,除了几位老先生之外,余者寥寥。因此当吴晗找到戴逸教授征求修撰清史的意见时,戴逸教授便提出在大学里招生,设立清史培训班。吴晗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并对他说:“把学生交给你吧,你教他们读《清史稿》、《清实录》。” 尽管这项培养人才的工作同样被“文革”所打断,但戴逸教授对此始终坚持不懈。这方面最显著的证明,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后的蓬勃发展。

清史研究所的直接前身,是 1973 年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在“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解散的情况下,郭影秋同志千方百计地设法保留研究清史的队伍。他同当时北京市有关领导商量,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清史的教师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因此,戴逸教授等人从江西干校回来以后,就在北师大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目的就是要保全编写清史的力量。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清史研究小组立即全体调回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后来忆及这段往事,感慨道:“郭影秋副校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苦心孤诣地保留了清史研究队伍,远见卓识,功莫大焉。” 清史研究所成立后,戴逸教授和同事一起对该所的发展投入了极大力量,可以说的确没有辜负当初吴晗和郭影秋两位先生的期望。作为一个人数并不多的研究机构,清史所同时拥有中国近代史( 主要是晚清史) 和中国古代史( 主要是清前期史) 两个方向的研究力量,人员配备得相当齐整。该所从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总共培养出博士和硕士各 300 余名。戴逸教授本人所教的学生就有数十名之多,且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而为清史研究的薪火相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人民大学几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清史所在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面都得到了不少倾斜,从而在成立后不到 20 年,便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国内外享誉盛名的清史研究机构。这里培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博士黄爱平、第一位在中国荣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外籍博士德国学者达素彬、第一位藏族历史学博士罗布、第一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夏明方,等等。这里也是国内外清史同行交流访问的重要平台,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许多著名清史研究者和中国史方向的研究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清史所访学,是来中国研修的必备内容。随着清史学科的蓬勃发展,清史所的学术影响也日益扩大。这方面最显著的体现,便是该所戴逸、李文海两位教授先后出任过三届中国史学会会长,这是全国高校中迄今未曾再现过的现象。

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历史学科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较晚,基础也较为薄弱。但是,由于清史所的建设,使得清史学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96 年,由清史所承担的“清史”项目被确定为教育部实施的“211 工程”中的子项目,获得专项拨款。 2000 年,清史所又被教育部批准为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清史成为人民大学在史学界树立的最重要品牌,也是人民大学作为国内高校历史学重镇之一的重要资本。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纂修清史终于具备了一个基础较好的学术依托机构。

当然,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壮大,还只是具备纂修清史条件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从国内清史研究的总体发展状况来看,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也已经相当成熟。不夸张地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清史研究是各断代史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经过长期积累,大量清史档案文献已经面世,几乎每个时期的资料丰富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清史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清代历史总体状况进行探究的著作,比如以王戎笙为项目总负责人、国内众多专家学者集体撰写的《清代全史》,共有 10 卷,按照现代章节体的形式概括了有清一代的主要问题。而由清史所集结力量编纂的 12 卷本《清史编年》,则按编年体形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清朝自入关以来直至清帝逊位共 268 年间的重大事件。此外,在 200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各自推出了一套以《清通鉴》为名的大型清史著作,两书都遵循通鉴体例对清朝的整体面貌进行了勾勒。所有这些著作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清史研究的极端活跃,而且都注意超越以往清代前期历史和晚清史的割裂状态,因此都可以视为在为纂修一部完整的清史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清史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样是纂修清史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重要方面。江泽民同志一向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作用,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上曾指出: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发表这次讲话前不久,江泽民同志专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戴逸和罗国杰,北京大学教授张传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和张宏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齐世荣,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庞卓恒等八位著名学者,共同探讨了中外历史上的九个重要问题,并由中央办公厅将这些问题的文稿印发全党进行学习,而这些问题中有相当的部分与清史有着密切联系。李岚清同志明确指出: “清代历史对我们现在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外交、民族事务的处理都有重要借鉴作用。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认识表明,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领导人重视历史作用的优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的作用,不仅一直维持着纂修清史的希望始终不坠,而且为纂修工作的最终落实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四、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

在各项有利条件的鼓舞下,要求纂修清史的呼声随着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交替而再度高涨起来。2000 年底,戴逸教授首度披露了关于重修清史的基本构想,这是他多年来持续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晶。他还认为,与前两次提出纂修动议的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学术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已经相当成熟,非常适宜发起纂修清史的工作。

在 2001 年 3 月召开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九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政协代表、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都接受了戴逸等学者的委托,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议案。李文海教授指出,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中,清史是绝对不应该缺席的。王晓秋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也应该认真研究总结清代的历史,在清朝灭亡 90 年之后,由国家组织纂修清史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建议将其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调动全国各方面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进行。

“两会”上的提案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使得纂修清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1 年 4 月 5 日,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蔡美彪、朱家溍、戴逸、李文海、龚书铎等多位著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纂修座谈会,进一步对修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呼吁,中华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还是从中国历史的完整体系、中国文化的绵延不断、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来说,现在纂修大型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已完全具备,因此希望由国家出面组织和立项,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尽早启动清史纂修工程。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不到 10 天时间,戴逸和李文海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以“一代盛事旷世巨典”为标题的长文,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对于编纂大型清史的意见和构想。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先生特地强调,进入 21 世纪,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而且,此项工程启动过早或过迟,均为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两位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这种呼吁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响应。2001 年 5 月 17 至 19 日,清史所在北京发起召开了“清史修纂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多名清史学者深入探讨了修纂清史的意义、时机、原则、体例等诸多重要问题。尽管在若干细节上尚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但是通过这次研讨会,纂修清史工作的大体方针和基本原则已经逐步成熟起来,朝向纂修工作的实现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学术界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终于使纂修大型清史的希望转化为了实际行动。进入 2002 年后,国家也加快了把纂修工作提到具体日程上来的步伐。2002 年 3 月 29 日,清史纂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宣布成立,这标志着纂修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面人员进行了更为完整、细致的筹划。

2002 年 8 月,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同志批准了文化部提交的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启动该项工程。11 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由文化部牵头,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 14 个机构作为成员单位,共同组成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12 月 12 日,在纂修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年 7 位清史编纂委员中唯一健在的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一职。至此,这项被誉为“文化建设中的三峡工程”的“清史”工程正式开始,也为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新修清史动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清史工程启动后,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工作迅速全面铺开。15 年来,取得了非凡成绩,如整理了总数超过数亿字清史资料的“档案丛刊”和“文献丛刊”,推出了数十部海外学界清史研究代表性成果的“编译丛刊”,出版了一大批国内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清史研究丛刊”,等等。这些成果虽然在清史工程中被视为辅助类工作,但是其价值是绝对不容低估的。这是因为,对于今后的清史研究来说,这些厚重的学术积累无疑将成为研究者们幸福的烦恼。也正是基于这些基础性建设,可以说,这部总数达3000 万字的《清史》的最终完成,一定不是清史研究的终点,而是清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综上所述,新修《清史》的历次动议、清史工程的启动与清史所的建设发展可谓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清史所就是基于新修《清史》的动议才得以产生的,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为清史纂修工作做好各项准备,是其历史使命之所在。在清史工程启动前的 20 多年里,清史所在学术积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也迅速成为国内外最为知名的清史研究机构。清史工程启动后,清史所又成为最重要的学术依托单位。15 年来,所内不仅有许多人员担任清史主体类项目主持人或骨干成员,还有大批人员担任了规划、管理等服务工作,戴逸、王思治、李文海等老一辈学者更是将之视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投入了自己的力量。当然,在协助开展清史工程的过程中,清史所也受益匪浅,既为未来研究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有力地锻炼了研究队伍。2018 年,清史所即将迎来建所四十周年,也正是《清史》纂修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而对清史进行更为艰巨的“深翻”式研究,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相信,备受历练的清史所必能适应这一要求,也必能将清史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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