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外交思想在近代史学研究中褒贬不一。偏重于他主和外交思想的，就会认为郭嵩焘与李鸿章是一丘之貉，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外交官”；强调他向西方学习、主张仿行西法的，则认为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甚至达到了早期维新思想的高度。如何客观评价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对于全面把握郭嵩焘思想的整体性极为重要。
一、超越“华夷界线”，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观，指的就是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原则和方针。
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级，思想上一直把中国当成唯一的世界文明中心，而把边境以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夷狄”，一律予以轻视与排斥。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的基本内容。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它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而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仍茫然无知，他们把传统的对外观念自然地转化为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视西方各国为“夷狄”、“野蛮”之邦，认为“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注：嘉庆谕旨，见陈慕禄《中国近代史》。）。因此，必须“严夷夏之大防”，实行彻底隔绝；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
郭嵩焘作为中国最早一位亲临西方世界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仅学习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层次的认识。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815页。）何况近世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注：《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要封闭、隔绝恐怕也难以做到。郭嵩焘猛烈抨击那些固守“严夷夏之大防”、沉湎于自我中心的士大夫们是“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跃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页。）
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他指出：“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况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24页。）；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1页。）在这里，郭嵩焘不仅把西洋诸国看作是独立于中国“天子”权威之外的，有着自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明的主权国家，而且强调加强国际之间交往的重要，认为与之交往当讲求应付之方，否则将无以自立。
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39页。 ）“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203页。）；“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 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光绪元年十一月。）。郭嵩焘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0页。）他不畏人言，大声疾呼：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注：《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可看出，尽管郭嵩焘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辩证的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仍因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独擅其胜”而承认它、肯定它，能看清这一点，并大力宣传这一点，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不料，惹来一场轩然大波。封建顽固派们攻击《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注：《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己集，第二集第80页。）甚至攻击郭嵩焘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注：王ｋǎｉ＠①运：《湘绮楼日记》第六册第25页。）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从而招致《使西纪程》被毁版、归国后不再重用、至死也不被清廷见谅的结果。郭嵩焘何以遭到封建士大夫们如此猛烈的攻击？关键在于他彻底摒弃了“华夷之辨”，大胆否定了顽固守旧派坚持的“华夏文化中心论”，肯定了西洋诸国为“文明之邦”，并强调中国必须“取法”。这些逆耳之言，刺痛了士大夫们的神经，是他们既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的。然而，严复称他之于中国是“负独醒之累”。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三次提到郭嵩焘，把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把他自己和康有为、严复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可见郭嵩焘的思想对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其外交观念的重要基石。
二、读书观史、审时度势，力主攘外必先求自强自富
从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来看，在任何历史时期，战与和只是一种外交策略或手段，它往往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是战是和都必须依时依地依人力等具体情况来决定。
在近代中西交往中，中国该采取怎样的外交策略？郭嵩焘认为：必须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的优长劣短，同时注意本朝政治的清明、吏治的整饰和人心的齐肃，方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郭嵩焘对比中西双方国力的强弱，说西洋“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
郭嵩焘还具体分析了如若不顾国情与西方列强开战，中国必是国敝民困、穷于应付。他指出与西方列强开战有四害：“戕害人民，其害一。……徒自毁伤其仅有之轮船与制造机器，以供言者（指主战者）之一快，其害二。……百姓相与转徙流离，……商贾受累尤甚，是直自为忧也，其害三。……耀军于无可施之地，求战于不相应之乱，沿海数千里，处处设防，徒以自敝其力，而无复有终极，其害四。”郭嵩焘认为，清政府“守且不能，曷云战乎？”（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28页。）根本没有条件和基础与列强开战。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言和避战了。
与此同时，郭嵩焘以他的中西观来判断西洋诸国来中国的目的：“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页。）“以彼上下一心， 揣摩天下大势而觊其利，诚无意于中国土地。”（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2页。）很明显， 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乃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地，而绝对不是希望中国富强。正是由于对西洋诸国目的判断的错误，郭嵩焘坚决反对主战，认为“而我迫之使出于战，是无算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2页。）从而在思想逻辑上最后决定了郭嵩焘主和外交观的形成。
为了论证其主和外交观的形成，郭嵩焘按其“读书观史”的思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一步探究与“夷”言和是古已有之。他说：“古人控御夷狄之大略，必由信义。”（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其次以略，其次以威，其次以恩，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他认为：古代帝王对待“夷狄”都是从不轻开战局，而首重信与义，以怀柔示之。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不主战，则天下共罪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的情况，郭嵩焘不禁感慨：“自南宋以来，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为此， 他不仅写下《绥边徵实》一书“以砭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65～166页。），抨击那种不务实际、好唱高调、有害国家与人民的好战议论；而且写成奏稿劝诫最高统治者不要重蹈宋朝一味用兵招致灭亡之覆辙：“中外诸臣，袭南宋以后议论，反据之以为名，却不知南宋诸臣议论，与其行事之得失，载在史册。韩ｃｈà＠②胄一用兵而宋之不振，贾似道再用兵而宋＠③矣。以议论争胜而不能推求古今之利病与人事之当否，其弊遂至于此！”（注：《郭嵩焘奏稿》第406页。）在郭嵩焘看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已无力与来势凶猛的西方列强进行顽战，惟有与之言和，“蓄积其势”，以期再度强盛，方可言战。
三、通情顺势达理，主张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
如何处理近代中外关系？在当时国内一片“主战”的呼声中，郭嵩焘不同于流俗，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判断分析，试图从情、势、理三者关系中发现、揭示出处理对外交涉的某些法则与方针。他说：“制御远夷之道，……必务通其情”（注：《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5页。）；“远夷之扰中国有其情，中国所以应之有其势， 有其理。”（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因此，郭嵩焘非常强调在夷务关系中必须要重视通情、顺势、达理。
对于“势”与“理”的作用，郭嵩焘指出：“一时所不能违者，势也。万世所不能越者，理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9 页。）在他看来，理在势之上，势则顺乎理。西方列强之入中国构成“洋患”，乃是一种历史必然，其规律不能违悖，这就是势。然而在古今万事之中，还有一个万世不能超越的“理”，在“势”中起着制约的作用。
郭嵩焘还进一步阐述所谓“理”的基本内涵：“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据，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注：《郭嵩焘奏稿》第404页。）也就是说，只有主和诚信， 洋务“自强”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
由此观之，郭嵩焘的通情、顺势、达理的思维逻辑，体现在其外交主张中就成为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思想。他希望能以这一思想顺着近代历史大势，合乎中西各国情与理，争取为洋务自强事业赢得一个和平环境，以达到“控御夷狄”、既能“自处”、又能他处之目的。他指出“与洋人周旋，一以理自处，则视洋人固无足畏者”（注：《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21页。），必须“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3页。），从而找到“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常使理足于我”（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218页。）。 根本没有毫无原则地屈膝求和之意。
正是遵循着这一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原则，郭嵩焘作为从受欺挨打而又虚骄自大的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位公使，他身体力行、不辞劳苦，认真了解、研究西方，努力办好对外交涉。驻英法两年，具体办理了十件实事（注：见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载《求索》83年第四期。）：他目睹流寓海外的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上疏清廷请求设立领事，保护侨民。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于1878年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其后又陆续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置了领事馆，从而加快了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建设进程。此外，在交涉喀什噶尔事件和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件中，郭嵩焘多次与英人辩论，并谋求多种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另在交涉厦门渔民被戕案、交涉盐船赔偿案、交涉华工免税案、交涉英船华工案等案件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为维护民族的利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赞佩的。
以上可以看出，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观是他以个人的传统学问作为思想基础，读书观史、审时度势、权衡和战得失而得出的结论。他只想通过这种外交手段能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蓄积其势”，以图国家再度强盛。其主和避战的目的，只是在中国贫弱的历史条件下，为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这些观点超越了简单排外心理基础上的虚骄蛮战，对于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历史文明有了某些符合实际的思想认识，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当然，郭嵩焘的外交观由于对西方列强主观目的的错误判断，他又走到了虚骄蛮战的另一极端，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一味地讲究礼、理，以诚信作为诸国交往之本，而忽视了对外来侵略采取反抗斗争手段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但与投降卖国有别。
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思想似乎与李鸿章的委屈求全、以忠信为本的外交主张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无可否认，郭、李身为至交，同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出于同一阶级立场，企图挽救清王朝统治的危亡，创导洋务事业，不愿意与外国发生战争。他们猛烈抨击主战派的虚骄好战，压制、防范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的反帝斗争，害怕闹出乱子妨碍中外和局。正因为郭、李外交观有着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有些学者以主战或主和作为爱国或卖国的分野，将之一概视为卖国投降外交思想，甚至冠以买办外交家的头衔。这未免过于简单化。
纵观郭嵩焘一生的思想、经历，可以说：他的外交思想绝不是投降卖国思想，他也不是买办外交官。郭嵩焘称得上是一位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他的视个人声名如浮云，勇于为民族的进步而努力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门内加岂
＠②原字为亿的左半部分右加宅
＠③原字为火右加谮的右半部分
（资料来源：《船山学刊》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