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俄国国内鼓吹“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以《彼得堡新闻》主编兼发行人乌赫托姆斯基和彼得堡大学蒙古问题讲师、西藏医学著作的翻译者巴德马耶夫等人为代表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方派”。前者1889年曾以俄国国外领地事务局成员的身份到中亚旅行。他竭力宣传俄国人和亚洲人无论在血统上、思想上和文化上都有传统的亲密关系，“俄国之鹰的翅膀已经广阔地伸延至全亚洲，丝毫不容怀疑，将来我们誓当彻底吞并这些地区。从此以后，亚洲将成为亚洲俄罗斯的同义词。”[1]由于他宣传一种“黄色俄罗斯计划”，当时人称他为“超级爱国者”。而巴德马耶夫是个布里亚特人，后改信东正教。他认亚历山大三世作教父，改名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马耶夫。1893年他同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研究并向沙皇提出了一份建筑通往中国内地兰州的铁路计划，主要是利用贸易为幌子，在中国的后院策反并把这片地区最终并入俄罗斯。这些“东方派”野心勃勃，他们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亚洲，俄罗斯人是“优等民族”，是东方“劣等民族”的“救星”’和“解放者”。帮助这些“甘愿作白人臣民”的亚洲人是俄罗斯人的“神圣责任”。因为俄国向东方的征服是世界文明的需要，俄罗斯放弃自己的责任就是对人类的犯罪。[2]正是在国内“东方派”的鼓动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开始调整与缓和俄国和西方各列强的关系，在实行“联法”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缓和与各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并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在这方面亚历山大三世作出两项重大决策,其一就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该计划1886年提出。其二就是让已经成年的皇太子尼古拉去远东旅行，目的当然是出于以后太子的政治发展需要。1890年11月4日，皇太子一行30余人乘坐《亚速纪念号》从彼得堡的加特契纳启程。陪同他前往的有他的大弟弟格奥尔基、希腊亲王格奥尔基、侍从将军巴利亚京斯基等人，还有医生、艺术家。当然也少不了东方派人士、这就是乌赫托姆斯基亲王，他以向太子介绍须地和人民的导师身份陪同前往。 

皇太子一行先后访问了希腊、埃及，参观了希腊的古神庙和开罗附近的金字塔。然后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189O年12月23日抵达孟买，受到当地总督的热烈欢迎和款待．然后参观了附近的名胜古迹。这时皇太子的弟弟格奥尔基因肺病发作，不得不中断旅行返回俄国。[3]太子一行继续在印度访问了加拉吉打、马德拉斯。直到11月24日离开印度。 

3月2日，皇太子一行到达新加坡、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然后去中国 

当时中国清政府内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一部份人主张“以夷制夷”．待别是在朝鲜间题上主张“联俄制日”，所以极力鼓吹清政府对俄皇太子妥为招待。为此，光绪皇帝亦曾多次下诏命各级官吏对俄皇太子的来访“届时妥为照料”．“拟定款待礼节，俟俄太子抵口岸时，一律照仪亲行款待以重邦交”。[4]俄皇太子于4月1日抵香港，4月5日到达广州。当时中国报纸曾作了许多详细报道。俄太子于4月5日早8点乘招商局《江宽号》轮船由香港启程，当天下午4点钟抵达广州，受到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筱荃及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当日俄船继续上驶直抵沙面停泊。晚上观看了日本商人演出的日本戏，深夜回到船上，次日李筱荃在广雅书局大摆宴席，招待俄皇太子及其随行人员。宴毕地方宫员列队与俄太子同行，俄兵”沿路擎枪作乐，极形热闹”，一直把俄太子送上船。[5]晚上，俄船仍停泊沙面，由于广东巡抚刘瑞芬身体不适，所有迎送均由按察使王之春代理。俄国王储一行于七月8日离开广州，经福建、吴淞口驶人长江，直下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收到总理衙门的指示，让他“优加款待”。张之洞立即决定，在省城外塘角防营边建造东西牌楼。租界各华商在码头上搭盖西式方亭，中央高悬俄国的国旗，四周悬英美德法各国国旗。马路两边皆立白色木竿，拉上丝绳，上悬彩灯。西商各自备办各式彩棚。武汉平民百姓结队往来参观者不绝于道。这位总督大人担心老百姓好生事端，决定届时在洋街两头设栅栏，阻断行人不使人内，以保证太子等人安全。各码头也分别搭设营棚，以阻止行人上下。此外派出200多名营兵，沿街荷枪巡逻。[6]4月20日清晨，俄国船只驶抵汉口码头。仪仗队鸣放礼炮、呜枪欢迎，钟鼓楼中鼓乐齐鸣。俄国王储“头戴白冠，上缀鸟羽．约尺许长，身穿金绣红衣外罩，湖色灰鼠大衣”，缓步而行。中国乐队开道，随后是俄国乐队，队伍最后仍然是中国乐队。王储一行上岸后换乘黄缎圆式金顶轿，行至晴川阁园门外，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张之洞寒暄，携手而入。仔细参观一切陈设，登楼遥览江中风景。此时中俄乐队齐奏，欢声悦耳。半小时后，宴席摆好各自人坐。席上中国杯、筋及外国刀叉齐备。熊掌、燕窝及烧烤共20余种，点心共进8次，中外名酒齐备。俄国王储品尝了中国的玫瑰露和汾酒。席间张之洞起立，祝俄皇康泰，太子一路顺风。辜鸿铭随即翻译，俄王储拱手致谢。并祝中国皇帝、大臣“福寿康宁”。下午3点钟席散，谈至5时，后奏乐升炮，送俄皇太子至园门，仍乘轿登船。晚6时上岸会见各国领事及商人。4月21日、俄王储的《亚速纪念号》拔锚起航，俄商轮船送至离汉30里以外始返。4月22日晨5时，俄船抵九江。各码头及各炮船沿江排列．旗帜飞扬，淡烟细雨中五色辉煌。男女老幼“空巷来观，人海人山，肩摩毂击”。兵勇沿江岸鹊立，亲兵荷枪实弹沿街巡逻。9点钟俄皇太子乘小船登岸，来到商行随意买了几件磁（瓷）器，稍息片刻，然后出席当地官员的招待会。11点仍乘小船回《亚速纪念号》，继续下驶。4月23日晨，船抵南京下关码头，当地文武官员前往迎接。中国船鸣礼炮21响,俄船鸣礼炮42响以示谢意。[7] 

俄国王储驶出吴淞口，直向日本驶去，这是他们东方之行的最后一站。日本早已接到驻中国领事电报，政府特派20余名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同时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国旗以示迎接。5月8日，俄皇太子一行到达长崎。他一踏上日本土地．看见这些衣着怪里怪气，足登术展的日本人就产生一种令他终生不可忘怀的印象。9日到京都，参观市面风情，逛了茶馆。东方之行即将结束，就在他期待着扬帆北去．不久即可踏上俄国土地的前夕．发生了“大津事件”，使他险些送了性命。5月11日，从京都乘人力车去大津。在总督家作客之后．王储一行上街买东西，格奥尔基买了一根竹拐杖。正当他们乘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观光时，俄王储突然感到“有耳上方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惊恐地转过头去，看到的是“一个警察吓人的嘴脸”。只见那人两手高举着军刀正再次向他挥舞过来。皇太子边喊边跳下人力车，用手捂着流血的伤口，没命地向前方跑去。许多日本人也吓得四处逃跑，皇太子跑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才回头看到追上来的格奥尔基已经用竹拐杖把那人打倒在地。警察也跑过来用刀压住了那人的脖子。随行医生拉姆巴赫立即给皇太子包扎，止血。[8]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津事件，因为出事地点在琵琶湖南，故又称“湖南事件”。这一事件曾引起日本政坛危机：松方严内阁的内务大臣西乡从道和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相继引咎辞职。俄国宫廷对日本的道歉和处理也还满意。幸好俄太子伤势不重，经随行医生包扎，没出什么事，但他还是在医院住了两天。13日，日本天皇接见了皇太子一行，显然这次接见曾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津事件也就此了结。这些野蛮的日本“猕猴”让他没齿难忘。作为纪念，他带着头上那块永久的刀伤，匆匆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国家。俄国皇太子继续北上来到海参崴，他主持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工典礼以及当地一座船坞的开工典礼。然后去伯力，参观了黑龙江畔穆拉维约夫的纪念碑，听取了当地官员的情况介绍。在海兰泡还检阅了当地的俄国军队。在继续西行的途中经过中国漠河对岸的伊格那斯时，曾“登岸少憩，”遥望中国。[9]俄国皇太子一行于1891年8月16日回到彼得堡。9月中旬，他又去丹麦哥本哈根附近的弗列登堡去看望在那里的爸爸和妈妈。 

这次东方之行对这位未来沙皇的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可以说给他继位后的23年统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可以从他实行的东方政策得到证明。首先，这次东方之行给国内“东方派”以新的刺激和推动力。特别是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更加放肆地宣传俄国同东方各民族的“血缘关系”，他主张“用感情的神秘力量”去征服东方。皇太子继位以后，财政大臣维特成为他的东方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正是维特赋予这条铁路以战略意义，即它不但将给俄国在东方带来宏伟的经济前景，而且将使俄国控制太平洋的全部商业活动。他的计划被当时人称为“俄华帝国计划”。东方之行结束后，乌赫托姆斯基就把这次旅行写成一部装帧豪华的《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东方旅行记》，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同时译成各种文字向世界发行。这部书被当时人称做“政府向东方扩张的教科书”。 

其次，由于这次东方之行甚至可以当之无愧地把尼古拉二世称为一个“东方沙皇”。他继位以后仍然继续执行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开始的联法政策．此外他还极力企图和德国结成同盟关系，以缓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力图把俄国的外交政策重心转向东方。简言之就是：给西方以和平、给东方以战争。尼古拉二世自王储时代起就确信俄国对亚洲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认为俄国在远东所进行的扩张不是侵略．而是“圣战”，是“十字军东征”、是为传播文明而战。[10]有人指出．在俄国凡是近卫团毕业出来的近卫队军官．凡是外交部的职员．莫不坚决相信整个亚洲，当然包括印度，都是俄国天然权利的一部分，而且沙皇帝国应该根据这些伟大的期望来制订它的政策。 

尼古拉二世对东方的关注超过了以往历代沙皇，他自皇储时代起就担任西伯利亚大铁路 

委员会主席．继泣以后也始终保留这个职务。只要是俄国的远东事务，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参加意见或在各种文件、决议上作出批示。他话语不多，指示也极简单，但语气肯定，明确无误。他去远东的经历，甚至使他以这方面的专家自诩。 

再次，在他在位的23年中俄国对东方的侵略战争是历史上空前的。1894年他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介入中日战争，联合德、法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1896年又以诱骗和行贿等手段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筑路权。1897年又亲自派军舰强占旅顺。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北方人民进行残酷杀戮和掠夺。同时又派兵强占了整个东北，而且他亲自担任俄军总司令。1902年他主持御前会议，决定把东北并人俄国。次年初又宣布俄军将无限期留驻东北。1903年 8月．他又正式下令待设远东总督府，同时成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沙皇本人亲自任主席。 

总而言之，日俄战争前尼古拉二世远东政策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在中俄“同盟”、共同“御敌”的幌子下独占中国，不准日本染指中国东北。当时俄国朝野上下充满了敌视且轻视日本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决无能力与俄国相抗衡，因为两国的经济力量、兵力、人口和国民收入几乎都不成比例。早在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时就已经做好了同日本发生对抗的准备，而且确信要对付日本，俄国在远东现有的兵力已绰绰有余。用维待的话来说，那就是“日本应该满足于俄国不能越过的边界，这就是海”。[11]俄国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在远东夺取一个不冻港。日俄战争时的俄国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曾说过，“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人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博斯布罗斯、还要占达达尼尔……。”[12]1902年尼古拉二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列维尔会晤，他也曾告诉德皇他对东亚特别感兴趣，并把在这一地区扩张和巩固俄国势力作为自己统治的任务。他当时曾描绘了自己的“大亚细亚纲领”。[13] 

第四，俄皇太子，这次东方之行使他终生留下了对日本人的恶感，直到他继位数年后在谈起日本人时还流露出来。库罗帕特金回忆说：“关于日本，皇上嘲笑地对我说。我把呈帝（天皇）看成很奇怪及不愉快的人物，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与他谈话。衣服是奇怪的，手势也是奇怪的。皇上同时做了个相当轻蔑的鬼脸”[14]我们当然不能肯定俄国与日本争夺中国并称霸远东的政策是据此制订的，但他本人对日本的恶感是确实的，而且影响了俄国的对日政策。尼古拉二世一提到日本人就表现出一种讥讽的态度，他多次称日本人是“猕猴”，是微不足道和令人反感的。他认为俄国巨人只要稍稍动一下小手指就可以把它置于死地．俄国人只要把帽子丢下就能把日本压垮。维特和其他许多大臣的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一主中许多事情都是以喜剧开头而以悲 

剧结束，他皇太子时代的东方之行就是如此。这次令人愉快、神往的旅行终以“大津的不幸”而结束，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伤心地提到这一点。同样，他头脑中宏大的称霸远东的计划也最终以日俄战争中俄国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的灰飞烟灭而彻底破产。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 1996年第 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