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震动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先后派遣十余万军队前来中国，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它们在攻陷北京之前，内部便已经矛盾重重，但由于当时它们把镇压义和团作为共同的目标，所以表面上还勉强维持协调一致的局面。随着联军攻占北京，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日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本文准备揭露和分析帝国主义列强从矛盾、斗争到暂时妥协的经过。

　　一

　　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的势力在京津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帝国主义驻北京外交团惊恐万状，以保护使馆为名，调集卫队入京。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获悉义和团已逼近北京郊区，感到形势紧张，于是急电驻天津领事贾礼士，要他立即通知海军中将西摩，迅速派遣大批援军直趋北京。次日，西摩纠集各国侵略军自天津出发，向北京大举进犯。这批侵略军在途中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截击，进退维谷，经过两个星期的苦战才狼狈逃回天津。西摩所率侵略军的失败，当然主要是由于义和团和清军的英勇战斗，但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西摩在天津组织侵略军的时候。“法国人和俄国人拒绝派遣卫队，除非派出一支至少有一千五百人的军队，或者是铁路可通车运行。”（《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三号（1900年），第104件。）西摩率领的侵略军仓促自天津出发，最初不过六、七百人，后来俄、法等国部队才陆续赶到，增至二千余人。因此，这支侵略军的失败，当时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大的猜疑。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认为，“进军失败的原因属于军事障碍为少，而属于司令官间政治性的意见为多。日英及俄法两集团间存在着激烈的仇恨和怀疑，使列强间的团结能够继续到纠纷结局为止，是极不可能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这些话除了对义和团的抵抗力量估计过低之外，关于列强之间矛盾的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西摩所率侵略军的失败，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各国驻京使馆的被围，等等，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借口。它们纷纷增派军队来华，感到有必要组成一支联军，以统一各国在华侵略军的行动，但联军总司令的席位成为它们互相争夺的目标。有些国家认为，各国部队可以置于军衔较高的司令官指挥之下；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总司令的人选应由部队人数较多的国家担任。当时在华侵略势力最大的英俄两霸都不同意上述意见。俄国方面指出：按照军衔高低或人数多寡确定总司令的人选，“容易时常发生变动，所以有可能造成实际上的严重麻烦”。（《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53、54、215、29、32、205件。）英国也认为“按照这些理由任命一位总司令官是令人不满意的。”（《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53、54、215、29、32、205件。）但是，英俄双方都提不出一个能够为各国共同接受的方案，所以争夺愈演愈烈。俄国陆军大臣库罗泡特金表示：“我们参加进攻北京的条件是，俄国军队不能置于英国、日本或美国司令之下”。（《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他主张“必须把所有列强军队的总领导权归（俄国）亚历克先也夫提督。”（《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5页，注五、233、239页。）英国则表示，“它不愿看见它的军队受外国司令指挥，只将与日本共同行动。”（《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德国企图利用英俄的矛盾左右逢源，从中渔利。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西摩所率联军的失败“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脸”，“一位英国最高总司令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他又不愿意公开出面反对，“希望俄人或法人能替我们免去拒绝的反感”，（《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想把俄法两国推到反英的前列，进一步加深英俄之间的矛盾。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消息被证实后，德皇大为冲动，决定增派海陆军来华，并极力为德国将领谋求联军总司令的职位。8月上旬，德国政府向其他列强提出建议，由德国元帅瓦德西伯爵担任联军总司令。英、俄、日等国先后表示同意，只有法国迟迟不作答复，因为它对普法战争中所遭受的凌辱记忆犹新，不愿意将它的军队置于德国人的指挥之下。法国外交部长戴尔卡赛认为，“法国不能同意任命德国将军为总司令。法国不能容忍此事，并且可能引起紧急的国内危险。”（《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5页，注五、233、239页。）但是，瓦德西的联军总司令地位已为其他列强所承认，法国感到不便孤立于联军之外，于8月中旬答复德国说：“当瓦德西元帅一旦到达中国，并且由于他的军衔最高而在联军各国司令官会议中占有显著地位，法国远征军团司令卧龙将军不会不将他同元帅的关系置于适当的基础之上。”（《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53、54、215、29、32、205件。）这个答复是含糊其词的，虽不是表示断然拒绝，但也绝不是完全接受。德国满足于各国的答复，命令瓦德西迅速来华就职。列强对联军总司令职位的争夺，至此才告结束。

　　二

　　帝国主义列强在出兵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都企图乘机掠取中国领土，巩固和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00年夏季和秋季，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沙俄自十九世纪末年起便把我国东北视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兴起后，它阴谋策划对我国东北实行武装占领，把该地区变成它直接控制的殖民地。一个俄国人写道：“从战争一开始，军部的欲望就不仅是惩罚义和团，而且也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5页。）沙俄从1900年7月下旬起，一面从北面和东面大举入侵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一面从辽东半岛向北发动进攻。8月4日，它占领了通商口岸牛庄，在海关内升起俄国国旗，并设立行政机关；在哈尔滨，它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至10月间，东北全境已沦于沙俄侵略军的控制之下。

　　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在南非正在进行征服布尔民族的侵略战争，除了派遣大批军舰以及从印度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华外，一时无力派出更多的部队。它极力怂恿日本利用其邻近中国的有利地理位置，迅速派兵数万人，“不仅是去营救使馆和各国臣民，而且是为了镇压义和拳煽动起来的骚乱活动以及在北京和天津重新建立秩序，”它甚至答应向日本提供一百万英镑的支援。（《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53、54、215、29、32、205件。）它希望利用日本出面对抗沙俄的势力，以便它自己集中在华的主要力量确保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7月下旬，在沙俄出兵侵占东北的同时，英国开始暗中策划占领上海，并与清朝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磋商。西摩由大沽窜到上海，对上海租界及其近郊进行了“视察”，建议英国政府派三——五千人在上海登陆。8月9日，西摩和英国驻沪领事霍必澜通知上海领事团说：英国部队将于12日到达上海。领事团分别致电他们各本国政府，建议英军“应根据各国之间的协议在上海登陆。为了对这个口岸提供有效的保护，联军立即增派部队是可取的。”（《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53、54、215、29、32、205件。）这就是说，上海不应由英军独自占领，而应由联军采取共同行动。18日，英军二千人在上海登陆，还有部队从香港陆续开来。接着，法、德、日等国部队也先后在上海登陆。英国独占上海的计划受到破坏，各国之间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直到1902年，列强才就上海撤军问题达成协议，它们占领上海租界达三年之久。

　　日本曾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企图将该省作为它在华的势力范围。沙俄侵入东北、英军在上海登陆之后，日本也跃跃欲试，阴谋占领厦门。1900年8月24日，它借口厦门的一座日本庙宇被焚，派兵在该处登陆。英国获悉后，立即令“女神”号军舰驶往厦门，并派一支卫队登陆。后来日、英等国军队虽然撤出了厦门，但厦门对岸的鼓浪屿岛终于自1901年起被辟为帝国主义的公共租界。（《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1年），第88件附件；《美国对外关系》，1900年附录，第278页。）

　　当列强纷纷调兵遣将，企图将它们在华的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忧心忡忡，害怕它在华的利益有遭到严重损害的危险。因此，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7月3日向列强发出照会，重申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美国的真实意图，只不过是要求列强维持中国的现状，避免采取直接瓜分中国的步骤，以保证美国在华的利益不受侵犯。

　　山东是德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范围，它介于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之间。英国希望德国向北伸张势力，使俄德两国发生冲突；沙俄则希望德国的势力向长江流域谋求发展，加深英德之间的矛盾。德国考虑到它本国东部边境的安全，不愿意得罪沙俄，而对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长江流域又垂涎三尺，企图乘机插足，与英国分享该地区的利权。7月下旬，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曾经表示，希望把长江流域的一切军事行动单独保留给英国。德国政府获悉后，立即表示反对，要求共同保护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张由联军各国共同监视停泊在长江的清朝军舰。英德两国的关系一度紧张起来。8月下旬，英王储访问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时强调：“长江流域在平等条件下对各国开放，不论对英国或德国，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则。”（《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英国感到自己无力独占长江流域，被迫同意德国的主张。于是，双方开始就达成一项协议问题进行谈判。在德国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仅提及维持长江流域的自由开放，其目的是要保证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使这一协定解释为针对俄国。”（《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一15、31、48、12、69、197、208、209页。）英国对这个草案提出了修正案，主张把维护长江流域的自由开放这一原则扩大到中国沿江和沿海各个口岸，其中包括满洲在内。双方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菲尔德向索尔兹伯理指出：“我看不出英国从这条条文上能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可得。满洲的贸易一则比较不重要，再则我们也不能真正相信俄国会让旁人轻易地将它赶出满洲。扬子（江）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它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对欧洲贸易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4—15、31、48、12、69、197、208、209页。）索尔兹伯理在答复中否认英国怀有任何损害俄国利益的意图，认为满洲沿海口岸早已开放对外通商，英国修正案中所说的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口岸的原则只涉及黑龙江的几个港口，如果德国有不同的意见，他准备将黑龙江的口岸作为一个例外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0月16日签订了《英德协定》，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国沿江和沿海各口岸，对所有国家臣民的贸易以及一切其他合法经济活动，都应保持自由开放，不应有所差别，此乃各国共同永久的利益；两国政府方面同意在其势力所及的所有中国领土内维护此项原则。”（《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0年），第1件附录。）这项条款虽然是按照英国的意图写成的，但德国方面声明该协定不适用于满洲。英德两国通过条约的形式，重新肯定了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获得了其他列强的赞同，暂时缓和了它们在长城以南地区的矛盾。

　　三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不立即与清政府开始议和，反而千方百计地拖延谈判。28日，英国公使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理说：“据我看来，拖延谈判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因为在若干时间内不可能终于缔订一个总的和约。”（《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254件。）这时，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正准备启程来华，大肆叫嚷要为被杀的德国公使“复仇”。德皇威廉二世更肆无忌惮地说：“在最近之将来，不是外交而是武力来决定一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92、90、126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清政府已先后任命李鸿章和奕□为议和全权大臣，但议和谈判是不可能迅速举行的。

　　从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到10月4日法国提出议和谈判基础的五十天内，帝国主义列强在下述两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是关于是否撤退驻京使馆和占领军的问题；二是关于是否承认李鸿章的议和全权大臣资格问题。

　　8月25日，沙俄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通知各该国政府说：由于清政府已经撤离北京，俄国政府“拟将其公使四等文官格尔思及所有使馆人员召至天津；俄国军队将伴送他们到上述地点。”（《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5页，注五、233、239页。）沙俄的这项通知，显然是故作姿态，表示支持清政府早日返回北京恢复其统治地位，借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以便签订一项有关东北的协定，实现它长期控制东北的野心。法国是沙俄的盟国，不得不表示支持，驻华公使毕盛奉命与俄国公使及将领协商后，偕同使馆人员和法国军队尽快离开北京。（《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322件。）事实上，当俄国使馆撤往天津时，法国使馆及法军并没有一同撤出北京。

　　沙俄提出上述通知后，除法国之外，几乎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香港商会致电英国外交部说：“在建立适当的政府以及惩罚犯罪的官员之前，香港商会真诚地拥护联军留驻北京。提前撤军对外国人在整个中国的威信具有最严重的影响。”（《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304件。）英国公使窦纳乐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英国政府对沙俄的通知作了拒绝的答复。

　　德、奥、意等国均反对自北京撤军的建议，特别是德国对沙俄加以冷讽热嘲，说它把自己扮演成“追求中国宠爱的情人”。（《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92、90、126页。）日本政府接到沙俄的通知后，虽然宣布“打算召回在战术上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那部分部队，或是超过了实际需要的那部分部队”，但是，它声明：“由于日本靠近华北，如果需要再度派遣部队，对它说来将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日本政府对他们采取的措施不会引起不良结果一事感到放心。”（《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307件。）由于当时没有一个政府表示无条件地接受沙俄的意见，所以沙俄被迫放弃原议。俄使格尔思于10月9日奉命由天津返回北京，参加列强关于议和的预备谈判。

　　清政府企图依靠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出面办理对外投降交涉。7月8日，李鸿章被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8月7日，清政府又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催促他迅速北上。李鸿章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后，便观望不前，留在上海等候局势的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是清政府中著名的亲俄派首领，1896年的中俄密约就是他经手签订的。因此，沙俄很愿意由李鸿章充任谈判的对手，认为他的全权是充分的和有效的。驻大沽的联军各国舰队司令曾开会决定，“如果李鸿章抵达大沽，应不许他与陆上有任何连络”，俄国舰队司令当场表示反对，但遭到否决。8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通知其他国家，要求撤销上述决定。美国政府表示赞成俄国的意见，认为应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92、90、126页。）

　　德国坚决反对承认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批评沙俄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迅速的和平”、“腐烂的和平”。威廉二世说：“我们必须创造保障使我们的商人与教士将来能安全地执行他们的职务，但当北京在骚动中，及中国政府——如果它尚存在着的话——接触不到的时候，现在应怎样创造这些保障呢？因此，和平谈判，尤其是与李鸿章谈判，是过早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92、90、126页。）他甚至企图当李鸿章离开上海北上的时候，设法逮捕李鸿章“作为一个宝贵的人质。”（《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92、90、126页。）日本对我国东北怀有野心，不愿让沙俄独占东北的权益，所以也曾经一度拒绝李鸿章为谈判代表。

　　英国政府对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问题犹豫不决。它一方面担心李鸿章一头栽入沙俄的怀抱，使英俄两国在华势力的对比发生不利于英国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害怕如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势必有拖垮清政府的危险，这也是违背英国在华利益的。8月23日，索尔兹伯理通知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说：关于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问题，英国政府暂时“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238件。）可见这时它仍然举棋不定，采取了观望态度。后来，它被迫步步退让。9月27日，索尔兹伯理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说：“如果庆亲王和李鸿章的权力被认为是充分的，而且有此明确的谅解，即谈判纯粹是为了准备供各国政府的参考，那么，授权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与他们开始谈判。”（《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396件。）虽然英国政府仍做了一些保留，但它事实上已承认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了。

　　四

　　1900年10月4日，法国政府向其他列强提出一项照会，建议以六项条款作为对清政府进行谈判的基础。这六项条款的内容是：（一）严惩祸首；（二）禁止军火入口；（三）赔偿损失；（四）使馆驻兵；（五）拆除大沽炮台；（六）联军占领大沽至天津之间的二、三处地方，以保持北京至沿海的联系畅通无阻。各国基本上同意上述六款内容，但提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16日，法国政府再度向各国提出照会，声明“所有国家都坚决支持法国照会中所提出的原则。引起某些政府方面提出说明的那些问题，可以在谈判过程中由各国之间或它们驻北京公使之间进行讨论，并且为了更迅速地达到共同的目的起见，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修改。”（《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1年），第66、258、138件。）

　　10月和11月间，北京外交团举行了多次会议，对法国的建议进行具体的补充和修改，其中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扩大惩办祸首的范围。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各国公使同意向清政府要求：除了处决那些对直接攻击各国使馆负有责任的王大臣之外，对各省犯有杀害外国人罪行的官员也应处以死刑。他们还强调：董福祥和毓贤应包括在罪犯名单之内。

　　（二）清朝地方官员负有镇压人民群众排外活动的责任。这项条款是10月31日的会议上由美国公使提出的，获得一致赞同。

　　（三）修改通商行船条约，并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有关商务利益的重要问题。这项建议是英国新任公使萨道义在11月5日的会议上提出的。俄国公使格尔思表示反对，认为“贸易问题不属于目前谈判的范围之内。”萨道义答复说：“据我看来，各全权代表有权在照会中包含一项想促进贸易利益的条款，因为这种利益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1年），第66、258、138件。）英俄双方相持不下，结果付诸表决，奥、比、德、意、日、美等国使节投赞成票，俄法两国使节投反对票。英国的建议获得通过。

　　（四）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建议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为了保证支付赔款及借款利息，应按照各全权代表所指出的那些原则采取财政措施。”（《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1年），第66、258、138件。）俄法两国使节表示反对，奥、比、德、意、美、英等国使节表示将向各该国政府建议予以采纳。

　　法国最初提出的六款建议，在外交团会议上被扩充为十二款，由奥、意、法三国使馆秘书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前言”，以共同照会的形式提交清朝全权大臣，这就是所谓“议和大纲”的由来。12月24日，担任外交团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该大纲面交奕□（李鸿章因病未出席），要求把它转交清政府，并迅速提出答复。清政府接到议和大纲后，不易一字地立即批准。

　　从1900年12月27日清政府批准议和大纲起，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为止，在这九个多月的时间内，帝国主义列强为拟订辛丑条约的细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惩凶和赔款这两个问题上。

　　关于惩凶的问题，基本上以英德两国为一方，主张扩大罪犯名单，并严加惩办；以俄、美、日等国为另一方，主张缩减罪犯名单，并从轻处理。早在1900年8月28日，英国公使窦纳乐便曾电告索尔兹伯理说：“惩罚那些在最近反对外国人的骚乱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对将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除非对那些人加以严厉惩罚，……目前危机的重演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901年），第254件。）这段话反映了英国官方对惩凶问题的立场。英国的目的，显然是企图削弱沙俄对清政府的影响，借惩凶的机会扶植一批亲英的官僚上台。9月17日，德国向其他列强发出通知，要求清政府交出祸首作为“进行外交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英、德等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于9月25日发布“上谕”，宣布载漪、载勋、载澜，载濂、载滢、溥静、英年、刚毅、赵舒翘等九人“纵庇拳匪，启衅友邦”，著革去他们的爵职或差事，交有关衙门议处。这道“上谕”并没有满足英、德等国的要求。惩办祸首的名单中是否应包括那拉氏在内？这是列强在惩凶问题上必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德国一度想惩办那拉氏，但英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还是以维持那拉氏的统治地位为宜，避免引起更大的动乱或造成瓜分的局面，从而影响英国在华的利益。索尔兹伯理在对德国驻英大使的谈话中，明白表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89、291、87、94、91一92、90、126页。）亲英派官僚两湖总督张之洞曾出面为那拉氏辩解，对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说：那拉氏“在掌权的三十年间，从来没有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表现出任何敌意。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宫廷中欢迎外国新发明的东西，并且试图与外国妇女发生友好关系。”张之洞还强调说：“由于皇帝是太后陛下的嗣子，而且由于中国的政治依赖孝顺的原则，如果皇帝陛下容许他的母亲遭受耻辱，那么，他就无面目见他的臣民或获得他们的忠顺。”（《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五号（1901年），第66、258、138件。）张之洞的这番话很受英国官方人士的重视和赞赏。

　　帝国主义列强虽然都同意维持那拉氏的统治地位，但对如何惩办其他祸首仍存在着严重分歧。英国主张对1900年12月24日联合照会中所列举的罪犯一律处以死刑，获得了法、德、奥、意等国的支持，但“由于俄、日、美等国拒绝要求对端王（载漪）、澜公（载澜）及董福祥等人处以死刑，从而妨碍了达成一致意见。”（《英国蓝皮书》，中国第六号（1901年），第54件。）1901年2月5日，外交团举行会议，商讨惩凶问题。法国公使毕盛声称，他已收到本国政府的训令，不继续要求对载漪和载澜处以死刑。因此，他倒向了俄、美、日三国一边，而英、德、奥、意等四国仍然坚持原议，形成了四对四的僵局。毕盛鉴于这种情况，主张谋求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德国公使穆默虽然支持英国的主张，但他认为，由于日、美两国反对该项要求，所以“实现该要求的最适当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英国蓝皮书》，中国第六号（1901年），第55件。）英国公使萨道义被迫让步，几经磋商，各国公使同意采纳下述条款：“关于端王，应判为斩监候。如果作了这个判决之后，皇帝立即认为应赦免他的性命，端王应遣往新疆，永远在该处监禁，以后无任何可能减免对他的这项判决。”（《英国蓝皮书》，中国第六号（1901年），第233件。）对于载澜，外交团通过了同样的条款。对于英年、赵舒翘、毓贤等人，外交团要求予以斩首。对于其他祸首，外交团也分别作出了决议。2月2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接受列强关于惩凶的全部要求，仅把对英年和赵舒翘两人的刑罚由斩首改为“赐令自尽”。（《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67页。）后来，辛丑条约第二款及附件四、五、六中关于惩凶的规定，就是根据2月5日外交团的决议及2月21日的“上谕”写成的。

　　赔款问题是列强相互之间矛盾最为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一般说来，俄、德等国主张最大限度地向中国勒索赔款，沙俄企图将赔款用来弥补国库空虚及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工程，德国准备用来扩建海军作为重新分割世界的工具。英、美、日等国则主张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应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避免过度损害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以保护它们在华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无论是哪个集团，它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吸血鬼，只不过在吸血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确定赔款的总额、担保及偿付方式等问题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都发生了严重争执，几乎使会议陷于决裂。沙俄主张由各国调查自己的赔款要求，并且分别向中国提出，反对任命一个混合委员会对各国赔款要求进行审查。至于偿付赔款的办法，它认为中国可以举借外债，由列强共同担保。它还和德、法等国一起，主张将中国的进口税增加到从价值百抽十，以偿付对各国的赔款。（《英国蓝皮书》，中国第六号（1901年），第3、84、101、209件；中国第一号（1902年），第14、34件。）英、美等国反对由各国分别提出赔款要求，主张先确定各国赔款要求总额，然后决定应向中国要求多少款项以及如何进行分配。英国和日本还反对将中国进口税提高到从价值百抽五以上，认为如不废除厘金，便不应增加进口税。（《英国蓝皮书》，中国第六号（1901年），第3、84、101、209件；中国第一号（1902年），第14、34件。）

　　3月22日，由英、德、法、日等四国公使组成一个所谓赔款委员会，负责考虑关于中国偿付赔款的财源问题。24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邀请一批“中国通”提供关于中国财源方面的情报，其中包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科第等。他们都提出了意见书，而且英、德、日三国公使分别提出了备忘录，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能偿付总额达五千万或六千万英镑的赔款要求。赫德的意见书最为详尽，主张赔款分年摊付，以海关、盐厘、常关作抵，关税提高到切实值百抽五，等等，这些意见被所有国家采纳。后来辛丑条约中关于赔款问题的规定，基本上是根据赫德的意见而来的。（关于赔款问题，可参阅丁名楠同志的两篇论文：《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及《庚子赔款——一幅帝国主义争赃图》，均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一书内．）

　　总起来说，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虽有所缓和，但日俄两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争夺却日益加剧，后来终于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重新划分了它们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过去，有些论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形成了以英、美、日为一方和以俄、法、德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集团。实际上，这个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英俄始终是侵略中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它们都怀有称霸东亚、独占中国的野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激化。法国是沙俄在欧洲的盟国，为了维护俄法同盟起见，它往往支持沙俄的侵华活动。英国企图利用日本阻止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日本也很想依靠英国的支持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英日两国正酝酿着缔结同盟。因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俄法结成一伙和英日结成另一伙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至于德、美两国的态度，则不是十分固定的，例如：在惩凶问题上，德国支持英国，美国则支持沙俄，而在赔款问题上，情况又颠倒过来，德国支持沙俄，美国则支持英国。总之，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既有勾结，又有斗争，我们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把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截然划分为两大集团的论点，显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们实现瓜分中国的阴谋，使它们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以避免相互之间的火并。有些论者强调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完全否认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则未必是妥当的。

（文章来源：《山东师院学报》198005，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