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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平定三藩及其善后措施
作者:李尚英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12-28  点击量: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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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爆发的三藩之乱,首尾长达八年,波及全国广大地区,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本文拟对这一事件做一些探索和评价。

 

一、 三藩之乱及其平定

 

明清之际,明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和吴三桂,趁明皇朝土崩瓦解之机,各率所部先后降清,均被封为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之孙耿精忠1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1662,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2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到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迅速发展。康熙帝本人对三藩“包藏祸心,久蓄不轨”3的阴谋极为关注,“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4。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禁止各藩王“家下商人各省贸易”5,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政府身上的毒瘤列入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上书康熙,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除。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康熙皆允其请。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耿精忠、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陕西提督及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变乱的营垒。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这里有必要对于三藩拥有的兵额问题加以探讨。

以往有关著述大多认为三藩兵力总数约有10万,还有的认为只吴三桂就拥有7万人。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精确。

史载,耿、尚二藩各有按旗兵编制的十五佐领,绿营兵六千余人。吴藩有按旗兵编制的五十三佐领,绿营兵有“四镇十营”6。按:三藩藩属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吴藩的“十营”,每营有兵1200人,共12000人;“四镇”,每镇有步战兵、守兵2400人。共9600人。7

兹将三藩兵额列表于下单位:人

 

 

旗兵编制

绿营兵

   

吴三桂

10600

21600 

32200

尚可喜

3000 

6000

9000 

耿精忠

3000 

6000

9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三藩总的兵额应是5020032200+9000+9000。如果再加上参加三藩之乱的孙延龄部30008,也不会超过55000人。

三藩还有众多的丁口。如果按五丁出一甲计算,吴藩有53000人,尚、耿二藩和孙延龄部各有15000人。总数约10万人。丁口和兵额合在一起,三藩部属总在十五六万人以上。

必须指出,以上仅是按清朝定制计算的。实际上,三藩额外编制的兵马数目一定不少。

虽然三藩的固定兵额只及清朝总兵力的八分之一9,但是在三藩变乱后,加上响应者的兵力,总数大大超过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10。这就成为战争初期三藩军队来势汹汹、清军战略保守如只在荆州——岳州一带防御吴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面对三藩的变乱,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停撤尚、耿二藩,对“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无知被惑”,表白“朕之待尔,始终不渝,必不食言”11。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兖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清。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吴三桂诱引下反清,占据平凉,与进攻四川的吴将王屏藩相呼应。这样,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在数月之间全为吴军控制。

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次于澧即阻江而守,下令诸将曰:‘毋得进兵12,企图压迫康熙和谈。但是,康熙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首先,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其次,在几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于康熙十五年进军平凉,迫王投降,并使王屏藩失去声援而逃往汉中。第三,在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从而即使多尔济“不助吴逆”,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归故巢”13。这样,清廷就大体上平定了陕甘,以致吴三桂串通西北汉籍将领、煽动蒙古叛乱,从侧面进攻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

 耿精忠变乱后,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使清“粤东十郡竟失其四”14。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降清,福建为清军收复。广西将军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讧,为三桂擒杀。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

康熙十五年四月,当吴将马雄进逼广州时,尚可喜子尚之信挟持其父叛清。康熙十六年五月,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尚之信走投无路而降清。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广东的援助之后,其势已只余云、贵、四川和湖南四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致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气绝而死。十八年初,清军先后攻占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活捉,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胜利。

 

二、 三藩之乱的性质

 

以往史学界对三藩之乱众说纷纭,或者认为它是一场“清廷与其‘老牌奴才’之间的‘大火并’”,或者认为它是明清之际民族矛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需要对三藩之乱的性质再做一些分析和考察。

三藩在变乱后发布的檄文中,指斥清朝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中国冠裳”15,声称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16,这正是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顺治十八年清政权统一大陆后,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普遍存在;阶级矛盾这时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继续存在。因此,当吴三桂刚一举起反清旗帜,明皇室以及郑经集团、部分汉宫、汉兵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做出反应。

首先看明皇室、遗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清斗争。他们自清朝定都北京后就一直图谋恢复“大明”江山。吴三桂反清的消息一传出,他们即纷纷响应。如:福建朱统铝“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17;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占据台湾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18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著名学者顾炎武赋诗称吴氏起兵为“碧鸡竟长鸣”,并因归庄早逝而惋惜道:“悲哉君不闻”19,流露出惊喜交集之情。

其次看农民、奴仆的反清斗争。三藩之乱发生后,江西的农民和京师的佃户、奴仆进行了反清起义。据史载,江西“山寇”迭起,袁州府无地无户籍的农民与耿精忠部相联结,“乘机窃发,斩竿竖旗”20,打击了清的统治。爆发于京师的杨起隆起义,虽然打的是复明的旗号,实质上却是一次旗下奴仆、佃户要求人身解放、反抗清朝统治的正义斗争。起义前,以质子身分长期住在北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联络京师地区的白莲教首杨起隆,利用旗下主仆、主佃的矛盾,组织反清队伍,并定于康熙十三年元旦时“喊杀入朝”。当吴三桂反清的消息传到京师时,杨起隆利用“京师汹汹”21之机,诈充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奴仆、佃户“千人”22,号称“中兴官兵”23,提前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起义。只是由于计划的预先泄露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当晚即告失败。

再次看汉官、汉兵的反清斗争。清政权把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对汉族官吏、士兵采取民族歧视态度,因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当三藩起兵反清时,贵州、四川的巡抚和提督,广西、陕西的提督以及湖南等省的绿营官兵等,就纷起响应。康熙十三年,湖北襄阳总兵、郧阳副将反清后,还“遣使告经,仍用南明永历正朔”24

此外,三藩举起反清旗帜后,四川的几个土司、苗民、察哈尔蒙古布尔尼、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少数民族也相继响应。

上述阶层、民族人士的反清斗争,虽然都受到三藩“兴明讨虏”的影响,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必须指出,他们主要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进行反清斗争的,因而已远远超出了三藩反清的范围,具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性质。我们还应看到,三藩以复明为号召,实际并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无大反应;江南、西南的响应者则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在广大的人民、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25。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这时也察觉出吴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康熙十五年,他在发动对耿精忠的战争时,指责吴、耿说:“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26。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为维护割据局面而进行的反清变乱,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事实上,三藩在变乱前就是一股危害国家利益的反动势力。

政治上,三藩独霸一方,割据称雄。

三藩名义上隶属清廷,实际上自行其是。他们将自己所控制地区的省城大小衙门悉占为私第,而把清廷委派的官吏驱之城外,僦居关厢。他们广泛收罗党羽,不仅令清朝知县以上的官吏皆投身藩下,而且“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兵也。’”27他们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吴三桂“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28。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满天下”29。他们还拉拢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吴三桂通过在四川“交通彝人”,与西藏互市北胜州和每年遣人至藏熬茶,将少数民族土司封为总兵、游击等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削弱清廷势力。

军事上,三藩寻衅边陲,扩张势力。

吴三桂留镇云南后就不断“构衅苗蛮,借端用兵不休”30,既以此作为“自固之策”,又借机扩张势力。如他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后,即占领了水西地区。

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

l.霸占田土。吴三桂留镇云南伊始,即以霸占田土为其首务。他霸占了南明永历帝在五华山的宫殿,并不断增修,使其备极壮丽;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700顷庄田全部据为已有,作为藩庄,同时又在昆明300里内圈占田地,作为刍牧之场,以致整个云南地区“平西吴氏勋庄碁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31;他还通过江苏巡抚为其婿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32。尚可喜、耿精忠也分别在广东、福建拼命吞并田土。如广东海州、花山一带就有尚可喜父子擅自立的“王庄”33

2.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税。吴三桂在云南霸占了大片田土后,就把各族农民变为他的佃农,恢复沐氏统治时期苛重的租赋:“每亩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较民赋之每亩三四合至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则十数倍矣”。而“各庄额载子粒,原系折色银两。白吴逆暴敛,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34。租赋之外,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税收。“滇南道路险远,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吴逆时,游棍夤充税官,市棍夤充巡役,物无大小,地无远近,或一地而两税,或二三十里一税,到处搜求,甚于截劫。”35福建农民在耿精忠的统治下处境也非常凄惨:“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36

3.任意把持和掠取当地资源。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37,而且“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38。一些商人还依仗吴三桂明目张胆地贩卖清政府禁运之物,如关东的人参、四川的黄连等。广东在尚、耿二藩同驻的30余年间,“凡米谷、鱼盐、芻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小民朘削”39。后耿藩移驻福建,尚藩遂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更加肆无忌惮地“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各自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40。耿精忠在福建也同样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41

三藩的上述种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这说明,在三藩之乱初期,尽管由于一些阶层、民族人士的参加,使变乱带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性质,但究其实质却是一场分裂割据与维护统一的斗争。

 

三、     康熙平定三藩的善后措施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使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以巩固和不断强大。

第一,清廷统治权力的集中和加强。

首先,军队编制得到划一。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政府对各藩及参加变乱的部队进行了妥善安置: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名曰台尼堪”42。王辅臣死后,其部队全被裁掉43。察哈尔布尔尼叛乱被平息后,其党附各部落于义州、锦州等地安插44。与三藩通谋之人如陈梦雷、田起蚊等俱从宽免死,发给披甲新满洲为奴45。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尚之信弟之孝等家下所属壮丁,则分别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蓝旗汉军旗下46。清政府还于荆州、福州、广州增设八旗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以增强统治力量。

其次,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整肃。三藩之乱平定后,三藩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即被废止。康熙十九年,康熙指出:坐名题补“乃一时仓卒奏请,往往不能尽当……徒误地方”,下令“此后坐名题补各员概为停止,吏部仍照例铨补”。康熙二十年,康熙又传谕九卿詹事科道说:必须从公保举官吏,“不可以同年同乡亲党徇情私保,即督抚所举不当,亦著指陈勿隐”47。从此,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

划一军队编制和整肃官吏任免,使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得到集中和加强。

第二,废除三藩之虐政。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即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具体措施是:凡是三藩私自征收的赋税一概禁革,“悉照经制额税征收”48;取消三藩掠取地方的一切政令;将吴三桂占夺的沐氏勋庄田地变价归并附近州县,“照民粮起科”49;将尚藩在广东所占田庐、店舍一一给还于民,其每年征收的数百万“私市私税”“尽充国赋,以济军需”50。另外,清政府还将尚藩遗孽在三藩乱后犹擅取的盐铁重利“厘剔甦民”51。这就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的残破局面开始好转。

第三,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

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很大的震动。康熙认识到:“当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52由此,他认真地总结了明朝覆亡和三藩变乱的教训,指出:“朕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从而得出了“久乱之民思治”53和“恤兵养民”54的结论,并进一步釆取了以下措施:

1.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将清初制定的圈地、逮捕逃人、迁海等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法令予以废除或放宽。如,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开放海禁;二十四年在全国最终停止圈地;二十五年前后松弛了“逃人法”,三十八年裁除督捕衙门,使延续60余年的大规模的“逃人事件”进入尾声。这就使全国的社会秩序渐趋平稳,民族矛盾更趋和缓。

康熙二十年初,在清军直捣吴三桂的老巢昆明、稳操胜券的形势下,康熙于四月出巡喜峰口外,在原属喀喇沁旗和翁牛特旗的牧地内划地为界,设置了“木兰围场”,兴建行宫,以此联络蒙古各部,使之“咸备藩卫,世笃忠贞”55,从而震慑了分裂势力。这也是康熙尽力缓和民族矛盾、尤其是改善满蒙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

2.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

康熙在平定三藩后,对兵燹之区采取了下列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多次下令蠲免钱粮,如将湖南和湖北的康熙十三至十七年“近贼地方额赋”、云南的康熙二十年之夏粮全部免掉;招抚流亡,对回乡的农民贷以生产工具、耕牛、种子;奖励垦荒,对于三藩之乱中大量荒芜的土地采取“招补开垦”的办法,并对荒缺过多的地区暂时“开除额赋”56;兴修水利和疏通被堵塞的河道,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东南、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康熙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中,他尤为重视的,莫过于治理黄河了。

明末清初,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乱,黄河流域水患不息,给河南、山东、安徽、江南等地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不但严重影响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清廷至关重要的漕粮运输。因此,康熙十六年,即在三藩战事犹酣的情况下,康熙即命令靳辅治理黄河。三藩之乱的平定,更为康熙腾出手来处理河务创造了条件。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康熙进行了六次南巡,其中虽有安抚民心、优容文人之目的,但主要还是为了治河。康熙在南巡中,亲自调查研究,勘察河工现场,制定了一套治河的规划。经过广大河工的长期辛勤努力,治河大见成效,此后黄河20年无大患。黄河的安澜,就使清政府得以在新涸出的土地上招民开垦,发展生产,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上述政策、措施的实行,使整个社会生产很快从战争造成的衰敝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九年1670全国耕地为520多万顷,人丁为1900多万;康熙末年耕地达850万顷,接近了明代的最高水平,乾隆初年人口激增至14亿。这都表明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活跃。因此,在康熙统治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注释:

 

1、顺治年间,耿仲明在南下途中,因隐匿逃人事发自缢而死,其爵由子继茂承袭。后继茂死,子精忠袭爵。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被农民军围困于桂林,自杀而死。虽无子承袭,其爵被除,但其部属由他的女婿孙延龄统辖。

2、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3、章梫:《康熙政要》卷十四,《杜奸邪》。

4、《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

5、《清圣祖实录》卷三0,康熙八年六月壬申。

6、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夏四月甲辰;《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7、乾隆《云南通志》卷十六,《兵防》。

8、《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一,康熙十八年五月丁未。按:孙延龄部是三藩之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故应计入三藩兵额及所属丁口。

9、清朝的军队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据一些清史研究者的估计,清廷定都北京后,八旗兵的总数在20万人左右;绿营兵在顺治十六年时“几六十万”,后清廷裁减三分之二,只剩20余万《清史稿》卷二四     四,《林起龙传》。这样,在康熙初年,清军总数估计约有40万人。

10、藩变乱发生后,双方兵力虽无确切统计,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了解一个梗概。如吴三桂只在长沙、萍乡等处部署的军队就有73万人,吴将王屏藩进攻丙北的兵力有2万人以上,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叛清后,在平凉咽喉之地的虎山墩就部署了万余人抗拒清军;耿精忠反清后,他的部下拥有的兵力是:徐尚朝有“马步贼五万”,程风有7万人,郭应辅约有8万人;尚之信反清后,  “广东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仅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可知变乱者的兵力不少于四五十万人。

清军虽有四十万人,但除去镇守京师的11万人以及盛京和山东、山西、西北等地的军队外,用于平乱的兵力所剩无多。因此,在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只调遣了7万满洲八旗、察哈尔、科尔沁的兵马赴荆州、岳州防御吴军;增派l万名军队分赴浙江杭州、福建,加上福建原来驻扎的3.4万清军,可知与耿军作战的清军总数不会多于5万人分见《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四八、五0、五二、五三、五六、五八,《清史稿》卷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如果加上清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的绿营兵,那么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估计也只有十五六万人。

11、《清康熙十年至十八年上谕选载》,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2、唐甄:《潜书·两权》。

13、《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1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八,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癸酉。

15、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卷下。

16、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17、《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九,康熙十六年冬十月丁未。

18、《闽海纪要》卷下。

19、《亭林诗集》卷四,《哭归高士》。

20、康熙《宜春县志》卷六,《户口》。

22、佚名:《松下杂抄》卷上,录黄百家《耳逆草》。

23、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24、《清史稿》卷二五八,《鄂克逊传》。

24、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五。

25、王钺:《水西纪略》。

26、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27、《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28、刘健:《庭闻录》卷四,《开藩专制》。

29、《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30、《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31、《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32、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

33、雍正《广东通志》卷六十二,《艺文四》。

34、《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35、《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36、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37、《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38、《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39、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二,《王光祖传》。

40、《广东通志》卷六十二,《艺文四》。

41、《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

42、光绪《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

43、《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七,康熙二十年九月丁卯。

4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七,康熙十四年九月戊申。

45、谢国桢:《清初东北流人考》。

4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旗分志朘·汉军佐领》。

47、《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五、五十八。

48、《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49、《云南通志》卷十,《田赋》。

50、《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一,康熙十九年秋七月丙戌。

51、《广东通志》卷四十二,《吴兴柞传》。

52、《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南书房记注》。

54、《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55、道光《承德府志》卷首,《诏谕》。

56、《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五,康熙十八年十月庚寅。

   

     (资料来源:《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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