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爆发后，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国内较早响应革命、宣布光复的省份之一。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张文光领导的腾越起义打响了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30日（农历九月初九），革命党人五次秘密会议策划的昆明重九起义发动，一举占领了清朝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总督署，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政治中心的统治。11月2日，滇南重镇临安宣布起义。随着省会、滇西、滇南革命相继取得胜利，其余府厅州县迅速反正，倒向革命阵营，全省大局底定。

　　关于云南辛亥革命的研究，前人有的从人物史的视角出发，探讨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对云南辛亥革命做出的贡献；[1]有的从革命的思想基础入手，分析《云南杂志》[2]，有的从革命的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入手，研究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留学生群体与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3]。综观前人研究，没有解决清末云南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革命”对象、云南辛亥革命的重要一极，缺乏专题研究既是一个缺陷，也将解释不了清朝边疆地方政权是在何种社会背景下迅速垮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拓宽研究视野，转换研究思路，从云南地方统治集团的剖面出发，选取典型个案，揭示清末云南地方统治集团如何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酝酿云南辛亥革命的过程。

一

　　清朝大体建立了一套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州县三级的行政区划体系。与之相应地配套建设了三级地方行政组织，配备了由中央政府选拔、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任用的官员，他们组成一个地方官僚集团，形成紧凑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我们使用术语“地方统治集团”来概称这个群体，使用“督抚——州县体制”来概称这套地方行政体制。地方统治集团代表清朝皇帝统治地方，是中央政令在地方的贯彻者，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各级政区的实际控制者、管理者，也是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利益的分肥对象。地方统治集团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央政府权利高度重合，故具有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体制的天然愿望，对镇压国内各民族任何形式的反清斗争立场高度一致。地方统治集团出于客观需要，又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调整统治策略，因地而治，因俗而治，及时处理辖区内事务，具有一定的事权，表现出一定的地方性特征。督抚——州县体制达到既收归大权于中央、又保留部分权力给地方统治集团的行政目标，是清朝君主专制政体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产物。[4]

　　进入晚清时代，随着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失利，主权遭到侵蚀和破坏，国内相继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陕甘和云南回民起义、会党起义，此起彼伏的各民族反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严重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削弱了中央集权体制。通过镇压起义而崛起的地方督抚扩张事权，逐步取得了一定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造成权力结构重心下移。当然，地方统治集团的权力扩张并没有突破中央集权体制的边界，根据刘广京先生的研究，晚清时代中央政府仍然牢固掌握督抚任免权和监督权，有效控制着督抚手中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5]

　　清末中央政府推行一场自上而下、打着“新政”旗号的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兴学育才、裕财政饷源，整军经武和破除弊政。[6]云南地方统治集团是地方新政的贯彻者、举办者。1904年，云南巡抚林绍年响应清廷裁汰归并内外各项差缺的诏令，自请裁去云南巡抚一缺，建议由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责成愈专，事权归一” [7]，被中央政府采纳，于是改变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同城而治的定制。自此到1911年重九起义，云南省级大吏演变为云贵总督、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云南学政[8]、云南提督和六镇总兵的格局。其中前四员驻守省会，提督驻大理府城，总兵六员分驻省内军事重地临安府城（临元镇）、开化府城（开化镇）、腾越厅城（腾越镇）、鹤庆州城（鹤丽镇）、昭通府城（昭通镇）、普洱府城（普洱镇）。清朝官制历来重文轻武，清末时期绿营兵制走向解体，兵额缩减，营制屡经改变，清政府下令各省仿照欧美、日本军制编练新式陆军，有逐步取代包括绿营在内的旧军的趋势，所以建置在绿营兵制基础上的提督、总兵在地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大为下降。

　　1907年调任云贵总督的锡良（1852——1917），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是清末政坛上一位颇有影响和识见的能臣干吏。《清史稿》称他“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9]锡良上任后，大刀阔斧地在云南推行新政。主要举措有：①编练新军，开办新式军事学校。两年前，锡良的前任丁振铎在云南成立新军编练机构督练处，开始编练新军，共练成新军六营。[10]锡良接办后，在边疆省份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多次奏请中央，多方筹措饷银，予以扩充，并添设炮队、辎重队各一营，新军编制先改为陆军混成协，后成立陆军第十九镇。从省外和留日士官毕业生中选调大批新军军官。鉴于军事人才急缺，锡良开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委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胡景伊兼任总办，将陆军讲武堂办成一所既轮训新军及巡防营的在职军官，又面向省内外招考学生学习军事以储备军官的新式军事学校。[11]锡良还大力整顿处在办学起步阶段的云南陆军小学堂，撤换总办、监督、提调等一班旧式管理人员，选任熟悉军事的胡景伊任总办，学堂原来“纪律散漫，教育松弛”的状况根本改观，变成重视精神教育，纪律整肃，教学严格，学生精神鼓舞奋发，学堂面貌焕然一新。[12]经过一番整顿和革新，改变了云南长期以来军备废弛、缺乏新式枪炮的局面，使云南军队建设和军事教育均走在全国前列。②彻底裁汰云南绿营。云南腹内地区驻扎新军，靠边地区布设巡防队司职边防，开办巡警维持地方治安，完全取代了绿营的职能。原有的绿营几经裁并之后，全省共剩余军官125名，步兵2890名[13]，兵少力单，于战于守均不足恃，而且疲沓成习，徒糜军饷，名存实亡。锡良奏请除保留提督、总兵等数名大员及其亲兵外，其余绿营官兵一律加以裁撤，宣告了云南绿营兵制的消亡。③在全省范围厉行查禁鸦片。锡良上任伊始，在省城成立禁烟总局，调查鸦片吸食人数，勒令公职人员六个月内戒绝鸦片烟，封闭烟馆，禁造烟具，并下令府厅州县设立禁烟分局，照章办理，列入考绩。锡良建议中央政府缩短为期10年的禁烟期限，忧虑时限宽缓，“展转迁延，互相牵制”，则“勇者退而勤者怠”，“终无禁绝之时矣”，[14]主张激发人心，一鼓作气，力破积习，采取严厉、激进的查禁鸦片办法，于年底（1908）彻底查禁鸦片。他采取禁种、禁吸和禁售多管齐下的方针，申令吸食之人限年底前戒断，种植户铲除罂粟苗，改种豆麦，膏商、土栈的鸦片存货销售至年底停止，改营他业。[15]“各省烟禁之严，唯滇为最。”[16]5个月后，他再次奏陈查禁鸦片事宜，对各省禁烟步伐迟缓表示不满，敦促中央政府顺应国际舆论，坚定查禁决心，饬令各省统一加快查禁步伐，一律缩短10年期限为一二年内禁绝。[17]

　　锡良在3年任期中，教育方面，还设立学务公所，编印《教育官报》，改革新式学堂，改建新式校舍；司法方面，在省城创建新式模范监狱；军事方面，办理改编防营为巡防队，厘定营制饷章，筹办新军营房；交通建设方面，从1908年起将随粮认股章程推广全省，筹集滇蜀腾越铁路路款；办理地方自治方面，在省城设立谘议局筹办处，作为地方议会之基础，等等。

　　锡良是清末云南地方统治集团的一类代表，对清王朝竭力效忠，力图振衰起弊，挽救正在动摇的统治。尽管如此，他对清末新政走向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甚至对中央政府的施政错误进行激烈而坦率的批评。宪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宪法基础上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分事权，办理地方自治，与地方统治集团有限分权。但中央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客观上造成地方统治集团面临权力被架空的局面。锡良敦请清廷进行宪政改革，反对中央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他警告说：“朝廷分寄事权于督抚，犹督抚分寄事权于州县，无州县即督抚不能治一省。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咸为赘旒，风气所趋，军民解体。设有缓急，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为患极大。”[18] 准确预见到朝廷政治改革上倒行逆施必将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解体，统治体系分崩离析，地方统治集团与朝廷离心，革命形势高涨，二者综合作用，清政权即面临覆亡的命运。但是他的意见未被朝廷采纳。辛亥年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面前，清朝各级地方政权土崩瓦解。

二

　　1909年初，锡良调往东三省，继任者李经羲是末任云贵总督。李经羲（1860－1923），字仲仙，安徽合肥人。身材瘦小，但“瘦不露骨”，“眼神极足”，言语尖刻，在清廷看来是一位办事认真、从政经验丰富的合适的边疆大吏人选。[19]

　　李经羲任内，云南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更加严重，归纳其施政难题及处置办法有：①云南财政枯竭。新军经费、边防用款是云南财政支出的大宗，缺额巨大。云南向来依靠接受外省协饷来弥补财政亏空，协饷中断，财政无法自立，就只能不断奏请中央政府拨款。1910年3月至9月，李经羲几乎每月都电奏朝廷催饷，并计划向大清银行借款以应急。[20]②兵变和民变此起彼伏。1909年底，滇南马使克边防第三营中、右、后三哨集体兵变，暴露出“滇南军务腐败，把持淆惑，积弊已深”[21]的边疆军务弊病丛生的内幕。随着川滇边务问题的严重，次年，四川省溃兵骚扰滇西北，挟持中甸厅同知，哄抢军械、银两，杀伤多条人命。会党份子活跃，威宁州会党首领李老幺率众攻打昭通府城，陈可培、邓良臣聚众起事，攻陷大姚县城。[22]边地不靖，思茅厅猛遮叭目召康亮连年扰害边地，据险而守，清军受制于烟瘴，进兵迟缓。腾越、陇川边地少数民族暴动[23]等等。③办理新政方面，议修滇蜀、腾越铁路，法国控制的滇越铁路通车后，李经羲提议先修滇桂铁路，以谋牵制。司法改革方面，开办检验学堂，培养法医（仵书），考试法官，在云南省城成立各级审判、监察厅。由于人才匮乏，李经羲先后从省外奏调一班文武职来云南任用，如王广龄、张一鹏、耿葆煃、靳云鹏、夏文炳、王振畿、蔡锷等。④片马危机。1911年初，英军悍然侵占片马，国内舆论闻讯一片哗然，云南地方统治集团感到压力很大。李经羲多次电奏清廷汇报情况，请示办法，一度提议将片马问题提交海牙保和会谋求国际公断。[24]但清政府对外立场软弱，对英军武装侵略按兵不动，告诫李经羲“审时度势，究未便轻启兵端。应由该督饬地方文武妥慎防维，毋任鲁莽偾事。”[25]

　　李经羲深切体会到边疆事务办理棘手，局势发展难以逆料。就职第二年即萌生去意，他奏称自己“才力不继（济），病体难支”，请求罢斥，清廷回应说“该督世受国恩，年力尚强”，予以拒绝，并勉励他“滇边重要，朝廷正资倚任，该督尤当力任其难。”[26]

　　李经羲对朝局相当关切，但是朝廷在宪政改革和召开国会等问题上罔顾社情民意，顽固维护统治集团上层即满族亲贵的核心统治地位，与地方督抚的既有权力格局发生矛盾，在摆脱危局的方案上也因朝堂内外的立场分异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裂痕。清末长期寓居省会昆明、熟谙地方统治集团成员的学者邓之诚（1887—1960）说，李经羲由于请开国会失败而悲观失望，政治态度转趋消极，李“愤于中央集权，亲贵用事，议开国会，屡请不允，益复放废，日唯嗟叹，辛亥变作，一无所备。”[27]其实在昆明重九起义前夜，李经羲还是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加强省城戒备，构筑工事，做了一系列防范，所谓“设法并营退伍，暗收操弹”[28]，他把李烈钧、罗佩金调离云南，裁并李鸿祥所领之七十三标第三营，调防昭通，将谢汝翼撤职，收缴部分新军武器，并准备搜捕革命党人。[29]重九起义发生后，李经羲命令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率领卫队防守总督署，镇统钟麟同、参议靳云鹏抢占五华山，总办唐尔锟防守军械局。在起义官兵的英勇战斗下，至次日午后，地方统治集团的抵抗宣告失败。李经羲说他自杀未遂，躲入民间。11月2日，局势平稳出来露面。起义军要求他出任军政府都督，为其拒绝。他致函蔡锷、李根源，提出三项条件，第一，可杀不可辱；第二，保护家眷回籍；第三，愿意合作。蔡、李二人对他以礼相待，答应全部条件。[30]李经羲提出离滇赴上海养病，10日，被护送出境，抵达香港后，选择逗留下来观望事态发展。

　　李经羲向清政府报告重九起义时，他“力尽援绝，不能挽救”“众寡不敌”[31]，强调客观原因，开脱责任。但清政府显然不能认同，称他“罪有应得”，下令革职查办。[32]李经羲督滇三年，号称“贤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下场不仅清政府不能谅解，连革命党人也有相似的看法，撰文揭露他任内做官捞钱，大肆受贿，卧室内藏有鸦片烟油数十缸，黄金四条，乃接受下属贿赂所得，在同庆丰票号存银4万余两，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奏章文稿请他人捉刀代笔，是一位“滑官吏，伪名士”。[33]在重九起义中的表现尤其令正人君子不齿，认为他出身世族，官至封疆，遭遇革命，应毅然引决，以死报效清政府，存气节；或者率先宣布反正，响应革命。李经羲确是先逃后降，猥琐怯懦，垮台后还贪恋金钱，人格卑鄙到了极点。

　　李经羲是云南地方统治集团的另一种类型，他与起义的新军军官和讲武堂教官熟悉，甚至建立过公情私谊。但新政改革陷入困境，内忧外患愈加深重，个人情谊挡不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无法泯灭反清革命浪潮。地方统治集团中的这类成员抱现实主义立场，阵脚不稳，连思想偏保守的《清史稿》撰述者都认识到，辛亥革命一发生，“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34]但撰述者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倒置，地方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其实是清楚看到大势不可问，才做出或逃或降的选择。云南是边疆省份，统治肌体的末梢，中央王朝控制力本来相对薄弱，武昌起义发生后，声讯不通，道路梗阻，各省自顾不暇，无兵可调，李经羲感到大势已去，不做反扑的努力，也是顺理成章的。云南辛亥革命在他的任上爆发和取得成功，不能不说是清朝专制主义政体走向总崩溃的逻辑结果。

三

　　总督李经羲的末班同僚为布政使世增（？——1911）、提学使叶尔恺（1864——？）、提法使龚心湛。其中世增调任甘肃布政使的诏令已下，但新简布政使、原外务部左丞高而谦未及抵任，故还没有办理交卸手续，留滇等候。龚心湛由临安开广道兼蒙自关道升任云南提法使，重九起义时还未来省接任。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云南，省城风声鹤唳，气氛趋于紧张。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加快了策划起义的步伐。世增向总督李经羲进言防备办法，没有得到重视。幕宾建议世增速办交接脱离险地，被世增以“藩司有守土之责，义不当苟免”一口回绝，并拒绝入法国领事官避难。重九之夜，世增怀抱藩司大印赴总督署，被拒之门外，欲开枪自杀，又被随从阻拦。起义军发现后将他软禁在陆军讲武堂，强迫他出任都督，不从，遭排枪射杀。《辛亥殉难记》称赞他“遇事多持正，性俭约”，为官以诚信待人，遭遇革命，完全可以置身度外，“智巧者处之，何至死？百折不回，甘死如饴，其积诚使然哉！” [35] 却主动选择死亡，道德勇气令人钦佩！

　　1906年，叶尔恺署理云南提学使，后实授。锡良评价他“闳通朴茂，教育热心，规则务取其谨严，趋向必程以正大。” [36]叶上任以来，即查办停课抗议的学生，开除10多人。他思想保守，极端仇视革命，想方设法搞破坏活动，行事简单粗暴，因而树敌多，官声很坏。有的说他“媚上欺下，摧残学界，与地方结怨最深”[37]，李根源说他对云南学界“迭兴大狱”，办理教育并不称职，还怂恿李经羲从贵州募兵钳制革命党人。重九之夜，叶尔恺闻讯即躲藏起来，被讲武堂学生搜出，群情激愤，将他痛打一顿，当场打掉三颗牙齿，场景十分狼狈。李根源知悉后，不念旧恶，出手相救，后递送出境，保全了叶的性命。[38]

　　世增和叶尔恺虽然个性、官声截然不同，却可以归纳为云南地方统治集团的一种类型。他们有科举入仕的经历，受儒学正统思想的熏染久且深，忠实效忠清政府，坚决反对革命，其结局或者成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的殉葬品，或者苟全性命，逃离政治舞台。

四

　　辛亥前夕，云南正规军系统主体由新建陆军和巡防队构成。1904年，云贵总督削去防军、土勇名目，将军队统一整编成巡防队，编为南防、开广边防、江防、普防、西防、铁路六种。其中南防、西防10营，其余4种各5营，每营兵额350人，共40营14000人。[39]从空间分布看，巡防队具有边防军性质，营制、饷章承继绿营兵体制，武器装备训练都比较落后，查缉行旅，缉捕匪盗，绥靖治安，能力尚可，又因驻防岩疆，地广兵单，士气低落，论战斗力则相当一般。故新建陆军能后来居上，超越巡防队，成为清政府倚赖的新式国防力量，新军军官成为云南地方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兵员共计10900余人。[40]云南督练公所督办由云贵总督李经羲兼任，内设总参议1人，靳云鹏，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卫海武备学堂毕业，第三十七协协统王振畿，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李经羲是文官，军队实权掌握在靳、钟、王等人手中，新军军官内部分裂成三大派系：①“北派”，以靳、钟、王三人为代表的上层军官，三人均是山东籍，出身北洋系，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是清政府的忠实党羽，在重九起义战斗中，钟麟同、王振畿被杀，靳云鹏负伤；②“南派”，即湖南、四川等南方外省籍军官，如蔡锷、刘存厚，团体涣散，势力薄弱，他们有的是同盟会员，有的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但同情革命；③“滇派”，云南籍留学生组成，势力居南北两派之间，其中同盟会员占相当大的比例，革命思想活跃。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庾恩旸、韩建铎等新军军官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罗佩金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41] 三派之间泾渭分明，互不相让。“靳、钟、王三人同操重柄，一味徇私，不持大体。钟又粗暴寡识，屡杖辱军官，专横无理，以致军纪废弛，人心解体，滇中革命之起实若辈促之。”[42]新军派系斗争，军官关系不睦，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对新军的控制力。

　　新军军官兼任教官，便利进行革命宣传，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壮大革命力量，进行起义策划活动。辛亥云南起义能够一举成功，全省秩序总体平稳，政权顺利过渡，与中下级新军军官和新式军事学校教官的主体部分支持、参加革命有最密切关系。李经羲事后说：“自鄂、湘、赣、晋变起，粤桂谣言，云南军学界合，党力始大。”[43]云南辛亥革命形势酝酿成熟了。

结论

　　云南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取得胜利，革命少有反复，既有区位因素和革命党人周密策划、指挥得当、英勇战斗的主观努力因素，也是清末政局演进水到渠成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与地方统治集团分权，但中央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试图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客观上造成地方统治集团权力被架空的危险，遭到各种抵制，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在资产阶级革命面前，清朝各级地方政权无还手之力，迅速走向崩溃。

　　锡良编练新军，开办新式军事学校，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完全背离，李经羲弥缝补苴，应对乏术，内外交困局面愈演愈烈，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云南辛亥革命前夜，云南地方统治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虽然大多数成员受到道统和法统的束缚，要他们公开反对清政府、倒向革命阵营很困难，但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观望分子增多，士气低落，前途悲观，与之相反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日益高涨，深得军心、民心。云南辛亥革命发动后，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垂死抵抗，而是意识到大势已去，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愿成为清政府的“殉葬品”，所以云南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地方统治集团拼死相争、大面积流血的惨烈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云南辛亥革命是清政府统治在边疆地区崩溃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