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76名随从人员，他们普遍关心时政且学有专门，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这一群体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并且取得功名者并不排斥接受新式教育，非科举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展示出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呈现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也展示出科举废除前相当数量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倾向已趋于多样化。上述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停废、新式教育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政改革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使命感。由于随从人员处在新旧知识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学力水平存在诸多不足，清末宪政改革面临的人才困境于此可见一斑。
关键词：五大臣出洋 新政 科举 随从人员 人才结构
自戊戌时期废八股、改试策论到新政时期分科递减以至科举最终废除，清末科举停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读书人在这一时期如何进行教育选择，观念有何转向，人才结构在科举废除前呈现何种状态，仍有必要进行更细致的实证研究。①1905—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的76名随从人员，大部分在25—40岁之间，他们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本文试图从个案角度分析该随从人员群体的选拔经过、教育背景、入选心态以及归国任用等情况，展示科举废除前读书人的教育选择、观念倾向，进而概括当时的新政人才结构状况。②
一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派遣载泽等随带人员出洋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国宪政，为清政府能否乃至如何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展示出清政府追求宪政的努力。国人对此“罔不欢欣鼓舞，佥谓将举行宪政”③，考察团人选受到舆论密切关注。关于随从人员的选拔过程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仅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考察政治大臣(简称“考政大臣”)负责随从人员的选拔，他们“环顾中外，甄采矜慎，各举所知，无敢以夤缘进者”④，对于各界保荐人员，“非素有政学资格之员不能滥竽请托”⑤，据笔者所见，自请随同考察者则并未获准。⑥其二，1905年9月24日考察团遭吴樾炸弹袭击，有研究指出，事后不少随从人员退出考察团主要是因为“看到出洋的危险”。⑦但也要注意到“随员各以人系”⑧，炸弹案后尚其亨、李盛铎取代徐世昌、绍英，徐、绍前选部分随从人员因此退出，如朱宝奎、程璧光因徐不再出行而退出。⑨亦有其他原因退出者，如萨荫图因受伤过重，金还为盛京将军赵尔巽临时奏调，南昌府知府沈曾植则需回任销差，将来主持编译考察团带回的书籍。⑩其三，总的看，舆论对素有声誉者加入考察团至为欢欣。《大陆》称此次选拔“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并意识到这与考政大臣的努力密不可分，“有亲临其寓邀请再四始得者”。(11)
见于考政大臣所记的历次奏调、咨调随从人员共65人，因故不能出行14人。最终入选随从人员共76人，25人不见于历次选拔名单，属于临时咨调。具体如下：
8月28日，考政大臣会同奏调40人。京官20人：周树模、刘彭年、邓邦述、关冕钧、唐宝锷、熊希龄、麦鸿钧、杨道霖、柏锐、钱承
、王伊、龙建章、关赓麟、李焜瀛、陆宗舆、
；外官17人：王丰镐、温秉忠、刘若曾、施肇基、伍光建、关景贤、曹复赓、陈琪、岳昭燏、田吴炤、刘恩源、
；军事人员3人：姚广顺、舒清阿、
。标下划线者12人最终未能成行。稍后又陆续奏调8人：光裕、潘睦先、朱纶、陈毅、罗良鉴、恒晋、金焕章、唐文源。该8人全部加入戴鸿慈、端方考察团。
吴樾案后随从人员多有更动，11月23日，考政大臣会同奏调17人：左秉隆、吴宗濂、严璩、陈恩焘、钱恂、冯国勋、段庆熙(前调段书云之子)、戢翼翚、杨寿楠、夏曾佑、姚鹏图、刘钟琳、冯祥光、管尚平、世善、李经畬、赵从蕃。其中世善、李经畬最终未能成行，除冯祥光、管尚平加入戴、端考察团，余加入载泽考察团。
入选随从人员情况见表1、表2(各省随同派往考察者此处不计)。
就区域分布而言，随从人员散布于13个省份，集中于江苏、直隶、广东、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福建、安徽、江西、广西、河南、四川、云南等省亦有分布，但新疆、甘肃、陕西、奉天、黑龙江等偏远地区则无。这种分布状况，凸显了科举教育及新式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参见表3：
下面，对随从人员的教育背景、出洋前职任以及加入考察团的心态做一分析。
第一，随从人员教育背景。
(1)留学教育背景。载泽考察团确认具有留学背景者12人，占随从人员的27.91％，广东、福建各3人，江苏、直隶、浙江、湖北、湖南及旗籍各1人。戴、端考察团确认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12人，占随从人员的36.36％，广东5人、浙江3人、江苏2人、湖北及旗籍各1人。具有留学背景者占到随从人员的近1/3。具体来看，唐元湛、温秉忠为1873年派出的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1886年派出的首批官派留欧生，戢翼翚、唐宝锷为1896年派出的首批留日生，柏锐为同文馆1899年派出的第二届留英生，舒清阿为1901年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二批留学生。遣使谕旨颁布前两天，清政府授予14名留学生功名，唐宝锷、钱承K3Y705.jpg、戢翼翚授予进士出身，陆宗舆授予举人出身。(14)当中不少人颇著时名，如伍光建“中西学问皆精博，久负时名”(15)；舒清阿“志识远大，于兵学研求有素”(16)；田吴炤1899年赴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经学文学皆能讲求有得”，“学堂办法及一切教科书能译能读”(17)；欧阳祺毕业于哈佛大学，长于公法，舆论称“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18)；严璩留学英国，“声名日益藉甚”(19)；施肇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英法德文字及经济学、政治学、商务学、公法等课程，“历经考取优等”(20)；《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此次调往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21)
(2)国内新式学堂教育背景。载泽考察团确认具有国内新式学堂教育背景者10人，其中4人同时具有留学背景。戴、端考察团确认具有国内新式学堂教育背景者10名，其中6人同时具有留学背景。他们当中才能出众者颇不乏人。如左秉隆1881—1891年任驻新加坡领事期间大力发展华侨教育，“掀起华侨社会启蒙运动的热潮”。(22)吴宗濂自1885年至选为随从人员前一直在驻英、法、日斯巴尼亚使馆任职，撰述、编译多部著作，至1901年已经印成的有《随轺笔记四种》、《德国陆军考》、《出洋通商举隅》等。(23)孙宝琦称其“精通法律，办事勤能，又谙法国语言文字”(24)；俞钟颖称其“学识闳粹，足迹万里，曾三游欧洲，闻见弥博”。(25)陈琪1896年入江南陆师学堂，三年历考优等，“精娴武备内外功课，并熟谙英文英语”(26)，并曾于1903年赴日考察军事，次年赴美参加博览会并游历欧美诸国，撰《环游日记》等著作。(27)吴勤训也“以青年俊才入幕两江督署，长官成折节下交，遂饮盛誉”。(28)
(3)科举出身。载泽考察团确认具有科举功名者18人(不含留学归国授予功名者)，其中2人同时具有留学或国内新式学堂教育背景。戴、端考察团确认具有科举功名者15人(不含留学归国授予功名者)，其中5人同时具有留学或国内新式学堂教育背景。可见，部分取得科举功名者对新式教育并无明显抵触。
陈丹指出，取得旧式功名者入选原因在于“让这些具有旧学背景的人到外国去感受不同的文明，有利于其转变思想认识，从改革大局来看，有利于扫清改革阻力”。(29)实际上，旧式功名入选者普遍热衷经世之学，将其视为“改革阻力”显然不妥。周树模、刘彭年为仅有的两名监察御史入选者，均“于泰西各国政治夙所究心”。(30)杨寿楠自幼博涉文史，“一意讲经世学”(31)，“视科第如拾芥”(32)，通过商部考试步入仕途。夏曾佑“中西政术能观其通”。(33)关冕钧“幼即歧嶷嗜读”，“癸巳、甲午联翩成进士”(34)，“广交游、好谈宴，究心经世之略”。(35)载泽考察团的杨道霖，戴、端考察团的邓邦述、麦鸿钧，皆为1903年经济特科录取者。(36)姚鹏图1903年赴日考察，撰成《扶桑百八吟》，以诗作形式描绘日本风物人情，被杨寿楠赞为“乐府之新声”。(37)
为明晰起见，兹根据上述数据列表如下：
第二，随从人员出洋前职任以及入选考察团的心态。
76名随从人员入仕途径多种多样，既有科举入仕者，又有通过新设部门考试入仕、幕职入仕、经济特科入仕，等等。以候补、候选官员最多，共34人，实任官员仅3人，余者来自各部院(14人)、翰林院(7人)、监察御史(2人)、军职(2人)、学堂教习(2人)(38)、内阁(1人)、归国留学生(1人)、其他部门(5人)、不详(5人)。当中不乏官宦子弟，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张允恺(张人骏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纶(朱家宝之子)，亦有兄弟(关赓麟、关葆麟)、父子(刘若曾、刘驹贤)同行者。
就当时而言，“风气既开，士大夫言出洋者踵相接。官以考察政治为名者，归辄得美迁”。(39)早在选拔之初，舆论即提醒考政大臣应力避“初志本不在考求而在功名者”。(40)随从人员多候补、候选官员，他们显然有通过出洋考察谋得实任职务的考量，这恰恰反映出清末捐纳保举滥行，导致仕途拥塞，正途入仕周期延长。而实职官员仅有3人加入考察团：长沙府知府刘若曾由端方强拉入考察团(41)，江苏震泽县知县罗良鉴为端方幕府人员，安徽直隶州知州夏曾佑由李盛铎选入考察团，但夏颇有牢骚。(42)其时革命风潮大盛，同盟会在遣使谕旨颁布后不久成立，再加上炸弹案的发生，实职官员并不想通过冒险出洋作为进身之阶。
二
综上，五大臣考察团随带的76名随从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的代表。这一群体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且他们在新旧教育的选择上并无多少成见，取得科举功名者并不排斥接受新式教育，非科举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展示出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也展示出科举废除前相当数量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倾向已渐趋多样化，表现出较强的应时性。(43)上述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停废、新式教育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政改革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使命感。
清中叶以前选官首重科举正途，科举制度下培养、选拔的人才亦大致能满足社会需求，随着社会发展演化尤其是新政改革的推行，客观上需要更多的新式人才。戊戌时期的废八股、改试策论，新政时期的分科递减以致科举最终被废，是为制度变革对读书人教育选择的引导，与之同步的新式学堂、留学教育蓬勃发展，则为读书人教育选择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在人才选拔上，考政大臣无论新旧教育背景，注重选拔适应新政改革需要的具有现代知识素养的人才，而单纯具有传统知识结构的官员已经很难为清政府所特别倚重。当然我们亦不能忽视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传统使命感，科举废除前已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随着社会变动开始突破“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观念，关心时政、究心经世之学。以科举出身且从未出过国门的杨寿楠为例，其一意讲求经世之学的根本原因在于“睹时局之阽危，念名场之蹭蹬”。(44)考察过程中杨寿楠“于各国内政、外交、法律、财政、教育、实业、军备靡不殚精研究”(45)，从而“洞悉古今中外政教礼俗、盛衰强弱之原”。(46)
随从人员虽为当时新政人才的代表，但由于处在新旧知识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学力水平不能过高估量。如，熊希龄即直言“翻译难恃”(47)；陆宗舆回忆，随从人员宪政知识缺乏，外语能力有限，“苦于中西制度之不同，译定名词之为难”(48)；有论者甚至喟叹：“如此时代，如此人才，而盈廷盈野争言立宪，无怪两士以‘发大声之小儿’六字评中国人矣!”(49)即便是精挑细选的新政人才亦不能满足考察需要，清政府宪政改革面临的人才困境于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呈现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仅是新旧知识转型的初步表现。随从人员经过出洋考察历练，国际知识素养和外事才干普遍得到提升，归国后清政府谕准考政大臣“择优保奖”。(50)在推行制度变革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归国后集中在外交、海关、教育以及新设各部任职(见表5)，这对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转向无疑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客观上推动了新旧知识结构之转型。
作者简介：潘崇，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讲师，panch2008＠163.com
注释：
①关于清末科举停废，学界集中探讨其过程及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一些乡村知识分子(如刘大鹏、朱峙三等)成为热门个案人选。代表性研究如关晓红《科举废除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关晓红《科举废除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②相关研究大多提及随从人员名单，如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值得详述的有两部著作，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59页)，将随从人员姓名、教育背景、职任以表格形式列出，但失之于简。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82、366—375页)，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随从人员选拔过程，同时概括了随从人员的几个特点：“其一，随员中有许多具有外国留学或生活经历的人员。”“其二，随员中有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其三，随员中取得旧式功名者亦比较多。”“其四，随员中存在抱有革命思想倾向者。”“其五，随员中有与当时政界、学界极有关系者。”然而，陈著仅是笼统言及随从人员的特点，对随从人员教育背景、出国前经历、入选心态以及时论对随从人员的评价等关键问题缺乏分析，某些观点亦不无可商榷之处。总的看，既往研究一般就随从人员群体本身展开论述，未透过随从人员构成透视科举废除前后读书人的教育选择、价值观念以及当时的人才结构，而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③《江苏学政唐景崇奏预筹立宪大要四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3页。
④《刘若曾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甲296。
⑤《徐大军机调员》，《大公报》，1905年7月30日，第3版。如张謇曾保荐沈曾植、黄绍箕、瑞良、张元济、夏曾佑，但仅有夏曾佑入选。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⑥如商部实业学堂教习王兼善、姚履亨。日本高等商业学校留学生王璟芳、张鸿藻、权量，皆曾自请随同出洋，但未获准。参见《实业学堂王姚二教习随同绍大臣出洋》，《申报》，1905年9月11日，第1张第3版；《鄂督电覆商业卒业生暂缓出洋》，《申报》，1905年10月11日，第1张第4版。
⑦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第98页。
⑧《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宪政杂志》第1卷第1号，1906年12月16日，第156页。《大公报》对比考政大臣随带人员：“端大臣幕中贤才最多，次则泽公，次则戴侍郎，次则李府丞，唯尚氏之幕府最为减色。”参见《调查出洋五大臣之随员》，《大公报》，1906年6月9日，第3版。端方历任各省督抚，尤注意选拔幕僚、属吏，刘若曾、陈琪、邓邦述、舒清阿、田吴炤、施肇基、岳昭燏、姚广顺、潘睦先、陈毅、金焕章、罗良鉴皆是。
⑨“The High Commissioners and Their Suites, ”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25, 1905, p. 467.
⑩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14页。
(11)百：《中国人才消乏之一斑》，《大陆》第3年第9号，1905年6月27日，第6页。此处及下文所引《大陆》第3年第10号，发行日期皆在清政府遣使谕旨颁布之前，然都是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论说，不知何故。
(12)陈丹将李经畬列为栽泽考察团随从人员，误，见《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第433页；尚小明将黄瑞麒误为黄瑞麟，见《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159页。
(13)韦庆远等将黄开甲、桂芳列为戴、端考察团随从人员，误，见《清末宪政史》，第113页；陈丹将李立夫列为戴、端考察团随从人员，误，见《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第431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5)《戴侍郎有得人之喜》(录《北京报》)，《华字汇报》，1905年8月7日，第2页。
(16)端方：《调员办理营务折》，《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554页。
(17)端方：《遵保经济特科人才折》，《端忠敏公奏稿》，第226页。
(18)《出洋大臣参赞欧阳祺之历史》(录《顺天时报》)，《华字汇报》，1905年8月23日，第2页。
(1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1页。
(20)中山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0页。
(21)《大臣调员再志》，《大公报》，1905年7月31日，第3版。
(22)程光裕：《常溪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年版，第1939页。
(23)吴宗濂：《寿萱室条议存稿》，“卷末附录”，1901年刊本。
(24)《星使保荐能员》，《申报》，1905年3月22日，第1张第4版。
(25)俞钟颖：《〈随轺笔记四种〉序》，吴宗濂：《随轺笔记四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5页。
(26)《同知陈琪援案作为守备派充驻法武随员由》(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务部档案，02/12/022/01/001。
(27)转引自蔡克骄《近代中国博览业的先驱陈琪及其著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08页。
(28)吴勤训：《瀛槎集》，大丰制版印刷公司1939年版，第1页。
(29)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第368页。
(30)端方：《调员随同考察片》，《端忠敏公奏稿》，第641—642页。
(31)杨景焴：《趋庭隅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33页。
(32)杨寿楠：《苓泉居士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33)冯煦：《蒿庵奏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31页。
(34)佚名：《苍梧关太守行述》，铅印本，无出版时间，第2页。
(35)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173—175页。
(37)杨寿楠：《〈扶桑百八吟〉序》，姚鹏图：《扶桑百八吟》，《云在山房丛书》第9册。
(38)另有几位如钱承
、戢翼翚、陆宗舆等。亦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但由于他们有官职，则划归官职类别。
(39)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40)顽：《论五大臣出洋事》，《大陆》第3年第10号，1905年7月12日，第1页。
(41)据报道：“太守(刘若曾)本不欲往，现(端方)用强迫手段已将长沙府委人署理，则刘太守不容辞。”参见《强迫调用随员》，《大公报》，1905年8月16日，第3版。注：端方出洋前任湖南巡抚，刘若曾为其属吏。
(42)夏曾佑即对出洋患得惠失，其致汪康年函中言及所虑诸事：“一，贵人好为敷衍之举，言虽如此而意则如彼……二，大臣有五，同行者又数十人，真真不易对付……三，弟既不通外国语言文字，一失舌人，便成聋瞽，而此次舌人至少，为钦差用尚不敷，岂能旁及我辈……四，衣服等类非数百金不可。此等之事要之于人则不情，由之于己则无有。”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4—1395页。
(43)罗志田指出科举废除后，乡村社会对新式教育的回应颇为冷淡：尽管清季设学堂时对各级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奖励”措施，“以中国传统对读书的重视，一些乡民竟然谢绝免费读书的机会，科举制废除对社会及大众心态的冲击强度，似乎还在我们过去认知之上”。见《科举制度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5页。同时，我们似乎不能忽视一部分读书人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其教育选择和观念转向呈现出较强应时性的特点。
(44)杨寿楠：《苓泉居士自订年谱》，第259页。
(45)唐文治：《〈云在山房类稿〉序》，杨寿楠：《云在山房类稿》第1册，“卷首”，铅印本，无出版时间。
(46)顾恩锡：《竹素园丛谈》，第20页，《云在山房丛书》第5册。载泽亦因此对杨寿楠特别倚重，归国奏折多委其起草。参见拙文《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47)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48)陆宗舆：《五十自述记》，第4页。
(49)百：《中国人才消乏之一斑》，《大陆》第3年第9号，1905年6月27日，第7页。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其中戴、端考察团保举31人(端方：《酌保随员折》，《端忠敏公奏稿》，第834页)，载泽考察团保举26人(《准驳出洋随员保案》，《申报》，1907年2月2日，第1张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