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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正统理论及其文化建设
作者:吕文利 责编: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4-12-17  点击量: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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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因为有朝代更替,所以有正统论,它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更是修史的方法论。饶宗颐曾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论述其详。他认为正统论主要依据有二:一为五德运转说,一为大一统说。梁启超亦云:“中国史家之缪,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龂龂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1]梁启超又进而总结了历朝历代正与不正的六种情况:“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2]梁启超认为这六种情况互相矛盾,并据此批驳中国古代正统论之大谬。在笔者看来,这六种情况之所以互相矛盾,恰恰是由于历史书写者所站的立场不同而选择于己有利的不同评判价值体系。这六种情况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评判正统与否的价值体系:一为以“大一统”为代表的空间评判价值体系;一为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时间评判价值体系;一为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种族评判价值体系。

 

  “大一统”一词,出于《春秋公羊传》。《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3]此处何休把“统”训为时间意义上的“始”,即王者首先要改正朔,如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是为政教之始。

 

  董仲舒对“大一统”的解释曰:“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4]董仲舒认为王受天命而称王,必改正朔,以示有别,表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并易服色、制礼乐行之于天下,这样,“一统”就由时间概念导出了空间上的“统一”义。

 

  “五德终始说”始自战国,汉代成为这种学说的全盛时期。战国时齐人邹衍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胜推演出五德终始。所谓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谓五行相胜,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一推论成了最有规律的法典,秦始皇也不例外,因为按照推论,他应居于克于周火的水德,他由此建立起了秦朝系统的水德制度: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5]

 

  这是五德终始说的第一次实践。到了汉朝,为了说明统治的合法性,君臣在到底汉朝是火德还是土德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最终汉武帝把汉朝定位为代秦之土德。但到了西汉末年,又由土德转为火德说,代表人物是刘歆,他创立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打破了旧五德终始说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的排序,而代之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改朝换代频繁,每一朝代都以“五德相生说”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理论也逐渐褪去了神圣的外衣,而沦为鸡同鸭讲或自说自话的统治工具。

 

  及至宋初,五德终始说仍有市场,“有司”定宋为火德。欧阳修针对这种情况,写了著名的《正统论》,给“正统”下了一个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明确地把“统”从时间开始义转成空间统一义。他在《正统论》中说:“夫一天下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强调天下一统是居于正统的合法性基础。

  从唐宋开始,在讨论正统时,已渐涉“华夷之辨”。唐朝时的皇甫湜云“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7]南宋理学家张拭以“华夷之别”作为衡量正统与否的唯一标准,称“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8]及至明代,方孝儒的《后正统论》云“中国之为贵者,以有君臣之等,礼义之教,异乎夷狄也。无君臣则入于夷狄,入夷狄则与禽兽几矣”。[9]不但要“严内夏外夷之限,以为万世大防”[10],而且“正统明而后纲常一,法守严;正统定而后中国尊,夷狄惧”[11],种族成为判定是否正统的唯一价值判断体系。

 

  总之,无论是以“大一统”为代表的空间评判价值体系,还是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时间评判价值体系,以及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种族评判价值体系,都因时移世易而被统治者所选择。统治者所需要的是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儒家则迎合这种需要,建构了很多理论,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为历史走向提供合理性基础,以此来占据主流话语权。其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时间评判价值体系,自宋以后式微,王朝之是否正统,逐渐被“华夷之辨”所代替。若综合地来看,凡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未完成大一统的朝代,如南宋和明朝,都强调“华夷之辨”的种族评判价值体系,而在相对统一的朝代,特别是清朝,则着重强调大一统的空间评判价值体系。其中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大一统”之谓更像是一个口号式的标语,从未标明地理上的“大一统”的范围,因此“一统天下”一词被赋予了无限联想的空间。清朝入关后,在政权合法性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瓦解被历代层累地构建的“华夷之辨”评判价值体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试图用“大一统”的价值评判体系来瓦解“华夷之辨”的评判价值体系。

 

 

  满洲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面对儒家“夷夏之防”的既有理论,如何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从而使清朝能够编排到正统王朝序列里来。顺治帝在入关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即强调“今天下一统大业已成”[12],“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功,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臣服朝鲜,国渐大而业日隆。暨朕嗣业,一统天下。”[13]到康熙帝时,继续这种强调:“上以寰宇一统,躬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礼,告祭太庙。”[14]“议政王大臣等会议,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15]虽然此时清朝还没有后来的版图那样广袤,但其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大一统”的观念。在清前期,关于正统观念的表述,莫过于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雍正帝肯屈尊与一儒生辩论孰为正统,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他的真正目的是与一个儒生辩而让天下儒生服。

 

  雍正皇帝试图从几个层面来消解“夷夏之防”理论:

 

  第一个层面是从道统的根源来寻找原因:“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这段话从儒生所尊崇的古代圣贤对“夷狄”的态度来找原因,说明那时还没有“夷狄”褒贬的观念,当时的“夷狄”不是蔑称。

 

  第二个层面是从后世对“夷狄”说的构建来找原因:“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意即“夷狄”之论是在政权割据之时为互相对骂而发明创造的,毫无实际意义。

 

  第三个层面是与明朝的对比:“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清朝胜于明朝显而易见。

 

  第四个层面则落到大一统上:“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6]表明清朝疆域广袤,已远迈汉、唐、宋等朝,没有华夷之分。

 

    从瓦解“夷狄之防”说来讲,这四个层面层层推进,逻辑清楚,最后的落脚点是“大一统”,非常精彩,可见雍正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后面雍正帝还有长段的论述,如从君臣大义等层面来论证曾静等应恪守臣民之道,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到了乾隆帝时,仍然强调“大一统”:“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17]

 

  由此可见,清前期的皇帝们都很重视“大一统”理论,以此来试图消解中原儒生们的“夷夏之防”理论。为此,皇帝们为维护正统的合法性,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就成为清前期几任皇帝的目标,并且从文化建设上进行了努力,以使得“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

 

 

  为实现正统合法性,即追求“大一统”的目标,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

 

首先是修《四库全书》。18世纪正是清朝鼎盛的时期,为大规模修书创造了条件,《四库全书》就成于此时。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18]卷帙浩繁,规模宏富。乾隆皇帝对编纂体例、收书标准都有自己的看法,并对前代书中提出的“夷狄”等说法不以为忤,如乾隆皇帝在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的《宗泽集》时,发现馆臣将“夷”字改写为“彝”字,“狄”字改写为“敌”字。《杨继盛集》也是如此。“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看来馆臣内心也很矛盾,把改的和不改的全都放到皇帝面前,请皇帝定夺。乾隆帝当即申饬:“‘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钞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在誊录等,草野无知,照本钞誊,不足深责。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19]与其说乾隆帝的心态豁达,不如说他是以“大一统”的心态来认识和领导国家的,他的内心具有绝对的安全感,使他信心百倍,提醒人们,不要关注称谓,而要看到清朝取得的丰功伟业。

 

其次是《大清一统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书的编纂。清朝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主要目的既是“以昭大一统之盛。”《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以正史的方式诏告天下蒙古、回部、西藏已经纳入清朝的版图。据统计,仅乾隆一朝,官修各种书籍就达120余种之多。[20]

 

在古代社会的统治者看来,“文治”和“武功”是并列的。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必然要以“大一统”的空间评判价值体系来消解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种族评判价值体系,他们别无选择,在努力地以“武功”来实现“大一统”目标的同时,他们又不遗余力地以“文治”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构建。可以说,他们两方面做得都很成功,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疆域遗产和文化遗产。

 

 

 

 

 

 

 


  [1]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2] 同上,第561-562页。

 

  [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2年版。

 

  [5]《史记》卷八《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6]《欧阳居士集》卷十三,《正统论》。

 

  [7]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二,《东晋元魏正闰论》。

 

  [8] 张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123,《经世纪年》序,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9] 方孝儒:《逊志斋集》卷2,《后正统论》。

 

  [10] 费誾:《世史正纲·序》,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11] 章潢:《论历代正统》,《图书编》78

 

  [12]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

 

  [13]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九,顺治十二年二月丙子。

 

  [14]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康熙十年五月庚戌。

 

  [15]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四年三月癸巳。

 

  [16] 《大义觉迷录》卷一。

 

  [17]《御制文二集》卷8,《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黄爱平,《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图书编纂》,《理论学刊》2006年第10期,第94页。

 

[19]《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20] 黄爱平,《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图书编纂》,《理论学刊》2006年第10期,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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