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清一代，雍正朝，在完善官员问责与处分制度的同时，设定的处分类别主要有罚俸、降级、革职等三种，其后围绕着罚俸、降级、革职，设定了具体的罚俸时间、降调层级。在此主要的处分类别之外，为了灵活的对官员问责，施以处分，又出现了几种相关的处分类别。如围绕着俸禄形成的降俸、住俸、停俸；围绕着降级形成的降职与降衔；围绕着革职形成的革去职衔、勒令休致等等，为合理有效的处分官员提供了多种处分方式，体现了它的灵活性。
关键词：
雍正朝，在完善官员问责与处分制度的同时，设定的处分类别主要有罚俸、降级、革职等三种，其后围绕着罚俸、降级、革职，设定了具体的罚俸时间、降调层级。在此主要的处分类别之外，为了灵活的对官员问责，施以处分，又出现了几种相关的处分类别。如围绕着俸禄形成的降俸、住俸、停俸；围绕着降级形成的降职与降衔；围绕着革职形成的革去职衔、勒令休致等，为合理有效的处分官员提供了多种处分方式，体现了它的灵活性。
学术界，对于清代官员处分类别的研究，有刘毓兰的《清代官员的罚俸制度》①，介绍了罚俸的具体类型和事由。林新奇的《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②，分析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所在。笔者的《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简论》③、《清乾隆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④等文、《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⑤一书，详细论述了乾隆朝官员的处分制度、处分的执行，以及官员对处分的种种规避等问题，其中包括对处分三大类别的论述。还有其他学者的《清朝行政处分制度研究》⑥，《清代官吏惩戒制度研究》⑦等，也论及处分的三大类别。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所关注的是处分在原先设定的三大处分之外，又填补的几项处分类型，以此反映清代政府就处分类别的灵活调节。
雍正朝处分条例规定，职官“凡谬误其必绳，轻则罚俸、停升，重则降级、革职”[1]（第62册，p18）。指出了在职官员犯有违制违纪，必受处分，其处分类别包括罚俸、降级、革职，这是清代雍正朝法定的处分官员的主要行政类别。
其中，罚俸，即罚扣官员之俸禄，是清代官员处分最轻的等级。一般以年为差，分为七等，即罚俸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在档案中，罚俸事例较多。如雍正四年（1726）兵部议覆，河南南阳副将杨鹏于地方失事没有按时呈报，罚俸一年，奉旨，杨鹏于新任内罚俸三个月。雍正六年（1728），直隶所属地方被水灾，由当地政府发仓赈济。原任总督李绂造册，题销雍正三四两年冬春赈过人数和米数时，发现赈过米数与人数多有不符。向户部查核后发现有浮冒情弊，因此将不行详查予以汇报的署理直隶总督事务宜兆熊、吏部右侍郎刘师恕参劾，吏部将二人各罚俸六个月。后奉旨，宜兆熊、刘师恕于现任内罚俸六个月。
降调是官员处分的第二大类别。降低官员的品阶称为降级，一般因故受降级处分，有降级留任和降级调任之别。降级调任，视现任之级要实降离任，内分降一级调任、降二级调任、降三级调任、降四级调任、降五级调任五等。雍正二年（1724）有护军统领阿林保与副都统黑伸，不侯八旗同奏，先行奏闻袭职等事，被兵部以违例之制议以降二级调用，奉旨，黑伸降二级调用。同年，散秩大臣常明、二等侍卫阿福他因，因职务之便，将不应放官之王虎、李志胜放官，被部议降三级调用，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
降级留任，内分降一级留任、降二级留任、降三级留任、降四级留任、降五级留任五等。雍正三年（1725）兵部尚书李维钧因所保送的李恭年做事不堪，部议降二级调用，奉旨降二级留任。雍正六年（1728）山东巡抚塞楞额，因前任刑部右侍郎时，将劣员桑格盲目保举，经部议于原任内降二级调用，奉旨降二级留任。不论是调任还是留任，四级和五级都是比较少见的。
革职是官员处分类别的最重一级，即撤掉所任官职。雍正三年（1725）江宁巡抚张锴，题参江苏仪征县知县郭纯，“居官庸劣，听讼糊涂，采买米薪，亏短市价”。江苏兴化县知县马世正，“赋性偏执，行事乖张，不恤民瘼，怨声载道”[1]（第21册，p46），请旨革职。奉旨，郭纯、马世正俱革职。革职有情可原，可改为革职留任。雍正六年（1728）稽察盛京御史博鼐，因到盛京擅用驿马，吏部拟议革职，奉旨，博鼐革职留任，效力赎罪行走。革职有余罪，要交刑部审处，即革职拿问，罪在革职之上。一般规定，凡以计参及犯赃污等罪者，皆革职永不叙用。行政处分中的革职只是刑事治罪的前一步骤，拿问或审问才是最终目的。雍正元年（1723）山西巡抚诺岷，题参雁平道孙缵功秉性疏庸，“居心贪黩，刻剥署吏生民，以致声名狼藉，断难一日姑容，以贻民累”。请旨将孙缵功革职，与本内有名人犯一并严审究拟。奉旨，“这所参孙缵功著革了职，其贪劣各款，并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严提审拟具奏，该部知道”[1]（第4册，p543）。
雍正朝，在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建设方面，伴随着俸禄制的变化，品级制的调整，养廉银制的出现，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于公私罪中的处分规定是没有变化的。
清代官场曾流行着一种说法：“私罪必不可有，公过不可尽避，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2]（卷22，《吏政八·守令中》）。所以，“当官者私罪不可有，[但]公罪不可无”[2]（卷15，吏政一·吏论上）。按规定，官员所犯行政违纪违制的性质不同，要区别为公罪和私罪，对于公罪和私罪的处分，其程度是不同的。处分法规规定：“凡议处官员，援引律文笞杖等罪名，审其公私以定议。公罪，应笞一十罚俸一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杖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皆留任，杖一百降四级调用。私罪，应笞一十罚俸两月，二十罚三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杖六十降一级，七十降二级，八十降三级，九十降四级，皆调用，杖一百革职”[3]（卷6，吏部考功清吏司）。
可见，公罪处分类别有：罚俸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降一级留任、降二级留任、降三级留任、降四级留任。私罪处分类别有：罚俸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降一级调用、降二级调用、降三级调用、降四级调用，革职等。从处分轻重来看，公罪处分皆比私罪处分减轻一等，私罪处分要重于公罪。公罪处分最轻为罚俸一月，最重为降四级留任。私罪处分最轻为罚俸二月，最重为革职。凡官员犯公罪者，罚俸从轻，降级俱留任，至杖一百始议以不叙用。凡官员犯私罪者，罚俸增至降级俱调用，至杖一百议以革职。这是制度对官员违制违纪是否处于有意的从重规定。
清代除了罚俸之外，在诸多的档案史料中，对官员处分种类可见的还有降俸、住俸、停俸等。这三种虽然都围绕着罚俸，但还是有一定区别，在档案中事例颇多。降俸是降级官员之俸饷，亦随级而降，官员处分降几级，其俸亦降几级，在诸多的事例中所见多为降俸二级。降级、降俸都属于实降，或是职位上的调离、或是经济上的降俸，对官员影响是实质性的。住俸是官员因处分，暂时停给俸银，住俸多久，停发俸银的时间就有多久，对官员的影响主要是经济的，也是暂时的。停俸是官员因处分而被开缺，其俸饷即行停发。迨处分解除，其俸禄可恢复，它对官员的影响同样仅是经济方面暂时的。无论何种，对官员形成的都是或多或少的，或仕途或经济的影响。
第一，关于降俸
1.因承追亏空而处分
雍正六年（1728）原任直隶交河县参革知县徐洹翥，因亏空又被题参，其有未完亏空地丁银、仓米、谷，以及私借百姓谷银，共计近万两，数额巨大，朝廷命令直隶徇庇捏详各官承督，其中之一是衢州府知府靳澍。但是，事隔一段时间以后，靳澍并没有按时完成承督亏空的工作。浙江总督李卫遂将其题参，靳澍终以“督催不力”[1] （第43册，p549）被处分，初参降俸一级，后又降俸一级，又罚俸六个月，这是一起典型的降俸事例。雍正六年（1728）江西瑞州府解任知府刘元琦，甘愿分赔前任巡抚李树德名下，应完银八千四百九十四两，然而一年限满没有赔完，于是原任山东巡抚塞楞额，将刘元琦和负责承追此事的署历城县事试用知县李鼎望题参。刘元琦因此被革职并严追，李鼎望被按照定例：“承追亏空赃罚等项银两，逾限不完降俸二级戴罪承追”条，降俸二级戴罪承追。后奉旨，“刘元琦既照原题交与刑部严追，李鼎望已无承追之责，应照离任官例罚俸一年”[1]（第43册，p115）。雍正七年（1729）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参河南省雍正六年（1728）分经征杂项钱粮未完各县知县，吏部把这些知县均处以降俸二级戴罪督催。从这几起处分事例中可见，降俸一级或降俸二级，一般都发生在承追亏空之中，其它事由中很少有降俸几级的情况。
2. 因经济违规而处分
在档案中，开复降俸几级情况也很多。雍正二年（1724）甘肃通渭县知县黄维屏，负责承追病故知县钟于序的亏空银两，后按时全部完成，解交司库，按制度应开复。因此，署理甘肃巡抚事布政使傅德，向吏部题请，“所有黄维屏初参降俸二级戴罪督催，三参降俸一级留任，再限一年戴罪督催之案，应请开复”[1]（第13册，p511），吏部上报后奉旨，符合条件，准予开复。雍正三年（1725）山东巡抚陈世倌，因招远县候补知县李维坊负责应赔驼只银两全完，并贮入库。为此，题请将其所有原参降俸二级之案，相应开复，奉旨允准[1]（第18册，p588）。雍正五年（1727）陕西西延捕盗同知杨宗泽，私领司库银五百三十五两，供应在京官兵所用，属于违例侵挪，因而被处分。后据布政使张廷栋报告，杨宗泽已将缺额照数解交司库。陕西巡抚张保因而为杨宗泽题请，将其降俸二级之案开复[1]（第38册，p265）。雍正七年（1729）浙江省雍正四年降住罚俸题销案内，有镇海县长山司巡检王循，欠罚俸银三十一两多。后据布政使高斌报告王循此项银两，已经全数交完。署理浙江巡抚蔡仕舢按例题请，将王循所有未完罚俸、降俸二级戴罪完纳之案全部开复[1] （第51册，p545）。雍正十年（1732）河北获鹿县未完雍正四年驿站奏销案内余剩禀粮银两，因为限满未解，获鹿县知县高瑞被部议降俸二级戴罪督催，后据布政使罔顾誉呈称已经照数完解，直隶总督李卫因之题请，将“高瑞原参降俸二级戴罪督催之案”[1]（第70册，p178）开复。
第二，关于住俸
住俸事例在档案中很少，多见于对缉盗、钱粮不完官员的处分。雍正四年（1726）湖南巡抚布兰泰报告广西太平府通判刘灏先，在雍正四年五月十九日，管解广西雍正元年分地丁银二百鞘，当运到祁阳县排山驿时，丢失饷银一鞘。应担负此责的有祁县典史严弘文、知县陈偦、护理永州府通判事零陵县知县刘尚质和排山驿驿丞，这些官员相继因此被指参。当时定例：“劫失饷鞘护送官员革职，失事地方官员住俸限一年缉拿，知府不同城免议，该管道官罚俸六个月限一年缉拿”[1]（第31册，p225）。因此，严弘文、陈偦、刘尚质照例住俸限一年缉拿。驿丞许发失事之日，虽系请领工料未回，但系该驿衙内失去鞘银，事关钱粮也照例被住俸限一年缉拿。
住俸亦有体现在经济处分的开复中。雍正元年（1723）福建省沿海十六州县出现缺额，督抚请将若干人员特简补用，其中之一有福建海澄县令刘光泗。当时刘光泗“任内有查造蓝理产业一案，住俸三个月银两” [1]（第1册，p222），因福建布政使沙木哈与按察使董永艾报告，俱已完纳。因此，前任巡抚满保特疏题请开复，请予卓异荐举。从这两例处分案件可见，住俸基本涉及的是缉拿、钱粮等事由，与罚俸情况不同。
第三，关于停俸
1.永停俸银
雍正三年（1725）刑部会议拖欠税银的原任郎中色纳，私行放债的伯四格皆罚都统俸三年。奉旨：“伯四格身系都统，并不将色纳所欠官银速催交部，乃徇庇以致借放”[4]（第1册，p490），甚属不合，伯四格著永停俸禄银米。雍正五年（1727）甘肃巡抚石文焯自称在审理程如系一案中，出现许多错误，自请严加处分。奉旨：“石文焯畏缩因循，素性如此，但其为人居官小心谨慎，石文焯著从宽免其处分，准回甘肃原任，其俸禄永行停止”[4]（第2册，p1374）。这两起处分案，都属只停俸，仅影响其经济，且在时间上是暂时的，官员职位并没有受到影响。
2.处分停俸并有
雍正三年（1725）兵部议处，江宁将军董吉纳将驻防官兵本色米石擅改成为折银，应降调。奉旨：“董吉纳著降一级从宽留任，将伊俸银、俸米并应得钱粮具著永行停止”[4]（第1册，p591）。雍正四年（1726）吏部上奏，官员夸岱、徐元梦等既知皇室允禩已被革退，在议处时依然以其俸禄抵还亏空银两，应治罪。奉旨：“徐元梦、夸岱俱著从宽免其治罪，徐元梦著降三级留任效力行走，永停俸银俸米”[4]（第1册，p718）。这两例处分中，董吉纳和徐元梦，既被不同程度的降级留任，又予以停俸。不仅经济上受到影响，政治上也受到影响。
3.停止特殊俸银
雍正三年（1725）兵部因“坐班关系大典，夸岱等彼此瞻顾推诿，至乱朝仪，甚属不合”议处夸岱，奉旨：“著将夸岱公爵之俸，永行停止”[4]（第1册，p566）。雍正四年（1726）兵部议有散秩大臣钦拜，“人甚卑贱无耻，甚属溺职应革退”。奉旨：“钦拜著革退散秩大臣，将伊世职俸米永行停止，发往军前驿站效力行走”[4]（第1册，p693）。雍正五年（1727）兵部议有正蓝旗汉军副参领单凤岐承查佟世鏻家产失职，而原署理都统事务蒙古副都统今授头等侍卫张柱没有题参被处分，奉旨：“张柱著革退头等待卫，降为蓝翎，永停俸银俸米”[4]（第2册，p1365）。这三例处分按例，虽然同属停俸，但停的是官员的兼俸，不是其本身职任俸。如夸岱是公爵俸；钦拜是世职俸；张柱是蓝翎卫俸禄。除此兼俸之外，这些官员还有其它俸禄。所以，这类停俸对他们影响不是很大。
由以上诸例可见，降俸、住俸、停俸既属处分种类，又和处分法定种类有一定区别。它们既独立运用，又和其它处分种类共同使用发挥作用。而且降俸、住俸、停俸又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针对性，它们是处分三大种类的合理补充。
清代，“设官分职，品级大小与职任相称”[1]（第24册，p155）。职指官员的职位、职务，衔指官员的品阶、品级，在任用过程中，官员品阶与职位均有定制，品级与官职定要合制。降职就是将官员职位降低，是官员的实际职位；降衔就是将官员品级降低，其实质也是降低官员的职务。清代，还有许多加衔情况。如雍正元年（1723年）颁布有总督加衔定制，如总督授加尚书衔者，例兼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衔，其不加尚书衔者，俱加兵部的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雍正元年（1723年）又有巡抚加衔制，凡由侍郎授者，定为兼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由学士副都御史及卿员、布政使等官升授者，皆加右副都御史衔，由左佥都御史或四品京卿、按察使等官升授者，俱加佥都御史衔，但品级不变。这些属于加衔，与官员的实际职权无关，雍正朝降衔关键是降官员的实职衔。
降职、降衔与降级亦有一定区别。降职、降衔是降实职，没有正从之分，降级却存在正从品级之降。在实际处分中，有的需要降职，有的需要降衔，它们都是处分种类的有益补充。在档案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降职与降衔的案例，降衔情况很少，降职有降职一级、降职二级、降职三级、降职四级不等。
第一，关于降衔
督抚属于封疆大吏，总督为正二品，巡抚为从二品。雍正四年（1726）查弼纳题参山西总督伊都立，初始将山西火耗裁减，因此升任，朝廷命以总督衔巡抚山西。后“陛见回任，以国度不敷竟将已减之火耗仍旧征取。”违背提升初衷，欺瞒皇帝，遂将伊都立革职。旨下，“伊都立不宜在山西总督之任，从宽免其革职，销去总督之衔，照巡抚衔降三级调补江西巡抚”[1]（第31册，p372）。这是降总督衔为巡抚衔之后予以调补的处分方式。
第二，关于降职
1.降职一级
雍正三年（1725）安徽巡抚李成龙，题参安徽太平县所属应办理的雍正二年分好熟谷斤，本应在七月起解，而署宣城令刘兰丛接署后推诿迟延十月才到部。定例规定“官员将起解钱粮并未起解，申报起解降二级调用，又额买颜料等项稽迟违限者降职一级，督催不力罚俸六个月”[1]（第19册，p191），刘兰丛因此被降职一级。雍正四年（1726）管长芦盐政事莽鹄立，题参青县地区有盐犯王九等八人拒捕并打死吏役苏大有，天津道柯乔年以失察被照例降职一级，兼辖河间府同知高锐也被照例降职一级[1]（第25册，p121）。同年，江西巡抚汪湰，题参湖口县有典史寿世明负责买谷，限满没有买足，吏部照例将之降职一级[1]（第37册，p206）。雍正五年（1727）河南省获嘉县知县寿致浦，因购买谷石迟延，被田文镜劾参，部议降职一级[1]（第52册，p554）。可见，降职一级对官员既有影响，又不至影响其治政。
2.降职二级、三级
雍正九年（1731）原署浙江昆山县参革知县吴鳄峙与原任小征司巡检唐森华二人，纵托盐犯朱元，致使朱元逃脱一直未获。浙江总督李卫遂将沿途失察各官题参。定例规定“兴贩私盐，道府失察一次者降职一级，失察二次者降职二级，失察三次者降职三级俱留任，失察四次者降三级调用”[1]（第64册，p394）。因此，失察三次之署嘉兴府通判事海防同知升宁波府知府曹秉仁，于现任内降职三级留任；失察二次之苏州府知府今升山西按察使温尔逊，于现任内降职二级留任；失察一次之苏松道今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孔玉璞，于现任内降职一级留任。从降职两级到降职三级，其力度加大，但往往皆会留任，所以只是给予官员一定警示，并不会影响官员正常升迁。
3.降职四级
雍正四年（1726）吏部左侍郎查郎阿、副都统职衔总管多索礼，题参奉天府署锦州府事治中也承圣、毛瀚等官员，把应收租种之地没有收完，也不催追入仓。按照定例：“拨补地亩租银经征，州县官欠九分者降职四级，道府欠九分者降职三级，俱令戴罪督催停其升转，署印官欠九分者罚俸一年”[1]（第32册，p332）。因此，经征之宁远州知州孙大桐，署锦县事锦州府通判毛瀚，均因欠数太多，各降职四级停其升转勒限一年戴罪督催。署锦州府事治中也承圣照例降职三级，停其升转勒限一年戴罪督催，如逾限不完照所降之级调用，仍令分赔。降职四级，这是降职当中最重之处分。这种降职四级一般都会给予一定的缓冲考虑，如采取勒限戴罪督催等方式。
降职处分一般独立使用，不和其它处分种类混同使用。而且其适用范围具有针对性，一般是涉及盐政、经征处分时多使用之。
档案中还有一类处分是革去职衔与勒令休致。清代，官员职衔，职与衔皆为实职。革去职衔，意味着官员职位的丢失，是较重处分。勒令休致，意味着革职，但是与革职不同，休致有一定的经济保证。
第一，革去职衔
雍正朝许多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因种种原因会受到革去职衔处分。如原任云南省永顺总兵官李根润因为在其奏本内失写兵部堂官职名，本来部议降三级，奉旨改为革去职衔[4]（第1册，p378）。此外，云贵总督高其倬，题参贵州省独山州考授正八品吏员黄捷，因经管修理城垣银两不属实，部议降一级留任，同样奉旨革去职衔[1]（第2册，p194）。福建总督高其倬上奏，福建同安县大族包姓与小族齐姓，彼此聚众格斗，署同安县事候补知县程运青前往查阻，被强姓恐吓返回，并隐匿此事不报，被议处革去职衔[1]（第40册，p228）。这三例革去职衔，都属于革去本任职衔。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些革去职衔官员，都是职位品级比较低的一些官员，这种革去职衔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
两江总督查弼纳因在保题参将朱恩贵等六名官员时，在保题本内使用同一考语“勤慎供职”，被吏部照“官员凡事不据实呈奏者降一级调用”，奉旨“查弼纳革去所兼尚书职衔，著以侍郎降一级留任，从宽免其调用”[4] （第1册，p517）。还有步军总尉和琳，因为擅自骑马进五龙亭东门，部议罚俸一年。奉旨，和琳著革去副都统职衔，罚俸三年。因徇庇年羹尧，吏部尚书隆科多先被部议革职，后奉旨，隆科多免革职，著削去伊太保职衔。这三例革去职衔，属于革去官员的某任职衔，如查弼纳的尚书衔、和琳的副都统衔、隆科多的太保衔，并不是革去他们所有职衔。而且这类革去职衔官员，均属职位比较高，兼职比较多，且品级较高的官员。这类革去职衔，对这些官员本身影响并不大，尤其是隆科多被革去太保衔。
第二，勒令休致
此类处分还不是非常多，一般是针对官员治政较为平庸或是年龄偏大，不值一处的情况下，雍正往往会开恩令其休致，保留其相应俸禄，这是对部分官员在没有太大失职问题下予以的从轻处理。雍正四年（1726）陕西巡抚图里琛，文报陕西靖边同知甘士琪才具平常；米脂县知县高绳勋，为人平常勉供职守；三水县知县高珮平庸无能。吏部凭此认为，三员既属平常应革职。奉旨：“甘士琪、高绳勋、高珮，人才不及尚无过愆，俱从宽免革职，著以原品休致”[1]（第30册，p223）。雍正五年（1727）銮仪使赵坤奉旨回奏，在前任湖广提督时不能擒获县民谢禄正，应依部议降三级调用，奉旨：“赵坤年已老迈，从宽免其降调，著以原品致仕”[4]（第2册，p956）。这是对官员的从宽处理，虽然没有职务了，但可以按品休致，享受应有的致仕经济待遇。
以上所阐述的官员处分类别，有降俸、住俸、停俸，以及降职、降衔、革去职衔、勒令休致，被以这些方式处分的官员，要么是属于品级较高的官员，要么是属于品级极低的吏役，要么是兼有世职的官员。可以说，这些处分方式是专门针对某些特定官员群体灵活设立的处分方式，是对处分三大类别的合理补充与完善。
注释：
[①] 刘毓兰：《清代官员的罚俸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② 林新奇：《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③ 孟姝芳：《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简论》，《历史教学》，2006年第10期。
④ 孟姝芳：《清乾隆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⑤ 艾永明：《清朝行政处分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⑥ 陈一容：《清代官吏惩戒制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 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清）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清）允祹修：乾隆朝《大清会典》，乾隆十二年敕修，四库全书本。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