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构建期。在世界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清朝维持了对多民族疆域的有效管理，奠定了当代中国广袤版图的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对清朝的国家性质、满汉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很多与传统认识相左的看法，不断引发海内外清史学界的讨论。今年本报陆续刊发的国内学者对“新清史”的评论文章，再度激发学界关注和热议。

真理越辩越明。为进一步探讨当前清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25日在长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近二十位学者与会，围绕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新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主题展开研讨。

多民族统一是发展趋势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此次会议主题称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正有从其历史建构过程追溯之意。

历史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史料和正确的认识。在厘清清朝国体性质问题的过程中，从史料出发考证制度的形成过程尤有必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庄声运用满文原始资料，考证了清朝实行票拟制度的过程。他发现，满语的许多行政术语均与汉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建立的行政体制有别于明制，但其内涵在保有满洲文化特色的同时，其行政术语之根本并未脱离汉文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家骥认为，以往中国学界称清朝国家的国体性质为“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是明了而确切的概括。他认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不能片面强调满族独立性等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国家层面下满汉民族的统一性；要准确阐述这一问题，还需要考虑满族民族性的蜕化和弱化。满族皇帝是以中原行省地区为维护长久统治的中心与重心，而在长久统治的维持中，汉族因素的作用明显大于满族因素。清朝反击、平定准噶尔部蒙古，旨在彻底消除其对中原和藩部的威胁。满族统治者与之前历代中原汉族统治者一样，并未越过边境而到海外占地、殖民。

除满汉关系外，满蒙关系也是备受瞩目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认为，“新清史”过分强调康熙帝巡幸五台山乃是接续元朝传统，这一看法颇为偏激。藏传佛教将清帝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国的统治。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五次巡幸，进香礼佛，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才是康熙巡幸五台山的目的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刘文鹏认为，清朝在内陆亚洲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接近的特性，更在于获得了汉族的认同和支持。多民族走向统一，是中国自古以来逐渐强化的一种发展趋势，超越了某种单一民族认同。

对边疆民族的管辖有别于内地

清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在稳定内地统治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因此，探讨清朝的边疆概念、经营策略、管理模式，对于理解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凡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认为，清朝承袭明制，对内地及西南地区按照行省制度进行统治，而对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不同于行省制的藩部管理模式。随着清朝对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的统一，这些地区建立起扎萨克旗藩部管理模式。在统一西域过程中，扎萨克旗制也被推行到天山南北。此后在回部实行的伯克制，则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后政策调整的结果，亦属于清朝藩部体系的重要内容。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妮娜认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王朝边疆朝贡制度，是厘清清朝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前提。她认为，秦汉至清，中国历代王朝始终传承着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边疆民族朝贡制度也随之延续，不可将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同邻国的朝贡制度混为一谈。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经济因素扮演的角色同样引发关注。长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张明富教授认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需要“经济力”和“文化力”的维系。乾隆皇帝已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边疆稳定的密切关系。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

“内陆亚洲”并非政治概念

在“新清史”研究中，无论是种族认同、帝国主义或是全球史视野，都是建立在“内陆亚洲”这一概念上进行阐发的。“站在内陆亚洲来看待清朝的历史，这是‘新清史’研究的出发点。”刘文鹏表示。

实际上，“内陆亚洲”这一概念并非源于“新清史”的研究，欧美学界对“内陆亚洲”有着长期研究和学术积累。换言之，正确理解“内陆亚洲”内涵，对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刘文鹏认为，“新清史”将“内陆亚洲”与“中国”对立起来的观点不符合实际，颇可商榷，对“内陆亚洲”特性的看法也存在曲解。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内陆亚洲”则经历了一个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转变，但它既非政治实体也非政治概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邹怡指出，清代的多民族治理，需要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生态区关系长期演变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他认为，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对象和技巧，固然与满洲人出身内陆亚洲的地缘关系和政治传统有关，但其多民族治理的目标，事实上继承了历代王朝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追求。“新清史”强调清政权的满洲民族特质，实际上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建国模式的一种不当比拟。

“中华”认同合一

清朝的满族君主称皇帝，同时保有一定的满族特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晓东认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有着双重身份和角色，不能将乾隆皇帝“崇满”简单理解为防止汉化的固步自封。清朝国家构建理念是“首崇满洲”和“清承明制”的有机结合，称为“法明崇满”更为贴切，以“法明”抚内，以“崇满”安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刁书仁认为，清朝对中原汉地行崇儒重道的文治，对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这正体现出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基本内涵。

杜家骥表示，清朝满族皇帝观念中的统辖体系，不只是“内陆亚洲”，而是更大范围的“天下”，所秉承的也是中国汉族君主的传统观念。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认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满族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通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