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主中原后，顺治帝谕令官员于 “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① 康熙帝崇儒重道，尤尊理学，肯定熊赐履所谓 “讲明正学，非 《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并且认为 “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③还命大臣纂集 《易》、《书》、《诗》、《春秋》等经疏解，颁行全国，倡导士人通经博古。

乾隆、嘉庆两朝，考经证史风靡士林，近年论者多注意乾隆朝的高压政策及文化举措，而对两朝文治政策的变化及其学术效应涉及较少。笔者曾概述乾嘉之际的学术转变，其一，乾隆朝的著名学者多重开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学者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二，嘉道年间，汉学家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增强。其三，嘉庆以降，士人的经世意识觉醒，汉学逐渐走向经世致用。^④嘉庆帝被后人看作 “守成”或 “为而不能”之君，对其政治作为大体评价不高。但事实上，乾嘉之际的学术转向与朝廷政策密切相关，清廷怎样干预、影响学风及士风，仍待进一步认识。

乾隆朝的尊经崇汉

乾隆帝早年作出尊崇理学的姿态，训令诸臣精研理学，谓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

  ［收稿日期］ 2014 －09 －10

  ［作者简介］ 罗检秋 ( 196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lluojq@ 163. com

①《清世祖实录》卷 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

②《清圣祖实录》卷 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③《清圣祖实录》卷 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

④见拙著 《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 页。

辨之至明……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① 乾隆初年，重臣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② 顾及旧臣俱在，乾隆帝早年也禁止贬评朱子，但反感臣子们空谈性理、言行不一的风气，寻求在理学之外另辟蹊径。故其继位元年，即强调 “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人才多，则俗化茂。稽诸史册，成效昭然”。^③ 他一再倡导士人 “笃志经学，敦崇实学”。其崇奖经学的举措包括经筵讲学、广布经书、以经试士、荐举经师、访求遗书等方面。这些举措，研究者并不陌生，本文关注的是，这些举措如何贯彻尊汉抑宋的宗旨，并且该主旨在乾隆初年即已显露，随时推移而变本加厉。

1、经筵讲学: 宋、元、明时期，大臣定期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称为经筵讲学。清朝于顺治十四年首次举行经筵后，直至康熙十年再开经筵。其后，除康熙帝巡幸、出征之外，基本上每年均有经筵。按例，经筵讲学于 “岁仲春、仲秋两举之。讲官满、汉各二人”。^④ 实则春、秋均有经筵之年并不多见。雍正朝沿习旧例，却非每年举行。乾隆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乾隆帝首行经筵大典，先由直讲官阿山、任兰枝进讲 《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后由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 《尚书》。^⑤ 一般 “经筵讲义，由翰林衙门拟进题目，钦点某题，由讲官撰文……先 《四书》，后 《五经》。满直讲官先以清语进讲，毕，汉直讲官继之。上乃宣御论。各官跪聆，起居注官亦跪，凡二次。”^⑥

自乾隆二十一年始，经筵 “御论”公开立异于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儒臣讲 《中庸》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二句，乾隆帝谕曰: “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⑦ 二十三年二月，经筵讲 《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三句。针对朱注 “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等语，乾隆帝指出:

“此非四事，盖两事耳。博学而不笃志，则或涉为荒唐。切问而不近思，则或入于无稽……朱注以为未及乎力行而为仁，此或为下学者言。夫笃志近思而不力行，则又安得谓之笃志近思乎?”^⑧ 他将 “力行”纳入笃志、近思的内圣功夫，标新立异，对宋学提出了挑战。朱熹注 《论语》“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云: “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⑨“御论”则云: “斯言也，盖孔子知命、耳顺以后，所以示学者真实至当之理，非因子贡以言语观圣人，徒为是不待言而可见之语，而别有所谓妙道精义也。”¹⁰“御论”否定 “开示子贡”说，贬抑了宋儒的性理之谈。

直到乾隆末年，这种倾向并无明显变化。五十三年经筵，儒臣讲 《大学》“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二句，“御论”曰: “朱子解此以为，静就心说，安就身说。夫静就心说，是矣，安就身说，予以为就意说，非就身说也”。¹¹ 五十四年，经筵讲 《论语》“子在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御论”谓孔子在齐，偶闻 《韶》乐耳。“必曰在齐始有韶，夫子闻之之后而韶遂绝，是岂知乐者哉! 司马迁增之以 ‘学之’二字，朱子亦随而注之，则胥未知乐，且未知夫子矣……

①《清高宗实录》卷 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

②昭槤: 《纯皇初政》，《啸亭杂录》卷 1，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3 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 17，乾隆元年四月辛卯。

④《清史稿》卷 150，第 12 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312 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 63，乾隆三年二月丙午。

⑥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卷 5，中华书局，2005 年，第 66 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 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甲辰。

⑧《清高宗实录》卷 556，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未。

⑨《论语·阳货》，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 年，第 79 页。

  10《清高宗实录》卷606，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壬午。

  11《清高宗实录》卷1298，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己亥。

盖三月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说，反复论辨不已。吁，其去之益远矣!”^①“御论”神化了孔子，但较之司马迁、朱熹的解释并无高明之处。乾隆五十六年讲《论语》“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尚书》“允执厥中”; 五十八年讲 《中庸》“至诚无息，不息则久”; 五十九年讲 《易经》“显诸仁，藏诸用”二句， “御论”均立异于朱子，与康、雍时期尊崇朱子的言论形成鲜明反差。故有论者统计，乾隆六十年中，经筵讲学凡举 51 次。其间，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初年恪遵父祖遗规，推崇理学，自二十一年迄六十年的 32 次经筵讲学中，明显地向朱子学提出质疑，竟达 17 次之多。^②

乾隆帝早年虽有尊宋姿态，却不完全遵从宋儒旧注。他涉及宋学论题时，好别出心裁地发布 “御论”。如乾隆三年三月，他视察太学之后，就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语发布 “御论”: “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天命也。谓之中和，即性也。发而皆中节，即率性也……倘视喜怒哀乐以下，为慎独功夫，殊失子思子之本旨矣!”这与程、朱注解并不一致，故大学士鄂尔泰奏称: “皇上阐扬经书意蕴，广大精微，皆先儒所未及，真帝王传心之要也。”^③ 可见其早年已显露悖离宋学的端倪。

同时，乾隆帝将经筵内容限定于学术本身，不愿涉及政务。针对有人讲经时牵涉时政，乾隆十一年十月颁谕指出: “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心身，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 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④ 显然，朝廷提倡经史，主旨不是通经致用，关心时政，而是淑身处世，有裨世道人心。经筵成为崇经重道的象征，诱导士子专心经学，增强了尊经风气，却弱化了儒家通经致用的传统。

2、广布经书: 乾隆初年，朝廷先是以御纂经书取代宋元经注，随后则推重汉唐注疏。乾隆帝认为康熙帝御纂经书 “视前明 《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故于元年四月上谕: “命广布御纂经书，定生员试经解。”敕各省布政司刊刻康熙帝 “御纂 《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⑤ 是年六月，又以 “《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开设 “三礼馆”，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 《三礼义疏》一书。这些措施已显示了超越宋学樊篱的倾向。

康熙御纂经书版片收贮于藩库，士子及坊间刷印者甚少。故乾隆三年六月颁谕: “著各抚藩留心办理，将书版重加修理，俾士民易于刷印。有意翻刻者，听其自便，毋庸禁止。如御纂诸书内，有为士人所宜诵习，而未经颁发者，著该督抚奏请颁发，刊版流布。至于武英殿、翰林院、国子监，皆有贮存书版，亦应听人刷印。”^⑥ 乾隆十年以后，重编御纂经书盛况空前。十三年，敕撰 《周官义疏》48 卷， 《仪礼义疏》48 卷， 《礼记义疏》82 卷。二十年，御纂 《周易述义》 10 卷，《诗义折中》20 卷。二十三年，御纂 《春秋直解》。二十七年，清廷将刊成各书颁发各省，令依式锓版流传，以俾各省士子诵习。

编印经书得到官员们的积极响应。比如，乾隆元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三泰奏请 “颁发 《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于各省会府学中，令督抚刊印，分给府州县学”，得乾隆帝批准。^⑦ 九年六月，顺天学政赵大鲸奏称，“请于直隶藩库，拨银一千两，移交江西抚藩，刷印圣祖仁皇帝 《御纂四经》、《性理》，交直隶藩司收贮，学臣带往出考之处，分发生童购买。所收书价，学

①《清高宗实录》卷 1322，乾隆五十四年二月辛卯。

②陈祖武: 《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国学研究》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③《清高宗实录》卷 64，乾隆三年三月甲寅。

④《清高宗实录》卷 277，乾隆十一年十月丙戌。

⑤《清高宗实录》卷 17，乾隆元年四月辛卯。

⑥《清高宗实录》卷 70，乾隆三年六月辛卯。

⑦《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三月丁未。  

臣交还藩库归款”。此事经直隶总督转奏，“得旨嘉奖”。^① 同年十月，又令各省督抚藩臬多印康熙朝御纂经书及即将告竣的 《三礼义疏》。十二年三月，清廷重刻 《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成，乾隆帝序云: “继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② 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时，颁赐江浙各书院殿板经史，“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 《十三经》、 《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③ 五十九年四月，重刊徐乾学编纂的 《通志堂经解》，颁发各省。

乾隆朝刊印经书的重心不是宋儒推重的 《四书》，而是 《五经》。四十六年二月，有大臣请续印 《四书文》，乾隆帝断然制止，并指斥士风: “乾隆初年，钦定 《四书文》刊刻颁行，士子如果殚思讲习，阐明理法，则典型具在，一切可奉为法程……若多为选刻颁行，而习举业者仍束庋高阁，不能潜心研究，虽多亦奚以为!”^④ 关于编刊经书及 《四库全书》的效果，清末经学家皮锡瑞曾有恰当论述:

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夫汉帝称制临决，未及著为成书; 唐宗御纂《孝经》，不闻遍通六艺。今鸿篇巨制，照耀寰区; 颁行学官，开示蒙昧; 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⑤

刊印经书为尊经崇汉推波助澜，并且直接引发士人校勘、研究儒经的热潮。在此风尚中，一些官绅热衷于校勘经史之书，如卢文弨为官之余，博采书籍版本，校其异同，正其伪谬，卒成校勘名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聘请惠栋、沈大成等人于乾隆十九年入幕校书，次年刊刻 《雅雨堂藏书》等。

3、以经试士: 清代科举重视经解，乾隆朝尤甚。乾隆元年四月，朝廷令各省学臣应 “确访生童中，有诵读御纂诸经者”，在考试艺文之后，另期发问， “只令依义条答，不必责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试文稍平顺，童生即予入泮，生员即予补廪，以示鼓励”。^⑥ 乾隆三年，朝廷再次谕令科考重经义而抑时文: “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⑦ 宋明以来，科举时文与理学共生共荣，共同积弊是学风空疏。清廷张扬经学而贬抑时文，事实上也间接压制了空谈性理的宋学。

以经试士得到切实推行。乾隆四年三月，陕西学政嵩寿奏，生童考试 “请于 《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童生有能背诵 《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⑧ “三礼馆”开之后，广东学政金洪铨于乾隆九年五月奏: “请嗣后童生于背诵讲解

《五经》之外，能兼 《周礼》、《仪礼》者，酌量书艺，从宽录取。”这些均得朝廷采纳。^⑨ 此时，科考虽说 《四书》、《五经》并重，实则更重 《五经》。正如乾隆九年八月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云:

“《六经》为载道之书，国家设科取士……不得专重 《四书》文而忽经义。请再行通饬考校各官，如 《四书》文虽佳，而经义影响游移者，概置不录。”¹⁰

①《清高宗实录》卷 219，乾隆九年六月丁卯。

②《清高宗实录》卷 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

③《清高宗实录》卷 384，乾隆六年三月戊戌。

④《清高宗实录》卷 1124，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丙辰。

⑤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95 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 17，乾隆元年四月辛卯。 

⑦ 《清高宗实录》卷 79，乾隆三年十月辛丑。

⑧《清高宗实录》卷 88，乾隆四年三月丁未。

⑨《清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辛巳。

10《清高宗实录》卷222，乾隆九年八月丁未。

科举会试之后，殿试策问侧重儒经和时政。乾隆朝的 26 次殿试中，有关 《五经》和儒学流变的内容占有重要位置。同时，殿试策问表明了朝廷的经学政策。如乾隆十三年四月，殿试告诫士子不可 “事词章而略经术，急进取而竞声华”。^① 十九年开始，会试、殿试的经学分量进一步加重。二十六年，乾隆帝策试各省贡士云: “夫学者载籍极博，必原本于 《六经》。《易》有四尚，《诗》有六义，《书》有古今，《礼》有经曲，《春秋》有三传，能举其大义，详其条贯欤?

……朕崇尚经术，时与儒臣讲明理道，犹复广厉 ( 励) 学官，蕲得经明行修之士而登之，其何以克副期望之意欤?”^② 因此，其选拔进士的学术基础也有所侧重。十九年进士就以众多汲古俊彦而著称，一甲三人为庄培因、王鸣盛、倪承宽，二甲钱大昕、王昶、纪昀、朱筠等皆为日后汉学名家。乾隆年间成进士的著名汉学家还包括卢文弨、邵晋涵、孔广森、金榜、王念孙、戴震、章学诚、庄述祖、武亿、钱塘、孙星衍、洪亮吉、阮元、凌廷堪等多人，成为当时汉学家的主体。

博古通经成为风尚后，经书的考试难度有所加大。按旧例，士子可专习一经应试。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大学士、九卿奏 “酌议乡会试科场条例事宜”，请自五十三年始，乡、会试改为《五经》轮流分试，乡、会试二场为 “《五经》并试”。乾隆帝赞同此议，颁谕云: “士子束发受书，原应 《五经》全读。向来止就本经按额取中，应试诸生，只知专治一经，揣摩诵习，而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今改用 《五经》，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③ 此举促使士子由专治一经转向博通 《五经》，强化了偏重经学之风。

4、荐举经师: 元年三月，礼部 “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可备录用”。因杨名时兼管国子监事务，遂命庄亨阳等七人，“用为该监属员，听杨名时分委办事，以收成均课士之益”。^④ 此七人多为理学传人，经学造诣不同，但均因其 “留心经学”而得到朝廷的奖励。后来，礼部尚书秦蕙田以倡导 《礼》学而显于世，是为乾隆朝荐举经学人才之滥觞。十四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八月，清廷曾大规模保荐经学人才。乾隆帝谕云:

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称朕意焉。⑤

随后，内外大臣共举荐了 40 多人。乾隆帝认为人数过多，令大臣 “虚公核实”。经查核，被举者有的原系翰林，无庸再举; 有的已被革职或休致; 有的因故未果，如惠栋曾被两江总督黄廷桂荐举为经学人才。经惠栋推荐，黄廷桂还荐举了沈彤，均未成。有朝官荐举戴震之师江永，而江永 “自顾颓然就老，谓无复可用。又昔至京师，所与游皆无在者，愈益感怆，乃辞谢”。^⑥

经过近两年的荐举、核实，最终保举了康熙六十年进士顾栋高，雍正朝举人陈祖范、梁锡玙，乾隆九年举人吴鼎等四人为经学人才。不久，授吴、梁二人国子监司业职，年老不能来京的陈、顾二人亦授国子监司业职衔。其后，吴鼎 “迁讲学，降侍讲; 梁擢至少詹事。然顾先生虽未一日立朝，而眷遇之隆，在三君上”。二十二年乾隆帝南巡时，顾氏前来迎驾，被赐御书和国子监祭酒衔。“三十年谕曰: 儒林亦史传所必及，果经明学粹，不遗韦布，岂以品位拘，如近日

①《清高宗实录》卷 313，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卯。

②《清高宗实录》卷 635，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庚寅。

③《清高宗实录》卷 1295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丁巳。

④《清高宗实录》卷 14，乾隆元年三月癸卯。

⑤《清高宗实录》卷 352，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

⑥戴震: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戴东原集》卷 12，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第 6 页。

顾栋高辈，终使淹没无闻邪? 史馆推本上意，入 《儒林传》焉”。^① 其后， 《儒林传》人物不再以官阶品位为准。道咸间进士陈康祺云: “我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② 其推动汉学之功不言而喻。

5、访求遗著: 汉代以来，朝廷访求遗书之事屡见不鲜，但均不及乾隆朝规模浩大。继康熙朝编成 《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乾隆初年即已注意采集遗书。六年正月颁谕: “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③ 但访求遗书进展缓慢。至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又谕令地方官收集古今群书，“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④ 同年十月，清廷又颁谕敦促各省督抚积极访求遗书。安徽学政朱筠于是年十一月上奏访书收获，并建议开馆校核《永乐大典》。至次年二月朝廷开 《四库全书》馆，选校 《永乐大典》等类书，并搜校民间遗书。清史专家孟森评论云: “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骘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⑤ 纂修 《四库全书》把考据经史的风气推向了高潮。^⑥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声称于儒学流派，“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⑦ 实则扬汉抑宋的倾向十分明显。其 《总目提要》或者对宋学家明尊暗贬，或者直接批评。其 《凡例》云: “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事实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⑧ 它否定了宋学阴阳太极之说，又批评其门户之见。这些文字出自编纂者之手，但均经 “钦定”，乾隆帝自称 “朕命诸臣办理 《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⑨ 这并非虚言。四库馆开设之初，宋学家姚鼐曾入馆撰写提要，但所撰提要常被馆臣抵制，故入馆一年即被迫辞归。后来姚莹说: “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¹⁰朝廷排斥宋学的倾向于此可见一斑。

乾隆帝尊经崇汉、抑制宋学的方针一开始就体现在礼制上。元年二月，有御史奏请宋儒程颢入祀大成殿，与朱子并尊。部议认为，康熙朝朱子入配大成殿， “所以为天下万世学者树之标准，俾知所趋向，非以朱子熹为贤于周、程诸儒也”。如果程颢亦入配大成殿，则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 “皆宜附于十哲之列”， “踵事日增，将贻后议，揆诸尊崇至圣，以师表万世之至意，亦岂有当!”乾隆帝 “从之”。¹¹ 三年三月，乾隆帝允准礼部所议孔庙祀典，升孔门 “十

①钱林: 《顾栋高》，《文献征存录》卷 5，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第 31 页。

②陈康祺: 《进呈著述》，《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62 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 134，乾隆六年正月庚午。

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前第 1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⑤孟森: 《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04 页。

⑥有关纂修 《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较多，黄爱平的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吴哲夫的 《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 年) 对其缘起、征书、编纂、庋藏及影响有详细论述。

⑦《经部总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 页。

⑧《凡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 33 页。

⑨《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前，第 6 页。

10 姚莹: 《复黄又园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外集》卷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辑 ( 51) ，文海出版社影印同治六年刊本，第 34—35 页。

11《清高宗实录》卷 12，乾隆元年二月戊辰。

哲”之外的 “有子若于殿内东旁卜子夏之下，移朱子熹于西旁颛孙子师之下。通行国子监、直省府州县学，一体尊奉”。^① 二十六年正月，山东按察使沈廷芳疏请将学宗朱子的汤斌从祀孔庙，与陆陇其并重，“得旨: 增祀之事，议论纷如聚讼，亦无实济政要，故不为也”。^② 这些措施表明乾隆帝反对神化宋学的主旨。乾隆中期开始，朝廷明确贬评宋学的言论就有增无已了。

嘉庆承变与尊宋倾向

嘉庆帝以 “守成”之君载诸史册，其 《守成论》云: “夫成者，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巨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 ……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 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 ……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大本在是，岂鲜浅哉!”^③《守成论》在学理上鲜少发明，体现了谨守成宪的主旨。但细加探究，则嘉庆朝的文治政策既有守成色彩，又有所变更。

嘉庆初年，朝廷尊汉的势头尚未停止。嘉庆四年，朱珪、阮元为会试正副考官“所得之士如姚文田、王引之、汤金钊、程同文、张惠言、胡秉虔、陈寿祺、许宗彦、张澍、刘台斗、郝懿行诸人皆一时朴学之选。人才之盛，空前绝后。”^④ 对于王引之成进士，孙星衍也 “以朴学受知为贺，谓足以鼓舞向学之士”。^⑤ 嘉庆帝仍重视经学，比如十四年殿试重申 “昌明经术”， 《五经》题云: “言 《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春秋》宗公羊者几家，宗榖梁几家，平其异同者几人，修 《左氏传》者自何人始，条列二家不如左氏数十事者何人何事，能确指欤 ……”。^⑥ 这些表明朝廷重视经学及对汉学的肯定。嘉庆二十一年，应地方官之请，朝廷以江苏故国子监祭酒顾栋高、山西故征士阎若璩等 “入祀乡贤祠”。^⑦ 这些政策延续了汉学兴盛之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人将乾、嘉汉学格局等量齐观。但事实上，嘉庆朝的经学政策已在调整之中。除了以经试士和经筵讲学外，编纂经解、刊布经书、荐举经学人才、访求经师遗著，这些前朝如火如荼的文治举措很少再现于 “上谕”之中，有时甚至被明确否定。

嘉庆朝延续了前朝的经筵讲学和以经试士。查 《清实录》，除嘉庆四年、五年因守制暂停经筵外，其他年份均在二月 ( 少数年份一月) 或八月 ( 嘉庆六年) 举行经筵，十九年则春、秋两季皆有经筵，实际共计举行 24 次。其程式仍然是由 “经筵直讲官”从 《四书》和 《五经》中各选文句加以讲述，然后宣布 “御论”。综观之，嘉庆朝经筵所讲儒经比前朝更切近治平之策和道德修身，而且显示了重视宋学和经世实学的倾向。

嘉庆朝沿袭不变的另一国策是以经试士。嘉庆帝于元年二月谕云: “试官简抡人才，出题考试，固不可竞尚新奇，然亦须择其题句足以发挥义理、敷陈经术者，方可征实学而获真才……嗣后各省乡试派出试官，及各省学政所出题目，务将 《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课士衡文，用副朕敦尚经义，崇实黜华至意。”^⑧ 显然，行事谨慎的嘉庆帝继位之初，仍低调行事，避免喧宾夺主，引起太上皇不安。嘉庆朝共举行 12 次殿试 ( 包括恩科) ，每次策问内

①《清高宗实录》卷 65，乾隆三年三月丁丑。

②《清高宗实录》卷 629，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丁卯。

③《清仁宗圣训》卷 15，《大清十朝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年，第 5117—5118 页。

④徐世昌编: 《大兴二朱学案·附录》，《清儒学案》卷 85，第 2 册，中国书店，1990 年，第 555 页。

⑤王寿昌等 《伯申府君行状》，《高邮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 5，罗振玉辑印 《高邮王氏遗书》，1925 年，第

3 页。

⑥《清仁宗实录》卷 210，嘉庆十四年四月庚戌。

⑦《清仁宗实录》卷 325，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乙酉。

⑧《清仁宗实录》卷 2，嘉庆元年二月戊寅。

容均包括阐释经史和治平之策，与以往似无不同，有些策问还重复了当年经筵讲学的主题。然而，嘉庆朝殿试也表现出尊宋和讲求经世实学的色彩。

嘉庆帝虽如其父一样尊崇经学，却没有贬抑朱子之学的言论。经筵御论和殿试策问几乎不涉汉、宋之分，而且嘉庆初年已显示尊宋取向，兹列表以见梗概:

从经筵讲学和殿试策论可见，嘉庆帝明显尊崇宋学。经筵所讲儒经章句注重内圣功夫和修齐治平之理，而其阐释带有鲜明的宋学特征。宋、明理学有所谓主敬派、主静派之分，嘉庆帝尤其推重程朱的主敬派理学，一再重复其论题。

宋学地位的提升引起士人更加关注理学，阅读相关书籍。嘉庆二十二年十月朝廷颁谕: 御史卿祖培奏，请敕各省学政讲明《朱子全书》以端士习一折。教化为立政之本，以正人心，以厚风俗。非特各省学政当讲明正学，以端士习。即督抚藩臬以至道府州县，各有治民之责，皆应随时化导，俾小民迁善远恶，力返淳风。宋儒《朱子全书》，固足以阐明经术，而《五经》及《四子书》，炳若日星。若在官者各能身体力行，以为编氓倡率，亦何不可收世道人心之益。①

这与乾隆四十六年朝廷禁止再刊 《四书》形成了鲜明对照。嘉庆朝宋学地位的提升也在礼制上有所体现。从顺治至乾隆初年，从祀孔庙的孔门 “十哲”如闵氏、冉氏、端木氏等后裔均已 “世袭五经博士”，可 “各带族人二人，赴京观礼”。^② 至嘉庆七年四月，清廷 “增设秦博士伏胜后裔五经博士一员，以六十五代孙敬祖承袭”。^③ 嘉庆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以宋儒周敦颐后裔承宗袭五经博士。”^④ 九月二日 “以宋儒朱子后裔云铎袭五经博士”^⑤。同时，清代增加 “从祀孔庙”的名单中，雍正年间增祀者有孔门弟子及汉、宋、元、明儒家 20 人，其中包括郑玄和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乾嘉年间未增加从祀人物。随着嘉庆年间宋学地位的上升，其后增加从祀孔庙者有汤斌 ( 道光三年) 、孙奇逢 ( 道光八年) 、张履祥 ( 同治十年) 、陆世仪 ( 光绪元年) 、张伯行 ( 光绪四年) 五位理学家。光绪三十四年，又增加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从祀孔庙。^⑥ 这些祀典显示了道光以降宋学崇高地位的重建。

乾嘉时期，汉、宋对峙，其盛衰荣枯可谓此消彼长。朝廷重视宋学，实际上具有抑制汉学的效果。比如，自汉学兴起后，东晋晚出的 《古文尚书》已遭受学者否定，定为伪书，该书被宋儒阐发的 “十六字心传”遂成无稽之谈。然而，针对汉学潮流，朝廷仍然维护宋学传统。嘉庆帝 《读尚书诗后识语》明确指出: “唐虞三代典谟训诰，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孰能出其范围哉!

……十六字心传千古不易，守此治，违此乱。诚有志于治国，不可不求古帝王之道。欲求其道，先求其心。心法何? 执中也，无过不及……执中之理，由心所发，人心易蹈，道心难明，能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自纯乎义理之正，不涉偏私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归于执中之奥义，非泛论也。”^⑦ 这类主张贯穿于经筵和殿试策问之中，其尊宋效果不可低估。

通经致用的彰显

嘉庆朝政比较务实、简朴，学术上较注重儒学的实用性。清前期曾实行向皇帝日讲儒经和进呈经义的制度。嘉庆十四年九月，光禄寺卿张鹏展奏 “请令翰林、科道日进经义奏议”。嘉庆帝认为: “所奏固系经生家言，惟意欲务实而转无实际……若使翰林、科道日进讲义，其所撰述，不过摭拾陈言，敷衍入告……行之日久，又生弊端，仍复视为具文，于事毫无裨益，又岂务实之道乎! ……张鹏展所言近于迂拘，于政体未能通达。”^⑧ 故不予采纳。乾隆初年曾令翰林科道轮流奏进经史讲义，有大臣借讲经之机，隐讽时事，遂于乾隆十四年停止此例。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御史唐鉴奏请恢复日进经史讲义，嘉庆帝又颁谕，指出经学当 “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如翰林科道 “徒摭拾群言，敷衍入奏，或以颂扬塞责，甚至妄议时

①《清仁宗实录》卷 335，嘉庆二十二年十月乙酉。

②《清高宗实录》卷 62，乾隆三年二月甲申。

③《清仁宗实录》卷 97，嘉庆七年四月甲辰。

④《清仁宗实录》卷 293，嘉庆十九年七月甲辰。

⑤《清仁宗实录》卷 296，嘉庆十九年九月己丑。

⑥《清史稿》卷 84 “礼志三”，第 10 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525—2539 页。又见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

《清代理学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66—69 页。

⑦《清仁宗圣训》卷 6，《大清十朝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年，第 4981 页。

⑧《清仁宗实录》卷 218，嘉庆十四年九月己巳。

事，岂非徒乱人意乎?”唐鉴所奏，“著无庸议”。^①

尊崇经学是清代相沿不变的文治政策，而具体内涵不尽一致。大体言之，乾隆帝强调通经博古，而嘉庆帝注重通经致用。嘉庆帝谕内阁云: “夫士人读书致用，本以讲明义理，端身心性命之准，若但知从事文艺，而置圣贤诚正修齐之学于不问，即幸获进阶，服官登仁，其于修己治人之道，懵无所知，将何以仰副兴贤育才之意乎?”^② 这是对乾隆朝经学政策的调整。嘉庆朝的殿试策问所涉时务甚广，诸如禁侈、边防、兵制、吏治、赋税、刑法、垦荒、治河、士风等无不包括。策问中频见提倡通经致用的言论，表明将经学与时政贯通的主张。同时，经筵讲学也紧扣时务主题，彰显了学以致用的主张。兹简列嘉庆帝的相关言论如下:

嘉庆殿试所涉时务具体而切近国家需要。河防、漕粮、盐政成为其主题，实为嘉道士人讲求经世实学的本源。如七年四月的殿试策问就宋儒政事及士习发问，包括古代赈荒、“蠲赋、缓征、裁漕、平粜、鬻赈、以工代赈、资送流民”诸法^③。嘉庆十三年殿试更具体地指出: “天津为渤海故郡，其地南则卫河，北则白河，川渎辐辏，漕运所经。卫河向苦浅滞，自漳河南徙，始以堤防为务，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何以治之? 白河性易冲突，非堤防所能御，疏泄之功，可或懈欤? 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下乘强潮，何以免倒漾横流之患? 滹沱子牙，是一是二，桑干永淀，孰原孰委，格淀以障浑流，何以三滩必须接筑筐港以泄盛涨? 何以坦坡必须致功? 今淀津堤

①《清仁宗实录》卷 353，嘉庆二十四年正月癸丑。

②《清仁宗实录》卷 221，嘉庆十四年十一月甲申。

③《清仁宗实录》卷 97，嘉庆七年四月辛酉。

河各功，以次告竣，有能洞彻水利者，其条贯敷陈之。”^① 当奢靡之风明显侵蚀国家机体时，殿试策问也包括 “去奢崇俭之方”。嘉庆帝一再告诫学官，教士当 “尚俭黜奢”， “导归淳朴”。

“其有心性浮华、舆服侈肆者，随时严加戒饬。如教习不守程规，子弟不遵化诲，即分别斥革惩处，以冀崇实黜华”。^② 河防、漕粮、盐政、兵刑、崇俭等这些时人关切的问题频繁出现在嘉庆朝殿试策问或经筵讲学中，且延续至道光以后，引导士人的学术视野发生转换。

文治之变的学术效应

乾隆帝倡导通经博古，毕沅、朱筠、卢见曾等官员积极响应，扶持朴学。正如后来胡培翚所云: “我国家重熙累洽，列圣相承，尊经重学，颁御纂钦定之书于天下，而又广开四库，搜罗秘逸，两举鸿博，一举经学，天下之士，靡然向风。”^③ 科举考试注重选拔经史考据之才，引导士人转治汉学。乾嘉时期，许多学者均经历了从早年嗜好辞章到专注汉学的转变。乾隆朝崛起的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汪中、章学诚、王鸣盛、邵晋涵、王昶、洪亮吉、任大椿、孙星衍等人如此，嘉庆初年登上汉学舞台的阮元、朱彬、焦循、张惠言、陈寿祺等人也不例外。

关于乾隆朝的文治效果，后来皇族昭槤记云: “上初继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 《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 《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④ 经过三十余年的尊经崇汉，理学在乾隆中期已呈衰落之象。乾隆三十二年，宋学家程晋芳致书朋友感慨: “今海宇熙熙，无可疑议，独理学之绪不甚振。使得如足下者十数辈作而兴之，所维系非细故也。然知之艰，少纵即逝。悠悠此心，不知其何所届矣!”^⑤ 乾隆中期，宋学家程晋芳、姚鼐、翁方纲等人均在著述或诗文中对汉学大盛表示了不满。然而，在朝廷的扶持下，汉学成为学术主流，宋学家无力回天。

尊经重道的局面在嘉庆朝延续下来，但鉴于仕风衰颓和社会危机，嘉庆帝认为: “正学兴则邪说熄，官常肃则庶民从……君臣各尽其道，士庶各修其业，形端表正，上行下效，庶几移风易俗，返朴还淳，洵由昌明正学始也。”^⑥ 此处所谓 “正学”，主要是讲求修齐治平的宋学。此前，程晋芳的 《正学论》称: “及宋贤出而圣学大明，修齐治平之理较然为一”。程朱之学 “既小试之事而无不治矣，使大用之而有不胜任者哉!”^⑦ 这是宋学家的观念，也大体契合嘉庆帝的儒学主张，可为其 “正学”的注脚。

因推重宋学和通经致用，与乾隆朝选拔了众多汉学人才不同，嘉庆六年会试选拔了邓廷桢、陈用光、叶绍本等倾向宋学的实务士人。七年进士包括日后显露经世关怀的朱士彦、朱珔、顾莼、梁章钜、陶澍、庄诜男、卓秉恬等人。十年进士包括徐松、李兆洛、周济、胡承珙、朱为弼等人。十三年进士有贺长龄、谢阶树、周之琦、董国华、刘嗣绾、钱仪吉、姚莹等人。十四年进士有宋学家唐鉴、经世学者齐彦槐等人。十六年进士有林则徐、程恩泽、李彦章等人。十九年进士有祁寯藻、贺熙龄、颜伯焘、程懋采、刘逢禄等人。二十四年进士有胡培翚、钱宝琛，二十五

①《清仁宗实录》卷 194，嘉庆十三年四月丁亥。

②《清仁宗实录》卷 221，嘉庆十四年十一月甲申。

③胡培翚: 《国朝诂经文钞序》，《研六室文钞》卷 6，道光十七年刊本，第 1 页。

④昭槤: 《重经学》，《啸亭杂录》卷 1，第 15—16 页。

⑤程晋芳: 《与梅二如书》，《勉行堂文集》卷 3，《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二十五年刊本，第 15 页。

⑥《清仁宗圣训》卷 6，《大清十朝圣训》第 4984 页。

⑦程晋芳: 《正学论一》，《勉行堂文集》卷 1，第 1 页。

年进士有徐宝善、陈銮、徐广缙、张祥河等人。^① 他们学术上侧重宋学或倾向于调和汉宋; 与一般经师不同，他们较注重通经致用，关注社会实务，成为转变嘉道学术风气的关键群体。

乾嘉之际，士大夫开始反思汉学积弊，并且出现公开批评惠栋等人的言论。这与朝廷的导向也不无关联。比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惠栋 “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② 其后，几位扬州学者声应气求，接踵讥贬拘泥汉学的风气。乾隆六十年，王引之致书焦循云: “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如说 《周礼》邱封之度，颠倒甚矣! 它人无此谬也。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③ 显示了对前辈汉学家的不满。嘉庆二年，王引之自序 《经义述闻》时提出应 “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④ 表明高邮王氏已有调和汉、宋的倾向。焦循也反对 “唯汉是好”，指出 “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而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 学者，学孔子者也。”“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⑤ 凌廷堪也在乾隆末年指斥 “浮慕”汉学者的弊端，批评一些人 “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⑥这些批评对于专宗汉学者无疑有所触动。

嘉庆初年以后，朝野士大夫调和汉宋的倾向明显增长，二者循环影响。嘉庆十七年八月，阮元的 《国史儒林传序》云: “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 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 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者兼者矣!”^⑦ 阮元在诠释 “诸儒”和 “皇上”的儒学观念时，扩大了调和汉、宋的声音。他在浙江、广东等地倡兴文教的举措均体现了兼容汉、宋的特色。

在此背景下，段玉裁等老辈汉学家重新审视宋学价值。段氏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却未能诠释儒经义理，晚年反思自己 “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⑧ 他于嘉庆十九年致书陈寿祺云: “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⑨ 此论得到陈寿祺等人的认同。后人记载: 和珅专权时，朝堂之上多 “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书籍……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10

朝廷推动学术转变的同时，嘉庆帝 “广开言路”的举措又直接引发士风变化。乾隆帝嗜好 “乾纲独断”，文字狱接踵不断，还明确禁止士人议论朝政，强调 “学术首严真伪，士子读书敦行，处为良士，出为良臣，原不借文字为标榜…… ( 明季) 朋党莠言乱正，变易是非，实于朝纲国体，世教民风所关甚大”。^11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东巡期间，曾有生员金从善在奉天陪都御道旁进递呈词，条陈四事， “首以建储为请”，被乾隆帝斥为 “狂诞悖逆，为从来所未有”，

①参见朱保炯、谢沛霖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757—2777 页。

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29，上册，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80 页。

③王引之: 《与焦里堂先生书》，《王文简公文集》卷 4，罗振玉辑印 《高邮王氏遗书》本，第 1 页。

④王引之: 《经义述闻序》，《经义述闻》卷前，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刊本，第 1 页。

⑤焦循: 《述难四》，《雕菰集》卷 7，《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刊本，第 14—15 页。

⑥凌廷堪: 《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 年，第 206 页。

⑦阮元: 《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一集》卷 2，上海涵芬楼 《四部丛刊》影印初刻本，第 2—3 页。

⑧段玉裁: 《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 8，光绪十年秋树根斋重刻本，第 13 页。

⑨《附懋堂先生书三通》，《左海文集》卷 4，《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 50 页。

   10 昭槤: 《理学盛衰》，《啸亭续录》卷 4，《啸亭杂录》，第 503 页。

   11 《清高宗实录》卷 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子。

“实属罪大恶极”。^① 此类情形使 “万马齐喑”的局面雪上加霜。

然而，嘉庆四年正月下诏求言以后，士人议政之风渐兴。是年八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因言辞不当而被 “发往伊犁”，但很快就被赦免，总计居伊犁仅一百天。嘉庆五年闰四月颁谕云: “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置诸座右，时常观览……朕非拒谏饰非之主，为可与言之君。诸臣幸与可与言之君而不与之言，大失治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②其广开言路的姿态是乾隆朝不曾出现的。此时，地位卑微者上书言事，有时也能获得嘉奖。七年七月，陕西恩贡生何泰条奏 “敬天勤民，敦崇治本，澄叙官方，整饬士习，以及黜奢崇俭、挽回风化各大端”，嘉庆帝加恩赏给大缎二匹，并谕何泰回家安静读书，勉图进取，以备将来量材录用。^③

“广开言路”引导士人于经史古学之外关注社会，与倡导通经致用相得益彰。嘉庆年间的一些汉学家张惠言、陈寿祺、洪亮吉等人对朝政和社会的关注度较之前辈显著提高。而前述嘉庆年间成进士的数十位人物，多注重通经致用。他们或者任朝廷内外官员，讲求经世实务; 或者以学术重释汉学传统。其中一些人还将经世见解著为文章，广泛流播，魏源、贺长龄还编纂了 《皇朝经世文编》。他们成为道光年间调和汉宋和推动经世学风的关键。

综上所述，道光以降经世学风和汉宋调和的成因虽然不一，而嘉庆朝的文治政策无疑发挥了引导作用。追本溯源，晚清学术思潮和士林风气的变化，事实上与嘉庆朝的文治政策直接相关。

①《清高宗实录》卷 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②《清仁宗实录》卷 65，嘉庆五年闰四月乙卯。

③《清仁宗实录》卷 100，嘉庆七年七月辛巳。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祖武: 《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载 《国学研究》第 9 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 龚书铎主编: 《清代理学史》，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4］ 纪昀等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1997 年。

［5］ 罗检秋: 《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皮锡瑞: 《经学历史》，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

Changes in Civi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Ｒeigns and Its Academic Influence

LUO Jianqiu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luojq@ 163. com)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reigns，Han Learning was flourishing，and textual research i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became popular among scholars． However，the acad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ar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After the early years of the Jiaqing reign，There was a revival of Song Learning and Confucian statecraft tradition，and Han-Song syncretism became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These Chang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anlongJiaqing reigns． By exploring the caus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this article aims to further elaborate the academic evolution in the mid-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