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黄炎培与卢作孚在教育与实业两种救国思潮中建立起了频繁的互动交往。黄炎培以实业界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工商界人士往来频繁；卢作孚以兴办实业为重心，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注重教育理念的灌输。两人的交往过程，是民初实业与教育两种救国思潮融合的代表。两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推进了各自事业的发展。

黄炎培（1878~1965），字楚南，任之，韧之，江苏川沙（上海浦东川沙）人，我国现代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以首倡并推广职业教育，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而著称于世。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的创始人。

卢作孚（1893~1952），字，四川合川（今重庆北碚）人，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以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而著称于世。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

学界对黄炎培研究，重点还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方面，也有研究者力图探究黄炎培与张謇、穆藕初等近现代儒商的交往、联系，剖析黄炎培与这些儒商身上所具有的性格特质，但并未对黄炎培与这些儒商的互相影响做更深入地分析。[1]同样，学界对卢作孚的研究，重点也放在卢作孚实业活动、乡村建设上。并未深入探究他从事这些实践活动的思想根源，与何人进行交往。黄炎培与卢作孚，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上游（四川），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下游（上海），两人的交往，是20世纪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两种思潮的产物，而两人相识相知以后，互相影响，互相扶持，分别代表国人实践教育与实业结合以救国的两种类型，堪称民初教育界与实业界结合的典范。探究两人的交往过程、对彼此产生的影响，对后人理解1920~30年代的社会思潮有着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意义。

一、初识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庭。父亲卢茂林，经营小本麻布生意，人称“卢麻布”。由于父辈深受没有文化的苦，卢作孚自幼便被送入私塾。卢作孚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01年八岁时进入瑞山书院读书。1907年虽然以优异成绩毕业，但家境贫寒的他却无法继续升学。

1908年，卢作孚步行到成都，进入补习学校学习数学。他一面当家庭教师，一面自学代数、三角、解析几何、英文等课程。为解决生计问题，他编写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数学习题解答书籍，以卢思的名义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在1914年出版。

卢作孚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特别关注，《民约论》、《进化论》、《天演论》等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的代表作，让他的眼界大开，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更以其理论的前瞻性、针对性，是他折服。1910年，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卢作孚积极参与。辛亥四川起义成功后，成都、重庆两地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卢作孚被任命为川东奉节夔关监督，但并未上任，继续在成都从事教育。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胡文澜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卢作孚被迫离开成都，1914年他出川，到上海寻求救国真理。而此时的黄炎培，刚从江苏都督府教育司长离任，在努力践行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经人介绍，他与黄炎培相识，从此开始了两人近四十年的交往。

卢作孚与黄炎培，由于有着相似的出身（家境贫寒）、性格（坚韧、执着）、经历（未曾系统接受学校教育，但都通过自学成才，都从事教育事业）以及相同的爱国心，很快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黄炎培的介绍下，卢作孚到商务印书馆继续自学。由于商务印书馆藏书丰厚，卢作孚在这里汲取了较多的知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也逐渐成形。他认为要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面貌，必须使广大民众觉醒。而教育则是启发民智、促其觉醒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救国的思想在此时产生。

作为蔡元培的学生，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产生更是早在清末便已产生。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受蔡元培的影响，黄炎培很快就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并迅速付诸实施。他在川沙兴学，并与张謇、沈恩孚、杨宝恒、袁希涛等教育界名流一道，发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实践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可以说，与卢作孚相比，他的教育救国理念与实践早了十多年。黄炎培是卢作孚的前辈和引路人。

卢作孚在1915年返回四川，他先在合川县福音堂小学任教。1916年6月，因其兄卢志林在《群报》撰文披露合川县长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罪行，卢作孚受到牵连，被一同关进监狱。卢作孚在狱中奋笔疾书，申诉冤情，经全县各界名流联名作保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卢作孚到成都担任《群报》记者兼编辑，他多次在报刊抨击四川整治黑暗、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为民众疾苦大声呼吁。1917年夏，他应合川县立中学监学之聘，同时担任数学教员，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欢迎。1918年，《群报》触怒当局遭到查封，李劼人遂创办《川报》，卢作孚在盛邀之下，于1919年春出任主笔。五四运动期间，卢作孚满清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卢作孚开始在四川声名鹊起。

五四运动后，卢作孚于1920年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继续为改造社会而努力探索，他与毛泽东、邓中夏、李大钊、李劼人建立起了联系。

在卢作孚返回四川后，黄炎培也继续在实业教育方面向前探索。他经过多次考察调研后，最终走上了推广职业教育的道路。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力邀工商界、教育界、政界多位人士组成董事会。初步实现了实业与教育的结合。黄炎培还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他负责的江苏教育会，推动着上海社会各界特别是总商会最终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月3日，上海各界联合会举行了三罢运动，黄炎培走上街头，在街头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随后参加了抗议政府卖国行径的游行。

天津、青岛、杭州、广州等各大城市也纷纷响应北京、上海的爱国举动。上海各界的三罢行动，向北洋政府施加了较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政府最后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卢作孚则在四川进行了兴办新教育的实践。1921年初，永宁道尹杨森在泸州提出建设“新川南”的口号，推行新政，力邀卢作孚担任公署教育科长，推行新政。卢作孚被杨森的热忱打动，也希望藉此良机，献身民众教育，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以改变四川的贫穷落后面貌。于是他欣然接受杨森的礼聘，在泸州开始了推行新教育的实践。卢作孚在泸州首先开展民众教育，创办了通俗教育会，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地的开展。同时，他借整顿川南师范学校，在川南地区推行新教育的试验，以培养各类人才。他定期在白塔寺通俗讲研所举行时事讲座和辩论会，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实现男女平等。他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仁陈愚生、王德熙、穆济波、周晓、胡兰畦、秦德君、朱昌文等人前往任教，对川南师范学校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学监制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卢作孚对学校采用的教材也进行了大量改编，以切合当地实际情况。1921年10月30日，卢作孚还聘请恽代英就任学校的教务主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改革。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文章作为国文课教材，并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短短的一年多，川南师范学校的面貌已经出现了迥异于以往的新的气象。然而，在整个四川军阀混战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这样的试验注定了最终失败。1922年，四川军阀陷入混战当中，杨森撤离泸州，军阀赖心辉占领了泸州。免去了卢作孚的教育科长职务。卢作孚被迫离开泸州，前往重庆。[2]

在重庆，卢作孚反复思考，对军阀支持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能否取得实效，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的试验能否成功感到怀疑。[3]思索良久，没有结果，于是他决定再次赴上海考察教育，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更好的救国途径来。

二、卢作孚两次东游

1922年底，卢作孚来到上海，再次同黄炎培见面，将泸州新教育的试验与遭受挫折的经过一一告知，希望黄炎培能够提供帮助。黄炎培对卢作孚的试验大加赞赏，专门派人陪他参观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卢作孚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印刷厂，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纺织厂等一批当时堪称上海民营工商业代表的企业。卢作孚将自己的考察与四川的时局紧密结合，重点对寓兵于工的事业进行了关注，根据考察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中国军人之新倾向》，提出了“寓兵于工”的观点。在考察过程中，卢作孚还学会了织袜技术，并购买了几架织袜机带回重庆。不久，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担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他再次发出邀请，请卢作孚到成都去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对做官毫无兴趣，只想继续从事推行新教育的工作，于是他向杨森提出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建议，得到杨森的赞同与支持。卢作孚在成都开办了通俗教育馆，这是四川第一个，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通俗教育馆之一。

在短短几个月里，卢作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建起了这个崭新的社会机构，通俗教育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游艺场等多个建筑，在卢作孚的主持下，多种形式的讲演会时常在这里举办，吸引着成都各界人士前往观看。通俗教育馆成为成都政治、科学、文化、艺术以及游览中心，新式文教活动的大量开展，不但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帮助市民学习人文社科知识，也在实践中教育了他们如何从事社会建设，如何为民众服务的相关方法。卢作孚还倡办了四川第一个大型户外运动会，吸引了几万人参加，卢作孚亲自主持运动会的会务。

卢作孚的新教育试验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四川军阀再次陷入混战，杨森也再次下台。卢作孚殚精竭虑所倡办的民众教育活动也因此再次遭到挫折。

两次举办教育的试验受挫，使卢作孚陷入了沉思当中。他痛切地认识到，依靠旧式军阀来改变社会现实的方法绝无可能成功。“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浮沉”[4]，“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5]。他决心摆脱对军阀的依赖，依靠兴办实业，来振兴中华、实现振兴教育的目标。经过对四川的现实考察，他认为兴办实业必须从交通着手，发展内河航运，对四川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对国家对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

1925年10月，卢作孚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决定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由他亲自担任筹备处主任。针对长江上游的航运市场状况，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开辟新航线，重视客运等主张，采取了“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经营方针。1926年6月，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担任总经理的卢作孚亲自到宜昌迎接公司购置的第一艘轮船“民生号”，很快，“民生”轮正式开航。在当年冬天，卢作孚赴上海购买船只。从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卢作孚殚精竭虑，努力改进管理制度，与外国航运公司展开了激烈地竞争，使民生公司初步在长江上游站稳了脚跟。

1927年2月，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峡防团务局局长，负责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的社会建设运动。卢作孚把北碚作为峡防局乡村建设事业的重心，开展了轰轰烈烈地乡村建设运动。践行他建设乡村的理想。他于1930年1月，撰写了《乡村建设》一文，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乡村建设的整体认知，系统论述了乡村建设的意义、乡村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意见。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为深入开展北碚乡村建设进行提供经验，3月，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峡防局、川江航空管理等北碚地区各单位成员，到东北和日本去考察。他们首先来到上海，对上海和江浙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黄炎培亲自陪同，到昆山徐公桥进行考察。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是1925年黄炎培在第四届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提出来的。他提出推进乡村职业教育，需要划区试办的主张。随后，提出了《试验农村改进计划》，列举了21项农村改进事业。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联合组织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在昆山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在这里主持的一项农村改进试验。黄炎培担任董事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成立了“徐公桥联合改进农村生活事务所”，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推广新的农作技术，把农业教育变成到农村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拓展农民的致富渠道，发展养鱼、养蜂等副业，针对扩大生产资金短缺的现状，为农民提供贷款来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倡导公益事业，建立了合作农场，开辟了果园、茶园、苗园。在农村公共活动方面，建起了公众花园和公众体育场。徐公桥农村改进会按照6年试验期的预定期，1934年实验期满后，交地方政府管理。卢作孚等人在这里进行了仔细考察，收获颇丰。1930年4月10日《黄炎培日记》载：“卢作孚等十二人来，谈职社情形。”[6]他更与卢作孚等人多次在聚餐时深谈职业教育、乡村建设的许多深层次问题。[7]卢作孚看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江苏进行的一些农业生产技术改良，他认为是“中华民国中间一点最有希望的新进化”，也就是“一切事业，都有学术的研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而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的需要”。[8]卢作孚在总体上对江浙地区的教育改进所取得的成果产生“此番重游，除却新添了标语无数，纪念碑多处之外，觉得交通和都市情况变化很少。八年前教育改进，一时成了风气，并成了全国的中心；而今反倒消沉了。八年前四乡很宁；而今江南江北都有匪患了”[9]这样的观感。描绘了政治黑暗的旧中国，无论从事何种社会改良，大都会陷入困境的真实景象。

带着国内教育改进、乡村建设停滞不前的观感，卢作孚等人乘船到东北，访问了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敦化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都对当地的工商、文教甚至市容市貌都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考察中，卢作孚还感受到了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已非一朝一夕，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有所察觉。

卢作孚的东北之行，实际上对黄炎培也产生了影响。黄炎培在农村改进的实践中，也深感这项试验的大不易。他决定外出考察，以获取继续推进农村改进的成功经验。他于1931年3、4月间启程赴东北、朝鲜、日本等地考察。归来后，写成《黄海环游记》。在书中，黄炎培历数日本不景气的经济下，国民素养、市容市貌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感慨中国唯有在统一、生产、国防三方面迎头赶上，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大家快快去做，快快去做”。[10]

卢作孚也在返回四川后，在北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努力将峡区建设成为“新中国的缩影”。[11]

为使北碚乡村建设能够取得成功，卢作孚非常注意结交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黄炎培作为乡村建设、职业教育的先驱，卢作孚与之保持着密切联系，《黄炎培日记》载，1932年7月黄炎培带卢作孚等人到莫干山游览，并参观了黄郛捐建的莫干山小学。黄炎培邀请卢作孚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为职教事业的推展出谋划策。

两次东游的卢作孚，收获了对正在进行的四川乡村建设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整体思路与具体途径，也在黄炎培这位职教先驱、学界耆宿的帮助下，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卢作孚也盛情邀请黄炎培，为正在四川开展的乡村建设以及民生公司提供指导，为此，他力邀黄炎培赴四川考察。

三、黄炎培考察四川

卢作孚在四川的社会改造试验，对黄炎培而言，也有很大的吸引力。黄炎培在推广职业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历尽艰辛，卢作孚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较为显著的成果，对于一贯倡导“富教合一”乡村建设理念的黄炎培，必然引起他一窥虚实的兴趣。抱着“尽我心力，指贡一些蜀人应走之道”这样的想法，1936年1月29日，黄炎培应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的邀请，赴四川考察。这次旅行，对黄炎培与卢作孚两位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而言，意义均十分重大。

自1月29日启程到5月9日回到上海，黄炎培的四川之行度过了整整一百天。他在卢作孚的陪同安排下，四川军、政、商、工、学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黄炎培东游万县、重庆、江北、北碚，观地方建设；北游绵阳、剑阁，观剑门关天险；西游灌县，观都江堰水源，登青城山，游峨眉、嘉定，上峨眉金顶；南游内江、自贡两井，观糖、盐及天然煤气之利。[12]

2月19日，黄炎培抵达重庆，得到四川省、重庆市等政府要员的热情接待。卢作孚派民生公司宋师度、何北衡等高层代表他接待黄炎培。次日，黄炎培乘飞机抵达成都，卢作孚与主席刘湘、省副秘书长邓鸣阶（汉祥）所委派的交际科长周植闿（茂理，孝怀世兄）前往迎接。

3月13日，黄炎培在民生公司宋师度、甘南引、杨成质、李肇基、徐世铨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民生公司以及位于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与教务主任孙伯才进行了长谈。[13]傍晚，他会见了市商会的李奎安、严子逡，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天府经理黄云龙，天府工程所唐瑞五，富荣银行经理郑光荣等商、教界人士。[14]

3月15日，在民生公司的股东会上，黄炎培在卢作孚等股东的力邀下，被选为民生公司董事会董事。黄炎培在董事会后的游艺会上，即席发表了题为《四川的民生》的演说。[15]3月18日到20日，黄炎培在卢作孚的亲自陪同下，到北碚进行了三天的参观考察。他们先到北碚的农村银行，接下来到图书馆，再到公共体育场，接下来又来到平民公园，在火熖山上，见到了蓝马鸡、建昌鸭等家禽。又依次参观了慈寿阁、兼善学校、博物馆、峡防局、三峡染织工厂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机构。每到一处，黄炎培都进行了仔细询问。[16]

3月19日，黄炎培畅游北碚温泉公园，他还“坐小艇逆流行至观音峡上岸，至白庙子北川铁路终点地，设有绞车上下煤炭。坐北川铁路（窄轨）行三十三里，至大回坎，沿途愈进愈高，初沿嘉陵江行，后入深处。大回坎有湖滨旅馆为最高地，积水如湖。回程经后峰岩观矿业。”[17]

参观完毕后，他发表演讲《今后之北碚》。黄炎培认为，北碚乡村建设的成功要点，在于“教养卫并施，领袖耐劳耐苦，大公无私，得同事信仰，实际造福得民众信仰，功成名立得政府信仰。”要让北碚的乡村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取得更大的成果，必须在今后做到“人人负起责任来”，“人人以领袖卢先生之心为心，以其行为行”这两点，因此，北碚民众必须从“（一）拥护第二领袖；（二）推诚服从；（三）注重基本建设；（四）注意国家大局”[18]四个方面来考虑，才能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经过这次考察，黄炎培对于四川的建设初步形成了思路。3月22日，黄炎培与卢作孚在去成都转赴内江的旅途中，对卢作孚阐述了改造新四川的意见，[19]并起草了《改造新四川管见》[20]，从而对这次历时白天的考察旅途进行了总结。4月29日，黄炎培乘坐民生公司“民康”轮离开重庆，在5月1日抵达宜昌。宜昌民生公司经理李肇基邀请黄炎培演说，黄炎培讲了《两收两放主义》，从开发、团结、开放、统制四个方面，对建设四川的整体思路进行了阐述。[21]5月9日，黄炎培抵达上海，结束了这次考察。黄炎培自1月29日离开上海以来，在整个考察四川的过程中，共进行了57次演讲。[22]

黄炎培的四川之行，受到卢作孚等四川军政高层的高度重视，他亲自陪同黄炎培考察了许多地方，安排四川各界人士与黄炎培多次进行接触，就四川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且深入的交流，使四川的乡村建设获得了来自同行的支持，并邀请黄炎培加入民生公司，一道为四川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黄炎培也在考察中，对四川乡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吸引。他加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已经开始加入了四川乡村建设的实践。而他与卢作孚的人际关系，随着这次考察，也由师友、同行转为同事，更进一步地密切了起来。

四、协作抗战

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在黄炎培考察四川之际，已达于高峰，正当两人为建设四川而开展更进一步合作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社会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战火肆虐，生灵涂炭。黄炎培于淞沪沦陷后的11月离开上海，参加国防最高参议会，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随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重庆。卢作孚也由于在四川的多年经营，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加上民生实业公司在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中的龙头地位，特别是卢作孚亲自指挥了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行动，使国民政府最高军政当局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担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在大后方的四川，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也进入了战时阶段。

此时，经营建设好四川，使之成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地，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任务。各省流亡人士在四川汇聚，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就业压力骤然间增大，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也积极在四川开展活动，努力发展成都、重庆等地的职教事业，卢作孚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亲自参加职教社的许多活动，《黄炎培日记》载：“1939年1月18日夜，职教社辅导委员会假永年春会餐，到者康心之、卢作孚、杨成质，议设关于介绍成事者保证基金之组织。”[23]“8月21日，举行职业互助保证协会成立会，到者康心之、康心如、谢秉之、黄次咸、卢作孚、浦心雅、罗北辰、江问渔及余，余被推为主席。会议结果，被举为理事会理事并基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24]“9月8日午，职业互助保证协会理监保管联席会议，假交通银行举行，余被推主席。到者钱新之、浦心雅、康心之、吴晋航、谢秉之、黄伯度、卢作孚、社会局长代表贾亚尼等。”[25]

作为大后方的四川，集聚了各地流亡人士。在这里，也集结着国民党的大量军队。为前线战事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是确保战事顺利进展的重要工作。然而，由于宜昌失陷，四川省内粮食歉收，粮食供给成为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统购了1940年全年的军粮，造成四川民众的恐慌，“纷纷存积，各县各乡镇又先后封仓阻关，消费区域的民食，遂发生恐慌，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26]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本打算与副局长等分别到各地巡视，在了解情况的急促上，决定切实的管理办法，但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召开全国粮食会议。7月11日，张群任会议主席，李幼椿、林隐青、俞樵峰、秦景阳、潘宜之、何粹廉、稽叔庾、卢作孚、吴国桢、包华国、胡次威、熊仲韬（军政部军粮总局局长）、沈宗濂、张梁任参加，并各自发表了意见。会议主席提出由黄炎培、卢作孚、何粹廉、稽叔庾、胡次威、熊仲韬起草相关的组织及办法。[27]第二天（7月12日），由黄炎培担任会议主席，召开了小组会议，卢作孚、何粹廉、稽叔庾、胡次威、以及军粮总局代表严宽全体成员参加。从上午七时开始，到下午十一时，最终，全国粮食管理局组织办法与实施办法脱稿，共形成：“（一）各级粮食管理机构组织要领；（二）救济目前军粮民食办法；（三）本年秋收后军粮民食统筹办法；（四）粮食管理局之筹备及其在四川购粮进行步骤”四个草案。[28]紧接着，在7月13日、14日两天，粮食会议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修正通过了各项草案。[29]

草案通过后，为落实四川各地购粮的具体实施，1940年9月18日，黄炎培邀请卢作孚一同赴泸县参加第七区食粮会议，[30]在途中黄炎培详细介绍了泸州的农业发展情况。9月23日，黄炎培、卢作孚在川康建设委员会泸州建设处召开了第七区粮食会议，“议定驻泸军队在统筹军米办法未行前，先定过渡办法，组设七区粮食临时调节委员会，”[31]黄炎培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并议定外县分担征购军米数量及价格标准。[32]泸州第七区当年征购军粮三九六千市石。[33]26日，黄炎培与卢作孚赴宜宾，听取宜宾行署专员及各县长报告，并共商粮食征购问题。[34]次日，卢作孚宣布各项办法及分担数量集征购价格，黄炎培详细说明要点。[35]

经过黄炎培、卢作孚两人的密切配合，第七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得以顺利完成。黄炎培日后得知“从十一月起，前后方军士每人一律月给米二斗五升，从六元主食费下扣三元五角，则下士十一月之月饷，可实得七元五角及米二斗五升，较前优待多多矣。”[36]这是黄炎培与卢作孚在关乎抗战大局的事务中紧密联系、协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随着战事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参政会中各派政治力量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日渐不满，急切要求结束“训政”，尽快实施宪政。黄炎培与中坚力量各党派一起，发起了两次宪政运动，卢作孚也投身其中。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抗战即将结束，决议战后立即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间力量成立各种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发动民众，积极参与修改“五五宪草”。《黄炎培日记》载：1943年11月29日，黄炎培“偕钱新之、张志让邀友发起宪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到者康心如、杜月笙、刘攻芸、王志莘、卢作孚、潘仰山、吴羹梅、章剑慧、戴修瓒（君亮）、陆鸿仪（棣韦华）、陈叔澄、章友江、王芸生、浦心雅、何葆仁、潘序伦、祝世康（尧人）、薛明剑、向乃祺（伯祥）、杨卫玉共餐。”[37]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势力在调停国共纷争的过程中，一致觉得有联合的必要。黄炎培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为民盟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卢作孚对民盟的成立，组织活动也比较关心，黄炎培与卢作孚多次就民盟、民建以及国共关系进行了交流，共同交换了对抗战胜利后各派力量对比以及国家政治前途的看法，《黄炎培日记》中有较多的相关记载：“1945年9月7日，午，作孚家餐，共作孚、旭东谈组织事，颇有结果”[38]；“11月15日，午餐于卢作孚所，谈：1.民生业务；2.上海现况；3.大局前途（定十九日中午约云五、政之共餐）；4.职校问题”[39]；“11月19日，午，到作孚处，共王云五、胡政之四人研究国共问题。[40]；“11月24日，午，至作孚处午餐，谈民建。”[41]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卢作孚虽然早已辞去各项职差，但也对可能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国是会议密切关注。1月20日，卢作孚特意招集黄炎培、梁漱溟共进午餐，交换对政协纲领的看法。[42]

这种意见交换的结果，就是两人的政治见解越来越趋于一致，反对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最终促使卢作孚下定决心，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虽经多次威逼利诱，但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五、结语

黄炎培与卢作孚，这两位年龄相差15岁的忘年交，一位成长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合川，一位成长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川沙，相距有千里之遥。类似的成长经历、相似的性格特征、异曲同工的人生理想，经由长江这条母亲河，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念的过程，恰恰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三十年的相交，黄炎培与卢作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十分挂念这位老友，敦促他回归祖国。在得知他不幸蒙冤辞世后，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了《卢作孚先生哀辞》，悼念这位猝然离世的实业家、教育家。“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无疑道出了卢作孚的高贵品格与人生追求，而黄炎培也将这两句箴言，作为自己人生格言，两人的精神也是相通的：“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43]

参考文献

[1] 黄炎培.黄海环游记[M].上海:生活书店, 1932。

[2] 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3] 许纪霖、倪华强.方圆之间：黄炎培传[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4]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5] 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日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8.

[7] 朱宗震.黄炎培与现代儒商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8] 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ang Yanpei and Lu Zuofu

Zhejiang University  Zhang Licheng  310028

Abstracts:The frequent interactive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Huang Yanpei and Lu Zuofu in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wo salvation thoughts. Huang Yanpei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 education depending on businessmen, and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m closely; Lu Zuofu focused on industrial,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indoctrinating the education idea  in operating industry.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reprented the fus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alvation though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y supported each other, helped  each other, and joi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careers.

Keywords: Huang Yanpei; Lu Zuofu; Intercourse

*作者简介：张立程（1977~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研究，著有《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黄炎培社会交往网络研究》、《之江大学史》、《数字清史×清朝覆灭》等。

[1]朱宗震：《黄炎培与现代儒商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许纪霖、倪华强：《方圆之间：黄炎培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1页。

[3]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4]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5] 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

[6] 1930年4月20日，《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7] 1930年4月20日、29日，《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8] 卢作孚：《东北游记》，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9] 卢作孚：《东北游记》，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10] 黄炎培：《黄海环游记》，上海生活书店1932年版，第85页。

[11] 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12] 黄炎培：《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3] 1936年3月13日，《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14] 1936年3月13日，《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5] 1936年3月15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6] 1936年3月18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17] 1936年3月19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18] 1936年3月19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19] 1936年3月22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0] 1936年4月10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21] 1936年5月1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22] 1936年5月1日，《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23] 1939年1月18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24] 1939年8月21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25] 1939年9月8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6] 卢作孚：《全国粮食会议开幕词》，《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页。

[27] 1940年7月11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28] 1940年7月12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29] 1940年7月13日、14日，《黄炎培日记》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10页。

[30] 1940年9月18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1] 1940年9月23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2] 1940年9月23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3] 1940年9月23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4] 1940年9月26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35] 1940年9月27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36] 1940年11月9日，《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37] 1943年11月29日，《黄炎培日记》第8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38] 1945年9月7日，《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39] 1945年11月15日，《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40] 1945年11月19日，《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41] 1945年11月24日，《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42] 1946年1月20日，《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43] 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