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黄炎培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刊载其言行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从第二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大陆学界的成果日渐增加以外，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也有相应的成果问世，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但有价值的成果还寥若繁星。
关键词：九十年；黄炎培研究；述评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Huang Yanpei in 90 Years
Zhang Licheng
( Marx college 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The academic study of Huang Yanpei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before 1949, the researchers mainly published his words and deeds.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true sense, is in the second sta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1990’s,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creased day by day in China mainland. At the same time, in Taiwan, Japan, South Korea the corresponding outcome be also publishe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chievements has shown a growth spurt, but valuable results are also as few as morning stars.
Keywords: 90 years; research on Huang Yanpei; commentary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职业教育家，他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政治等领域有着诸多影响，特别是他“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影响较深远。而他广泛的社会交往圈子，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思想以及社会活动所进行的研究，已走过了90年。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黄炎培研究
对黄炎培这位辛亥老人的研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开始。限于史料，笔者现所掌握的最早与黄炎培相关的文章，是朱家治、夏承枫的《要闻：国内之部：黄炎培电辞教育总长》（《新教育》，1922年第4期，第504页）。而《爱国报》1923年第1期刊载的《黄炎培君论学函件》，主要是对黄炎培的治学观点进行了记述。另有伟民的《杂感：为黄炎培君解嘲：黄炎培君之学潮哲学》（《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第4期）。
1929年后，黄炎培在上海专心从事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不再涉足政治。然而，随着日本侵华阴谋的一步步实施，民族危机日渐严峻，国难当头，黄炎培再也不能置身事外，无动于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当即联络上海工商界、新闻界人士，在上海组织壬申俱乐部，对日本侵华后的时局给予了密切关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入侵。国民党当局因陷入政治纷争，无力应对上海的抗战。黄炎培当即在上海市政府的首肯下，联络上海工商、学、政、新闻等各界人士，以壬申俱乐部为主体，组织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战时地方协作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承担战时救助、联络等工作，支援前线抗战。黄炎培可以说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主要发起人，并在其中担任了总秘书与总务组主任等职务。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上海档案馆藏，档号：Y3-1-318）的记载中，黄炎培的活动颇为活跃。随后，黄炎培投入全国各地的抗日民主运动洪流中。1933年的《沪大周刊》刊登了黄炎培在沪江大学演讲的感想（今始：《听了黄炎培先生演讲以后》，1933年第21期），在中华职教社十六届年会时，黄炎培向四川各界通告了职业教育改进的主张（《四川省政府公报》，第53期，第79-81页），并对乡村实验教育倾注了许多心血，植庭的《黄炎培来区参观》（《农村服务通讯》，1937年第23期，第503-504页）报道了黄炎培在江西参观农村服务第三区的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日军在平津地区迅速控制了局面，攻占天津时，南开大学遭到了日军毁灭性的破坏，黄炎培对此极为愤慨，发表了《黄炎培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兴华》，1937年第34期），声讨日军的暴行。随后，淞沪抗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黄炎培于当年11月离开上海，赶赴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中国各党派在内的国防参议会，开创了“在野党派被允许在体制内参与国家政治的先例”。[1]在抗战中，蒋介石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其独裁统治，对在野党派防范打击，使中间力量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在国共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确保抗战的顺利进行。1941年，由黄炎培牵头，中华职教社与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救国会等党派，筹组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对国民党的权威不啻为一种挑战，也引起了外界对黄炎培极大的兴趣，关于黄炎培的政治活动不时见诸报刊杂志。叶君宜连续发表了《中国内幕异闻录：国社党与黄炎培》及《中国内幕异闻录：黄炎培的政治活动》（均载于《杂志》，1943年第11期）等文章，揭示了国家社会党主要成员与黄炎培之间的联系，对黄炎培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有大概的勾勒。而《新工商》杂志也刊载了题为《黄炎培妙论》（《新工商》，1943年第1期）的逸闻趣事。卜少夫的《黄炎培先生纵横谈——从资本利用到建设西北》（《工商人物》，1943年，第73-75页）就国民参政会几项议案采访了黄炎培，黄炎培认为应该从节制工业和商业资本，建设西北交通第一，注意民生问题，发展航空运输等入手。抗战胜利之际，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纷纷发表政权筹组的主张，尽快举行国共和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间势力为之努力的目标。以黄炎培代表的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进行了广泛、频繁地接触。薛姓记者发表了《邵力子，王若飞，张澜，黄炎培，章伯钧关于政治会议谈话》（《联合增刊》，1945年10月24日，第3号）。在众多报道中，污蔑黄炎培与各党派领袖者有之，如生甫选辑的《龙吟虎啸：炮轰黄炎培》（《群言》，1946年第1期，第23-24页）、拜里的《教育政治界的“不倒翁”：从潘仰尧逮捕说到黄炎培！》（《文饭》，1946年第2期）、常之的《民主同盟巨头家属打官司，黄炎培章乃器托人和解》（《上海特写》，1946年第12期）、云旌的《毛泽东痛骂黄炎培》（《中外春秋》，1946年新第6期，第2页）以及天灵的《罗隆基谈大选惹祸，黄炎培闭着口闷声》（《新上海》，1947年第88期，第4页）；如实报道其家庭状况者有之，如双木的《微博副刊：黄炎培之妻体贴入微》（《广播周报》，1947年第27期），真正具有学术研究意味者亦有之，如里人的《卢作孚巨眼识英雄：黄炎培与民生公司》，1946第3期；英多的《记黄炎培》（《福建青年》，1947年第8期，第25页）、莺飞的《海上人物志（九）：黄炎培》（《上海特写》，1947年第30期）以及戴克宽的《文献武功：纪黄炎培先生》（《苏讯》，1948年（87-88），第7页），但也多为泛泛之作。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研究黄炎培的工作虽已开始且为数不少，但受时局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多关注黄炎培的外在言行，发表的成果也多为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未出现。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黄炎培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相继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随后还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担任领导职务，见诸报端的都是一些有关他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报道。黄炎培于1965年逝世后，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各种学术研究活动已经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学术界迎来了春天。由于独特的个人经历，黄炎培再次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中华职教社的推动下，中华职教社于1983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复社以来的第一次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座谈会，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结构、农村职业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会议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由此掀开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共举行了5次全国性的黄炎培学术研讨会。1987年5月6日，第一次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会后编辑出版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刊》。1992年5月6日至8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京召开了第二次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近 30 篇。1996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川沙县黄炎培故居举行了“首届黄炎培研究学术研讨会”。2006 年 5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2006 年 8 月 12 日，教育部在南京举办了“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高级研修班”。此外，上海、哈尔滨、重庆和南京等地还组织了5次研讨会。2008年10月18日，“中国职业教育高层论坛暨《黄炎培日记》首发式”在南京举行，10月24日，“黄炎培诞辰130周年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中华职教社举办的许多活动，都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作为重要的主题，如2005年举办的“上海中华职业教育论坛”，以“继承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发扬中华职业教育社传统”为主题。中华职业教育社还于2007年设立了“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每年都对国内职业教育突出的个人、单位进行表彰，至今已举办了6届。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组织的有关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讨会或者学术活动。这些全国及地方的相关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推动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的深入挖掘，形成了较大的声势，成为学术界挖掘历史和继往开来的一大亮点。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黄炎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现了黄炎培相关研究的繁荣景象。1996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川沙县黄炎培故居举行了“首届黄炎培研究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朱宗震、陈伟忠主编的《黄炎培研究文集》（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集共收集了36篇论文，论文从政治、民生、教育等各方面对黄炎培的思想作深入探究，如高奇的《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历史意义》和刘传德的《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述评》基本奠定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研究的基础，并指明了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在此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以后出版的《黄炎培研究文集》（二）（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朱宗震、徐汇言主编的《黄炎培研究文集》（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了多篇论文，开始作全方位、立体化、全角度的研究，继续推动着黄炎培研究的发展。除论文外，学术界还出版了黄炎培的传记。1986年，尚丁著的《黄炎培》（人民出版社出版）称得上是第一部完整记述黄炎培生平的传记，而许汉三编辑的《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另外，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学者也有相应的论文问世，如张启凤的《黄炎培——中国职业教育之先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0年硕士学位论文）、小林善文的《黃炎培と職業教育運動》（《东洋史研究》，第39卷第4期，1981年3月31日）、李国炳的《黄炎培（1878~1965）：职业教育과农村改进运动의先驱者》（《历史과人间의对应（中国史篇）》，1985年6月）。同时，黄炎培个人的一些著作也初步整理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黄炎培诗集》（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黄炎培的研究在积累了十年之后厚积薄发，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单就黄炎培的传记而言，主要有王华彬的《黄炎培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朱鸿伯、杨正德主编的《黄炎培在浦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王华斌、王燕子著的《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黄炎培》（华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许纪霖著的《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许纪霖、倪华强著的《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及陈伟忠、杨正德编辑的《黄炎培故事》（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黄炎培的个人著作整理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了《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和《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至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黄炎培研究更加活跃，学界更加注重学科的交叉研究，因而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数量十分庞大。刘是今对黄炎培政治思想嬗变的轨迹、黄炎培的政治主张及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阐述。[2]朱宗震著的《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探讨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儒商的共同伦理特征。陈伟忠主编的《黄炎培诗画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诗画作品为主线，配以传记文字，是又一内容详实、形式新颖的专著。黄炎培逝世后，遵照其遗愿，其日记手稿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主持下，经过多年整理，出版了《黄炎培日记（1911~1965）》（全16册）（华文出版社，其中第1-10卷2008年出版；第11-16卷2012年出版）。
回顾黄炎培研究的历程，突出的特点是成果有如满天繁星，难以穷尽。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报纸杂志刊载的关黄炎培的论文共计387篇，同时，在一些黄炎培专题研讨会上还印制了一些没有正规出版的“专刊”或者“文集”。在已出版的24本著作中，有4本属于黄炎培研究的论文集，有关黄炎培文献的汇编有8部11册，他的传记有5部，针对黄炎培研究的论著有7部，足见学术界对黄炎培的关注。总体而言，学界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炎培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重要分支，论述中国教育史的著作无法绕过这一领域，对于黄炎培这位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也都会单列专章进行讨论和介绍，如1987年郭齐家的《中国教育思想史》、1994年陈学恂的《中国教育史研究》、1999年俞祖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2000年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和2000年王炳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以及2001年熊明安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等。黄炎培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其大职业教育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因此，探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代表作主要是田正平、周正毅合著的《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成思危主编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2006年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的论文集《溯源与创新——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推进新时期高职特色发展》（2007年版）。美国学者施温特、恩斯特的《教育救国：黄炎培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Schwintzer，Ernst.“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Huang Yanpei and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 di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也对黄炎培在20世纪初教育改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职业教育也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首先提及的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直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八五”期间，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申报承担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试验》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黄炎培教育文集》（一至四册）收录的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相关文献共有110篇，占其全部教育论述的近一半。进入新世纪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3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计270篇。
在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界大都把黄炎培定位为“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父”和“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以及“我国伟大的职业教育家”等，给予了较高的赞誉。有学者评价黄炎培，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者”，说他“在二三十年代能如此清楚地看到职业教育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3]也有学者认为黄炎培“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职业教育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先锋和模范”。[4]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理应“参与一切，容纳一切”，因此他倡导的职业教育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职业教育目的；（2）职业教育办学方针；（3）职业教育教学原则；（4）职业道德教育；（5）职业指导的原则和方法；（6）农村教育论。硕士论文方面，主要有刘祥平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届硕士论文）、翟红霞的《20世纪上半期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05届硕士论文）、王晓蓉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实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左玉珍的《职业教育与乡土中国的改造》（华中科技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范旭欣的《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河北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刘娜《黄炎培职业指导理论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罗银科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侯晨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河北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仇多维的《黄炎培职业教育管理思想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高峰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吴波的《黄炎培农村改进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湖南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张海的《民国时期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贡献（1912~1937）》（西北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田必琴的《民国时期职业生涯教育研究》（河北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薛红肖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潮研究》（河北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公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张乃璇的《黄炎培与职业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8月，总第37辑，第79-92页）吴立志的《简论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转变》（《教育评论》，1986年第5期，第51-55页）、熊明安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21-25页）、黄仁贤的《黄炎培职业道德教育思想探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104-115页）、郑长利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教学思想述评》（《教育评论》，1989年第6期，第59-62页）、杨克贵的《浅谈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156-162页）、李军和凌淑莉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第239-240页）、汪楚雄的《从实用主义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嬗变——黄炎培教育思想述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4期，第69-73页）、李婵娟的《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年第14期，第43-45、53页）、余祖光的《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形成之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年总第237期，第8-10页）、郑琼星的《本能教育与自主创新——浅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本能教育》（《中国成人教育》，2006年12月，第22-23页）、曲广华的《黄炎培与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述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第65-70页）、曹华清的《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摭谈》（《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200-204页）、谢长法的《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11期，第20-22页）等。
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是黄炎培职教思想的精髓与概括，石伟平等对其的现代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大职教观”的特点是体系之“大”，功能之“全”，体制之“顺”，领域之“宽”，视野之“阔”，对象之“广”，模式之“活”这七个方面[5]。林苏的《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85-89页）、尤玉钿的《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文化取向》（《职业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9-160页）也对大职业教育主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1994年，福建师大黄仁贤较早地开始了对黄炎培职业指导理论进行梳理，认为他是“我国职业指导事业的开拓者”，职业指导应当“谋个性之发展”[6]。张志增等在《黄炎培职业指导理论体系》一文中，论述了黄炎培的职业指导思想的本质论、功能论、原则论和方法论，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当代职业指导的内容。[7]胡娇、李丽丽、李书勤的《黄炎培的职业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及当代镜鉴》也对此加以归纳、剖析。[8]
探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成果也不少，如潘懋元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56页）、姜树卿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当今之启示》（《教育探索》，2007年第3期，第1-2页）、马国湘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教育与职业》，2008年第27期，第7-8页）、吴波的《论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云梦学刊》，2009年第1期，第133-135页）、李世清的《传承黄炎培职教思想、打造高职院特色文化》（《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87-90页）及许瑞泉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探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龚财枝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福建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郑玲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福建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等，都企图推导出破解当前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思路来。
学界还注意将黄炎培与中外其他教育家进行对比，如李丽华的《陈独秀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7-62页）、蒋国宏的《儒者情怀与近代中国温和派知识分子的抉择——以张謇、黄炎培为个案》（《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第67-71页）、胡志坚的《自我统摄下的心理与行为——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及李小妮的《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河南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
也有论者论述了黄炎培与中华职教社的关系，如王成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职业教育近代化》（西南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张忠政的《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2期，第56-60页），通过梳理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践活动，试图从中得到一些为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服务的启示。另外，也有零散文章探讨了黄炎培为国立暨南大学的商科发展所做的努力。[9]
（二）黄炎培与民盟、民建等中间势力
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的主要创始人与领导者。在民主党派的创建过程中，探究黄炎培与其他领导人的人际关系对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党派运作、历史走向及其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学界的研究旨趣。俞润生的《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黄炎培在民建成立、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勾勒，着墨较多。
阿牛曲哈莫、肖高林、罗登华的《黄炎培淡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原因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认为1941年中国政团民主同盟组建时，黄炎培淡出之举主要是政团同盟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中华职业教育事业在黄公的价值取向中所占的分量更重，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是淡出的又一原因。
（三）黄炎培与中共
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来是党史、现代史学界中人研讨的重点领域，成果也较有分量。
1945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国民参政会六参政员延安之行，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关注。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与毛泽东的自信解答充满了传奇色彩，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钟沛璋的《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第17-20页）、杨忠虎的《“黄炎培历史难题”的解读》（《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第19-22页）、李卫的《遏制公权异化的思考——关于黄炎培、毛泽东“周期率”问答的断想》（《企业家天地》，2006年第5期，第106-107页）、郑保卫的《让人民监督起来》（《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1期，第21-22页）。
闻黎明的《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对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的动机、访问延安前与国共两党的交涉、访问延安的具体过程和商讨的具体内容以及访问延安的最终结局有详细的阐释，厘清了以往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之处。魏景荣的《试析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思想转变的影响》（《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73-75页）对黄炎培促成延安之行的努力、延安之行后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变及转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金建明的《黄炎培抗战末期延安行》（《党史博览》，2001年第8期，第54-56页）对此也进行了分析。
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常利用信函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沟通，这种特别的参政议政方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主要以汪议诚、李兆霖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必须努力加强理论建设——学习毛泽东1949年致黄炎培两封信的体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47-49页）、宋云高的《真诚合作、一代楷模——重读毛泽东致黄炎培的17封书信》（《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46-48页）、高士振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党史文汇》，2004年第2期，第7-9页）、窦应泰的《党外名流黄炎培的信函参政》（《党史博览》，2007年第10期，第10-14页）、黄方毅的《1950：黄炎培上书毛泽东》（《同舟共进》，2007年第12期）及《1950年黄炎培致毛泽东万言书》（《纵横》，2007年第12期，第8-12页）等研究成果为代表。论者大都认为这种方式体现了黄炎培赤诚分忧的真性情，也体现了执政党从善如流、肝胆相照的统战精神。
另外，学贤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中华魂》，2008年第4期，第7-10页）、袁武振和梁月兰的《“杖策延安如昨梦”：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与友谊》（《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第9期，38-40页）、黄方毅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百年潮》，2002年第4期）、《父亲黄炎培与邓小平》（《纵横》，2004年第11期，第43-45页）、《毛泽东重托黄炎培的一件事》（《纵横》2004年7期，第55-56页）、任宝祥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人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4-8页）、华南的《黄炎培参与筹备新政协前后》（《中华儿女》，2009年第3期，第24-27页）、丁亮春的《诗酒传情、共谱佳作——记陈毅元帅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交往故事》（《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9期，第43页）回顾了黄炎培与毛泽东、陈毅、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四）黄炎培与国民党
学术界对黄炎培与国民党关系的研究，重点探讨的是在抗战期间，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为争取民主、实施宪政而进行的政治活动。赵锡骅的《民盟史话：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有较多述及。王金铻著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对黄炎培和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社对抗战的认识、主张与其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整治活动也多有描述，但限于当时研究的水平，仅限于点到为止。此外，张军民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修订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建华和宋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石柏林和彭小平的《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著作也对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有所涉及。
闻黎明著的《黄炎培与抗战时期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对黄炎培在抗战时期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实践活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他的《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则详细考察了中间势力在皖南事变后善后工作中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产生的政治影响，其中对包括黄炎培在内的中间势力围绕促使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所作的各种努力、对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大会的态度、对中间势力自身的政治影响等内容有较详细的阐述。
系统梳理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的活动的，是王凤青著的《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及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黄炎培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97-99页）、《黄炎培与“特种委员会”》（《理论月刊》，2007年第7期，第60-62页）、《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1-170页）、《抗战胜利后黄炎培调解国共内战的努力》（《理论学刊》，2010年第7期，第35-38页）等。作者从政治、经济、党派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整体勾勒，还探讨了战后为真正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奔波的事实，并对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立论得当，资料翔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五）黄炎培的社会网络
就黄炎培的社会交往进行探究的成果，主要考察的是黄炎培与穆藕初、卢作孚、杜月笙、史量才等社会名流的来往。翟春荣的《“息楼”与“息楼中人”：清末上海知识人活动空间与知识人群体的个案考察》（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则以清末上海时报馆“息楼”空间寓意变化为线索，通过这一知识人活动的个案考察，描摹出特定语境下知识人的社会交往、文化网络和政治活动空间的基本面貌与建构机制，并进一步论述了知识人群体与其活动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黄炎培的社会活动也有一定的记述。
张立程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黄炎培社会交往网络研究》，利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馆藏《黄炎培日记》手稿，对黄炎培的人际交往网络进行了整体勾勒，从亲缘、地缘、学缘及业缘等网络的构建、维系、扩大与转型等方面，探讨了在网者与织网者之间的关系，一系列会议论文《黄炎培的学缘网络》、《黄炎培的地缘网络》及《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对黄炎培的社会交往网络进行了微观探讨。
三、困境与出路
纵观近20世纪30年来黄炎培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量大面广，然而大多数还停留在事实的澄清回顾上，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尚未出现。随着资料挖掘的日趋完善，学术界黄炎培的研究也日趋“碎片化”。仅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这出重头戏而言，虽然论者众多，非常热闹，但绝大多数的论者仅凭对黄炎培教育思想的一知半解，便企图开出走出当下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药方”，显然过于天真。惟有全面、系统地梳理黄炎培的思想脉络，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在此基础上尽量深入剖析、比较，才能将研究真正深入下去，黄炎培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突破，即使是职业教育理念及实践这一命题依然有许多空间可以进一步深挖。
要突破目前研究的瓶颈，惟有从资料、方法、观点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应注重黄炎培著作的整理搜集。学术界除继续整理编辑黄炎培日记的剩余部分外，还应下大力气搜寻黄炎培的各种文献资料，如民盟重要成员、曾做过张澜助手的《范朴斋日记手稿》（已在整理编辑中，即将出版），编纂《黄炎培全集》的工作应该尽早摆到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已有年谱的基础上，编辑《黄炎培年谱长编》的工作也应着手进行。只有广泛搜集整理黄炎培的著作，将其编辑成集，才能在基础的层面上为学术界提供更为详实、丰富的史料，让学界“言之有物”，研究水平也才能随之水涨船高，更上一层楼。
第二，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目前学界研究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历史人物，大多还是沿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澄清史实，去伪存真。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文学科面临着“生存危机”，史学也概莫能外，要挽救这种“危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计量方法，将之与史学的考证方法相结合，定量与定性融会贯通，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将对黄炎培的研究继续推动下去，产生更具学术分量的佳作。
第三，观点的创新。观点是学术论文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研究者遍地搜寻资料，苦思冥想，最终是要提炼、归纳出独具匠心的独特观点。而要提出具有新意的观点，必须转换研究视角，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思考去实现创新，这对学界同仁的“史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活动所反映的社会交往网络是每一个人开展活动的媒介，也是黄炎培这位“海上闻人”社会活动赖以顺利开展的根本所在，因此，探究黄炎培的人际网络，必将是更有新意与价值的领域，值得学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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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5-22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第50批“黄炎培的社会网络（1878~1949）——以未刊黄炎培档案为中心的考察”（2011M500488）。
作者简介：张立程（1977— ），男，山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晚清民国的教育、知识与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