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他是晚清重臣林则徐的外甥，也是林的女婿。在其短短的一生当中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首任船政大臣，直接处理对日交涉的钦差，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开拓者。对于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自晚清以来便有多人进行研究。

光绪九年（1879年），沈葆桢病殁于两江总督任上，死后入史馆立传，嗣贤良祠，并在各省建立专祠，谥文肃。清史稿称其“清望冠时”，他主持的福州船政为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先河。[1]而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沈葆桢》亦对沈葆桢的一生详加阐述。[2]

关于沈葆桢的研究，在民国时期便有专文论述。不过大都是在论述边疆史时顺便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对于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来说，面临着重大的转折。原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让位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唯一研究历史方法的大趋势下，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对于地主阶级出身的沈葆桢所作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建国以来到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有关沈葆桢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破了束缚思想的桎梏，也激发了史学界研究近代人物的热情，对沈葆桢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有关沈葆桢的研究论文共五十余篇，专著五部。这当中有研究沈葆桢的个人家世，有研究沈葆桢的政绩，也有研究沈葆桢的思想。从研究角度来说可谓多方面、立体化，从研究方法来说既有考证、又有分析，新意迭出、蔚为壮观。

现有研究沈葆桢的五部著作，分别是林崇墉的《沈葆桢与福州船政》（1987年）、庞百腾的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文译名《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林庆元等编著的《沈葆桢》（福建教育出版社）以及林庆元的《沈葆桢：理学德治  洋务自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以及台湾学者苏同炳的《沈葆桢传》。庞百腾努力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沈葆桢的个人经历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他指出，沈葆桢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真正的过渡人物。他伸向外部世界，以寻求解决中国弊端，同时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儒家思想。沈葆桢处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王朝正进行着“同治中兴”的背景下，他所从事的事业乃是洋务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实践和思想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已经超越了尽忠朝廷的局限而趋向于近代的国族主义。[3]

林庆元著《沈葆桢：理学德治 洋务自强》，为其本人跨世纪的一部著作。作者在详细梳理、广泛搜求史料的基础上对沈葆桢的个人经历及其思想做了全面、系统、深入地整理分析，不但文笔凝练、清新，史料方面尤为全面，不但系统、广泛，而且许多稀见的珍贵史料作者也充分涉猎。沈葆桢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其思想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特征，他的学术思想首先是理学经世，更强调的是“经世致用”，在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这样的经世思潮很容易融入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在洋务自强方面有所作为。沈葆桢的个人经历也恰好反映了这样的人生轨迹。[4]

林崇墉将沈葆桢的一生经历进行了详细勾勒，他在前编论述了沈葆桢的家庭背景和学养以及性格，后编对沈葆桢创办福州船厂的艰辛过程叙述详审，他认为，福州船厂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沈葆桢办理船政时在种种阻碍，困扰下，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处理船政本身事物时大公无私，丝毫不苟的态度，从“中国购船、造船的演变，福州船厂建立的经过，船政遭遇内在、外来的困扰，喘证经费的困难及其所引发的压力，船厂的设备及造船的成效，船政个学堂教育的成果”等等方面都是沈葆桢上述精神的体现。他尤其从五个方面对沈葆桢主持船政的政绩进行了论述：一贯彻求自强，固海防的计划；二破除内在与外来的浮议与阻挠；三备受经费支绌的困扰；四逐步改进造船事业；培育海军人才。作为林则徐的后人，林崇墉以为，“创办福建船政的文肃，不特并使于当世，而且垂范于后代，称为中国海军之福，允符其实，奉为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尤无愧色。索溪者，他时时候，当事者不能以其心为心，即不能发扬其有国无我，大公无私的不朽精神，又不能承绍其择善固执，百折不挠之坚强  范，而继之以敷衍应付，泄泄沓沓的官僚作风，终使文肃所醉心的自强运动有名无实，而其诚诚悃悃锁店里的海军基础竟至一散涂地。”[5]

论文方面，论者大多集中在沈葆桢参与创办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的功绩上，林有华认为，沈葆桢在马尾船政学堂的设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学堂的设立到人才的培育以及管理都亲自过问，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标志。[6]肖忠生从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学堂的关系入手，详细阐述了沈葆桢创办船政学堂的艰辛，真可谓筚路蓝缕，披肝沥胆。[7]

沈葆桢另外一件为世人所称道的政绩乃是其在办理台事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谋略。1874年日军借口琉球事件派兵悍然入侵台湾，挑起战争，清政府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充任钦差大臣与日军进行交涉。沈葆桢接令后即刻出巡台湾，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提出对日交涉的主导方针。论者对沈葆桢在处理琉球事件、与日军正面对垒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且对沈葆桢的对日策略、台湾防务及其海防思想进行了重点考察。

季云飞认为，沈葆桢对台湾防务提出了很多具有开拓性的意见并付诸实施，其将沈葆桢的台湾防务政策分为“非常时期”和“善后时期”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着眼点在于“防”，第二个阶段主要着眼于“建”，即着手建立台湾近代防务，使之成为海陆相连、立体化的房屋，重点在于台湾自身的防务能力。[8]陈在正也认为，沈葆桢不但是台湾近代防务的开拓者，也是台湾社会近代化的奠基人，他在台及督江期间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使台湾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步入了洋务先进省份。[9]杨彦杰认为，沈葆桢赴台后认真筹办海防，其筹办海防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地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后期时代特征：筹防活动是以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为主要目的，筹办海防与求富、兴利联系在一起，具有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的双重性质，在筹办过程中大胆地雇佣洋人，吸收和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10]

与台湾防务相联系的便是对沈葆桢海防思想及其策略的探讨。卢建一认为，沈葆桢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海防思想付诸实践，在台湾加强海防建设，奖励移民，“开山抚番”，使台湾的海防开始建立，闽台两地海防一体化的海防指导思想的体现，“师夷长技以制夷”。[11]对沈葆桢海防思想的进行专文阐述的是苏读史。他在《军事历史》2004年第4期发表的《沈葆桢近代海防思想探讨》一文中指出，沈葆桢的海防方略和海防思想是在海防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在海防斗争过程中发展成熟的，沈葆桢的海防建设最主要的是确立了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沈葆桢提出“自强之道”、“御侮之道”作为海防思想的总目标，以“奋勇拒敌”驱逐日寇为海防的重要原则，以“通盘筹画”海疆安危为海防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思想较之林则徐、魏源等人来说并无新意，但难能可贵的事，沈葆桢认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加强海防力量建设才能实现其海防战略和总体目标。他为建造近代军建“死生以之”，走购造结合得非常规之路，“专造铁甲舰”，大力培养海防人才，极为重视船政学堂的教育，同时他联合李鸿章的淮军，共同加强海防，走联合发展海防的道路。除了加强海防力量的建设，沈葆桢海采取开发台湾、支持轮船招商局、重视战备、加强训练等多种途径、多种手段来贯彻其海防思想。[12]张立程认为，沈葆桢的台湾观是在其处理台事期间开始萌发，他认为台湾对于清王朝的海防而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筹划海防的同时应该解除旧有的禁令，开发台湾当地的资源，为海防事业进而为洋务事业服务，在行政级别上应该适时提高台湾的规格，使其真正成为拱卫东南海疆的一道屏障。[13]

就台湾地区的开发而言，汪广仁、王雯姝从台湾近代早期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沈葆桢开发台湾的贡献进行了一些阐发，他们认为，沈葆桢作为洋务派的重要成员，对台湾地区的技术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以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能够抓住有利的时机，大力推动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台湾地区经济技术在洋务时期能够得到较为迅速的拓展。[14]范前锋认为，沈葆桢在台湾期间抗击日寇、保卫领土，采取多种措施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并且发展农业、工商业来开发台湾。[15]

研究者还对沈葆桢的经济思想、留学教育思想、荒政思想、人才思想进行了剖析。顾培君、王士义认为，沈葆桢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全面主持经济活动，对盐务、漕运、外债等事关国家财政的诸多经济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盐务方面，他反对淮盐加价，收回两淮引地，并反对增引；在漕运已经由盛转衰、弊窦丛生的情况下，他转而主张减少漕运、提倡海运；在外债问题上，沈葆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举借外债来开发矿产以增加财政收入并不反对，但反对依靠外债腾挪来减轻国家财政困难。[16]林利本指出，沈葆桢在引进科技、独立自主、发展民营经济方面的经济思想尤为精辟，他重视台湾工商业的发展，解除清政府原有的禁令，调动了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使得台湾的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迅速繁荣起来。[17]

周艺、高中华对沈葆桢的荒政思想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沈葆桢荒政思想极为丰富，其备荒救灾思想与现实高度统一，从灾前防范到灾后救济，从储粮备荒到以工代赈、发展生产等等救灾措施均体现出社会根源与个人因素的互动关系，沈葆桢的荒政思想。[18]

董春、周谊认为，沈葆桢留学教育的宗旨是储备人才，“自强求富”，在选拔留学生时非常注重学生的中西学知识基础，在派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同时，对留学生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奖惩分明，在留学教育原则上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19]

郑剑顺对沈葆桢的人才思想进行了归纳，他认为，沈葆桢作为洋务官员的一员，其人才思想既具有洋务官员的共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育才思想经历了不齿技艺、鄙视技艺，到主动办学堂学习技艺的转变，这是中国人在教育近代化历程上迈开的重要一步；对人才的技术要求精益求精，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实用技能，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变通”科举等多管齐下的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同时确立奖惩严明的用人准则，使学生既要有专业技艺，又要有道德素养。[20]

琉球事件结束后，沈葆桢赴任两件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两江总督任内，沈葆桢开始与列强直接交涉，其对外态度显得尤为重要。林庆元以吴淞路案和建平教案为例，对沈葆桢的对外交涉态度进行了阐发。他认为，沈葆桢对外交涉的基本原则是“权自我操”，反对“曲意将就”，主张“坚忍持之”，最终粉碎了列强企图染指中国铁路修主权的企图，吴淞铁路由中国买回销毁，尽管这种做法未必符合历史的潮流，但沈葆桢的主张却另有深意，他认为吴淞铁路地处宝山炮台，在军事要塞敷设铁路，会被列强用来进行侵略活动，而吴淞铁路修筑势必会造成另开一个商埠的可能，这在中国已经开放了很多通商口岸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并无好处。[21]在处理建平教案的过程中，沈葆桢坚持不问民教，只分良莠的原则，公正不偏，依法处理，深受民众的爱戴。[22]

沈葆桢在对待处理洋教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上。吴光超认为，在洋务运动和近代教案初期，沈葆桢等人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一立场上对洋教极力反对。他和左宗棠的反教，李鸿章的阻教、曾国藩的限教一道，成为洋务派对待教案的基本立场。但是沈葆桢等人比较注重处理教案的策略，他们注重实际，讲究策略，着重自强求富，又和地方士绅与群众有所不同。[23]

在沈葆桢的个人交游，论者考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王芳、赵勇、黄吉庆认为，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疏到密再疏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从二人初次相识到深宝珍因军功被任命为江西巡抚时为两人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沈、曾两人因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干而倾心相交，在抗击太平军的斗争当中相互扶持，为二人关系发展的顶点；自沈葆桢擢任江西巡抚，二者为江西饷银争斗不休，以致使两者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幼天王事件又使二者关系跌至冰点，此后两人鲜通音信，形同陌路。沈、曾二人的关系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并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清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出现了权势下移、地方分权的趋势，而清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区域主义、省份主义的冲突矛盾以及沈、曾二人的个性差异都交相为用，互为因果，造成了两者的交恶，这也是汉族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成员关系的一个缩影。[24]

2004年4月，纪念沈葆桢诞辰1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与会者对沈葆桢的思想及生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也标志着沈葆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建国以来的沈葆桢研究，可以看出政治环境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在政治氛围较为宽松的时候，对于统治阶级的成员的研究便能够获得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旦政治环境趋严，则沈葆桢的研究便难以为继，落入低谷。晚清到民国期间，学术界对沈葆桢的研究多局限在史料搜集、描述经历上，对于沈葆桢的思想尚未深入探讨。建国以后，随着政治气候转冷，沈葆桢的研究便与其它洋务官员一道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政治环境的趋缓以及现代化的开展，沈葆桢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实践活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有关沈葆桢的论文也大多在这一时期发表。

历史是由人构成的动态的过去。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者正是通过对重要人物重要人物组成的重要事件的研究分析，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诚然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然而历史的这种平常态很难体现出历史的发展变化。重要历史人物恰恰是历史发展的非常态，研究者只有对非常态的把握才能为读者勾勒描绘出历史发展的全貌。对于沈葆桢这样的人物，我们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整理爬梳资料，有必要以学科交叉的方法去做多种尝试，孤立地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在现有的学术发展阶段已经难以占据主流，更多地把历史人物置于社会背景、集团背景之下，探讨在群体内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影响，这样才能够促使历史人物研究立体化、真实化，也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

作者张立程（1977~ ），山西应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2003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 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中华书局1976年。

[2] 蔡冠洛：《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

[3] 庞百腾：《<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沈葆桢评传>中文版自序》，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

[4] 林庆元：《沈葆桢：理学德治 洋务自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

[5] 林崇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2月。

[6] 林有华：《福建船政的辉煌在于学堂》，《闽江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7] 肖忠生：《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学堂》，《教育评论》1997年第2期。

[8] 季云飞：《沈葆桢治台政策述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9] 陈在正：《论沈葆桢加强台湾海防  倡导台湾近代化的功绩》，《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10] 杨彦杰：《沈葆桢与台湾海防》，《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

[11] 卢建一：《清代闽台海防一体化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2] 苏读诗：《沈葆桢近代海防思想探讨》，《军事历史》2004年第4期。

[13] 张立程：《未雨绸缪  除旧布新——沈葆桢台湾观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增刊。

[14] 汪广仁、王雯姝：《台湾近代早期技术发展略探》，《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5] 范前锋：《试论沈葆桢葆保卫台湾、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3月。

[16] 顾培君、王士义：《两件总督沈葆桢的经济思想》，《池州师专学报》2001年2月，第15卷第1期。

[17] 林利本：《浅谈沈葆桢的经济思想》，《福州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8] 周艺、高中华：《沈葆桢荒政思想述评》，《柳州师专学报》第16卷第1期，2001年3月。

[19] 董春、周谊：《晚清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20] 郑剑顺：《论沈葆桢的人才思想》，《福建史志》1999年第6期。

[21] 林庆元：《从吴淞路案和建平教案看沈葆桢的涉外态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22] 林庆元：《从吴淞路案和建平教案看沈葆桢的涉外态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23] 吴光超：《洋务运动与近代教案比较研究初探》，《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6月。

[24] 王芳、赵勇、黄吉庆：《沈葆桢与曾国藩关系略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4期，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