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纪昀殿试卷。原件尺寸４７．８×１３．５ｃｍ，经折装。首页题：“应殿试举人臣纪昀。”次页题：“应殿试举人臣纪昀，年三十一岁，系直隶河间府献县人，由原廪膳生应乾隆十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乾隆十九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并所习经书开具于后：一、三代：曾祖钰未仕故，祖天申未仕故，父容舒仕存。一、习《书经》。”第三页空白。第四页题：“第二甲第四名，拟七。”第五页始为正文。每页１２行，每行２２字。正文末尾钤“宝应刘启瑞秘籍之记”（阴刻），正文末左下角钤印“合肥李氏望云草堂珍藏金石书画之章”（阳刻）。卷底有朱文大木记戳，文曰：“印卷官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臣塔章阿、仪制清吏司郎中臣德伦、仪制清吏司候补主事臣朱丕烈。”

收藏者刘启瑞（１８７８—？），江苏宝应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进士，字翰臣，号韩斋。曾任内阁中书、侍读。辛亥革命后，赋闲在京。“望云草堂”则为另一藏者李经迈藏书室名。李经迈（１８７７—１９３８），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幼子，官至工部员外郎，光绪三十一年任驻奥地利公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

清代殿试卷向存于内阁大库^①。罗振玉《集蓼编》载：“当戊申冬，今上嗣位，醇邸摄政，令内阁于大库检国初时摄政典礼旧档。阁臣检之不得，因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焚毁，得旨允行。翰苑诸臣因至大库，求本人试册及本朝名人试册。……文襄俞焉，乃具奏归部，……委吴县曹舍人（元忠）、宝应刘舍人（启瑞）司整理。”^②可见宣统帝继位后，张之洞曾委托曹元忠、刘启瑞整理内阁大库。由此可推知纪昀殿试卷应即由刘启瑞于此时得自于内阁大库，复迭经李经迈等名家收藏，保存至今。殿试卷可窥见纪昀的早期思想，按顺序叙如下：

一　批宋儒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殿试诸贡士于太和殿前。策题首先问曰：

天人合一之理，前圣盖昭著言之。顾天日在人之中，而人不知。故先儒曰：天即理也。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已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朕敕几毖治，盖无日不奉天以乾乾。《五经》《四子书》而下，濂洛关闽之学，亦尝深究其源流，而微窥其得失矣。其粹言可以几道者，可得切陈欤？^③

策题一方面肯定汉儒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又对宋儒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分途即朱陆之争，以及随后“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极为不满，认为他们会使“大道愈晦”。可以说，措辞是比较严厉的。一向尊奉程朱理学的乾隆帝，这次所出考题中态度却明显对宋儒有所保留。

纪昀则先对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与董仲舒之言皆足相证也。此其理宋儒言之最详，而宋儒争之亦最力。其始也，各执意见；其继也，各守师说；其究也，永成门户，哄然佐斗，但争口舌之利而与性命为无关，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诚有如制策所指也。

这段论述是能见到的纪昀关于宋儒的最早论述。纪昀首先引用张载《正蒙·太和》：“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④的论述，指出宋儒与董仲舒在天道心性的认识可以互相印证，肯定宋儒在学术研究中是有贡献的。继而指出宋儒之弊在于一个“争”字。“其始也，各执意见”，即策题所谓“标榜名目”者；“其继也，各守师说”，即策题所谓“随声附和”者。正因为宋儒各执意见，各自讲学，各有门徒，各守师说，而结果是“永成门户，哄然佐斗”。既成门户，便往往抛弃原则，徒作意气口舌之争，务使己说胜他说，“藉以为立名之地”，背离了学问的初衷，从而成为伪道学，使大道愈晦。纪昀向以批宋儒而闻名，然渊源于何时，无从查证。今观对策，至少而立之年，已经对宋儒的门户之争有所批评。

继而回答“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的问题：

夫学之是非，真伪而已矣；学之真伪，实得与不实得而已矣。不以随处体认天理之法引之于践履，不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之法默契其本原，不以常惺惺法时存其严畏，欲得其致力之道未之有也。

正如纪昀所言：“圣人之志，藉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⑤所谓“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只能藉经以存，欲将“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发扬光大，昭如日月，实际上是如何治经的问题。纪昀认为在于“实得与不实得而已矣”。如何实得？纪昀指出三条学者的致力之道。

１．“以随处体认天理之法引之于践履。”“随处体认天理”是明代理学家湛若水为学之宗旨。他曾言：“圣学功夫，至切至要、至简至易处，总而言之，不过只是随处体认天理。”^⑥所谓“随处”，湛若水解释说：“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⑦ “随处体认天理”就是要求人在做人做事中随时随地实践自己心中的道德之理。此种方法“引之于践履”，即是要随时随地在躬行实践中加以体悟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

２．“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之法默契其本原。”北宋理学家罗从彦提出：“愿中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⑧强调以静坐澄心的方式，默会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李侗尝从罗从彦为学，他曾言：“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⑨李侗按照罗从彦的指导，“讲颂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⑩。以此可以体悟大本，此处是指对圣贤之学本质的体悟。

３．“以常惺惺法时存其严畏。”北宋理学家谢良佐首先提出“敬是常惺惺法”¹¹，对后来的理学有很大的影响。所谓“惺惺”，朱熹注：“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¹² “以常惺惺法时存其严畏”，即要求心中对圣贤之学常常保持敬畏的状态。

谈到“致力之道”时，自称为“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¹³的纪昀却并没有指以乾嘉学派治学的方法，而是提出用理学家治学修身的随处体认天理、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常惺惺法等方法来 “引之于践履”“默契其本原”“时存其严畏”，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仔细分析，其中还是对理学家的治经表达了不满。所谓“引之于践履”，与袁枚《与薛寿鱼书》所言“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¹⁴同义，是对理学家治经好空谈心性，但争口舌之利的反拨。清代“五经传注用宋学”¹⁵，而治经若要“默契其本原”，则必须不为理学诸家注疏所惑，直接回归对原典的体悟，以恢复经学本来的面目。这与顾炎武“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¹⁶同出一辙而较委婉。也与晚年纪昀提出的 “圣贤言语本不艰深，口相授受，疏通训诂，即可知其义旨，何以注为”¹⁷一脉相承。关于“时存其严畏”，则应该是表达了纪昀对士人不读经的担忧。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提到： “今则……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¹⁸批判的就是八股科举中士子考试只需记诵百十篇成文，句模字拟，即足应付考试，于本经反而不读的现象。纪昀在殿试后所作《送姜白岩南归》诗中亦有云：“降及制艺兴，估毕（代指读书）取圭组（代指官爵）。雷同事剿说，六经成败楮。”¹⁹与顾炎武所言一致。说明纪昀也是看到八股科举导致士子投机取巧，本末倒置，完全丧失了对经典的重视和敬畏，故在此强调要“存其严畏”。

继而纪昀曰：

至我皇上，天纵圣明，遥传道统于宋四子之书，沉浸往复，撷其菁英而抉其窔奥渊源，心得之处，殆非愚贱所能窥，而以学者之用功言之，于周得主静立极之要，于张得乾父坤母之心，于程朱得主敬存诚之大旨，亦庶乎不眛所往矣。

这是针对乾隆帝所问“濂洛关闽之学，……其粹言可以几道者，可得切陈欤”的回答。纪昀首先指出乾隆帝“遥传道统于宋四子之书”，承认宋四子周、张、程、朱的正统性；继而先谦言皇帝心得非己能窥，但指出周敦颐理论核心是主静，张载讲“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程朱则主张“主敬存诚”，纪昀认为掌握这些精义即可，其中隐含着对理学不必亦步亦趋、口诵心惟的态度。

二　教民者须正己

策题又问曰：

朕临御十九年于此，勤勤求治，罔敢暇逸。而民风未尽淳，俗尚或即于偷者，其咎安在？…… 所与朕共理天下者，内而公孤卿士，外而牧民长伯，皆俨然临于民上。而或者视自治、治人为二事，毋乃阂于理而暗于事欤？深宫燕闲之地，朕弗敢康，所赖以辅予治理，左右有民者，其省身克己之道何若？²⁰

此处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勤勤求治，而民风却未尽淳，俗尚或即于偷，其咎安在？二是不满于官吏“俨然临于民上。而或者视自治、治人为二事”，故问其“省身克己之道何若”？纪昀对曰：

臣闻先儒言，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为二十八宿之网维。心惟安所止，故能为事之枢纽。《书》所谓“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者也。故董仲舒论正百官万民之道，其本在正心，岂徒责诸南面者哉？凡有治民之司者，均恃此道耳。我皇上以格致诚正之功，跻修齐治平之业，正其本而万事理，已久致夫时雍风动之盛矣！而睿念周详，复以民风未尽醇，俗尚或即于偷为虑。董仲舒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贾谊亦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故教民者必先有内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民无不动。古之贤者如王彦方之流，能使盗牛之人改而守绢，彼岂有刑罚政令之相迫哉？感之以德，而有以生其愧也，况圣天子所命以整饬风俗者哉。故民者，至愚而至神，至柔而不可劫制者也。养之以廉则知敬，抚之以仁则知爱，御之以公则知服，致之以诚则知格。正己之功而号令条约皆其末矣。

关于第一个问题，纪昀引用董仲舒所言，将“皇帝勤勤求治，民风却未尽淳”的原因，归咎于师帅不贤，他们没有发挥好皇帝与百姓之间“承流而宣化”的作用。继而又引贾谊《陈政事疏》中所言，继郡守县令之后，又批判了具体执行工作的俗吏。对于贾谊此句，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引周寿昌言曰：“刀笔以治文书，筐箧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²¹俗吏只知道科条、征敛，是做不了好官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好官呢？纪昀提出：“教民者必先有内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简言之就是要以身作则。又举东汉的王彦方事迹为例，认为他是“内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 的典型，据《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记载：“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²²纪昀将这个故事概括为 “使盗牛之人改而守绢”，说明民之好坏与官之道德直接相关，以回应自治、治人非为二事，实为一事。

纪昀还将好官之标准具体化为四方面：一曰廉，二曰仁，三曰公，四曰诚。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经常批判贪官污吏，却没有提到做好官的标准是什么，殿试对策恰恰弥补了这一点。

三　改文风责在司衡

策题又问曰：

朕于场屋之文，屡谕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尚久矣。乃者或逞为汗漫之词，徒工绮丽，甚至以汉唐词赋，阑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无当也。……司衡之去取，其可不黜华崇实，以加之厘正欤？23

乾隆帝提倡科举要保持“清真雅正”的文风，但偏偏总出现“徒工绮丽”之作，此题因问司衡者如何厘正。

纪昀对曰：

制策又以国家取士者，首重制艺而深虑文体之浮靡。臣闻张子曰：“文以载道也。”故刘勰之撰《雕龙》也，首曰《原道》，次曰《征圣》，次曰《宗经》，可谓知立言之本者也。宋张方平曰：“今之设科，专取词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观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复何观焉？”我国家文治之隆，古无伦比，极盛之下，容有流为冗长轻靡者。夫筝笛不可以谐雅乐，绮罗不可以为深衣，刘克庄之说也，命曰经义而杂有词赋可乎？下笔不能自休，班固之所以讥傅毅也，意竭词尽而支离漫衍可乎？宋仁宗时进士多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知贡举痛裁抑之，一时浇薄之士如刘几、萧稷皆被摈斥，一时物论颇不平，而文体自是亦变，崇雅黜浮，修之力也。文之体裁在司衡者转移之耳，又何患积习难除，不足和声而鸣盛耶？

对策紧承策题，首先指出“文以载道”乃立言之本。继而谈制义浮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者，制义中杂以词赋，徒工绮丽，甚属无当。并引刘克庄“筝笛不可以谐雅乐，绮罗不可以为深衣”^瑐瑤之说为例，意在说明文各有体，不可以杂，以证其非，形象地解释了策题中“甚至以汉唐词赋，阑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无当也”的结论。“文各有体”是纪昀一以贯之的观点，其《丙辰会试录序》云：“文章各有体裁，亦各有宗旨，区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间。”²⁵《耳溪文集序》又云：“故诗文各有体裁，亦各有难易。杜子美之诗才而散文多诘屈，皇甫湜、李翶之文笔，而诗皆拙钝。才有偏长，殆不可强。”²⁶在殿试卷中已经含蓄表达了此种观点。二者，为制义行文之支离漫衍。借班固讥傅毅“下笔不能自休”²⁷之例，批评行文冗长、缺少剪裁的科场行文之弊。厘正文体要靠“司衡者转移之”，纪昀列举欧阳修力摈众阻成功改变文风的实例，得出颇为自信的结论：“文之体裁在司衡者转移之耳。” 这种思想是有道理的。纪昀的文风影响士子甚巨。清张大镛《鹿樵自叙年谱稿》中自记：“（嘉庆七年）三月会试，头场与吴棣花廷琛同号。首题‘为人君止于仁’四句，次题‘道之以德’一节。据棣花云，此二题场前皆有拟作，但系揣摩朱石君先生风气，今主司系纪晓岚先生，首艺须另作矣。”²⁸举子因考官是纪昀，而弃首艺另作，由此可见纪昀对文风的影响。门人陈鹤《同年祭晓岚先生文》称：“乃操衡鉴，狂澜是障，文各有体，不哤乃昌。毋有掇拾，毋有窃攘，廓清之功，如古欧阳。”²⁹堪称是对纪昀作为司衡者的最佳总结。

四　端士习

策题问曰：

士习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居家或不免武断之习，应试或尚怀干进之私。浮薄流传，竞相仿效，士习将何由而正乎？……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其贡入成均者，宜何如其陶淑而乐育之，无俾虚縻廪饩欤？师儒之官，教化所出，乡国学中，皆于下第内采其遗珠，畀以秉铎。将内则陈敬宗、李时勉，外则胡瑗之苏湖教法具在，或亦有用以端饬士习者欤？³⁰策题问如何端正士习，连带问及学生的教育方法问题。纪昀对曰：

制策又以民俗之厚薄，视乎士习之淳漓，而问所以端饬士习之术。臣闻古者之教士也，初游于小学而践小节焉，见小义焉。其在乡则闾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而以仕而归者为之师；其在国则师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艺六仪，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故一时之风俗人心莫不敦庞纯固，不见异而迁焉，学校力也。后世古法既不可复，所存惟国学及府州县学，所以教之亦不如古人之详且密，故士习亦往往不及于古。圣朝涵育之泽，百馀年矣，横经之士习安教化，远胜前代。汉之党、晋之放弛、唐之乞索、宋之强横、明之门户，今皆无有也。间有一二不肖之辈，不过居家不免武断之习，应试尚怀干进之私耳。夫为暴乡里，学校之败类也。富贵利达之心，贤豪或不免焉。不知平生之志不在温饱，王曾所以为名臣也。明经而拾青紫，教子而拟籯金，王应麟已深斥其非矣。此由于立志不高，故制行也不洁；信理不笃，故操心也不坚。非勉以切实之学不足以制其浮薄也。司马光谓文章不如德行，文章之中词艺又不如经术，洵至言哉。比者特简各省拔贡，又取举人之明通者任教职，师儒之道彬彬焉盛矣。诚示以向方，安在无陈敬宗等其人哉？之四端者，我皇上诚圣学已精而求精，治功已懋而求懋。则接千古之心传者，协乾坤之撰；感万民之于变者，操风化之源。以正文体，则经术正而大道明；以端士风，则至教行而名臣辈出。国家无疆之业，比美于唐虞矣。

对策首先对比古今学校的作用。提出古者学校教育的作用显著，今之学校数量既少，教之亦不如古人之详且密，故而士习今不如古。此种观点片面与否姑且不论，但能看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则是应予肯定的。

继而分析士习不端的两种表现。一是居家不免武断，为暴乡里者。二是应试尚怀干进之私。对此等人纪昀没有一味批判，先退一步承认此心“贤豪或不免焉”，体现了纪昀尽人情处。接着谈了两个志向高远者的例子。一是宋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０２年）壬寅科状元王曾，宋魏泰《东轩笔录》载：“王沂公曾青州发解，及南省、廷试皆为首冠。中山刘子仪筠为翰林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³¹一是王应麟，王应麟曾在《困学纪闻》中言：“明经而志青紫，教子而拟籯金，孰知古者为己之学哉？”³²纪昀借此两例说明“尚怀干进之私”原因是立志不高，信理不笃，解决的方法是需要“勉以切实之学”。何谓“切实之学”？纪昀随即引北宋司马光所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³³至于学生的教育方法，纪昀说的较简略，大致是称赞乾隆帝“特简各省拔贡，又取举人之明通者任教职”。结尾颂圣，则是对策的常见套路。《纪文达公遗集》收有纪昀乾隆十二年顺天乡试所作《拟赐宴瀛台联句并锡赉谢表》（卷六）、《诚五常之本百信之源也论》（卷七）两篇文章，以及乾隆十九年会试所作《拟修葺两郊坛宇及先农坛告成谢表》（卷六），唯独缺少纪昀殿试卷，多缘殿试对策存于内阁大库，难得一见。经历沧桑巨变，完整保留至今，诚为难得。纪昀在殿试卷中阐述了对理学、官风、文风、士习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意见，引证精到，论说严密，对于研究他的早期思想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材料。

注释：

①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有言：“旧制每科殿试，内阁填榜后，原卷即存内阁大库，严加扃。”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１９３３年版，第１页。

②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页。

③20.23.30.《清实录》第１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８８—９８９、９８９、９８９、９９０页。

④（宋）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版，第９页。

⑤15.25.26《纪文达公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３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１、３３７、３３６、３７８页。

⑥（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５７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３页。

⑦（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５６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７２页。

⑧（宋）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卷十四，《宋集珍本丛刊》第３２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７４页。

⑨（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２２页。

⑩（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宋）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卷十五，《宋集珍本丛刊》第３２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７８页。

11.（宋）朱熹编：《上蔡先生语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５页。

12.（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７３页。

13.17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９、１３８页。

14.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５２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页。

18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５６页。

19.陈汉章总纂：《象山县志》卷三十二《文征外编下》，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９４页。

21.王先谦：《汉书补注》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４８页。

2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１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６９６页。

24.（宋）刘克庄《题郑宁文卷》有云：“筝笛焉能谐雅乐，绮纨原未识深衣。”见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第３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６９页。

27.（汉）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０页。

28.《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１３２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页。

29.上海图书馆藏陈鹤：《桂门续稿》下卷。

31.（宋）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９页。

32.（宋）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６５页。

33.（元）脱脱等：《宋史》第３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２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