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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
作者: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 刘文鹏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16年01期  发布时间:2017-03-02  点击量: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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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 ( 1757)  二月初,乾隆帝在第二次南巡途中,于徐州召见河南夏邑籍的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彭家屏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使百姓受困。在查证属实后,图勒炳阿被革职查办。但很快,由于乾隆帝发现夏邑有人收藏吴三桂的伪檄文,案件转向对彭家屏是否收藏敏感文字、书籍的追查。五月乾隆帝回銮京师,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明末野史禁书,七月被赐令自尽。自民国以来,此案被解释为一个文字狱,其详细内容,已有专论。

然而这个案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当从段昌绪家发现吴三桂伪檄文后,本来与彭家屏没有瓜葛,但乾隆帝却非常坚定地认为彭家屏家肯定也会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乾隆帝何以相信彭家屏必然有违逆的藏书或文字?

其次,在发现伪檄文后,乾隆帝立刻将办案的重点由匿灾转移到对反清思想的追查上,“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皇帝立刻将已经革职准备发往军台效力的图勒阿炳官复原职,并让其协同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一起办理彭家屏收藏违禁书籍之事,显然是要置彭

早在上个世纪初,孟森曾专门排比资料,撰写 《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 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 年) ,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字狱。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整理的 《清代文字狱档》 ( 增订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 将彭家屏案列入第七辑。白新良 《乾隆朝文字狱述评》(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 年第 3 期) 也提到彭家屏案是私藏禁书文狱的开端。郭成康在 《乾隆大帝》 ( 华侨出版社,2003 年) 一书中有专节比较详尽、深入地论述彭家屏案,认为彭家屏案让乾隆帝感觉到了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的威胁,开始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销毁悖逆书籍,并整肃、震慑那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汉族臣民。李伟敏《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兰州学刊》2007 年第 9 期) 一文利用 《历史档案》1991 年第四期公布的一些相关档案作了研究,也提出彭家屏案成为乾隆时期后来大规模禁书的一个重要诱因。


《清高宗实录》卷 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辛巳。

《清高宗实录》卷 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辛巳。


家屏于死地。

第三,彭家屏虽承认收藏明末野史,但已被销毁,乾隆帝和所有办案官员始终没有见到禁书,唯一的证据是图勒炳阿查出的 《大彭统记》,实际也只是彭氏家谱。

基于以上三点,很容易让人觉得乾隆帝将彭家屏赐死抄家,其借口实在牵强,实为冤案。民国四年 ( 1915) ,彭氏后人上书财政部,要求给彭家屏平反,返还家产,获民国政府批准,予以昭雪,并为彭家屏立传建立专祠。《夏邑县志》记载: “公迎跸陈诉,上官衔之,讽县以藏逆檄事陷之,逮问赐死。”这种叙述只是将责任归罪于 “上官”图勒炳阿的陷害,而没有涉及皇帝本人。

那乾隆帝为何冤杀彭家屏? 后世史家有两种推测,一是彭家屏以缙绅言利病,触犯了专制皇帝而惹祸上身; 二是认为乾隆皇帝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而杀之,目的在于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族士人反抗。

然而,这两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在实录中保存下来的乾隆朝上谕,以及一些未刊档案材料表明,彭家屏很早就卷入到雍乾之际的党争中,在乾隆初期李卫与鄂尔泰一派的角逐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乾隆帝本人也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彭家屏在仕途上的兴衰荣辱,甚至最后被杀,都与这种朋党政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乾隆帝政治思想的变化。


一、作为李卫一系的主力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在准备最终惩治彭家屏时,乾隆帝在谕旨中称:

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 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平心而论,鄂尔泰父子,虽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较之李卫,其相去何啻霄壤? 是彭家屏之倾险狡诈,已可概见!”④

乾隆帝的这段上谕透露出两个信息: 一是乾隆初年,前朝旧臣鄂尔泰与李卫之间矛盾尖锐,二是彭家屏乃李卫一系,在与鄂氏一门的斗争中非常积极。雍乾之际的派系斗争,不仅存在于众所周知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而且,李卫也是其中一大因素。了解李卫与鄂尔泰之间的关系,以及彭家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是探究彭家屏案的关键。

雍正帝曾致力于以高压手段对付自康熙晚年以来的朋党政治。不但允禩、允禟等被打击、圈禁致死,而且,像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亲信重臣也因党羽多、势力大而受到整肃,人亡党散。又有李绂、杨名时、谢济世等科甲出身的官员因为被怀疑结党而受到追论。雍正帝还曾亲撰《朋党论》,表明对朋党政治的深恶痛绝。然而,在雍正后期,被雍正所倚重的一些亲信大臣又开始形成新的朋党势力。

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田文镜等,在雍正时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受尽恩宠,但他们之间矛盾亦深。田文镜曾弹劾李卫,雍正帝不为所动。之后田文镜转而要交好李卫,李卫母亲去世后,田文镜专门派人持厚礼前往吊唁,结果被李卫赶出府门。直隶总督李卫也曾参劾鄂尔泰的弟弟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尽管如此,慑于雍正帝压制朋党之威,他们尚不敢表现出明显的结党倾向。但雍正帝去世后,鄂、张、李分立门户、互相倾轧,党争再起。鄂、李之间


《夏邑县志》卷 6,黎德芬等纂修,见 《中国方志丛书》第 99 册,成文出版社,1968 年。

家屏以搢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清史稿校注》卷 345,《彭家屏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年。

蔡美彪等著 《中国通史》中曾专门论述此案,虽列为文狱,但也提出 “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蔡美彪等著: 《中国通史》,第 10 册,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5 页。

《清高宗实录》卷 540,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


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影响政局的一大因素。

自雍正三年 ( 1725) 开始,鄂尔泰一直任职西南,李卫则总督浙江,两人接触机会不多。直到雍正十年,在西南改土归流中建功立业的鄂尔泰被调到京城,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办理军务,而李卫则署理刑部尚书,后调任直隶总督,提督以下悉听节制。这种安排使李卫的地位低于鄂尔泰。第二年,李卫发起对鄂尔泰的弟弟、步军统领鄂尔奇的弹劾。雍正帝在这件事上当起了和事佬,他将鄂尔奇革职,但并未深究,同时嘉奖李卫,以图平息双方的矛盾,模糊了事。雍正帝去世时又以鄂尔泰为顾命大臣,辅助新君,更加提高了鄂尔泰的地位。

与鄂尔泰、张廷玉相比,李卫长期任职封疆,未曾入内阁、值军机,势力相对较弱。面对大权在握的鄂尔泰,失去雍正庇护的李卫自然十分焦急。袁枚记载: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独立,万无全理。入谒梓宫,跪伏大恸,晕绝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见慰之曰: 卿但努力报国,先帝虽崩,自有朕在也。赐珊瑚朝珠,荷囊两匣。再赐长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

这次哭灵让李卫获得了乾隆帝的支持,在此后的三年中,或许为改变在政治上孤危的局面,李卫一直致力于与鄂党的暗中角力。

哭灵后不久,李卫就给乾隆帝上了一道密折,对当时乾隆帝的用人政策提出建议。他说乾隆帝重用李绂、谢济世等人非常正确,但史贻直 “虽有聪明才情,而居心最巧,性好奔竞,曾在年羹尧门下,于江南署督任内本省地方操守用人即有不谨”。李卫还提到陈世倌、唐绥祖曾助田文镜为虐,诡诈百出,二人虽皆有才,恐终难改革今世。

李卫的这个奏折揭示了雍正晚期、乾隆初年的朋党派系的冰山一角。李绂、谢济世这些人曾遭雍正帝打击,乾隆帝践祚后予以平反,并加以重用。史贻直属于鄂派中坚,唐绥祖等则属靠田文镜一系发达起来的官员,他们还将长期存在于乾隆时期的朝廷官场中。李卫在密折中对这些人的褒贬,表现出他与鄂、田的恩怨纠葛。

而且,皇帝也曾在乾隆五年的一道上谕中非常详细地说明了鄂、张、李三人之间的矛盾,并透露出李卫受到了来自鄂派的压力。“当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亦众所共知。”在此上谕中,乾隆帝还提到当时李卫的儿子、曾任武职官员的李星垣,这一年到北京时曾上奏说他父亲 “平日孤身独立,恐不合之人欲图报复”。乾隆帝非常不悦,专门派讷亲训斥李星垣。但乾隆帝也明确指出,李星垣所担心的 “不合之人”就是鄂尔泰。另外,乾隆帝还提到,李卫在世时,有人奏请将直隶总督降为巡抚,乾隆帝认为这背后有鄂尔泰的授意,是鄂派在压制李卫。乾隆五年初,乾隆帝曾下旨将李卫纳入直隶贤良祠中供奉,而很快河南巡抚雅尔哈善却奏请将已故的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这是冲着两年前故去的李卫来的,若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那么李卫就不能进入直隶的贤良祠。由此可知,即使李卫死后,鄂派对李卫的攻击仍然没有停止,鄂、李矛盾之深可见一斑。

虽然鄂、李不相容,但从以上袁枚所写李卫传记和乾隆帝的上谕这两份史料来看,都提到李卫 “孤身独立”,说明李卫并没有形成像鄂、张那样遍布朝野的强大势力。而这种孤身奋斗、没有朋党势力的状况恰恰符合乾隆帝的需要。作为专制君主,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臣下拉帮结派,市恩自固,康雍乾几代皇帝莫不倾全力破除朋党弊政,而像黄廷桂、刘统勋等之所以得到皇帝赏识,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不结党,没有派系,独立听命于皇帝,表示出对皇帝的忠心。而此时


《清史列传》卷 13 《李卫传》。

李桓辑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68,《疆臣二十》,明文书局,1985 年。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奏为直陈户部尚书史贻直等虽有才情性好奔竞事》,雍正十三年,档案号: 04 -01 -13 -006 -1423。本文所引 “朱批奏折”均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

《清高宗实录》卷 114,乾隆五年四月甲戌。


的李卫非常符合这种条件。

另外,乾隆帝对李卫的安慰、笼络和扶植,也符合他当时对付朋党的政治策略。新皇帝面对前朝旧臣鄂、张等强大的朋党势力,最初的策略是维系各派平衡,使其互相制约,以便驾驭。具体而言,就是扶植张、李,抗衡势力较大的鄂党,对急于寻求庇护的李卫,乾隆帝自然予以支持,甚至一度依赖李卫一派展开对鄂党的整肃,史贻直曾首当其冲。

史贻直历仕康、雍、乾三朝,尤为雍正帝所倚任,乾隆时亦为重臣。但由于和鄂尔泰过从甚密,乾隆帝自继位之始对他也有所警惕。所以当看到李卫的密奏涉及到史贻直时,乾隆帝在行间的墨批是: “朕亦知之,因其在外知遇,故用为户部尚书,尚属试看。”这两句墨批直接表现出乾隆帝对史贻直的猜忌。不久,湖南的一个案件几乎将史贻直牵涉进去。

乾隆元年 ( 1736) ,乾隆帝让湖北巡抚钟保密奏湖广总督史贻直的操守,但并未发现什么问题。然而到第二年,湖南衡永郴道许登瀛贪婪劣迹逐渐进入乾隆帝的视野,乾隆帝让署理湖北巡抚张楷暗中调查许登瀛的问题。十月,张楷向皇帝密奏了许登瀛贪腐劣迹。而许登瀛是前任湖广总督史贻直夫人许氏族人,以内侄相待。这样,一场针对史贻直的案件悄然展开。乾隆帝命张楷将案件调查之事交给新任的湖广总督德沛,并密谕德沛调查史贻直在总督任内是否收受盐商上万银两,是否在保举许登瀛方面受其贿赂。十二月,德沛向乾隆帝详细奏报了许登瀛如何贪腐、残害百姓,而且史贻直也确实在夫人去世的丧葬期间收受盐商银两,只是数量不多。乾隆朱批:

知道了。史贻直身为大臣,朕不忍扬其劣,当别有以处之。至许登瀛乃无耻小人,所当即行具本严参者也。”而在审理许登瀛案件时,乾隆帝将一个新晋官员派到湖南,他就是彭家屏。

彭家屏是康熙六十年 ( 1721) 进士,在雍正时期几经辗转,由山西道监察御史考选直隶清河道,后一直任职于直隶,而当时的直隶总督是李卫,乾隆帝所说彭家屏为李卫走狗应该就指这一段了。乾隆元年,李卫在对彭家屏的考评中是这样说的: “署清河道彭家屏,河南归德府人,进士出身,系前任长芦盐法道诖误革职,奉旨以紧要知府委任,由保定府递行委署。年力正富,为人明白细致,办事有才,惟举动亦活,若再加老练诚实,可称能员。”而就在这道奏折中,在李卫所写的彭家屏评语的行间,乾隆帝朱笔批示: “保臬”,指示李卫可以保举彭家屏为按察使。乾隆三年 ( 1738) 十月,李卫因病辞去直隶总督,并很快去世。当月,任职直隶清河道的彭家屏升迁为署湖南按察使。

彭家屏上任湖南伊始,那场针对鄂党势力史贻直的许登瀛案正在进行中,作为按察使,他自然成为办案的主角。许登瀛,江南徽州府歙县人,康熙五十六年曾捐监生,后又捐知州、员外郎、知府等职,雍正五年被工部侍郎鄂尔奇保举为湖南宝庆府知府。但在引见时,雍正帝以其 “人鬼诈,不似端人”,将其解任。然而,许登瀛的仕途并未就此停止。乾隆三年,工部尚书赵宏恩因受贿被参劾去职,而向赵宏恩行贿者就是时任湖南衡永郴道的许登瀛。

乾隆四年,彭家屏审案完结,许登瀛被革职,处斩监候。但到乾隆五年十一月,在许登瀛被收押一年后,湖南一些地方议论纷纷,认为许登瀛已经缴清赃款,应该照例减刑。彭家屏风闻,立刻上奏,坚决反对,乾隆帝表示认同。但乾隆帝直到七年,对许登瀛才有了判决,终究免


朱批奏折,《署理湖北巡抚张楷奏为访闻湖南衡永郴道许登瀛居心谲伪事》,乾隆二年十月十七日,档案号:04 -01 -12 -002 -1554。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德沛奏为遵旨密陈史贻直于总督任内收受盐商礼物许登瀛劣迹及总兵李椅死因事》,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档案号: 04 -01 -01 -003 -1341。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对彭家屏的评语》,乾隆元年,档案号: 04 -01 -13 -037 -0824。

雍正朝朱批引见单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9 辑,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0页。

朱批奏折,《署湖南按察使彭家屏奏为参革衡永郴道许登瀛奉旨监候秋后处决赃银虽于限内全完但罪非寻常岂合再减事》,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档案号: 04 -01 -01 -0058 -049。


死,发配军台效力。工部尚书赵宏恩亦深陷其中,被革职流放。史贻直因为和许登瀛关系密切,饱受物议,但由于没有被查出贪劣行为而躲过一劫。

就许登瀛与史贻直、鄂尔奇的关系来看,乾隆帝借助李卫亲信彭家屏整肃史贻直的倾向比较明显。彭家屏尽力于此,自然会受到皇帝垂青。乾隆六年,彭家屏在湖南臬司任上届满三年,顺利升任江西布政使。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彭家屏六年之内,连升三级,可谓飞黄腾达,这其中固然有李卫的大力荐举,但也有乾隆帝的背后推手。也就是说彭家屏卷入党争,不仅是李卫遗愿,更有乾隆帝的授意。正是乾隆帝指示李卫保举、提拔彭家屏,然后在许登瀛案爆发后,又将彭家屏投放到湖南,审理该案,以图打压史贻直。可以想见,无论是出于门户之见,还是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彭家屏都会不遗余力。或者说,彭家屏的发达是乾隆帝有意扶植李卫势力的结果,是乾隆帝用于制约鄂派势力的一颗棋子。

任赣藩期间,彭家屏也的确表现出较强的地方行政能力,颇为前后两任巡抚所倚重,得到比较高的评价。一是江西巡抚开泰在乾隆十三年 ( 1748) 对全省官员考成评语中称: “布政使彭家屏,该司明白老成,在江日久,熟谙情形,一切钱粮出入办理清楚,凡地方事务及各官优劣俱能留心考究。惟待属员间有失之稍宽之处。”乾隆十四年十月阿思哈任江西巡抚时,对彭家屏也比较肯定,“老成练达,颇有见解,且在江年久,于地方民情均极熟悉,察吏亦觉恰当。臣甫任江西,正可资其匡助。”乾隆十四年八月,彭家屏上折请安时,乾隆帝还赏赐其鹿肉四方。乾隆十五年正月彭家屏进京陛见,留京期间,频蒙召见。

从上述彭家屏受赏赐和陛见的经历来看,这颗棋子一直与乾隆帝保持着密切关系,也犹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他在江西布政使任职达九年之久,又颇有政绩,按照惯例,应该能够跻身巡抚。然而,就在乾隆十五年,彭家屏突然被调任云南藩司。


二、缘何失宠于乾隆帝?


乾隆十五年十月,乾隆帝巡幸嵩洛,当时云南巡抚图勒炳阿因庇护属下亏空银两,被处监斩候,布政使宫尔劝亦被革职。出任云南巡抚的是爱必达,已经护理江西巡抚的彭家屏被调任云南布政使,乾隆帝没有把升职巡抚的机会给彭家屏。彭家屏于这年的十一月接到调任云南的命令后,以江西布政使第三个任期将满为由,恳请在皇帝南巡江浙之际到行在陛见,但乾隆帝以年初已行陛见为由批示: “已训汝矣,不必来,速赴新任。”

远赴云南的彭家屏于乾隆十六年五月到任,一个月后,他向皇帝上了四个折子。第一个是为调任云南的谢恩折,第二个折子是汇报从江西到云南沿途所见收成情况,这都是清代官员调任时必须做的。第三个折子他向乾隆帝上奏表示一定会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并初步提出整顿云南政务铜盐弊端、分别销追的计划,“臣调任云南,留心查看,滇省财赋之重,专归铜盐,而弊端之甚,亦全在铜盐。数十年来,上司属员连为一气,政体官方半坏于此。所有历年闲款,臣现在


《清高宗实录》卷 176,乾隆七年十月丙申。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开泰呈江西省司道布政使彭家屏等员考语清单》,乾隆十二年,档案号: 04 - 01 - 13-0444 -018。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阿思哈奏为饬令布政使彭家屏赴京陛见并委任李根云署理藩篆事》,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档案号: 04 -01 -12 -0068 -003。

朱批奏折,《彭家屏奏为恩赏鹿肉谢恩事》,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档案号: 04 -01 -12 -0067 -088。

朱批奏折,《彭家屏奏报陛见回任日期并陈沿途雨水田禾情形事》,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九日,档案号: 04 -01 -13 -0016 -001。

朱批奏折,《彭家屏奏为调任布政使又届满三年请陛见事》,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档案号: 04 - 01 -12 -0078 -060。


彻底综核,分别销追。”这番陈词符合彭家屏为政地方的一贯风格,然而此次乾隆帝的朱批是:

一切酌中为之,作弊固不可,苛察亦不必!”与十年前彭家屏初任江西布政使相比,乾隆帝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当初那种信任、鼓励、赞赏已经荡然无存。

第四个折子则更为严重,是彭家屏向皇帝谢恩革职留任,原来,在赶赴云南的途中,他被河南巡抚鄂容安狠狠告了一状,还没有履任滇省就已受到处分。

乾隆十五年十月,乾隆帝自京师出发,由直隶向南,巡幸河南。时任河南巡抚的是鄂尔泰长子鄂容安。鄂容安在雍乾之际是一颗政治新星。雍正十一年 ( 1733) ,19 岁的鄂容安考中进士,这在满洲贵族子弟中实属难能可贵,故颇得雍正帝赏识,很快与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一同出任军机章京,被雍正帝当作可以着力培养的后备人才。鄂容安在乾隆初任职上书房,与乾隆帝关系密切。乾隆十二年 ( 1747) ,年仅 33 岁鄂容安出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十月,署理河南巡抚。乾隆帝巡幸河南,与鄂容安是否提及彭家屏,讨论过什么,不得而知,但那份将彭家屏调任云南、标志着皇帝对彭家屏态度转变的上谕,的确是从河南发出的。而且,乾隆十六年二月,当彭家屏还在赴任云南的途中时,鄂容安参奏归德府缙绅抗粮不交,多至 7000 多两银子,其中就有彭家屏家。而且,彭家屏的弟弟彭家植还打死佃户,隐匿不报。彭家屏家被描述为一个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的恶霸形象,甚至是抗粮刁风的一个代表。乾隆帝指示严加惩处,所有积欠加十倍处罚,彭家屏等交吏部严议。之后,彭家很快将欠款、罚款全部缴清,彭家屏得以留任。虽然此事暂未影响彭家屏的官位,但正如乾隆所说: “刁风尤不可长,自应严加惩治。”

乾隆十九年四月,彭家屏任云南布政使满三年,又转任职责繁重的江苏布政使,仍然无法升职。乾隆帝在彭家屏谢恩请训时说: “一切尽心实力办理,不必猜疑。用汝繁剧之任者,以汝能办事也。汝既不能奈人何,人亦不能奈汝何。但自己信得及,恩怨置之度外可也。若有退缩顾望,转关求媚之意,则失之远矣。”

乾隆帝的这段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又透露出有 “人”在背后不断告彭家屏的状,给乾隆造成很大影响。那些人是谁? 当时两江总督正是鄂容安,乾隆十九年八月,鄂容安离任,尹继善接替,也是尹继善一生中第四次出任两江总督,并兼江苏巡抚。

尹继善与彭家屏之间关系非常不好,早在乾隆九年他任两江总督时,彭家屏已经为其下属,在这一年对江西省官员的考评中,尹继善奏称: 布政使彭家屏 “才具可用,情性多偏,与地方之事循分办理,不能实力筹画”。尹继善的这个观点与当时乾隆帝,及前两任江西巡抚塞楞额、开泰等赏识彭家屏的态度完全不同。十年后,尹、彭两人再次调任江南,似乎是冤家再聚首。乾隆二十年九月,尹继善以彭家屏年老不胜繁剧,奏请勒令彭家屏退休,态度极为坚决。此时的乾隆帝对彭家屏没有任何挽留之意,他说: “彭家屏非不胜繁剧之人,只以为布政使最久,后于彼者,皆至巡抚,心怀怏怏,不肯努力耳。”彭家屏终究以布政使之职悻悻地离开官场。

尹继善虽为满洲人,但属于满人中汉文化修养较高者,他雅好诗书,喜欢结交汉族士人,他曾四次出任两江总督,在江南士人中颇有声誉。按说他对彭家屏这种爱书之人也应该乐于交往,至少应以礼相待。但为什么他对彭家屏如此决绝呢?


朱批奏折,《云南布政使彭家屏奏为略陈整顿云南政务铜盐弊端分别销追事》,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六日,档案号: 04 -01 -12 -0082 -056。

《清史列传》卷 19 《鄂容安传》。

《清高宗实录》卷 384,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

《清高宗实录》卷 403,乾隆十六年十一月辛卯。

《清高宗实录》卷 460,乾隆十九年四月己酉。

朱批奏折,《两江总督尹继善呈江西省属员布政使彭家屏等员考语清折》,乾隆九年,档案号: 04 - 01 - 13-0446 -019。

《清高宗实录》卷 497,乾隆二十年九月庚子。


原因似乎有二,一是尹继善受到鄂派势力的影响,尹继善与鄂尔泰有姻亲关系。二是尹继善能够揣摩到乾隆帝对彭家屏的态度已经非常恶劣,打击彭家屏既能结好鄂家亲戚,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何乐而不为?

毕竟,从乾隆十三年到十九年左右的时候,鄂容安的从兄弟鄂昌、鄂乐舜分任甘肃、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巡抚,两江总督的职位连续在尹继善和鄂容安之间来回传递,他们把持了从西北、中原到两江一带的地方大权,其势力如日中天,就在这几年中,彭家屏从被调任云南、江苏,又被勒令退休。在这场斗争中,身单势孤的彭家屏毫无优势可言,最终完败。

那么,乾隆帝为什么会在十五年的时候彻底反转了他的立场,疏远彭家屏,支持鄂派核心人物鄂容安呢? 这应该主要根源于乾隆帝政治路线的变化,由即位之初的崇儒重汉,向首崇满洲政治路线的回归。

首崇满洲一直是清朝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保证满人的利益,保证满洲贵族在各级行政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通过乾隆前期巡抚任职的满汉比例来透视乾隆帝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乾隆二年、三年,各省巡抚中满汉比例为 2 ∶ 12 和 3∶ 12,汉人占据绝对优势。以后满人的数量逐渐增加,到十三年、十四年,达到 11 ∶ 6和 13 ∶4,满人占绝对优势。直到十九年以后,满、汉巡抚的比例才开始持平,以后基本维持在巡抚中满汉各半的局面。据此,我们应该可以判断,乾隆帝在对满、汉关系的处理上,从即位之初到统治中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践祚初期,乾隆帝尚仁政,重汉族士人。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的当天,就下令调大学士朱轼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又宣孙嘉淦、谢济世进京任职,命方苞在南书房行走,授内阁学士。乾隆帝一上台便令举贡、生员等全部免派杂差,以减轻其负担,使他们专心学业。乾隆帝还批评各督抚轻视 “书生”,提倡多一点书生之气。他还致力于消除雍正文字狱的严重后果,严禁以文字罪人,规定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然而,乾隆帝尚仁政、重士人的做法只是昙花一现,其统治很快逐渐由宽转严。乾隆十三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和皇后之丧引起的政治风波,经常被视为这种转变的标志。而且,这种转变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回归首崇满洲、重塑满洲精英的政策,强调和巩固满人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对汉族士人官僚由笼络转向抑制,尤其要防范汉人对满人的攻击。

乾隆帝重塑满洲精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要保证满人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在满人中树立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所以恰恰是在由宽转严的乾隆十三年、十四年,对满洲人的提拔比例也最大,满、汉巡抚比例的先后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鄂尔泰、张廷玉相继去世、离职后,朝堂之上的党争迹象大大降低,乾隆帝需要新一辈满洲权贵的效忠,傅恒、鄂容安、舒赫德、兆惠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脱颖而出的军政新秀。相对而言,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汉人政治势力受到疏远、力量较弱的时候。其次,重塑满洲精英也包括用严厉的手段对不忠者、不法败类等进行整肃。乾隆十三年、十四年,乾隆帝借着第一次金川之役的战败,杀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讷亲、大学士庆复等数位满洲贵胄,又借着皇后丧仪中官员违制,杀湖广总督塞楞额等人,目的是惩治那些欺上瞒下、作威作福者。不管这些人过于倾慕汉文化也罢,瞒报军情也罢,都在损害着满洲人的统治利益,破坏了满人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他们的忠心受到乾隆帝的质疑。

乾隆十五年,彭家屏被疏远,远调云南,符合以上所谈的时间节点。正是在这个时候,鄂容


此据 《清史稿校注》卷 202 《疆臣表》统计而成。对于一年中有人事调整和变化的巡抚职位,以该年最后一位任职者为准。

《清高宗实录》卷 12,乾隆元年二月戊辰。

《清高宗实录》卷 5,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清经世文编》卷 92,《刑政三·律例下》。


安兄弟崛起,成为满洲新贵,趁乾隆帝巡幸嵩洛之际,展开对往日旧敌彭家屏的攻击,乾隆帝的态度自然随之一变。


三、彭家屏之死


在鄂系满洲贵族势力排挤下退休的彭家屏,如果不再介入政治,倒也会安度晚年。然而乾隆二十二年,他参劾图勒炳阿这样一位满洲地方大员,直接触犯了乾隆帝扶植满洲精英、不愿汉人官员对满人说三道四的忌讳。

图勒炳阿,姓佟佳氏,属于满洲正白旗,由笔帖式升迁至吏部郎中,乾隆三年,在彭家屏由直隶清河道升任湖南按察使时,图勒炳阿出任陕西甘肃道,后逐渐升迁,调任云南布政使,乾隆十二年,当彭家屏完成江西布政使的第二个任期时,图勒炳阿升任云南巡抚,其升迁速度大大快于彭家屏。乾隆十五年,因庇护属下亏空,图勒炳阿被革职,并处斩监候,锒铛入狱。到乾隆十七年被释放,很快再次任职,乾隆二十年出任河南巡抚。在河南时匿报灾情,被彭家屏揭发后,乾隆帝斥责他文过饰非,怙恶不悛。这些任职经历表明图勒炳阿是一个能力低下、昏庸的官员。彭家屏案结束几个月后,图勒炳阿被召至北京,很快被派往乌里雅苏台管理粮饷。然而这并非流放军前效力,不是对匿报灾情的惩罚。到乾隆二十八年,图勒炳阿再次被任命为贵州巡抚,直到乾隆三十年病重去世前,乾隆帝还派御医探视。可以看出,图勒炳阿出身虽非显贵,甚至不断犯错误,但乾隆帝给予很多包容和竭力提拔之意。

然而,汉人官员弹劾满洲大员的事例在清代并不少见,为此获罪致死者倒很少。在彭家屏一案中,若说乾隆帝仅为回护像图勒炳阿这样的满洲大员而杀掉彭家屏,似乎也过牵强。

实际上,在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也可以构成乾隆帝杀彭家屏的政治背景。这一年,乾隆帝借助胡中藻案对鄂派势力大开杀戒,自称是鄂尔泰第一门生的胡中藻被杀,紧接着鄂昌也因文字问题被赐死,已故的鄂尔泰被追论,史贻直被勒令退休,连尚在西北军前、立有战功的鄂容安亦受到严厉批评。在这个案件中,乾隆帝把文字狱当作消除党争、打击派系势力的一个主要手段。也就是说,乾隆对付朋党的手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即位之初,维系各派平衡、使其互相制约; 第二阶段在鄂尔泰死后,对张廷玉一派主动出击,温和相逼; 第三阶段,即到乾隆二十年,当他觉察到鄂派势力又有重新凝结的苗头时,便以文字狱为借口,雷霆出击。各派势力在乾隆帝纵横捭阖式的打压下,或死或休,黯然淡出政治舞台。当过去曾经参与党争的彭家屏退休后又出来指陈时政时,乾隆帝则反过来指斥彭家屏为李卫走狗,让彭家屏承担了攻击鄂派势力的恶名。深谙彭家屏党争背景的乾隆帝有理由担心彭氏会继续在民间发酵对朝廷的不满,除掉彭家屏,意味着对过去那段朋党政治参与势力的清算,也意味着这位皇帝准备以强硬手段对待民间各个阶层不满的决心。

与彭家屏以为民请命自居相反,乾隆帝决定赐死彭家屏的上谕中称: 彭家屏不但私藏禁书,而且彭氏一门“拥有厚赀,田连阡陌,而为富不仁,凌虐细民,乡里侧目”,完全被描绘成一个地主恶霸的形象,皇帝杀掉这样一个人也就更具有合法性。

彭家屏案后,乾隆帝再次将夏邑县县令孙默、永城县知县张铨革职,拿解刑部治罪。当时正值乾隆帝第二次南巡后,对河南、安徽一带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的工程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乾隆帝让河南官员对当地百姓蠲免钱粮,“善为抚绥,加意整顿,称朕轸念灾地至意”。同时又下令将彭家屏家的部分田地分赏当地百姓,其余田地、房产则没入官府,出租生息,所得则用于道


《清史稿校注》卷 344,《图勒炳阿传》。

郭成康: 《乾隆大帝》,华侨出版社,2003 年,第 284 页。

《清高宗实录》卷 540,乾隆二十二年六月戊辰。


路、桥梁的修缮。护理巡抚的河南布政使刘慥奏称,此谕一下,“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 ( 百姓称) 此诚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有伦比”。清实录中的这些记载,向后人表明彭家屏被杀后,皇帝如何采取一种类似 “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一个抗粮不交、打死佃户的 “劣绅”之家的田地分给百姓,以赢得民心。直到民国四年, 《夏邑县志》才重新塑造了彭家屏的形象: “致仕家居,建祠修谱,赡族恤邻,善行缕缕……”


主要参考文献

[1] 《清实录》,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

[2] 《夏邑县志》,黎德芬等纂修,见 《中国方志丛书》第 99 册,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8 年。

[3] 《清史稿校注》,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年。

[4] 《清史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7 年。

[5] 清史工程数字图书馆清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

[6] 蔡美彪等著: 《中国通史》第 10 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7] 郭成康: 《乾隆大帝》,北京: 华侨出版社,2003 年。

朱批奏折,《刘慥奏为遵旨将彭家屏地亩分赏夏邑县百姓并会同查办其家产事》,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档案号: 04 -01 -13 -0024 -001。

《夏邑县志》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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