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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盛京: 满洲入主中原后对 “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作者:刘凤云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10-19  点击量: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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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 ( 1644) 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十月迁都北京,同时,“分命何洛会等统兵镇守盛京等处,以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左翼以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统之,右翼以正红旗梅勒章京硕詹统之”。由此开始了盛京由满洲都城向陪都的转换。关于盛京陪都的性质,诚如丁海滨、时义所论,“盛京总体上属留都型陪都”,“在留根的现实需要基础上形成了较完备的陪都制度”。而作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盛京既有满洲发祥地的陪都地位,呈现出一个城市的面貌,又因地处东北区域的政治重心,成为中央与东北边疆行政运行中最有特点的一个区域。时人有论曰: “自山海关以东,留都之地,统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

“清初以沈阳为发祥地,尊曰盛京,或称奉天,关外之地胥归统属。”

在对盛京陪都及其统属之地的建设中,有清朝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保有满洲本色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那么,当上述政令作用于实践后,这一满汉民人密集交织的“盛京陪都”及其统属的关外地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过程与结果都将是引发本文讨论的问题所在。


① 《清世祖实录》卷 7,顺治元年八月丁巳。

② 丁海滨、时义: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 页。

③ 魏源: 《圣武记》卷 1 《开国龙兴记一》,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 页。

④ 王树楠等纂: 《奉天通志》卷首《叙》,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


一、设官: “参汉酌金”过程中的困惑

自天聪五年 ( 1631) 皇太极将六部等中原官制纳入国家的行政机构后,代表着“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已成为后金 ( 清) 入主中原、完成一统大业的战略指导性原则。而后,满洲统治者便在国家建制上接受了明朝的遗产,不仅有体制与制度的继承,还包括前朝官员的留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清承明制”之论。

那么,无论是“参汉酌金”还是“清承明制”,虽然都在表述清朝对明朝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但其差异却成为对中国历史走向认知的重大分歧所在。有学者提出,“参汉酌金”抑或“清承明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等同于将明清时期中国史,视为‘连续’或‘断裂’的主要分野”。本文无力就“参汉酌金”与“清承明制”的实态作全面的比较梳理,但是通过对陪都盛京设官过程的探讨,或许可以看到,“参汉酌金”绝非能够成为将明清的历史解释为断裂的理由。

第一,以将军都统制为中轴、郡县为附属的行政体制。

陪都盛京是满洲统治者刻意保留满洲自身本色,建立起以八旗为依托的将军、都统体制,同时将“府州县”纳入其中的一个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关盛京陪都建制的研究,学界成果众多,已将其定性为“旗民并行的二元体制”。这里,我们不妨直接将其视为“参汉酌金”的产物,那么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便是盛京作为满洲根本之地是否在政治体制上制造或者形成了与前朝的断裂? 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将从盛京这种复杂的行政体制的形成过程开始。

首先,在盛京设置将军都统体制,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一选择,也是满洲自身八旗建制的保留。

毋庸讳言,在盛京官制中,将军都统体制始终是中轴。有记载曰: “顺治元年,悉裁明诸卫所,设内大臣、副都统及八旗驻防。三年,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给镇守总管印。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乾隆十二年 ( 1747) ,改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其位至重。此外,顺治十年 ( 1653) ,设昂邦章京于宁古塔,以镇其地。康熙元年 ( 1662) ,改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十五年移驻吉林。凡吉林驻防之地,自将军所治外,其所居各处皆设兵驻守,置协领、参领、佐领、防御等官。将军之下,副都统二员,还有满蒙汉军协领十一员,佐领六十六员。康熙二十二年,于黑龙江瑷珲地筑城,设将军一人。乾隆帝有曰: “各省将军驻防,奉天任最繁。旗民纷杂处,文武董雄藩。”此后,将军都统体制一直持续到光绪末年盛京地区建省。

有效的行政管辖是从设官开始的,从盛京设官建制来看,留都的管辖范围是循序渐进地向东北部推进,但最先推行的仍是将军都统体制,将军都统之下置协领、佐领等,在管理上属于满洲八旗的驻防模式,不失为醇正的满洲本色。如在奉天,八旗兵由将军管辖,形成“一城为纲,


“参汉酌金”: 天聪五年,皇太极接受了文馆汉官的建议,仿明制设立六部,七年,汉官宁完我明确提出 “参汉酌金”,即以明制为蓝本建立金制,成为皇太极时期乃至清朝入关后国家制度建设的指导性原则。本文借用“参汉酌金”进行表述,并以此回应学界借“参汉酌金”来割裂清朝对中国传统王朝继承性的观点。

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 《天聪朝臣工奏议》,1980 年,辽宁大学历史系,第 71 页。

② 旗人与国家制度工作坊编: 《“参汉酌金”再思考———清代旗人与国家制度》,文史哲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③ 《清史稿》卷 55 《地理志二》。

④ 长顺修,李桂林纂: 《吉林通志》卷 60 《职官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951 页。

⑤ 参见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9 《职官一》,凤凰出版社,2009 年影印版。

⑥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5 《天章六》。


路及边门属之”的驻防体系。“奉天将军所属有兴京、辽阳、牛庄、盖平、开原、广平、熊岳、锦州、义州诸处及各城边门,自都统以下各有城守尉、佐领、骁骑校防御。”

但是,八旗军队不仅仅是驻防,还带有一定兼理地方事务的性质。所谓“盛京州县所治之外,镇帅城守所辖者多”。这种情况至少在乾隆中前期仍属常态。诸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事务雅德上条奏,奉天属岫岩城“旗民杂处,该城向未设民员,归城守尉专管,分隶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宁海等五州县兼辖,相距各二、三、四百里不等,稽察难周。”疏请将无事可办的熊岳理事通判移驻岫岩,办理界内命盗户婚等案。四十一年四月,又以宁远州中后所州判系佐杂,管理人命词讼等事,被旗民视非正印,不甘听断,请求仍设巡检,专司巡缉,定为调缺。时人编纂史志时指出,“将军以次虽总兵寄,然核其实,各有土地,各有户口,与明都司领卫所者,殆无以异,非专武任”。

可见,这些由八旗驻守的地方,即便是增设了正印官,八旗巡防的部分治民权责仍得以保留,且旗署官员管辖的范围并不比民官小。直至乾隆后期,随着盛京民人数量的剧增,才将一些八旗镇守之地逐渐划归郡县管理。这说明在入关伊始,清朝统治者就将自身八旗建制作为行政建设的中轴用于“根本之地”,而在盛京持续设置的将军镇守,也符合清朝以满洲统御边疆的常态。正如郑川水所言,在清朝创置的陪都体制中,盛京将军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才是“部院”与“郡县制”。

盛京五部的设置,始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中期逐渐完备。据《清史稿》记载,“世祖奠鼎燕京,置官镇守,户、礼、兵、工四曹隶之。十五年,设礼部; 明年,设户、工两部; 康熙元年,设刑部; 三十年,复设兵部; 并置侍郎以次各官,五部之制始备”。尽管入关伊始就有四曹建制,但在顺治十二年,北游的谈迁见到的盛京,仅“户部有其官,余虚署也”。至康熙二十九年,随着“盛京地方人民增添,事务甚繁”,出现了“官员笔帖式办事不敷”的现象,十二月,在盛京户部侍郎阿喇弥的提议下,添设盛京户部各官,“员外郎四员、笔帖式六员、翻译笔帖式二员”。⑨

可以看出,行政需求成为设官以及如何设官的惟一理由,而行政需要则缘于治下人口增多后的管理事务繁巨。成书于乾嘉时的《啸亭杂录》讲述了五部设立的次序及原因,曰: “章皇帝初定北京,盛京设昂邦章京一员,及驻防官员兵丁若干,以为陪京保障。时未遑设文吏,康熙初,丁口渐盛,其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设户部侍郎一员,继而次第设立礼、兵、刑、工侍郎各一员,陪京之制始备。”10至乾隆朝,各部的建制官缺基本完善。如盛京刑部“额设郎中、员外、主事司库等官,共十九员”。11盛京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各额设侍郎一员,郎中二员,员外郎四员,主事等二十余员。12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文官系统的五部虽在权力配置上与将军衙门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但五


①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9 《职官一》。

② 康熙《盛京通志》凡例,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③ 《清高宗实录》卷 905,乾隆三十七年三月辛亥。

④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1006,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酉。

⑤ 《奉天通志》卷 124 《职官三》。

⑥ 参见郑川水: 《清代陪都盛京的建置及其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⑦ 《清史稿》卷 114 《职官志一》。

⑧ 谈迁: 《北游录》,《纪邮下》,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04 页。

⑨ 《清圣祖实录》卷 149,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

10 昭梿: 《啸亭杂录》卷 4 《盛京五部》,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06 页。

11 《清高宗实录》卷 89,乾隆四年三月丙寅。

12 参见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9 《职官一》。


部事务,或由将军兼管,或与将军相商,形成掣肘之势。

此外,府州县则先于五部设立。顺治十年十一月,设辽阳府及附郭辽阳、海城二县,是为盛京地区最早的府县治,时“锦州、宁远、广平、沙后四城尚属佐领所辖”。十四年,“除辽阳府名,以沈阳为奉天府,置府尹”。康熙三年,命“添设奉天府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等官员,同时,完善了奉天府属的各州县设置。据《清实录》记载: “设承德、开原、铁岭三县。改辽阳县为州,并海城、盖平,属奉天府。改广宁为府,添设通判、推官、经历。设广宁县、宁远州,并锦县 ( 改锦州为锦县) ,属广宁府。俱令奉天府府尹管辖。”是年末,改奉天所属锦县为锦州府,广宁府为广宁县属锦州府。自此,康熙三年由将军下辖的郡县体制在奉天地区建立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自康熙元年宁古塔改设将军驻守后,其与奉天将军有了各自的辖区,但府州县的设置大都在奉天将军治区。根据康熙《盛京通志》的记载,奉天、宁古塔将军的辖区,“西抵山海关、东抵开原,奉天将军统之。西接开原威远堡,东抵海滨,宁古塔将军统之。编户之民府治所及,计府二、州二、县七”。而后虽历经雍乾百余年间,但建制大体没有大的改变。道光时魏源辑《奉天府图说》云: “奉天府,在京师东一千四百六十里,盛京将军及府尹治焉。府尹本属府一,领厅三、州二、县六。将军城之在府境者十有一,治承德。其东兴京城,其南辽阳、凤凰、岫岩、牛庄、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八城。其北开原城,开原城之南铁岭县,其北边外昌图厅,牛庄城之东海城县。”

由此而言,奉天将军不仅对奉天府尹的治区有统辖权,且有直属十一城,所谓“将军城之在府境者十有一。”也就是说,将军都统 ( 八旗) 与府州县的双轨在铺设上并非是并进的,是有主次的。

第二,府州县建制的特殊性。

盛京地区郡县制的产生是以八旗驻防的补充形式出现的,带有附属性。因此,康熙年间由奉天府尹董秉忠主持撰修《盛京通志》时就曾指出: “奉天郡县之设分合大小与古迥殊。”这里所说的“迥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府州县建制发展速度缓慢,二是官缺少。

顺治十八年五月,奉天府尹张尚贤在奏疏中提到,当时的盛京,“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即便是奉天府的外城土墙还是在康熙二十年以后修筑的。康熙二十三年出任奉天治中的傅燮詷也有记载曰: 奉天“府尹以下皆称为民官,其在城者大小九员,惟两教官无署”。“各衙门俱在城内,惟治中在大东门外。”而奉天府属最北的开原县发展尤其迟缓,康熙三年设县伊始,“尚无公署,首任知县何金序下车之初借石塔寺为寓所,次年乃购地于钟楼北路东建置公署,然不过仅具雏形而已。迨后乾隆时间知县明亮,道光时间知


①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5 《户口一》。

② 参见康熙《盛京通志》卷 6 《建置沿革》。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2,康熙三年六月甲午; 卷 13,康熙三年十二月壬午。

④ 康熙《盛京通志》卷 6 《建置沿革》。

佚名: 《奉天府图说》,贺长龄、魏源编: 《皇朝经世文编》卷 119 《工政二十五》, 《魏源全集》第 19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605 页。

⑥ 康熙《盛京通志》凡例。

⑦ 佚名: 《奉天府图说》,贺长龄、魏源编: 《皇朝经世文编》卷 119 《工政二十五》,第 605 页。

⑧ 有关盛京外城墙,康熙二十九年来华朝鲜使臣徐文重曰: “此城即清人所筑,谓之盛京奉天府者也。楼橹之壮、人物之盛甲于关外,近年又筑土墙为外城,设门,置户、礼、刑、工侍郎、员外各一人,如明朝南京之制,使一将军以守之。”参见徐文重: 《燕行日录》,林基中编: 《燕行录全集》卷 24,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第 175 页。

⑨ 参见武玉梅: 《清初文献〈盛京述见〉考论》,清代政治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2010 年。


县三神保,同治时间知县杨桂年,光绪时间知县魏庭、陶应润累次增修,规模始稍完备”。开原县治所自建制到完善,几乎伴随着整个有清一代。

相比奉天将军治下,宁古塔 ( 吉林) 将军管辖的地区直到雍正初年才有郡县制的设置,但在行政关系上却仍然隶属奉天府。据记载, “雍正四年,吉林设州治一,曰永吉 ( 今吉林府) 。县治二,曰长宁 ( 今伯都讷城) ,曰泰宁 ( 今宁古塔城) ,均系奉天府。”永吉州设知州一员。乾隆二年,增设理事通判一员,州同一员。乾隆十二年,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称: 永吉一州设在吉林乌拉,系宁古塔将军所辖地方,该州向隶奉天府,一应办理旗民事务多至掣肘。故准裁永吉州,改设宁古塔理事同知管理。同时裁州同缺,改设伯都讷厅巡检。可见,在乾隆十二年以后,与内地接轨的府州县制管理及府县官员都被取消。直至光绪八年 ( 1882) ,理事同知改升知府。吉林设府于斯时。而在此前的光绪六年,新设双城厅、伊通州两处,治下“地广民顽”。

此外,奉天府州县,官少缺亦少在全国是可以称最的。康熙十八年十月,府尹梁拱宸有奏,

“奉天所属一府二州七县,正印、佐贰、杂职等官三十余员”参与大计考核。一府二州七县平均下来每一治所设官不过三人左右。直到乾隆三十三年,正印官在“奉天州县仅十二缺,非各省缺多”。而分管钱粮、刑名等各项行政事务的佐贰官更是少之又少,绝对不敷使用。

先是,康熙三年,清廷仅在奉天府设置了“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等佐贰官,各州县大都由正印官单独主持地方行政,直到乾隆朝才在奉天府尹的不断呼吁下逐渐增添佐贰杂职。如乾隆元年,从“奉天府府尹宋筠奏,新设熊岳理事通判”。三年,府尹宋筠奏准“建锦州府理事通判、义州知州及吏目各衙署”。四年, “添设奉天宁远州州判,移中后所巡检,驻中前所,从奉天府尹吴应枚请也”。但相对于移民潮涌、管理事务剧增的行政压力而言,奉天州县管民佐贰官的配置依然是不足的。乾隆八年,新任奉天府尹霍备仍以地方缺乏官员协理而叫苦不迭。他说: “奉天一省,山海交错,幅员辽阔,止有一府十三州县,牧令之外,并无佐贰协办。一切应查办之项,事属纷繁,非本任所能兼顾,又无闲员可以差委。”直至三十八年五月,仍有奉天府尹博卿额因奉天未设藩司,“请令治中、知府分盘,定限自一个月至两个月不等”。可见,盛京地区缺乏佐贰官的行政缺漏并没有得到解决。

奉天的府州县之所以形成正印官独执牛耳的局面,并非忽视了佐贰官的作用,而是缘于对八旗驻防的依赖,同时也不排除有“非汉化”治理的考虑。但随着政务的增多,盛京地区在管理上对文武、满汉的权力分割不得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将军衙门与五部的权力隶属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乾隆初年,更多的行政事务流向五部,奉天将军的行政职能逐渐减少,从而使府州县与五部的行政隶属关系增强。据记载,乾隆三年议准,“奉天等处城工,向系盛京工部、将军衙门会同估算,由将军衙门承办。请嗣后一应工程,俱交盛京工部承估题销,其将军衙门仍派贤员公同监修”。10同时又议准,“解送俸饷,例由 ( 盛京) 兵部拨给官兵,又另派将军衙门官兵跟随递解,


① 民国《开原县志》卷 2 《公廨》。

② 《奉天通志》卷 124 《职官三》。

③ 《清圣祖实录》卷 85,康熙十八年十月丁丑。

④ 《清高宗实录》卷 804,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酉。

《清高宗实录》卷 23,乾隆元年七月庚申。 《清高宗实录》卷 73,乾隆三年七月丙寅。

⑦ 《清高宗实录》卷 89,乾隆四年三月丙寅。

⑧ 《清高宗实录》卷 184,乾隆八年二月丙申。

⑨ 《清高宗实录》卷 935,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戊子。

10 《清高宗实录》卷 76,乾隆三年九月乙卯。

每互相推诿。请停止将军衙门护送之例,专派兵部官兵解送”。从奉天将军对工部、兵部兼管权力的削弱,可以看到盛京五部在行政职能化方面的改观。但在将军与各部侍郎统为满缺的前提下,权力的让渡也仅限于满人之间。

上述改变,可以说清朝统治者在盛京地区官僚体制的建制上逐渐与中原趋同,是其对传统王朝在政治体制及其文化上的继承与认同,但这种调整又是建立在充分保证满人权力基础上的调整,所以其过程绝非是一个非“满洲化”即“汉化”的单项选择问题。

第三,府州县官员满洲化模式的尝试与受阻。

盛京陪都的官僚体制在乾隆朝臻于完善,并与中原有趋同之势,但是以将军为核心的满洲主体化格局并没有改变。诸如,盛京官员的官缺及其委任,从将军、副都统、盛京五部侍郎,例由中央派往,皆属“满洲缺”,由满人出任,表明清朝统治者对盛京根本之地本色不变的认知与坚持。但对管民的府州县官员则多用汉人。但是,乾隆中期以后,面对大批汉人移民的蜂拥丛集,乾隆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忧虑,谓: 盛京根本之地,“向来风俗淳厚,今流民杂处,恐其渐染浇漓”。在危机意识下产生了强化盛京满洲化的设想,于是便有了将管民的奉天府及其所属州县官员全部改由旗人、满人充当的谕令。

乾隆十五年正月,乾隆帝宣布将奉天府尹及其所属十二州县定为“旗员缺”,由旗人“化一”管理。“奉天十二州县向用汉员,其旗民交涉词讼俱会各城旗员审理,往往意见参差。若竟以旗员选此十二州县,遇事不必会同办理,较为画一。但一时更调,未免纷纭。请嗣后于此十二州县内,遇出缺即令该部将候选旗员铨补。则数年后,该省州县俱属旗人,于旗民交涉事件竟可专归州县审结,径报该处将军查核。”

十二年后,即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将奉天府州县正印官一律改为“满洲缺”,并“定盛京将军节制奉天府府尹例。”谕曰: “向例盛京将军管辖旗人,奉天府府尹兼理民事,原无统辖。嗣因盛京系满洲根本之地,所有州县官员皆定为满缺,凡应行查拏私参,经将军派委官兵前往,地方各官自宜会同查缉,乃近日拒捕殴差之事不一而足,地方官竟视同膜外,乡长保甲并不协力擒捕,此皆因将军、府尹不相关涉,各分畛域之所致,是以各属员亦存旗民分管意见,并不和衷办理,于地方事务甚无裨益,不可不为变通。在府尹为全省大吏,虽不可便为将军属员,亦当令其听将军节制。”

因隶属关系的错乱,导致行政上因掣肘影响到效率。三十年十一月,命将奉天府尹的隶属关系由将军转给了五部,并由五部侍郎内简员兼管府尹事。谕曰: “向来奉天府尹事务令盛京将军兼辖,今思将军与府尹所属旗民事件各有专司,若令将军节制,于公务未免牵掣。莫若照京城侍郎兼管顺天府尹之例,于盛京五部侍郎内派出一员管理,永著为令。”自此,以五部侍郎兼府尹事,形成建制上的重复设官。也就是说,奉天府尹之上又增设一个由满人出任的侍郎来监管奉天事务。除了将官缺“满洲化”外,在权力的分割上也加强了“满洲化”的力度。

不难看出,这是统治者在满汉文化选择过程中的矛盾心理表现,他们既要保持满洲根本之地的本色不变,却又在建设发展盛京上离不开众多汉人的大力投入,于是如何设官分权,成为清朝皇帝的选择难题。

但是,奉天府州县官缺“满洲化”的推行,不过十余年间便无法进行下去。四十一年七月,乾隆帝下令恢复了奉天府州县官满汉兼用的选官原则。谕曰: “今思奉天地方旗人居处者多,旗、


① 《清高宗实录》卷 77,乾隆三年九月丙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 274,乾隆十一年九月庚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 356,乾隆十五年正月乙卯。

④ 《清高宗实录》卷 676,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⑤ 《清高宗实录》卷 748,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戊寅。


员在彼,不无粘涉亲故,遇有审理事件,恐不免心存偏徇。”“嗣后奉天各州县出缺,著照各省仍以满洲汉人通行补用。”但乾隆帝并不放心对盛京地区州县选官权彻底放手,在恢复旧制后,以引见的方式又将最后的决定权把握在自己手里,“所有各州县缺出,应交该部于候补人员拣选引见,候朕简员补授。”

恢复府州县官员的汉人选用权,说明清朝统治者试图以满人或旗人来管理辽沈乃至东北这一农耕文明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广大区域是行不久远的,旗民之间的矛盾及管理,并非靠抬高满人地位可以解决,权力结构必须要做适当的调整以至有了嘉道两朝在职权上的分割。

嘉庆十年八月,吏部根据嘉庆帝的上谕,对奉天府属州县的官缺按照实际需求在满、蒙、汉之间进行了分配。“奉天所属州县内,义州、广宁、开原、铁岭四州县系附近蒙古边界地方,自应专用满洲人员。其辽阳、宁远、复州、海城、盖平、宁海、六州县,应请专用汉员。至义州一缺,原系调缺,既经改为专用满洲人员,应请改为在外题补之缺,遇有缺出,由满洲知县内题升。如不得人,仍奏请由部拣补。其承德县知县系六品京县,锦县知县系附府首邑,嗣后二县缺出,满洲汉员应请俱准升调。再奉天所属州县等缺,傥乏人拣调,奏请拣选者,应请先尽曾任州县之员与挑,如满洲人员一时无曾任州县之人,即将曾经外任丁忧回旗之同知通判人员借挑补授。”②

道光帝即位后,继续强调了以汉人管理汉人的意义。他说: “奉天省所属州县,自乾隆四十四年经刑部议定,凡遇旗民词讼事件,悉归州县审理,迄今四十余年毫无窒碍,原以州县管理词讼是其专责。”“旗员于刑名例案非所素习,强使听讼,必难保其明允。设武职人员任性妄为,其弊尤不可言。”随即降旨,所有奉天州县旗民事件,仍照定例悉归州县自行审理,旗员不得干预。

从对盛京政治体制构建的过程,不难看出双重行政体制的形成确系“参汉酌金”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清帝以强权手段加强将军的中轴作用并在官缺上力行“满洲化”,但在建制上并没有出现与前朝的断裂,而是参汉程度的不断加强,具体表现在府州县民官设置及管理民事权力的常态化。

二、移民: “招民垦荒”改变了盛京地区的居民成分

历史上,一个文明地区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人类迁徙丛聚的基础上的,是以大量的移民为前提的,盛京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得益于移民的不断迁入,换言之,盛京是一典型的移民地区。康熙《盛京通志》有曰: “盛京民多招徕,且方言各别,山川城堡,今昔传讹更改之由,鲜有故老能道之者。”盛京的移民是各自以不同方式进入这一地区的。

第一,以武力占据辽沈的满人 (旗人)。

当满洲八旗以弓箭和铁骑进入辽东后,战火之余,原住民“辽东汉人”大量地流失,他们或逃入山海关内,或遁入朝鲜。史载,天启二年 ( 1622) 广宁沦陷时, “山海关门四昼夜不合,军民溃入者且二百八十万矣”。由此,努尔哈赤及其率领的八旗兵成为辽沈地区取代汉民的第一批满洲移民。在他们“进入盛京城以后,这座城里的主要居民———皇帝、贵族和平民,绝大部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013,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己亥。

② 《清仁宗实录》卷 149,嘉庆十年八月己亥。

③ 《清宣宗实录》卷 19,道光元年六月乙酉。

④ 康熙《盛京通志》凡例。

⑤ 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 9,《续修四库全书》第 43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41 页。


分都是女真人”。而二十余万八旗驻防,也使辽沈一带在喧嚣的同时变成了一座座兵营。

但这种情况持续不过二十余年,随着清军入关、八旗军主力随迁北京,盛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再度陷于寂寥落寞中。据记载,留守的八旗驻军有“奉天府将军下设副都统二员、协领八员、佐领六十三员、半个佐领四员、防御三十二员、骁骑校六十三员、笔帖式十一员。放荒正尉一员,副尉二员”。有“盛京将军所属协佐至领催凡额设马兵一万三千余名,步兵一千五百七十余名,水师五百四十名,以其御侮折冲,足供调遣”。此外,还有负责守护皇陵、寺庙的一部分宗室皇亲。如长宁寺的守卫者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后裔的一支,居住福陵附近满堂一带的是努尔哈赤六子塔拜后裔的一支。看守福陵、昭陵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的舅父、姨父等外戚子孙喜塔腊氏、伊尔根觉罗氏、乌拉那拉氏、瓜尔佳氏、叶赫那拉氏等。这些人都属于入关前居于盛京的“佛满洲”( 老满洲) 。

魏源曾指出, “盛京、兴京境内皆老满洲”,但除了“老满洲”外,盛京的八旗官兵还有 “新满洲”。如康熙十年 ( 1671) ,居住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的“墨尔哲勒氏屯长率众来归,编为墨尔根四十佐领,号新满洲”。内移宁古塔后,其族长、村长等授佐领、骁骑校等职。二十年,奉差盛京查议盐政户部侍郎达都疏言: “盛京地方系招徕安插之民,其乌喇以内居住之人并新满洲、边外蒙古等尽属穷苦。”此外,还有蒙古族、锡伯族等。所以,佟悦在《清代盛京城》中指出: “如果说清代盛京是一座旗城或满城,那么至少在乾隆时期以前,八旗人是这个城市的主体,而且在以后的年代仍然持续这种状态。其实,这里的旗人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很难理解为入关前满蒙汉八旗成员经过人口增长和驻地调动后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满蒙八旗中新的民族群体的迁入,除了新满洲和巴尔虎外,从康熙年间开始又有锡伯人的加入。”⑧

毋庸置疑的是,满人或者说旗人,不仅仅是盛京城的主要居民,而且也是盛京留都治下的主要居民,虽然他们在人数总量上不占绝对多数,但却以驻防的形式形成蚁聚状态。康熙朝的《铁岭县志》曰: 铁岭“居民鲜少,城内外及附近数处约略可尽,惟南赴奉天府沿途仍有三四处,其余则皆旗下旧人居之”。民国《开原县志》曰: “开原境内旗地及旗户占居多数,自康熙三年设治,遇有旗民田房争讼等案,皆须请于旗署会审。”“旗署有九,佐民署有七房。”10广宁 “驻防满洲兵三百六十五名,拨给随缺田亩,聚族于斯。三百年来生齿繁息,户口居县境十分之一二”。11

也就是说,清初盛京地区的人口分布以八旗为主,而后虽汉人增多,但满人仍以上等特殊居民的身份成为盛京留都的主宰,特别是在盛京城。这在相关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沈故》曰: “盛京所属旗籍名目繁多,满蒙汉八旗内务府以外有巴尔虎,有锡伯,有卦勒察,有索伦,


① 佟悦: 《清代盛京城》,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9 页。

② 杨宾: 《柳边纪略》卷 2,辽海出版社,1948 年,第 245 页。乾隆《盛京通志》的记载为,将军都统下有满蒙汉军协领十一员,佐领六十六员,与此略有出入,但协领与佐领总数相同。

③ 杨同桂: 《沈故》卷 1 《兵额》,辽海出版社,1948 年,第 290 页。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盛京将军舍图肯等奏,盛京兵共计一万七千九百余名。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691,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丙子。

④ 参见佟悦: 《清代盛京城》,第 96—100 页。

⑤ 魏源: 《圣武记》卷 1 《开国龙兴记一》,第 9 页。

⑥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51 《兵防一》。

⑦ 《清圣祖实录》卷 94,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

⑧ 参见佟悦: 《清代盛京城》,第 96—100 页。

⑨ 康熙《铁岭县志》卷上《村落》。

10 民国《开原县志》卷 5 《行政》。

11 民国《北镇县志》卷 5 《人事》。


有达瑚尔。又有隶户部者,隶礼部者,隶工部者,皆不膺披甲之役。”来华的朝鲜使臣更是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如康熙五十二年来华的朝鲜书状官韩祉见到,镇守盛京的“兵则有八旗,一旗所领甲军三百,八旗总为三千四百,又有鱼皮子八九百人,皇帝家人亲兵之名一千余名,通共可五千余人云”。乾隆四十三年来华的李德懋记载曰: 留沈阳日,见“城中民家千余户,通计满汉军人则五六千户,并计商贾店铺为万余户,人口不下五六万人”。道光二十八年,燕行使者李遇骏看到,盛京城内外不仅“满人盖多”,“统以言之,殆过数万余户。虽僻衖小民之居,亦不见编茅之屋,可知其殷富也”。

从以上所论,数字的统计不乏随意性,但至少可以说明,在 19 世纪前的盛京,满人是清朝国家的上等公民,他们不事耕作,其主要的职责是在各旗下当兵或做官。所谓“八旗子弟浑无事,日出城南试马归”。

第二,直隶、山东的汉人成为移民的主力。

清军入主中原、迁都北京,使盛京一带刚刚有所复苏的经济再度遭受到不小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劳动人口的流失。

据《李朝实录》记载: 迁都是强制性的。“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为断绝满洲贵族返乡之望,多尔衮下令,在顺治帝车驾离盛京后,便把辽东村镇完全破坏了事。顺治五年四月,僧人函可与四个徒弟被谪戍盛京,作为清军入关后最早进入盛京的汉人,函可看到的是, “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顺治十八年五月,奉天府尹张尚贤的奏疏详细地描述了盛京的悲凉景象,指出建设盛京留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他说: “京都者,犹人之腹心。盛京者,犹木之根本也。今腹心久已壮实,根本尚然空虚,臣绘图进呈。为国家久远之计,若及时料理,民虽稀少尚可招聚,地虽荒敝尚可垦辟。各处城池虽已倾毁,尚可经营。如迁延岁月,民不抚绥则愈少,地不料理则愈荒,城池不照管则愈毁,非所以壮根本而图长久也。臣叨任奉天,在辽言辽,请备陈盛京之形势。” “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县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唯有流徒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辏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以观之,荒域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臣朝夕思维,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

从以上奏疏可知,当时的辽河以东城堡皆成荒碛,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向北更是寒烟城芜。对此,辽阳州知州杨镳的记载也有印证。他说: “予于康熙十八年仲秋奉命来辽,目击心怆。平原旷野,可井而赋,可沟而涂。今一望苍


① 杨同桂: 《沈故》卷 1,《辽海丛书》,第 286 页。

② 韩祉: 《燕行日录》,弘华文主编: 《燕行录全编》第 2 辑第 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68—470 页。

③ 李德懋: 《入燕记》,《燕行录全集》卷 57,第 228—229 页。

④ 佚名: 《燕行录》,弘华文主编: 《燕行录全编》第 3 辑第 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6—19 页。

⑤ 金允植: 《云养燕行录》,《燕行录续集》卷 147,第 147 页。

⑥ 《李朝实录》卷 47,仁祖二十四年二月壬辰。

⑦ 释函可: 《千山诗集》卷 6 《初至沈阳》,《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43 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 2,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 张尚贤: 《根本形势疏》,贺长龄、魏源: 《皇朝经世文编》卷80 《兵政十一》,《魏源全集》第 17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389—390 页。


莽,风烈气肃,树木少植。三春罕间辟之和,炎夏无荫庇之影,百里村落,茅茨石磊,瓮牖绳枢。”而自盛京向北至宁古塔,一路更是荒凉,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说: “弥望无庐舍,行数日不见一人。”足见辽东民少地荒,以致康熙二十五年,清军在对俄雅克萨征战时,朝廷在是否向东北调兵驻防时,仍在顾虑民少会影响到军队的粮食供给,所谓“盛京虽云沃壤,但人民稀少,米粮未必饶裕,恐大兵移驻,米价一时腾贵。”“这派往驻防兵丁暂行停止”。

清军入关导致的盛京一带的经济衰落、民力缺乏的状态,学界多有讨论。认为,满洲统治者已从中意识到,残破的经济对于满洲根本之地的维护与发展极端地不利,此时舒缓民力成为政治上的第一需要,所谓“国托本于民”。于是,便有了顺治年间招徕汉人、移民盛京垦种的国策出台。这不仅是新政权通用的休养生息,更是保证留守八旗生计、维护根本之地的政治需求。因此,清初的盛京地区就成了一个被官方推动的移民城市及移民地区。

顺治六年,清朝首次下达允许民人出关垦荒的谕令,曰: “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为鼓励官员招徕垦荒者,顺治十年,又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令,“定例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武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月粮一斗,每地一晌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也就是,凡能招民者,清廷根据招民数多寡授以相应官职,被招来者给予牛、种等。十一年六月,顺治帝在上谕中说,“饥民有愿赴辽东就食耕种者,山海关章京不得拦阻,所在章京及府州县官随民愿往处所拨与田地,酌给种粮,安插抚养,毋致失所”。

当时,不乏因招徕开荒受到嘉奖者。顺治十一年二月,盛京猎户李百总收养山海关内贫民四百余口,顺治帝嘉其尚义,命赏衣服鞍马。五月,辽阳知县陈达德病故,在部民的请求下,盛京昂邦章京叶克书奏请于部,由其子陈瞻远继为知县。这种破格举荐实属罕见,而吏部竟通过了该提议。理由是,“辽阳初设,陈达德为首招众出关,因俾为县令。今殁而百姓愿戴其子,必其子同有招徕之劳,故乐与共事,应如所请”。随后,辽阳知府张尚贤也将寄居登州、广鹿、长山等海岛的辽东旧民,约“民丁家口七百余名,俱回金州卫原籍”,借以号召诸岛流亡回归故土。而张尚贤也因“多招徕流徙之民”“拊循有道”而政绩卓著,成为第一任奉天府尹。时“凡新设州县皆遵尚贤教令,户口日增,民人乐业”。10而后,张尚贤又提出由州县官安置移民及“准招民赎罪”的主张,所谓“河西、锦州、广宁、宁远地方,有佐领一员协管,或属永平,或属奉天,其间流民甚多,入籍甚少,应改为州县收募为民。又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


① 康熙《辽阳州志》序。

② 杨宾: 《柳边纪略》序,第 235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27,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庚寅。

④ 孙文良根据《八旗通志》、《铁岭县志》等认为,“如此搬迁,极大地破坏了盛京已渐渐形成的经济区。”参见孙文良: 《略论清初盛京特殊经济地区的形成》,孙文良: 《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88—289 页; 关嘉录等根据《黑图档》也指出,这些拖克索在清军入关后,一部分生计好的拖克索庄头随同迁往京城,一部分经营尚可的庄头被带往锦州大凌河安置,留下的二十余名庄头皆已穷困至极。参见关嘉录、佟永功: 《清代皇庄探析》,蔡美彪主编: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84 页。

⑤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5 《户口一》。

《清世祖实录》卷 84,顺治十一年六月庚辰。 《清世祖实录》卷 81,顺治十一年二月癸酉。 《清世祖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四月丁酉。

⑨ 《清世祖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九月丁亥。

10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57 《名宦五》。


已认工程,无力者应准招民赎罪”。

直至康熙初年,凡能在辽东招民垦荒者皆得超擢授官,所谓“各官选补俱按年分轮授,独招民百家送盛京者选授知县,超于各项之前”, “骤得七品正印职衔”。而面对大批移民,如何安置也成为时任府州县官员的治理要务。康熙元年,新任奉天府尹徐继炜请旨暂免一切工役,以缓解新投盛京居民生计未遂的状况。二年正月,徐继炜再就“海城、牛庄等处安插新民,民多地少,奏准于迁移马厂的弃地分给新民垦种”。二年八月,盛京户部侍郎吴玛护等遵旨议覆,“盖州、熊岳地方安插新民,查有附近荒地房基酌量圈给,并令海城县督率劝垦。从之”。

正是招民垦荒的实施,使直隶、山东等地的广大农民成为盛京一带的第二类移民。据乾隆《钦定盛京通志》统计,奉天府于康熙七年始行编审人丁,是年的实在行差人丁,共 7953 丁。二十四年编审原额、新增实在行差人丁共 13171 丁。五十年编审原额、新增实在行差人丁,共18623 丁。雍正十二年编审原额、新增实在行差人丁,共 23796 丁。从康熙七年到雍正十二年,六十余年间,仅在册的行差人丁就增长了两倍多。

对于盛京一带的移民状况,《辽阳州志》曰: 明朝辽东都司所在地的辽阳,“州属户口俱系招徕,三年起科,其从前徙民于康熙七年归并承德、开原、铁岭”。又《北镇县志》曰: “明清交战,广宁久经兵燹,民多迁徙。及清世祖定鼎燕京,拨内地各省人民来垦斯土,愿投旗者编入汉军册档,不愿投旗者另编民籍。三百年来生聚日繁,今居全县人口十分之七八。原籍直隶最多,山东次之,山西、河南之人亦间有之,惟为数甚罕。”可见,大批汉人移民的涌入,不仅使盛京地区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而且他们作为农耕文明的携带者与传播者,成为盛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拓荒人。

第三,谪戍盛京及宁古塔的犯罪官民。

除了旗人和民人之外,盛京及其北部的尚阳堡、宁古塔还因其地“苦寒”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谪戍官员、士人以及罪犯。其谪戍的犯罪者,无论官民统称为“流人”。

据《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在顺康年间,将私钱、贪赃、反叛等一些重罪官民,按照犯罪的轻重分别谪戍至盛京、尚阳堡、宁古塔、乌拉等地。例如,顺治时礼部尚书、大学士陈之遴因在奏疏中强调满汉平等,在顺治十三年以原官流放盛京,被召回后,十五年又因“贿结犯监” 吴良辅,革职流徙盛京。10“因为哭庙一案,身受典刑,妻子流徙宁古塔的,共有八家。”11 浙江通海案“配没者六十余家”,多令阖家流徙到尚阳堡。12康熙二年的“明史案”中,浙江庄氏一族中,下杭州狱者二千余人,谪戍尚阳堡者百余人。13“平定三藩之乱,首事及附逆诸人,分别治罪,其大批人犯、从逆诸臣,都谪戍到尚阳堡去。”14康熙三十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罪谪戍铁


① 《清圣祖实录》卷 5,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3,康熙六年七月丁未。

③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6,康熙元年五月庚辰。

④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8,康熙二年正月己丑。

⑤ 《清圣祖实录》卷 8,康熙二年八月壬午。

⑥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5 《户口一》。

⑦ 康熙《辽阳州志》卷 15 《户口》。

⑧ 民国《北镇县志》卷 5 《人事》。

⑨ 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44 《刑部·名例律》。

10 《清世祖实录》卷 104,顺治十三年十月癸卯; 卷 116,顺治十五年四月壬辰。

11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出版社,2014 年,第 338 页。

12 民国《重修金坛县志》卷 12 《记事》。

13 李兴盛: 《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64 页。

14 谢国桢: 《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 年,第 61 页。


岭。康熙后期涉身朱三太子案者,雍正初年,以文字狱或牵涉于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等者,大都去了宁古塔。

也即是说,在顺康时期,盛京、尚阳堡是最重要的流放地,此外还有铁岭、抚顺、辽阳等,除了尚阳堡外,其余均隶属于奉天将军管辖。康熙以后,吉林将军辖境的宁古塔、乌拉的流人逐渐增多,至乾隆以后犯罪者才逐渐谪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据谢国祯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估计,谪戍到东北的流人,总计有数十万之众。

这些流人往往是这些人烟罕迹之地的最早一批居民,正如奉天府尹张尚贤所言,顺康之际, “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而在铁岭以北、位于辽宁开原县东四十余里的尚阳堡,更是以流人为主的聚居地。据《鸡林旧闻录》记载,尚阳堡“满语称其地为‘台尼堪’,尼堪者汉人之谓”。早在天聪七年就成为安置流人之地,但由于荒凉,康熙初年,“发尚阳堡者亦止居于奉天府城,尚阳堡为墟矣”。直到平定吴三桂反叛之后,朝廷将附逆之人悉发配至尚阳堡,于是尚阳堡方有流人星聚。又如宁古塔,其地较尚阳堡更为偏远,“在辽东极北,去京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 ( 中原) 人亦无至其地方者。诸流人虽名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猴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但是,自从流人被谪戍宁古塔后,宁古塔逐渐成为汉人的聚集地,所谓“华人 ( 汉人) 则十三省无省无人”。

在对“东北流人”的研究中,学界大都强调了“清初流人对开发东北经济、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但还有一点,就是谪戍流人不仅是东北一带荒烟沙棘之地的拓荒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原住民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样是中原文明的传播者。

与农民进入盛京地区的方式不同,谪戍流人是戴着枷锁被迫来到盛京的,由官到“人犯” 的人生落差使他们选择了书籍作为心理治疗的良药。所以,谪戍的士大夫官僚大都携带书籍出关,并开馆讲学。如杨宾记载,“宁古塔书籍最少,惟余父 ( 杨越) 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除了杨越之外,吴兆骞因顺治十四年科场案被遣戍宁古塔,出塞时“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在塞外二十余年,以教书为业。而学界也认为,杨越与吴兆骞是宁古塔传播儒学最有成果的代表人物。

此外,值得一书的还有四川巡按御史郝浴和翰林院编修陈梦雷。郝浴因劾吴三桂骄纵不法,反被吴三桂以虚词冒功参奏革职,于顺治十一年五月流徙奉天所属铁岭。于此,郝浴“筑室于银冈之麓,讲学授徒,说礼乐,敦诗书,文化渐开,士知向学。召还后,留其室为书院,名曰银冈”。民国初年的《铁岭县志》编者道: “铁岭文化不有公 ( 指郝浴) ,其谁启之?”“士人宗之为复阳先生。”陈梦雷的遭遇也与“三藩”有关,康熙十二年,陈梦雷回乡省亲,被起兵反清的耿精忠执缚,自此留在耿军中。二十一年,陈梦雷以附逆罪流徙盛京,为谋生而设馆授徒,“在


① 昭梿: 《啸亭杂录》卷 9 《戴学士》,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75 页。

② 参见谢国桢: 《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第 50 页。

张尚贤: 《根本形势疏》,贺长龄、魏源: 《皇朝经世文编》卷 80 《兵政十一》,《魏源全集》第 17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389 页。

④ 魏声和: 《鸡林旧闻录》( 五)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89 页。

⑤ 杨宾: 《柳边纪略》卷 1,第 240 页。

⑥ 参见方拱乾: 《绝域纪略》,《风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10 页。

⑦ 参见李兴盛: 《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张林、孔翠薇、杨柏春: 《论清初流人及对东北经济、文化的历史贡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李德新、刘晓东: 《清代东北封禁与流人遣戍》,《满语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⑧ 《清世祖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丁巳。

⑨ 民国《铁岭县志》卷 5 《教育》。


塞外十余年,公卿子弟受业者众”。而在众多流人中,“贫而通满语则为人师”的现象似不在少

数。

伴随儒学传入盛京地区的还有佛教。方拱乾在《绝域纪略》中云: “满人不知有佛,诵经 ( 指流人诵佛经) 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这是说,笃信萨满教的满人,是在流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了佛教,而这尤得益于函可。函可因私修明史,成为顺治初年第一个被流放至盛京的僧人,流放期间他在盛京先后建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七座佛教寺庙,收法徒六七百人,以宣扬佛法,被当地人“奉为开宗鼻祖”。

以故,章太炎说: “初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这些谪戍流人在被环境及其风俗改变的同时,更是将中原文化传播到满人的“故地”,在被夷地改变的同时,也在实践着“用夏变夷”。

三、东巡与封禁: 重塑满洲根本之地的努力

“盛京为根本重地,帝业之所由来,日昌日炽。”“京师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业之基也。”这就是清朝皇帝对盛京的设计与定位。对于他们而言,如果说,顺康雍时期的盛京仅仅限于发祥地的根本而进行建设的话,到了乾隆朝,盛京便是要按照陪都模式进行由内及外的形塑,目标是将盛京地区打造成一个满洲本色的根本之地。而最能说明清帝政治意图的就是“东巡”与“封禁”。

第一,清帝东巡。

有清一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先后十次东巡,而有关清帝东巡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80 年代国内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由王佩环主编的《清帝东巡》,诸位学者对东巡的过程及活动,诸如清帝东巡的路线、驻跸之处、谒陵礼仪、狩猎习武、巡游墨迹等问题进行了基础性研究,论述了东巡对巩固与开发东北边疆的贡献。此外,讨论还涉及皇帝希望利用东巡达到的目的,东巡背后于政治与社会产生的影响等。以下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与盛京陪都定位的角度阐述清帝对满洲发祥地本色的构建。

一是以帝王东巡、祭祖确立起盛京陪都的尊贵地位,并形成制度。盛京陪都地位得以确立,严格意义上当始自康熙帝东巡。从康熙帝东巡的时间不难看出,其目的主要放在对祖宗创业的敬畏与守成重任担当的自诩上。所以,他的三次东巡、谒陵分别在清除鳌拜、平定三藩与三次亲征准噶尔之后,希冀以戡乱统一的成功告慰祖先。正如康熙帝在平三藩后的谕旨中所表达的那样:

“顷以逆贼歼灭,海域荡平,朕躬诣盛京,展谒永陵、福陵、昭陵以告成功,因而巡行边塞,咨


① 钱林、王藻编: 《文献征存录》卷 1 《陈梦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14 辑,文海出版社,1986 年,第 153 页。

② 杨宾: 《柳边纪略》卷 3,第 255 页。

③ 方拱乾: 《绝域纪略》,《风俗》,第 112 页。

④ 郝浴: 《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释函可: 《千山诗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98 页。

⑤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卷 6 《书吕用晦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67 页。

⑥ 康熙《盛京通志》序; 卷 1 《京城》。

⑦ 康熙帝在十年、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三次东巡,乾隆帝在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四次东巡,嘉庆帝于十年、二十三年两次东巡,道光帝于九年东巡。

⑧ 王佩环主编: 《清帝东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


询民间疾苦。”

与康熙帝不同,乾隆帝东巡的目的是要将盛京打造成满洲的特别行政区域,将其神话为 “龙生之地”,并把东巡作为关系到清朝一统江山绵延于亿万年的重要制度固定下来。他说: “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特别是四十三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成行,进一步强调东巡的重要性,要求后世子孙诚能遵此旨,“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矣。非然者或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周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而且,乾隆帝明确告诫他的继承人嘉庆帝说: “致祭三陵,时巡旧国,为传心之大经大法。”“盛京不可不去,南巡必宜迟,即不去亦可。”对此,励志法祖守成的嘉庆帝是了然于心的,他牢记乃父“降旨垂谕后嗣,当眷怀辽沈旧疆”的教诲,在面临勘定白莲教后的满目疮痍和上亿两军费的国库浩劫后,仍安排了两次东巡。其后的道光帝也依然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承受财政日绌的巨大压力,于九年秋循例东巡,所谓“朕惟典纪巡方”,强调的依然是遵循祖制的继承性。道光帝有诏曰: “溯夫圣祖三巡,高宗四谒,皇考御极以后,再诣桥山,恭申景慕。朕寅承大统,笃念贻谋,仰缔造之宏规,懔显承于盛烈。”尽管他的东巡来去匆匆,勉为其难,但他仍践行了“谨循成宪,爰莅留都”的使命。

二是从“天命”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通过陪都发祥之地的空间进行意识形态的构建,将“敬天法祖”的儒家思想融入尊天命、尊亲上的满洲文化。康熙帝在第一次东巡时说:

“朕展谒山陵,惓惓在念。念得至发祥重地,拜谒陵寝,用展孝思。”明确提出“孝”的主张,而且是“用展孝思”。乾隆帝也是在第一次东巡中写下著名的《盛京赋》,强调要“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必思祖宗创业之惟艰,知守成之不易”。而对于父辈祖辈的意图,嘉庆帝的解读不可谓不深刻,他说: “我朝列祖列宗皆以孝治天下,列圣徽号,必以孝称,诚以孝为百行之首,始于宫庭,达于四海。锡类推仁,人人亲亲长长而天下平,化理之原,莫重于此也。”在给乾隆帝御制“圣德神功碑”中,嘉庆帝有这样的评价: “四诣盛京,岁时上诸陵,发声必哀,盖终身孺慕,孝乎惟孝也……至于终身,以古稀天子,致戚尽礼。有加于儒行,纯乎纯孝也,推仁锡类,莫先亲亲。”10

可见,清帝东巡谒陵,不仅是对“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儒家文化的认同,而且是把儒家文化也视为满洲帝王文化的一部分了,是在用本民族的心理旧俗和礼仪敬天尊亲的同时,以中原传统的崇文重道作为立国的万年之道。诚如唐英凯指出的,清朝皇帝“以传统的汉文化的思想和文化形式去阐发、继承本民族的思想和思维范行为方式,解决本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体现了满族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求实务实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陶熔满汉’的文化融合方针”。11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可以认为,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中,清朝皇帝已经自觉地


① 雍正《钦定盛京通志》卷 1 《典谟》。

②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5 《天章六》。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

④ 《清仁宗实录》卷 346,嘉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

⑤ 《清仁宗实录》卷 337,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午。

⑥ 《清宣宗实录》卷 160,道光九年九月丙辰。

⑦ 《清圣祖实录》卷 36,康熙十年九月辛未。

⑧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0 《天章一》。

⑨ 《清仁宗实录》卷 337,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

10 《清仁宗实录》卷 54,嘉庆四年十一月庚申。

11 唐英凯: 《乾隆东巡及其文化取向》,《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辑,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7 页。


将满汉文化融为一体,用于国家的治道。同时,也将东巡谒陵提升到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其中包括围绕“盛京”产生的文化元素,主要是满洲元素进行的装点。诸如,在盛京恢复清宁宫萨满祭祀,乾隆帝在其《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中将满语的部分语句嵌入汉诗的格律中等等。同时,又明令在盛京仿京城皇史宬设置一个藏书处,将“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又得礼部官员的精心考察确定在盛京崇政殿后高敞壮丽的凤凰楼内为尊藏之处。嗣后,每次纂修玉牒,均照此例恭送奉天尊藏,永为定例。此外,大量的御制诗赋及钦定图书,也成为清帝从意识形态上加强盛京建设、巩固根本之地的重要举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纂修后,乾隆帝又以银七万两在盛京宫殿西路建文溯阁,储《四库全书》的第二部抄本,其意义也并非简单的藏书之举。它与国家致力于思想领域的大一统是有着一致性的。

三是整修盛京的旧宫殿。都城中最不可或缺的建筑是皇帝居住的宫城与宫殿。自清军入关,盛京的宫殿因无人居住已陈旧失修。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在二次东巡前下旨修城墙,二十一年又有旨修诸门、城楼、雉堞,使盛京重现了“巍峨规制宏伟,环山海而控要荒”的气势。

盛京宫殿的整修主要是在乾隆朝。乾隆八年,先是“上驻跸盛京,躬亲相度,重葺崇政殿飞龙、翔凤二阁,左墄右平,新阶巍焕”。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重点整修的有崇政殿、清宁宫等,及敬典、崇谟、颐和、迪光等殿阁工程,其中,敬典阁、崇谟阁等系新建筑,缘于凤凰楼地方有限,为嗣后每朝按制续送《实录》和《玉牒》以备典藏而建,属于行宫宫殿和收藏宫廷文物的楼阁。乾隆帝在四十三年第三次东巡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增建工程,“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等。

于是,盛京呈现出兼具开国旧迹和东巡行宫用途的宫殿建筑群。可以看出,崇政殿经重新改建月台、增设日晷、嘉量,以及南北两侧的八座阁、楼、斋在名称、式样、体量、坐落等方面的对称设计,辉煌而肃穆,更具皇家气派。而新增建的东、西所,以与京城皇家宫苑风格相近的宫殿楼阁式样,矗立在南北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两侧,取代了原有的简易建筑。从而使这座已逾百年的“国初旧宫”,真正与清朝的“盛世”融为一体。而新宫殿整修后,各主要建筑悬挂的乾隆帝的御题门额,更增加了宫殿的庄重性,凸显了盛京的陪都地位。

第二,封禁令的实施。

封禁令是针对移民颁布的。随着招民垦荒的推行,旗民之间因土地之争的矛盾愈益尖锐,满洲统治者的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中。早在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就谕吏部, “罢招民授官之例”。七年十一月,四川总督刘兆麒在其安置流民疏中也提到,“查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但下令封禁汉人移民盛京,是在乾隆五年四月。乾隆帝面谕兵部侍郎舒赫德,以汉人聚集盛京地方甚多,侵犯了满人的利益为由,下达驱逐令。谕曰: “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 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10


①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3 《天章四》。

② 参见支运亭: 《康乾二帝东巡御制诗》,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1999 年。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93,乾隆八年五月丙午。

④ 康熙《盛京通志》卷 1 《京城》。

⑤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20 《宫殿》。

⑥ 《清高宗实录》卷 1065,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丙戌。

⑦ 参见武斌主编: 《清沈阳故宫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4—65 页。有关盛京城旧宫殿的整修过程,学界根据《黑图档》《盛京内务府档》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⑧ 《清圣祖实录》卷 23,康熙六年七月丁未。

⑨ 《清圣祖实录》卷 27,康熙七年十一月戊午。

10 《清高宗实录》卷 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


楚地表达了清朝统治者意欲将满洲根本之地回归满洲本色的心声。而乾隆帝将此项棘手的封禁事务交给了兵部,而不是刑部或其他部门,也透露出他欲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力度。

客观而言,乾隆帝必欲恢复一色满洲的想法难免有些过激。所以,舒赫德等人在执行时是有所保留的。寻奏: “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今若明降谕旨,无知小民恐将伊等悉行驱逐,难免不生他故。臣等公同商议,折内未将皇上谕旨载明,但将应办之处与额尔图详列条款具奏。”并附上整改意见八款。

一、 山海关出入之人必宜严禁。“嗣后凡携眷移居者,无论远近,仍照旧例不准放出。若实系贸易之人,交山海关官员,将出口人数目姓名并所居地名、现往奉天何处贸易一一盘问清楚,给与照票,再行放出。及至贸易地方,令奉天官员查验执照,再令贸易。”一、严禁商船携载多人。“应请交直隶山东各督抚转饬州县。嗣后遇有前往奉天贸易商船,令其将正商船户人数,并所载货物数目,逐一写入照票。俟到海口,该地方官先将照票查明,再令卸载。若票载之外携带多人,即讯明申报府尹,解回本地。”一、稽查保甲宜严。“外来民人安居年久,有曾入州县档册者,亦有未经载入者……应饬令无论旗民一体清查。”一、奉天空闲田地,宜专令旗人垦种。

“百姓开垦日久,腴田皆被所据,满洲本业愈至废弛,请将奉天旗地民地,交各地方官清查。将果园、果林、围场、芦厂于刈田后,再行明白丈量。若仍有余田,俱归旗人,百姓人等禁其开垦。”一、严禁凿山以余地利。一、重治偷挖人参以清积弊。一、宗室觉罗风俗宜整。一、出关旗人给与凭记,以便查察。

舒赫德上述八项的重点在前四项,即禁止陆路出关至盛京,禁止海路渡运至盛京,严查违禁流入人员,查明剩余土地交旗人垦种。总之,就是要彻底切断内地民人进入盛京地区,把土地尽给旗人。

措施看起来可行,但落实起来却存在太多的问题,仅封禁令中规定的“奉天未入籍民人给限半年,勒令回籍”就无法实施。九月,奉天府尹吴应枚便以“实难办理”提出两点解决办法。他说: “此等民人寄居年久,迁徙艰难。请将情愿入籍者,准取保入籍。其商贾工匠人等,原不侵占旗人地亩,应令地方官就近给印票,使之各自谋生。”大学士等为贯彻乾隆帝的指示,意见稍有不同,认为,“奉天地方必须力为清理,方于旗人生计有益。寄居民人未便听其入籍,应宽其限期,从缓妥办。至商贾工匠应如所请,令地方官给票安业。”乾隆帝也意识到落实“封禁” 不可操之过急,做了更为宽松的批复: “情愿入籍之民,准令取保入籍之处,著照该府尹所请行。其不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

但是,清朝试图通过强制手段对其驱逐,将辽沈以东恢复到入关前的状态,谈何容易。如果自顺治初年算起,最早移民的汉人已经在盛京生活了近百年,已是几代人,对盛京可谓“安土重迁”。至乾隆十五年,为限十年的封禁驱逐令到期,封禁的预期并没有达到,奉天将军阿兰泰提出将不肯回籍又不愿编入奉籍者,以附籍之名进行编审。此番乾隆帝不再退让,以“甚为不合”责之,命在奉省无产业者回籍,有产业者既不回籍也不编入奉籍者,限期一满,严加治罪。④

而且,随着奉天封禁的推行,吉林也相继实施。乾隆六年五月,经奉天副都统哲库讷奏准,


① 清初实施逃人法抓捕逃人,即将督捕衙门设置在兵部之下,将查审拘执逃人之事归入兵部,而非刑部。直至废除逃人法,督捕衙门方改归刑部。此番封禁流移仍交由兵部,是有其选择考虑的。故有此说。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

③ 127,乾隆五年九月丁酉。

④ 8 《纶音一》。


吉林“伯都讷地方除现在民人勿许招募外,将该处荒地与官兵开垦,或作牧场。再出产人参东珠之吉林江及与长白山乌苏里等处相通之水旱道路,向来不准行走。应令该将军府尹等严行查禁。”但同样是实施困难。乾隆四十一年上谕: “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民居住,今闻流寓渐多。著传谕傅森查明办理,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

不难看出,满洲统治者在盛京、吉林实施封禁,又在城外修筑了柳条边墙,是欲将满人及其生存环境回归“原味”的一种尝试。对于封禁令,学界已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封禁“是清政府为保持满族八旗制的固有特征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隔离政策”。它“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封禁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保护满洲人及国家在东北地区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进一步说,就是要保护满洲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致被汉文化所同化”。

但封禁令的直接原因是从旗民对土地的争夺开始的。康熙十八年十月,奉天府尹梁拱宸疏言: “奉天、锦州等处旗下荒地甚多,民欲耕种,旗下指为圈地。如档册未经圈给而妄称为圈地者察出从重治罪。”户部议覆同意所请。“除旗下额地之外俱退与州县官员,劝民垦种。”康熙帝也下令查明旗下额地之外的未垦之地,以保证招民垦殖的进行。是年十二月,户部议发奉天成熟地亩分给新满洲,康熙帝以为不妥。曰: “田亩百姓生业所关,以熟地拨给新满洲,恐生民困苦,可更议两便之法。”寻议: “新满洲迁来,若拨种豆地,每晌给豆种一金斗。拨种谷米粘米高粮地,每晌给各种六升。”新满洲的土地分配虽仍在熟地中,但亦属豆谷等杂粮之地。而且严令旗民人等无力开垦荒甸者不许霸占,严查治罪。

可见,在旗与民的利益冲突面前,这一时期从皇帝到满汉官员的倾向性都放在了弱势的民一边,即照顾到移民的生存问题。所谓“面对人户星散,田地荒芜的残破局面,满族贵族为了巩固统治,支援战争,不得不图谋恢复农业生产”。

为了摸清旗民占地的状况,保证各自的利益,清廷针对讨论的问题在康熙十八年组织了对奉天一带第一次全面的土地丈量,“奉天所属,东自抚顺起,西至宁远州老君屯,南自盖平县拦石起,北至开原县,除马厂羊草等甸地外,实丈出 548. 4155 万晌,分定旗地 465. 5380 万晌,民地 87. 8775 万晌”。在 548 万余晌已垦土地中,旗地占 81% 强,民地仅占 19% 弱。次年,即康熙十九年,奉天的土地经“将军安珠护等丈明立界。”遗憾的是这次土地丈量的数据在十年后,便因“无档可查”失去了它的意义。

随着汉民的不断涌入,对土地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与此前不同的是,清朝统治者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不再考虑平衡旗民关系,而是完全站在满人旗人的立场上,

“首崇满洲”的态度十分明确。

康熙二十八年,有官员提出“另行丈出给民。”时任奉天府尹的金世鉴则表示,丈地给民,

“殊为不合,应不准行。”他的意见是,“将旗下余地俱与百姓耕种,征收钱粮”。10如此,无论是在旗民之间建立起租佃关系,还是将旗下余地归入民地征收钱粮,都较“另行丈地给民”更加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2,乾隆六年五月辛未。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巳。

③ 李洪锡: 《试论 19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东疆地区封禁政策的危机———兼谈移民实边思想的产生》,《延边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3 期。

④ 刁书仁: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

⑤ 黄松筠: 《论清代东北封禁与流人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 4 期。

⑥ 《清圣祖实录》卷 85,康熙十八年十月丁丑。

⑦ 《清圣祖实录》卷 87,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癸未。

⑧ 李普国: 《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⑨ 《清圣祖实录》卷 87,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癸未。

10 《清圣祖实录》卷 141,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庚寅。


缓和。但这个办法同样遭到反对。康熙帝谕新任奉天府尹王国安曰: “此地亩纵给百姓,所征钱粮亦复有限,( 金世鉴) 所见何浅陋也。”明确指示“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蕃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

康熙帝认为,解决旗民土地纷争的关键还是划清旗民地界。他降旨: “奉天等处旗民田地所立界限不明,著将各部贤能司官差往,会同盛京户部侍郎及该府尹将旗民田地及牧厂逐一确察,各立界限。”于是,户部郎中郑都等遵旨会同盛京户部、奉天府尹亲至各地详察旗民地亩,分立界限。并规定: “嗣后分界之地不许旗人民人互相垦种,以滋争端。如有荒地余多,旗民情愿垦种者,将地名亩数具呈盛京户部,在各界内听部丈给。庶界地分明,旗民各安生业,不致互相争告。”虽然旗地与民地各有圈界,但因地界交错,旗民的矛盾并未缓解。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奉天府尹郝林疏言,奉锦两府多系招徕民人, “旗民地土虽各有圈开界分,但互相交错易于侵占,以致争竞且贪占已成熟田。”于是,经九卿会议,责令奉天将军、府尹“将奉天城内外旗民作何分开居住定议具题”。是年十一月,署奉天将军事前锋统领伯唐保住、奉天府尹朱轼回奏: “奉天城内及关厢居住民人三百余户,应令搬移在城外关厢内择一处安插,至村庄地方虽立旗民界限仍有搀杂居位者,若尽令搬移,恐致苦累,应令嗣后有卖房者在旗界内之民房卖与旗人,在民界内之旗房卖与民人,违者照侵夺例治罪。”在土地圈界仍无法解决旗民土地纷争的前提下,实施迁居就更难了。

可见,在乾隆五年全面推行对奉天、吉林的“封禁”之前,旗民土地之争引发了清朝统治者对未来旗人生计的担忧,而且由于旗人不事农耕,被动或主动放弃土地的现象也愈益严重。诸如“私垦”,有记载曰: 奉天府署开原县,有旗招民佃私垦地 166 亩余,民人私垦地 887 亩,此两项仍归民人耕种。统计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五年。为防止类似情况,次年,盛京将军索诺穆策凌等奏称,“流民私垦地亩,于该处满洲生计大有妨碍,”为杜流民占种之弊,是以照内地赋则酌增。流民“撤出地亩并可令满洲耕种,不特于旗人生计有益,并可习耕地之劳,不忘旧俗”。而且随着移民的深入,清朝统治者更担心的是满洲的民风在“根本之地”也被汉人改造。乾隆帝在第一次东巡后,就谕盛京兵部侍郎敷文: “盛京乃根本重地,向来满洲风俗淳朴,居家崇尚节俭,清语及马步射无不娴熟,从无纷华靡丽之习。纵该处有渐染流俗,各部大臣等亦当教导,使之返朴还淳,不得互相效尤也。”

但是,封禁令并没能阻止汉人的移民潮,据记载,乾隆六年始编审奉天、锦州二府户口,嗣后十年一编审。是年新编民户共 31500 户,男妇共 138190 口。十六年,36584 户,162261 口; 二十六年,45378 户,304091 口; 三十六年,51878 户,358625 口; 四十六年,55497 户,390914 口。从奉天和锦州二府的户口数字来看,二十年间经历了从近 14 万到 39 万余的成倍急速增殖过程。户数增加了二万多户,一个家庭也经历由四五口之家到七口之家的转变。这间接说明了移民逐渐定居于盛京的状态。

虽然,为了保证封禁得以实施,乾隆帝相继又从官僚体制上进行了满洲化的设计,即将盛京的州县官实施了全部“旗人缺”甚或“满洲缺”,表达的是满洲统治者将根本之地回归本色的政


①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4 《圣制四》。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41,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乙酉。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己卯。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62,康熙五十四年二月癸巳。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6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丁未。

⑥ 民国《开原县志》卷 7 《财赋》。

⑦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9 《纶音二》。

⑧ 236,乾隆十年三月乙酉。

⑨ 36 《户口二》。


治诉求,结果却因违背历史发展的要求而都以失败终结。但是,乾隆朝对移民潮的遏制,为嘉庆帝开始解决八旗生计,向双城堡等地发遣旗人做好了前期的铺垫。

四、农耕经济与城市化: 认同过程中的自然选择

文明的演进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的交流中得以实现,对于满人而言,盛京地区悠久的农耕环

境无疑会对其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性格产生重要的影响,其认同与改变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第一,“以农为本”的赋税经济模式得以确立,满人成为土地所有者。

如果说清军自进入辽东地区是走入了汉人的农耕文明区域,开始了以自身“打牲部落”的文化特质与农耕文明磨合的话,那么,对盛京陪都的建设过程自然也是其在“根本之地”实现农本经济的过程。

就生存环境而言,明朝虽在东北设立奴尔干都司为治,但并未改变当地女真人的渔猎兼农牧的生活方式。及后金崛起,更是沿明朝北边在开原、铁岭一带形成一条明金之间的界限,开原城东北二十里处有马市堡是明季与被称作“北狄”的女真各部互市马匹之处,也是明军驻守的最北边界。所以,清人入关后,开原以北的荒凉自不待言,即便是明朝的辽东都司所在之地的辽沈地区,也已撂荒成野。所谓“关东土地肥饶,可惜抛荒,无人耕种”。“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

虽然满洲八旗迁徙辽东伴随着血腥杀戮,但是,当他们落脚在这一片土地之后,恢复社会经济已成为国家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首务。而置身于辽沈的农耕文明中,从事农业经济是满人的必然选择。努尔哈赤时期的拖克索,以及“计丁授田”,都可视为满洲转型于农业经济、开始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模式的尝试与开端。天聪七年正月,皇太极劝谕各牛录额真: “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进一步明确了后金国家的经济模式及发展方向。而为了保证满人的生计,他更是大力招徕汉民进行耕种,皇庄、官庄、旗地由此发展起来。孙文良认为,皇太极时期,满洲在盛京一带建立了许多官庄,耕作之人系汉人与被服获的降人。康熙年间,来华朝鲜使臣看到的盛京,“有皇帝田庄,用之祭祀御供,属诸内务府,又有官庄者,用之别星 ( 呈) 供奉,属于户部,八旗军耕食之田不受税云。其身役则每丁受银一钱五分,贸马、牛、骡、羊、猪之费皆以此用”。

根据《八旗通志》统计,奉天府署辽阳、海城、盖平、铁岭、开原、锦州、宁远、广宁等州县皆有宗室的庄田。档案资料也显示,康熙初年,属于盛京内务府的皇庄有二十七庄。除皇庄外还有大量官庄,乾隆《钦定盛京通志》记载,奉天府属官庄共一百二十六处,俱隶盛京户


① 有关“打牲部落”,魏源曰: “八旗驻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统之,打牲部落不一,我朝以满洲统之。”参见魏源: 《圣武记》卷 1 《开国龙兴记一》,中华书局,1984 年,第 9 页。本文在此援引“打牲部落”,是强调满洲既不同于蒙古的游牧经济,也有区别于赫哲族以捕鱼兼及打猎的经济,而是以打猎为主兼及捕鱼的经济。

② 民国《开原县志》卷 2 《古迹》。

王益明: 《全地利重根本疏》,贺长龄、魏源: 《皇朝经世文编》卷 35 《户政十》,《魏源全集》第 15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54 页。

④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29 《艺文十五》。

⑤ 《清太宗实录》卷 13,天聪七年正月庚子。

⑥ 孙文良: 《略论清初盛京特殊经济地区的形成》,孙文良: 《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第 288—289 页。

⑦ 李器之: 《一菴燕记》,《燕行录续集》卷 112,第 504 页。

⑧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 19 《土田志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37—365 页。

⑨ 关嘉录、王佩环译,佟永功校: 《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清史资料》第 5 辑,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 页。


部管理。此外,旗地的扩展尤其迅速。奉天所属旗地,顺治初年八旗田亩 442097 亩。康熙三十二年,丈量共地1167544 日零5 亩。雍正五年丈量奉天所属旗地1367804 日零4 亩。八十余年增加了 128 万日,计六百余万亩。每年的税收在乾隆中期达 11 万余两。

最值得一书的是宁古塔的农业。宁古塔最初因最为荒凉成为流放犯人的重地。直至康熙初,

“宁古塔,号荒徼,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亘,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不得下”。这里的土著主要是最早随昂邦章京驻防的八旗官兵,由于旗人不事耕稼,一些土著甚至还处于掘地为屋的“穴居”状态,所谓“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是典型的满人渔猎经济生态。但随着移民、谪戍流人的迁入,经二三十年,至康熙中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杨宾称“宁古塔多业农”。“相传顺治时,移内省老民四十八家至宁古塔,设置十三官庄,给田耕种,今成为土著。”旗人大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所有者。

相比旗地的官方拨给与鼓励圈占,民地的垦殖是随着招民垦荒、移民置州县的节奏逐渐完成的,它使象征农本经济的税赋制度在盛京这一满洲根本之地得以确立。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

关于盛京垦殖的民田: 如康熙二十二年,综计奉天、锦州二府新旧起科地,共 312859 亩有奇,岁征银 9385 两有奇。又如辽阳州,原额地亩 29935 亩余,经顺康年间的开垦,至雍正十二年,共地 225828 亩余。至乾隆四十五年,增地 21484 亩余,原额、新增共地 245598 亩余。同年,还清丈出私垦土地 21526 亩余。耕地增长了 8 倍。而垦殖地亩增长最快的要数锦州府及所属州县 ( 详见表 1) 。初步统计,自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近百年间,锦州府起科地亩在原额的基础上不断报增,不仅起科土地增长了 11 倍,不计赋米单就赋银亦增长了 4. 5 倍。

表1 康雍乾时期锦州府属州县起科地亩统计表

年分

起科地 ( 亩)

赋银 ( 两)

赋米 ( 石)

康熙二十二年

123369

3897

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四年

256948

16799

雍正五年至十三年

1420870

14919

32537

乾隆元年至四十六年

1406598

49950

17743

资料来源: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7 《田赋一》。

经过大批农业人口的流入与垦殖,奉天乃至东北一带的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最大的改变还是满人或者说旗人对农业的参与程度,乾隆二十八年,盛京将军舍图肯等奏称,盛京兵共计一万七千九百余名,“多系耕种谋生”,他们大都成为土地所有者,其贫者甚或自为耕农。这是其一。

其二,在旗人不事耕作的前提下,旗民之间已别无选择地在土地上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租佃关系。故乾隆十三年吉林将军永兴曰: 口外余地该处官兵多于原分地亩之外,招集流民开垦荒地,以致流民多借旗佃之名希图存身,而旗人亦希冀广取租利巧为荫庇。质言之,旗人民人已由土地为缘结为一体。

不得不说的是,盛京一带的土地开垦成效,是与清朝皇帝“重农贵粟”,将以农为本的经济


①②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8 《田赋二》。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第6 册,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档案出版社,1991 年,第43 页。

④ 长顺修,李桂林纂: 《吉林通志》卷 115 《人物志四十四》,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1686 页。

⑤ 杨宾: 《柳边纪略》卷 3,第 254 页。

⑥ 民国《宁安县志》卷 4 《人物》。

⑦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37 《田赋一》。

⑧ 691,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丙子。

⑨ 129 《艺文十五》。


模式作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的认同分不开的。康熙帝第一次东巡时就有谕旨曰: 此方“满汉人民悉赖农业,须多方劝谕,开垦耕种,俾各遂生计,以副朕眷念发祥重地之意”。乾隆帝二次东巡,进入吉林后赋诗咏“台尼堪”曰: “外兰昔日正王师,三逆遣群亦戍兹。万里流迁怨谁致,百年户口庆今滋。即看多稼连冈熟,那觉严寒傍塞奇。试语尼堪归故土,转应哎吁叹此离。”而由于土地对旗人生计的重要性,嘉庆帝曾令盛京将军晋昌“劝谕旗人,或将现有地亩自行耕种,或将未种荒地以次开垦。俾各自食其力,渐臻饶裕”。目的是严禁旗人将地亩租给民人,以防最终丢失土地。

可见,清朝统治者在坚守盛京留都地区满洲民族的身份认同,并保证八旗生计方面进行了长久而不懈的努力,而在边疆地区将农耕文明视为经济的基础,也必然与中原一统天下的儒家政治、农耕世界形成整体性关系。

第二,城市的发展与满人的城市化。

由族寨到城居,是满洲的前身女真人由渔猎经济走向农耕文明的第一步,而城市是农耕文明的政治中心,满人步入农耕文明的过程也必然带来自身的城市化,而八旗驻防城镇并参与府州县管理,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自身的城市化。

盛京地区的城市,在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兵燹战乱之后,已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据成书于康熙初年的《辽左见闻录》记载: 明时,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仅数十年后,所看到的城镇,“皆空城,且半就倾圮矣”。而后金政权在辽沈地区短暂的停留也并没有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起色,随着八旗入关,关外的城市大都是人去城空。康熙二十一年,随康熙帝东巡的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以其耳闻目睹写成《鞑靼旅行记》,其中描述了盛京一带的荒凉,他说: “在辽东,村镇全已荒废,残垣断壁,瓦砾狼藉,连续不断。废墟上新建的房屋,毫无次序,有的是泥土夯筑,有的是石块堆砌,大多是草苫的,瓦顶的,木板圈房缘的极罕见到。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与之同行的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也记录了途中所见的荒芜,所谓“发盛京过抚顺旧堡,败垒蓁莽中,居人十余家,与鬼伥为邻”。但是,康熙中期以后,伴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作为政治中心的府州县城逐渐得以完善,满洲根本之地开始了城市化的转变。

首先是商人及手工业者等作为移民的一部分活跃在盛京一带的大小城中,疏通了城市的经济命脉。在传统社会,商人的商业活动使充当治所的“城”与经济元素“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谓“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据记载,满人最初不知商贾,最先是谪戍的移民“倡满汉人耕与贾”,顺治年间流放至宁古塔的杨越,曾“出所携布帛丝枲易鱼皮之属”。于是,汉人便在满人中率先经营起商业,“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而满人在汉人的带动下,经商者业已增多。所谓“贾贾者三十六,其在东关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杂货,流寓者二十二市饮食。在西关者四,土著皆市布帛杂货”。而随着移民潮,商人更是


① 《清圣祖实录》卷 36,康熙十年九月辛未。

②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3 《天章四》。

③ 《清仁宗实录》卷 111,嘉庆八年四月丙子。

④ 王一元: 《辽左见闻录》,沈阳出版社,2013 年,第 20 页。

⑤ 南怀仁: 《鞑靼旅行记》,薛虹译,杜文凯编: 《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72 页。

⑥ 高士奇: 《扈从东巡日录》卷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103 页。

⑦ 徐旭龄: 《省官役以清关弊疏》,贺长龄、魏源: 《皇朝经世文编》卷 51 《户政二十六》,《魏源全集》第 15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719 页。

⑧ 民国《宁安县志》卷 4 《人物》。

⑨ 杨宾: 《柳边纪略》卷 3,第 254—255 页。


无城不入。以盛京最北的开原县为例,城内的乡贤张之翰就是一个经营了几代的商家。张之翰 “原籍直隶,其先人营商于法库门,遂家焉。时法库门属开原辖境,故君之入庠拔贡均列开原籍”。而开原“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乾隆十三年,吉林将军永兴称,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人等约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

可见,商人已经成为关外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人群,他们对城市经济乃至旗人的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盛京户部看中了商业税,用以缓解盛京饷银的缺口。乾隆五年,“奉属各城现在贸易人等,较前既增”,盛京户部侍郎双喜奏称增收商业税,“税银自必益裕”。命照雍正四年之例拣选五部司员,于西锦州、宁远州、中后所、中前所、义州、广宁、辽阳、牛庄、盖州、熊岳、复州、南金州、岫岩、凤凰城,会同城守尉征收杂税,著为定额。

而八旗官兵在接受商业带来的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是对商业乃至商人产生了依赖。按照八旗驻防的需求,满人大都聚居在府州县治的要冲,随着商人进城及其城市商业的兴起,旗人遇到了城市化的问题。乾隆十三年,盛京将军阿兰泰就清理流民问题回复大学士傅恒,其中提到: 盛京的“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五项之人为旗民所资籍,势难禁阻,原系准其居住,其在奉天年久,置有产业者,尊奉恩旨予限十年,现在入籍者已万余户,未入籍者已属无几”。

可以说,在盛京一带聚居的数万乃至数十万、百万的商贾佣工,在为旗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与之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成书于光绪年间的《黑龙江述略》也记载: “汉民至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厚。”“市肆屋,各旗分主赁值,价不甚昂,或预定十年八年,以杜居奇。近改建砖城。环城四周皆建瓦舍,极整齐可观,各旗分主,作为公中恒业。”就是说,旗人将自己的房屋出赁于商人,由商人贸易中分取红利。在旗人与商人结成共同经济利益的关系后,旗人“不贾”的规矩也已形同虚设了。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揭示了城市化的过程,而商业的繁荣无疑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标牌,窥诸盛京城市的发展,主要发生在康熙中后期。借助朝鲜燕行使者的亲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从康熙二十六年朝鲜使臣进入辽沈时写下的《燕行诗》来看,盛京是一派荒漠之象。其曰: “辽郊北接沈阳寒,极目仍知六合宽。店舍每从天际辨,牛羊频向草中看。”但是,康熙四十年的沈阳“亦一都城”, “行过南门,人家甚盛,酒肆、茶坊罗列左右。及入城中,市门则皆列书标榜,或称川蜀缎绮,或称西南药料,而屋檐上刻悬‘当’字者,又不知几许。盖留典出债处也。车毂相接,人肩相摩,喧哗纷沓,不堪其扰扰”。康熙六十年,“从西巷而望见,则宫阙壮丽,金碧照耀。十字街过半回,向西门而行。大抵两大道所见,挟道层阁,鳞鳞相对,百宝咸聚,万货堆积”。

即便是盛京城以北的吉林、宁古塔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由于谪戍流人作为最早的移民,其城市商业的起步或许更早,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就已初见端倪。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云: 因平定吴三桂,城内的八旗兵被抽调一空,“令汉人俱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门内,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10可见,宁古塔的商业兴起在


① 民国《开原县志》卷 4 《文苑》。

②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 3 《满洲蒙古汉军》,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43 页。

③⑤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29 《艺文十五》。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丁巳; 卷 143,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⑥ 徐宗亮: 《黑龙江述略》卷 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3 页。

⑦ 任相元: 《燕行诗》,《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 3 册,第 104—105 页。

⑧ 孟万泽: 《闲闲堂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 4 册,第 42—45 页。

⑨ 李正臣: 《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 7 册,第 255—256 页。

10 吴桭臣: 《宁古塔纪略》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39 页。


康熙平三藩期间,并随后出现了城市中“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且“流人之善贾者,皆贩鬻参貂,累金千百,或有至数千者”。吉林的发展与康熙年间在乌拉设立造船厂有关,于是形成“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

可见,盛京乃至东北地区城市化的过程与程度,与移民的迁徙是密切相关的,旗人的生活及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对城市及商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所谓“土人既仰给于贾,不敢轻汉人矣”。“凡东西关之贾者皆汉人,满洲官兵贫衣食皆向熟贾赊取,俟月饷到乃偿。直是,以平居礼貌必极恭敬,否则恐贾者之莫与也。况贾者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与将军辈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视将军辈,况下此者乎!”满洲官兵向“熟贾”赊贷的现象体现了习惯于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的满人置身于城市经济体系后,在八旗不农不贾的制度约束下,单纯的俸禄供给已无法满足其城市生活的需求。

晚清人夏仁虎在其笔记中讲述了京城有关旗人吃喝嫖赌以败家业不得不向米商借贷的故事,老舍记述其幼年时的经历说: 晚清时“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这些都是旗人城市化过程中的现象,而且它不仅发生在京城,也同样出现在满人的根本之地盛京及宁古塔等地。

第三,盛京及其关外统属区域中的“夷夏俗相交”。

西方学者拉铁摩尔认为,在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占据优势的地方有个中间地带,即长城沿线,它构成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即“长城边疆”。而满洲就在这一“亚洲内陆边疆”的东北起始点上,换言之,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地处边疆又是满洲根本之地的盛京是被视为具有内亚因素的。而就在盛京地区,自康熙以后,随着满汉相间杂处,在农耕文明与城市化的环境下,双方的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康熙十七年,在朝鲜来华使臣的眼里便有了 “燕辽风已变,夷夏俗相交”的感觉。雍正时期,来华的朝鲜使臣同样看到了“沈阳之为华为夷”的景象。

如果说满人入主广大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不可避免地会接受汉人文化,是一个容易理解的话题,那么,汉人涌入满洲发祥地,其影响又会是怎样的呢? 有关这个问题,雍正帝有曰: “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惟赖乌拉、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稍颖悟者,俱专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事实上,雍正帝的担心早已成为了事实。早在康熙初年,满汉之间的濡染就已伴随汉人的迁徙而出现。

其一,旗下民族结构的变化。早在顺治十六年,出塞流寓宁古塔的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就看到,当地的“八旗非尽满人”。《宁安县志》记载: “汉人被编入旗籍者,有张、李、高、雷一百六十余姓。”瑏瑠说明少部分流人加入了满洲共同体,这其中有“给披甲人为奴、驿站的站丁和以


① 民国《宁安县志》卷 4 《人物》。

② 杨宾: 《柳边纪略》卷 1,第 238 页。

③ 李桓辑: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450,周骏富辑: 《清代传记丛刊》第 185 册,明文书局,1985 年,第 412 页。

④ 杨宾: 《柳边纪略》卷 3,第 254—255 页。

⑤ 老舍: 《正红旗下》,舒济、舒乙: 《老舍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318 页。

⑥ 李夏镇: 《六寓堂北征录》,《燕行录续集》卷 109,第 350 页。

⑦ 李德寿: 《燕行录》,《燕行录续集》卷 115,第 122—123 页。

⑧ 《清世宗实录》卷 22,雍正二年七月甲子。

⑨ 方拱乾: 《绝域纪略》,《风俗》,第 110 页。

10 民国《宁安县志》卷 4 《人物》。


水师营水手、官庄庄丁身份加入八旗的少部分人”。据记载,顺治十八年六月,根据盛京总管吴库礼的建议,除了在铁岭设置佐领以外,在尚阳堡、卫元堡、抚顺等处也分别增设佐领各一员,

“其以后流徙人验看此四处,均匀安插”。康熙中期,出任奉天府治中的傅燮詷曾说道: 盛京土著都成了旗人,民人皆为招垦来的关内人, “关东土著尽归八旗”。可以说,在盛京乃至吉林、宁古塔,八旗已演变成以地域结成的新旗下共同体。

其二,移民的农商活动,在繁荣了盛京的同时,改变了满人原有的生活习惯,而移民至满洲的汉人也向满人学会了适应环境。据杨宾记载,有陈敬尹者,于顺治十二流放到宁古塔,所见宁古塔“尚无汉人,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擣麻为絮。贫者衣麅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谷三石五斗,有拨什库某得余一白布缝衣,元旦服之,人皆羡焉。今居宁古塔者,衣食粗足,则皆服绸缎,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狲狼皮打呼,惟贫者乃服布。而敬尹则至今犹布袍,或著一羊皮缎套耳”。也就是说,当满人穿上丝绸的同时,汉人也习惯了羊皮缎套。所谓“汉家装束边关少”。这说明,改变发生在满汉的双方。汉人在适应环境中主动做出改变的选择。流人吴兆骞自云: “久沉异域,语言习俗,渐染边风。”另一流人陈志纪亦云: “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表明他们在生存技能上已经融入到“满语骑射”的群体中。

乾隆朝所修《盛京通志》中有记风俗一卷,对盛京一带的民风变化进行了概括,耐人寻味。如辽阳州“旧俗勇敢善骑射,淳朴力农。今农知务本,士尚横经。”盖平县, “旧俗气质勇健,勤于耕艺。今男务耕耘,女勤纺绩。文风既振,旷土日开。”开原县, “旧俗赋性质实,务农习射,今里有仁声,户闻玄诵”。字里行间透露出,由骑射兼及农耕的崇尚勇武到知农务本向文尚仁的转变已经悄然发生。而开原“地当边塞,历代以来不为他邑附庸,即作华夷毘界,故居民之目见耳闻但多武功而少文教。自有清入主中原,汉满蒙各族悉归统辖,设县治立庠序,文化始见萌芽”。

其三,最大的改变,还在于汉语的通用与满汉通婚,这代表着民族融合的深层次。康熙初年,“宁古塔流徙民人内,有嫁女旗下者”。后来愈加盛行,清廷屡加禁止,但多无济于事,“颇多私相聘娶者”。10乾隆初年,奉天府尹吴应枚奏准,奉天“旗下家仆将女私聘与人,其已完婚者不准断离”。11这与旗民的杂居是分不开的。例如,吉林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居住,“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不与汉人有交集。但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而为了保证满人血统的醇正,满人自身也进行了努力, “娶妇择屯中女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淳还朴,不改乡音”。12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抵挡不住汉人移民带来的巨大冲击,所谓“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今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13


① 金悦: 《清代东北地区的“流人”》,《满族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② 《清圣祖实录》卷 3,顺治十八年六月丙午。

③ 参见武玉梅: 《清初文献〈盛京述见〉考论》,清代政治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2010 年。

④ 杨宾: 《柳边纪略》卷 3,第 254 页。

⑤ 杨宾: 《柳边纪略》卷 5,第 271 页。

⑥ 参见李兴盛: 《中国流人史》,第 705 页。

⑦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05 《风俗》。

⑧ 民国《开原县志》卷 4 《文苑》。

⑨ 《清圣祖实录》卷 16,康熙四年七月庚申。

10 徐宗亮: 《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3 页。

11 《清高宗实录》卷 100,乾隆四年九月癸丑。

12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 3 《满洲蒙古汉军》。

13 《吉林外记》卷 3 《满洲蒙古汉军》。


可以认为,满语使用的减少是满人汉化中不可言状的痛处,相比中原,盛京地区在语言上的汉化虽然迟了多年,但汉化的趋势已经形成。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在二次东巡时有谕曰: “盛京即我国根本兴起之地,关系至重且要。乾隆八年,朕谒祖陵巡察地方时见之,则满洲辈风俗形容尚自仅可。今年,朕复来临,历见乌喇及盛京,则乌喇官员与军丁间有汉语者,而其中能清语及男子貌样,虽不及于向时,犹不至甚劣。盛京官员及军丁等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清语又最生疏,渐入于汉俗。”可见,在乌拉与盛京之间,已经出现了在语言及民风方面变异的差异。乾隆帝正是注意到这种现象,在《示盛京五部侍郎》诗中有曰: “虽云汉语易清语,莫尚新规忘旧规。”并解释说: “承平日久,旗人习汉语者多,能清语者反少,朕甚忧之。盛京为国家根本,大臣等当董率官吏旗人熟悉国语,敦尚满洲淳朴旧风,毋令沾染汉人习气,竟尚奢靡也。”

甚至满人使用汉姓的现象也已不鲜。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皇帝三次东巡。在八旗将领引见中,乾隆帝发现,“正黄旗满洲骁骑校塔清阿奏称高家氏,多隆额奏称杨家氏,俱系汉姓。”谕曰: “伊二人系属盛京义州包衣佐领,盛京乃根本之地,似此沾染汉习,满洲旧姓将来必至泯没。即如瓜勒佳氏呼为关家氏、富察氏呼为傅家氏,大关满洲风俗,著传谕弘晌,妥为留心办。”③

上述事例说明,无论是草原民族还是汉人农耕民族,一旦长期深入对方,最终都会被对方的环境所征服。但在盛京地区,是满人被深入其地的汉人在思想上完成了征服,满洲边疆内部的文化秩序已经发生了变迁。

综之,清朝统治者在陪都盛京实施的“参汉酌金”,诸如五部与府州县的设置等,源于移民潮带来的人口聚集,而制度的变革虽说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诉求,却依托于经济形态所发生的变化,也即政治变迁的最基本原因来自于满洲边疆内部的文化秩序变迁,其中汉人移民的关键性作用不容低估。虽然清朝统治者始终坚守满洲的身份认同,并在盛京留都地区全力构建并呼唤满洲本色的回归。但是,旗民共耕于土地,无疑意味着农耕经济在满洲根本之地的深深殖入与文化认同,而满洲边疆地带的政治变迁也必然与中原一统天下的儒家政治、农耕世界的经济基础等诸多变化形成紧密的一体关系,并受其影响。所以,声称“参汉酌金”是明清历史的断裂,则是无视于这丝连绳贯的内在逻辑关连。其目的不过是强调清朝仍然属于内亚群体的一员,满人自身仍然保留了“内亚因素”。但是,需要质疑的是,在天下大一统的农耕世界中,已经融入其中的满洲,在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国家赋税基础而旗人又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内亚因素又能保有几何?


① 俞拓基: 《沈行录》,《燕行录全集》卷 38,第 160—161 页。

② 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 17 《天章八》。

③ 《清高宗实录》卷 979,乾隆四十年三月乙丑。

④ 参见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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