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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作者:李立民 责编: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7年02期   发布时间:2019-05-09  点击量: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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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关键词:景山官学  咸安宫官学  包衣子弟

清廷入主中原以后,社会环境由战乱逐渐转向承平,众多八旗子弟大多释甲弭弓,而如何教育八旗子弟,使其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就成为清代统治者愈加重视的问题。顺治元年(1644),清廷针对八旗子弟,创立了八旗官学。八年(1651),礼部议准,八旗子弟可参加科举考试。九年(1652),又设立宗学,专门培养宗室子弟读书。康熙帝亲政以后,更是将“教化”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理念:“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进而将读书立学引入内务府包衣群体中,设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景山官学、雍正七年(1729)的咸安宫官学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

学术界以往对清代内务府官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相关制度的梳理。本文则通过阐述内务府官学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的发展演变,重在考察清代内务府官学的办学成效,揭示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以期对清代旗人教育问题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  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康、雍时期内务府官学功能的分化

清代内务府是管理皇家宫廷事务的重要机构。自康熙帝即位以来,对内务府进行了重组和改革。至康熙十六年(1677),内务府基本的组织架构已经确立。但内务府官员多是包衣出身,康熙帝尤其感到内务府人才匮乏。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谕:“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应设学房,简选材堪书射者,令其学习。”翌年,内务府大臣遵旨议定,于北上门两旁设立满、汉官学各三间,景山官学应运而生。

从学生的构成来看,景山官学“将内务府佐领、内管领下闲散幼童,拣选三百六十名,分定清书三房,汉书三房”,其学生主要是从内务府三旗包衣下的基本组织——佐领、管领下子弟中挑取的幼童。此外,“凡内务府人等,有家贫不能读书者,听其入学肄业” 。也就是说,允许内务府的贫家子弟就学,而且其“应用器物”也俱由内务府供给,兼顾了义学的属性。可见,景山官学是一所带有普惠性教育的初级学校。康熙帝云:“朕于包衣佐领下幼童,特派专官教习,文义骑射,多有成就。即微贱之子,亦皆可观。”

虽然景山官学使内务府无能书射之人的窘境有所改观,但其毕竟是一种重视基础学习的初级教育,难以使人才脱颖而出。因此,雍正帝即位后,便深感“景山官学生功课未专”,故于雍正七年另设咸安宫官学,“其上进之子,又加勤学,庶可得收堪用之材”。

咸安宫官学生,“于内府佐领、管领下幼童及景山官学生内,选其俊秀者五六十名,或百余名” ,则雍正年间的咸安宫官学除了在一般佐领、管领下选取幼童外,还包括了景山官学生内所选幼童基础上,二次选拔的“俊秀幼童”。甚至一些内三旗的包衣世家子弟也到咸安宫官学中读书。雍正帝还特许他们各带一名仆人就学,“伊等皆系幼童,有欲带仆人者,准其各带一人,几日后,著回家看往一次”。显然,咸安宫官学体现了与景山官学不尽相同的办学思路。咸安宫官学已经淡化了景山官学义学的性质,在初级教育之外,又发展了带有选拔性质的进修教育。内务府官学功能的分化,是内务府官学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清廷从长远角度为内务府培养、储备人才的客观需要。

雍正十二年(1734)十一月,福敏上奏了的一份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考试成绩单。其奏云:“据内务府开送,咸安宫应考官学生共七十八名,景山应考官学生共一百六十四名,臣等遵旨,公同考试。除步射、骑射稍有可取,并能否满洲言语缮册进呈外,谨拟咸安宫官学生汉文一等五卷,二等十六卷,翻译二等十卷,清字楷书二等四卷;景山官学生汉文一等二卷,二等九卷,翻译二等一卷,清字楷书一等十二卷,二等二十八卷。”汉文、翻译、清字楷书,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学习科目,在应考的78名咸安宫官学生中,有35名学生获得名次;在164名景山官学生中,有53名学生获得名次,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康熙、雍正时期的内务府官学在推进学生基本素质方面已初见成效。

然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咸安宫官学的办学成效问题。据雍正十二年六月,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良奏曰:“咸安宫官学自雍正七年开学以来,迄今五载,除新补学生外,内有中式举人副榜者四人,有考中生员补廪者二十三人,有兼习清书、稍知翻译者十三四人。其余虽质学不等,然皆略明大义,弓箭俱有可观。”据《钦定八旗通志》所载,雍正朝自八年至十三年间(1730—1735)两举进士科,所得八旗进士30余人。又雍正十年(1732)、十三年两举乡试,所得八旗举人120余人。清代的科举考试是清廷选取人才的重要标尺,然而至雍正末年,已经办学五年的咸安宫官学竟无一人中进士、举人。可见,这时咸安宫官学生的基本素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在人才的储备、培植方面,尚未实现原定的办学目标。因而,相关改革举措的出台也就势在必行。

二  “天下学校之领袖”:雍正末乾隆初年变革内务府官学的尝试

事实上,至雍正末年,无论是咸安宫官学还是景山官学,都暴露了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教习方面,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雍正帝曾在所下谕旨中称“咸安宫、景山教习疏懒怠忽不实心训课者居多”,故雍正末年的改革,首先是从教习制度入手的。

在内务府官学设置中,教习制度的建构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教习授学的质量,直接关乎内务府官学的成败。雍正十二年九月规定:“汉教习内三年期满,如果实心训课行走优勤者,臣衙门出具考语,咨部引见,以应升之缺补用。其训课平等者,三年期满仍留三年。俟六年期满,照依此例补用。如不实心训课者,臣等即行参奏。其教清话、马步射之教习,五年期满。教授尽心行走勤慎者,于应升之处列名;不及者,革退另选。其不尽心教授者,参奏重处。如此,则劝惩兼施,诱励备至。学生等自必群知奋兴以归于上进之途,而教习等亦不至有草率偷安之弊矣。请以此著为定例,永远遵行。”严明了的教习考核制度,对教习的考核以其实际的教导成效为标准,打破了此前只以一定年限期满便可议叙授官的陈规。

雍正末年内务府官学所暴露的另一问题是,对官学生尚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雍正十二年六月,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良奏曰:“诸生学习日久,年纪渐长,二十以外者十有四五,若不限以年分考试,别其优劣,无以示劝惩。”九月,经内务府总管大臣议奏,始定咸安宫、景山官学生限年考试之例,“除陆续后进学生内不能应考者,不令考试外,其应考之学生,令管理官学翰林官员等查明开送”。规定,凡五年考试一次,分三日进行,“第一日考试汉文,拟以《四书》二题;第二日考试翻译、楷书清字,拟以上谕各一段;第三日考试骑射步箭”。又将考试结果定为三等:“一等、二等者,由考试官具奏,将伊等作何录用之处,臣衙门请旨定夺;三等者,仍留学读书肄业;其年纪长大、资质愚钝、不能上进者,即行革退。”自此,开启了内务府官学生定期考试制度的先河。

雍正帝实施了一系列以教习和官学生为核心内容的革新举措,试图以制度化的重建,振兴内务府官学。但雍正帝在雍正十三年八月因病去世,这一未竟事业,不得不转由乾隆帝来完成。乾隆帝即位以后,在秉承了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又针对咸安宫官学作了改进。

至乾隆初年,咸安宫官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就读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因读书日久,心生倦怠,每以当差为念者。然在乾隆帝看来,雍正末年的咸安宫官学办学成效不佳,其学生“不惟文理不能精进,且致虚度年岁,转有误于当差”。由此,乾隆帝重点改革了咸安宫官学的招生制度。

乾隆元年(1736),经内务府大臣议定,在原有咸安宫官学生九十名内,“视其优者,留取三十名”,又行文八旗满洲都统,“将俊秀子弟内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上下,不拘贡、监生员、闲散人及官学生内,可以读书造就者,每旗挑选十名。如大臣子弟内有情愿入学者,亦入于额内挑选”。其官学生的构成已不局限在内务府三旗子弟内挑取,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八旗子弟、当朝大臣子弟之中,甚至将具有功名身份的八旗贡生、监生也囊括其中,学生来源于优中择精。咸安宫官学生的多元化建构表明,乾隆初年的咸安宫官学,在进修教育的基础上,又强化了对精英人才的培养。

内务府官学经过雍正末乾隆初年的改革,在基本的制度建设方面已日臻完善。但这种制度化的建构能否在客观上促进内务府官学对人才的培养?对此,乾隆二年(1737)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春台道:“咸安宫为天下学校之领袖,八旗人材之渊薮。”从咸安宫官学的演进历程来看,清廷不仅欲将咸安宫官学塑造成为内务府官学的典范,更是欲将其建设成为教育八旗精英子弟的一个重要阵营。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此时的咸安宫官学能成为“八旗人材之渊薮”呢?对于这一问题,则需要更深入地考察。

三  “八旗人材之渊薮”辨析:关于乾隆初年内务府办学的成效

从内务府官学的自身发展进程而言,如前文所述,至雍正末年,咸安宫官学尚无考中进士、举人者。然至乾隆二年,“于一年内,自童生考试得生员者六人,考得翻译生员者二人,丙辰乡试中式举人六名,副榜三名,丁巳会试中式进士四名”。自乾隆四年至七年(1739—1742),“又中式文举人二名,翻译举人五名,副榜二名,选拨贡生六名,文生员十八名,翻译生员六名。”自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二年(1742—1747),“五年之内又中式文举人四名,翻译举人四名,副榜一名,文生员十七名,翻译生员六名”。据此,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至少已有90余人取得了科举功名身份,这的确是一种进步。

但从中举的结构上分析,至乾隆十二年,咸安宫官学共培养了进士5人、举人21名、副榜6名、贡生6名、生员55人,则咸安宫官学还是以考取生员者居多。可见,尽管乾隆初年确定了咸安宫官学“精英化”的办学目标,但这种办学成效不佳。再以所考中的进士、举人为例,据《钦定八旗通志》,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所中八旗进士凡73人;而其中有五人(即乌尔登额、观保、德宝[保]、诺敏、李质颖)为咸安宫官学生,仅占八旗进士总数的0.06%。又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所中八旗举人凡230人;而其中有21名为咸安宫官学生,仅占八旗举人总数的0.09%。则咸安宫官学培养的“精英人才”也远逊于同时期八旗进士、举人的总体数量。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所谓咸安宫官学为“八旗人材之渊薮”者,确有夸饰之处。

康熙帝为提升内务府包衣子弟的基本素质,于康熙二十五年设立了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七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基础教育之外,分衍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的菁莪之所,尤其是在八旗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更是成效甚微。以下,笔者即依据相关史料,试对其中的原因作一剖析。

从大的社会背景看,自清廷以武力征服中原以后,治国理念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帝谕:“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康、雍以降,逐渐形成了以崇尚朱子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崇文重道”政策。尽管在这样的氛围下,清廷对八旗子弟的教育依然未变其“家法”:“国书国语、步射马射则令兼习,其有偏尚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盖我朝家法,先实行而后文艺,以植纲扶伦为本,以经方致用为要,以弧矢之利威天下,不汲汲于敷华驰藻。”清代内务府官学在这一教化方针的指导下,自然也会避免其学生过多地沾染汉人读书“习气”,转而更倾向于在价值观层面上的教化。

此外,在内务府官学制度化建构中,还遗留了一些问题,也影响了其办学质量。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习选任制度中的问题。雍正元年(1723)规定:“内廷教习以进士考补,八旗教习以进士与恩、拔、副、岁贡生分缺间补。”内务府教习的选聘层次要高于八旗官学,但这一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中遭遇了困境。因清廷历年所得进士的人数有限,雍正三年(1725)便不得不将景山官学汉教习推及举人及贡生。而咸安宫官学汉教习自设立之始,虽然规定了在翰林中选任,但至乾隆二年,“又定咸安宫汉教习仍于新进士内考选充补;不足,令举人考选充补,期满分别引见”。汉教习选聘的层次也在不断下降。

满教习的选聘亦然。雍正十二年设立的翻译教习,规定在国子监助教中考取,但“现在助教,俱非翻译举人、进士出身,于满文论不甚谙练”,故乾隆五年又“请于归班候选之翻译进士,考取三员”。至乾隆九年(1744),“满洲教习,亦因翻译进士乏员,不敷充补,请照汉教习进士、举人间用之例,于翻译进士、举人内考取间用”。尤为复杂的是,一些革退官员也被扩充进教习队伍中。乾隆元年便规定:“增设教授骑射清语六人,于内务府降革人员内拣选充补。”至乾隆三十五年,又经礼部奏准:“八旗废员一体考补咸安宫满教习。”又将革退人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八旗废员内,满教习的选聘趋于泛滥。

其二,官学生招生制度的僵化问题。景山官学设立之初,官学生的招收均在内三旗包衣子弟内通行挑补。然康熙三十四年(1695),景山官学为确保各佐领、管领下人均有子弟入学,规定:“内务府三旗,每满洲佐领下各选取学生八人,旗鼓佐领下四人,内管领下六人,共定为三百八十八人。”正式确立了各佐领、管领下的学额分配。然而,这一招生原则也存在弊端,“景山官学生,例系各按佐领、管领分定额缺挑选,往往遇缺,该佐领、管领下获不得其人,因拘定例,不能不迁就挑补,以致终鲜成效”。景山官学这一招生制度,直至嘉庆中期才得以改变。嘉庆十三年(1808)奏准:“景山官学生缺出,即在本旗佐领、管领下通行挑选。”

其三,官学生肄业中的待遇差异,导致官学生间的分化问题。内务府官学为学生在学肄业期间的生活待遇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保障。在景山官学设立之初,便规定景山官学生肄业期间即可享受免费的饭食供给。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议定,停止供给景山官学生官饭,惟“每月每人给公费钱一千文”。然咸安宫学生的待遇却甚为优渥,乾隆元年规定,“其学生等俱著给予二两钱粮”。此外,咸安宫学生“每名每日各给饭二餐”,但景山官学生“并无官饭,是以住居遥远者,往往饭后而至。如此读书,不免旷误”。即使是在景山官学生内部,“管领下学生皆有苏拉钱粮米石,故能安心肄业,缺出即补,不致久悬。至于满洲、旗鼓佐领下学生,并无苏拉钱粮米石,膏火无资,是以不能如额选取,以致现今额缺至一百二十名之多”。乾隆四年十一月,稽查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恩特和穆上奏了这一现象,景山官学生的条件才有所改善,“每名每月各给一两钱粮米石……其景山官学生亦请每日各赏饭一餐”。但景山官学生与咸安宫官学生间的待遇依然存在差异,内务府官学生内部间的分化现象并未消失。

其四,官学生出学后的入仕问题。内务府官学生肄业后,多数是以笔帖式、库使、库守等职步入仕途的。但是自雍正末年,候补笔帖式等职的额缺出现了壅滞的现象。据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曰:“查得雍正十二年考取笔帖式、库使、库守人等,共二百九十二名,后续添雍和宫拨补人等,并藏经馆议叙,律例等官学奏补,及各处效力应补人等,共二百四十四名。因人数过多,是以历年补用至今,尚有候补笔帖式缺者七十五名,候补库使、库守缺者一百十二名。”至乾隆八年(1743),已导致历年候补笔帖式、库使、库守等人员“自入筒掣补以来,至今经年已久,其中不无荒废学业者”。至乾隆十一年时(1746),“查乾隆八年考取入筒人员内,现在未经补用笔帖式之人尚有六十一名,未经补用库使、库守之人尚有五十六名”。肄业前途的阻塞也势必会影响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其五,内务府官学职能部门中的官僚作风问题。康、雍以降,清廷政治的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内务府官学也受此影响,一些职能部门中的官僚作风问题较为严重。雍正十二年,咸安宫官学曾革退了十二名官学生,“管理官学之员,理应将此遗缺回明内务府总管挑补,乃迟延半年,尚未挑补”。此外,在咸安宫官学中“竟有食披甲钱粮者六人”,而早在雍正七年时,即已查出披甲给食钱粮的现象,“业经遵行在案,管理官学之员理应将佔甲之官学生查出,回明内务府总管,裁去披甲,乃未查出裁革”。内务府总管大臣本应总体负责对内务府官学的监管,但内务府总管大臣事务繁多,也很难形成对内务府官学的日常监管,“内务府总管系总理之任,亦应不时详查,乃怠忽从事,将官学生遗缺并不挑补,又令官学生披甲给食钱粮,亦属不合”。

以上对内务府办学成效的考察,主要是以官学生参加科举的情况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当时科举考试被视为“抡才大典”,是清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尽管清代的内务府官学没能成为孕育八旗人才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其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四  皇权教化思想的载体:清代内务府官学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学校,不止是一个教育机构,清人陆世仪便云:“王者居三代之后,而欲致天下于三代之隆,其必由学校乎!学校,治之本也。”帝王的教化,总是以学校为媒介,以最终实现“治本”。学校也成为了链接古代士人与国家间关系的一条纽带。清廷专门为八旗子弟所设立的学校,正是培植旗人参政治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国家设立官学,教育旗人,原冀培养英贤,为朝廷宣猷效职。”

乾隆二年,以咸安宫官学生身份考中进士的观保、德保在入仕后,便身居显要,成为了乾隆帝的文学侍从。观保,字补亭,正白旗满洲人,姓索绰络氏。乾隆四年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六年十二月,在南书房行走,八年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四月迁侍讲。又德保,字仲容,号定圃,观保之从弟,散馆授检讨。乾隆九年(1744),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入直南书房。此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观保、德保还多次担任乡会试正考官,任地方学政等要职,“德保与其从兄观保,并以乾隆丁巳进士入翰林,又均以文章受知遇,屡典贡举,为词林耆旧。迄今馆阁旧臣,尚多二人门下士云”。

然而对于大多数内务府官学生而言,他们虽然没能成为名儒,但在官学学习的经历,“所课者经书,所讲者经义,先圣后圣,其揆自一”。内务府官学生平日所习之学,为其入仕后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奠定了必要的学养基础。除了必要的文化修养外,乾隆帝还十分注重对咸安宫官学生能力的培养:“伊等于读书作文、学习翻译、清话骑射之外,再将律文、条例及题奏、抄报,自该部及报房领取,常令看习。间或交以事件,令其学办稿案。”咸安宫官学做到了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清代旗籍官员在清代政权结构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其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尤其是在下层中的一些笔帖式,则更是“月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长台阁”。而景山官学生经过考试,“一等以笔帖式用,二等以库使、库守用”,咸安宫官学生则“一、二等带领引见,以七品、八品笔帖式补用”。一些能力突出的学生,还被破格“用为部属”。这些内务府官学生在出学入仕后,被充实到六部低层级衙门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增强清代八旗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但乾隆帝对咸安宫官学生的期望又不止于培养低级官员:“朕于咸安宫设立官学,费如许钱粮,选取满汉教习、翰林等教育内务府子弟,无非欲伊等学至通达、成立为人,并非为考取笔帖式计而教之也!”那么,在乾隆帝看来,将咸安宫官学生培养成通达之才的内涵是什么呢?

清代的集权政治,经顺治、康熙两朝,至雍正、乾隆时期已发展至巅峰。乾隆帝更是在政治上推行乾纲独断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人臣之义,莫大于以人事君”。内务府是服务于皇家的一个特殊国家机构,在内务府中设立官学,本身就体现了皇权的影响力。尤其是乾隆元年以后的咸安宫官学,其官学生的构成已不再局限于内务府包衣子弟,这实际上是皇权教化思想的一种延伸。乾隆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上奏,请颁赐《御制乐善堂集》,“倘于课读之暇,得我皇上御制诗文征参默会,与诸生讲明而切究之,则学有启发,业有信从,于平日所课之经书,所讲之经义,必更有相得而益彰者”;又奏请颁赐《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雍正帝《朱批谕旨》等集,“使得共窥圣圣相传之秘,于道德文章,大有裨益矣”。乾隆二年九月十二日奉旨:“春台所请书籍,著每样赏给十部,钦此。”清帝“赐书”内务府官学,实质上是要在这些优中择精的年轻八旗子弟中,强化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内务府官学俨然已成为宣扬皇权教化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

曾在咸安宫官学学习的观保盛赞皇权之治曰:“我皇上绳其祖武,挈提天纲,恢拓地纪,于今二十有七年。功至德洽,淳耀景铄,允迈乎三古。东西朔南,罔弗延颈跂踵,向风慕义。”清廷平定回疆,观保撰《平定回部颂》,宣扬国家一统:“洪惟我国家受天景命,统一区宇。列圣重光,凝庥笃祜。我皇上缵无疆之丕绪,际累洽之昌辰。百度咸修,九功时叙。仁风翔于六合,恺泽曁乎九垓。”可见,咸安宫官学作为内务府官学的代表,清廷欲借此,在优秀的八旗子弟中塑造一种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通过强化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培养了一批忠君人才。这或许也正是乾隆帝对内务府官学生“学至通达、成立为人”的最高期望。

五  余论

从首创景山官学到复设咸安宫官学,清代内务府官学在办学方针上经历了由初级教育到进修教育,再进而到精英教育的转变。这种办学思路虽然有助于八旗子弟基本素质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内务府官学却没能成为八旗精英人才的聚集之所。然而,清代内务府官学对八旗子弟的培养,增强了八旗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上,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淡化了他们的旗籍观念,增强了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

大致从乾隆中叶开始,清廷为八旗子弟举办的各类官学已呈现出了衰败之势。嘉、道以降,官学中的腐败僵化现象愈演愈烈。内务府官学中也滋生了诸多弊端,考试作弊的现象尤为严重。道光十二年(1832),大臣昇寅上奏,八旗士子考试有冒名顶替者。道光帝派汪守和等会同御史严加复试后发现,“其笔迹不符者,咸安宫官学二名,景山官学三名,宗室官学二名,觉罗官学三名,八旗官学四名。又默写原卷字句不符者,咸安宫官学一名”。在这十五名考试作弊的士子中,内务府官学生即占六名。特别是捐纳例开,一些内务府官学生惟以官学充作进身之阶,更是加深了内务府官学的腐败。

光绪年间,虽屡有士人提出诸多改革举措,但清末时局混乱,世道维艰,亦难以将之付诸实践。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议准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建议,将内务府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改为内务府三旗小学堂。直至清亡,内务府官学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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