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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出版
作者:  责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类别:历史 美国商人 对华政策 广州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5-11-30  点击量: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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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已故的中美贸易史研究的顶尖学者雅克·当斯教授以毕生精力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的成果,两位译者长期从事广州口岸史研究,中译本不但译笔甚佳,且纠正了英文版中的疏失,是一部中美贸易史和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佳作。

内容简介:

19世纪40年代通商口岸开放以前,广州是唯一对欧美商人开放的中国港口。本书详述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这六十年间居住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生活。在华时,这些美国人与中国社会隔离居住,过着独身、奢逸的生活。当斯教授通过详细的研究,清晰地阐明了广州的整体商业环境和美国人的地位。他们许多人携巨资回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亦是声名显赫。本书对重要的美国商人、商号及其在广州和美国的活动着墨甚多,涉及到约2001844年前曾侨居广州的美国人的事迹。本书尤其重视鸦片走私和中美之间的早期外交关系,是中美贸易史领域的佳作。

作者简介:

雅克·当斯(Jacques M. Downs),美国新英格兰大学(缅因州比迪福德)历史学教授。

周湘,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滢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第一篇  黄金圈住地

1 老广州及其贸易

抵达和离开

商馆

商馆的生活

人物

其他在广州的外国人

娱乐消遣和社交生活

宴会、节日和一般的享乐

缺乏和谐的群体

信仰和慈善

阴暗面

水上生活

2 旧体制下的美国贸易

茶叶和丝绸

旧广州体制

外快

工作机制

合作行动:成功和失败

3 鸦片改变了广州体制

银元和新奇货物时期,17831812

鸦片和国际信贷取代银钱交易

鸦片贸易的增长,18021839

美国人和土耳其鸦片贸易

美国人和印度鸦片贸易

鸦片打开了第二个海港

林则徐和鸦片战争

第二篇  美国侨民和他们的商号

4 主要商号

早期侨民

帕金斯洋行

旗昌洋行

5 其他商号

旗昌洋行的旁支

罗素,斯特基斯洋行Russell, Sturgis & Co.

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and Co.

同孚洋行Olyphant & Co.

哗地玛洋行Wetmore & Co.

商行的风格

6 对华贸易商人

社会出身

家庭与社会阶级

教育与经验

籍贯和宗教信念

“衣食无忧”的用处:广州侨民的后期生活

二次创业者

退休的人

美好人生

第三篇  《望厦条约》

7 官方政策的发明

对华政策的非官方来源

美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回应

劳伦斯·克尼准将(Commodore Lawrence Kearny)的策略

中国政府扩大了最惠国待遇的范围

筹备出使

美方中的反对意见

政府行为

使团的构成

信息与指示

鸦片贸易的需求

维伯斯特请求帮助

给顾盛的指示

领事与准将服从于使节

8 出使中国

顾盛先生为出使做准备

对出航的考虑

在澳门的准备工作

与程矞采的斗争

徐阿满事件

钦差大臣来了

美国人的计划

北京之旅

交流的问题

谁赢了?

9 回顾

运用与反应

对条约的考验

“新的规定”

侨民的回应

商人

传教士

参与者的回顾

从历史的角度看《望厦条约》

结语:旧广州的遗产

广州文化的留存

广州文化北渐

圈住地风气的转变

鸦片贸易复兴

琼记洋行

旗昌洋行

新的鸦片贸易的特征

北部海岸

鸦片贸易的道德暗示

传教士的态度

圈住地的遗风

省略简称表

附录一  威妥玛—翟理斯(Wade-Giles)拼音法——汉语拼音对照表

附录二  统计数据与美国对华贸易

表一  中美贸易量

表二  中美茶叶贸易

表三  美国的土耳其鸦片贸易

表四  美国从广州出口的货物的最终目的地,18181832

附录三  白银贸易的注释

表一  广州的银钱贸易

表二  美国船只进口的银钱和汇票

附录四  18031844年广州美国公司合伙人名录

附录五  商业家族联盟

附录六  1879年罗伯特·本涅特·福士与华伦·德兰诺的通信

附录七  关于材料的说明

参考文献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5

中译本序言

《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一书于1997年以英文出版,是已故的雅克·当斯教授以毕生精力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的成果,他是关于中美贸易史研究的顶尖学者。这部重要的、精美的、复杂的历史著作的中文版面世,令人欣然。将之翻译为中文无疑会再次遭遇诸多的挑战。我们感激所有勤勉工作使得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能以中文出版的人,并表示祝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柏峰女士、周惊涛先生,两位译者江滢河及周湘,还有清史项目的相关人员,不过,这一重要成果的荣誉应为每个参与者所共享。

当斯教授逝世于20069月,距其授权将这本著作翻译为中文之时不足一年。他说,他“愉快地许可”授权。他乐于接触中文的读者。这样的情感让我们可了解其人。雅克·当斯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的著述有深度、复杂且具价值。他为人谦恭,愉快且慷慨地与任何学生共同讨论,热情洋溢地帮助人们了解早期中美贸易这一迷人主题。《黄金圈住地》中译本的出版,恰好与香港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的英文版同时进行,达成了当斯教授的主要目标——帮助任何想更好地认识这段重要历史的人士。当斯教授,我的故友及良师,会允许我向各位读者致以敬意。希望他的著作——这一本书——于各位有用。

小弗雷德里克·D.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 Jr.)(中译者注:格兰特先生是雅克·当斯的学生、挚友,也是雅克·当斯遗稿的整理人,他也负责本书版权事宜的联系工作。)

序言

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这不是一部耗尽(作者)毕生精力的著作,雅克·当斯Jacques Downs)仍然健在(作者已于2006年去世——中译者注),我们会再次见到他(的研究)。但这本书最大可能地表现出一种巨大而持久的、永不衰竭的奉献——那是热爱和兴趣——一种对在华美国人群体的热爱和兴趣,这个群体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到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结束时,与其他外国人一样,美国人已经能够离开澳门和广州,前往沿海各地以及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当斯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由于还没有人对在华英国人群体做过类似的研究——他们的人数比美国人群体略多;也由于其他外国人群体的人数屈指可数;还由于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的三大卷研究尽管范围非常广泛,但其研究下限止于1833年,因此本书不仅引人瞩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

当斯事无巨细地关注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在此书写作过程中,他说到做到,撰写了2001844年前曾经在广州待过的美国商人的短篇传记。当你走进他与妻子爱娃(Evi)在肯尼本港(Kennebunkport)那所漂亮的老房子(她称之为南街旅社——因为这间房子不仅仅为他们遮风挡雨,而且欢迎少量的、品味精致的客人),请注意,穿过楼下的各个房间时,你会发现墙壁上挂满漂亮的中国外销物品。你不妨往上走两层楼,在雅克的书房,随便打开众多文件抽屉中的一个,那里面存放着他积累的卡片,你就会明白200个短篇传记其实只是沧海一粟,当斯“接触”过每一位被他存档的曾在澳门南湾海滩漫步过的美国人——正如他的房子一样,就沉浸于彼时彼地。仅就当中的一种资料而言:假如他没有详尽地爬梳并且尽可能地进行编目,从布伦斯维奇(Brunswick)到萨瓦纳Savannah)的商人档案就不会成为主要的收藏,其他次要的收藏就更不用说了。

但当斯不仅仅是一位古物收集者,这本书也不只是一本由汗牛充栋的史料支撑的编年史,它是一部蕴含丰富资讯的史书(正如他很遗憾地告诉我们,他删减了很多内容),同时,也是一篇有关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论文。这种关系肇始于17841844年间,而且曾经深受着这个开端的特性的影响。当斯告诉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明确的是,美国并没有通盘考虑其对华政策,而是几乎全部得之于在广州居住的美国侨民。”那些美国人是怎样想的,是怎样做的,是什么把他们带到中国沿海,他们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思回到美国——这些问题不只是简单地占据着当斯的头脑,而是困扰着他。这些问题使他焦虑不安,因而也会困扰读者,使他们焦虑不安。必须明确的是,这本书有明确的道德尺度。因此,阅读此书体会的不仅是趣味,而且也会时常明显地让人感到不安。

我并不是说我乐见于此。难道我必须被我阅读的历史著作弄得不安吗?当斯的方法毫无疑问地加强和扩大了此书渐增的影响,而我更倾向于少一些指责性的论调。比如,为什么鸦片贸易不能像我们通常对待远方的奇特行为——诸如非洲人的猎头或者爱斯基摩人捕杀海豹——那样,用简单的而且不加批判的情绪去加以对待呢?但当斯不会这样做。书名本身就清楚地表达了要旨,这个要旨的基调是深沉的。

彼得·沃德·费伊(Peter Ward Fay

加州理工学院

导论

一个人从事某种材料充实但主题相对非常隐晦的研究,并不是冷静、审慎或聪明的。他钻研进去,爱上这个主题,不断发掘新史料,直到彻底沉溺其中。一旦被目前这个主题缠绕,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足够的指引,很多事情现代的读者可能理解不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厘清相关的问题正是本书的主要优点。

这个研究开始于一篇篇幅为学期论文的文章,后来发展成学位论文的规模,变成了几篇单篇文章,最后,也许变成了让人痴迷的论题。有十多年的时间,支持我的朋友总是催促我出版这本书,不要再拖延。遗憾的是,一个小机构的教授很难有时间不间断地从事这样大的研究项目。因此,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很久以前,某个批评者指责我,说我太野心勃勃。他有点恼怒地问:“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本关于在广州的美国人群体的历史的包罗万象的有意义的学术著作吗?”很明显,我是这样认为的。他建议把这本书分割成几个部分出版——一是关于广州美国人群体生活的研究;二是广州美国人商行的历史;三是美国定居者的生活风格和他们以后的生活;四是关于鸦片贸易;五是关于1844年的《顾盛条约》(即《望厦条约》)。毫无疑问,这样做会简单很多,而且出版委员会的人也倾向于几卷出版物,而不是沉闷冗长的一卷本。我对这个批评做出了些许让步,把此书分成了三个部分。

我不认为这样会得到批评者的认同。但我认为如果我分成几卷出版的话,会得不偿失。比如,我不相信如果不了解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就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对广州群体及其贸易背景没有非常细致的了解,那么广州商行的架构、运作模式、商业,尤其是鸦片贸易等方面的内容就会模糊不清。还有,如何解释这些商人们后来的活动——尤其是他们游说华盛顿政府或者他们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活动——不了解他们在广州的状况是办不到的。最后,如果不深入了解广州商人及其群体,以及他们的贸易,如何解释《顾盛条约》的性质和内容?毕竟,如同美国在那段时间出台的外交政策一样,这个条约首要考虑的是商业。

此项研究的资料丰富而分散,有时难以利用。幸运的是,很多美国居留者的档案都被新英格兰人和费城人保存了下来——这些人从来都不抛弃任何东西,包括文件、衣服、破烂家具和已经衰败的建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美国很多图书馆、博物馆,一些地方和州立历史协会里梳理了无法计数的手稿,甚至还包括一些人家的阁楼和地下室,以及一个古董商手里的东西。本书末尾的“关于材料的说明”详细记录了数量巨大而复杂的资料来源。

在这个有时令人兴奋,但通常非常烦闷的史学金矿的开采过程中(工作时之肮脏恰与开矿之比喻切合),我收集的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负责任的出版商能够承受的程度。本书487页(英文原著页码,下同——中译者注)内容是经过了大量删减后留下的。这看起来不可思议,比如,第一章讲商馆的生活、相关问题和人物只剩46页内容。旧广州贸易体系、美国人贸易和行为规范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远远比詹姆斯·B. 赫吉斯(James B. Hedges)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阅读过的臃肿草稿要精简得多,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有意思和特别的” 贸易体系。

书中分量最大且最具争议性的部分是有关美国鸦片贸易发展的内容,这些内容只是大量原文的一小部分而已。有关鸦片贸易的主要内容最早发表在1968年的《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ical Review)上,很感激该杂志的编辑允许我使用已经发表过的论文。

第二部分论述了在广州的几个美国商行的历史。在尝试着理解一些商人的信件和日记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必要重建这些历史。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这些商业记录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毁坏非常严重。比如勤俭持家的新英格兰家庭有时会把一些旧账本给小孩做剪贴簿和压花的本子,导致阅读这些文件非常具有挑战性。另一个例子,撒冷(Salem)迪美博物馆(Peabody Museum)前馆长查尔斯·科普兰(Charles Copeland)告诉我有人拿着一封有约瑟夫·巴勒尔(Joseph Barrell)签名的信问他是否有价值。这是他在一个垃圾箱里找到的,发现上面有1790年的日期。当科普兰兴奋得要摘帽庆祝时,这个人笑道:“哦,这是上星期发现的,剩下的全部被烧掉了”。滑摩档案(Wetmore Papers)是在纽波特(Newport)拍卖之后将要遭同样厄运时被抢救出来的。

通信中很多信息非常隐晦,使我觉得有必要把手头每个商人的资料撰写成传记。在完成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写了大约2001844年前曾在广州待过的美国商人的短篇传记。这些传记材料成为了第一、二部分以及附录中出现的人物和总结的原始材料。如果讨论的焦点从群体转向公司和商人,再转向《顾盛条约》,导致了令人吃惊的风格变化,我对此深表歉意,但我引用已故的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话说明:“形式紧跟着功能。”

第一个中美条约提出了另一种问题。在研究方法和所关注的问题上,外交史研究与前两部分社会经济史研究非常不同。这一部分集中考察了《顾盛条约》的不同影响。开拓性的《望厦条约》,是由顾盛这位美国早期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家进行谈判的,成为早期美国与非西方地区交往的一种典范。事实证明最有力的影响来自于那一时期曾访问过这个地区或者与之有过贸易往来的传教士和商人。美国绝大部分人都并不关心或者不知道其间所牵涉的问题。最特殊的是,最终的条约是个别美国公民古老而非正式策略的官方版本。这种随意决策的结果影响了未来的关系。我怀疑它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样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非西方地区。不管怎样,对这个开创先河的条约进行研究看起来是值得一试的。

结论部分讨论了美国侨民群体对中、美两国的影响,以及对这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我删减了有关传教士的两章内容,因为其他学者对此主题已经有了很多研究。

在拼写和专有名词上有一些公认的标准需要在此予以说明。我使用了罗马化汉语旧的Wade-Giles系统,尽管我知道拼音系统已经标准化。我这样做是因为Wade-Giles广泛使用在我使用的资料中;然后,我提供了两个系统之间的转换拼写表,这大部分是纽约金斯角(Kings Point)的美国海商学院(U.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的罗伯特·贾德拉(Robert Gardella)和波士顿的小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 Jr.)的工作。我把浩官的名字拼写为Howqua,因为现在这样拼写很常见。但由于他自己在信中的签名是Houqua,而且当时大多数美国商人也倾向于后者,因此我这样做也非常不情愿。Canton是指广州这个城市,而Kwangtung指广东省。我使用了两个名称来称呼省府要员:现在governor general这个称呼更普通,但当时使用的是viceroy。类似的例子是,尽管“满大人”(mandarin)这个词在现在的作品中很少见到(除一些标题外),但在1819世纪却被广泛使用,我也喜欢这个词。这个词的奇特发音使得中国清朝官员与西方官僚制度下的官员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

最后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本书既不是连贯而概述性的历史,也不是全面展开的群体研究,它包括几个独立却互为补充的部分,每一部分论述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前广州的美国定居者历史的不同方面。也许这项研究会两头不到岸,但其他方法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载体来充分承载这些资料。附录中系谱式的概述和一些商行的列表对读者的理解会有所帮助。一些重复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内容对一些专家来说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它们会帮助那些对这些主题并不熟悉的读者。

如果没有众多朋友无私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提供帮助的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了我的记忆,不能一一致谢。在这些乐善好施者中,包括已故的福克尔森(J. Carroll Fulkerson)教授及其夫人,他们最早向我介绍了当时还没有人利用过的卡灵顿(Carrington)档案;马纳宏(Clifford Monahon)夫妇在寻找其他罗德岛资料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西佐治亚学院的戈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教授在寻找费城资料方面提供了帮助,并提供了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参考书目。里德(Alan Reid)夫妇和潘普林(Margaret Pamplin)非常热情地向我展示了剑桥大学收藏的浩大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档案。福士(H.A. Crosby Forbes)对旧中国贸易的毕生的奉献,在很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主题的特殊贡献导致了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精美的博物馆以及最好的档案收藏地之一的建成——即马萨诸塞州撒冷的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

其他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包括阿尔特丽(Wayne Altree),对琼记洋行档案的了解无出其右者;本涅特(Sylvia Bennett)女士,她——在最近的报告中——编写出了奥立芬(Olyphant)家族史。其他很多活跃的业余学者所起到的作用也许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永不疲倦地发掘广州艺术家的历史、寻找肖像画以及出版有关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精美书籍的卡尔·克罗斯曼(Carl Crossman)能够启发人的灵感。小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Jr.)给我提供了若干篇很难懂的论文,也特别提供了他自己关于行商与欠债的美国人之间追逃债务的诉讼的开创性研究。洛威Robert Lovett)和毕舍普(Eleanor C. Bishop)永远耐心地帮助我查阅迷宫似的贝克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佳手稿。斯各蒂(N. David Scotti)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业余学者,他有着比大多数有资历的历史学家要好得多的寻找档案的能力,他为我在罗德岛寻找资料提供了无价的帮助,并依靠他非凡的记忆力帮助我把一些迥然不同的资料联系起来。

其他帮助过我的学者包括卡朋特(Frank Carpenter)、白威淑珍(Suzanne Barnett)、兰德尔·爱德华兹(Randle Edwards),特别是彼得·费伊(Peter W. Fay),他通读了我冗长粗糙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删改意见。费正清鼓励我研究多种不为人知的商业档案,并对顾盛谈判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瑞德利奇(Fritz Redlich)通常给我提出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对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根据他相当恼火的建议,我删减了好几章,对其余的部分也做了较大改动。我安慰我自己,希望时机成熟时,那些被删减的部分会成为其他出版物的一部分。然而我相信费伊教授和瑞德利奇博士的修改意见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更加容易懂。约翰逊(Arthur M. Johnson)教授、已故的海德(Ralph Hidy)和赫吉斯(James Hedges)等都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

还有一些机构对我提供了帮助。美国哲学学会提供了两个夏季奖学金让我整理卡灵顿档案。米尔斯历史图书馆(The Eleutherian Mills Historical Library)给我提供了奖学金,使我能够考察该图书馆的收藏以及费城-威明顿地区的资料。1978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给我提供了一个夏季的津贴,使我能够前往剑桥大学使用怡和洋行档案。埃莉诺·罗斯福基金会(The Eleanor Roosevelt Foundation)资助了我在海德帕克(Hyde Park)的进一步访问,以研究德兰诺(Delano)档案。此外,伦敦的孖地臣家族,撒冷的迪美博物馆,罗德岛历史学会,罗伯特·本涅特·福士故居博物馆,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美国国家肖像艺术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老纽波特历史学会,耶鲁大学不列颠艺术中心,卫斯理(Wesleyan)大学,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的罗素图书馆,纽波特古迹保护协会,老达特茅斯(Dartmouth)历史学会,伦敦的马登·格里高利画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及很多个人都允许我使用甚至复制他们所藏的图片、地图和其他文件。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伊丽莎白·当斯(Elizabeth W. Downs),她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是我巨大而不变的依靠。她发现了书稿中很多逻辑、拼写以及排印方面的错误,在减少行文中过分华丽的辞藻以及修改不合文法的段落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大大地提高了最后出版物的质量。不过,我得赶紧加上一句,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和纰漏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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