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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澳门海洋文化
黄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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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化与海洋密切关联。海洋是澳门文化的摇篮,它滋润着澳门文化生长和发展。开埠以后,澳门率先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同时倾心接纳来自五洲四海的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一、澳门的海洋文化属性 

中华领土辽阔,民族众多。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由许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56个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文化是在种族、环境、时代的系统中发生发展的。中华文化的民族差别,其实也是地域差别。在长期的历史生活里,自然地理之地貌、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动物等,对人们的人文现象有决定性的影响。它铸造了这一地域中人的不同文化性格和心理素质。通常中国文化可以分为八大区域:东北三省文化、陕甘华夏文化、中原京派文化、江浙海派文化、江汉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南粤岭南文化、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包括西藏文化、新疆文化、宁夏回文化、内蒙古文化、广西壮文化)。以上八大文化区域,又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南北文化两大类型。南方文化同北方文化有许多不同点。 

在国内诸地域文化中,岭南文化别具一格。岭南以五岭 [1] 与长江流域隔离开来,处于珠江中下游地区,它与长江流域的区别就是丘陵地形与亚热带气候,既无黄河平原的肃穆严峻,也无长江流域的温润秀雅,而是一块丰饶的的经济作物区。岭南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印纹陶文化。秦朝时开始与中原地区发生关系,然而秦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越人不肯为秦虏,散居山林泽国,被秦军击溃后随即又迅速聚结起来对抗。秦在岭南设郡只是象征性的统治,之后赵陀自立为南越王,却利用五岭横断南北的险要地势割据一方。中原文化向来难于越过五岭天然屏障深入粤人之中。所以明清以前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远较其它地方疏远,有一个比较独立发展的经历,朴素地保留粤人自己纯粹的根性,较少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教化束缚。 

澳门地处岭南地区,本是香山县的一部分,而香山是古伶仃洋的一个海岛。公元前214年起,香山岛先后为南海郡、番禺、东官县的辖地。直至1152年,始建香山县,隶属广州府。澳门地理上属于香山县下恭镇辖区范围。 

香山本是百粤海屿之地,岛屿星罗旗布,沟通外洋。澳门则是香山县南面一小岛,原本孤悬海中,未与大陆相连。其后,因西江堆积之泥沙,于澳门与大陆之间,冲积成一沙堤,遂将澳门与大陆相连,而成一半岛。 

远在5000年之前,澳门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端,海岛遍布,岛上海岸沙堤内侧,背山面海,有古泻湖和淡水河。这种环境十分适宜于古代先民的生活。广阔滩涂带来丰富的海洋生物,而且澳门位于珠江口西岸,咸水和淡水相交,适合多种鱼虾生长。这里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岛上草木丛生,四季长青,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先民的经济类型是渔猎和采集为主。1985年路环岛黑沙发现5000年前新石器遗址,出土石器有石英、石芯,有沟砺石和打制砾石工具,此外还有36片石英或火成岩石片。陶片有5000片之多,上有刻划纹、席纹、条纹、编织纹多种。主要为红陶,亦有若干白陶。陶片上有红彩刻划及镂孔,还有绳蚊。所有陶片蚊路风格均为波浪纹、水滴纹。[2]这是海港文化的基本特色,说明5000年前澳门地区的先民主要从事渔猎生活。 

澳门古代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与香山南部海岛古文化完全相同。根据澳门附近的7处遗址: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东澳湾遗址、三灶草堂湾遗址、前山南沙湾遗址、香洲菱角咀遗址、平沙堂下环遗址、水井口遗址等。它们与澳门一样,都是古沙丘遗址,地理环境、出土文物、文化特征均相同,同是渔猎文化。因此,澳门是典型的岭南海洋文化。 

二、澳门文化之奋力向海外发展 

澳门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和商品性的特征。古代澳门人奋力向外发展,通向海洋,通向世界,从不固步自封,在古代封建王朝闭关自守时代,自发地走向海洋,搏击风浪,以寻求发展。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的香山,很早就从事海舶贸易。澳门位于香山南面,珠江的出海口,在海舶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548年出版的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和卷八《杂志》曾多处记载香山澳门附近地区与海舶贸易的有关情况:[3] 

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甚美,为番舶往来所吸,曰天塘水。 

小横琴山下有双水坑,大横琴山幽竣,为寇所伏;深井山即仙女澳也,亦名井澳,在横琴下;三灶山三石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元末海寇刘进所据。明初寇平,后居民吴进深通蕃为乱。洪武二十六年平定。 

九澳山上,东南面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其民皆岛夷也。 

乌沙海在三灶东,成化中,番舶侵扰,岁令官军千人防之。(以上见卷一) 

洪武二十四年,广东都指挥花茂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出没劫掠,殊难管辖。” 

香山县南三灶山抵海洋番国,元时海寇刘进据之。洪武初寇平,属黄梁籍。居民吴进深通蕃为乱。二十六(1393)年都指挥花茂讨平之,悉迁其余党。诏虚其地,徐豁田税,永不许耕,岁令官军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势家以新会虚税影占,亡命之徒附之,招合徭僮立为十甲,聚众盗耕。嘉靖十五年,该都里排赎为己业。已而有钱备者素通番舶,倚强占夺,里排无如之何。分上下围,管业而哄扰,今犹未息。有司大量余田归官,复为势家侵据,号召海寇,大为民害焉。(卷八) 

以上许多通蕃记载可以看出,至迟在元末或明初洪武年间,香山的海外贸易已经十分活跃。但这些全是违反政府禁令的走私活动,并往往与海盗行为相结合。因此常常遭到当局的严厉控制和打击。但通蕃贸易的优厚利润,仍使香山人趋之若骛,无法禁绝。通蕃的岛澳当时通称为香山澳,它们可分为两个海区,一是由九澳、大小横琴、九星洲等组成的澳门海区;另一个是三灶山、乌沙海等组成的浪白海区。但当时澳门、浪白这些名字尚未出现。到了1570年代,据黄佐嘉靖年间编撰的《广东通志》指出:香山县的浪白、濠镜、十字门等是广州地区沿海的舶口之一。[4]其中,濠镜和十字门后来合称为澳门。澳门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比较浪白更方便于联系县城和省城。 

澳门在通蕃贸易时代,也是外国朝贡的一条主要贡道。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彭豫任香山县丞期间,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但后来一桩经过香山入京的外国贡品发生问题,彭豫受此案牵连,差一点被判刑。“时外物(国)贡方物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缄。朝廷遣御史按问。事连豫,其子启愿以身代,邑民皇皇,恐豫得重罚。会赦获免,民大喜迎以归。坐是不得迁。”[5]  

这一事件发生于14世纪末。从港口条件来看,当时外国贡船很可能就是停泊在澳门海区。清人尤侗有一首外国竹枝词《默德那》似乎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他写道: 

香山濠镜辨光芒,妙女儿干进秘方。 

最是同侪多意气,郑庄千里不斋粮。 

尤侗在该诗题记中说:“回回识宝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正德中进女你儿干、于永献房中秘方。”[6] 明武宗正德年间即1506-1520年, 有阿拉伯国家的贡船停泊澳门,并向北京派出贡使。尤侗是清代人,但他曾经参加编撰《明史》,《佛郎机传》就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根据手头的丰富资料,写了一组《外国竹枝词》,《默德那》是其中的一首。 

由此可见,澳门早就是外向性的港口,在16世纪初以前,就是一个通蕃贸易知名的舶口,有阿拉伯人在此贸易,并由此经广州进京。 

16世纪30年代澳门正式开放为贸易港口,是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朝于1535年将市舶司移设澳门。从此,澳门成为通达海外的贸易港口,国际航路通畅。中国人从澳门出发,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线,东北面与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相通,西南面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到达东南亚和南洋各国,直抵非洲东岸。再沿好望角北上,通往欧洲。他们的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当他们未到中国之前,便在马六甲向华侨商人调查中国的情况,已经知道澳门这个地方了。1514年葡人皮来资著《东方记》一书,其中便提到:“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镜,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7] 

三、中国人从澳门走向世界 

澳门开埠以后,为出国留学或移民海外打开了方便之门。澳门人郑玛诺,号惟信,祖籍广东香山县,1633年生于澳门。他是近代前往欧洲留学第一人, 1645 年12岁时随同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他们从澳门乘船出发,经马六甲、爪哇、 果阿 、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地前往欧洲。途中遍历艰险历时5年才抵达罗马,进入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加入耶稣会,并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外语等多门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三年后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至1671年返回澳门。这时他已38岁。同年应召入北京朝廷供职。可是他已身患严重肺病,终于在1673年5月26日病逝。郑玛诺游学欧洲26年,经历丰富,知识渊博,是一个西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回国时正值康熙皇帝广纳贤才之际,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应有贡献。 

郑玛诺之后,陆续有人被澳门教区派遣出国深造。这项工作一方面由圣保禄学院从学员中挑选,另方面由传教士在各省挑选,推荐至澳门教会,再启程赴欧。一般来说,中国学生留洋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到了18世纪,被选派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732年传教士马国贤回意大利后,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远东传教人才。学院不仅接纳中国留学生,凡有志来远东传教的西人或土耳其人,均可入学修读,学院至1868年停办。当时留学人员多数在中国学院就读,但也有在法国和葡萄牙等国求学。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分散多国,因此人数难以准确统计,但据方豪先生指出,仅意大利的中国学院一处,在其办学136年间,先后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便达106名。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了。 

早期中国人出洋留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留学均由教会组织,学员由传教士在教徒中选拔,派送国外留学的目的是培养华人传教士;第二,被选拔出国的留学人员很多是10多岁左右的教童,即由虔诚的教徒自愿把资质聪颖的子弟交付教士送出国外培养,以便为天主教的传教效劳,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出一批西学人才。尽管如此,当时出洋留学在中国社会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由于中国史籍甚少记载,天主教会也没有大肆宣传,故鲜为人知。这与鸦片战争后所掀起的留学热潮不可同日而语。 

澳门开放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前往欧洲。其中有一个名叫谢清高的人,因为留下了一本着名的游记而知名于世。谢清高(1765-1621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程乡(今梅县)金盘堡。18岁时出洋谋生。随外商海船遍历南洋群岛各地和世界各国,经历各种艰难险阻,但也增长了他的见识和人生经验。他学习外国语言,访问各岛屿﹑城寨﹑风土人情和物产。航海14年后,谢清高回到祖国。31岁时他双目失明,流居澳门,从事口译以糊口。这期间,他口述海外各地各国所见所闻,请人记录成《海录》一书。书中记载了18世纪80年代罗芳伯(嘉应州人)在昆甸(今马来西亚东部婆罗洲的昆甸)地区组建公司,设立自治行政管理机构,建立法制,号称“大唐总长”,临终禅让贤者的事迹,为研究华人海外奋斗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容闳是新时期出国的代表人物。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香山南屏乡人。少时移居澳门。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赴美国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尽管容闳被选拔出国也是为了培养传教士接班人,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极度贫穷落后,亟待从衰弱中奋起,因此他肩负着向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学习的历史使命。自从他留学美国毕业回国之后,又积极推动组织青年出国留学,70年代先后把三批学子送往美国,其中以澳门附近地区学生占很大比例。这些人后来学成回国后,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或经济建设中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由于西方新文化的传入,明季就出现了一些改革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澳门联系,企图利用西洋科技富国强兵。近代中国一些爱国的、追求改革和革命的人士,也很重视澳门,并以澳门为其活动舞台。澳门民主思潮的传人,使香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中国民主思潮之起源于南方,在澳门附近地区相继涌现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刘思复等一批革命家和思想家,实与澳门大有关系。 

1839年来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是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十分注意澳门的窗口作用,履任不久即巡视澳门。为了及时了解世界情势,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翻译外国地理编写《四洲志》,被解职后,将全部资料悉数交给密友魏源。魏源也极力主张学习西洋新文化,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林则徐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充实,编成〈海国图志〉100卷。这是中国人主编的一部详实的世界地理书,作为早期介绍西学的代表作,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近代改良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决定将澳门作为华南的活动基地,并在澳门巨商何廷光的支持下,于1897年2月创办《知新报》, 该报内容丰富,言论精湛,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一起成为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人们最重视的三种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及其家属在内地已无立足之地,梁启超的父亲、妻儿都急忙躲到澳门。何廷光也把康有为的父亲接到澳门,澳门一时成了改良派及其家属的避难之地。同时,《知新报》也成为改良派在国内仅存的舆论阵地。 

孙中山的家乡距离澳门不到20公里,因此澳门与孙中山早期活动有密切关系。1875年5月,年仅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随母亲出国,即由翠亨村循水路到澳门,转搭英轮赴檀香山与长兄孙眉团聚。此后,孙中山与陈少白、尤烈和杨鹤龄等志同道合,号称“四大寇”,多次在澳门密谋策划革命。1892年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的邀请,到该院担任义务医席,成了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同年12月,孙中山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单独行医。1893年7月18日参与创办《镜海丛报》。此后,澳门即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 

刘思复,香山人,中国民主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他留学日本时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受孙中山指派于1909年冬成立了同盟会澳门分会。 

郑观应,香山人,长期居留澳门,研习西洋文化,从事理论创作,完成了名著《盛世危言》,批判抵制西学的顽固思想,主张既要学轮船大炮、汽机工艺等西学之用,又要学议政于议院,君民之体。其居住处所“郑家大屋”已列入澳门历史文物。 

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骤然出现了近代罕见的移民高潮。但与以往的移民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次是由葡萄牙殖民者操作下的强制移民行动,即苦力贸易。当时欧美列强在北美、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在澳门开设了数以百计的“招工馆”,拐骗中国人出国做劳工,中国人愤斥这种现象为“卖猪仔”。澳门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苦力出口基地之一。据1874年葡萄牙官方公布的文件统计,从1856年—1873年间,有178162人在澳门被强行拐卖出口充当苦力。显然这个统计是极不完全的。这是非人道的罪恶行径,苦力们在异国他乡遭遇极其悲惨,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虐待,造成苦力大量死亡,但中国苦力的出口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澳门开放与吸纳西方文化 

澳门开埠后,积极吸纳西方文化。1553—1557年间,葡人入居澳门,此后400年,它成为外国人居留和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中外商品的中转站,完全的外向型商品经济,其文化也具有浓郁的商品性,十分注重现实利益,讲求市场效应。当时先后有欧、亚、非、美等洲大约10-20多个古代国家的商人到过澳门。其中有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国、丹麦、意大利等国;美洲的美国;非洲东部的索马里;以及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印半岛、菲律宾群岛和日本群岛的古代国家。于是澳门成为古代罕见的多元文化中心。中西文化得以在此长期共存、和平相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充分显示了澳门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当时往来澳门港口贸易的虽然有20多个国家,遍布世界四大洲。但是澳门主体文化不过分为两种: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因为葡萄牙人是澳门的长期居留者,而其他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人数极其有限。 

中西文化在澳门相互包容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澳门天主教堂众多,信徒数以万计,声势浩大;而以妈祖信仰为中心的神仙崇拜也势力强大,有庙宇20多座,遍布澳门各个角落。神仙信仰允许崇拜多神,而天主教则只允许信奉上帝,反对崇拜其他任何偶像,甚至反对其信徒祭祀祖先。因此这两种宗教文化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却能够在澳门和平相处,长期共存。 

在中国政府管治时期,对澳葡的宗教活动没有加以阻挠或干涉。18世纪时澳门天主教堂林立,宗教活动十分频繁。据记载,当时三巴寺(圣保禄教堂)是澳门最大的教堂,“僧寮百十区,蕃僧充斥其中”。因此有人说:“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另外还有小三巴寺(圣若瑟教堂)、板樟庙(圣玫瑰堂)、龙松庙(圣奥斯定堂)、大庙(望人庙、大堂)、风信庙(圣老楞佐堂)、噶斯兰庙、花王庙(圣安多尼堂)、支粮庙(仁慈堂)、尼寺(天主教修女院)、发疯寺(圣母望德堂),等等。关于当时天主教的宗教活动,《澳门记略》这样写道:“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岁中天主出游,三巴则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粮三月,大庙则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游率先夕诣龙松庙,迎像至本寺,燃灯达旦,澳众毕集,黑奴舁被难像前行,蕃童诵咒随之。又以蕃童象天神,披发而翼,来往腾跃,诸僧手香烛步其后。又用老僧抱一耶稣像,上张锦棚,随众如前仪。岁三月十五日为天主难日,寺钟胥瘖,越十七日复鸣,诸蕃撤酒肉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8]其活动盛况可见一斑。对于天主教这些宗教活动,当时中国政府管治澳门的官员均带着好奇和欣赏的态度。 

到了19世纪中叶,当葡人掌握澳门统治权后,在宗教上也同样采取了宽容政策,没有独专天主教,对妈祖崇拜和多神信仰也没有压制和排挤。 

于是澳门无论在中国政府管治时期,还是在葡萄牙人殖民统治时期,都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中外宗教文化共存与交融的地方,这里各种基督旧教与新教的教堂同各种神仙庙宇杂处于岛上,教堂与庙宇互为邻居。例如,在著名的圣保禄教堂废墟——大三巴牌坊的旁边,便有一座由华人建造的哪吒庙。而路环圣方济各教堂的圣母与圣子图,竟然披上了中式的衣裙,成为一个气度雍容华贵的古代中国女性;新口岸边迄立的观音塑像,也被葡人注入了西洋风格,成为一座洋观音。近年还有葡人在妈祖文化村中捐钱刻石留名的现象,说明妈祖信仰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同。澳门的宗教节日众多,一会儿是基督的盛典,一会儿又是神仙的诞辰;这一边神庙香火兴旺,那一边教堂音乐悠扬。遇到重大庆典时,中外各种神教与圣教的信徒们各自进行宗教活动,互相争妍斗艳,各显神通。 

开放的澳门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孔道。葡萄牙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广泛开展,资本主义正在勃兴。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建立澳门教区,欧洲传教士以利玛窦为代表,打着学术传教的旗号在澳门和内地活动,使西方文化如泉水般通过澳门涌入国内,直接推动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期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经由澳门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受到中国政府重视的首推天文学、地理学和西洋大炮。关于天文学,利玛窦曾指导徐光启、李之藻学习西洋历法。1629年,徐、李二人奉命主持西局,编修历法。他们吸收耶稣会士参加西局编书,于1634年完成《崇祯历书》136卷,亦称《新法历书》。此后清朝又于1645年修成《时宪历》。 这些历书吸收了西方历学的科学计算方法,有解、术、图、考、表、论等,比较准确。从此,中国基本上推行西洋历法。在编修新历法过程中,一批论述西洋天文数学和测量仪器的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几何原本》、《测量异同》、《勾股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圜容较义》、《恽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简平仪说》、《表度说》、《天问略》等。 

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又称《山海舆地全图》),于1583年送给肇庆知府王泮。1584年,王泮将该图刻印出版,这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1598年,利玛窦重新修订《舆地山海全图》,于1600年出版,影响甚大。1600年利玛窦将他编撰的《万国图志》呈献万历皇帝,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世界地图集。此外,尚有其他传教士撰写的新地理学著作,如:《职方外纪》、《八闳内史》《西方纪要》、《坤舆图记》等。这些书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分布情况,以及用经纬线确定方位以绘制地图的方法,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清康熙年间编绘成功的《皇舆全览图》,就是采用西方勘测方法的结果。 

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即佛郎机铳,也曾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采纳和推广使用。西洋火炮、长铳、短铳,最先由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故又称佛郎机炮,分别由顾应祥、汪鋐等人引进。明朝政府决定在南京设工场,铸造佛郎机炮,配备于西北边关重镇,御虏守城。[9] 西洋火炮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1565年考察澳门的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惟佛郎机敢桀骜”。[10] 葡人入居澳门以后,设火药局于嘉思兰炮台左侧,铸造枪炮,部署在城楼上,以强化澳门的防务,继续在中国推广使用西洋火炮。明清交替之际,国内争夺政权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曾使用过这些新型武器。 

第二,当时传入澳门的还有西方许多最新的工业产品,有玻璃与玻璃制品,如玻璃屏风、玻璃杯、壶、围棋子、灯、镜子;镜又分为照射镜、千里镜(望远镜)、多宝镜、显微镜、大字镜、照字镜、眼镜;纺织品有各种布、绒、纱等,分别称为天鹅绒、大呢或小呢、缎和纱(称为雨纱、雨缎)、琐袱、哗吱缎、大毡、大花绒毡;锡器、硫磺、席、钟表。当时传入澳门各种钟表和计时器,品种甚为齐全。此外还有刀剑、香水(花露水,即蔷薇水)、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其中凡是对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都深受中国人喜爱,很快得到了推广,如镜子、眼镜、钟表等。 

玻璃在明清之际经由澳门传入中国内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使用广泛,尤其是各种玻璃镜子影响巨大。屈大均的《玻璃镜诗》说: 

谁将七宝月,击碎作玻璃。 

绝胜菱花镜,来从洋以西。 

铸石那能似,玻璃出自然。 

光含秋水影,尺寸亦空天。[11] 

屈大均曾在澳门看到各种不同的镜子,功能神奇,叹为观止,他写道:“有玻璃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有多宝镜,远照一人作千百人,见寺中金仙,若真千百亿化身然者。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纸渣浮出,其淡者如画中微云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纸隔华灯,纸穿而灯透漏然。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帆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 

而最使明代人喷喷称奇的是眼镜。眼镜大抵于明季传入澳门。屈大均说“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朦。”[12] 李绂有《眼镜诗》一首,对眼镜的奇妙作用十分赞赏。他写道: 

西域传奇制,昏眸得暂清。 

自他而有耀,相隐以为明。 

暇日吟诗兴,衰年学易情。 

烦君继吾照,未敢负余生。[13] 

钟表传入中国后,深受人民喜爱,纷纷仿造。徐光启的五世孙徐钧俊仿造西洋钟表,他有家学渊源,技术甚精。晚年著的《高原蒙求》一书(1796)中,有自呜钟表图法,评论钟表制造。当时广州和苏州已出现修钟的造钟业,称为“广钟”和“苏钟”。 

第三,其他西洋动植物的移植,有獴犭贵 (形状与狸相似,高足而结尾,为葡人珍爱)、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羊桃(又名洋桃)、蕃荔枝、橄榄(一名青果)、甜荔枝、酸荔枝、蕃薯、西洋莲、西洋菊、西洋牡丹和茉莉花、洋山茶、洋葱、菖蒲、荜芨、卢荟、葡萄、白豆蔻、紫檀木(紫榆木)、乌木、黄花木、影木、泡木、波罗树、烟草、鼻烟、龙涎香、龙脑香、伽南香、檀香、梅花片脑、巴尔酥香(即安息香)、降香、乳香、衣香、胡椒、贝多罗(叶大而厚,古时梵僧用以写经)、丁香树、荼靡等等。必须指出,以上产品并非全部来自西方,其中有些产品的家乡是东南亚(如各种香货和胡椒),有些则来自拉美地区(如烟草和番薯)。但多数是通过葡萄牙人或其他欧洲人而转运到中国来。这当中,有些产品对我国的国计民生或社会时尚造成一定影响。例如番薯,即山芋,以及烟草和番狗等。 

蕃薯,一名甘薯,产于美洲。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明万历年间,从菲律宾传入福建,又传入澳门。据《澳门记略》说:“薯,蔓生如瓜篓,根如山药,其皮薄如米,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酿酒,闽人截其蔓以来。”广东人把它当粮食,称为“薯粮”。据《粤中见闻》称:“诸薯种俱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片晒,是曰薯粮,可以为谷米之佐。”[14] 

烟草,汉译淡巴菰,来自葡文tabaco,是美洲印第安人土语对烟草的称呼,本属药物,有提神之效。葡西两国人到达美洲后,染上吸烟习惯,遂传入欧洲。而葡人又将它传到澳门,当地华人养成吸烟嗜好,又传入内地。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写道:“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崇桢朝虽有禁烟令,也无法阻止这一嗜好的流行,及至清朝初年,上至“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15] 

番狗,亦即西洋狗,也是葡人从欧洲运来的一种玩赏动物,身形矮小,毛若狮子,每只价值十余金,此狗并无任何本事,但备受葡人宠爱,所享受待遇是其奴婢不能相比的,此狗与主人形影不离,食同餐,寝同眠,故澳门人有句俗话说:“宁为番狗,莫作鬼奴”。[16] 

此外,尚有西洋建筑艺术、绘画、音乐、语言文字、医药、物理、数学等等都相继传入中国。 

总之,在16—19世纪初,澳门是西学东渐的跳板和据点,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前哨和中心。西学传入许多新的科学知识,也带来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历史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这一点,现在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可了。 

但我们强调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仅仅是就其历史意义来说的。必须指出,由于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迟缓等等因素,大大限制了澳门的文化窗口作用之发挥。许多传入中国的新科技和新产品均未能得到推广,中国的经济依然如故,变化不大。因此,澳门海洋文化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任何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科学,其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不仅取决于这些新东西符合本国社会需求的程度,也取决于本国政府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程度。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1] 岭南即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越城岭等五岭,位于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和澳门等省区,一般亦特指广东。 

1  陈振忠:《珠澳史前文化及其共同性》,《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2 黄佐:《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卷八《杂志》,明嘉靖刻本。

[4]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5]黄佐:《香山县志》卷五《官师》。 

[6]尤侗:《西堂诗集》,《外国竹枝词·默德那》。尤侗所写的明武宗的生活逸事是有根据的。武宗荒淫无耻,筑密室“豹房”淫乐。于永、女你儿干等确有其人。《明武宗外纪》写道:“有言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阴道秘术,遂召入豹房,与语大悦。永,色目人,进言回回女皙润而嵯粲,大胜中土;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12人以进,歌舞达昼夜。顾犹以为不足,乃讽上请召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驾言教舞,而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又:“回回进女你儿干。” 这些记载无疑都是信而有徵的。又《明史》中也有于永献房中秘方的记载:“(钱宁)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见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神州国光社,1941年,第13-14页。又《明史》卷三〇七《钱宁传》。又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西戎·默德那》。 

[7]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3页。

[8]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嘉庆五年重刊本。

[9]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10] 叶权:《贤博篇》,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4页。

[11]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

[1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条”;卷十五,“货语·玻璃条”。

[13]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

[14] 范端昂:《粤中见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15] 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5页。

[1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一,“兽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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