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学。从北宋开始，儒学便进入理学发展阶段。朱熹的理学体系很完整，既包括哲学义理，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它强调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清代帝王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比如康熙帝就重用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深通理学的大臣，并委以高官，给以重用，死后还入祀贤良祠。 

提倡考据学也是清朝崇儒重道文化教育政策的内容之一。儒家经典因此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这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这里应当指出，学习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思想，是清朝崇儒重道的重要内容。清朝历代帝王对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都是非常重视的。顺治帝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儒家典籍，因而深刻地领会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道理。康熙帝即位以后，也很用心学习儒家经典，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是记载帝王道法的，关系着国家治理。为了更好地领会儒家经典，康熙帝谕令举行经筵大典，由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康熙帝学习儒家经典非常努力，许多儒家著作他都能背诵。除了自身学习儒家经典外，清朝统治者还注意在民间普及儒家思想。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就是把儒家学说具体化，用以治理社会。雍正帝即位以后，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的内容进行了阐释。为了确保把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清朝统治者在各地遴选秀才，宣讲“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嘉庆年间，嘉庆帝又根据《圣谕广训》的内容，编撰了《四言韵文》一书，颁行于各省。这些措施，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清朝统治者确定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后，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工程，其中就包括教育工程。除了中央和地方所设学校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教育的实施。这一切，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之一：因人而异 

清朝对蒙古因人而异的儒学教育政策，主要是指清朝蒙古族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的。众所周知，清朝蒙古族可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等不同群体，这不同群体中又有贵族、官员、平民等不同的社会等级，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同作用。这样，就产生了清朝对蒙古族的因人而异的儒学教育政策。 

首先是八旗蒙古。八旗蒙古是清朝统治者依靠的基本力量之一，地位仅次于八旗满洲，在维护清朝统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满族贵族对八旗蒙古的儒学教育非常重视，这表现在设立各类学校、编写多种教科书、准许八旗蒙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等方面。 

学校是进行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清朝统治者重视设立各类学校，对八旗蒙古进行儒学教育。这些学校有京师和地方之分，有初、中、高级之别。在清朝前期，学校主要是京师的国子监和京师及地方的各种官学；在清朝后期，则是京师和地方的各类学堂。 

在京师设立的高等学校还有：咸安宫蒙古官学，设管理学务大臣、总裁、教习、额外教习等员，多由在理藩院任职的蒙古官员担任，学生来源是八旗官学蒙古馆中学习优秀的蒙古子弟；唐古特学，设蒙古司业、助教、教习、副教习等员，学生是咸安宫蒙古官学、国子监蒙古官学学习优秀的蒙古子弟；托忒学，由唐古特学司业和助教兼管，学生额定8人，八旗蒙古每旗1人。 

在京师设立的中等学校有：国子监算学，该校并非为八旗蒙古人所独占，但额定有蒙古算学生6名。八旗蒙古官学，存在于雍正元年至六年，八旗蒙古每旗1所，设助教、协同教习等员，学生来自八旗蒙古各佐领，每佐领1人。国子监八旗官学，是为八旗子弟开办的学校，每旗招生100名，其中蒙古有20名。学校设蒙古教习多名。 

在京师设立的初等学校一般称为官学和义学，主要有：蒙古义学，存在于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691—1758）间，八旗蒙古中每佐领设1所，学生是10岁以上的八旗蒙古子弟；礼部义学，存在于雍正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24—1758）间，学生是八旗蒙古中的贫寒子弟；甲喇学，亦称蒙古清文学，或蒙古清文义学，八旗蒙古每甲喇（参领）设1所，学生是八旗蒙古子弟；八旗教场官学，共8所，设于演武练兵的教场附近，学生是八旗蒙古子弟；八旗左右翼世职官学，共4所，学生是有世职身份的八旗蒙古勋贵子弟。 

设在地方的学校有：盛京八旗官学，学生来源中包括八旗蒙古子弟。此外，在地方上还设立有其他蒙古官学一类的学校，也招收八旗蒙古子弟，只不过它们不是专门为八旗蒙古设立的学校，所以我们这里不做过多叙述。 

科举考试是清朝统治者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措施，也是八旗蒙古子弟入仕的重要途径。清朝的科举考试有文科、武科、翻译科之分，我们这里只就和八旗蒙古的儒学教育关系较大的文科稍加叙述。 

众所周知，清朝文科的科举考试有四个等级：第一级是童生试，录取后成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中式者称为举人。第三级是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第四级是殿试，中者可统称进士，考中进士的就步入了仕途。清朝对八旗蒙古子弟的科举考试有专门规定，一般是先试骑射，骑射合格后才允许参加考试。按照清朝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童生试的内容是《四书》文、《性理》论或《孝经》论，并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乡、会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孝经》、《性理》等，规定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包括三、五题，也以阐述儒家经典为主。从以上所述八旗蒙古考试的内容看，完全是儒家学说占主导地位。八旗蒙古儒学教育的深入，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表现出来了。 

其次是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这指的是分布在广大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的群体而言。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每旗设扎萨克（即旗长）管理旗务，扎萨克职可以世袭，统于中央机构理藩院。内属蒙古每旗设总管管理旗务，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由当地将军、都统直接管理。在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还有奴隶，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旗扎萨克的官员多来源于贵族等级。清朝的儒学教育政策，主要是针对王公贵族和一小部分平民而言。 

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除了实行一系列的政教制度外，还特别注意在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的王公贵族中选拔人才，由此设立了许多学校。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为了更好地执行清朝的法令制度，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也需要熟悉满、蒙、汉语言文字和儒家经典，因此，他们除送子弟到有关学校学习外，还兴办私塾，延聘塾师，教育子弟。一些富裕的平民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重视子弟的教育。 

三、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之二：因时而变 

清朝对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儒学教育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是“因时而变”的。这和清朝对蒙古实行的“封禁”政策有关。 

清初，对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并没有实行封禁政策。当时，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破坏，大量在内地无法生存的破产农民，便纷纷出关出塞，来到内蒙古沿边一带开荒种地。为了防止流民生事，加强治安管理，清朝规定出塞的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记档验收。到康熙朝中后期，在塞外行商力田的汉民已有数十万之多，清政府先后设立一些府、厅、州、县等行政建置加强管理，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于是，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一些蒙古封建主和富裕农牧民，便聘请汉族塾师授课，学习汉文和儒家经典。许多汉文小说如《三国演义》等，也被译成蒙文。这样，客观上有利于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 

然而，清朝封禁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关内北方各省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灾民们为了求得生存，便不顾一切违禁出塞。清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变发生，也只好采取明禁暗弛态度，这种情况下，内地汉民流往塞外不断。清朝封禁蒙古地区，实际上则是明禁暗弛，使外藩蒙古地区的儒学教育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社会秩序极不稳定，以及蒙古王公在清朝的作用日渐降低，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的政治联盟，逐渐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代替，汉民流入外藩蒙古地区的情况并未有所改变等。清朝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增加国库收入，加强边防，抵御沙俄的进一步侵略，开始改变在外藩蒙古的封禁政策，明令在局部地区实行开禁。于是，儒学教育在外藩蒙古地区得以继续发展。 

建学堂，办报纸，创设图书馆等，是清末新政期间蒙古发展文教事业的主要内容。而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教育在蒙古不同群体中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各种学堂的设立，以及有儒学内容的各种学科的开设，儒学通过报纸和图书馆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四、清朝对蒙古儒学教育政策的历史作用 

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积累的产物。经过长时间的自身发展以及社会的选择，它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儒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提倡仁爱，强调礼制。儒学的显著特点，一是大一统理论以及与此关系密切的君权神授政治学说；二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学说。儒学提倡群体和谐，注重人际关系，强调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提倡和为贵的兼容精神，等等。正因为如此，清朝把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并从各方面使之具体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目的就是把儒家学说推广到蒙古各社会群体，特别是八旗蒙古，进而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应当说，这一政策起到了一定成效。首先，它促进了蒙古族人才的培养。清朝许多蒙古族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和官员都受过儒学教育，并且在这一教育中成长起来。比如著名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1692—1765），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正白旗，幼年入钦天监当官学生，经过长期刻苦钻研，用几何连比例的归纳法，证明了格里哥里三公式，即“圆径求周”、“弧背求通弦”、“弧背求正矢”。又比如蒙古族教育家尹湛纳希（1837—1892年），出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父亲是清朝的一位将军。他家藏书丰富，有许多儒家经典著作。尹湛纳希从小就喜爱读书，精通汉、满、蒙、藏文。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以及多部小说，是清朝蒙古族著名的学者。其次，它提高了蒙古族的文化素质。清朝对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以儒学教育为主，这在学校所设的课程中，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中，都有体现。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在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广大地区，还存在着寺院教育，僧徒们在寺院中学习的是藏传佛教经典，探讨藏传佛教中的学问。寺院教育对提高蒙古族的文化素质，保留和传播蒙古族的古老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与寺院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清朝对蒙古族儒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的管理人才。前曾指出，在清朝，出现了那么多蒙古族的举人和进士，这正是清朝对蒙古族儒学教育的产物，而这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清朝蒙古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第三，有利于蒙古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和儒学强调大一统以及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注重和为贵的兼容精神有关。当然，清朝特别是清前期，蒙古地区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也与清朝在蒙古实施的其他各种政教措施分不开。蒙古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清朝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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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