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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林存阳

学术的发展，其原因不外乎自身的内在演进、外在因素的支持与促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乾隆初叶兴复古学之风的酝酿与形成，即是此一学术法则的体现。当时，清廷倡之于上，名儒硕彦行之于下，而更有地方大吏，乘时势而起，于古学的兴起与演进，予以扶持与资助。其中，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即是开风气之先者。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1]，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其先世于明初由涞水徙山东德州左卫，遂世居于此。祖父裕，庠生；父道悦，康熙九年进士，曾知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两县，逝后入祀乡贤祠。

卢见曾生而颖异，年十五（康熙四十三年）补博士弟子员 [2]，康熙五十年举于乡 [3]，六十年中进士 [4]，出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先生之门。时汪公阅头场卷，即拟荐；而郑公阅二场表判，为之惊异，遂言于堂曰：“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5]两公重之如此。是科，清圣祖诏进士未入馆选者，咸一体命儒臣教习三年，见曾遂留馆竟学。雍正元年（1723）试于廷，见曾名列一等。当是时，世宗以新登宝座，颇有意于整饬吏治，而重亲民之任，是以有凡进士在高等者以知县即用之命，见曾得选为四川洪雅县令。见曾念及父亲年高，欲陈情归养，后听从其父劝戒之言，遂于雍正二年赴洪雅任，从此步入其一生中的仕宦生涯。

卢见曾就官洪雅不久，于雍正四年及五年连遭其父及生母王氏、嫡母程氏丧。服阕后，于雍正九年补官江南亳州蒙城知县，并协理州务。未三月，旋授六安州知州。雍正十二年六月，由六安调治亳州。未几，世宗亲擢见曾为庐州府知府，又奉檄摄凤阳府事。雍正十三年秋，迁知江宁府；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 [6]。乾隆二年（1737），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 [7]，但刚上任七月有余，因“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8]，及总督、盐政劾其与邵基“为党”[9]，遂罢官扬州 [10]。高宗薄其罪，因于乾隆五年命见曾往塞外军台效力。乾隆九年，卢见曾奉召由塞外还，起牧滦州。十年，迁永平府知府。十六年，迁为长芦盐运使 [11]。乾隆十八年，卢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任十年，以老得请还家。在《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诗中，卢见曾表露心迹道：

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薛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12]

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13]，大有颐养天年之乐。而乾隆三十年高宗南巡之时，所赐“德水耆英”[14]匾额，更令卢见曾为之感到欣慰和鼓舞 [15]。晚年的卢见曾，虽不免为知己的零落而伤怀 [16]，但其“摩挲明岁朝天杖，捡点连年见道心”[17]的情怀，却依然萦绕于心。岂意“烟月足家园”的好景不长，宦海风波再起。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以相沿充公之提引舞弊入告，于是历任盐政如高恒、普福等皆得罪，而卢见曾因曾长期任两淮盐运使，亦牵连入案。高宗对此十分震惊，因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立案办理。六月二十五日，高宗谕令将卢见曾“革去职衔，派委妥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赀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18]。然出乎高宗意外的是，经富尼汉奏，“查抄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经出示招人首告，始据监生李容等，首出寄顿各项”。高宗遂指示富尼汉，严加追究走漏风声之人，若卢见曾坚持不说，即加以刑讯，待审得实情后，再将卢见曾“锁押解赴扬州，并案问罪”[19]。后经审问卢见曾之子瑛及孙荫恩，荫恩乃供出预通信息之纪昀、王昶及黄骏昌，后又牵引出徐步云。七月二十四日，高宗就卢见曾“寄顿赀财”走漏风声一案作出裁决：

大学士刘统勋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赀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20]

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21]。然而，还未来得及秋后执刑，卢见曾却于九月二十八日故于苏州，其颇为坎坷的一生至此方得以解脱。

卢见曾一生为官，勤于吏治，锄强治剧，颇能识其大体，所至皆有殊绩。如其任六安、亳州、庐州及颍州时，于水患之祸，皆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22]见曾又颇能爱才好士，其“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23]。而其“汲引后进，孜孜如不及，其奖拔皆有名于时”[24]。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卢见曾于所到之处，每以兴学造士为先。如“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25]。他还自道其经营书院大略曰：

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有作者，不忍没也。[26]

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员日益夥。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27]

见曾之汲汲于此，亦可谓用心良苦。惠栋曾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28]汤先甲亦称：“抑吾师政事文章，啧啧人口。前在江南时，?历诸郡，转运淮扬，所至辄有声烈。暇则引诸后进讲论德艺，饮酒歌诗，意洒如也。一时从游者，踵相接，多所陶成。”[29]惠、汤二氏所论，洵可见卢见曾吏治注目之所在。

兴复古学的为学宗尚

卢见曾一生沉浮宦海30余年，于民生利弊多所更张，且取得了有效的成绩。然官事之余，甚且贬谪塞外军台之时，见曾于学问之途，亦颇能沉潜切究，有所心会。其中，对古学的研讨与张扬，乃其为学的倾心所在。

卢见曾之于学，初尝致力于声调之学，而导其入此途者，为田香城先生?。卢见曾尝称：“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30]又曰：“先生兄山姜而师渔洋。弱冠游京师，与一时名公巨卿，争骚坛，据吟席。其所为诗，甫脱稿，已吟遍长安。……余年稍稍长，略通文字，而先生许之，乡会两试，先生皆决其售于未揭晓之前。初学为诗，辨声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书选本若干卷，授予抄录；并以其所得于渔洋、山姜两先生者，口授而笔示焉。自辛卯以来，凡十余年，日侍先生之侧。先生固深爱予，予亦因以知先生。”[31]由王渔洋先生士?，而田山姜先生雯，而田香城先生?，一脉相承，师弟有序，卢见曾可谓得诗学之渊源矣。其后，卢见曾于会试时，又尝受知于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座师之门，大为二人所推扬，且郑氏发有“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32]之叹。再后，卢见曾又得黄叔琳先生之教益，于苏轼诗之施元之、查初白两注，以及王渔洋先生《感旧集》等，多所究心，亦颇为之感兴。[33]

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34]。又见曾官扬州时，与马曰?、曰璐兄弟时相往来，切磋论学，文酒留连，人生取向颇为相近。而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是得益于惠栋与沈大成诸人之襄助，于经史之学颇多推进，故见曾有“南方佳人惠定宇与沈学子，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病，句斗涩苦联彭亨”[35]之句。以上诸人，于见曾之学识，质疑问难，皆能有所增益。

以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研究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36]，而于通经之法，颇为赞赏万斯大“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37]之取向。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

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38]的唱和。此一通经之法，一方面体现了自乾隆初叶以来，特别是诏开“经学特科”的政治文化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经学研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

早在清初之时，万斯大即提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治经方法。于此，卢见曾深有同感，是以评价道：“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因此，卢见曾于万斯大之人之学，甚为推崇，并因嘉斯大之志，慷慨解囊，“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39]。

卢见曾既识通经之大体与门径，其于《周易》一经，颇能体现其为学精神。卢见曾之研治《周易》，始于谪戍塞外之时。在塞外几年中，卢见曾并没因遭遇坎坷而消沉，而是致力于《周易》的探讨。其于《出塞集》中，尝自道学《易》经过曰：

无碍研朱点《周易》，有时把酒读《离骚》。[40]

篝火研朱夜每深，敢将分寸负光阴。宽闲帝与消灾地，忧患天开学《易》心。鸿渐陆时终有用，鱼当贯义却难寻。杞中但有包瓜在，泥井何须问旧禽。[41]

多君立雪叩坟邱，半载蹉磨愿岂酬。赢得他年传故事，授经却在海西头。[42]

正是这一研《易》经历，为见曾此后刻《雅雨堂藏书》打下了基础。

卢见曾之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其尝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故郑康成《周易》之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43]。通过对历代研治《易》学成就的总结，卢见曾得出一个看法，认为：“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之所以有此认识，乃因为汉学“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44]。以此为基准，卢见曾于凡能发明《易》义者，无不为之搜讨推扬。如《周易乾凿度》一书，世人以其为纬书而薄之，但卢见曾认为：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纬书非学者所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45]}

又其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因其能存汉代费直、荀爽、虞翻之学，是以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而宋儒王应麟于《易》颇采郑康成之说，卢见曾即将之附于李鼎祚书后，“以存古义”[46]。凡此种种，皆是“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为学宗尚的体现。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卢见曾不仅在思想取向上对汉儒治经方法有所心契，其于汉儒之学，亦能予以极力表彰，其体现为自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所刻之《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乾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宋庞元英）十三种。其中，除高诱、封演、王定保、孙光宪、庞元英五种著作属史部、说部外，其他八种皆为解经之作，乃整个丛书的核心。

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实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人之襄助。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先世扶风人，明嘉靖中迁于吴。秉承其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之庭训，惠栋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及之”，而尤邃于《易》，实开有清一代研治汉学之先声，于一时学风影响甚深。其所作《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诸书，大为世人所推重。钱大昕有言：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47]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亦曰：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仍留。震方慨然于徒接先生画像，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可不谓幸欤？[48]

而卢文?推扬惠栋《九经古义》之务实学曰：

《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崖栋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今读征君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为性理之学者，或视此为糟粕。然虚则易歧，实则难假，承学之士要必于此问途，庶乎可终身不惑也。[49]

戴、钱、卢乃乾隆朝一代大儒，其推崇惠栋之学如此，足可见惠栋学术之成就与其治经取向对学人之影响。虽其后学术发展愈益精密，惠栋之学不无可商榷之处 [50]，然论乾嘉汉学之兴，惠栋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沈大成（1700－1771）[51]，字学子，号沃田，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邑诸生，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栋称其学，一物一事，必穷其源。”[52]大成擅长诗古文，故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而惠栋与之说经论文，??甚乐。惠栋尝论沈大成之学曰：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覆?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53]

所谓“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足可见惠、沈二人论学之相契。而汪大经叙次其师沈大成之学曰：

先生幼承家训，长师黄宫允广堂先生（指黄之隽??引者注），而交吴中惠征君松崖、天都戴孝廉东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兰泉。故其为学，原本《六经》，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与夫一名一物流传，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书万卷，手自校雠，镌本讹阙，字体从俗，必标识而补正之。绳头蚕子，件系条属，非目力心细者，不能辨其点画也。其校定《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献通考》、《昭明文选》、《说文》、《玉篇》、《广韵》、顾氏《音学五书》、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且曰：“学未有不自《六经》入者。”^{^[54]}

沈大成为学之规模，于此可见一斑。

正由于惠栋、沈大成二人深于经史之学，而二人又论学最相契，故卢见曾延之为其校书。李斗《扬州画舫录》尝曰：“公（指卢见曾??引者注）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惠栋，……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55]是知《雅雨堂藏书》之成，实赖惠、沈二人之力。当然，惠、沈二人之外，如戴震、王昶诸儒，在此期间亦曾客卢见曾所 [56]，与惠、沈定交，论学切磋，于校勘之事亦有所是正。更有卢文?者，见曾因其于《大戴礼》用功颇深，亦常书信往来，商订求正。[57]

《雅雨堂藏书》之刻，大抵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58]为注目对象，而以表彰汉学，特别是郑玄之学为帜志。其主导取向，即是卢见曾所揭示之“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59]。兹以《雅雨堂藏书》中所涉及《易》、《书》、《礼》之作，论之如下：

《易》自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经秦燔书，遂演为卜筮之事，然传者不绝。汉儒继兴，传者颇不乏人。田何开之于前，“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60]。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61]，可谓师承有自。其后，郑玄之学立之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然当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易》改宗王弼，郑玄之《易》遂因之而不显于世。然至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是以朱震、晁公武俱引其说。但至南宋，此四篇亦复佚。于是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而明胡震亨为刊其书，附李鼎祚《易传》之后。然王应麟之辑尚有遗漏，故惠栋为之重加增辑，并益以朱震、晁公武之说，?为三卷。卢见曾于此深有所契，故为之刊刻，以广其传。其曾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此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62]此即卢见曾刊刻《郑氏周易》之缘起。

卢见曾张扬郑《易》之外，于其他汉儒之说《易》义者，亦广为搜讨。在他看来，“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易》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有见于此，故他于较多保存荀、虞之学的李鼎祚所撰《周易集解》甚为推重。然“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故见曾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就此，卢见曾不无感慨地说：“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63]此可见卢见曾为学之宗尚及刊书取舍之标准。

与刊《郑氏周易》、《李氏易传》主导思想相应，卢见曾于《周易乾凿度》一书，亦相当重视。有人以为，纬书非学者所尚，因于《周易乾凿度》不以为意。卢见曾则认为：“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更为重要的是，《周易乾凿度》包蕴着《易》之大义。其言曰：“《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子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乾凿度》。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义也。”然此书虽于明代有刊本流传，但阙误之处在所多有。卢见曾因以所得明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补阙正误，刊而行之，“以备汉学”[64]。

《尚书》自秦焚书多不传，而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兴之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65]。传伏生之学者，有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而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又事同郡?卿，而?卿为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又事欧阳生曾孙高），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66]至汉宣帝之世，欧阳、大小夏侯之学乃立于学官，讫东汉末，相传不绝。但至晋永嘉之乱，三家并亡。据“《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其篇次与《艺文志》合，即今《大传》是也。此书元时尚存，前明未闻著录”。卢见曾感慨于“山东大师，伏生冠于汉初，康成殿于汉末，而《大传》一书，出自两大儒，此吾乡第一文献也”，因为之搜访辑讨，而于吴中藏书家得之。其书“虽已残阙，然《五行传》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史志之先河也”。鉴于“三家章句虽亡，而今文之学，存此犹见一斑”，见曾是以刊而行之，并别撰《补遗》一卷，且“附《康成集》于卷末”，意在使“后之求汉学者，知所考焉”[67]。按：见曾所云《康成集》，即《雅雨堂藏书》所刻《郑司农集》，计有《相风赋》、《伏后议》、《春夏封诸侯议》、《戒子益恩书恩本传作思》、《易赞》、《诗谱叙》、《尚书大传叙》、《□□??义》八篇。即此寥寥数篇，亦可见卢见曾于郑学之倾心。而《尚书大传》刻成之后，卢见曾又得本家卢文?所撰《考异》一卷、《续补遗》一卷，因“爱其考据精确，实有功于是书，爰并刻之，以广其传”[68]。

《周易》、《尚书》之外，卢见曾又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69]。而卢文?尝“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见曾遂感慨道：“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70]“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71]。凡有疑义，常与卢文?书信往复，商订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

按《大戴礼记》，为戴德所撰，见存三十九篇，然为其作注者，向来颇多异说。卢见曾辨之曰：

《大戴礼》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尝以为郑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间有引郑说及郭象、孙炎之言。惟王深宁断以为北周卢景宣所注。景宣名辩，本传云，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之曰：“昔侍中著《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传，惟二十四篇有注，其余十五篇无注。朱子亦谓，其不可晓。则在宋时，本已然矣。此书篇第，或阙或重，颇不为后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谧著论，梁刘昭注《续汉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别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壶》、《公冠》等篇，皆错乱难读，学者病之。……独惜侍中小戴注不传，但散见于诸经注疏中。昔朱子嘉东汉诸儒说礼甚有功，而以侍中为称首。安得更为之搜辑，次比之以传乎？[72]

至此，卢辩之注《大戴礼记》，始彰显于世。

先是，戴震尝注目于《大戴礼记》，而寻得五种旧本，为之参互校正。乾隆二十二年春，卢文?以其所校本示戴震，戴震“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73]。而卢文?自示其校本于戴震后，又尝六七雠校，始自信无大谬误。《大戴礼记》刻成之后，戴震于乾隆二十五年冬致书卢文?，就校勘《大戴礼记》事，提出一己之见。其言曰：“《大戴礼记》刻后印校，俗字太多，恐伤坏版，姑正其甚者，不能尽还雅也。所有误字，?未?出，……谨陈鄙见，惟有道正之。”[74]卢文?再加校阅，又得数事，附之于后。[75]乾隆二十六年夏，戴震又曾致书卢文?，论《大戴礼记》校勘未尽之事。有言曰：“其《大戴礼记》一书，今正复检一过，又得若干事，后因穷处多繁杂，未及订定。兹略举大致，以乞教正。……谨录如上。一二致确处，私心颇怡乐也。伏待垂择，不无有可附于阁下前所订数十条末者。”[76]可惜的是，戴震的此一建议，未能补入《雅雨堂藏书》刻本中。[77]以戴震、卢文?博学之大儒，其于《大戴礼记》拳拳注目如此，而卢见曾则推扬刊刻，是可见一时复兴古学之风气矣。

卢见曾不仅注目汉学之经书，其于汉儒之发明史事者，亦颇为之张扬。《雅雨堂藏书》所刻高诱注《战国策》[78]，即其一端。高诱，汉末涿郡人，“少受学于同县卢侍中子?，尝定《孟子章句》，作《孝经》、《吕氏春秋》、《淮南》诸解训诂，悉用师法。尤精音读，其解《吕氏春秋》、《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书者，尽删其说，为可惜也”。而高诱之注《战国策》，世罕见其书。明天启中，有虞山某氏于梁溪安氏处购得南宋剡川姚伯声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称完善”。然世所传鲍彪本，一改首东周、次西周之次，而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卢见曾于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从吴中借得高注本，以之与鲍彪本相校，以为高注古雅，远胜鲍氏，能存旧观，因为梓而广之。见曾之服膺于高氏之注，在于“两汉传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郑氏，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盖其学有师承，非赵台卿、王叔师之比也。……好古之士，审择于高、鲍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79]。即此，亦可见卢见曾于古学之取向矣。

表彰汉儒研经之功外，卢见曾于唐宋之致力古学、保存旧观者，复加甄采。其于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即因其保存荀爽、虞翻之说独多，而为之刊刻流传。他如唐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卢见曾亦因其“所引典籍，及诸家训诂，多上世逸书，言辨而确，可资后学见闻”，而其书自元明以后，未有刻本，故为之刊板行世。颜师古是书之作，乃鉴于“世俗之言多谬误，质诸经史，匡而正之”。但窥之当时风气，诗赋实为众人所趋之的。较之自身所处时代，卢见曾不无感慨地道：“盖唐人尚诗赋，而师古、冲远（孔颖达??引者注）独毕力于经史。近代采唐人之诗者，无虑数千家，二君者顾不预焉，用知古人学有专门，不尚兼长。今人经史诗赋，事事求工，而身后遗书，不免蔑如之叹。读是书，可以知所务矣！”[80]由此可见，卢见曾之刻《匡谬正俗》，乃系针对当世为学之弊而发。其他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王定保《摭言》、孙光宪《北梦琐言》，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卢见曾或重其“考据该洽，论辨详明”[81]，或重其“存旧事”[82]，或重其“皆唐氏贤哲言行，暨五代十国之事”[83]，或重其“记一时闻见及朝章典故”[84]，是以校刊梓行，以资观览。

刘锦藻尝言：“见曾深于两汉之学，推尊郑氏，如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凡有涉于郑氏说者，采辑殆尽。以为欲求得圣人之遗意者，莫北海经师若也。其他校正宋本，刊落谬误，足与文?并美云。”[85]此一评论，洵可谓得卢见曾为学之旨。而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正是此一为学宗尚的体现。

扶持惠栋诸儒

卢见曾除宗尚古学外，还对当世贤哲之致力经学、研讨汉学者，大力推扬、扶持，于一时学术转向，不无倡导之功。卢文?尝论见曾曰：“公最笃师友之谊，珍其遗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斋应铨、桐城马相如朴臣、怀宁李啸村?、全椒郭韵清肇?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补刻朱竹?《经义考》成完书，又刻《尚书大传》、《大戴礼》等书十四种，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渔洋《感旧集》，亦皆梓行。”[86]见曾曾孙卢枢亦曰：“先曾祖雅雨公，最笃师友之谊，以故名人著作，卓有可传，皆序梓而表章之，所刻已不下数十种。”[87]其中，卢见曾对惠栋、朱彝尊、万斯大诸儒之作的表彰，更能体现其对一时学术演进的体悟与主张。

尤可注意的是，卢见曾之礼聘惠栋，其意义并非仅止于延其为己校书，在彼此的论学质疑中，卢见曾于思想取向上实已深受惠栋之影响。其在刻《经义考》序中所揭示的通经方法，即承于惠栋之说。[88]而《雅雨堂藏书》中对《易》学诸书的取舍，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卢见曾对惠栋思想的认同。

在入卢见曾馆之前，惠栋已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易汉学》诸书，而《周易述》亦于乾隆十四年开始撰作。王昶论惠栋《易汉学》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一卦气，一纳甲，一世应，一爻辰，一升降，而汉儒以象数说《易》者始备。……夫汉儒诸家之说，今略见于李鼎祚《易传》，颇恨其各摘数条，参差杂出，不获见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89]钱大昕论惠栋《周易述》之成就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90]。还称：“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91]钱、王二人所论，可谓深得惠栋《易》学之旨。

可惜的是，惠栋于《周易述》垂成之际，却因疾而溘然长逝，遗憾于人间。卢见曾既服膺惠栋之学，且深相交契，因于惠栋下世当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下旬，为序而梓之。其言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张氏及项平甫诸家，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

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先生周惕，砚?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92]

即此可见，卢见曾对惠栋的推扬，洵可称深得其肯綮矣。钱大昕有言：“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指惠栋??引者注）绪论。”[93]而推其缘起，卢见曾之扶持惠栋，于汉学之兴功不可没。

刻《周易述》外，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二年还曾刻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按王士?以博雅之资，“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其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梵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故注其诗为难。惠栋因其祖周惕先生为王氏所取士，而父士奇先生又亲炙王氏之门，乃得闻其绪论，故为之博稽详考，经历岁月，始著为是书。此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世人始得资以纵览。而惠栋“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络，无不昭揭如日星”，是故黄叔琳誉之为“渔洋毛、郑” [94]。此外，惠栋还撰有《补遗》一编。如此种种，皆有裨于王士?生平学行之考实。而卢见曾所刻《渔洋山人感旧集》[95]，其意盖与此相发明。

乾隆十九年（1754）夏，卢见曾又补刻朱彝尊所撰《经义考》一书，至次年竣工。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人。举康熙己未（1679）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彝尊为学，博闻淹贯，于经学源流尤所留心。彝尊“尝以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之例而推广之，著《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自御注、敕撰以迄自序，为类凡三十种”[96]。是书通考“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97]。

《经义考》成书后，先曾刊一百六十七卷，而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种以及《补遗》，因属草未具，而不幸遘疾，故未能付梓。朱稻孙承其祖彝尊之志，护持遗稿，且于奔走四方之际，谋求寿之梨枣，以成完帙。雍正十二年，稻孙于扬州得识马?谷曰?，而马君好古博雅，笃于友谊，嘉稻孙之能不坠家学，遂欣然约同志，欲成全稻孙之志。然遗憾的是，因为事所格，未果。其后，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稻孙谒之邗上，见曾询及《经义考》，稻孙因为述其颠末。见曾为叹息者久之，遂慷慨首捐清俸为同志倡，且以其事嘱托于马曰?。马曰?“由是与令弟半查尽发二酉之藏，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而稻孙仍率次子昌凉、长孙休承暨从孙?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年而剞劂乃竣，计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书”。故而朱稻孙感慨地说：“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宁特稻孙等戴君子之德于无穷也哉！”[98]

卢见曾既倡刻《经义考》，又为序以表彰朱彝尊是书之意义。其言曰：

《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顾所见古书绝少，无征不信，往往恨焉。今观《经义考》所载，虽其阙佚者过半，犹必为之稽其爵里，条其同异。其存者在学士大夫之家，如得购而读之，讵不为厚幸欤？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以仰副圣天子尊经劝学之至意。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夫。

而惠栋对卢见曾所揭示“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以及“末幅言通经之法”，甚为推崇，以为有功学林不浅。[99]其后，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高宗祭告阙里时，又进呈《经义考》二部，且褒崇《经义考》称：“博征传世之书，志其存佚；提衡众家之论，判厥醇疵。幸际昌期，首冠以圣明之钜制；备陈列代，不遗夫师友之绪言。挈领提纲，开卷?如指掌；升堂入奥，披函灿若列眉。实裨益于稽古之儒，宜刊布于右文之世。”[100]而高宗因以有“书留览”[101]之旨。即此可见，卢见曾不惟能深得朱彝尊撰书之旨，且能明通经稽古之途径。

与刻朱彝尊《经义考》取向相类，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又资助刊刻万斯大遗著《经学五书》（指《学礼质疑》、《礼记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先是，是书由斯大之子万经次第刊行，但于乾隆五年不幸毁于火。其后，复从友人处觅得一本，万经子福因谋诸同志，重梓以广其传，以免“先人著述如一发之引千钧，倘遂因此灭绝，则某之罪兹大”之憾，并谒卢见曾于扬州，请为序之。卢见曾嘉万福之志，遂为助其刻资之半，而序之曰：“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会穿凿之病。其立说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102]见曾此序，可谓深得万斯大解经之要旨。

沈起元（1685－1763），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与卢见曾为同年友，尝著《周易孔义集说》一书，于乾隆十九年质之见曾，见曾因其说与己相契，故撰序予以表彰。按沈起元之著《周易孔义集说》，多采宋项安世《周易玩辞》之说，“复广辑诸儒粹言，以明孔子之《易》，由孔子以溯羲文周之《易》”。在他看来，“伏羲初有卦画文字，文周系之以吉凶悔吝，而其故不显。自孔子定之以中正，以一卦分二体，而以二五为中之象，以六爻分阴阳之位，而以所乘之阴阳当位为正之象。微中正则吉凶悔吝不可得而明，微吉凶悔吝，则伏羲之卦画亦徒设。知此，而羲文周之《易》，尽于孔子之传辞无疑矣”。就此，卢见曾亦指出：“以彖传释彖，而乃得彖；以象传释象，而乃得象。推之卦爻，无不皆然。恍然曰：道尽于孔子之《十翼》，但先儒之义不能尽合于孔子耳。”由此，卢见曾乃引沈起元为同调，以己欲成《尊孔》未就而沈氏成《周易孔义集说》，故有“沈子之志，即项氏之志，即余从绝塞中焦思劳心，扪?而得之者，三人代隔五六百年，地殊万余里，而所见不谋而合。此可见人心之同，然而《易》道之不必远求也”之慨。又卢见曾于汉京、焦二氏之说阴阳灾异，以为与孔圣之《易》绝远；而于宋邵雍之为先后天方圆图，引干宝之说，以为邵氏说于《易》义无预。而在卢见曾看来，“惟就每卦中逐爻逐位，观其进退往来之变，占其吉凶悔吝之辞，以识夫吾生趋避修省之道，斯则孔子教人学《易》之旨”。于此，惠栋评卢见曾解《易》曰：

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103]

惠栋此评，可谓一语中的。而卢见曾之加意褒扬沈起元，其意亦在于此。

卢见曾表彰惠栋、朱彝尊、万斯大、沈起元之阐述经学外，于黄宗羲之《金石要略》，亦表而出之。按碑碣之有例，断自唐韩愈，而元潘苍崖尝创为《金石例》十卷，于“制器之楷式，为文之矩?，靡不毕具”，明王止仲更撰《墓铭举例》四卷，“兼韩子以下十五家，条分缕晰，例之正变，推而愈扩”。而黄宗羲“以潘书未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补苍崖之阙”。此三书出，而金石之例赅矣。然世人所为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其弊乃缘于未曾体悟此三书。有鉴于此，卢见曾乃将此三书汇而刻之，以使世人“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104]。见曾之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而乾嘉时期金石学之兴，卢见曾此举，实为发先声者之一。

结语

卢见曾一生，不仅能勤于吏治，而且于兴学育才、表彰学术诸途，亦卓然有所倡导。基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讲益，卢见曾在对古学的研讨与总结中，认识到为学研经之途径，即“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而欲通经，则应“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105]。见曾此论，虽承自朱彝尊、万斯大、惠栋诸儒之说，然通达之识，亦能进而有所推阐发明。其所谓“信”，并非一味唯古是从，唯汉是好，而是上探下索，求其确当而后信。王引之尝论惠栋为学“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106]，虽言有过激之处，却也道出了惠栋为学的某些局限。两相比较，卢见曾所揭示的通经方法与途径，则可避免食古不化、株守一家之说之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见曾此一通经为学之法，于古学之复兴，颇具学术转型意义。

卢见曾不惟能发以上之论，还曾付之学术实践。其所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即是对上述通经途径的阐发。《雅雨堂藏书》凡涉《易》、《书》、《礼》及唐宋说部书十余种，大要以阐扬汉唐诸儒说经之义，特别是汉代通儒郑玄之学为主旨。其中，《郑氏周易》、《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及《大戴礼记》卢辩注，即能体现卢见曾的此一思想取向。卢见曾尝谓：“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107]其之所以以汉学为依归，固然因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结论的得出，乃基于对历代《易》说的详细梳理与考辨，而确信汉学长于其他诸家之说，并非唯汉是从、是信。

当然，卢见曾之刻《雅雨堂藏书》，一方面基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为学好尚，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儒的襄助。尤其是惠栋，对卢见曾为学宗尚的形成及刊《雅雨堂藏书》的取舍，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思路，即是对惠栋“汉经世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世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学术主张的庚扬；《雅雨堂藏书》对汉儒《易》学的表彰，更可看出惠栋在其间的作用。而对惠栋来说，其得以参与纂辑《雅雨堂藏书》，实乃将其为学主张付之实践的一大契机。此外，戴震于乾隆二十二年客卢见曾官署时，参与《大戴礼记》校刊事外，更得以有机会结识惠栋，而成为忘年交。此次会晤，对戴震的为学影响颇大，其后戴震所倡导的“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108]为学主张，即发端于此时。因此，《雅雨堂藏书》的问世，不惟体现出卢见曾一己为学的宗尚，亦可视之为汉学崛起的一种表征。

卢见曾刊刻《雅雨堂藏书》表彰汉学之外，其于当世致力经学、深研汉学诸儒，亦能刊刻其遗书，推扬其学行。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大《经学五书》，即赖卢见曾为之慷慨资助，付之剞劂。尤为有意义的是，卢见曾不仅能于惠栋生前引为知己，作同调之鸣，更于惠栋去世之当年，刊刻其遗著《周易述》，且撰序以彰显此书之学术价值。作为乾嘉学派的开派宗师，惠栋对汉学的表彰，及所揭示的通经信古的为学方法，其对乾嘉学术宗尚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为继起者所共识。而推其源始，卢见曾对惠栋学术的表彰，功不可没。

综上所言，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为学取向，其刻《雅雨堂藏书》对汉儒特别是郑玄之学的表彰，以及对前哲时贤如黄宗羲、万斯大、朱彝尊、惠栋、沈起元的扶持与褒扬，于乾隆初叶古学之复兴，实为一有力的倡导。卢见曾虽不免为官场所累，但其对汉学的阐扬与扶持，于学术风尚的转移，实能发一时之先声。知世论人，知人论世，卢见曾于乾隆初叶兴复古学的努力，实有可称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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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蒋维御同年书来报北?老人纳宠口占四绝戏赠》第四首小注曰：“予与北?、维御?同庚午生。”按：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雅雨堂诗集》卷上《庚午年菊花更盛于前赋诗赏之》第三首小注曰：“予年六十一岁。”按：庚午乃乾隆十五年（1750），上推即与上首诗所说生年相吻合。《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23册。

[2]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四《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曰：“方见曾自偃师归应童子试，时年十五。……是年遂入州庠。”《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23册。

[3]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徐大中丞谳语序》，卷四《祭抚军邵公文》、《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先室萧宜人行述》，以及《雅雨堂诗集》卷下《宫怡云方伯家高密康熙辛卯与余同举于乡榜下一别屈指四十有八年矣近就公子养于嘉兴司马官署访余来扬假馆一年始去赋长句送别》。

[4]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容安斋诗集序》，卷四《先室萧宜人行述》。

[5]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容安斋诗集序》。

[6]卢见曾任颍州府的时间，据《雅雨堂文集》卷四《祭抚军邵公文》曰：“公膺特简，巡抚江南，而曾移守颍州。”按：抚军邵公为邵基，据《清代职官年表?巡抚年表》，邵氏任江苏巡抚时间为乾隆元年十月二日至二年九月十日，则卢见曾之任颍州府，似应为乾隆元年。

[7]卢见曾之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时间，有乾隆元年、二年两说。《（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八《秩官志四》《两淮都转盐运使》：“李根云，云南赵州人，进士，乾隆元年任。卢见曾，德州人，进士。二年任，十八年再任”（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等纂，嘉庆十五年刊本），则持乾隆二年（1737）说。兹取后说。

[8]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四《上宰相书》。

[9]卢文?：《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十七。

[10]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曰：“乾隆丁巳，罢官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