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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荷 Wilt I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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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特丹博伊曼斯美术馆1990年9月16日—11月25日推出的“紫禁城:清帝宫廷文化展”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展品之一是18世纪宫廷画家张廷彦及其同僚创作的长卷轴《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这套画描绘了1751年(乾隆十六年)从颐和园(时称清漪园)至紫禁城大约15公里的道路两旁庆贺乾隆帝之母、孝圣宪皇太后六十诞辰的寿仪。参展的是全套最后一卷,描绘了城墙外的景象,京城的街道,颐和园内的地面,直接将我们带入皇太后的寝宫。

恢弘华丽的陈设极大地震撼了时人。史家及诗人赵翼,多年后依然对这一场景记忆犹新,他讲述了当时的盛况:

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檐曝杂记》

所述寿仪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繁多的舞台,以及应有尽有的各色地方戏。由于这种场合有着特殊的仪典要求,可上演的曲目相当受限:西王母屡屡赏赐蟠桃,八仙一再献礼,还有《西游记》所呈现的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有趣的是张廷彦等人所刻画的诸多后台景观,我们看到乐师和戏箱,有演员正在准备上场,有演员演完戏正在卸妆。有一处,我们看到傀儡戏的木偶们悬成一列,行将开演。

赵翼、张廷彦等臣僚所描绘的皇太后六十寿辰庆典,既呈现了乾隆帝热衷于大张旗鼓对母后行孝道,也同样证明了他对戏剧的极度热衷。临近母后的六十寿辰,乾隆帝陪她远下江南,以南方风物博她笑颜,规制极尽奢华,一个重要的玩乐项目即是看戏。当皇帝第二次南巡再次陪同太后时,曾下旨力劝臣民不要倾囊铺张,但忠心的臣民们知道,该如何取悦他们的天子和主子,于是竭尽全力安排奢侈无度的戏曲演出。尤其是扬州的盐商巨贾,多以戏班迎銮接驾之次数、置办戏剧之华美来自我标榜。

乾隆朝最铺张的庆典,大概是1790年夏季乾隆帝的八十寿诞。从圆明园到市中心的路上,道路两旁排列有亭子、假山以及许多戏台。与康熙帝六十寿辰庆典一样,其间的繁奢富丽也被载于卷轴画上。这些画为一套125幅的木版画集奠定了基础,它们被收入官方的大事实录《八旬万寿庆典》。这些实录呈现了亭阁、戏台鳞次栉比的修设状况。前来拜寿的朝鲜使臣柳得恭在《滦阳录》中详述了当时的陈设,说明庆典实际是由和珅带头置办的,各省巡抚、总督上贡了数万两白银,而扬州盐商的资助达两百万两。皇帝进城时,沿途有伶人在表演:

左右彩楼中,千百妖童涂粉墨,曳罗縠。骑假马假鹤,一齐唱曲而望之……

这些大规模的庆典,吸引了全中国的戏班,1790年的万寿节促使四大徽班进京,在中国戏剧史上至关重要。四大徽班将二黄唱腔介绍到京城,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剧种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京剧。

为了看戏,宫里常年设有若干室内的戏台,18世纪的标准剧目在这里上演。不过,乾隆朝的宫殿必要时仍会设置三层戏楼。这种三层戏楼用作壮观盛典上的表演,动用数百位演员,他们须演出自己的特色剧目。在画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中,可以看到慈寿宫(皇太后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就有三层戏台。

这种巨大的三层戏楼是皇家的特权。乾隆帝敕令在紫禁城东北角修建宁寿宫,作为归政后优游颐养之所,其中就设计了一座三层戏台。这幢戏楼叫畅音阁,经过多次翻修,今日仍存(现在与阅是楼一起,成为故宫博物院内的一座小型戏剧博物馆)。慈寿宫里修筑的三层戏楼后来被拆,在圆明园重建。当圆明园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劫掠中烧为平地时,此戏楼也被毁。乾隆时代,热河避暑山庄亦设有一座三层戏楼,名为清音阁。这座戏楼19世纪中叶仍存,但20世纪初期已消逝——它毁于何时尚不详。最出名的三层戏楼大概是现今颐和园中的一座。不过,这一戏楼仅肇始于19世纪晚期,彼时慈禧太后为了抵消圆明园之殇,下令翻修并扩建颐和园。

三层戏楼中的三层台,从上到下,唤作福台、禄台、寿台。在颐和园的这座三层戏楼里,底端的寿台高为1.43米,宽17.18米,长14.84米。上面两层戏台面积依次缩减。实际上,顶层戏台的演出区域仅限于前端,否则演员没法被御座上的皇帝瞧见。此外,底层戏台的背后有一座夹楼,叫做仙楼。演员们可以通过戏台后的楼梯在楼层之间上下。也可以通过天井用轱辘和“云兜”降落到较低的楼层。在底层戏台的地板下有五个“地井”,特殊的布景道具可以从这儿升上去。底层戏台后的空间还隐藏了一个高压水机,用以制造特效。戏楼坐落于一个敞开的庭院里,周围是看戏廊。颐乐殿就在戏台的正对面。

太监曹心泉曾经叙述三层戏楼对技术设施的运用:

宫中戏台,最大者三处;以热河行宫戏台为尤大,其次为宁寿宫,其次为颐和园之颐乐殿。内监称此三戏台为“大爷、二爷、三爷”。此三戏台建筑,皆分三层,下有五口井,极为壮丽。有数本戏,非在此三戏台,不能演奏者:(一)《宝塔庄严》。内有一幕,从井中以铁轮绞起宝塔五座。(二)《地涌金莲》。内有一幕,从井中绞上大金莲花五朵,至台上放开花瓣,内坐大佛五尊。(三)《罗汉渡海》。有“大切末”制成之鳌鱼,内可藏数十人。以机筒从井中吸水,从鳌鱼口中喷出。至今此“巨鳌切末”,仍陈列于宁寿宫戏台上。……

由曹心泉的回忆录可知,三层戏楼专门上演一些特殊的剧目以充分利用其效果。这些剧目(曹之所见,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乾隆朝初期数十年间开始奉旨编排,此事可见于昭梿《啸亭杂录》中“大戏节戏”一章,他提及的《目连救母》等许多戏文保存至今。

戏中,目连必须闯过天界和地狱,找回他母亲的亡魂。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意味着满族征服了全中国,“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由此可见,不能独独怪乾隆帝追求浮华场面。这出戏不仅适于在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上演,还能用于各种驱邪的场合,比如除夕夜。以昭梿的说法,皇家目连戏的规模堪称其他大戏的典范,首先是那些神话题材,诸如《西游记》改编的《升平宝筏》,其次还有历史题材的戏。

有关三层戏台上演戏的论述较为少见。偶尔有一些,往往涉及热河避暑山庄。赵翼晚年回忆他曾亲见:

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魁,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

有幅画描绘了乾隆帝1789年在热河行宫观赏盛大演出,画里的演员们占满了整座三层戏楼。这幅画还清晰地表明,这些戏一般不请官员们看,观众惟有皇室。清朝最后几十年的文献资料显示,这个规矩依然通行,被慈禧太后召见的高官,须等她看完戏才得见。这也间接地解释了相关汉语材料的匮乏。

不过,中国外交有个悠久传统,即向外国使节展现戏剧盛典,使之震撼于中国文化之卓越和中华皇帝之德行。有些外国来访者留下了所见所闻。不幸的是,清代访华时间受限,他们多可以感受到除夕夜的盛况,而在那个季节,为其挑选的玩乐项目往往是冰嬉。只有夏天来访,才有机会获邀观赏三层戏台上的演出。但这些外国客人有的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显然不允许他们随身带翻译),中国主人也不提供任何解释,对这种罕有场合的描述便往往不那么深具启发意义。1790年朝鲜使团在热河行宫所受的款待,载于来使柳得恭的游记中:

清音阁者,扮戏所也,在正殿之前,上下层俱贮伶人戏子。戏子涂粉墨,幞头,袍带,悬假须,俨然汉官威仪。逐队绕栏而行,或举画幡,或捧彩幢,箫鼓嘲轰,歌唱酸嘶,悠泛空外。

莫知其所谓也。回回王子有持戏目小帖者,取见之,都是献寿祝禧之辞。……

柳得恭同僚徐浩修的《燕行记》更详细地记叙了1790年的使华之行。他详细描写了七月十六在热河看的戏,列出了那天的16场盛大演出。使臣们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每天都看了不同的16场戏。徐忠实地记下了每天的剧目。

此前,朝鲜学者朴趾源,参加了1780年乾隆帝七十寿诞的特使团,并在他的旅行日记中,骄傲地称自己是第一位游访热河行宫的朝鲜人。他描述了那些演出,表示自己着迷于那些宏阔富丽的舞台布景。在他的戏单上,我们看到了《罗汉渡海》和《莲池献瑞》之类的剧目。

以下这段令人愉悦的热河赏戏经历,见于马戛尔尼爵士1793年出使中国的日记:

九月十八日,星期三。我们今日晨间入宫,应皇帝的邀请,去看中国喜剧和他寿诞上的其他各种娱乐。喜剧早上八点开始,持续至正午。他坐在正对戏场的御座上,戏场较地面略低。戏场两侧的厢座没有座位和隔间。女席在厢座的较高位置,用纱帘障于前,她们因而可以享受看戏的乐趣,而不会被人所观。我们进来片刻,皇帝便召唤我和乔治·司当东爵士奉他身旁,并以纡尊降贵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在戏场看到他这种年纪的人,不应感到惊讶,因为他几乎不来此处,除非像眼下这种特殊的场合;因为,考虑到他的广阔疆土和众多臣民,他必须拨冗参加这样的娱乐。

马戛尔尼爵士继而描述眼前的奇观:

观赏的戏包罗多种,有悲剧有喜剧;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其中所演题材,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玩闹的,有诵有唱,有念白,没有任何音乐的伴奏,充满情爱、战争、谋杀,以及种种戏剧桥段。

最后一折为大神怪戏。从它所受到的认可来看,我想可以说,构想出人意料,设计精美。在我看来,以我所能理解的,它演的是大地与海洋的结婚。前者展示了她的丰饶宝藏,有龙有象,有虎有鸵鸟;有橡树,有松树,以及各类树木。海洋亦不落后,在戏台倾泻其领域之富有,除船只、岩石、介蛤、海绵、珊瑚外,还有鲸鱼、海豚,有海狗有利维坦(海怪),以及其他海中巨兽,都由优伶所扮,惟妙惟肖,极尽赞美。

海洋和大地的这两队人马,分别绕场数匝,然后混为一同,至戏场前方,盘旋有时,后分为左右二部,留空间给鲸鱼,它似为统领,摇摆前进,立于皇帝御座之正对面,向坑内喷水数吨,水顷刻从地板漏孔中流走。这喷射赢得鼓掌叫好,邻座二三位大老欲让我领略其妙,反复高声叫喊:嚯哈,好呀!

马戛尔尼爵士认为他看到了戏台上有鸵鸟,其实很可能是仙鹤,他所谓喷水“鲸鱼”很可能是喷水鳌鱼,如果以此类推,则这“大神怪戏”大概就是《罗汉渡海》。

圆明园三层戏楼演出的记录,比热河的更为稀缺。在“圆明园扮戏”这一条目中,前述的柳得恭简短地写道:

皇帝七月三十日到圆明园,自八月初一日至十一日所扮之戏,《西游记》一部也,戏目谓之《升平宝筏》。

接下来,他转而评论和珅如何权倾朝野。1790年皇帝八十寿诞上演出的《升平宝筏》,也获得了中国诗人洪亮吉的称赞,他的三十六首《万寿乐歌》第三十三这样写道:

三层楼,百盘砌,上干青云下无际。

上有立部伎、坐部伎,其下回皇陈百戏。

蟠天际地不足名,特赐大乐名升平。

考声动复关民事,不特寿人兼济世。

万方一日登春台,快看宝筏从天来。

关于1790年八月上旬的赏戏活动,徐浩修的《燕行记》留下了更详细的记录。从中清晰可见朝鲜使节和其他客人一起,在圆明园被款待以一系列宴饮及欢庆活动,从八月初一到十一,但《升平宝筏》只演满了前6天。至于是演完全剧,还是仅演剧中大场面的那几幕,则不得而知。十二日,朝鲜使节游访了京城;万寿节庆典之后,他们在十五日返回了圆明园。归国前,朝鲜使节于十九日又在圆明园被款待以16场承应戏。

徐浩修记载,皇帝寿诞当日(八月十三),精美的寿仪之后,使节们应邀赴宁寿宫看戏:

畅音阁……规制一如圆明园戏阁,而稍窄小。……辰时始戏,午时止戏,(演出剧目)……凡十二章。

这很可能是目前仅存的有关乾隆朝紫禁城内三层戏楼演戏的记载。1795年1月19日,荷兰使节范罢览(Van Braam Houckgeest)与蒙古、朝鲜使节应邀进宫看戏,他在荷兰语的日记中称当时的戏台为“Klijn tooneel”(小舞台),可知他所见的是一座室内戏台。

皇宫里有许多常年演的戏,以及三层戏楼上演的大型承应戏,显然需要众多的演员。在乾隆朝,宫廷优伶的数量快速增长。其总人数估计有1500至3000人。管理宫廷优伶的机构叫南府。起初,南府只是组织那些受训后会演戏的太监。但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之后,职业的男优女优一再奉旨进京,以便让他们入宫演戏。这些男优女优聚居在景山的“苏州街”,对着紫禁城的北面。演员的种类被南府登记在册,划为六个“学”,只给宫里演戏。

19世纪初期,帝国财政衰颓,乾隆帝的继任者们似乎不是他那样的狂热戏迷,宫内优伶的数量迅速减少。嘉庆帝于1813年下令停演那些得数天才能演完的戏。道光朝,南府改组为升平署。同时,优伶的数量缩减至300人,再次全部由太监充当,职业优伶均被撤回。升平署有大量档案保存至今,包括1822至1845年间五花八门的戏服、舞台道具,以及脸谱的范本。

只有到了光绪朝(1875-1908),清代宫廷戏剧才宣告二次繁荣。职业优伶再次在宫墙内演出,但这次他们不再是来自江南的昆曲和弋腔演员,而是京城里的京剧演员,在特殊场合应邀出演。京剧因得到皇家的青睐而身价倍增。进过宫的京剧演员回到商业戏台上,宫廷与城市之间互动活跃,在戏剧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朝,那时宫廷戏的演出与社会隔绝,皇家戏迷在独自陶醉中促成戏剧的发展,那是彼时世界所见最精美的戏剧。

作者简介

Wilt Idema,1944年生,荷兰人,中文名伊维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涉及中国戏曲、小说、说唱文学、民间传说等领域。著有《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等。1992年因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授予荷兰翻译大奖——马帝努斯奈霍夫奖(Martinus Nijhoff Prijs)。本文刊登于鲁兹·别格、额尔令·冯·门德和马尔缇娜·希尔伯特主编《面向中国与通古斯,马丁·格林纪念册,中国学论著11》,德国威斯巴登:Otto Harrosowitz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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