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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的得与失
李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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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确立于隋唐,历经宋元尤其是明清的不断演变,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一种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

 

  科举考试以儒学为正宗,保证了维护皇权的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它容许所有的士人参加考试,建构了一种相对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经过严格考试后的官吏,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保证了官吏的基本文化素质;大量的民间士人进入官场,既解决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又保证了官吏的新陈代谢,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还推动了与之联系最密切的教育发展。

 

  但是,科举制毕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官办和民间教育不断提升,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近代,科举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近代人才的培育难以解决。

 

  突出表现是,明清以来推行的八股考试方法,将考试的内容局限在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内,空谈“义理”,脱离实际。八股取士用八股文将士子们的思想困在封建纲常礼教中,又以功名利禄将他们牢牢吸引。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连的书院、私塾,更无法和欧美崛起的现代教育相提并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存在,使近代教育难以发展,科技人才难以选拔。科举制所要求的陈腐僵化的教育内容,造就了士子们死守“成法”的禁锢性思维,对任何社会变革都加以反对。视野狭窄、目光短浅的读书人,与近代化的各种新型科学技术人才要求相去甚远,与富国强兵和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严重脱节,不能解决近代化建设中的人才需求。所以,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抨击科举制“病国害民”,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还建议清政府在东南沿海招收一些能工巧匠,授以西方军事、工程等先进技能和科技知识,考试合格者,给举人、进士出身。

 

  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如何培养近代新型人才的问题更为迫切,批评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日高。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从办理外交、创办工厂企业、修铁路、搞通讯和练海军等洋务事业急需新式人才的角度出发,也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特别是修改考试内容。李鸿章上奏清廷,提议:1.清除科举考试“所用非所学”的弊病,把洋务和科技列入考试范围,“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2.设立洋务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学有所成,经考试合格者,“与正途出身无异”(参见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考试内容就是强有力的“指挥棒”,事关读什么书,走什么路。一些官员担心考试科目一变,儒家义理必然弱化,封建体制将受严重冲击,坚决反对考试内容变革。清廷本无意变科举,对李鸿章之议置之不理,不了了之。

 

  无奈之下,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东南沿海办起了20多所洋务学堂,涉及外语、科技、工程、通讯、航运、军事等许多方面,还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更名北洋大学),同时向美国、欧洲选派了包括詹天佑、严复在内的200多名留学生,以解决洋务人才的燃眉之急。这无形中又拓展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是对传统科举制度的严重挑战。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的严重问题。康有为指斥科举制是一种过时的、无用的、愚民的自欺之策,所考中的翰苑清才“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其恶果是使举国“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提出在当前“万国交通”、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必须“立废八股”,改试策论。梁启超抨击科举制是毒害腐蚀中国的“大蠹”,八股取士是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严复则明确指出,八股取士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危害,“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遂贫弱”。

 

  社会各界对科举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严厉批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一时间,“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zǐ,说人坏话)曰‘八股无用’”。1901年8月,清廷诏令废止八股取士。1901年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全面推行,在军事、教育、法律、官制、工商、农林,乃至宪政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新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几乎成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呼声。与此同时,各种新式小学、中学、师范、实业、军事,乃至大学、留学生教育等,发展迅猛,旧式的科举教育已经萎缩、退化。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合上奏,请求废除科举,推行现代教育制度,大力培植新型人才。清廷准奏,决定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靠科举谋前程的传统士人不得不进学堂、入军营,有钱者出国留学,穷苦者则流落城乡,以寻求新的出路。这虽然引发了不少士人的不满和社会动荡,但有力地推进了新学堂和留学教育的迅猛发展,迎来了划时代的教育大变革,为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奠定了根基。可以说,没有科举制的废除,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教育。

 

  废除科举,意义重大,但选官选才的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清末由于缺乏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机制和政治家的决断能力,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辩驳,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忙废除科举,所带来的后遗症极其明显。

 

  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设计了一个“考试权”,旨在实现选官的公正和吸纳精英分子。但由于和“行政权”的矛盾和缺少可操作性,变为一纸空文。其中的节点在于,找不出一个既公开、公正、平等竞争,又评判合理,操作简便易行,真正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优越的用人制度,来代替科举选官。

 

  民国时期,由于失去了科举选官的基本标尺,官吏的选拔五花八门,乱象丛生,有举荐的有凭学历的也有考试的,更多的则靠美其名曰“举贤”的长官意志,拉帮结派,甚至金钱贿赂、拉关系、走门子。考察民国时期的选官制度,随意性非常大。选官之腐败操作之黑暗,更令人发指。

 

  历史地看,废除科举,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对比较公平有效的选拔官吏则是有害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留科举制的选官职能,并结合社会的演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考试为核心的选官用人制度;废除科举制的教育功能,剔除固有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支持新型学校的建立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作者简介:

 

  李喜所,1946年生,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天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等。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告别帝制》、《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留学通史》、《梁启超传》等16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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