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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的“大一统”观
衣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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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最初见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所言“王正月”的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以正月为一年之开端,周文王向天下发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皆一统于文王,政教归于一。“大一统”的意思就是“以一统为大”,也就是《礼记•坊记》中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一统”思想中本包含着“华夷之辨”,也就是居于中原的华夏人即汉人所建政权及其文化是正统的、先进的,而聚集于边疆地区的夷狄即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及其文化是落后的。因此,华与夷要严格区分,即所谓“夷夏之防”。

清廷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破除传统的“大一统”旧观念,注入其新的思想观念。入关前,皇太极曾说,各个民族“譬诸五味,止用酪则过酸,止用盐则过咸,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斯为美耳”(《清太宗实录》)。意思是政权建设应讲求民族多样性,只有“调和”各民族的利益,融合各民族的长处,才会形成“美味”。

入关后,顺治帝面临统一全国的政治形势,对于民族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称:“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在一次殿试中,顺治帝出了这样一道题目:“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这充分反映了顺治帝“人心一方能天下一”的治国理念。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与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实现对该部的真正统一。之后,康熙帝自信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不久,有人奏请修复损毁的长城,康熙帝特颁谕旨,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帝追求构建“众志成城”的人心长城,反映出他在治国理念上的博大胸襟。

雍正帝在继承前人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大一统”观。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谋反案。湖南秀才曾静,在阅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的文章后,为其激烈的民族情绪所感染,遣其徒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次年,又发生了陆生楠诽谤朝政案。被充军新疆的广西举人陆生楠在流放期间,作《通鉴论》十七篇,包含一些针对时政的内容,被以“诽议时政”的罪名斩于军前。

在这两起案件中,曾静、陆生楠等分别提出了夷夏之防、废郡县、行封建等内容,对清政权的稳定造成威胁。为此,雍正帝频频颁布谕旨对其观点进行驳斥,还将曾静案的相关谕旨及供词刊刻成书颁行天下,命名为《大义觉迷录》。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批驳,雍正帝提出了新的“大一统”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德者统天下

吕留良著述中有这样的言论:“德祐以后,天地大变,异古未经,于今复见。”这里所说的“天地大变”,是指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临安城,俘获宋恭帝而言。他的弟子们也说:“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认为清入主北京与“德祐之变”的性质是一样的,对清朝的正统性提出质疑。对此,雍正帝认为,有德者统天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清朝取代明朝实现了国家一统,是有德的反映,因而其统治是符合天理的。

2.各民族为一家

吕留良提出“德祐之变”,体现的是“华夷之辨”,也就是视满洲为夷狄,取得政权为非法。这种思想是将地域作为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满洲兴起于东北边疆,便属于落后的民族;清朝统一中国,也就成了“夷狄变华夏”。雍正帝从三方面予以反驳:一是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也就是说满洲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犹如籍贯,而不是民族、文化优劣的标识。他还举例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二是认为“夷狄”指的是未与中原地区发生密切联系或未被统一地区的民族,且属于历史概念。如三代以上的苗、荆、楚等,即今湖南、湖北等地,在今天当然不能再称其为“夷狄”。三是认为华夷之说多盛行于国家分裂时期。如晋宋六朝时期,不同政权间彼此诋毁,以致北人称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而在当前“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局面下,又怎么能妄分中外呢!

雍正帝的上述思想,在《大义觉迷录》中占有重要篇幅,反映了雍正帝的“大一统”观念。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清朝的建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边疆的统一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3.坚决推行郡县制

陆生楠在《通鉴论》中表达了赞同封建、反对郡县制的观点,称“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陆生楠所说的封建模式,是指周代的天子分封制,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郡县制自秦统一后开始推行,它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其优越性远胜分封制。陆生楠在雍正时期倡导封建论,反对郡县制,显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相悖的。对此,雍正帝认为,封建也好,郡县也好,只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便是好的。“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清世宗实录》)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那么,为什么“大一统”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呢?雍正帝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人心思定,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孟的话道出了中国大一统历史潮流的先声。秦统一六国后,设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雍正帝坚持郡县制,就是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也就是坚持国家的统一。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又是灵活的。比如,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在西藏地区设立驻藏大臣等。

4.“中外一家”之“大一统”

与传统的“大一统”观相比,雍正帝的“大一统”观视野更加宽广。他提出有德者得天下,中原与边疆民族为一家,认为中原地区的统一自秦推行郡县制开始,塞外蒙古地区的统一自元朝开始,而实现天下一统、中外一家的“大一统”则是清朝完成的。正所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如上所述,“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它包含“华夷之辨”的消极内容,有明显的局限性。清统一全国后,倡导天下一家,为“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曾静案和陆生楠案发生后,雍正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一统”思想,这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雍正帝及其后继者较好地处理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推进满汉及各民族的融合,稳固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作者简介

衣长春,1974年生,黑龙江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古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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