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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镜鉴        

目 录

政治
清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邹逸麟]

清代积案之弊[李文海]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李文海]

清代京官升迁中的循资与特例[刘凤云]

乾隆帝惩贪屡禁不止的原因[刘凤云]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倪玉平]

紫禁城之变[李尚英]

嘉庆朝花杰弹劾戴衢亨案[朱诚如]

清朝最大的银库案[倪玉平]

清季《钦定宪法》起草始末[王晓秋]

清代法律中的“犯罪存留养亲”[林乾]

经济
清代中国生态环境演变主要趋向及特点[朱士光]

乾隆初期“禁酒令”的讨论与颁行[陈兆肆]

从乾隆帝误读人口数看人口统计制度清前期[侯杨方]

“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早期的贸易[李国荣]

晚清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郑起东]

清末企业垄断与中国商战的失利[郑起东]

社会生活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刘宗志]

清代的粥厂[王林]

清末东北鼠疫及政府的应对[朱浒]

辛亥风潮与长江大水[朱浒]

清代的走西口[刘平]

思想文化
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林存阳]

东学西渐的先行者[史革新]

《清史稿》仅成一稿的教训[赵晨岭]

边疆民族
清代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赵云田]

清朝的驻藏大臣[赵云田]

清代的金瓶掣签制度[赵云田]

清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吕文利]

有清一代治理台湾的政策评议(上)[何瑜]

有清一代治理台湾的政策评议(下)[何瑜]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与问题[刘平]

“台湾民主国”的性质及其影响[唐博]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上)[厉声]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下)[厉声]

对外关系
康熙帝与法国科学传教团[李景屏]

赴天津投诉案[吴伯娅]

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晚清留美幼童[王晓秋]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王晓秋]

清末留日热潮[王晓秋]

“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杨东梁]

军事
清代边疆驿传与帝国安全[刘文鹏]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杨东梁]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的方针[史革新]

马江风云的反思[杨东梁]

人物
清朝惟一的汉族公主[吴伯娅]

“香妃”其人与“香妃墓”释疑[赵云田]

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在华活动[吴伯娅]

康乾两帝盛开“千叟宴”[李治亭]

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

林存阳

 

礼教或礼乐教化,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统摄社会、维系人心的一大法宝。至有清一代更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尤以乾隆朝为显著。

清初,由于时局的不稳、社会人心的隔膜、满汉文化间的冲突,尤其是以理学为政治文化导向的方兴未艾,对礼的诉求,一是不那么迫切,二是时机还不成熟。然而,将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所以,乾隆朝改元伊始,与康熙朝以理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抉择、雍正朝以吏治为核心的制度化建构不同,更着意于礼文化的张扬。本文以乾隆朝对礼的制度化建设为视点,通过梳理《钦定大清通礼》等的纂辑缘由、经过和成果,揭示其所蕴含的“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

《钦定大清通礼》:士民遵循的行为准则 

乾隆元年(1736)六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发布上谕,命开始纂辑礼书,《钦定大清通礼》馆正式启动。

乾隆帝颁发修礼书谕后,清廷即以礼部为核心,组织人员投入此项工作。承其事者,计有总裁、提调、纂修、收掌、誊录等职。人员虽不像三礼(指自乾隆元年开馆,至乾隆十三年最后成书的《三礼义疏》。包括方苞领纂的《周官义疏》、周学健领纂的《仪礼义疏》、李绂领纂的《礼记义疏》,为清兴以来《三礼》学集大成之作)馆队伍壮大,亦不如三礼馆中名儒众多,但其职司所在,且有《大清会典》及前代礼书可资借鉴,操作还是较为便利的。

《钦定大清通礼》一秉乾隆帝“法古准今”之意,依《周礼》吉、嘉、军、宾、凶的顺序(吉礼,尊天祖也;嘉礼,本人道也;军礼,征伐大权也;宾礼,柔远人也;凶礼,以厚于终也),进行排纂。于每篇之首,弁以数言,括其大旨,并在目录依次罗列诸仪之名,以便翻阅。其式则仿唐《开元礼纂》。这些编纂取向,比较符合乾隆帝所期许的本意,即:“是编也,约而赅,详而不缛,圭臬群经,羽翼《会典》,使家诵而户习之,于以达之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御制大清通礼序》,《钦定大清通礼》卷首)

经过20余年的经营,《钦定大清通礼》五十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最后编竣,并付刊行。其间,乾隆帝还曾因此书进呈屡有错误,下旨申饬相关官员,可见乾隆帝对纂辑礼书的重视。《钦定大清通礼》编成,乾隆帝亲为此书撰序,对纂辑礼书的意义加以阐发,体现出他注目于礼,意在使其化为人们的内在自觉,以成理想之治。

然而,《钦定大清通礼》刊刻之后,由于板藏内府,流行不广,故直省士民鲜得观览。这一状况,与纂辑初衷是有很大差距的,与乾隆朝中后期政治关注点的转移(如文字狱的兴起、致力于武功、白莲教的起事等)有密切联系。直到嘉庆朝末期,《钦定大清通礼》才再度受到关注。道光帝继位之后,继续嘉庆帝未竟之业,分门别类,再加增辑,于道光四年(1824)八月,汇为五十四卷,刊刻颁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皇朝礼器图式》:国家典礼器物的标准化 

礼图之作,由来已久。乾隆帝既以更新政治、以礼为治为取向,故于钦定《三礼义疏》、《大清通礼》撰成之后,又着意于事关国家典礼、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礼器图式的厘定,即藉器以求其精义,由此而塑造一种凸显国家典礼的文化模式。乾隆二十四年敕撰《皇朝礼器图式》,更彰显出清廷对国家典礼制度化建设的关注。

《皇朝礼器图式》始修于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63)校刊,共分六门十八卷,计祭器二卷,仪器一卷,冠服四卷,乐器三卷,卤簿三卷,武备五卷。主事者中,允禄曾任三礼馆监理,汪由敦曾任三礼馆副总裁,此时再主持《皇朝礼器图式》馆事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纂辑经验。而蒋溥、何国宗、观保等人,或工诗善画,或长于测绘,或职司武备,他们总裁馆事,亦属本色当行。

《皇朝礼器图式》于乾隆二十八年校刊之后,乾隆帝又组织人员对此书加以校补,至三十一年(1766)完成。福隆安等所谓“治定功成之会,弥著中和;礼明乐备之辰,式彰美善”,即体现出校补的用意所在。但是,乾隆帝强调衣冠沿袭满洲旧俗,则反映出其狭隘的民族心理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满汉文化虽整体上趋于融合,但其间的隔阂,历经百余年仍难以消除。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凸显和规范满人礼仪 

如果说《钦定大清通礼》意在为汉人民众制定行为规范的话,那么《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则是在彰显满洲习俗导向下对满人礼仪的一种规范。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当《钦定三礼义疏》已经完稿、《钦定大清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纂辑之际,乾隆帝于初九日颁布上谕指出满人祭神祭天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状况,事关满人的民族个性,更关乎满洲内部的一致性,以及满洲礼俗在满汉文化体系中的正当性与主体性。乾隆帝认为:“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久讹漏滋甚。”此即《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纂之缘起。

承其事者,有允祹、允禄、弘昼等亲王;还有傅恒、阿岱等一时阁部重臣,足见其对纂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重视。

诸王大臣对于祭神祭天的奏议、故事、行礼仪注、祝辞赞辞、器用数目、图式等,详悉胪(lú,罗列)载,每一卷成,即缮本呈进,而乾隆帝“复亲加核改”,遂成书六卷。经过此番经营,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存在的“礼节相沿,未有载籍;而所用祝辞,口耳相传,或字音渐淆,转异其本”(纪昀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案语》,《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等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规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编纂,在凸显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遗风的同时,亦蕴含着整合满汉文化的意向。

除以上诸书之外,乾隆朝所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通典》,于礼制沿革和建设,亦皆有阐述,以彰显“诸治神人而和邦国,定损益而酌古今,宏纲巨目,皆前代未有之隆仪,为百王之巨范”的政治文化取向。若再结合《大清会典》、《事例》及《礼部则例》有关礼的制度化建设和规范,可以看出,乾隆帝对礼的关注和逐步整合,是颇有系统性的。诚如时人所言:“钦惟我朝圣圣相承,重熙累洽,规模隆盛,载在册府,垂法万世。有《大清会典》、《则例》以详其制度,有《皇朝礼器图式》以著其形模,悉经睿裁,订定损益,折衷至为赅备。至于仪文秩序,条理灿然,则《大清通礼》一书,准彝章而垂定式,并非前代礼书所能及其万一焉。”(《清朝通典》卷41《礼·吉一》第223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这也正彰显出乾隆朝政治文化之新取向。

总之,乾隆帝既然以寻求“内圣外王”为致力方向,故其具体操作,一是注目于《三礼》意蕴的抉发,即藉纂修《三礼义疏》对此一意向的学术、理论论证;而为了将这个意向切实落实,乾隆帝又采取了其他更具操作性的政治举措,即纂辑《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如此,乾隆帝对礼的关注和讲求,既有了思想的依据,又有了制度的可操作性。思想和制度的结合,遂使清廷的政治文化抉择,明显地体现出“以礼为治”的特征。

当然,乾隆帝“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乃就其大体主导意向而言。事实上,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礼之和谐性和规范性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至于对作奸犯科等违反、危害社会行为的制裁,还需律法来加以惩治。《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则例等的不断纂修、增补,即是针对此一情形而设的。尽管律例在实践层面比礼的适用性更强,但在统治者的观念中,律例始终处于“弼教”的从属地位。这一理念,体现出清廷对礼与法之以礼为主、兼资其用的取舍旨趣。而需指出的是,尽管乾隆朝在礼制建设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但限于时势,其在现实运作中的实施程度和效果则与其设想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一历史现象无疑为后世寻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镜鉴。 

作者简介 

林存阳,1970年生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政治文化史,尤以清代《三礼》学为主攻方向。参加、主持多个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