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是中英首次政府间的正式接触。马戛尔尼此行是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谋求扩大中英贸易，建立外交关系，但却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作为中英两国早期影响最大的一次交往，马戛尔尼出使为什么会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礼仪之争

觐见礼仪一直是西方使者面见清朝皇帝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马戛尔尼此次使华，也对礼仪之事有所了解，还收集了一些相关情报作为参考。此前的任职经验（他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全权特使、加勒比群岛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让马戛尔尼对觐见礼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见解，但一直没有渠道和机会加以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则在汇报中一直称马戛尔尼为“贡使”，夸赞使团成员很是“恭顺”、识礼。最终，在使团提交一封关于觐见礼仪的信件之后，“礼仪之争”爆发。马戛尔尼建议两国君主享有同等待遇，由双方级别相同的官员分别向对方君主（或其画像）行礼。乾隆帝很不高兴，认为这是“无知”的要求，英使妄自尊大，应予制裁。

由此，中英双方围绕礼仪问题展开了多轮较量：首先，中方主持接待的大臣和珅假称自己腿部受伤，试图迫使英国使节先去拜访他，以获得礼遇上的优势；马戛尔尼则以旅途疲劳、身体不适为由推脱，派其副手斯当东出面。随后，斯当东出席了和珅主持的接见和晚宴，但并未在觐见礼仪方面做出任何妥协。此后，中方又降低使团的伙食标准，以图惩戒英方逼其让步，但马戛尔尼仍然没有妥协。

就在“礼仪之争”陷入胶着之际，中方鉴于乾隆帝寿辰临近，英使又属首次来华，最终同意马戛尔尼如期觐见。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使团在避暑山庄以“适当的礼仪”完成了觐见，不过双方对行礼的记载完全不同：中方记载马戛尔尼当日行了叩头礼；英国方面则认为特使只是单腿下跪。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作为一项外交活动，关键并不在于马戛尔尼行了什么礼，而在于他终于完成了觐见，中英之间实现了官方的直接接触。而且从中英各自的记载来看，觐见的气氛在双方看来都是友好的。这意味着，“礼仪之争”虽然造成一些波折和不快，但并不是马戛尔尼出使失败的直接原因。

二、“表文”挑战朝贡制度

由于礼仪障碍，马戛尔尼来华的真正使命一直没有机会提及或被中方关注。直到觐见时，乾隆帝看到了马戛尔尼所呈递的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即“英吉利国表文”，使团的目的才终于揭晓。正是这份“表文”，使乾隆帝对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产生了怀疑甚至愤怒，并由此决定了此后对使团的一系列安排：回避关于中英贸易的所有实质性交涉；尽快遣送使团出境；沿途加倍防范等。

乔治三世“表文”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求中国皇帝同意英国向中国派驻大使。他说：“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的罚他们，有委曲亦可护他们”，“我所派的热沃尔日·吗哩格德呢·公哩萨诺吧咙（即马戛尔尼）就是此次派的正贡使，到大皇帝驾前办事”，“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为求得乾隆帝的同意，英王还表示：“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些事，做些精巧技艺，只管委他。”（《乾隆朝上谕档》）派驻大使在今天的国际外交中，是很普通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却与中国的朝贡制度发生了严重冲突。

清朝取代明朝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朝贡制度一如既往地成为其对外交往的主要模式。皇帝是天子，天下之共主，代表“天”统御四方藩属，并且根据藩属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安排其朝贡的周期，即“贡期”。朝贡结束后，贡使即当按期回国，同时带回天子的恩赏和天朝的教化。通过这一过程的反复实践，皇帝主导下的天下秩序得以建立和不断强化。

朝贡制度与近代西方国际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首先，在中国与各藩属国的关系上，中国是君长，是规则的制定者，可以向藩属国发号施令，藩属国无权讨价还价。其次，各藩属国的地位也不平等。其中，藩属国的贡期就表明了其与中国的亲疏程度，贡期越短越密切。

在清廷看来，英王的要求是对中国主导地位的严重挑战。“贡使”驻京不还，就无法带回天子的恩赏和天朝的教化，也不能显示藩属国同天朝的关系程度。不仅如此，由于肩负扩大双方贸易的使命，马戛尔尼还一再表示要同中方进行谈判，这无疑是对中国宗主权更进一步的挑战。在朝贡制度体系里，从来只有中国发号施令，藩属国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

因此，乾隆帝在赐马戛尔尼的敕书中明确拒绝了英方的请求：“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行。”（《乾隆朝上谕档》）

乾隆帝说得很明白：一旦同意英国的请求，就会有更多的国家效仿，那么，“天朝体制”不就废弃了吗？而他之所以要求尽快遣送使团出境，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防止使团滞留京城，逐渐造成突破朝贡体制的既成事实。

三、出使失败背后的历史必然

英国方面的请求，现已成为国际外交惯例。乾隆帝当时的决策，或许让后人感到遗憾，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能徘徊在鸦片战争等民族伤痛的情绪之中，而应该努力揭示隐藏在表象下的历史规律。

如果清廷答应英国的请求，就需要对中国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其实质是对既有的朝贡制度进行变革。扩大双方贸易，中国虽然能够得到更多英国商品，但英国当时仍处在工业革命初期，商品优势尚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会失去既有的朝贡体制主导权，英国将成为与中国享有同等（或近似同等）地位的规则制定者。总之，乾隆帝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他所理解范围之内的国家利益和尊严。

在马戛尔尼来华所进行的外交交涉中，涉及到朝贡制度这项清廷的核心利益。这个核心利益，不可能因为一个携带礼物的使团而让渡，因此，马戛尔尼的失败就成为必然。此后，清廷与其他国家间的秩序依然如故，只是从这时起，秩序下隐藏的危机开始渐渐浮上水面。近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迫使清廷与其他国家的秩序开始按照西方的意愿改变。

作者简介

王金山，1985年生，山东胶州人。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近现代史，著有《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详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