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吴梅村作有《偶得》一诗：

    家居柳市匿亡逃，轻侠为生旧鼓刀。

    一自赤车收赵李，探丸无复五陵豪。

这首诗中使用了大量典故，如柳市、轻侠、鼓刀、赤车、赵李、探丸、五陵豪等，几乎每个词汇都有特定含意，不知出处者很难索解。乾嘉时期学者赵翼指出，此诗所咏，其实“乃顺治九年（1652），世祖拿获京师大猾李应试、潘文学二人正法之事”（《瓯北诗话》）。这是清初一起震动“天颜”的“黑社会”性质大案。

利用《清实录》等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复原这起惊天大案的前因后果。本案主犯李应试、潘文学二人虽未有一官半职，但在京城却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在明末即因重案被抓入大牢，后来“漏网出柙（xiá，囚笼）”，名声渐起。明清易代后，李应试“豢养强盗，勾聚奸枭”，将社会强梁人物招聚旗下，渐成元凶巨盗，凡事都不必亲自出面，“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潘文学是马贩子，他“潜通贼线，挑聚膘健马骡，接济远近盗贼”，以其职业优势为非法之人提供交通便利，“群盗得骑，如虎生翼”。李、潘二人勾结后，所聚之人愈多，遂至“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清世祖实录》）。

这个犯罪团伙的巨大势力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是对某一区域或某一行当进行控制，攫取巨额收益，积累大量财富。李应试利用自己结纳强梁的“声望”，通过“交结官司，役使衙蠹”，大肆向手下喽罗以及商铺收取“保护费”，以致“远近盗贼，竞输重赀；南城铺行，尽纳常例”。更严重的是，李应试还盯上了崇文门的朝廷正税。清人查嗣瑮（lì）曾赋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可见崇文门税关的重要地位。李应试设法插手，于“崇文门一应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钱”，聚敛了大量钱财。至于潘文学，则垄断了其所在马市的生意，良种好马几乎都收归麾下。“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或用于交结权贵要人，或用于接济手下，通过垄断，所得不菲。

其次，是以向官府渗透的方式编织保护网。李应试以其非法所得巨资，“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向各级办事人员大肆行贿，同时竭力交结要员。潘文学则向新入关的满洲权贵提供良马美畜。两人打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关系，势倾一时。而汉官文人多认为通过李、潘可以接近满族权贵，于是竞相“交关请托”。李、潘二人借此搭裆穿梭，很快与许多满汉文武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案发后，从李应试家中抄出“缙绅名札甚多”（谈迁《北游录》），可见当日李、潘二人的座上宾客之繁，据说连内阁大学士都与之往来，还有诸王贝勒等满洲权贵涉足其中。其中卷入最深的是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兵科都给事中是正五品官员，虽然品秩不高，但作为皇帝的近侍职官，有“通天”之能。李运长身居要职，却攀附李应试，“往来亲密”，尊之为“叔”，并与其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他还将李天凤之子李蓁（zhēn）冒充是自己儿子，送入官学。

第三，上下交通，干扰政事。李、潘二人聚敛大量钱财，又与朝廷要员编织了良好的关系网，便进一步将触角插入政府行政体系之中。李应试在京城建造并租赁了大量房屋，“每间修饰整齐”，“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来有事于某部者，即延入某部房内”，其意在随时打听中枢六部事务，“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以获取巨额利益。李、潘二人“把持衙门，毒害小民”，甚至到了“言出祸随”、“暗操生杀”的程度，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威慑力，“廷臣畏惮，不敢举发”。李应试的侄子杀了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诉”。其他非法活动，亦是明目张胆，“道路侧目，莫敢谁何”。案发后公堂会审时，“诸臣畏不敢言”，尤其大学士宁完我、陈之遴等竟“默无一语”。主持审案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加以诘问，陈之遴则以“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傥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清世祖实录》）相推托。李应试竟令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畏惧忌惮到如此地步，可见其积威之重。

顺治九年底，皇帝风闻李应试等不法之事，令严加审讯。济尔哈朗查明李应试、潘文学一伙情况后，上奏请求严惩。顺治帝闻奏，大为震惊，当即决定“将李应试、潘文学并伊子侄，俱行枭斩”，其他高思敬等八名“蠹恶”（即被李、潘拉拢腐蚀的办事人员），亦“一并正法”。李运长事发后既不举首，又将李天凤之子藏匿，“希图幸免”。顺治帝亦以“法不可宥”，将李运长及李蓁诛杀。

对于这起在京城影响广泛的“黑社会”性质大案，顺治帝采取了只惩首恶的谨慎作法，即使案中被杀的最高级官员李运长，亦只及本人，不予株连，并“全给家产，以示法外之恩”。其他与李、潘有往来的汉族大臣，以及收受良马美畜的满洲权贵等，亦均“不问”（谈迁《北游录》）。顺治帝又令刑部公示京城，表明除首恶外，李、潘之“兄弟子孙亲戚皆免拿问，令改恶迁善，务为良民”（《清世祖实录》）。

但在朝廷内部，顺治帝却以此为契机，反复下谕强调官员要忠于职守。顺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谕令刑部从宽处理涉案人员的同时，强调“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衙门应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纵，以取罪戾（lì，恶）”，并警告“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次日，顺治帝又特意将“职居言路”的都察院六科十四道众多官员齐集朝堂，对他们在李、潘一案中的失职行为进行斥责，痛斥其“果属不知，已为溺职，若恶迹既著，惮于举发，养奸长恶之罪，尔等何辞？！”告诫言官当以此为诫，“各宜省惕，以尽职守”。

此后，顺治帝对此案仍念念不忘，多次与大臣谈到李、潘横行京城的教训。顺治十年正月十四日，他在内翰林院查看案卷，就李应试一案询问大学士陈之遴、陈名夏，称“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惮，不敢举发，其故何也？”并指责陈之遴“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耶？”正月三十日，顺治帝又询问陈名夏，李三不过“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认为“李三虽恶，一御史足以治之”，并说“都城五方杂处，如李三者尚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矣。李三与各衙门胥役结纳最广，故使人皆惮之。其要莫如拔本塞源、令人皆凛凛不敢效尤”。或许是为了解除臣下的疑虑，顺治帝又作了解释，称他“之所以屡言者，欲诸臣改心易虑，有所见闻即行陈奏耳”。二月十五日，陈之遴“上疏认罪”，他终因李、潘一案遭到贬黜，被逐出内三院，“观其自新”（《清世祖实录》）。至此，这起震动“天颜”的“黑社会”性质大案，才真正告一段落。

作者简介

郑永华，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北京宗教史、清代史表编纂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