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书法造诣很深，一生摹写和颁赐臣下书法作品很多。在其个人爱好的背后，康熙帝的书法活动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统治艺术。

一

康熙帝从小喜好书法，但真正开始练习时已是二十多岁。康熙十年(1671)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只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而不赞成皇帝将精力分散在学习写字上。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召傅达礼至懋勤殿说：“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己。”遂提笔写了一行令其观看。傅达礼观后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康熙帝说：“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亦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康熙起居注》）

十六年二月，随着平定三藩的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道治术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要“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地呈上来，以便研修。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著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其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还令人传谕：“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经反复酝酿，最终选定张英、高士奇二人入值南书房，陪侍左右，修习书法。为方便自己不时宣召，还下令在皇城内拨给房屋居住。由于设立了讲论书法的机构和人员，康熙帝的书法水平提高很快。

二

二十一年(1682)以前，康熙帝基本处在描摹研习他人书贴的阶段，期间先后临摹了苏轼、赵孟頫、王羲之、董其昌、黄庭坚的书帖。其后，他的书法渐趋成熟。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书写不辍并频频颁赐亲书诗文、碑文、匾、榜、扇等给臣下或所经之地，这成为康熙帝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帝的书法作品，除岁时节庆和游览名胜时的应景之作外，大多数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义。

其一，鲜明地体现了崇儒重教的思想倾向。康熙帝对理学的尊崇在书法中有明显体现。例如，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赐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数日后，又书“存诚忠孝”大字赐张英。翌年十一月，沈荃将获赐御笔“存诚”大字刻石于詹事府署，并拓文进呈，康熙帝传谕曰：“二字刻来甚好，若有求者，尔可酌量拓与之。”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事师表”“万世师表”匾额，命大学士明珠、王熙等宣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二十八年正月第二次南巡途中，康熙帝将装潢成册的孔子、孟子及周公庙碑文御书墨本分赐衍圣公孔毓圻、博士孟贞仁、东野沛然（周公后裔）等。四十四年三月第五次南巡途中，康熙帝赐江南青浦孔宅匾额，并下谕旨：“朕念孔子乃万世之师，既有遗迹，亟宜表彰，因于万几之暇，亲书‘圣迹遗徽’匾额，以示尊崇先师之意。”又书“理明太极”匾额令悬周敦颐祠堂，书“正谊明道”匾额令悬董仲舒祠堂，书“经术造士”匾额令悬胡安国书院。十一月，从福建学政沈涵之请，书“程氏正宗”匾额令悬杨时祠，等等。（《清圣祖实录》）

其二，大力表彰忠臣廉吏。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奖掖廉吏是康熙帝的一贯做法。据载，他亲为忠贞不屈被“三藩”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为福州范承谟祠书“忠贞炳日”匾额。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帝于南巡途中命随员为在湖广兵变中“尽节捐躯”的叶映榴议谥号，亲写谥词“忠节”赐予映榴之子叶旉（fū）。三十八年三月，康熙帝赐故温处道陈丹赤之子陈一夔（kuí）“名垂青史”匾额，并谕曰：“尔父为国殉难，朕至今悯之。赐此，特表尔父之忠。”    

通过书法褒扬清官廉吏的事例也很多。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赐江宁知府于成龙（时称“小于成龙”，与下文中两江总督于成龙并非同一人）亲书手卷一轴，并传谕：“朕于京师，即闻尔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今临幸此地咨访，与前所闻无异，是用赐尔朕亲书手卷一轴。朕所书字非尔等职官应得者，特因嘉尔清操，以示旌扬。”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帝为己故廉吏——原两江总督于成龙亲书御制碑文，并令随行大学士、学士等观看。学士常书等奏曰：“于成龙居官清慎，始终一节。今蒙皇上特恩，虽死犹生。伏望以御书镌石，颁给诸臣，使凡为臣者，时时仰睹宸翰，勉思效法，以副皇上鼓励臣工至意。”四十四年四月，康熙帝书“两江遗爱”匾额，令悬原任两江总督傅拉塔祠堂，并谕曰：“傅拉塔居官甚好，其参劾之人虽多，总无怨者。大有气节，实心效力。朕因是特书匾额赐之。”

其三，密切“上下周浃（jiā，融洽）”的君臣之谊。康熙帝认为“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君臣应当“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早在摹写书帖阶段，他便从近臣对自己所书只字片语的珍视情形中觉察到书法在沟通君臣关系方面的独到作用，这是他日后不断赐予大臣亲书匾榜、字幅、卷轴，并使此事渐渐成为其政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如二十一年八月，大学士杜立德、冯溥先后告老还乡，康熙帝亲书御制诗、唐诗卷轴赐之，以昭“优礼眷顾之意”。四十四年二月，康熙帝南巡至苏州，赐致仕在籍大学士张英御书“谦益堂”、“葆静”两匾额以及对联、手卷各一幅。次年七月，赐福建提督蓝理之母匾额，蓝理感激不尽，在陛辞时动情地说：“今又准臣所请，赐臣母‘昼锦萱荣’四大字匾额，臣虽粉骨碎身，何能仰报?”

康熙帝还曾将日常积累的大批书法作品拿出颁赐群臣。如四十一年五月，康熙帝传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余员至保和殿，分别颁赐了御书字幅。

其四，体现对海外属国的怀柔思想。二十一年八月，清廷派翰林院检讨汪楫等前往琉球封赏该国国王。康熙帝一面叮嘱使臣“务持大体，待以宽和，以副朕怀柔远人之意”，一面挥毫书写“中山世土”四大字令其颁赐琉球国王，以广播文教于属国。大臣牛钮等上奏评说：“海外属国，得瞻宸翰，咸知皇上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遐荒万里，如对天颜咫尺，慑威怀德，服教畏神。”次年四月，内阁侍读明图等前去安南封赏，康熙帝颁赐国王黎惟禛“忠孝守邦”四大字，日讲官们敬观御笔后奏言：“以此颁赐安南，使遐荒万里，仰瞻天藻，具见圣朝文德怀柔至意。”大臣之语虽有言过其实之嫌，却大体说出了康熙帝的赐书意图。

三

康熙帝的书法活动绝非一般文人间的相互酬答唱和，而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成为其密切君臣关系、贯彻政治意图和统治思想的重要手段。

康熙帝的书法活动与其开“博学鸿儒科”以及“六下江南”一样，成功地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康熙帝亲政尤其是经历三藩之乱后，深刻地认识到除了大力推行崇儒重教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努力使自己掌握直至精通汉族的文化，从而接续汉人的道统与治统，在根本上解决满汉矛盾问题。于是，他决意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为此采取的最重要举措便是致力于研修文学和书法。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对文人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书法是文人的专长，精湛的书法艺术为每个文人所向往，科举考试的入门要求就是“楷法是否圆润”。一个人字写得好坏，是其思想深度和格调高低的重要参考。康熙帝发现，自己日益长进的书法技艺使群臣尤其是汉族文臣钦佩不己，而颁赐书法作品又能使他们感恩戴德，于是，书法作品便成为赏赐文臣的重要物品。康熙帝与汉族臣僚也在频繁的赏赐中建立起融洽和悦的君臣关系。依靠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康熙帝与汉族士人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和沟通情感的桥梁，他很快赢得了汉族士人的普遍认可。

康熙帝曾说自己“政事稍暇，颇好书射”。大量史料表明，他的书法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改善满汉关系开展的，而射猎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维护满蒙关系和永葆本民族尚武精神举行的。这就是为何在南巡、西巡时，他走一路写一路，到处题词，广赐匾额，而北巡或木兰秋狝时则不断召见蒙古王公，一路走来射猎不止。“书”与“射”是他文治武功的典型表征，而对“书”的巧妙运用恰恰体现了他高超的统治艺术。